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价与当代学术发展论坛”发言选登————公众认可、公信力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回归基于代表作的同行评议——青年学者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评价论文,公信力论文,代表作论文,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众认可、公信力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
姚申，《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杂志社，上海 200234)
最近十多年来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学术体制化进程，这当然无可厚非。现代学术本质上说就是一种体制化的学术，现代学术研究应该是一种体制化的研究。现代学术研究体制化一方面有益于学术研究的正常运转，可以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学术研究体制化又有其两面性：即体制化既能促进学术发展，反过来也会阻碍学术进步——体制化的推行有可能束缚学术研究所强调的学术个性，体制中行政关系也可能影响学术研究所倡导的学术独立。现行学术体制主要是由政府组织推行，而学术体制化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学术体制内部的运行规则的制定，却应该更广泛地征求和听取学术界的意见，由更具权威性的学术共同体作为制定主体，如此方能发挥学术体制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点恰恰做得非常不够，现行学术体制下各学术机构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偏离了应有方向，而现行学术体制的主要缺陷表现在学术评价机制失范，科学评价制度不尽合理。
就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学术评价而言，在相关学术机构追求数量的管理模式下，评价指标单一、急功近利成为最为突出的问题而不断遭受诟病。正确的学术判断需要深厚的社会科学素养，而量化指标操作以“简捷性”为目标，有时甚至只需拥有简单计算能力者即可胜任。实际上过度追求量化指标推行的是一种庸才策略，是一种学术不作为，其已成为一味追求数量、“泡沫论文”乃至“拷贝论文”批量生产的“指挥棒”。需要指出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科学评价中单纯追求量化甚至片面强调实用性(能否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否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规律，能否通过学术大跃进、学术GDP来创造所谓“政绩”、跻身各类排行榜等等，片面强调应用性)实际上反映了现行学术体制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自然科学、实用性技术科学的话语霸权，从而影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整体状况。笔者以为，尽快改变目前仍普遍推行但存在缺陷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制，建立和推出更为科学合理的、以质量为导向、学术界公众认可的评价机制，对于加强学术制度建设尤为重要。
要改革现行的学术体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改革现行的评价机制。我们注意到，近十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方面，在现行学术体制中与已有评价机制、评价机构相联系的弊端尚未得到有效改进，另一方面不断又有新的自封的延续体制弊端的评价机构出现，尽管背景各异，都程度不同的企图延揽学术评价话语权，有的甚至试图“包打天下”。对此，我们坚持自己的认识与做法，即《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在长期的办刊过程中始终坚持“三不主义”。
(一)不自我标榜《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是评价机构。《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前身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由教育部建议创办；1984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彭珮云同志代表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发刊词”中指出：“为了使全国高等学校与社会各界了解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新动向和新问题，推动研究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深入发展，我们决定创办《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它的任务，首先是摘录各高等学校学报中有新观点、新材料和新的研究方法的文章，集诸家之精华；同时要反映各学科开展学术讨论的情况。”进入21世纪，为了适应全国高等学校乃至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新世纪的新发展和新情况，《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更名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其宗旨是以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依托更宽广的学术平台，努力反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中具有原创性或体现新思路、新材料，提出或解决相关学术问题的优秀论著；学术研究中具有前瞻性、探索性或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方面的前沿收获；积极推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与国家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密切联系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优秀成果。打造和搭建高等学校主办的积极反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成就、新动向、新问题的公共学术平台，是《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努力追求的办刊目标。在近三十年的办刊历程中，《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始终秉持清醒的认识，即《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推荐和反映，乃“一家之言”。《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与学界，与学者，与学术期刊是“毛”和“皮”的关系，这一关系无论何时不能颠倒。《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是“毛”，学界、学者与学术期刊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二)不对外提供《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数据。尽管媒体与学术界有“四大文摘”、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文摘“三个重镇”、“三大权威文摘”的说法，将《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列为其中之一；国家教育部有关文件将《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作为相关学术评估的重要指标，不少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也分别将《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列入其评价体系之中，由此形成和产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数据的持续的供需关系，许多需求方主动提出可由《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提供有偿服务；但正是基于对自身定位的认识，《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在长期的办刊过程中，坚持不对外提供任何作为评价指标的文摘转载数据，更不利用机会收取所谓服务费用，因此牟利。如确需要相关数据，我们建议需求者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进行统计。
(三)不在任何媒体或互联网上发布《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排行榜。这也正是基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长期以来坚持不自封为评价机构这一认识而作出的决定。
与此同时，我们积极提倡两个“公”字，即评价机构应该是由公众(学术界)认可的，即公认的；与强调影响力有所不同，我们强调公信力(Credibility)——他人评价：如果《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可以被视作评价机构，并拥有公信力，那必须是在其创刊近三十年过程中自然形成，而不应该是自封的。
什么是公信力？什么是学术期刊(也具有学术评价功能)和学术评价的公信力？它来自哪里？笔者认为，公信力必须体现他人评价，具有公众确认的权威性、在社会中的信誉度(值得信赖)和在公众中的影响力等多重特征。就学术期刊而言，“学术期刊公信力”大致可定义为学术期刊长期发展过程中，在受众和社会中形成的信誉度、权威性和影响力。就学术评价而言，所谓学术评价的公信力，就是学术评价机构在其学术评价活动中不断赢得社会公众(包括学术界)的信赖而形成的影响力、说服力和号召力的总和。它是学术评价机构最宝贵的资产。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学术评价机构，必须从完善学术评价机构组织结构、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整合评价资源入手，以达到建立学术评价机构公信力的目的。为何目前学术评价机制经常受批评，原因在于公信力缺失。
笔者赞同这样的说法，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必须做到四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形成对学者学术水平的基本评价；有利于鼓励创新意识；有利于形成质量并重的评价机制；有利于抑制浮躁，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总体说来，要遵循定量与定性互不偏废的原则，做到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文献计量部门有关学术成果、社会反响的统计数据和学术共同体、社会公众评价、专家意见结合起来。具体而言，评价指标应该多元化，包括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它引量、被摘率、点击率、下载率、影响因子、获得省部级国家级奖项或被国内外重要检索工具收录等都可在分别赋予不同权重基础上加以研究，综合考虑。总之，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最终目标之一，不仅要搭建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和鉴定的公共平台，更重要的是要起到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推动作用，而不是相反。
回归基于代表作的同行评议
伍茂国
伍茂国，河南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最近几年，国内的学术评价普遍实行量化评价方式，包括学术成果数量统计和引文数量统计评价。但这种评价造成诸多不利后果，因而遭到来自评价主体和评价对象的口诛笔伐①。要解决这样的难题，我以为并非像某些学者所说的，对计量评价进行合理的修补就可以万事大吉，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谈论不公正所言，不公正不是邪恶的一部分，“而是整个邪恶。”②因此，要破解当下学术评价的难题，比较合理的方式是回归基于代表作的同行评议。
一、同行评议及其功能优势
学术乃是一种知识活动，是对知识的发明、发现、综合、抽象，是一种系统的探究和建构。但是，“如果只是某个人拥有某些特定的知识而并未与人分享，那就没有其他人‘知道它’。我们一般不会关心只有一个人知晓的知识。只有当他披露了这个‘一个人独知的秘密’，其他人也认知了这种知识，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他发挥了作用，人们才会认为这是‘社会意义上的新知识’。”③这就说明，作为知识活动的学术并非个体行为，而是社会现象，必须进入社会，进行交流和传播。有交流和传播就有评价，因为交流和传播并非单纯的信息流通，它同时包含着传播中的传体和受体的筛选行为。对信息的筛选既有无意识的、自发的评价行为，也有有意识的、自觉的评价行为，学术评价属于后一种。
人类自有学术行为就有了学术评价，最古老的学术评价当属同行评议。虽然我们无法追溯其确切发生的时间和确定的发明人，但可以肯定，在知识尚未分化，人类学术行为尚未以课题化方式呈现以前，同行评议就已经存在。柏拉图笔下，智慧的苏格拉底一天到晚在大街小巷喋喋不休地对他人的观点评头论足，其实就是一种学术的同行评议。但古代的同行评议与现代的同行评议相比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原因在于，现代的同行评议既是对产品进行分类分等级的质量评估，也与学术资源的分配关系紧密结合④；而古代的同行评议主要基于占住主导性知识地位的伦理或宗教观念做出评说，其目的虽然并不排除资源(如获取名声、地位等社会资本)的获取，但缺少现代同行评议的制度设计、功能附属等因素，因而主观性强，可通约性和社会接受性弱。
自觉的同行评议大约始于15世纪初期威尼斯共和国的专利申请的查询，但学术评价意义上的同行评议，最早由英国皇家学会为其出版物选择论文而采用，后来逐渐被引入政府投资的研究机构进行项目选择。当时的皇家学会把同行评价严格定义为：“由从事该领域或接近该领域的专家来评定一项研究工作的学术水平或重要性的一种方法。”⑤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成立，对同行评议方法进行了规范化处理，并形成了几种固定模式的评议程序用于评估项目，协助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完成经费分配的这一核心工作。这套评议程序被称之为同行评议系统。其后，在科学研究评估方法中，同行评议逐渐推广开来，并被公认为是最好的、切实可行的一种方法。我国学者对同行评议有着不同的界定。吴述尧称之为“充分依靠科学家群体进行民主管理，引入竞争机制，择优支持，从而使得知识生产的要素得到优化配置的一种方法。”⑥郭碧坚、韩宇认为，“同行评议指的是，某一或若干领域的专家采用一种评价标准，共同对涉及上述领域的一项事物进行评价的活动。”⑦前一定义过分强调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的评价行为，把同行评议仅仅看作资源配置的方法，而忽视了评价本身的价值认同与社会提升作用。后一定义比较而言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概括性，因而得到学界较广泛的认同。不过这两个定义都暗含了同行评议在学术评价中的功能特征优势：自主性、公正性、择优性。
(一)自主性
同行评议的社会基础是学术共同体，即那些参与学术活动的人和组织，尤其是其中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人物与组织。韩启德先生把学术共同体上升为一个担负道义责任的群体，称之为“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相互尊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动学术的发展，从而形成的群体。”而且断言，“权威、科学、严谨、公正的学术评价，只能来自学术共同体。”⑧正因如此。学术共同体保证了学术以及从事学术活动的个人和组织获得了某种自主性或自由性。这种自主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同经济、政治、道德等其他社会活动一样，具有独立的价值，这种价值不取决于来自学术以外的权威或力量。二是体现了学术主体之间的独特关系，这是学术内部的自主性。也即是尽管学术共同体拥有独立于外部环境的共同价值，但由于学术的基本动力是创造性，因此，学术共同体内部仍然鼓励和期待学者或组织对学术的自由探索，甚至允许“异端”的出现。尽管我们会有很多关于学术研究非自主性的要求，比如坚持知识的公共性。坚持学术行为的客观性和非功利性，但目的还在维护学术自主性。由于同行评议遵守学术共同体对学术研究的评价“仅仅以其学术价值为最重要的评价准则，并且独立地做出判断。在评价中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影响”的原则⑨。因而成为学术自主性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方式。更进一步看，自主性同时也保证了作为现代学术基本准则的学术自由，毋宁说，自主性即自由性。
(二)公正性
公正性是学术评价的生命，离开了公正性就意味着失去了学术评价的根本旨趣。
莫里斯·金斯伯格在《论社会公正》一书中指出，公正“就是根据无偏见的普遍原则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公正观的核心就是排除独断专行，尤其是排除独断专行的权利。”⑩这符合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在各种德性中，人们认为公正是最主要的，它比星辰更加令人惊奇。”“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整个德性”。(11)同行评议过程中的公正性，指的是保证学术评价对象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权力得到客观和无偏见的评价，也就是说，同行评议主体在进行学术评价时应当坚持公正、客观、无私的立场，不受评价对象(学者)的年龄、性别、民族(或种族)、声望、学术地位、所在工作单位等因素的影响。由于现代同行评议制度设计越来越完善，对评价程序、评价主体的选择、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评价的公正性。
(三)择优性
同行评议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在学术共同体内部，任何知识成果都要接受同行的严格审查，即同行评议，只有真正具有科学价值或学术价值的知识成果才能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承认，从而成为可以传诸后世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人类经典的学术成果正是一代又一代，一轮又一轮的同行评议所带来的结果。
二、同行评议的缺陷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突出特征，其实也是它自身缺陷之所在，同行评议亦复如是。同行评议的缺陷可从三个大的方面理解。
第一，从评价主体看
评价是一种价值选择行为，是价值的实现和价值的实在化的方式。在评价以前和评价之外，价值仅仅是作为一种客观的可能性而存在。所谓评价，即是主体对他所认识的某种客体表现的价值的一种认识。价值和评价是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着的概念(12)。虽然“现实的价值对象性既不是假的，也不是真的，而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认识活动或评价活动为转移的。现实的价值对象性只有反映在主体中才能成为正确的东西。”(13)虽然评价主体要求以客观性、公正性、自主性约束自己，但由于同行评议处于相对或绝对独立、自由的地位，其评价行为无法避免主体的需要、兴趣和情感(14)，因而这一评价方式似乎天生就潜存着可能的缺点，比如说无法堵塞人情关系网；无法防止“马太效应”；难以防范剽窃行为等等(15)。毋庸讳言，这些缺点的存在，很容易导致评价过程和评价结果的非公正性和非客观性(16)。
第二，从评价对象看
同行评价固然可以选择尽可能相关的评价人员，甚至可以仅仅限于学术共同体中的“小同行”，也就是专业完全相同的评价人员，但是由于评价客体的复杂存在，同行评价也无法完全实现自主和公正的内在要求。
首先，同行评议在创新性极强的学术成果面前基本是失效的。学术或科学的创新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强意义上的创新，即革命性创新；一种是一般性创新。同行评议的失效是对第一种创新而言的。这种创新相当于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转化，也可以看作拉卡托斯所说的“硬核的转变”，二者实质的意思是指科学革命：即科学研究中的革命性变化不仅仅是科学理论的变革，也同时是与之相适应的习惯、思想、思维方式、方法、心理和世界观的变革，即是科学传统的变革。前后两个科学传统之间由于范式的根本差异，结果导致两个阵营的科学家缺少共同的评价标准，也就是双方不存在中性的“元标准”，一旦旧范式中的科学家成为同行评议的评议人，“他们只能用与旧方式相适应的评价标准去评价基础研究中的范式的创新，他们绝不会同意并支持这样的创新。这就是说，在科学传统变迁时，同行评议制是失效的，企图依靠同行评议制鉴别并筛选出真正革命性的创新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17)
其次，面对“非共识”问题产生评价危机。所谓“非共识”，是指学术同行评议过程中，同行专家对同一评价对象的学术意义、创新性、可行性等持有不同的认识，从而作出不同的判断结果。产生“非共识”判断是同行评议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当面对上面所指出的革命性创新现象时，“非共识”则更为明显。如何处理“非共识”是检验同行评价有效性不可避开的问题。
再次，对不同学科如何采取合理的评价方式，是考验同行评议能否具有普适性和延续性的核心。现代性发生以来，人类知识经历了巨大的分化，各种知识领域的自律化或自主化意识空前强烈，从上个世纪中叶以后，知识又呈现了去分化的趋势，各个学科不仅互相联系而且呈整体发展态势。但是我们说，尽管学科之间交叉与渗透日益频繁，学科界限也不再像现代性初期那样泾渭分明，但学科差异依然存在，无论是知识属性和研究范式还是价值取向和成果形式，均可辨识出各学科的差异。正是这些学科差异，构成了同行评议的根据和基础。同行评议本来不易，由于学科差异的存在，评价则更其不易。比如，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人文学科的个人性、主观性、价值非归约性就要明显得多，而这也是同行评议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人文学科的评价，是同行评议公正性、客观性、自主性的标志和保证。
第三，从评价效率看
随着学术评价规模和力度的增强，同行评议自身的效率或绩效问题得以凸显。当下流行的量化学术评价体制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在有些学者看来甚至存在着几乎要导致学术毁灭的弊端(18)，但它所具有的简化标准体系、可计量可比较性以及易于控制和便于预期的特征，使得定性评价的同行评议的评价效率相形见绌。如何提高效率，节约评价成本恐怕是同行评议保持生机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
三、回归基于代表作的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的学术评价方式暗含的诸如此类的弊端或不足，如若处理不好，不仅会导致具体评价行为的失效，而且可能危及整个学术评价的基础。对此，国内外学者纷纷提出各自不同的补救措施，但我以为，同行评议的改进一方面要考虑其本来的功能优势，另一方面要切实针对其潜在和明显的弊端，回归基于代表作的同行评议也许是其改进的合理路径。
所谓代表作是指能够体现和衡量一个学者学术水平的学术成果。学者的学术实力不是也无法归结于他的所有成果，只能是他的代表作。这是因为，其一，代表作是学者个人学术研究方法、路径的原始意象。尽管个人一生的学术主题或许会有重大的变化，但其学术的原始经验和由这种原始经验所传承的主体学术意识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举例来说，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四篇论文论述狭义相对论，但就是这四篇论文，做出了三个划时代的贡献。其后的爱因斯坦尽管一直未曾离开过科学研究，但基本的观点、思路仍然拘囿于他24岁以前的这几篇论文。自然科学界的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人文社科领域也不例外。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区区万余字，迄今为止仍然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法律史研究不可逾越的高山。其二，代表作制度具有考量学术共同体学术高度、学术良知和学术敏感的功能。当代学术评价过分依赖数据，过分依赖期刊等级，过分依赖政治、经济等非自律因素的评价，除了时代发展带来的功利心态的膨胀这一原因外，跟学术共同体缺乏学术自信大有干系。学术大师陈寅恪一生秉持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坚持“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当下学术界把学术评价权利拱手让给各种数据以及各种权力体制，正是缺少陈寅恪那样的学术胆识的表征。其三，代表作制度有利于健全学术发表制度。发表的目的是变私人意见和言谈为公共意见、真理、知识，从而影响他人、影响社会，影响人类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无论以何种形式发表，只要学者的观点、立场、成果变成了公共产品那就可以作为学术作品进入评价程序(有学者甚至指出，把学术成果提交给学术评价组织本身即是一种发表形式)。但当今学界对于学术成果的发表斤斤计较于纸质期刊，各种新媒介(电视、网络)，课堂讲授等发表形式似乎入不了学术评价的法眼。如此看来，靠学生整理出版课堂笔记扬名天下的大师们——比如语言学家索绪尔，比如西南联大的众多教授们——怕是要被赶出学术的神圣殿堂了。实际上，通过期刊或出版社发表作品仅仅是近代学术课题化以后的事情，最初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便于保存和阅读。而并非为了如今这样的道貌岸然的学术评价。津津乐道于发表的期刊是否核心，著作是否在中央级或权威出版社出版，既是学者个人缺乏学术自信，也是学术共同体学术评价失范的表现。严格说来，依靠期刊、政府奖项和出版社档次高低来进行评价不是学术评价而是学术倡导(19)。其三，代表作制度有利于减少同行评议与生俱来的高成本弊端，有利于更好地选拔学术人才。同行评议最让人诟病的地方之一恐怕就是它的效率低下，费时、费力，不便于操作。但是代表作制度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它不仅使得所要评价的数量减少，而且使得评价的针对性增强。
总之，代表作制度既可以解决同行评议所蕴含的固有弊端和盲区，也可以避免具体操作中出现的诸多不便，从而为其进一步修正并继续运用于学术评价提供基础保证。最后尚需提及的是，复旦大学2012年起在全校教师职务评聘中推行代表作评聘制度，并因此而在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反响，可以看作当下学术评价走出误区，回归基于代表作的同行评议的现实信号(20)。
注释：
①余三定：《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2-67页。
②(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96-97页。
③［美］弗里茨·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孙耀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2页。
④刘明：《同行评议刍议》，《科学学研究》2003年第6期。
⑤转引自郭碧坚、韩宇：《同行评议制——方法、理论、功能、指标》，《科学学研究》1994年第3期。
⑥吴述尧：《同行评议方法论》，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⑦郭碧坚、韩宇：《同行评议制——方法、理论、功能、指标》，《科学学研究》1994年第3期。
⑧韩启德：《学术共同体当承担学术评价重任》，《光明日报》2009年10月12日，第10版。
⑨朱作言：《同行评议与科学自主性》，《中国科学基金》2004年第5期。
⑩［美］R.T.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姚新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05页。
(12)(13)(14)［捷克］弗·布罗日克：《价值与评价》，李志林、盛宗范等译，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200页、87页、54-79页。
(15)(17)王平、宋子良：《同行评议制的固有缺点与局限性》，《科技管理研究》1994年第4期。
(16)杨锋、梁樑、苟清龙、凌六一：《同行评议制度缺憾的根源及完善制度》，《科学学研究》2008年第6期。
(18)刘明：《现行学术评价定量化取向的九大弊端》，《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年第9期。
(19)朱寿桐：《学术评价与学术倡导》，《中国高等教育》2006年第8期。
(20)李文君：《代表作制度能否启动学术评价改革》，胡乐乐：《学术代表作制度值得推广》，叶继元：《推行代表性作制度需要注意的问题》，孙亮：《警惕学术评价代表作制度的异化》，以上文章均见《教育与职业》2012年第25期。
青年学者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关系
程熙，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青年学者在当今学术生态中面临着三种评价体系。第一种评价体系是来自于国际的学术评价体系。这种评价体系的特征是本土的学术规范和国际接轨，以发表英文的SSCI为标准，论文的好坏根据引用率来评价。这种评价体系将成为中国未来的主流趋势。因为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崛起，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全球化之中。若要制定全球规则，必先学会全球规则。对于中国的学术也是如此。中国的学术要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建立中国的学派，必须首先按照国际已有的学术规范来评价中国学者的研究。第二种评价体系是中国的长辈、学术带头人甚至某一学派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国各个行业都有一个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在学术界，虽然这种手工作坊式的传统受到学术工业化的极大冲击，但是在当代中国仍然十分重视师承传统。即使在国外博士生找工作的时候，也很在意其导师是否是知名学者。这是因为每一个国内知名的学者都是一个学术权威，学术的重镇。青年学者的学术成果必然会受到这种学术重镇的影响。第三种评价体系是公共部门的评估。包括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申请，学者所在科研单位的职称评定标准，期刊对于论文发表的评价标准等等。
这三种评价体系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因为从本质上说，学术评价乃是一种权力。学术资源的分配遵从何种评价体系看似是一种话语权的争夺，实则为权力的争夺。所以，这三种评价体系之间首先是一种竞争性的关系。每一种评价体系都不断地为自己正名。其次，这三种评价体系会出现联合的情况。比如一个学术重镇的出现，必然会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向该学术中心涌入，那么学术重镇对于该领域的学术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公共部门的学术评价。最后，这三种学术评价体系是互相促进还是互相拆台直接关涉中国的学术发展。
对于青年学者而言，这三种学术评价体系具有多重含义。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这些学术评价体系就是青年学者面前的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是“压”着的大山，即压力。如果评价体系之间互相打架，那么青年学者会无所适从。如果评价体系要求过高而激励不足，那么青年学者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一个合适的评价体系会将这种压力转变为动力。这就是第二座大山，即让青年学者有动力不断攀登的大山。一个良性的评价体系能够让真正有能力的青年学者脱颖而出，而非鱼目混珠。最后，面对这三种评价体系，青年学者不得不“高山仰止”。因为对三种学术规则，青年学者基本没有谈判的能力，而只有服从的义务。这就是仰止的含义。压力、动力和权力——这三种“力”构成了青年学者和三种学术评价体系的基本关系。
那么，青年学者如何处理好和这三座大山、这三种“力”的关系呢？笔者试图给出几点意见。第一，青年学者必须首先尊重已有的学术规则。无规矩不成方圆。年轻人常常想着打破规则，却忽略了一个事物的良性发展必然需要规则，即使这个规则有弊端，但是青年学者只有进入该话语体系才有可能去完善规则、重塑规则。第二，面对不同的评价体系，青年学者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中国现代化以来，各种思潮涌动，青年学者不能过早地在西洋和本土、定量和定性、政治和学术之间站队，否则很容易失之偏颇，只有抱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进步。第三，青年学者无论面对哪座高山，都要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学术评价体系只是“术”，而真正的“道”需要青年学者在自己奋斗过程中不断摸索和寻找。
做学术是一个求知的过程，但是知识与权力从来都不曾分离。求知即求真，但是真理从来不轻易示人。如果说真理是初升的太阳，那么青年学者只有通过不断地拼搏，只有站在高山之上，才能更好地看到那真理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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