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与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美国论文,战后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以至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1]翻开美国政治发展的历史，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孤立主义与扩张主义的竞争一直贯穿始终。在这其中，新保守主义作为美国当代政治思想流派中最活跃也最危险的一支，在影响政府决策和公众舆论方面显示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对冷战后美国外交决策包括对华政策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和外交政策倾向的系统解读，尽可能揭示其理论实质，以求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与外交实践形成一种更为准确、更为客观的认识。
一
新保守主义最初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的产生，既是当时美国国内社会政治裂变的结果，又是国际环境变化作用于美国意识形态使然。由于当时西方国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从整个冷战态势上看美国处于守势，并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中处于劣势，军备竞赛上相对于苏联的优势也逐渐消失，而越南战争更使得美国陷于泥潭不能自拔。面对这种形势，一部分老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和厌恶，甚至感到可怕，他们逐步背弃了自由主义信仰，并最终与自由派决裂，转而加入保守派阵营。由于他们的独特发展背景以及他们与传统保守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存有分歧，故在保守阵营中也自成一派，被称为“新保守派”，其思想主张则被称为“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兴起后，不久即在国内政治和外交领域显示了巨大的政治能量。20世纪80年代，里根的上台为新保守主义施展外交影响准备了必要条件。一些新保守派参加了里根政府，得以把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理念付诸政策实践。正是在新保守派带头制造的“新冷战”氛围中，里根于1985年抛出了所谓“里根主义”的外交政策纲领，由此迎来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第一个“辉煌期”。在此之后，虽然国际势态的剧变导致新保守派内部发生政见分歧，加之民主党主政等因素，新保守主义进入了一个混乱时期，其影响也曾一度趋于低落，但新保守分子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并很快觅得了东山再起的时机。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新保守主义的新一代领军人物威廉·克里斯托尔作为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的主要谋士之一，参与谋划了所谓的“金里奇革命”，并协助提出了“与美利坚的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使共和党成功地夺回了国会的领导权。而在1996年大选期间，克里斯托尔又与《旗帜周刊》特约编辑罗伯特·卡根一起在《外交》杂志上合作发表《朝向新里根主义的外交政策》一文，宣称冷战后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应是把美国目前享有的“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尽可能“持久地”保持下去，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必须奉行“新里根主义”外交政策，加强和巩固美国的“军事优势和道德信念”。[2]“新里根主义”给冷战后共和党保守派的外交思想打上了鲜明的新保守主义印记，标志着新保守主义在冷战后开始全面复兴，及至“全面保守”的乔治·W·布什入主白宫，新保守主义终于在其发展史上迎来了又一个“辉煌期”。
穿过“法律诉讼战争”的硝烟以微弱优势上台执政的小布什政府，在政治理念与外交政策方面深受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布什第一任期重用的著名新保守主义者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被称为最终为政府的每项重大战略问题拍板的“三驾马车”。切尼被称为“铁杆意识形态右派”，拉姆斯菲尔德更以“鹰派”和“冷战老手”著称，沃尔福威茨则是“三驾马车”中的意识形态专家，以他们为核心的政府内新保守派实际上决定了布什政府的军事和外交战略。与此同时，一批政府之外的新保守主义者还每每采取集体行动，以各种形式推波助澜，促使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不断朝着新保守主义的方向演变。比如在“9·11”之后不久，作为“布什政府伊拉克政权更迭和建设计划的主要参与者和设计者之一”的理查德·珀尔等人就曾积极组织伊拉克反对派人士到美国国会和他担任主席的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作证，以此敦促布什政府把推翻萨达姆政权纳入美国外交政策议程。而在2002年4月，克里斯托尔和珀尔等近30名新保守派人士又联名上书布什总统，呼吁他进一步加强对以色列的支持，停止给予巴勒斯坦的财政援助，加快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步伐。在这方面，新保守派思想库“美国新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PNAC）发挥了巨大作用。正是它在“最合适的时候”“诱导”并诠释了“布什主义”，并因此成为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可以说，美国外交政策之所以在“9·11”之后一直走到今天欲罢不能的地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受新保守主义“劫持”的结果。
二
从理论渊源上看，新保守主义的精神之父是18世纪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新保守主义几乎承继了伯克思想中的一切典型属性，包括相信宗教、相信人的智力是有限的、人的不平等是与生俱来的、阶级差别是必要的等等，这实际上奠定了新保守主义政策纲领的全部哲学基础。按照新保守主义公认的思想大师罗素·柯克的说法，人类社会好比是一幢衰败不堪的老房子，“人类要不沦为在其间游荡的鬼魂，就必须如18世纪英国的埃德蒙·伯克去反对革命，象美国的约翰·亚当斯去反对改良和革新”。[3]（第140页）新保守主义产生的最直接的思想背景是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反省和复兴，它力图回归“被左翼分子劫持和腐蚀了的自由主义传统原则”，它所反对的只是“美国的自由主义对平等的永无止境的追求和其中所潜藏的激进主义和理性主义”。[4]（第243页）就内在逻辑而言，美国新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既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又是传统保守主义的发展。
与传统保守主义更关心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不同，新保守主义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方面。从知识源头上看，新保守主义的道德和世界观是人性恶的现实主义政治学、清教徒式的“选民”和“弃民”思想的组合物，同时带有很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烙印。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美国式文明，不论从社会制度到价值观念，还是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都远比其他民族优越。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是“山巅之城”、“民主楷模”、“伟大国家”，应当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同时也有义务来秉承上帝的旨意发挥领导作用。与此同时，“新保守派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不可能在一个对美国价值观充满敌意的世界长期存在下去”，[5]而如果“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6]为此，新保守主义视美国为“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文化帝国主义”，主张美国应当推行民主、尤其是“美国式民主”。在他们看来，“民主或许是最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遥远的未来”，“这个工具比我们的令人畏惧的军事竞争能力还要强大”，因为“世界上民主国家愈多，美国所处的环境就愈友好”，“世界上民主国家愈多，世界就愈倾向于和平”。[7]（第8页）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强调道义原则或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主导作用方面，新保守主义与自由派思想有着明显的承继性，但在对待国家实力和实力外交的态度上，二者却表现出根本的不同。自由派的传统是崇尚道义理念，反对实力外交，反对在国际事务中动辄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而新保守派则极力推崇实力政策，认为这是把美国意志强加于世界的不可或缺的后盾和手段，主张以美国模式改造世界，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当然，要达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还不是力量本身，而是运用力量的意志。新保守派把显示美国有意志为捍卫原则和履行承诺而不惜代价，视为树立美国信誉和领导形象的关键，这实际上折射出新保守主义的一种关键理念：一个真正强大而民主的国家的社会公民应负有极强的国际义务感，其社会精英则应具有运用强大力量的信心和意志力，敢于果断地使用国家力量去对付各种挑战。显然，新保守主义实际上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混合体，强调国家实力的运用与突出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一起，成为其外交政策主张的两个最根本特征。
就具体的对外政策而言，新保守主义者最优先的诉求在于增加军费开支，加强自身军事力量建设，这是新保守主义强调个人责任这一基本价值观的逻辑延伸。从维护美国的绝对优势和绝对安全出发，新保守主义强调国际关系的状态就是“丛林里的状态”，[8]认为人类的良知、国际法乃至任何更权威的机构都是无用的，这里只有弱肉强食的法则。在具体的国际事务中，新保守主义倾向于采取具有个人主义性质的单边主义行动和具有结社性质的联盟战略，具体的手段就是加强军备和实力，无视国际制度和道义。最近几年，美国的国防预算直线上升，其国防费用已经相当于世界军费总额的1/3。它还不顾俄罗斯、中国以及欧洲盟国的反对，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并迫不及待地做出了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在这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的否决最为明显地反映了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尽管克林顿曾是第一个在该条约上签字的总统，但美国参议院最终还是以51票反对、48票赞成的表决结果否决了这一军控历史上“最长诉求、最艰难斗争的成果”。应当说，拒绝条约是共和党的胜利，也是新保守派安全观的胜利，因为按照克里斯托尔的说法，民主党对签署核禁试条约的迷恋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国际主义”，“美国的主宰地位会维持好几十年，但不是以军备控制协议来维持，而是以加强美国实力从而加强它的领导能力来维持”。[9]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新保守主义哲学对人性持悲观态度，这种理念对其看待外部世界的视角具有根本性的重大影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把巩固同主要盟国的关系、建立美国领导下的地区力量平衡作为自己的另外一项主要政策诉求。正如新保守主义理论家西奇曼所言：“今天美国越来越面临两种选择：通过联合国采取无效的行动或者单干，但这是一种穿在身上的紧身衣；最有效的行动方式仍是丘吉尔设想的地区联盟，也就是说北约和我们的亚洲安全体系。”[10]就现实情况看，“美国在欧亚大陆西有北约东扩，东有美日军事同盟的‘西进’，这种东西夹击，在地缘上对整个欧亚大陆形成向中心包抄和挤压之势，加之美国在海湾—高加索—里海—中亚地带的渗透和控制，可以说，美国正在一步步实践它的先控制欧亚大陆进而控制整个世界的战略意图”。[11]当然，联盟战略的实施以及战后美国对多边主义形式的“热诚”并不能掩盖新保守主义者对单边主义的偏好。尽管他们有时也提倡搞一点“菜单式”的多边主义，但相比之下更青睐单边主义，这也构成了新保守主义者在外交理念上的一个突出特点。用沃尔福威茨的话说，不管扮演何种角色，美国都应是单边主义国家。而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拉姆更是一语道破玄机：“如果狮子和羊不得不在一个世界里相处，对于美国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成为一头狮子。”[8]
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西方民主制度是多少世纪发展的产物，而第三世界的目的只不过是要夺得西方的物质享受而已，它们根本不可能发展和拥有民主，而所谓各国间的普遍和平与公正更是一个令人怀疑的目标。为此他们强调，对于今后发生的一般种族和宗教冲突以及第三世界中的混乱，美国应当避免军事干涉。言外之意，政府不应该拿美国人的生命在索马里、海地和卢旺达这样的地区去冒险。不过，新保守主义的本意决不是要反对一切形式的军事干涉行动。在涉及美国重大利益的地区，比如在巴尔干、中东、中亚以及东北亚，新保守主义者甚至比传统保守派更倾向于使用武力。事实上，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中，新保守主义的政策理念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付诸实践。按照他们的说法，“在现代世界的第一个单极体制中”，在缺乏外来威胁、无须付出过多就可以实现其目标的有利形势下，美国决不应该“自我放弃”。[12]“美国不能做世界警察，而应该比警察还要厉害……在一些情况下，美国必须当警察或警察头目，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还要充当调停国、导师或者恩人。”[13]（第4页）
三
新保守主义诞生于冷战时期，其思想被深深打上冷战思维的印记，而消除“共产主义威胁”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思想基础。按照美国历史学家霍罗威茨的说法，“新保守主义的全部带有偏见的努力，实际上是认为同‘共产主义’暴政进行战争不可避免。”[14]（第183页）冷战期间，新保守主义的所有政治理念都渗透了最简单化的反共主义，都把同苏联进行对抗看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选目标。伴随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世界力量对比出现了严重失衡。围绕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定位，美国学术界和外交决策层展开了一场被认为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深刻的”的思想辩论。正是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政策辩论的激励和策动下，新保守主义所主导的“中国威胁论”开始甚嚣尘上。
由于视中国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新保守主义者用他们所特有的意识形态框架分析中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极力强调两国间政治制度、世界秩序观和政策目标的根本对立。早在1992年，罗斯·芒罗就在《正在觉醒的龙》一文中宣称，“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战略方面，中国都将对我国的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一种越来越大的威胁”，“美中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将既不是人权问题，也不是双边贸易问题，而是两国安全利益之间的基本冲突”。与此同时，亨廷顿则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试图从文化差异与文明冲突的角度“塑造中国威胁”。他宣称，冷战结束后“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而“最重要的权力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到了1995年，新保守主义干将查尔斯·克劳塞默又在《时代》周刊上发表《我们为什么必须遏制中国》一文。文中声称，“中国更多的是一个旧式的独裁主义国家，没有弥赛亚式的使命，只是向外寻求权力。它更多的像19世纪末的德国”，“西方没有能遏制崛起的德国，结果是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不能因为正在形成的21世纪的巨人让历史重演”。[15]在这之后，芒罗和伯恩斯坦又共同出版了《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再次强调中国的崛起必然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威胁美国现有的优势。在他们看来，“中国正在朝着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大国的方向前进。如果中国保持咄咄逼人的态势，而美国依旧那么天真，两国之间正隐约显现的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军事上的敌对行动。”[16]（第2页）紧接着，1998年出版的《鼠年》一书进而大肆宣扬所谓的“政治献金案”，污蔑中国作为世界上惟一一个将核导弹瞄准美国的国家向克林顿和戈尔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非法捐款，认为克林顿向美国的“头号敌人”中国出卖了国家安全。至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开始逐步达到顶峰，而中国则在事实上被看作是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芒罗和伯恩斯坦明确宣称，中国愿意甚至渴望改善中美关系与其说是一种战略姿态，不如说是一种策略姿态；正在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将在新的千年到来之后成为世界主导力量，它肯定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之友，只会成为长期敌手。这一观点显然得到了许多新保守主义者的积极回应，并进而对美国的外交决策层产生了深刻影响，就连后来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孔多利萨·赖斯也撰文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尚未解决的关键利益——特别是涉及到台湾和南中国海——的大国。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感到不满，这就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而是一个希望改变亚洲的力量对比以对自身有利的国家。仅此一点就使中国成为一个战略竞争者（a strategic competitor），而不是克林顿政府所称的‘战略伙伴’（a strategic partner）”。[17]
作为“中国威胁论”的最主要热衷者和鼓噪者，新保守主义者不顾中国奉行和平外交以及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国趋向相互依存的现实，仍然抱着僵硬的冷战思维模式，把今天的中国比作那时的苏联，把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软弱”比作卡特政府对苏联的“绥靖”，极力要求对中国进行遏制。在他们看来，“美国应当奉行一种遏制、影响而且最终设法改变北京政权的总战略”，美国现在“所面临的不是在遏制与接触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无效的、不自觉的和危险的遏制与自觉的、连贯的、可以有效威慑并最终改变中国的遏制之间进行选择”。[2]在《我们为什么必须遏制中国》一文中，克劳塞默不惜重循陈旧的政治逻辑，要求通过外部遏制和内部颠覆的方式把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他还极力鼓吹美国应当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强与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的军事关系，恢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网络，以对中国进行有效遏制。[15]新保守主义者的鼓噪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普通民众的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克林顿政府稍微对中国作出友好姿态，便会立即遭致新保守主义者的大力批判。这迫使克林顿最终选择了中间道路，主动向共和党的主张靠拢，以至于美国《时代》杂志的评论将克林顿说成是“一个执行温和的共和党纲领的民主党总统”。而美国芝加哥外交理事会发表的一份民意调查报告则显示，有57％的美国公众和56％的美国领导者认为，中国发展为世界大国可能对美国构成致命的威胁。[18]（第73页）很明显，这种全国性的普遍戒备心态，既与民众对中国不甚了解有关，也与媒体进行的消极宣传有关，而新保守主义分子则“当仁不让”地成为其幕后的真正“始作俑者”。
在小布什明确提出“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竞争对手”之初，国内学者在进行了激烈讨论后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代替克林顿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概念，貌似改变了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实则不过是换种说法而已。然而随着第一届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出笼，这个所谓“换种说法”的“战略竞争对手”的概念中却增添了越来越多的遏制和防范的实质内容，进一步突出了中美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战略冲突。在台湾问题上，小布什表示不执行克林顿的“三不”政策，认为那是“一个弱势总统在一个弱势时候的承诺”，反而坚持所谓“两不政策”，即在向台出售武器问题上不与中国商量，不当海峡两岸的调停人。在处理中美撞机事件的过程中，美国方面不仅拒绝向中国道歉，而且国防部还多次威胁要中止中美之间的军事接触，并决定向台湾大规模出售先进武器，而布什总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声称，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将动用一切手段保卫台湾”。虽然由于“9·11”事件，布什政府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反恐斗争上，而且对中国也不无拉拢之意，但它真正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达成它所期望的所谓“反恐统一战线”而已。同样的情况还表现在朝鲜核问题上。虽然美国人很清楚，朝鲜核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美关系的大环境，要谋求按照美国的意图推动半岛局势的发展，就必须保持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并加强与中国方面的有效合作。但即使是在中国付出前所未有的外交努力而极力促成的六方会谈的艰难进程背后，也隐藏着美国方面的一个一举多得的阴险伎俩，因为如果朝鲜能够在谈判桌上完全满足美国在核与导弹问题以及削减常规军备方面的要求，那么美国就可以将其影响力迅速地扩展到整个朝鲜半岛，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而如果朝鲜拒不接受谈判条件从而继续与美国对峙，那么美国就会以朝鲜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无所顾忌地加快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步伐，加速实现全球战略的调整。显然，这种谋划不仅具有遏制朝鲜与遏制中国“一箭双雕”的作用，而且其本身就已构成了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四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什么比极端的自我偏袒，和对别的国家自然的期待和恐惧的问题予以全然漠视，更具毁灭性的后果了。“9·11”之后的事态发展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埃德蒙·伯克的论断，并且在根本上暴露了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的致命缺陷。事实已经表明，伊拉克战后重建工作并不是美国一国力量所能实现的，更不是单凭军事实力就能完成的。局势的久乱不稳不但将使美国继续付出沉重的人员、财政和政治代价，而且其“大中东计划”的实施也在不经意间增添了诸多不定之数。更为重要的是，在新保守主义影响下的布什外交，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民主党的抨击，公众对这种政策的理解度也开始急剧地趋于下降。美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其中既有自由主义者，也包括传统保守派，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的对外战略进行反思。他们抓住了新保守主义的内在逻辑错误，对新保守主义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得出了与新保守主义者截然不同的结论。在这里，新保守主义的独特发展背景再一次内在地发挥了作用，理想中的“左右逢源”却在实践中招致了“腹背受敌”。“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19]（第68页）——在约瑟夫·奈关于“一个由美国领导、试图遏制中国的政策既是一个方向性错误，也不会成功”[20]的警告面前，新保守主义者确实需要重温一下汉斯·摩根索的这一著名论断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布什本人出于竞选需要，在对外政策抉择方面确实已经显露出某些试图摆脱新保守主义者操纵的倾向，这使得人们似乎产生了这样一种幻想，即在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中，新保守主义将会最终失去其影响政府决策的平台。但在笔者看来，情况却决非如此简单。因为尽管“美国外交政策更像一个万花筒”，但是“美国外交的成功，主要应当归功于国内的民主进程”。[22]（第37页）正是这种“民主过程提供了一种将国家政策与利益结合起来的方法”，使得“国家政策和利益优先于任何政治家个人（不管多么具有天赋）所能实现的目标”[21]（第89页），这意味着“特定学派与其在国家中的分量至少会有一个大致的对等性，而其余的事情则由无形的手来摆弄”。[21]（第101页）至少就现在的情况看，连任后的布什偕同副总统切尼并无修订外交政策原则立场的意思，他们既不会从伊拉克撤军，更不会停止“推广海外民主”和“施展美国军力”这两大新保守主义理念的运作。而借助从国防部延伸至政府各个对外政策机构的根脉，新保守派也正在力图保持和巩固他们在布什政府中的关键职位和政策影响力。如同新保守主义起因于自由主义在现实中的碰壁一样，今后，除非美国外交遭到重大挫败，否则，新保守主义将会继续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甚至可能在任何“具有保守倾向的政府”中起“主导”作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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