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增长的GDP与增长中的隐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隐忧论文,GD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高速增长的GDP
中国经济自1978年起开始起飞，极大的缩短了与发达国家和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水平的差距，显示出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赶超发达国家的模式。虽然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不乏赶超别国的成功范例，但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创造的奇迹更加引人注目。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29年，这29年来，GDP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9.3％。近五年(2001～2005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5％，比世界平均水平(3.8％)高出5.7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1％)高出7.4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8％)高出3.7个百分点。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时期增长最快的国家。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4.3％,仅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增长已超过英、法两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根据2006年我国GDP增长107％这一继续攀高的数字，瑞士信贷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则表示，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三位已成定局。①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3～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13.8％，仅次于美国的29.8％，排名世界第二。②中国经济的增长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就会，更重要的是它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作出了新的积极贡献。因此，世界上把一个发展中大国能这样长期保持的高速经济增长，称为“中国奇迹”。
时下，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成为国际上十分关注的问题。饶有趣味的是，人们关注的着力点似乎并不在于29年来GDP平均增长率保持在近10％的历史记录，反而更加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否能够继续？能够持续多久？对此，各界人士看法不一，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分别从后发优势和其他综合因素，诸如巨大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成本、潜在的市场规模产生的内需、深化改革产生的制度变化和更加开发的国际环境等进行预测分析，认为我国不仅仍然存在着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增长的内生动力支持条件，而且支持经济潜在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很强，因此，中国应该也有可能再维持20～30年左右的快速经济增长。然而，有一些关注中国经济的美国学者们反应则要平和一些，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素在今后10年或更长一段时间里还将以较快速度得到增加。”③从主流观点来看，对中国经济今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的判断，回答基本是肯定的，仅仅只是在持续时间长短的判断上存在着差别而已。
二、GDP高速增长中的隐忧
古人曰：“思所以危则安矣”。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由此，在欣喜之余，我们更需要理性地考虑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而成的隐忧问题及应对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说，隐忧问题实质上是一种高速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如果不下决心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它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甚至会影响我们错过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当前，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凸显出来的隐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缺乏强劲推力。
如果说GDP总量反映的是国家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那么人均GDP反映的就是国民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29年来在我国GDP高速增长的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经济增长。据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GDP年均增长率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4.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8.4％；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7.5％。但到90年代中期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由此可见，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增长，且呈扩大趋势，进入21世纪这种趋势也明显存在。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978年以来45％的最低水平，比改革以来最高水平1985年的56％低了11个百分点。从国际上看，日本在20世纪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即《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1960～1970年，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都是同步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50％，国民收入增长率为340％。如果当时日本没有与国民生产总值同步增长的国民消费，就不可能有持续的高速经济发展。相比之下，由于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同步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发生巨大反差，国内自身的消费市场扩大缺乏强劲推力。由此可见，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无疑是我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果我们不采取切实措施来缩小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之间这种反差过大的差距，且长此以往,有可能会出现当前世界银行所高度关注的“增长性贫困”现象.它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必须认真解决的突出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和“矛盾凸显期”，地区和城乡之间发展与差距将更加突出，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市、轻农村和重工业、轻农业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两种教育体制、两种就业制度、两种财政税收体系等不平等的制度，导致了我国城乡之间的隔阂，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进而使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发展能力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据统计，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2.57:1扩大到2005年的3.22:l，且呈现出扩大趋势(详见图1)。
如果把城镇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收益情况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将进一步发现：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已进一步扩大到5:l或6:1。因此，能否缩小贫富差距，进而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将直接挑战我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我国GDP高速增长的可持续能力。
图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变动趋势
另一方面，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开始至今近7年的时间里，有60多个重点工程项目在国家的支持下开工建设，西部地区的投资增加明显,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由于这些重点项目主要是政府一家投资并未带动民间投资跟进；另一方面，这些重点项目的后续投资效应在西部地区发挥并不十分明显，④因此，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仍低于东部发达地区。东西部差距在进一步拉大。1980～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0％增加到59％，上升了9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相应下降；人均GDP相对差距，西部和东部由l:1.92扩大为l:2.59，中部和东部由l:1.53扩大为l:2.03，西部和中部由l:1.25扩大为l:1.27。许多东部沿海城市的生活水平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部和两部地区却相差甚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扩大，不但无法消化东部地区过剩的生产能力,而且更严重的是使区域经济关系紧张以及民族团结问题日益凸显，进而影响和阻碍我国国民经济协调、稳定的发展。
(三)消费、储蓄、投资之间的失衡状态难以解决,从而引发了其他结构问题。
消费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在改革开放早期,消费需求曾经是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在20世纪80年代，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平均超过60％。那时风起云涌、刮遍全国的“抢购风”曾经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兴奋剂”。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下降，这种下降的趋势一直保持到现在。2000～2004年间，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只有61％，59.1％，56.8％,53.2％和54.1％，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同比数字。⑤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只占40％左右。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0％的水平，也大大低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60％水平。由于消费不足,储蓄过高(储蓄率达到GDP的35％～45％)，⑥从而使供给方面推动了许多效益不高的投资，为引发以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火种”；同时也加重了我国经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长期的消费需求低迷，不仅直接导致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不足，而且造成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和商品积压，进而不得不依赖“扩张投资”和“增加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由此必然继续恶化“产能过剩”和导致国际贸易摩擦的增加。然而，扩大消费需求并非易事，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采取相互配套的许多综合措施。因为从引发我国消费需求低迷的主要原因来看，如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挤压效应”，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和住房、医疗、教育等产品或服务价格昂贵所导致的“消费谨慎”等因素，这些都不可能在短时期得到根治，所以消费需求不足仍将继续成为束缚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羁绊，并且消费需求启动越迟，力度越小，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稳定增长面临的困难越大，不确定性越大，对此必须引起高度警觉。
(四)经济增长的过度透支，使自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的现象没有缓解。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很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客观地讲，我国经济高增长是以一种比较“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经济增长与资源和环境承受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我国GDP总量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5％，但却消耗了全球8％的石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当前许多学者认为，有限的自然资源供给和石油、铁矿石、煤炭等生产资料价格的攀升将阻止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脚步。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和环境保护不力，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常常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由此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局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约占GDP总量的10％。以绿色GDP核算，2006年我国20万亿元GDP总量无疑还要进一步缩水。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一味追求增长对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提出了又好又快的发展思路，制定了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污染的指标。但是从实践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和企业并没有对此作出积极的响应，这与现行的官员考核制度，还没有把环境指标纳入衡量评判各级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有密切关系。根据我国国家环保总局最近公布的一份材料，虽然所有的省市都宣称完成了环保指标，然而在专家看来,有的省市实际上是依靠在统计资料上作假来完成种种指标的，有的地方甚至“谈绿变色”。环境与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发展观和执政理念问题。因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就是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节约发展成本。因此，只有真正使国民经济增长走上低代价发展之路，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五)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加深，多年来持续出现贸易顺差和大量外汇储备。
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加深，外贸依存度过度。2005年，我国仅货物进出口总额就占GDP的63.9％；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5.8%。值得特别重视的是，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结果却给人们一种新的启迪：“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现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⑦由此来看，时下，一国过高的经济对外依存度已不足以证明该国对外开放取得的经济绩效了。毋庸置疑，我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问题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长期持续的双顺差令人费解。高顺差使我国外汇储备迅猛增长，2006年底已攀升到10 663亿美元，挤下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值得思考的是，在巨额贸易顺差存在的同时，我国能从中取得的利益却少之又少。一个在美国售价为20元号称“中国制造”的芭比娃娃，中国只能获得其中的35美分！我国生产的童鞋供应沃尔玛，在美国的售价最低是14.99美元，最高是29.99美元，而我国的出厂价只有5美元，扣除各种成本，一双鞋只挣了20美分！客观地分析，这一方面表现了我国不仅没有从出口的收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而且也表明我国并没有有效的使用外汇资金。另一方面，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的大量外汇结余只能用来购买利息微薄的境外国债，并且实际持有的大部分为美国债券，同时则不得不将许多高收益的投资机会拱手让给外国投资者。这种做法正在逐渐形成没有国民福利改善的增长。虽然目前很难判断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究竟要有多大的外汇储备规模才是合理的，但是不断增长的巨额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已经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诸如引发了许多贸易摩擦、影响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剧了国内货币的流动性过剩、增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储备面临收益率低和资产缩水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
(六)“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低成本优势将逐步减弱，但就业压力仍然很大。
我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为2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我们现在必须正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民工荒”的出现已经昭示中国将逐渐结束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由此可能增加各类企业的劳动成本进而会形成对资本的“挤出效应”。二是由于我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导致我国新增劳动力的速度下降，进而使我国保持增加廉价劳动力的能力不足，逐步将失去其经济高速增长赖以维系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就业问题始终是直接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按照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解释，经济高增长往往带来高就业，所以高增长与高就业是并存的。但是我国的经济高增长并没有显著地改善就业，却出现了“高增长、低就业”的奥肯悖论现象。“十五”时期我国就业单性系数为0.114，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弹性0.3～0.4水平(据世行1995年度发展报告)。据估计，在未来的十几年内，除现有的失业人口,我国年平均增加劳动力将达到600万人。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呈越来越小的趋势。按最乐观的估计，即假设增长就业弹性为0.1，我国在2010年、2015年和2020年，都将有4000万以上的就业缺口。⑧如果出现大量的失业人群，不仅会有碍改善民生，而且将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中央政府必须要调整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把充分就业作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优先指标。在经济发展实践中，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健全创业服务体系，进一步积极引导、鼓励发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吸纳劳动力的带动作用，尤其要健全促进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保障体系。
三、结束语
最后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如果人们以高速增长中凸显的隐忧来指责高速增长的经济，那是没有道德良心的！但是盲目陶醉于高速增长的奇迹，而忽视高增长背后的隐忧问题，那就缺乏理性了。而认为只有降低增长速度才能解决隐忧问题，那就更是相当危险的！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任何时候都无法承受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风险。当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于：能够理性地去认识经济高速增长中的隐忧问题，认真研究这些不利因素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互相作用，以致阻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采取一系列相配套的有效应对措施来规避高速增长中的风险，提高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质量，进而让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人民，给民众带来更多的福祉。惟有这样，才是真正落实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注释：
①李焰：《中国经济还能涨多久？》，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7年3月16日。
②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
③德怀特·帕金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解释与展望》，载于《江海学刊》2007年第1期。
④从理论上说，任何一项大的投资都必然带来相应的投资乘数效应。但由于西部地区生产力水平低，科技发展落后，重点项目(如“西气东送”等)所要求的技术、质量都是一流的。于是，数千亿元的项目通过公开招标，又大都流到了东部，引发了东部的投资乘数效应，而给西部带来的投资乘数效应远比东部要小得多。
⑤韩保江：《六大瓶颈制约经济增长》，载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3期。
⑥200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Michael Spence文，王京生编译《中国高增长的难解之谜》，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7年4月20日。
⑦袁剑：《中美工资相差几乎100年！》，载于《经济管理文摘》2007年7月。
⑧林毅夫：《机遇大于挑战：崛起不是梦》，载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