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素质与民族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文化论文,心理素质论文,民族精神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一个民族在共同的地域内，通过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交流，经过漫长的历史形成了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的稳定的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素质外在表现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由民族传统文化决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我们应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优秀成分，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努力宏扬，对其中的落后成分进行改造，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更富朝气的民族。
关键词：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 民族精神 民族心理素质
长期以来，不少理论工作者在研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问题时，都言及民族精神问题，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民族精神的宏扬与改造问题，也是各抒己见，众说纷纭。然而，若不对民族精神的形成溯本求源，就不可能对民族精神的本体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塑造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民族精神的历史任务。笔者愿就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
笔者近年来反复思考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什么叫“民族”？
我们通常仍按照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的说法来定义民族：“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又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按照斯大林的意思，“民族”必须具备上述四个特征。或者说，完成这四个特征的人类群体，就是一个“民族”。我赞同这个意见。但是，斯大林的说法在于强调四个特征必须完备，而四个特征相互间的关系如何？它们在决定和维系一个堪称“民族”的稳定共同体时，各自发挥作用的重要程度如何？斯大林并未作进一步详细论述。我认为，在决定和维系一个堪称“民族”的稳定共同体时，四个特征确实缺一不可，但各自发挥作用的重要程度是不相同的。
考察历史上许多民族的形成过程就会发现，民族的四个特征是按以下顺序完成的：共同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按上述顺序完成的后三个特征，都是以前一个特征的完成或正在完成作为自身完成的基础；都是在更复杂、更高级的群体活动中完成的。第二，前三个特征的完成，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客观条件；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则是在前三个特征完成的过程和领域中，概括、抽象出来的最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在群体成员们主观意识中的升华。第三，前三个特征完成的时间相对较短，且对客观条件的依赖比较直接，因而自身的稳定性相对较差；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特征完成的时间要长得多，且对客观条件的依赖远不如前三者那么直接，因而它自身的稳定性要强烈得多，改变起来要艰难得多，缓慢得多。
民族心理素质的改变大大滞后于前三个特征的改变，是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同样如此：当今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在相当广泛的领域以现代化的方式相互影响和渗透；而遍布世界的大量华侨和外籍华人，他们虽身居异域，与当地人民一样从事经济活动，说一样的语言，但仍然保留着强烈的华夏意识。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以上事实表明，共同心理素质特征是民族特征中最具有本质意义的、最稳定的特征，它在决定和维系一个堪称“民族”的稳定共同体时，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二
所谓民族心理素质，是指“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就是说，民族心理素质是由民族的“共同文化”决定的。民族心理素质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形成的，因而决定民族心理素质的“共同文化”，不是指这个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某一时期的文化现象，而是指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礼记·明堂》注云：“传，传世也。”；《汉书·贾山传》师古注引如淳云：“统，继也。”传统文化者，世代相传相继之文化也。儒家倡导克己修身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此种思想行为规范具有明显的禁欲主义倾向，两千年来一直相传相继，成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族心理素质的构造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虽然历史上一度出现魏晋名士竟相纵欲、放浪形骸这样的反传统时尚，但不久仍旧消泯，未能在世代相传相继的伦理道德规范中站住脚跟，被排除于传统文化之外，因而并未对民族心理素质构造产生根本的影响。
任何民族都具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心理素质的外在表现。由于民族心理素质又是由传统文化决定，因而“民族精神由民族传统文化决定”的推论应当成立。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独立的、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民族精神。一个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本民族物质力量的大小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单凭物质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依凭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来支撑。在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保其物质力量长盛不衰；一度领导世界经济潮流，拥有雄厚物质力量而称雄一时的民族，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却可能衰落不堪，被迫将领先地位让给其他新崛起的民族。但是，只要这个民族具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建立于这一文化基础上的聪明才智与顽强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就有生命力，就必定能东山再起，努力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重建辉煌的物质文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形成于封建社会，自然含有大量反映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内容。但是，不能说主体形成于封建社会的文化就是封建文化。传统文化中除了封建主义的糟粕以外，还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清”等具有超时空意义的优秀成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对中华民族心理素质的构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经济军事力量远远落后于欧美。在瓜分吞并的险恶环境中，中华民族几乎没有能抗衡列强的物质力量，但她却以英勇卓绝的斗争迫使帝国主义的侵略者承认“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天下生灵四分之一”。经过百年前赴后继的斗争，中华民族终于以自己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并以胜利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一曲折的经历表明，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倾而不颓，危而不溃，始终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凭借者，主要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当前，尽管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迅猛异常，世界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但是民族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21世纪、22世纪，或者更长的时间，中华民族继续要作为中华民族而存在。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中的优秀成分不仅要保留，而且必须发扬光大；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在保持中华民族的民族特点上，将起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作用。这里所说的“保持中华民族的民族特点”，不是不分优劣，凡“国粹”尽皆在保存之列，而是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的遗产，发扬光大民族精神中的优秀成分，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更富有朝气的民族。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忽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外来文化的作用。其实，任何一种外来文化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民族文化，是该民族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结合体，具有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植根于自己民族之中。外来文中也含有超时空意义的优秀成分，很有借鉴的价值；也存在着不少弊端，这些弊端对我们民族同样会产生不良影响。能否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将这些成分融入到自己民族的文化中去，使其产生优化民族精神的作用，是检验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活力的标志之一。不过，欲正确决定弃取，解决好外来文化“为我所用”的问题，必先知“我”为何物，才能进行对比和鉴别。如果自己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不通国情民情古今之变，何来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若无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该弃的不弃，该取的不取，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三
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确有大量封建主义的糟粕，是我们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严重障碍。严肃地解剖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成分及其造成的民族心理素质上的缺陷进行剖露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时代赋予的改造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素质、优化民族精神以适应现代化进程的任务就无法完成。但是，也应当充分估计到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素质改造的复杂性，在实施改造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众所周知，从战国百家争鸣到汉武帝儒术独尊，就是一个思想文化的选择、淘汰、揉杂的过程。春秋战国之际作为“显学”之一的墨家所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贵贱亲疏之别的思想，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却没有在传统文化中站住脚；历史选择的是儒家“明长幼贵贱尊卑之序”的旨在强化等级秩序的主张，使其成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垂之后世。荀子等进步思想家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但经历史选择，成为人们历代相循的观念，却并不鼓励对自然界进行积极探索和征服，而是引导人们去追求对自然的适应与平衡。历史对传统文化内容的选择不一定是合理的，但传统文化之所以被选择成为传统文化，都是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我们不仅应当重视研究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对民族心理素质构成产生有利影响，哪些内容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应当重视是哪些因素促成历史选择了这些东西，使其形成决定我们民族心理素质的传统文化。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在改造与优化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素质的努力中，才能真正做到胸中有数。
第二，必须全面地认识传统文化的作用。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决定的民族心理素质所发挥的社会历史作用优劣所居多少，有时很难作简单明确的判定。“《春秋》大一统”；“大一统”观念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意识。这种意识对于维护国家民族的统一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它在巩固封建专制体制、维护专制主义思想、压抑人们的个性与活力方面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以往，我们高度赞扬“大一统”观念在历史上起到的维护统一的作用，甚至以是否主张统一作为划分历史人物进步与反动的一种标准；而前些年又有人猛烈抨击它对封建体制和封建思想的维护作用，似乎它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只是一种障碍，对国家民族今后的发展毫无积极意义可言。其实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大一统”观念都是片面的，将“大一统”观念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简单地来个三七开或四六开，也是片面的。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某种意识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据近年来美国传媒报道，亚裔美籍学生已成为美国各种族团体中，学术成就最高的一类。美国教育学家和研究人员调查分析指出，亚裔学生成功的一条重要因素是承袭儒家思想，家长十分关注子女的教育。儒家重教育绝非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而是发端于“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等观念。儒家的这种思想理论实在不值得恭维，但这种在我们封建社会形成的传统意识支配下的行为，拿到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又如不鼓励对自然界进行征服，而倡导对自然界的适应与平衡的传统理论，在工业化进程严重威胁地球上的生态环境的今天，也显示出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根据此类事例的启示，我们在研究传统文化及其作用时，视野必须开阔，态度应当慎重，应把传统文化中被研究的部分在某一历史时期的作用，与它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包括在未来历史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切忌轻率下结论。
第三，民族心理素质的改造不能操之过急。民族心理素质是由传统文化决定的，而传统文化是有其存在的深厚社会基础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的变化，民族心理素质的某些组成部分失去了社会基础。这些失去社会基础的部分早迟会发生变化。但必须看到，由于心理素质的构成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这些失去社会基础部分的改变，要滞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论民族心理素质的这些组成部分是多么落后于时代，要改造它绝非朝夕之功！我国至少从30年代起，恋爱自由就呼声日高；解放后又颁布《婚姻法》，禁止婚姻包办，保障婚姻自由。但是直到今天，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男婚女嫁仍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例。由此可见，对于民族心理素质的落后成份，理论上批判它是不难作到的，但要真正把它改造过来，必须做许多艰苦的工作。那种试图用激烈的言辞或手段来改造民族心理素质的举动、因欲速不达而怨天尤人的情绪，都是不可取的。
第四，必须重视改造措施的可行性。古希腊人重视探索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我们的老祖宗则重视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最关注社会治乱，国家兴替等社会现实问题。我国历史上的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乃至自然科学家大多涉足政治。他们探索的问题虽然升华到相当的思想高度，但总是回过头来落脚于现实政治。魏晋玄学之“以无为本”、“玄冥”、“独化”等主张，表面上言及玄远，超凡出世，实际上都归宗于“治道”，为建立和巩固世家大族的统治服务。在两千年封建社会一直居于独尊地位的儒家学说，为全社会规定的伦理秩序是“修、齐、治、平”，将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政治融为一体，作为人们思想行为规范的准则。因此，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个倾向是入世的，面向社会的；我们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也是入世的，主张“体用一源”，习惯于在思想学术问题与现实政治中间“搭桥”。这是我们民族思想行为不同于西方思想模式之处。我们民族的这一特点是优是劣姑置而不论，它在中国社会中影响力之强固，却是不可等闲视之。天竺佛教的倾向是“逃世”，要人们背对现实；但传到哲学思想与现实政治融为一体的中国，为求存身，不得不创立“格义”，硬着头皮拿佛经中事去攀附玄、儒典籍，声称“逃世”的释迦牟尼与“入世”的尧舜周孔同道，以求社会承认。因此，我们在探索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素质改造的正确途径时，必须高度重视某种观念与口号提出后，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社会的接受程度如何）认真研究怎样能使改造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素质的正确主张为广大群众接受和理解，并转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那种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一味抨击、对西方文化和观念意识不加分辨地一味赞赏的态度，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我想援引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明不同民族道德伦理观念各有不同的比喻故事：大楼失火了，犹太人首先抢救自己的钱袋；法国人首先抢救情妇；中国人首先抢救老娘。如果用西方观念取代我们的传统观念，那么大楼失火时，中国人也应该置老娘于不顾，全力以赴去抢救钱袋或者情妇。可以设想，如果真要去动员中国的民众接受这种主张，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因此，我们在吸取外来文化问题上，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素质的改造问题上，在肯定某种观念或某个口号时，不仅要考虑这种观念或口号的科学性、合理性，还应当注意它的可行性，充分估计到提出这个观念或口号的社会反应（是否对改革大局有利，能否为群众接受或者通过引导为群众接受）。只有这样，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负责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