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氏家族人文历史对毛泽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论文,家族论文,历史论文,论毛氏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韶山毛氏家族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家族，自从出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其历史渊源和文化积存备受人们所关注。毛氏家族的人文历史对毛泽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勤苦而奋进的创业精神
毛氏家族是典型的移民家族，它以移民所特有的坚韧和奋斗气慨，在韶山冲一带深深地扎根下来。1380年，始祖毛太华携长子毛清一、四子毛清四从云南来楚，定居湘乡北门外绯紫桥。十余年后，毛清一、毛清四兄弟卜居韶山，从此开始了在韶山艰难的创业史。迄毛泽东诞生，毛氏家族已在韶山繁衍生存了五百余年。
与现域韶山其它地方相比较，韶山冲一带开发较晚。当毛氏家族的先人来到这里时，他们所面临的几乎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山高林密、草依崖畔，土地贫瘠，生活环境极为严峻。他们必须付出比常人多得多的努力，才能获得起码的衣食之源。正是在与环境相争的过程中，毛氏家族形成了勤苦而奋进的创业精神。韶山风气，自鸡鸣而起，至篝灯不辍，一代一代的毛家人以此为发家兴族的必由之路，硬是把一个陌生而蛮荒的地方变成了子子孙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到明朝成化年间，毛氏家族在韶山冲一带的铁陂、东塘、乌塘、毛家湾等处共开种土地四百余亩。清代前叶，这里的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茅舍之间，鸡犬相闻；田畴沃壤，循流而下。粮食、竹木器加工、凿石烧灰等家庭手工业兴盛起来，家族内外的土地买卖和其它经济活动以关约、契据的形式频繁地发生着。农民还将粮食、木材、牲畜运往银田等集市进行贸易，以换回必需的生活用品。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氏家族已衍派到第22代。据湖南省图书馆古籍部保存的1948年《韶山地方毛姓氏族概况调查表》，此时毛氏家族共有男丁四千余人，女丁三千余人，共七千余人。
在经济和社会逐步发展的基础上，毛氏家族倾全力建立自身的文化体系和文化规范。1937年，毛氏家族在毛文伯、毛文柱等主持下创修族谱，惜该谱已失传，唯有10多篇序、赞等内容转录在二修族谱上。1881年，毛氏家族在毛恩信、毛兰芳等主持下二修族谱，为家族确立了完整的家规、家训和家戒。1911年，由毛祥纲、毛鸿宾等倡首，毛氏家族三修族谱，制定“百字铭训”和“劝戒讼词”，进一步丰富了家族文化规范的内容。1941年，毛氏家族在毛国翘和毛宇居等主持下四修族谱。对一个家族来说，除撰修族谱外，另一项重要活动便是修建祠堂。1758年，毛氏家族集资在韶山冲引凤山麓建立毛氏宗祠，到光绪年间，毛震公祠、毛深公祠、毛鉴公祠等支祠亦相继落成。随着谱修祠建，家族为祭祖隆恩而设立的各种祭会如清明祭会、通族祭会、秋风祭会亦纷纷举办，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为秋风祭会的发起人之一。总之，到清末，毛氏家族形成了规矩齐全、体用兼备的家族文化体系。
历数百年之奋斗，毛氏家族不仅开发了一方热土，而且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其历史沧桑，是所有移民家族奋斗史的缩影。毛氏家族从自己的奋斗史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天下无难为之事，惟能不囿于难为之见，不生其畏难之心，审其难为之势而克分其难，酌其难为之理而克任其难，自便难为者转成不难。故有为之才，一生为人之所难为，而行若无事。旁观咤讶，鲜不叹为难为之事，必得难得之人而后成也。这与毛泽东后来的名言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是何其相似！
毛泽东的父母是上述家族精神的突出代表，特别是他的父亲毛顺生，不依赖祖业，不迷信命运，完全依靠自己辛勤的经营而跻身为韶山冲的“小财东”。毛顺生对子女要求严格，在家里容不得他们闲着，稍有不从即斥其“懒惰”。这种家风培养了毛泽东从小做事勤快、善始善终的习惯，并使他领悟到“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道理。青年毛泽东曾在日记中写道：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又云：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必奋斗不可。毛泽东崛起于山林，纵横于九州，其百折不回、刚劲奋力之气慨，世所罕见，但家族的传统精神不失为其中的重要助力。
崇文而又尚武的人格追求
毛氏家族生活在偏僻的韶山冲一带，文化发展受到经济状况的制约，加之又是一个移民家族，文化资源的积累也较为困难。尽管如此，毛氏家族仍是一个重视读书和教育的家族，其立家兴族之本一为力田，一为读书，所谓家有藏书郭有田、秀者读而朴者耕，便是这种思想的反映。走近毛氏宗祠，“注经世业、捧檄家声”的对联赫然入目，可谓雄心万丈，豪气干云。考察毛氏家族的人文历史，虽然没有出现过“科第蝉联、仕宦赫赫”的景象，但也产生了许多名重乡邦的文化人。他们在求学历程中表现的刻苦自励以及对子弟的殷殷训导，都昭示着毛氏家族寖寖日昌的前景。
毛氏家族的文化人最早产生于第三代。毛氏家族经历了一个文化上相对沉寂的时期，直到明末清初，家族文化才开始活跃和兴盛起来。此期，毛氏家族一连有毛凤仪、毛凤来、毛朝颖、毛朝颂等通过院试而成为“邑庠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秀才。毛凤仪弱冠补弟子员，每夜诵读，声接曙钟。毛凤来性浑厚，有娄师德风度，不善治生，产业荡然，公漫不为意，惟喜读书。在科举场曾屡试不第，直到52岁始进学。毛朝颖自幼跟随毛凤来读书，性敏慧，年仅11岁赴院试，头场交卷早，向阶旁空隙处拾瓦片为戏。毛朝颖年少妙才，一时传为美谈。毛朝颂不耻下问，其外甥张元昌选拔贡后，文名藉甚，公以舅父事张如师，他生平爱奖励后进，见聪敏向学者辄嘉之。
清朝乾隆年间，毛氏家族又出现以毛文伯、毛文柱、毛文常为代表的一批文人。毛文伯自号“耐愚居士”，他守其祖毛凤来之家学，在科举场上“屡试前矛而愿与遇左”，但对荣名得失毫不介意，年登六秩，仍讲学授徒，孽孽罔懈。他与胞弟毛文柱主修了毛氏族谱。毛文常是乾隆初年享誉湘潭的文苑英才，通邑以异才目之，谓毛氏高大门闾必是人矣。乾隆元年赴道试，不进失意，归途间偶沾感冒，庸医误投热剂，遂致不起。毛文常英年早逝，殊为可惜。
清道光以后，毛氏家族的文化人更大量涌现。毛兰芳、毛鸿宾、毛简臣、毛麓钟、毛咏薰、毛宇居等皆钟情诗书，在乡邑颇著文望。毛兰芳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为堂兄弟。他青年时代博学善诗文词赋，应试屡拔前矛，尝代文武官员作应酬简礼篇章，佥谓文望日隆。中年后高悬绛帐，近悦远来，诲人不倦，奖励成才，不计修金之有无也。毛兰芳对家族子弟训诲有加。他任总纂的毛氏二修族谱以家戒的形式告诫子弟：坐我明窗讲习，几曾挥汗荷锄；驱蚊呵冻志不休，诵读不分昼夜；任他数伏数九，我只索典披图；桂花不上懒人头，刻苦便居人右。毛鸿宾初年身世艰难，尝自牵茅补屋，读书过目成诵，善书法，深得颜鲁公笔意，性嗜六朝文学，解双声叠韵法，最为毛兰芳所器重。毛简臣的父亲毛祖南为乡村儒医，与毛泽东曾祖父毛祖人亦为堂兄弟。毛简臣在父亲督导下，苦学成为秀才（清附生）。毛麓钟为毛兰芳的孙子，他读书常手不释卷，于名人篇什精粹处，常用蝇头小楷记录之。逊清以科举取士，他于各经史无不揣摩纯熟，诗赋尤极典丽，每试则冠其曹。1892年中秀才（郡庠生），从此以茂才见称。毛咏薰以文章鸣于一时。毛麓钟父亲毛鼎臣在日见其困苦求学，即延为宾席，冀藉以教学相长。毛宇居的父亲毛福生为国子监监生，与毛麓钟为同胞兄弟。毛宇居幼承家学，博闻强记，在家乡有“纯儒”之称。
家族先贤们的求学事迹通过族谱和口耳相传给毛泽东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读私塾时所跟的6位老师中，有4位属于本家族的人，即毛咏薰、毛简臣、毛麓钟和毛宇居。主要在这些家族先贤们的引导下，毛泽东步入国学之林，初步领略了中国文化典籍的博大精深，也初步形成了作为读书人的涵养和习性。家族先贤的求知精神和重教传统，对毛泽东走出韶山继续求学也起到重要作用。1910年，正是在族亲和外家的帮助下，毛泽东得以说服父亲，前往湘乡东山学校读书。临行前，毛泽东改写他人的一首诗留赠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一直怀抱以诗书振家声的梦想的毛氏家族，赐与毛泽东以最初的国学营养，这是毛泽东后来成为一代学问家的基础。
考察毛氏家族的人文历史，除注意其文事之优外，尤当留心其武略之美。毛氏家族人文历史的最大特点当是“书”与“剑”的结合，崇文与尚武的统一。毛氏家族的始祖毛太华便是以军功拨入楚省。自那以后，他的子孙秉承他的刚毅和血性，投身行伍，驰骋疆场者所在多有。特别是近代湘军兴起后，毛氏家族子弟更表现了呼之欲出的用世之心，舍我其谁的担纲之慨。韶山毗邻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得风气之先，故从湘军初创起，便有大量毛氏子弟投入进去。毛氏二修族谱《凡例》中写道：“自咸丰初起，小丑犯颜，兵戈扰攘，招募堵剿。吾族有志应募随征者不少，效力沙场，捐躯异地。”家族的尚武精神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毛氏子弟参加了从湘军之兴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次战役，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不同等级的功名。
在毛氏家族历史上的功名人物，特别是他们踔厉敢为、闯荡天下的品格，更对人心风俗产生重要的转移作用，从此论政谈兵习为风气。甲午战争和民国初年的护国战争中，又有毛氏子弟“乘时而起”，为维护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而斗争。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早年也当过兵。从军打仗，成为毛家人改变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的重要途径，以及沟通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条件。毛氏家族的文化人也不耻谈兵事，毛兰芳、毛麓钟、毛简臣、毛宇居等均在军队服役过。
毛泽东便是在这样一个具有从军打仗传统的家族中成长起来的。他在韶山生活期间，那些获得较高功名的人物如毛有庆、毛祖篪等尚在人世，即使是那些在他诞生前后已去世的人物，亦是造型不远，口碑尚存。毛泽东耳濡目染，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尚武精神的影响。据韶山老人回忆，毛泽东从小好角力，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对《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唐》等描写战争的书爱不释手。在习武论兵成为风气的家族氛围中长大的毛泽东，有着强烈的英雄崇拜倾向。当他在韶山得知湘潭哥老会首领彭铁匠起义遭斩首后，便认为彭铁匠是一个英雄。他在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时，阅读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又产生对华盛顿、拿破仑等英雄的崇拜，当做自己学习的偶像。
到长沙求学后，毛泽东的尚武精神更加突出了。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毅然投笔从戎，在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7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开篇即云：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诚可忧之现象也。因此而主张“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在文中他极其推崇颜习斋、顾炎武“文而兼武”的行事风格，认为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之所以如此，乃因为这些人的人格形象与他早年的精神习染产生了同向同构效应。毛泽东无疑是一介书生出身，但他又极其崇尚武勇，崇尚体力活动，并从中感受到人生之至乐，这是他与许多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施拉姆指出：“尚武，无疑是毛泽东个人性格中一个根本特征，这个特征我们在毛泽东一生每个转折关头都能看到。”（注：施拉姆：《毛泽东》，7页，北京，红旗出版社， 1987。）撇开特定的家族背景，我们就不能全面地理解毛泽东尚武精神的形成。直到晚年，毛泽东理想中“新人”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能文能武”，由此不难想象一个人的早期教育对其一生的影响。
务实而又浪漫的生活情趣
中国以农立国，农耕生活的艰辛和单调使农民十分注意劳动的结果，因而思想易于趋向务实一途。农人的务实之风又感染士人，认为华而不实，耻也；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经过历史的淘洗、浸润，务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基本精神状态。毛氏家族以力田为本，加之又处于高山之中，生存条件相对更为艰难，故不得不面向实际，脚踏实地，把解决生存问题放在首位。长期的农耕生活及与环境的抗争，使毛氏家族懂得力不虚掷，利无幸至，说空话于事无补，实意做事方有收获。
毛氏家族的务实精神在族谱中得到集中体现。旧时修谱，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即不顾世远年湮，繁征博引，任意搜罗，盲目攀附名人以光扬谱牒。又或者因为子姓疏贱，缊袍草履，负耒荷锄，恶其玷族而摒弃之。毛氏族谱则力矫此弊，尽管在历史上毛姓莫不代有伟人，光炳青史，但毛氏家族却效法孔子删《书》，断自唐虞，虽前有典坟不录之意，直奉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毛太华为始祖。其理由是，如果盲目滥采，不失诸浪即失诸诬，与其攀援以慕虚荣，不如务实以昭诚信。而对于毛太华以下的世系，却不惮其烦地加以实录。生齿邱墓，朗若春山；亲疏一本，井然不淆。毛氏家族这种务实的修谱方法，被时人评价为既无攀援之病，又少遗弃之伤，诚合于古人敬宗收族之意。
毛氏族谱另一个体现务实精神的地方在于文字力避渊古而就浅易，注重其现实教化作用。如三修族谱所载《百字铭训》：教悌家庭顺，清忠国祚昌。礼恭交四海，仁义振三纲。富贵由勤俭，贫穷守本良。言行防过错，恩德应酬偿。正大传耕读，公平作贾商。烟花休入局，赌博莫从场。族党当亲睦，冤仇要解忘。奸谋身后报，苛刻眼前光。这种务实的道德教化方式，对形成毛氏家族纯朴的社会风尚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务实精神的农民。他对于不能给他带来现实利益的事物均无甚兴趣。他送毛泽东上学的意图很简单，即让毛泽东认识一些字，算得几笔数，以后充当他生意上的帮手。那时毛泽东不喜欢读经书，却喜欢读旧小说和时论，这使毛顺生很生气。毛泽东回忆说：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方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指《盛世危言》一类书——引者注）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实际上，毛泽东与父亲在读书问题上均持一种实用的观点，只是标准不同而已。
毛氏家族的务实精神作为一种群体的心理特征，必然会在毛泽东身上打下烙印。加之毛泽东很早便参加家务劳动和田间劳动，切实体验过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来之不易，因此注重实际这一性格特征在少年时代便积存下来，以后经岁月的磨砺而更加突出。他初到长沙的时候，根据报纸上广告宣传的好处报考过许多学校，几乎完全是出于实用合算的目的。他反对学校刻板的教规和课程，提倡自动自觉的学习，也体现了一种务实尚用的精神。在一师所做的《讲堂录》中，毛泽东还特意记录下曾国藩的一段话：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从小养成的务实品格，使青年毛泽东容易接受中国古代“实学”以及严复的经验论、胡适的实用主义的影响。即使是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也表现出注重功利和结果的务实精神，正如他自己所说：“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注：《青年毛泽东》，143页，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毛氏家族不仅是一个具有务实品格的家族，而且还是一个具有一定浪漫主义生活情趣的家族，特别是毛氏家族的文化人，由独特的地理环境所影响，大都有浓厚的艺术气质。韶山为“楚南一名山”，作为其象征的韶峰乃南岳第71峰，它拔地而起，直插云霄，每当雨过乍晴，岚雾缭绕，如同仙境。以韶峰为中心，荟萃了“仙女茅庵”、“胭脂古井”、“顿石成门”等韶山八景。这里群山点黛，潭水含秀，四时花鸟不绝，草木皆有仙气。秀绝的山水孕育了浪漫主义的文化。自舜帝南巡，奏韶乐于此并引凤凰来仪之后，这里积淀了大量优美的神话和传说，如三女升仙、八洞吹箫等等。唐代以后，佛教传入韶山，更增添了它的浪漫主义文化氛围，因为佛教天生与艺术结缘，佛教追求的脱俗、空寂和顿悟，与艺术崇尚的自然、空灵和洒脱有内在的契合之处，故古佛场往往成为诗人的打坐场。
宋代以来，韶山引得不少文人墨客选胜登临，留下灿烂华章，如（宋）周行子《韶山》诗：“潇湘云水梦中来，犹忆蓬莱进酒杯。歌罢远游人不见，玉箫吹月过东台。”另一位诗人张祖铭更写下“翠滴陵霄竹，香生带露兰”的佳句。韶山毛氏族谱保存了许多由毛兰芳、毛鸿宾、毛咏薰等文化人撰写的诗作，最典型的当推毛兰芳的韶山八景诗。毛兰芳晚年十分佞佛，终日混迹于山林庵堂，松间听月，石上观泉，心境似闲云野鹤。他追踵王维的诗风，落笔即生禅意。
故土秀绝的山水和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化氛围，培育了毛泽东的艺术气质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在东茅塘面山楼私塾跟随毛兰芳的孙子毛麓钟读书时，毛泽东得以遍观毛兰芳的诗作，含英咀华，化为己有。而对故土的宗教胜景，毛泽东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1956年，他在会见外家几位表兄时，特地问起慈悦庵、白莲庵、仙女庵的现状。当得知这些地方已遭破坏时，他惋惜地说：其实，这几处也是韶山的名胜，各处地势较高，四周古木参天，山泉沥沥，曲径通幽，风景蔚为可观。每日晨钟暮鼓，响彻群山，别有一番风味。毛泽东一生钟情山水，在名山大川之间拓其心胸，展开襟怀，堪称一代诗豪。
农民讲求实际，诗人耽于玄想，毛泽东把这二者奇妙地结合起来了。追根溯源，是家族背景给这种结合提供了最初的文化原型，并在以后长期的岁月中得以丰富和升华。
儒、佛参合的信仰体系
毛氏家族的文化体系，是以儒学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它的祠庙系统、祭祀制度，它的家规、家训与家戒，无不渗透着浓烈的儒学精神。
最能体现毛氏家族文化特征的是二修族谱所制定的家规、家训和家戒，其中家规18条，家训和家戒各10条。家规18条涉及家庭社会人伦道德关系的各个方面，如第一条规定：孝悌为百行之原，固人道之所当尽。凡为子弟者，务宜服劳奉养以事亲，逊顺恭让以尽弟。苟或不孝养父母，不弟事兄长，大则忤逆违悖，小则言语撞触，族长传祠，从重惩戒，训之不悛，送官究治。为使家规化为族人的内心信仰，发挥其隆恩笃谊的作用，族谱要求“凡各家长当于三余之时，孙子略识书字之际，使与观看，与之讲明，令其知其稽考，遵其法戒。”毛泽东诞生在1893年，且在韶山生活了整整17年，因此，家规18条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从家规的内容来看，排除其封建礼法观念，的确有许多积极的因素，如孝养父母、敬老尊贤、严格教子、婚丧从俭、怜恤孤寡、好义趋公等等，并在毛泽东身上打下深刻烙印。就拿孝养父母来说，毛泽东历来反对那种父辈对子辈享有绝对权力的封建“孝道”，但他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是深深感戴的。父母病重期间，他忧心如焚，到处寻医问药，甚至不远百里到南岳为母亲许愿还愿。母亲去世后，他在母亲灵前写下摧人泪下的祭母文。父亲去世时，他远在北京，未能给老父送终，他感到深深的内疚。1921年春节回韶山时，便对弟妹们说对父亲没能“尽孝”。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的第二天清晨，便去给父母拜坟，回到寓所，他对罗瑞卿等人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这也得承认。我下次回来还要去看他们二位。翻开《毛泽东书信选集》，上面还有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等记载。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在批判封建“孝道”的同时，仍是继承了其中合理的因素。
毛氏家训和家戒是对家规的补充。家训十则为：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弟兄、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勤劳本业、奋志芸窗；家戒十则为：戒游荡、赌博、争讼、攘窃、符法、酗酒、为胥隶、为僧道、谋风水、占产业。与家规相比，家训和家戒更少时代局限性，体现了毛家人弘毅奋发、积极向上的人生取向以及对纯洁生活的向往。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毛泽东曾向业师杨昌济介绍过本家族的生活情形。杨昌济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毛泽东在一种纯朴的乡风民俗中长大，心田正直，不慕奢靡，鄙弃陋俗，志存高远，这与他后来推崇奋斗向上的人生观，追求简朴纯正的社会生活息息相通。他对各社会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并将它们消灭殆尽，其动因则可追溯到早年的文化习染。
毛家人的精神世界在受儒学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佛教文化的浸润。俗语云：天下名山僧占多，韶山作为楚南一名山，自然为佛教的传入提供了优越的地理环境。在清末，韶山共有大小庵堂三十余所，仅在毛氏家族聚居的韶山冲一带，便有五个庵堂，即韶峰庵、白莲庵、仙女庵、寻源庵和慈悦庵，其中仙女庵和慈悦庵系毛氏家族所建。慈悦庵名声很大，它与清溪寺、报恩寺是韶山香火最盛的三大寺庙。据毛氏二修族谱所载《仙女庵碑文》，仙女庵为毛氏家族鉴房房祖毛鉴所辟构，明末毁于兵乱，清朝定鼎后，鉴房子孙毛松泉等“复加开垦田亩，起造庵宇，雕装佛像，置办钟鼓，延僧力作奉佛，香烟历传至今。”慈悦庵则为震房后裔毛旦卿、毛斗卿等所建。据二修族谱《慈悦庵碑文》，他们“以慈悲为念，悦易居心，创建佛场一所，因名之曰慈悦庵”。庵中“金容玉像，灿然大观，洪钟巨鼓，深人猛省，所谓崭新日月，特地乾坤者也。”
清朝末年，毛氏家族崇佛趋于鼎盛。此时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内外交困，人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特别是湘军兴起后，毛氏子弟在征战过程中，更感受到人世的变化无常和险恶莫测。他们中的幸存者归乡后，不少便皈依佛门，寻求精神慰藉，并把更多的族党带入礼佛的行列。
毛泽东生活在这样一个山水秀绝、庵堂林立、族人踊跃崇佛的环境中，加之母亲文氏又虔诚地信佛，常带他去这些庵堂“膜拜”，便难免受到佛教的影响了。9岁的时候， 他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父亲不信佛的问题，并为此感到伤心。稍长，毛泽东还向僧尼借阅过佛教经书，获得了佛学理论的初步知识。据毛泽东弟媳王淑兰回忆，少年毛泽东与一个叫肖贵桶的下山和尚相处得很好，常向他请教一些佛学方面的问题。
当毛泽东走出韶山时，他已不再信佛了，但他对佛学的兴趣却未中断。特别是随着近代佛学的复兴，众多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已意进退佛说”，着重发挥佛教“无我”的理论和“无畏”的精神，变佛家的出世为奋然入世，发誓“于世间造法界”，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早年吸收的佛学知识，经过改造和提升，成为他立志改造世界的思想助缘。直到50年代，毛泽东还将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与佛教普渡众生的思想相比较，认为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把为众生解除压迫的痛苦当作自己的使命，这既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当然要求，也是佛家大雄风范的真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