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蒋介石论文,心路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81;K26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6-0070-10
1926年“三二○”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国民党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开始严格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与权力。但是，“三二○”事件，以及“整理党务案”，一年后是否注定要发生“四一二”事变呢？或者，这种和平限共方式是否必定会导向武力“清党”的结果呢？对此，已有研究多半都持肯定态度。其所以肯定，有以为政治分野不可调和者；有强调现实使然者；有些归结为蒋之权力欲者（注：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华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96年版；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出版社1994年版；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等。）。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合力的逻辑作用，其必然性之存在或许毋庸置疑。然而，多数研究者在谈到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的思想变化时，似乎太过强调了其个人的权力欲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而未能深入讨论陷于政治漩涡中心的蒋介石在湍流激荡下思想、心理乃至情感变化的过程。因此，这些研究其实并未能善用史料。当后来者细心地读过蒋介石这一时期公开和私下的种种言论之后，难免不会为蒋大量被已有研究忽视或摈弃的矛盾言论所困惑。系统地梳理蒋介石这一阶段的思想言论，深入地考察蒋介石从“三二○”走向“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对我们了解这段历史发生、发展的原因及背景，了解蒋从限共最终走向反共的必然与偶然，无疑会有相当的助益。
一 意想不到的收获
蒋介石发动“三二○”事件，本意是在阻止汪精卫和季山嘉的所谓倒蒋阴谋。其形式是在广州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占领中山舰，并逮捕了海军局局长李之龙。而为配合这一行动，免生变故，他暂时拘押了卫戍广州的第二师中共产党员的党代表，同时一度收缴了苏联顾问卫队的武器，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注：有关这次行动的范围，可见《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8日）。目前国内有关蒋这次行动范围的说明，似有过事渲染之处。）[1](p233)。但不过十几个小时之后，即事变当天的下午，在蒋意识到并不存在特别的危险和阴谋之后，他就取消了戒严，下令交还了收缴的武器，并放回了被软禁的党代表，重新又恢复了常态。
就“三二○”事件本身而言，它更多的只是蒋出于极端猜疑和任性的性格，为了表达内心不满的一次冲动行为。它既非针对苏联和共产国际，亦并非针对共产党，未必有多少深谋远虑。还在事变发生前夕，尽管蒋对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已恨之入骨，但他还是认为季的擅权与专横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无关，不仅“决非其当局者之意”，且任其发展反“必牵动中俄邦交”，对联俄政策不利[2]。因此，当事变中因戒严需要，“士兵竟将苏俄客卿寓所守卫，形同监视，且缴其械”，蒋事后也“良用歉然”，百般道歉，并暗自提醒自己说：“军队不出动则已，如一出去即不能事事制止，必有自由及不轨之行也，以后戒之。”苏联使馆参赞来问事件“系对人问题抑对俄问题”，他更是急忙说明是“对人问题”，以释其疑[2]。
同样，即是对人问题，蒋介石最初自然也不曾设想过通过事变来对付或打击共产党人。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和暂时拘禁第二师中身为共产党员的党代表，不过是采取此一戒严行动的临时应变措施。因为他开始时毕竟无法了解，中山舰的异动背后是否还有更大的阴谋，特别是卫戍广州的第二师又为王懋功所部，王又与汪、季关系密切，该师中的共产党员当然难予信任。至于对省港罢工委员会的行动，则除了对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担心以外，还涉及到对中山舰的占领需要在罢工委员门前一带实行戒严的具体需要问题。一旦顺利占领了中山舰，不见任何反抗，蒋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反应可能过当，不能不马上取消戒严，恢复常态。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在事变过程中，蒋也不曾禁止第二师以外的共产党人的活动。当时在广州的第一军副党代表周恩来、教导师党代表包惠僧，以及广东中共党的领导机关，都没有受到过冲击。周恩来、包惠僧当天甚至还曾亲自到蒋介石及第二师师长刘峙等处询问情况，除周因见蒋，贴身卫兵被暂时解除了武装外，均可自由出入来往（注：所谓事变当天逮捕第一军50余共产党之说，源于上海中共中央事变后未得确切消息时的道听途说。周恩来回忆当天蒋在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自己被软禁一天的说法，亦不准确。因当天戒严仅在广州部分地区，且当时蒋不可能也不曾有令监视分驻各地的各师党代表。另据包惠僧和聂荣臻回忆，第二师共产党员只是被临时软禁，且时间不长就取消了。周当天不仅见过蒋，而且还见过汪精卫，亦不可能被软禁一天。分见《张万和关于广州政变真实情况的报告》（1926年3月29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页；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211页；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正是因为这是基于个人猜忌而发动的严重事变，蒋才会感觉到极大的精神和思想压力。据说，事变当天下午，何香凝径直去见蒋介石，质问他派军队到处戒严，究竟想干什么？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3]。甚至这时在给黄埔军校的学生训话时，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他也抑制不住地会当众哭起来[4](p105)。这种情况十分清楚地反映出蒋在事变时的心态极为复杂，他既因长期心情压抑而委屈和愤懑，又深恐自己的行动会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更何况这一做法又与其内心愿望和思想趋向相当矛盾。这也就是为什么，蒋发动如此严重的事变，却只满足于占领一个中山舰和逮捕一个李之龙，就匆忙取消了戒严。事实上，直到一个月之后，蒋仍不能解释自己行动的正当理由，只能含含糊糊地告诉人们说：“这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人的阴谋”，他们不仅根本推翻他的北伐主张，而且还要他的部下背叛他，甚至推倒地，不许他革命。至于为什么要抓李之龙，夺中山舰，“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5](p439-446)注意到蒋随后不仅释放了李之龙，而且对在事变中起过关键作用的欧阳格、吴铁城、陈肇英、伍朝枢等，或弃用，或免职，或拘捕拿办，我们不难看出其内心里也未必真的确信中山舰当日的调动真有什么劫持自己的图谋。如果蒋相信欧阳格等人并满意其所作所为，如此处置显然不合情理。
不能确定中山舰异动与倒蒋阴谋有关，不等于蒋不能确定汪精卫和季山嘉有倒蒋的阴谋。对于自己发动事变的主要理由，事变后蒋曾明白告诉过汪精卫，即：（一）“弟由汕回省以来，即提议北伐，而吾兄当时且极端赞成之，并准备北伐款项，以示决心。不料经顾问季山嘉反对此议，而兄即改变态度，因之北伐之议，无形打消，坐失时机。”（二）“季山嘉提议，派兵由海道运往北方，此为其儿戏欺人之谈，实为其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计，弟即知其无北伐之诚意。当时弟并以彼用意之毒，陈明于兄前，谓此计于吾总理北伐毕生之志完全相反。兄既知之，而复允之，此亦吾兄不能自主之一端也。”（三）季山嘉劝弟往北方练兵之计，实为“使弟离粤，以失去军中之重心，减少吾党之势力。乃兄不察，竟顺其意，且赞成之，惟恐不遑。及弟与季山嘉露意反脸，令赴俄休养，而兄恐触其怒，反催弟速行”。（四）“委任李、黄为第八、九军长，而季山嘉特留第七军长一缺，以待来者，此缺非其预备王懋功叛弟后，即以此为报酬乎？凡此诸大端，兄岂未曾察知乎？”总之，“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事事陷于被动地位，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革命前途几至濒于绝境”。此明显“违反我总理联合苏俄之本旨与苏俄扶助中国革命独立之成约”[6](p424-27)。
当然，上述不满到底不能成为自己擅权夺取中山舰行动的充足根据，因此，事变第二天，即21日早上起来，蒋就急于想拟函致汪解释自己发动事变的理由，只是“思虑再三，卒未能成”，因为他虽有种种怀疑，到底无法明言中山舰之异动与汪有关。结果困于他既“不愿以伪待友，（彼）又不能以诚示我”，只好作罢。当他意外得知汪精卫已因肝病卧床不起时，满怀这种矛盾和犹豫的心理匆匆前去探望，以示关切。不料见到汪对他“怒气勃发，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原本自尊心极强且怀疑汪的蒋介石，深感受辱，内心里又不免平添了对汪的怨愤。蒋因此愤愤然：是你做了许多对不起我的事情，不是我对不起你。我如今主动来探望你，你不仅不表示歉然，还摆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正人君子的架式，倒好像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似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不会如一些学者所说，理当去想一想自己发动事变给汪造成了怎样的心理伤害，反倒是怒不可遏地在内心里痛斥汪“几乎无道义之可言”。既然对汪再无幻想，蒋也就必然更加坚定了自救的决心[2]。当然，在蒋看来，这并非完全是为了救自己，它也是使国民党恢复自动自主权力的一种必由之路。
“三二○”事件性质之严重，蒋一清二楚。其所以严重，是因为苏联人当时在广州国民党人当中的影响，包括在国民党其他将领当中的影响力，远超过蒋介石个人。这也是蒋事变期间高度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没有想到，正是苏联人首先采取了退让的政策。
20日当天，苏联顾问季山嘉曾派助手面蒋，曾“稍加责言”，蒋当时不得不“百方道歉”。然而，一日之后，蒋意外地发现苏联顾问团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抗议或反击的意思，而且很痛快地决定答应蒋调走季山嘉等人的要求。这顿时让蒋如释重负，几天来的极度焦虑与压力一扫而光。据蒋日记：22日“上午，俄使馆参赞来见，问余系对人问题抑对俄问题，余答以对人问题，彼言只得此语，此心大安，今日可令季山嘉、罗克觉夫各重要顾问离粤回国。”有此表示及承诺，蒋马上就提议在汪精卫病榻前召开政治委员会，并提出了三点处置善后的建议：“令俄顾问主动引去，第二师党代表撤回，对不规军官查办。”由于苏联人已经表明了态度，汪精卫也没了头天晚上的“不可一世”的劲头，因而蒋的建议未受到任何阻力轻松通过。当天下午几位军长再谈对俄顾问及共产党等各问题时，蒋更进一步发现，第一天对自己发动事变还明显不以为然的军长们，这时也都转而附和起他来。蒋原本对自己的行为并无多少把握，因而思想压力极大，如今一切如此轻易地得以实现，反而使蒋内心里生出了几分傲慢与轻蔑，不免暗自批评曰：“事前皆反对我出此举，事后奉余言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奈如此甚速耶”？[2]
如果说，“三二○”事变对蒋的心理产生了什么重要的影响，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蒋对以强力来解决内部纠纷，实现政治目的之便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二 限共主张提出的背景
汪精卫一夜之间由震怒转为消极，是因为失去了苏联顾问团的支持。既然俄国人已向蒋表示屈服，无论共产党还是各军军长自然会紧随其后，汪便成了孤家寡人，左右不是人。也是性情中人的汪精卫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一赌气于23日弃职而去，表达了自己消极抵抗的态度。
蒋介石决心自救，并非想过挤走汪。他骨子里其实相当传统，对节名和尊卑关系较为看重。汪为一党之首，他心里可以看不上汪，表面上却必须做出种种姿态以示敬汪。汪不辞而别，并留信给张静江，直指蒋疑汪厌汪，使其不能再负政治之责，给人印象，汪之出走，纯粹是蒋造次犯上，恶汪逼汪的结果，这当然让格外看重颜面的蒋极为难堪。蒋本来就认为汪有倒蒋阴谋，汪此举更让蒋看不起汪，反而在内心里自找台阶，认定汪一定“有亏心事”，因为如果不是害怕自己的“陷害之计”暴露出来，为何避而不出[2]？但是，汪既然明言因蒋而去，蒋纵使衔恨在心，也绝不能给人印象，好像他在觊觎汪的位置。因此，蒋只好做出姿态，也马上离开广州，并留书给张静江、汪精卫等，声明：“事既至此，弟亦只可休养，以偿共同进退之约。”[7]
不过，汪可以坚持不出，蒋却不能真的与汪共进退。“三二○”事件尚未了结，蒋“甚恐夜长梦多”，以致前功尽弃。注意到汪坚持不出，蒋愈加认定汪别有用心，内心里对汪的厌恶与排斥进一步升级，称汪“始以利用王懋功背叛不成，继以利用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余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余欲灭某党，欲叛政府。呜呼，抹杀余之事业，余所不计，而其抹杀总理人格，消灭总理系统，叛党卖国，一至于此，可不痛乎？”[2]
在左等右等不见汪精卫踪影，和张静江等人反复警告催促的情况下，蒋介石终于等不下去了。经过精心准备之后，他于4月3日正式提议，迅即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了结“三二○”之案。恰在这时，苏联顾问和周恩来等先后找到蒋，明确提出希望看到汪、蒋合作和党内团结的局面。汪精卫这时又正好有信给蒋，解释必须“迁地养疴”的原因，甚至声言想借机“学西文求学问”。这难免又让蒋暗中生疑。苏联顾问、共产党表示愿汪、蒋继续合作在前，汪精卫虚情假意表示在后，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在多疑的蒋看来却很有相互呼应配合的痕迹。他因而断定，汪精卫“有急急出来之意”，实质是“欲为某派所利用，不惜断送党国也”[2]。蒋这时已经下决心自行解决问题，原本就不希望汪出来搅局。因此他毫不客气地复信给汪，劝汪三月之内不必想出来的事。称：三月内当“可不扰清神，以期速瘳阙疾”，三月后如汪仍不复出，“则待军事稍定，民心略安，弟必步兄后尘，以明心迹”。为阻止汪复出，蒋更是有意在信中直陈平日对汪怀疑各点，坦言汪助纣为虐，使汪难堪。由此，蒋既表明决心自己出面收拾局面、贯彻主张的态度，也堵住汪马上复出，“为某派所利用”的可能性。
4月9日蒋复汪函，虽然所列各点几乎都是直指季山嘉越俎攘权，但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蒋在最后第一次把他对汪精卫的怀疑，以及“三二○”事件，公开与共产党的问题联系了起来。他指出：“当三月初旬，吾兄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联合会员训话时，闻兄有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无不惊骇，皆认兄此语，是引起共产党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所以三月二十日之事，一触即发，以为共产党员闻兄之言，必有准备，所以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道。”[4](p427)
说“三二○”事变是各军官因受汪挑唆而引发的针对共产党人的自卫行动，自属托词。蒋此番言论道出的，其实恰恰是他在事变后的一种必然心态。事变后，蒋曾反复说明：虽然李之龙自称是个共产党员，但“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8](p399)。到这时，他开始频频举出共产党教官高语罕“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要先打倒这里的段祺瑞”的说法，批评共产党人不该公开鼓动反蒋。由此不难发现，蒋介石在心态上已经发生了相当的改变[4](p442)。
细查蒋之各种内外言论可知，对于汪精卫1925年底的这段演说词，纵使军官内部有过议论，蒋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并未产生太多不安的联想。而一旦发生了“三二○”事件，本来就多疑的蒋难免要对号入座，开始担心自己会被共产党人视为中国的凯末尔。高语罕的演讲，更刺激了蒋介石这根脆弱的神经（注：高语罕此番言论发表于何时，未查得出处。据包惠僧回忆，当发表于1926年1月黄埔军校欢迎国民党二大代表的大会上。有学者则断定高仅在4月3日广东各界反段示威大会的讲演中讲过这话。分见前引包惠僧书，第203页；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页。）。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势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如果他被认定成为土耳其的凯末尔，那么可能的后果一望即知。所谓“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道”，表面上是说各军官，其实正是蒋这时心理的写照。
事实上，非根本调整国民党现有的权力格局，则不足以阻止共产党鸠占雀巢的道理，蒋之至友戴季陶已讲过许多。事变前夕，戴还曾有一长函，诉说国民党两个中心、两重纪律、两重理论危害之可怕。他坚持：“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然今日中国之需要，则又为一有力之国民党”，事既如此，共产党人也承认这一点，何不牺牲其党籍，“而完全作成一纯粹之国民党，使国民党中，不致同时有两中心”，从而除去一切党内纷纠呢？[9](p979-986)即使共产党人一时难以放弃其党籍，两党关系一时又难于改变，也不是完全没有妥协的办法可想。如已置身西山会议派中的邵元冲、叶楚伧和形式上中立的孙科等人，事变前夕在上海就曾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有过谈判，他们的主张是：“CP分子完全退出党、政、军、学各机关。”一向被蒋视为“良师”至友的张静江，在上海也参预了相关的讨论，赞成照此根本整理党务的提议，并愿意赴广州“与（蒋）介石商谈对党务办法”[10](p222-225)。“三二○”事变的发生，张虽未参预事前之策划，却参加了善后办法之讨论。特别是蒋退回虎门后，张随即跟至，蒋4月3日之提案，就是与张静江密切磋商的结果（注：据蒋日记，4月2日两人商议至晚十一时）[2]。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本来把矛头指向汪精卫和季山嘉的蒋介石，思想上有了明显改变。“三二○”事变前，蒋虽有过夺权的想法，最初也仅止于政府之权力，即所谓“前此政府事事听命于外人”，而今“只要大权不旁落于外人之手，则其他事可以迁就也”[2]。当时他所说的“外人”，不过是苏联顾问罢了。但事变后，特别是到4月初之后，蒋思想上已渐将消除汪、季阴谋以及政府中苏联顾问权力过大问题的目标，迅速转移到根本改变国民党内部权力格局，即彻底解决国共纠纷的方向上来了。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与苏联顾问的问题相比，来自共产党人的可能的威胁实在要大得太多了。换言之，国民党内的跨党分子，很大程度上也是所谓“外人”的代表。如果只把旁落于苏联顾问之手的权力拿回来，而不能使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受到全面的约束和抑制，就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况且国民党内部的种种麻烦与冲突正是由于共产党人跨党引起的。国民党二大之后，共产党人甚至几乎掌控了国民党的所有中央机关。若只限制苏联顾问，并抑制汪精卫，而不能解决共产党人权力过大的问题，不仅国民党仍然大权旁落，蒋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也无从把握。因此，原本对汪、季发难，必欲收回苏联顾问的权力，到4月3日蒋提出召开二届二中全会的提案时，其限制苏联顾问权力的要求已变成了次要内容，整个提议的主旨，已多在说明应如何限制共产党人的权力了。（注：根据蒋后来披露的这一提案五个部分的内容，谈及对苏俄顾问的要求，不过第四部分中之一点，且实质内容仅为两条，即一、“不得把持要职”；二“辞去行政官职权”。而讨论共产党问题者占三部分，所提限制不仅多而且具体，态度也颇为严厉。其中心要求包括：一、“对于共产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抹煞，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行动。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入共产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二、“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三、“共产党对其党员一切训令及其策略，应通过国民党最高干部”；四、“在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其名册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五、“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过三分之一”；六、“国民党与共产党应设联席会议，处置一切困难问题”。与此同时，蒋更针对军队问题提出：因第一军内本党党员与共产党员之关系几如水火之不能相容，考虑到“我军既以三民主义为主义，惟有以信仰三民主义者为干部”，故“凡跨党党员不宜任党代表之职”，“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惟对照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保存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记录稿中蒋于5月15日会上针对共产党问题正式提出之文字，出入甚大。除后来披露的4月3日提案文字过于严苛，不合于蒋当时心态外，原案明白提出限制共产党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人数，而5月15日案中却没有此项内容，亦颇让人难于理解。故此本文仅将4月3日之提案简介于上，而仍以5月15日案为分析判断之依据。参见《整理党务案》（1926年4月3日）。）[4](p408-412)
为了挽救广州出现的危局，鲍罗廷在1926年4月底奉命又赶回到广州来。鲍罗廷回粤之后，很快就发现蒋周围尽是疑惧共产党之人。张静江、吴铁城、孙科、伍朝枢、邵元冲、叶楚伧等同情西山会议派的党内骨干，几乎天天在与蒋谈论党务问题[5](p231-234)。在这种情况下，蒋会日益坚决地想要提出整理党务方案，以限制共产党人的权力，就十分自然。问题是，蒋介石并没有因此改变过去的革命态度和观念。汪去之后，没有任何人可以统御国民党，且莫斯科也没有倒蒋的意图，要想让国民党继续保持左倾态势，这时在国民党内也非暂时借助于蒋不可。故鲍罗廷仍不得不反复与之磋商，极力争取使蒋看到过分限制共产党的不利影响。对鲍罗廷的意思，蒋亦并非毫不理会。他告诉鲍罗廷说：“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两党目前的这种合作形式。“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以两党现状，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最好，惟“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故余不敢主张违教分裂”，只好勉强作出一些限制之规定，实亦无可奈何[11]。由于鲍罗廷相信不能没有蒋介石，而蒋亦深信不能排斥共产党，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相当的妥协。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连续举行了七次，除汪精卫请假外，国共两党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等基本上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会议。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包括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恽代英、许甦魂、江浩等与会的共产党员，对于整理党务案等的讨论，也都采取了相当合作的态度。关于成立两党联席会议以解决两党纠纷问题的提案，就是林伯渠与谭延闿、蒋介石等人联名提出的，该提案明确认为：改善两党关系、纠正跨党党员之轨外行动及言论、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已经刻不容缓。而对蒋所提整理党务案，包括“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之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国民党员未受准许脱离党籍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党籍而入共产党者，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等各项规定，共产党员也没有提出任何颠覆性的意见。其建议的修改，多半只是文字上的修饰，即把太过批评跨党党员的条文修改得比较含蓄一点，和要求增加个别有利于保持平衡的条文而已。比如要求把条文中直接点名“共产党员”之处，统统改为“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要求取消“跨党分子之违背纪律”这样的提法，改为“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同意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各部长，但要求规定可以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惟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及建议“联席会议聘第三国际代表为顾问”等（注：有关这次会议的文献资料，可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2-2/2.2；《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二次全会通过联席会议组织大纲案》（1926年5月17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二次全会通过整理党务决议案》（1926年5月17-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12-716页。）。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虽然通过了严重限制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但它远没有走向排斥和反对共产党的地步。甚至，二中全会的基调仍然是相当革命的。依据当年的会议记录，较为中立的孙科鉴于前此常有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分，并因此引起极大争议，故曾“临时动议，为集中革命力量，免除内部纠纷起见，自此次整理党务案执行后本党员在言论行动上不得再有左右派之分”，却遭到了与会者几乎一致的“否决”。同样，伍朝枢、李宗仁在会上提出扶助农工应有具体政策之规定，否则太过幼稚，容易造成误会的问题，会议也未予支持。会议的决议认为：“全体会议认本党已往之农工运动确有差误与幼稚之弊病，但本党对于党纲上所规定之扶助农工运动之发展，此原则是不能因噎废食的。况此种现象在中国的社会状况内与农工运动发生之初期为不可免，故本党应注意嗣后此种运动之正确，庶不违背总理所提倡之民生主义。至大多数之农工群众的运动，应如何改正方法，着由常务委员会讨论之。”[12]包括会议最后所通过的关于整理党务之训令，虽希望能够更加明白地提出党内问题之所在，也不能不肯定：国民党为代表各阶级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之政党，“故凡属一切真正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为何，本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因此，国民党不能拒绝“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即中国共产党的加入。“惟既加入本党，在取得本党党籍中，其责任与义务完全与一般党员无殊。党员之行动及言论，有不遵奉总理遗教者，本党皆得一律以纪律裁判之，而不因党员之成分不同，动摇本党之最高原则即为三民主义。”[13](p717-719)
三 主张“一党专制”之初衷
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是要确保自己的和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与前途，而不是想要和共产党分手。一直在做军校校长并且带兵打仗的蒋，比较两年前和两年来的经历，比较国共两党军官、教员和学生的工作精神和工作能力，他的感受同孙中山、戴季陶等人一样，深知共产党青年“最能奋斗”。蒋以往所以在国共两党的争执和冲突中始终坚持对自己部下的共产党员多鼓励、少批评的方针，包括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人中发展自己的党员也无意深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他知道两党关系过于脆弱，不愿因为自己的过度反应而造成军队内部的破裂，逼走共产党人，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当他在“三二○”事变后开始考虑不得不让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党代表退出去的时候，他最突出的感触就是：“对于退出军队之共产分子甚难为怀也”，以后“军队政治工作无人”了。他为此不止一次地公开解释说：他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毕竟，有什么必要让所有的共产党人都退出呢？“此退出本军全部之同学，其果人人诬蔑总理人格者乎？其果人人违反三民主义者乎？”相反，在他看来，这些干部一大半在做军校学生的时候，都“是最亲爱、最可宝贵的”，他们做党代表其实也“很努力，对于革命工作很能效力的”，“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是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不让他们退出第一军，威胁太大；让他们退出第一军，又“损失莫大焉”。“不惟革命前途上受一莫大之损失，即我诸同学凡为革命分子者之个人，无形中亦皆受极大之损失。而我团体之损失固不待言矣”。尤其从他个人的角度，其损失尤为巨大，因为“二年心血尽于此矣”（注：蒋曾在公开和私下许多场合中谈到这种感想。蒋介石：《对黄博军校官佐学生训话》（1926年4月9日）；《蒋介石劝告军校同学书）（1926年4月14日），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4月26日二版；前引《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官长演说》，《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419页；《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基于这样一种心态，蒋介石虽然对视为自己看家本钱的第一军，不得不取壮士断腕的态度断然处置，却并不愿意看到两党关系的根本破裂，因为这意味着这些“最能奋斗”的青年可能因为不能参加他的军校而永远无法参加他的军队。他因此还是反复宣传过去的观点，即国共两党应当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他希望共产党员能够真正明白，中国今天需要的首先是三民主义，然后才是共产主义。他在为退出第一军的党代表举行的宴会上明白讲：“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而他的环境的需要，一定是三民主义，所以一定要做三民主义工作才行。”用他的话来说，“现在中国革命情形，有利于三民主义的，亦必有利于共产主义”，“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共产主义”。[5]也正因为如此，蒋仍在试图根本消除军队内部两党党员的冲突。他取消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自己出面组织了一个黄埔同学会，既请了孙文主义学会的干部，也请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干部来参加筹备和组织，力图使两派同学慑于自己的权威而不再相互对立。在北伐开始之后，蒋更打破畛域，重新启用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入第一军参加军事工作。如原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蒋先云，在被蒋指派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后，更任命他为自己的侍从秘书，补充第五团团长。原第一军教导师党代表包惠僧，事变后改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政治主任教官，后又被指派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原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党代表金佛庄，事变后调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军官第一团军事学主任、军校法规编审委员会委员长，北伐后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兼第三科科长、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原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郭俊，北伐后又被任命为第一军第二师第六团团长。原第一军第三师补充团党代表王逸常，北伐后又被任命为第一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原黄埔军校教导二团辎重队长梁锡古，北伐后又被任命为军校入伍生总队辎重教官……蒋的心思还是一样：“CP分子退出了军队，如果永远不加入进去，终会使军队减少许多革命力量”[14]。
既不愿意看到共产党员统统退出军队，又深知整理党务案通过后，两党关系已成不进则退之势，再难将共产党员重新收到麾下来，蒋介石不得不开始设想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很明显，他早就开始怀疑，中国革命是否需要有两个革命党了。就思想上而言，他在事变后已经逐渐地回到孙中山的观念上来，开始怀疑共产党人阶级斗争的主张在现时是否必要。过去他极力宣传国民革命不仅要反帝反军阀，而且还要反对地主资本家和土豪劣绅，否则不能完成革命。如今他悄悄地改变了说法，再三说明国共两党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所代表的阶级不同。事变后的第二天，他就讲：“国民革命是带有国际性的，革命党是整个的，不能分国界省界，尤其是不能分阶级和派别，我们只可分革命不革命。”[8]在二届二中全会闭幕会的演说当中，他更进一步提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国民党自不必反对，因为阶级的存在是事实，有了阶级便免不了斗争。“不过阶级斗争此时应至如何程度，总以不妨碍国民革命为限。”[15](p467-469)用他的话来说，今天的国民革命之所以不需要共产党，而需要国民党，根本就在于共产党只是代表工农大多数的，国民党是代表各阶级的。而今天的国民革命，则是各个阶级共同的革命，不是单纯工农两个阶级的革命[14]。
既然如此，蒋介石自然也就有理由接过戴季陶的观点，开始提出“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应退出共产党，以集中革命势力”的主张（注：此处发表之文字，似将“应退出共产党”误印为“应退出国民党”。）[11]。5月27日，在对被集中起来的共产党员军官讲演时，他就试图想要说出这样的观点，只是话到嘴边多少还有些觉得不大好张口，故转而强调说：以前我们的军队是整个的，学校也是整个的，现在却要把整个的团体分裂开来，对共产党并没有损失，但对国民党，对革命，特别是对黄埔军校，却是很大的损失。尤其是对我校长，那是几百个人的损失啊！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革命需要统一，如何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又不致引起国民党员的怀疑，这实在是一个极应研究的问题[14]。10天之后，蒋实在想不出一个既能留住那些能干的共产党员，又不会引起党内纠纷和将来危险的两全之策，终于不得不委婉地，却相当明白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即要使我们的军队强固，必须由“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他宣称：“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现时纷纠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以谋革命势力的集中。”他解释说：“这并不是要鼓动大家一律退出共产党，而是希望诸位不要离开了环境和事实来革命。”“所以我现在主张，凡是中国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同志，暂时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党员”，因为“如果党籍不纯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事实上，“等到国民革命成功，再加入CP，并不会迟”[6](p476,483)。
要说服共产党员相信，国民革命暂时不需要共产党，在蒋看来，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国共两党现阶段的革命目标是同一的，没有必要互争短长。而且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须统一，中国革命也须统一。世界革命有第三国际统一指挥，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要由国民党统一指挥的”[15]。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蒋从6月初开始，一直在设想如何使国民党取代共产党而成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问题[11]。因为事情很清楚，只要共产国际仍旧只承认中国共产党，而不承认中国革命必须要由国民党“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中国革命两个中心、两个主义的问题就仍然难以解决。相反，如果共产国际接受了国民党，承认了国民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那么，作为第三国际党员的共产党人，退出共产党，做纯粹的国民党员，也不会存在任何党德方面的顾虑了，因为他们仍旧是第三国际的党员，丝毫不变其革命的属性。况且只有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共产党也才能提出共产主义的任务。因此，他开始公开宣传说：“因为中国革命指挥有统一的必要，更加感觉世界革命的指挥也有统一的必要。要是世界革命没有一个统一的机关，世界革命就不能成功，不能希望打倒帝国主义。”而现在能统一中国革命的指挥的，只有中国国民党；而能够统一世界革命的指挥的，则只有第三国际。[16]蒋介石为此一方面专门派邵力子为代表，前往莫斯科与共产国际正式接洽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确认国民党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一方面则不止一次地向鲍罗廷强烈地抱怨说：在同一支军队、同一所军校当中，怎么可以有两个党同时进行工作？“如果还是这样，我就不担任总司令”（注：有关内容可参见杨天石：《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近代中国》第142期，2001年4月25日，第34-52页。值得注意的是，蒋要邵所提出的建议当中，还包括了国民革命成功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内容。这意味着，蒋事实上认为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也未必再需要共产党了。）。
蒋介石号召跨党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共产党人的不满。广东共产党领导人张太雷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篇《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的文章，棉里藏针地表示说：不要以为共产党对5月15日整理党务案的让步，是因为共产党要靠国民党来过寄生的生活。“如果国民党要共产分子退出，只要有正式的决议，我个人推想共产分子决没有硬赖着不肯走的道理”。反倒是“假定共产分子都遵令退出了国民党后，是否国民党就不会发生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想如果共产分子被攻击而退出后，国民党内有部分革命分子必将首当其冲受人攻击为‘袒护’共产分子或有共产倾向。如果这班革命分子退出后，较有革命认识的党员又不免受其排斥，其结果将重新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以前的国民党的情形。那时国民党已不是一个革命的党，而只是一个古董店，或者是一个衙门而已。简单说一句，那时国民党已不是一个能领导国民革命的党了”[17]。
对此，蒋在6月28日的的讲演中公开做了答复。他严厉地批评张太雷“不要这样轻侮国民党”，说张“简直看得国民党没有一个党员了”。而作为跨党分子“讲这些话，徒然丧失我们两党的感情，引起两党恶感，是不行的”。但他还是不得不解释说：他要CP同志做一个纯粹的党员，并没有压迫CP同志退出CP的意思。不过是“拿我个人的责任，在个人的地位要消除我们将来的自相残杀、冲突的种种恶因”，是我个人“所想出解决纠纷的一个具体办法”。这既不是受人包围影响，也不是怀疑共产党参预了“三二○”事件。“我可以明白（地讲），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我们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确定是要合作到底的。我现在确定的方针：第一，就要中国国民党的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彼此先避免了一切的冲突；第二，避免了冲突之后，就要两党诚心诚意的团结起来；第三，是要中国国民党领导革命，完成革命事业，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成功，中国共产党不患不发展，不患不成功的”。而要做到这三点，一定要党籍分明，或者是脱离CP，或者是脱离国民党，这样才能够消除我们将来关系破裂的祸根[18](p511-517)。
四 继续两党“合作”的尝试
既然相信“革命非由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16]，蒋介石自然也很快地改变了过去关于军人不宜过多干预政治的观念。过去在孙中山时代与地方军阀合作的曲折经历，使蒋对军阀的危害深恶痛绝。故他常说：军人“事权增大，具有造成军阀之危险”。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形象，他曾再三表示，身为军校校长，宜专力于军校事业，一心办学，训练党员，养成革命干部人才，而不宜身兼军职。“否则身兼军职，力破军阀，恐以养成其本身蹈军阀之覆辙而不知”[19](p362,381-382)。即使在“三二○”事变之初，他也还是在讲：“要我带兵，将来环境一变，或是思想随到变更，不期然而然的变成了一个军阀，亦未可知，所以我自带兵以来，无时不想交卸兵权，免除军阀的恶习。”[8]但是，至二届二中全会时，蒋已不再以此为虑了。一方面有张静江等人在周围极力鼓吹打气，另一方面汪离去日久蒋已没有了僭越的顾虑。因此，他明显地开始满足于会议通过“以后本党完全信托余为革命重心，完成总理未竟之志”的决定。他虽然也自省对党事过去鲜有贡献，承担如此重担“对于党事实于心有愧”，实际上却因其雄心与抱负一朝而有实践之机会，对“事权增大”不仅不再担心，反而觉得正好实现“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之主张。因此，从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开始，蒋毫不推辞地接连接受了中央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的任命，丝毫不感觉事权增多的危险了。相反，从一党专政和专制的理念出发，他甚至已经渐渐地开始害怕事权分散了。
蒋介石大权在握后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北伐。二届二中全会过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通过“迅速出师北伐”等提案。北伐既经提出，蒋立即提出党、政、军、民、财政等各项权力的集中统一与在后方实行总司令领导下的独裁体制的问题。尤其是注意到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民众组织可能在后方造成麻烦，他明确要求在军政期间，应当规定一切团体的言论、宣传品都必须接受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检查和监督，一切团体的组织言论，“都不准他们自由”。包括“阶级斗争及工农运动的罢工事件，在战时是破坏敌人的力量和方法，用来对付敌人是很好的；若是在本党和政府之下，战时随便罢工，就要算是反革命的行动”。因此，“在军事期间，所有工农团体，都应集中于革命势力之下，决不能随便自由的罢工”[20](p495)。据此，在蒋介石以北伐总司令的名义于7月1日下达了北伐部队总动员令后，7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即公布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总司令统辖国民政府属下所有海、陆、空军，对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在军事上负完全责任；战时状态中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受总司令节制。
蒋介石力主革命应由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甚至劝告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但这并不表明他已经在怀疑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更不意味着他只是口头上主张革命，实际上已经走向了反共的道路。足以证明蒋这时仍然深信必须维护联俄容共政策的，是7月24日蒋给张继的一封回信。张继是西山会议的重要支持者，并且是1926年3月底在上海举行的、公然与广州分庭抗礼的另一个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核心成员之一。基于这次大会确定的“好意”分共的方针[21]，张在得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后，即致函蒋，说明仅以整理党务案决议而限共，不足以消除共产党谋代国民党计划之威胁。蒋明确认为，共产党乃革命党，与革命党合作，为既定政策，不应变更。通过整理党务案后，亦不复存在共产党篡据取代国民党之可能。
其函称：“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为总理与仲恺兄在日所确定，革命势力必求团结，共产党主义虽与本党有别，其致力革命则人所共认。本党今日策略，既与其他革命势力合作，而仍欲排除，岂非矛盾。今日吾人所以与共产党合作者，断定国民党决非共产党所能篡窃而代之也。前提决议，则无论共产党有否谋代国民党之计划，而弟以为必无可能之事，此弟所敢自信也。故本党所尚须讨论者，非与共产党应否合作之原则，而在与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闻近有以卖国卖党诋弟者，弟谓今日无卖党卖国之问题，只有败党与亡国问题。谁为败亡，惟不努力革命，只惴惴焉惧人之食，此党国败亡之所以不能复振耳。本党如能自强，无论他人有何阴谋，皆不能消灭本党。能使本党消灭者，其惟本党同志自己不革命，而猜忌其他之革命势力，弟之所以兢兢自勉，并愿与诸同志共勉者，惟此不败党而已。且证之事实，汝为（即许崇智—引者）在此时，苏俄同志，有为军事上之政务官者，今且无之矣。五月十五日以前，跨党同志有为中央党部部长者，今亦无之矣。是否卖党，弟无庸自辩也。至责弟对于旧同志太过冷酷，不及总理之宽大，则尤有说。弟既主团结革命势力，则凡属革命同志，皆极盼望其合作，岂对于久共患难之旧交，反有歧视？……惟爱党必以其道，因革命势力必求团结，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政策。因革命手段必须彻底，不能稍有违总理晚年严整纪律、改造本党之精神。”[22](p624-625)
蒋此函系答复西山会议派张继之私函，其意乃希望能够尽可能取得部分国民党老同志的谅解，他显然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更用不着故意写下违心之论，来刺激这些反对容共政策的老同志。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蒋这时虽已大权在握，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某些看法，但其对容共政策及其对共产党的认识，都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的基本观点依然是：“本党使命为谋全民革命，且必植基于农工也，且与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一样，乃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故中国革命被指为“赤化”毫不足怪，因为“夫讨赤，乃帝国主义者用以对抗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破坏全世界革命联合战线之口号也。赤为何义？苏俄之白党与赤军。以赤帜表示其革命民众人民之利益，以及民众为基础，而推翻其帝制之白党，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实行废除国际不平等条约，而为世界十二万万五千万被压迫人类谋解放者也。帝国主义口中之所谓赤化者，实则革命之民众化耳。政府为民众化之政府，军队为民众化之军队，以民众化之军队，以民众化之国民革命军，拥护多数被压迫之人类，即使云赤，何嫌何疑”[23](p137)。
基于这样的一种观点，蒋介石对共产党员的作用仍旧相当看重。对第一军中共产党员的政工人员和党代表的退出，一直深觉遗憾。北伐刚刚开始，他就发现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后弊病丛生，尤其是部队“纪律日堕”，远非从前可比。蒋因此不仅连电“申斥其主帅”，而且严厉批评各级军官自己不会做政治工作，还看轻政治工作的人员，“弄得士兵的知识学问都不能进步”。他甚至痛骂自己的部下：“党代表存在的时候，军队多少还有些精神，党代表撤销了，弄得这样腐败，给人家笑骂，我在外面听见人家讲话，真是羞极了，不能做人！你们晓得不晓得？”[24](p131)正是因为注意到这样许多情况，注意到仅靠国民党还难以战胜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他这时再三强调：国民革命要胜利，国民党就必须联合国际和国内的革命分子，因此总理联俄容共的两大政策不能动摇。因为“国内的革命同志只共产党，国外的革命同志只苏俄。所以要想革命早日成功，应联络共产党与苏俄共同奋斗”。在他看来，现在排除共产党，与其说共产党在革命工作上受到打击，倒不如说本党在领导民众地位方面所受到的打击会更大些。[25](p109,163-164)他为此亦不得不再三解释二届二中全会对共产党提出限制性措施绝非怀疑和反对国共合作，称：“前次所提整理党务案，及要求我同学各保持纯粹之党籍，皆仅考虑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之方法，并非怀疑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之原则。”他保证：“无论其退出CP，而为纯粹之国民党员，或退出国民党而为纯粹CP分子，本校长皆一视同仁，无分畛域，各同学亦切勿稍有歧视。”他并且严厉告诫军校中非共产党之国民党员说：尤应切记者，“彼反革命者，不独仇视CP，凡国民党努力之同志，亦概指为CP或加以卖党之罪，此种态度我同学万不宜效之。其秘密之小组织与任何小团体，皆宜悬为厉禁，视为亲爱精诚之大敌。近来部队中有仇视政治工作人员者，即为陷入反革命之渐。”[26](p70)
但蒋介石所不了解的是，他所希望的那种国共合作，即共产党人既不能批评国民党，也不能超越三民主义做自己的宣传和工作，客观上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在众多共产党人看来，这无异于要共产党为国民党做“苦力”甚或“走狗”（注：关于共产党人成了国民党“走狗”之类的评价，见陈延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p377)，就是在相当部分国民党人看来，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事实上已经宣判了跨党分子为异类，非加防制和排斥不可。再加上蒋大权独揽，并厉行军事统治，更为国共两党基层党员间原本就存在的对立情绪提供了爆发全面冲突的温床。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的一切表白、劝说和解释，都无济于事。
五 迎汪拒汪之较量
共产党人在“三二○”之后对蒋介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事变初起，上海中央马上判断这是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惹起了蒋介石之疑惧”。在得知苏联布勃诺夫使团的判断和处理意见（注：有关以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这时在广州得出的判断及其处理意见，可详见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376页。）之后，陈独秀更公开发表文章肯定“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其言外之意，中共绝无倒蒋想法，中共敢公开宣布：谁要想倒蒋，谁就是破坏革命势力的统一，谁就是反革命[27]。但是，随着“五一五”整理党务案通过和蒋大权独揽，并公开提出一党专制的主张，共产党方面对蒋的疑惧之心也迅速形成。蒋介石自然被列入到“将来之敌人”的行列中去了。
确定蒋为“将来之敌人”，是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说法。会上，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过去对蒋介石估计不足，实际上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原以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现在看蒋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若妄信资产阶级可以革命到底，不预防将来之危险，不能从资产阶级夺取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完全受资产阶级之统治，这便是右倾的错误；同时，若现在即否认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之作用，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这便是左倾的错误”。这也就是说，现在对蒋，既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联合不行，不反对也不行。“‘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他的主张是：“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会议据此通过的决议强调：必须采取“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对右派”的策略，以此来争取国民运动的领导权[28](p169,176)。
然而，既然相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在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战争即将开始之际，提出“争取领导权”的任务，这是否适宜呢？与会者中有人提出：这“是否会导致将斗争重心从帝国主义和军阀身上转移到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广大群众是否会将这个口号理解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被列入反革命阵营？而提出争取小资产阶级的任务，是否意味着要小资产阶级跟我们走？”这样做“是否对国民党的作用估计不足”？这些意见显示，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不少人已经意识到新形势下国共关系的极端脆弱性了。只是，这样一些意见并未引起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视（注：陈独秀在《关于中共中央一九二六年七月全会的情况报告》中的有关文字。）。不仅如此，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授意下，陈独秀这时还专门发表文章，与蒋介石的北伐方针唱对台戏、大泼冷水，并暗中影射批评蒋之独裁做法。他写道，“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说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对于推倒军阀，也“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如果其中还“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的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在他看来，现时国民政府的责任，不仅不是北伐，反而应当是为巩固广东根据地而进行“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不应是响应北伐，而应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29]。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一出来，顿时在热火朝天地准备北伐和宣传北伐的广东引起大哗。黄埔军校的众多学生强烈地表示反感，黄埔特区党部上书中央党部提出控告，教育长邓演达不得不跑去找鲍罗廷，请他出面帮助平息校内的激愤情绪。北上途中的蒋介石也异常愤怒，当即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责陈独秀作为中共领袖，“反对本党北伐，阻止国民革命”，“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影响重大”，“应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答复，免致误会”[30](p660-661)。对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其实就连广州的鲍罗廷也不以为然。
鲍罗廷这时心态十分复杂。就在“三二○”事件发生前一个月，他刚刚在北京信誓旦旦地向以布勃诺夫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保证说，蒋介石是国民党中最可靠的“极左派”将领[31](p116,140)。而一个月之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一到广州，就发生了“三二○”事件。这不能不让鲍罗廷倍感沮丧。尽管他并没有因此受到责难，甚至布勃诺夫在听取了蒋介石的抱怨之后，还相信只有他回来才能消除误解，修复与蒋介石的关系。但鲍罗廷回到广州后，清楚地发现他根本无法完成使命，甚至还必须曲意迎合，否则连自己都无法取得蒋之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会坚持反对通过整理党务案，也不会赞成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的做法。他告诫说：“3月20日以后，来自左派和共产党人的任何明确的和激烈的反蒋立场都会意味着‘三二○事件’在更大范围内的重演。”明明莫斯科反对马上北伐，他却三缄其口，正是为此。他说得明白：“我不能让蒋介石觉得我是北伐的反对者，因为这会意味着我和所有俄国人都站在汪精卫一边。”不仅如此，为了让蒋不会怀疑他暗中站在汪精卫一边，他还要处处表现出支持蒋、推重蒋的样子，好让蒋放心。他的计划是，与其贸然出击，自成破裂之局，不如等着看国民党自身内部必然的分化，再如此这般地稍加运用，重演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因为他相信，只要蒋进入湖南，他与湖南将领唐生智之间就会爆发矛盾。蒋如果要去占据武汉，他就会遭到其他将军们的嫉妒和反对。蒋如果看出这种危险，转进江西，左派和共产党人就有理由发起迎汪运动并批评蒋介石退缩。而注意到这后一种可能，他已经与汪精卫取得了密切的联系，以便当武汉被占领后好召开国民党代表会议，提出广泛的社会政治要求纲领。那个时候，只要打出汪精卫的名义，就足以把蒋介石所有的对手都联合起来。一旦通过新的纲领，就意味着蒋的失败和必然下台，就可以全面“恢复3月20日以前的局面，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重新执政”[32][33](p369-372)。
实际上，鲍罗廷与陈独秀对蒋政治上的定性并无二致，都是坚持只能把蒋视为不久将来的敌人，他们都反对马上提出推翻蒋介石的口号。但如同整理党务案的通过等于蒋向国民党人宣示共产党“非我族类”一样，点明蒋为一年或三年后的敌人，同样等于向所有共产党员宣示蒋介石是共产党最危险的对手。何况，当蒋介石取得了个人独裁的地位，同时通过北伐对各地军民财政各机关取得节制之权后，共产党人除非照蒋的旨意中规中矩，不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想要不与蒋介石等人发生冲突也没有可能。鲍罗廷这时曾经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团有过一次争论，所涉及的正是这样的问题。维经斯基等一方面批评中国共产党人对蒋的态度太过激进，说这样很可能会使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孤立起来，并把蒋逼到右派一边去；但另一方面，他们却相信完全可以不刺激蒋介石来同反革命展开斗争。鲍罗廷明确地告诉维经斯基等人说：中国的问题在于，这里的任何一个领袖都是和自己的学生、弟子及其各色各样的拥护者相互依存的。任何领袖都要对自己的下属负责，反过来，下属的任何言行都自认是拥护或代表其领袖的。因此，哪怕只是针对个别下属言行的做法，也都难免会被人看成是意在反对其领袖。具体到蒋介石，从“三二○”事件开始，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他指使下进行的。你们除非说些不关痛痒、丝毫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话，否则，只要你们谈论到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就注定“将被理解为是反对蒋介石的言论”。而“这是很严重的政治难题[34](p394-397,406)。
为了避免嫌疑，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甚至应当谨言慎行，但是莫斯科所规定的，也是共产党人自信必须肩负的引导国民革命的责任如何来实行呢？俄国人几乎一致认为，可以借助于国民党左派来贯彻共产党人的意志。远东局的拉菲斯就提议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找一些这样的学生，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国民党左派，他们还相信蒋介石但开始对他表示失望，让他们给蒋介石写一封大致如下内容的公开信。第一部分：我们知道并列数蒋介石以往的各种革命功劳，相信他有最好的动机。第二部分：我们看到，我们爱戴的领袖蒋介石在犯错误，被内部反革命利用。第三部分：我们希望蒋介石纠正所有这些错误，并考虑到前线的胜利，恢复国内的革命秩序。”[1](p369)鲍罗廷其实也是这样做的，只是，他所从事的是暗中支持少数不满蒋独裁做法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发起迎汪运动。
严格地说，蒋介石这时的地位和权力并不稳固。二届二中全会后共产党人虽然退出了中央党部，蒋依然无法掌握整个党务，因为他手下几乎没有几个可用的党务干部，除了组织部等个别部门以外，中央党中的其他各部门，包括宣传、劳工和农民等部，都因为设有得力干部好选，所用之人多非可信任者。在蒋看来，有的与蒋若即若离，有的干脆就与共产党人打得火热（注：蒋在二届二中全会后在关键岗位选用干部的标准基本上都是找知根知底的江浙同乡，如张静江、邵元冲、陈果夫、叶楚伧等。其他如顾孟余、甘乃光、何香凝等非江浙系干部，虽得任用，却多与蒋不合。）。结果是，“国民党中央表面上要比过去更加集权，但实际上各派都自行其事”，几乎失去了原有的工作热情和效能[35](p454)。党务如此，军事也好不到哪去。蒋介石的总司令头衔其实也是名不副实。除了自己的第一军以外，要想指挥其他各路将领，远不那么容易。大家名义上都是国民革命军，相互关系仍是旧军阀那一套，多半要靠加官封地、许愿收买等种种私相授受的办法来维系。稍不如意，便会生出许多猜忌。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和军内自然多不愿意看到蒋一派独大和大权独揽，对汪回乐观其成。迎汪运动所以在各地迅速形成滚雪球的效应，直至影响到黄埔军校内部，与此不无关系。一些人甚至力主“说明本党现状及三月二十日事变真象”，根本就是想要取消蒋的政治资本，恢复汪精卫时期的路线，“与CP谅解合作”，“恢复党权”[36](P321)。
8月21日，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公开通过了一项迎汪的决议[37]，而一直对此不动声色的汪精卫这回出人意外地做出了反应，表示愿意解除他过去的一切职务，专任党务。在一段时间里，蒋对偶尔出现的迎汪言论并不十分介意。一来他相信“三二○”大局已定，汪精卫不敢贸然回来；二来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自己又取得了党政军最高权力，汪更是不便回来。这也是为什么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及会后，他明明不想汪回，却仍旧公开声明赞成请汪复职的一个原因（注：这份经过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的信函，还是由林伯渠签署发出的。见《（林祖涵签署）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致汪精卫先生函》（1926年6月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汉3036。）[30](p591)。如今的情况则明显有所不同。一是党内竟然出现如此高涨的迎汪声浪，甚至黄埔学生也卷入其中，这显示汪已有足够的回国资本；二是他已不如整理党务案通过后那样充满自信，眼看党内异己力量再度崛起，万一汪真的看准时机乘势回国，几个月的努力难免会前功尽弃。鉴于此，蒋不得不设法阻止汪精卫回国。而要阻断迎汪运动，他深知非找共产党帮忙不可（注：8月20日蒋已得知“后方共党有迎汪之谋”。）[30](p655)。刚听说黄埔军校学生联名迎汪时，他就断定“从中必有人操纵”，在日记中对“他党在内捣乱”恨得“切齿”[38](p126-127)。但得知汪确有回国可能后，他还是不得不去向共产党进行疏通。他秘密地托胡公冕赴上海去见陈独秀，同时也去电邀请在广州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前来汉口见面，声称请其“指导党务政治”。其意图简单明了：“请CP勿赞成汪回”，因为“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他甚至要胡转告陈独秀说：“汪回则彼决不能留”[39](p325);[40]。
蒋介石求上门来，中共中央却不能给蒋这个台阶，因为它无法接受蒋以不许妨碍北伐为由压制工农运动的态度。而根据共产党人的报告，自整理党务案之后，因大批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取代了共产党人和部分左派国民党员的位置，广东许多地方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都得以扬眉吐气，故中共中央明确认为：“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民众运动。”（注：共产党人认为“三二○”事件的最突出后果就是：“(1)地主豪绅在地方当局的参预和军队的纵容下向农民组织和农民发起攻势；(2)地方政权机构转到与豪绅相勾结的卖身求荣的官吏手中；(3)企图取消工人组织的自由和反对进行阶级斗争的自由”，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更何况蒋握有对地方党政官员的委任大权，如不打破此种局面，把党政权力从蒋手中夺回来，随着北伐军的推进，全国各地的党政权力多半也会落到那些敌视共产党的势力手中，那样，要想顺利开展民众运动，以确立革命的基础，几乎没有可能。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虽然不赞成分散革命势力，但也不赞成权力集中于蒋一人手中，因为这“更有右倾的危险”。他们提出了一个“汪蒋合作”的方针。其目的在于要使左派在广东重新“取得政治上的指导”，同时“打破总司令的委任制度”，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进革命运动。据此，9月21日晚，经过与维经斯基磋商，双方一致决定，以保证“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为条件，换取蒋同意汪回和交出党权[41](p315,325-326,339)。（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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