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一体化：区域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交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欧洲论文,区域论文,国家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3年，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在民族问题上的两个历史趋势。第一个趋势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势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繁荣，民族隔阂被打破，资本、整个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①当前欧洲一体化的发展②充分印证了列宁观点的正确性，欧洲一体化已经跨越了自由贸易区阶段，实现了关税同盟，建成欧洲统一大市场，基本上实现了人员、商品、资本、服务的自由流通；启动了欧元，推动了货币一体化，欧元在银行、外汇交易和公共债券等领域广泛使用；选举了欧盟理事会常任主席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有效地协调欧洲各国的意见，增强了欧盟的权力和在世界中的影响力。
与民族国家走向联合的欧洲一体化相比，世界上许多多民族国家却为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头疼不已。一边是民族国家之间的联合，另一边是民族国家面临民族分离主义的威胁，这似乎是一对悖论。但如果对欧洲民族国家建立及发展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欧洲一体化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在欧洲区域认同基础上形成的欧洲区域民族主义是推动欧洲一体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动力；而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则是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动机制，在阻碍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制约着欧洲一体化的非理性发展，避免一体化走向狂热与盲目。在欧洲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区域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两股力量的交织，这两股力量的消长使得欧洲一体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
一、欧洲区域认同的建构
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认同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者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我们不同于你，或者我们不同于他们”。③根据亨廷顿及其他学者对认同概念的解释，笔者推演认为，区域认同是基于共同的地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群体自我认识，它通过无形的价值观、交往体系等体现出来，其成员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同性或相似性，且和外界相区别。这种自我认识有利于群体成员进行积极地联系。欧洲区域认同作为这种群体自我认识的形式之一，主要建立在欧洲共同地域（主要是西欧）的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由传统文化认同、政治制度认同、社会发展认同、心理素质认同等多种形态所共同建构。
1.传统文化认同。欧洲传统文化认同是指欧洲人基于共同历史文明背景的共属意识，它是欧洲区域认同的重要内容。④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非常重视传统文化认同对于欧洲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他曾经指出：“要想把欧洲统一所带来的经济优势作为继续扩大欧盟的理由，就不能离开大大超越经济范畴的文化凝聚力。这种生活方式所面临的威胁以及人们要捍卫它的愿望，激发了一种未来欧洲的新观念，从而可以再造性地迎接当前的挑战。”⑤欧洲一体化运动的先驱让·莫奈(Jeano Monet)也有类似的观点，他曾说：“如果我们重新开始欧洲共同体，我们将从文化开始。”⑥这些表述说明了文化认同对于构建区域认同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欧洲文化源远流长，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欧洲文化有不同的中心，但从未间断。欧洲文化的源头始于古希腊，古希腊人曾在政治学、哲学、建筑学、几何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创造出辉煌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欧洲文化中心转移到古罗马，古罗马在天文、历法、农业、军事、法律等领域的繁荣延展了古希腊文明，引领欧洲文化继续向前发展。此后，起源于意大利并盛行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作为欧洲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新文化运动，从多方面革新了欧洲文化，使欧洲文化中心转移到意大利。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氛围中，欧洲文化中心又转移到法国，将欧洲文化统一于启蒙运动的大旗之下。正是在欧洲文化中心不断迁移的过程中，历经文化运动的熏陶，欧洲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整合得以深入开展，直至累积为民众对欧洲传统文化的认同。可以说，传统文化认同为欧洲一体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纵观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历史，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再到欧洲联盟，基于历史文化的同源性、近现代以来内部发展的趋同性等，一直在努力打造欧洲的文化认同，为欧洲一体化的顺利前行奠定了坚实基础。⑦欧盟实施的许多与文化有关的政策都力图强化对欧洲传统文化的认同。如《欧盟条约》第128条规定：“共同体将在尊重各个国家、地区的多样性，重点保护欧洲共同文化遗产的同时，推动各个成员国的文化繁荣。”⑧此外，欧盟还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全欧洲性文化活动，鼓励欧洲人学习传统文化，在文化层面强化培养普通民众的欧洲意识。将传承欧洲共同文化、增进文化认同以条约的形式加以规约等做法，体现了欧盟对传统文化认同功用的重视和对欧洲文化认同的打造。
2.政治制度认同。欧洲政治制度认同是指欧洲人对公民权利以及自由、正义价值观在政治共同体内达成的共识，它表现为“一种新型的，与族属意识、族籍身份相互分离”的公民认同。⑨哈贝马斯认为，对于现代欧洲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学会在民族文化中生活，而是学会在政治文化中生活；重要的不是去寻根或寻回与他人同根的感情，而是学会如何批判地审视自己的利益以便进入理性的协商程序，这便是具有形式普遍性的民主政治文化。⑩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在19世纪也曾写道：“民主的根源在于现代欧洲的整个历史之中，民主是新文明的核心或思想。”(11)从学者们的观点和欧洲国家的现状可以看出，欧洲国家（主要是西欧国家）在行政制度和社会治理层面具有统一性，基本上都实行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既是欧洲政治制度认同的突出表现，也是构成欧洲政治制度认同的要素之一，起着联结欧洲公民的制度纽带的作用。欧盟所有的成员国都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这也是入盟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1992年6月，欧共体委员会在《欧洲与扩大的挑战》的报告中就曾提出，欧共体吸纳的新成员国应该具备的首要条件是要“建立民主制度和尊重基本人权”。(12)1993年，欧共体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提出，“任何欧洲国家，只要其政治体制是按民主原则建立，都可以申请成为联盟成员国”。(13)同年6月，欧共体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为有意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制定了三条标准——“哥本哈根标准”，其中第一条就是政治条件：必须是稳定的多元化的民主国家，拥有独立的政党，定期进行选举，确保民主、法律和人权，尊重并保护少数民族利益。(14)此外，欧共体委员会每年对“联系国”的民主状况进行考核评估，以确定相关国家是否在朝这个方向努力。(15)
政治制度认同是构建欧洲区域认同的要素之一，它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自欧盟成立起，民主制度就被写入欧盟多项条约和诸多政策的正式文件中，成为欧盟价值观和对外政策的核心之一。为了加深欧洲公民对这种政治制度的认同，现阶段欧盟的政治活动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维护欧洲公民的各项权利与其公民地位，二是建立一种具有亲和力、反映欧洲属性的认同政治，三是推动和支持各种跨国性的网络建设和文化合作。(16)
3.社会发展认同。欧洲社会发展认同是指欧洲人基于相同的政治体制，对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有着共同的认知。欧洲的社会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大部分欧洲国家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注重社会公平。在具有典型“欧洲个性”的欧洲式福利制度中，绝大部分福利项目的提供者是国家，即使是在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家的自治互助型福利制度中，尽管提供福利服务的机构不是国家公共部门，国家并没有亲力亲为，但其私法地位与公共服务目标相结合的特殊法律地位决定了它只是公共部门的一个延伸机构而已，从婴儿到老人的所有社会成员均以国民资格为唯一条件而“自动”成为受益人。(17)从这些方面来看，欧洲社会发展模式具有鲜明的特征。
显然，“欧洲福利国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许多学者认为，“欧洲福利国家”与“美国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也存在社会发展模式上的差异。这种社会发展模式的差异成为欧洲与外界（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相区别的重要特征。从这种意义上说，欧洲社会发展模式甚至比“自由”、“民主”等西方政治价值观念更加具有欧洲特性，更足以成为构建欧洲区域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强化欧洲社会发展认同，培养欧洲公民意识，目前欧盟主要采取了三种办法：一是通过加强欧盟在欧洲福利国家改革进程中的整合作用，树立欧盟维护欧洲社会价值观念的形象，从而促进公民对于欧盟的归属感；二是通过不断加强欧盟社会政策体系，强化欧洲公民社会权利的概念，把维护欧洲社会价值观的态度落实到公民个人层面上；三是通过“开放的协作方式”增强欧盟对于成员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协调能力，推进成员国社会政策的一体化。(18)
4.心理素质认同。欧洲人的心理素质认同，是指欧洲人基于相同历史文明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相同或相近的心理素质。心理素质认同主要由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文化等因素促成。其中，共同的信仰（主要指宗教信仰）对于促进心理素质认同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督教在欧洲传播开来以后，教徒们通过多次十字军东征，以武力赢得了更多领土。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的胜利，绘制地图的教士渐渐将基督教等同于欧洲。(19)欧洲人通过宗教信仰界定了“我者”与“他者”，构建了心理素质认同。这一点在土耳其欲加入欧盟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土耳其有99%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只有3%的领土和12%的人口处于欧洲。(20)2005年7月的欧盟成员国民意调查表明，即使加上新入盟的10个成员国，依然只有35%的人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而反对者高达52%。(21)由此可以看出，由于宗教信仰的差异，土耳其人和欧洲人在心理素质方面不具备认同条件，因而土耳其长期被欧盟拒于门外。
共同的经历对欧洲心理素质认同的形成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布兰代斯大学鲁道夫·宾尼(Rudolph Binion)教授将欧洲区域认同的起源归结为1347-1352年在欧洲大陆广泛爆发的严重威胁到欧洲人生存的黑死病，认为这场瘟疫促使欧洲大陆上的人们在心理上团结起来，构成了心理素质认同；而阻碍欧洲大陆一体化的民族主义则根植于当年欧洲为了阻止瘟疫蔓延而实行隔离的记忆，对于欧盟候选国土耳其本能的不信任就缘于黑死病是从今天土耳其所在地区开始传入欧洲的；欧洲一体化就是遭受瘟疫的欧洲人在瘟疫面前人人平等和共同努力保卫家园免遭外部世界威胁之情结的一种当今再现。(22)
上述传统文化认同、政治制度认同、社会发展认同、心理素质认同四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建构了欧洲国家的区域认同，为欧洲区域民族主义的形成和欧洲一体化的启动完成了最重要的原始积累，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扫清了思想、心理及制度层面上的障碍。随着欧盟内部管理机制逐步得到健全和完善，不断有新的欧洲国家在区域认同的基础上自愿加入欧盟。
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
迄今为止学界对民族主义尚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据美国学者路易斯·斯奈德(Lewis Snyder)的研究统计，近代以来至少有200种以上的有关民族主义的定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民族主义进行解读，有侧重国家认同的，如马克斯·韦伯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情感的共同契约，它的适当表现是企望组成一个自己的国家”；(23)有侧重民族认同的，如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目的在于为一个社会群体谋取和维持自治及个性，他们中的某些成员期望民族主义能够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24)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是至少包含民族、国家两种认同在内的意识形态。
民族主义最早形成于欧洲。从打破中世纪欧洲的普世主义的思想开始，到王朝国家的建立，之后发展至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在此过程中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欧洲民族主义。除了上述民族主义定义中包括的民族、国家认同外，欧洲民族主义还包括对区域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民族主义包含两个表现层次：一方面表现于国家层面，具有国家民族主义的特征；另一方面表现于区域层面，带有区域民族主义的特点。国家民族主义激发的爱国热情促进了西欧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国家民族主义过分强调自我利益，曾多次使欧洲一体化陷入种种困境之中；区域民族主义建构并催化了欧洲一体化，但其激发的狂热又会使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因过于超前而导致失去理性。
1.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发展。欧洲民族主义（包括国家民族主义和区域民族主义）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而出现的。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中世纪，欧洲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由林林总总的封建邦国构成。这种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决定了当时欧洲社会的经济基础是领地分封制，封建邦国的国王通过分封制将土地分给大臣和将领等封建大领主们，大领主们再将自己的领地继续向下分封，“国家”因此被划分为一片片各自为政的领地。由于没有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心理认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难以产生国家和民族的意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欧洲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他们创造了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其经济利益要求实现市场的统一，这便与国王们制服封臣、统一国家的愿望不谋而合。因此在共同利益的捆绑下，王权与市民阶层结成统一同盟，逐渐消灭了各自为政的地方领主，在西欧大陆上形成了一个个领土完整的主权国家。共同地域形成后，统一的地域空间使人们的经济、文化交往加强，社会生活也日益统一，逐步形成了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共同心理素质，这一切成为民族共同体的萌芽，也成为欧洲国家民族主义的萌芽。
欧洲封建君主国的建立为之后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时绝对君权已逐步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于是新兴资产阶级高举民族主义大旗，提出民族利益高于一切，领导社会各阶层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国家产生后，人们由过去对国王的效忠转为对民族国家的热爱，民族主义由此诞生，这种民族主义被学者们称为“原生性”民族主义。(25)这种“原生性”民族主义即为国家民族主义。相对于欧洲国家民族主义的形成，欧洲区域民族主义的形成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它不像国家民族主义之形成有着明显的标志（即民族国家的建立），它是建立在对欧洲区域认同的基础上，由欧洲内、外部环境因素共同塑造而成的。
2.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区域民族主义。欧洲区域认同是形成欧洲区域民族主义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没有对欧洲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社会发展、心理素质四个方面的认同，就不会产生欧洲区域民族主义。此外，欧洲区域民族主义的形成还需要具备现实基础。从二战后欧洲内、外部环境看，一方面，欧洲外部面临美、苏争霸世界的威胁，欧洲成为东、西方对抗的前沿阵地；另一方面，战后西欧各国经济衰退，百业待兴，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壮大各国的力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每一个西欧国家都遍体鳞伤，就国家的综合实力而言，每一个国家都不再具备称雄争霸的基础，这一点对欧洲国家体系来说至关重要，对西欧联合来说，亦至关重要”；“西欧联合是美苏两强对峙的派生物”。(26)因此，二战后东、西方冷战的压力和国家经济社会环境成为催发欧洲区域民族主义的诱因，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欧洲一体化，实质上是欧洲各国的国家民族主义为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所做的必然选择。(27)
欧洲一体化得以进行的动因虽然在于欧洲区域民族主义，但其发展则始于二战后西欧政治精英们对欧洲统一性的认识，他们预见了欧洲国家联合的力量，并期望从这种联合中获得双赢。1946年，丘吉尔在苏黎世大学发表演说时就曾提出：“要以一个可被称为欧洲合众国的区域结构，建立欧洲大家庭，它的第一步是建立欧洲委员会。”(28)随后，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提出了一项计划，把法国和德国的煤、钢工业的生产全部置于一个高层权力机构的管理之下，并具有对欧洲其他国家开放的组织结构，通过这样的措施创造一个“实际的联合”，使欧洲过去两个最大的敌对国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极不可能进行”。(29)该项计划被称为舒曼计划。按照此项计划，1952年，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随后，这六个国家于1957年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后来人们把这两个条约通称为《罗马条约》）。《罗马条约》于1958年元旦正式生效，标志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诞生，欧洲一体化正式启动。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由于欧洲区域民族主义过分强调联合的力量，放大了欧洲一体化的优势，认为一切问题都能在发展中解决，这往往导致欧洲一体化陷入盲目扩大发展之中。就欧洲一体化本身而言，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主权国家融为一体，注定是个充满矛盾的缓慢过程，一味地追求速度只能欲速则不达。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不乏因为冒进而导致受挫的例子。例如，2004年5月欧盟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正式吸纳中、东欧10个国家（塞浦路斯、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和斯洛文尼亚）为成员国。但在尚未真正“消化”这些成员国和有效解决经济发展差异、东欧移民等问题的情况下，欧盟就于2004年10月抛出了《欧盟宪法条约》，结果被法国、荷兰这两个欧盟创始国分别于2005年5月和6月举行的全民公决予以否决，直到取消了“宪法”名称、欧盟盟旗、盟歌和铭言等可能使欧盟成为超国家机构的内容，重新以《里斯本条约》面目出现后才得以通过。现今世人已越来越看清导致欧盟目前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考虑自身承受能力而大规模地冒进。
3.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国家民族主义。在西欧民族国家建立、国家民族主义形成的过程中，欧洲政治精英看到了统一的地域、联合的市场在促进民族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威力，逐步形成了欧洲统一思想，这为后来进行的欧洲一体化提供了丰富的政治理论资源。就国家民族主义本身而言，由于其将自我民族或国家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的地位，自然会强调国家利益，因此当为实现欧洲一体化而要求成员国放弃个体利益或将权力让渡给欧共体乃至欧盟时，如果成员国中的国家民族主义政治精英和大众群体过分强调本国的利益，不肯放弃相关利益或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对欧洲一体化产生消极影响。从欧共体成立至今，欧洲一体化进程曾因多次遭遇国家民族主义的干扰，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困境之中。例如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著名的国家民族主义者戴高乐总统的干涉下，欧洲一体化曾遭受重挫。戴高乐曾在一次讲话中声明“《罗马条约》没有满足我们国家的需要”，(30)因为在他看来，法兰西民族的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保障；而且欧洲大陆上的各个民族有着自己的地理、历史、语言、传统和制度，不可能像美国那样组成一个统一的实体。正是由于戴高乐不愿意放弃法国控制自己事务的权利，从而导致1965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危机和1966年的“卢森堡危机”。直到1986年欧共体12国的代表签署了《单一欧洲法令》后，欧洲一体化才迎来新的转机。该法令是欧共体三个主要成员国英、法、德政府通过谈判达成对国家民族主义进行约束的结果，确立了欧共体不只是各个国家的集合体，而是一个类似独立自主的实体，需要国家民族主义做出让步。(31)再如1992年，由于丹麦没有达到国家预期利益，丹麦民众在全民公决中否决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丹麦政府通过谈判，在防务、欧元、难民和移民政策以及欧盟公民身份等问题上获得让步后，次年丹麦民众才在第二次公投中通过了该条约，这是国家民族主义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又一次干扰。
进入21世纪后，欧洲一体化也曾多次因国家民族主义而酿成危机。2001年，由于国家利益受到了损失，爱尔兰民众否决了《尼斯条约》，在爱尔兰农业、商业等利益得到充分保证后，爱尔兰民众才于次年第二次全民公决中批准了该条约。2005年，法国右翼以国家民族主义和法兰西主权的名义反对《欧盟宪法条约》，在公投中否决了该条约；同年，由于荷兰国家民族主义者担心欧盟中欠发达的成员国向荷兰等富国输出劳动力和移民，抢夺荷兰人的饭碗，荷兰大多数民众也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法国和荷兰对《欧盟宪法条约》的否决，酿成了欧洲一体化在21世纪的一场重大危机，后经欧盟成员国长达两年的多次磋商，在双方共同让步的情况下，欧盟决定修改《欧盟宪法条约》的名称，以《里斯本条约》取代《欧盟宪法条约》，这次变动可以说是区域民族主义对国家民族主义的一次屈服。然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害怕《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将按照国家人口分配权利，而爱尔兰总人口仅约400万，因此担心自身话语权受到制约。这一忧虑导致2008年在爱尔兰进行的全民公决中，爱尔兰大多数民众否决了《里斯本条约》，从而打乱了欧盟改革的全盘计划，欧盟制宪再次陷入困境。从一定意义上说，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在客观上起到了挽救欧洲一体化的作用。爱尔兰经济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成为第一个陷入经济衰退的欧元区国家，而此时欧盟批准了35亿欧元援助计划，使深陷困境的爱尔兰银行免于破产，并在多方面帮助爱尔兰恢复经济发展。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爱尔兰国家民族主义屈服于区域民族主义，由于此时支持《里斯本条约》有助于重建国家信誉，并且能带来投资和就业机会，于是在第二次公投中，爱尔兰终于通过了《里斯本条约》，欧洲一体化才得以继续向前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从国家民族主义与欧洲一体化的互动关系看，国家民族主义在阻碍欧洲一体化的同时，还在客观上发挥着控制欧洲一体化速度，促使欧洲一体化在前进与深化之间设法寻求平衡的作用，也就是说，每当欧洲一体化步伐过快、过猛时，国家民族主义的作用就会适时发挥，使欧洲一体化避免过于超前发展，迫使其夯实基础，稳步前进。
三、区域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交织
恩格斯曾言：“（欧洲人）为反对共同的外部敌人而通过基督教联合起来了。”(32)无论是在区域认同乃至区域民族主义受重视的时代，还是在国家民族主义占上风的阶段，欧洲一体化进程都与国家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欧洲一体化之初，由于二战致使欧洲国家的实力遭到严重削弱，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实际上都沦为二流甚至三流国家，同时冷战又使欧洲成为美、苏对抗的前沿阵地，欧洲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在这样的国内外环境下，具有传统文化、政治制度、社会发展、心理素质等方面认同的欧洲国家，为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所做的选择只能是联合。
共同利益是西欧国家联合的外在诱因，区域认同是西欧国家联合的内在基础。二战后欧洲各国都不具备依靠自身的力量从根本上改变困境的能力，只能通过一体化走联合发展、共同复兴之路。而个体利益则是一体化中国家民族主义的催化剂，当一体化进程伤及欧盟成员国国家个体利益时，国家民族主义就会适时地表现出来，阻碍一体化的深入开展，以使国家利益免遭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在区域认同基础之上的区域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都以国家个体利益为中心，前者表现为在联合中获得国家个体利益，后者表现为在阻碍联合中谋求国家个体利益。从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历史看，一体化经历的几次危机都是由于过分强调国家个体利益而造成的。例如在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在欧洲一体化谈判中坚决不考虑主权让渡等问题，并企图建立一个以法国为中心、围绕着法国意志而转的欧洲；又如20世纪70年代，撒切尔夫人通过反对深化欧洲一体化来捍卫英国的固有利益，把国家民族主义当成其政党拉选票的有力旗帜。这两个事例都几乎使欧洲一体化陷入停滞。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区域认同乃至区域民族主义侧重于趋同，表现为一体化范围的扩大及合作程度的加深；而国家民族主义侧重于排异，构建一体化中“我者”与“他者”的区别。两者之间的交织关系，进一步衍化为“联合的国家”与“国家的联合”的关系，亦即把欧洲建成“超国家的欧洲”还是“多祖国的欧洲”之争。两者的实质差别就在于是让渡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主权还是完全坚持民族国家的主权，是建立由多国组成的“超民族国家”实体还是坚持以民族国家为主体。(33)从根本上来说，矛盾的焦点都在于本民族的利益，区域认同的加深在于共同利益的驱动，国家民族主义的盛行也是追逐个体利益使然。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每一次重大进展之前几乎都会遭遇障碍，但欧盟成员国总是能够经过协商而化解危机。纵观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有这么一个规律：在本国本民族经济形势向好时，国家民族主义抬头，一体化进程艰难发展；反之，当本国本民族经济形势面临挑战时，则区域认同乃至区域民族主义提升，一体化进程迎来曙光。于是在世界经济风云变幻之中，欧洲一体化于徘徊中前进，于坎坷中发展。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上），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229-230页。
②欧盟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其成员国从最初的6国发展到目前的27国，总人口超过4.8亿，总面积达432.2万平方公里。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④洪霞：《“多元统一”：欧洲认同的极限》，载《世界民族》，2010年第1期。
⑤转引自W.W.Michel,"Kulturelle Aspekte und Probleme der Europaeisehen Integration",Germany: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10/97,Bonn,28.02,1997,pp.14-24.
⑥转引自Mary Farrell,Stefano Felia and Michael Newman,European Integration in the 
Century Unity in Diversity,UK:Sage Publications Ltd.,2002,p.158.
⑦朱定秀：《欧洲文化认同危机评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⑧转引自张生祥：《欧洲的新认同政治与欧洲认同的形成》，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
⑨戴晓东：《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安全》，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4期。
⑩徐贵：《战后德国宪政与民主政治文化：哈贝马斯的宪政观》，载《二十一世纪》，1998年第6期。
(11)〔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著、黄华光译：《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31页。
(12)欧盟官方网站：http://ec.europa.eu/atoz_en.htm.
(13)转引自刘敏茹：《欧洲一体化对中东欧国家政党制度转型的影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
(14)详见欧盟官方网站：http://lee.europa.eu/atoz_en.htm。
(15)赵晨：《欧盟如何向外扩展民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5期。
(16)张生祥：《欧洲的新认同政治与欧洲认同的形成》，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
(17)郑秉文：《从奥巴马医改看美国与欧洲福利制度差异性》，载《红旗文稿》，2010年第8期。
(18)田德文：《论社会层面上的欧洲认同建构》，载《欧洲研究》，2008年第1期。
(19)〔美〕鲁道夫·宾尼著、郭灵凤译：《欧洲认同的历史起源》，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1期。
(20)孙晓青、江穗春：《2004年的欧盟形势》，载《国际资料信息》，2005年第1期。
(21)李明明：《包容与排斥：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认同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2期。
(22)〔美〕鲁道夫·宾尼著、郭灵凤译：《欧洲认同的历史起源》，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1期。
(23)转引自张建华、李凤飞：《作为一种世界潮流的民族主义》，载《世界经济和政治》，1996年第1期。
(24)〔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徐光楠等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25)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
(26)郭华榕、徐天新：《欧洲的分与合》，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324-325页。
(27)张才圣：《国家民族主义与欧洲一体化研究》，载《世界民族》，2006年第3期。
(28)Winston S.Churchill,"The Tragedy of Europe",in Robert Rhone James (ed.),Winston S.Churchill,His Complete Speeches,1897-1963,vol.VII,New York:Chelsea Publishing Company,1974,p.142.
(29)Robert Schuman,The Schurnan Declaration,Europe-A Fresh Start:The Schuman Declaration,1950-1990,Luxembourg: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90,p.215.
(30)Charles de Gaulle,Terence Kilmartin (trans.),Concert of European States,Europe in Memories of Hope:Renewal and Endeavour,1971,p.65.
(31)Preamble to the Single European Act,Treaties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Single Europe Act,Other Basic Instruments,abridged edition,1987,p.83.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46页。
(33)胡瑾等：《欧洲早期一体化思想与实践研究(1945-1967)》，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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