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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人类经济思想获得长足发展的一个世纪。凯恩斯主义革命促进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经济学的数学化促进了微观经济的精致化。当今的经济学界学派众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经济学挟自身迅猛发展之威，广泛深入社会、政治分析诸领域，“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令人瞩目。
伴随世纪之交的来临，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即将跨入一个新的纪元，社会经济生活正在而且还将发生重大变化，世界之交的经济学，因此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一、方法论的危机与方法论的革命
现有的主流经济学建立在上个世纪边际革命基础之上的。这次革命带来了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化。建立在数学化基础上的经济学，力图揭示经济世界的确定性规律。这种运用数学方法揭示经济世界确定性规律的深层理论，是简单性，即认为经济生活同自然界一样，现象是无穷复杂的，而其本质却是十分简单的。当经济学家运用某种数学方程式表述自己的理论时，他们何尚不为自己揭示了经济生活的简单性从而确定性而沾沾自喜呢？然而，1987年10月西方股市暴跌，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奇异性则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简单性与确定性理论。
在自然科学界，科学研究开始转向复杂性。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老三论”以及耗散论，协同学和突变论等“新三论”就是这方面的方法论成果。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不仅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方法论革命，而且是社会科学界方法论的革命。它标志着人类的科学认识开始全面迈向“第二级近似”的时代。这是人类认识由古代的童年时期，经过近代“第一级近似”的少年时代，开始走向成年时代的一个里程牌。
同样，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对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一切科学家，都提出了转变思维方式的要求。有趣的是，经济学家注意到复杂性研究的重要性，一开始是在物理学家的建议下开始的。80年代起，一些经济学家如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理查·戴等开始引入简单混沌模型替代线性随机方程来讨论经济学的纯理论模型问题，传统的数量经济学方法总是把非线性问题用线性化的方法处理，因而假设非线性系统仍然处于稳定的或优化的轨道上运动。引入非线性动力学的方法之后，运动的图象就根本不同了。参数的变化一旦越过线性稳定区，就可能发生分叉现象，产生多周期或非周期的复杂运动。……如果实验经济学开辟了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实验道路，则非线性动力学的实验方法也开辟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可能检验。只有这种宏观实验，本质上是一种依据于观察数据的计算机实验。
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们也有意识地听取物理学家的意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曾主持一个由10个杰出经济学家和10个世界上知名的物理学家与生物学家参加的讨论会，研究理性预期问题。物理学家们对经济学家们为了追求理论的完善性而放弃对现实经济生活复杂性的研究感到震惊。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中的人不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行为也不是可以充分预测的。
但是，真正促进复杂性经济学产生的是“黑色星期一”，这一趋势可能诱致经济学的又一场方法论的革命。1987年10月黑色星期一的股市剧跌没有摧毁美国的经济增长，却动摇了经济学界对古典经济学的信心。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及经典的高效市场理论，股票市场的波动系由不相关的外来扰动，如战争、谣言等偶然事件引起；然而黑色星期一前后，美国内外并无任何明显的替罪羊可找。股市下跌的巨大幅度及时间序列的高度相关性清楚地表明这是一种非线性效应，这促使人们怀疑股票市场运动机制本身的不稳定性。黑色星期一之后，美国的新闻媒介纷纷对非线性动力学、经济混沌理论和普里高津的非平衡态物理进行了报道。一些持反对或怀疑态度的权威经济学家也迅速改变姿态以支持对非线性经济学的研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西蒙和阿罗等人，经济学界掀起一股“混沌热”。有的经济学家预言，30年代的大萧条摧垮了古典经济学，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兴起扫清了道路；80年代的黑色星期一则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很可能为非线性经济学或复杂性经济学的革命拉开了序幕。
除了“混沌经济学”以外，复杂性经济学还包括模糊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等。在前者看来，经济学中，模糊集合论概念非常普遍，如大、中、小企业的概念，垄断与竞争市场结构的概念，都不是普遍集合论的精确概念，而是模糊集合论概念。模糊经济学力图应用模糊研究方法，特别是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即用模糊关系、模糊模型来建立模糊模型。后者则力图打破新古典经济学均衡分析传统，运用自组织原理，说明经济结构等如何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目前这个方向尚未成熟，尚未出现令人普通信服和接受的模型。
复杂性经济学是否能成为一场成功的、真正的革命，目前还很难说，须知，要经济学普遍接受复杂性、混沌概念，阻力很大。因为几百年来，理论经济学家都在努力证明市场经济的稳定性、确定性、优化选择的合理性。如果要承认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和经济行为的复杂性，便意味着要重新考虑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前提。
但是，随着“复杂性”这一新兴科学观的普及，经济生活的复杂性、混沌性、不确定性与模糊性终将进一步被人们所认识，复杂性经济学会被愈来愈多的人接受，经济学迟早要突破几百年以来简单性、确定性、精确性、机械性的传统，而发展成为一场方法论上的深刻革命。
二、视界的偏狭与视界的拓展
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经济学真诚地追求所谓普遍真理，它试图不偏不倚地解释人类经济生活，它试图揭示出具有普适性而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理论。这是经济学制度化、规范化的一部分。但是，尽管普适性乃是一个有价值的合理目标，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都处于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偏狭状态中，换句话说，宣称具有普适性的经济学实际上只代表少数人的观点。从何种意义上说经济学是偏狭的？
首先，现有经济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这一点毫不奇怪，整个19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当时的欧洲世界感到自己在文化上取得了凯旋式的胜利，从许多方面来看也的确如此。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欧洲都征服了世界，将优越的技术归因于优越的科学和优越的世界观，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而经济学最早在欧洲形成以数学语言这一普通性语言为载体的系统表达形式，又强化了经济学的这种欧洲中心主义。二战后一段时间，欧美各国凭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对其经济学大加传播，让人们将其经济学当作具有普通规范性的学科加以接受。另一方面，在大学讲坛上讲课和在研究所研究的经济学家们也同西方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一样，也有自己的使命。他们力图使他们创立的原理广为接受。因此，此时的西方经济学获得支配性地位。它以社会科学典范的姿态，凭借其经济上的优势和精神上的卓异来传播自己的观点。而且，西方经济学界的这一使命感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一大批非西方学者以接受西方经济学教育为荣，他们把接受这些观点和实践看成是加入经济学学术共同体的门径。就这样，以欧美为中心的经济学体系“俘虏”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欧洲中心主义日甚一日。
其次，现有经济学是静态主义的。自马歇尔提出连续原理以来，经济学固然重视经济学自身的动态演进，也建立了动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从总体上说，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现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与生活，是现实的经济生活。但是，现实的经济制度是如何产生的？非市场经济制度如何演变成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为人类提供的知识不多。以诺斯、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对第一个问题作出了部分解答，对于第二个问题，目前尚只有一部分人在从事这种努力，即所谓转轨经济学家们。
全面而完整的经济学，应该不仅能透彻地分析和解释现实经济制度与经济生活，更重要的是，应该分析和解释人类经济制度与经济生活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的历史逻辑联系。经济学上述静态主义倾向无疑也削弱了经济学在那些转轨经济国家的分析力、解释力与适用性。
第三，现有经济学是现实主义的。这一点与上述经济学的静态主义特征相联系，但这种纯粹现实主义倾向给经济学价值特别是人文价值的实现带来的损害更大。
如果说自中世纪结束以来，经济学走进了人类现世的、世俗的经济生活，开始关心人类命运，这是经济学人文精神复兴的标志，但当今世界，当经济学陷入对现世经济生活的解释与近期对策研究以后，对人类经济生活的规范性研究，即经济生活的伦理价值研究被忽略了，对未来人类的终极命运的思考与关心反而被冲淡了，这种状况又窒息了经济学的人文主义精神。过分将经济学看成实证科学，追求其硬的科学内核，反而冲淡了经济学的人文主义气质。在这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发生冲突、经济学的实证性质与规范性质发生冲突，此消彼长，经济学的分析价值与对策价值与对未来的揭示与警醒价值也显得难以兼得。
一些试图突破经济学这种纯现实主义视角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的结论有违当今社会普通流行的观念体系，与主流思想格格不入而被忽略。实际上，经济学史不乏这类对人类未来命运加以关心的经济学家。但是他们的理论却往往是不受时尚欢迎的。马尔萨斯的理论是这方面突出的例子。他实际上以不人道的、残酷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最人道的、最人本主义的问题，这就是，人类如果不采取一些哪怕是看似残酷的、不人道的手段控制人类自身的增长，人类未来发展就会面临困境。可惜的是，这一理论不仅在中国被大加讨伐，在西方国家也似乎并不总是受到欢迎。罗马俱乐部有关未来悲观的预测，也因为当时流行的“增长热”格格不入而受到指责，但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又残酷地摆在人类面前。主流经济学对此似乎视而不见。他们大多不关心这种未来的问题。这种状况，近期才有所改变。
第四，经济学是男权主义的。长期以来，男权主义统治经济学界，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家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更重要的是，作为当事人的男性经济学家似乎很少注意到女权主义作为一种运动、一种思想体系的存在。因此，在经济学家队伍构成、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内容以及结论上，充满了男权主义色彩。这突出表现在，由男性所支配的经济学界不自觉地以男性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来解释经济生活和政策。这一点有深刻的文化传统。在英语中，Man既表示男人，又可以表示包括男人和女人在内的整个人类。
经济学的男权主义或男性中心主义具体表现在：主流经济学的一些核心假说是男权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在建立模型时对典型事实的选择和对现实世界的抽象，都有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主流经济学较少关心男女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有利于男人而不利于女人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主流经济学忽视了女性的视野与观点，对经济问题的解释方式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例如，在家庭中，妇女提供的家务劳动被自然地认为是免费的，福利制度被自然地认为是好的，但实际上，这却是基于男性的视角。
主流经济学的上述男性中心主义也影响到科学的其他领域，这种特征在发展心理学、政治理论、自然科学和哲学中都可以看到。例如，在所有领域中，妇女都是一致地被当成母亲，从而天然是奉献的、无私的。
经济学的偏狭必然带来经济学的价值冲突。20世纪末期，欧洲中心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对现实经济生活的倚重与对人类未来命运的终极关怀、基于现有经济生活的纯粹经济理论与经济制度演变的逻辑以及男性理念与女性理念之间，都出现了尖锐的冲突。安东尼·吉圣斯说过，解决价值冲突的办法，无非是隔绝、退出、对话和武力。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人类的一切生活形式都已进入全球化时代，最可行的办法显然只有对话。
从主流经济学角度看，对话的形式在于经济学要拓展其研究视界。与上述四个方面的偏狭和价值冲突相适应，经济学研究视界的拓展估计会主要在下述四个方面展开。
首先，逐渐打破欧洲中心主义，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和未来，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问题的意义，已经远超出一个国家和地域的界限。全球经济的整合本身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问题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因此，可以预见，发展经济学将成为下个世纪人类经济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成为丰富人类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其次，逐渐打破静态主义传统，拓展动态经济分析领域。经济理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解释现实经济生活。而且表现在可以说明过去的经济生活，可以说明人类经济制度与经济生活的演变过程。为了增强经济理论的分析力、说明力与解释力，至关重要的是拓展动态经济分析。这包括拓展对迄今为止人类经济生活史的分析，拓展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轨的分析。可以预见，经济史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将日趋重要。而以研究经济转轨和过渡为对象的“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将成为下个世纪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三，突破经济学唯现实主义的视野，开展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增强经济学对人类命运赋予更深切的终极关怀的人文主义品质。
最后，打破现有男权主义经济学格局，在经济学发展中引入女权主义的视角。
女权主义对经济学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本性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中的男性化的假设。而且，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实际上对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类“理性”的假定的合理性程度提出了挑战。更重要的是，女权主义经济学扩大了经济学所关心的领域，包括家庭、犯罪、性别、分工等问题。如果把经济研究固守在现有的正规逻辑推理之中，无疑会限制经济学的发展。女权主义经济学的拓展，可以大大丰富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使经济学更有活力，更贴近现实，更加人文主义化。当然，同时，经济学也会因此更为复杂化，这也是经济学今后必须面临的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