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刚[1]2004年在《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研究》文中指出浙东地区自南宋以来就一直是儒学传承的重要区域，是朱学嫡脉所在。元末明初之际浙东人文鼎盛、英才辈出，他们籍贯相同、学脉相通、交往频繁，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关系紧密的士大夫群。 元末，以宋濂、刘基为代表的第一代浙东士大夫们大量进入朱元璋政权，组成高层顾问和官僚群，在元明易代和创建明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开国后，面对洪武空前专制暴政，浙东士大夫们力图对太祖进行劝导和进谏，却遭到太祖的政治压制和打击，命运悲惨。太祖故后，以方孝孺为首的浙东士大夫再度受到重用，进入建文朝廷，推动实施新政，对洪武时期过苛过严的集权控制方式进行调整和矫正。然而燕王朱棣起兵“靖难”，篡位继统，忠于建文政权的浙东士大夫中翘楚人物连同其弟子门人在壬午之难中几乎尽数罹难，该地区绵延上百年的儒学传承体系遭到毁灭性破坏，人才凋零，文脉中断。元末明初辉煌一时、影响巨大的浙东士大夫群体自此走向衰落与终结。 本文对生活在元末明初这一剧烈变革动荡时代的浙东士大夫群进行专门性的整体考察，以期充分反映该群体的生存状况、内部关系、时代作用和社会影响，完整展示其形成、发展、衰落的历史过程。同时，把浙东士大夫群视为明初君主集权空前强化社会背景下全国士大夫的一个缩影，藉此个案，分析探讨专制皇权与士大夫之间的互动模式，并考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济世思想、仕隐选择、道义气节等诸方面内容。
王魁星[2]2011年在《元末明初浙东文人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活跃于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至明惠帝建文四年(1402)的浙东文人,大抵兼理学家、文学家双重身份于一身,并以乡缘、师缘作为主要的联系纽带,在当时文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理学上,他们为朱熹一脉的嫡传,同时又受婺学、永康永嘉之学及心学的浸润,既有尊德性与道学问的一面,又有着强烈的事功色彩。在文学上,为矫元季诗文之弊,他们标举复古的大旗,引领着明代文坛的发展方向。理学家、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及元明易代对浙东文人的诗文主张与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理学家,浙东文人的诗文思想带有明显的道学气息：他们论诗主张恢复诗教传统,但视野相对开阔,在实际创作中也积极向汉魏六朝、唐宋诗人学习,如宋濂、方孝孺就对苏轼诗文极为看重；就文论而言,他们力主学习秦汉之文(包括韩、柳、欧、苏等师法秦汉的复古之作),其中,以宋濂、刘基为代表的第一代文人的文章观念大抵经历了以“六经为本,迁固为辅”到“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转变。与此同时,他们也十分推重养气对诗文创作的重要作用。就诗文创作而言,浙东文人与同时期其他四大地域文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比较偏爱寓言、问答语、连珠体等讽兴文体,如宋濂、刘基、王袆等人均创作了大量的连珠体杂文。而理学家的重道轻文与文学家的艺术追求之矛盾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得十分明显,他们在强调诗教传统、文道关系的同时,又时常沉溺于文辞创作而不能自拔,如宋濂的数度“焚毁笔砚”、方孝孺的“愧而不止”即为该矛盾的集中体现。此外,元明易代对浙东文人的诗文观念及创作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选择入仕新朝的浙东文人,被冠以贰臣的恶谥,作为理学家的他们一方面要突破“忠臣不事二主”所带来的自责,另一方面又要受到以朱元璋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打击和世人的嘲讽,自洪武叁年(1370)起,浙东文人在朝中的地位就颇为尴尬,这给他们的诗文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这也正是他们后期诗文散发着浓郁的恋乡情结与渴望归隐之情的真正原因。全文分六章。第一章为浙东文人群综述,主要阐述浙东文人群的得名、成员构成、浙东的地理人文特征及元明易代的时代背景。第一节介绍浙东文人群概貌。首先指出《浙江通志》、《辞源》把严州(睦州)划为浙东辖区的错误；紧接着以所生活时代、籍贯、主要交往对象、文学主张为标准,稽考出成员158位,纠正部分学者仅据籍贯把数十位吴中文人群成员视为浙东文人群成员的错误,另列出仅确定其籍贯为浙东而无法查考其详细情况的作家近百位,并以宋濂去世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婺州文人宋濂为领袖,处州文人刘基为主将,后期则以台州文人方孝孺为殿军；最后分析乡缘、师缘、友缘在浙东文人群成员交往中所起的纽带作用。第二节着重阐述浙东的地理人文特征及元明易代对他们诗文创作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章论述浙东文人的诗文主张。指出以宋濂为首的前期婺州文人,在诗文主张上受黄溍、柳贯、吴莱的影响较大,故而其主张较为一致,在后期成员中,无论是宋濂的弟子,还是其再传弟子(主要以方孝孺门人为主),大抵与宋濂后期诗论、文论一脉相承,可归为一途。而师事王毅的处州文人刘基之诗文观念则与他们有一定的相异之处。第一节主要阐述以宋濂为首的婺州文人的诗文主张。首先从诗歌史论、诗艺论、创作论叁方面探讨宋濂的诗歌主张,指出宋濂前期偏重风、雅传统,后期则强调诗歌的雅、颂功用；其文章观念也是发展变化的,早年专法司马迁、班固,中年逐步以六经为本、迁固为辅,入仕明朝后转向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第二节主要探讨受宋濂影响较大的台州文人方孝孺的诗文主张。与其师相同,方孝孺论诗亦肯定宋诗,重视内容的雅正,并提出了“为诗之道”的极端化主张；紧接着阐述其文章观念,方孝孺论文首重文章的功用,称赏六经之文及宋文,主张“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并追求文章的“神会”与“奇”。第叁节探讨刘基的诗文观念,刘基前期论诗重美刺功用,论文倡导“文以明理、气昌辞达”,后期赞赏宋诗,论文主张“气昌而国昌”。第叁章分析以宋濂为首的婺州成员之诗文创作。第一节论述宋濂的出处观念及外道内儒思想。首先阐明其入仙华山为道实受儒家出处观念的影响,为不得已之举,并非部分学者所谓的道家情结使然,而外道内儒思想在《龙门子凝道记》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诘皓华文》更是借助道家之神阐发儒家思想。第二节分析宋濂前期的诗文创作。重点阐发学界关注较少的诗歌,分别就讽喻诗、抒怀诗、闺情诗及宫体诗进行详细地分析,充分肯定宋濂的诗歌成就；接着对其早期的讽兴文、史传文、论说文、游记散文进行探析,尤其对目前学者们在解读上有偏差的寓言及学界尚未关注的连珠体作重点考察,从艺术技巧、思想内涵两方面探讨富含讽兴之意的连珠体。第叁节重点论述宋濂后期的诗文风貌,指出颂圣与感伤是其后期诗歌的主要风貌,纪功耀德与阐教应酬是后期散文的主要特征,我们既不能简单地以山林之与馆阁之文概括宋濂的前后期诗文,也不能武断地把他出仕后的颂圣之作视为台阁体。第四节着重对尚未引起学界关注的前期婺州文人王袆、苏伯衡、胡翰等作家的诗文创作进行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展示浙东文人的诗文创作实绩。第四章为前期主将处州文人刘基的诗文创作研究。第一节探讨刘基前期的诗文创作。首先论述刘基前期感时抒愤之诗歌,重点分析乐府诗及五古；其次对其寓言体散文、序记文及赋进行分析,指出刘基《郁离子》在结构上类似组诗,前十七章每章围绕小标题敷衍成篇,第十八章收束全集,陈说创作动机,并将刘基寓言、连珠体分别与宋濂同类作品进行比较。第二节主要阐述刘基后期的诗文风貌,侧重于探讨其诗歌创作。第叁节分析《写情集》。将刘词分为托情于江山风月之深婉及寓刚健于柔婉两类风格,前者向为学界重视,本节主要对后一风格重点分析。第五章探讨后期殿军台州文人方孝孺的诗文创作及其他主要成员。第一节论述方孝孺的诗歌创作。首先按所抒发感情将其分为两类,一类为忧时伤世的抒怀之作,一类为颂扬蜀王恩遇之作；其次分析方孝孺诗歌的艺术特色,指出方孝孺歌行以气骋词,想像奇特,颇有李白歌行的特征,七绝则善议论。第二节对方孝孺的讽喻之作、人物传记、论说文及赋逐一分析,并将方孝孺之赋与刘基赋作进行对比。第叁节论述后期成员王绅、唐之淳的诗文创作,并钩沉相关文献,整理出后期其他十余位主要成员的生平交游及着述。第六章将浙东文人与同期吴中文人、闽中文人、岭南文人及江右文人作对比,探讨浙东文人在明代文坛的影响及文学史地位。第一节从交游、诗文主张及创作叁方面将浙东文人与其他四大地域文人进行比较,考察他们的相同及相异之处。第二节把他们的应制之作、复古主张分别与台阁体、前七子的复古内涵进行对比,以查考他们之间的区别及承继关系,并评价他们在明代文坛的地位及贡献。
方宪[3]2015年在《从南京到北京:永宣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侧重于在历史与文化语境中探讨文学的精神气质是如何由“元末明初”的“馆阁式微”向“台阁体”转变。明初以“南京”为政治标识的洪武、建文时期,实际上承续了元末的文化格局,新的格局在永乐时期酝酿、形成,迁都以后历经洪熙、宣德时期的巩固和发展,以帝都“北京”为象征的新的政治、文化格局展现在世人面前。论文一、二章主要以政治生态为线索,旨在论述自元末以来至永宣间政治、文化格局演变的特点和趋势。元至正中后期以来,中央政治权威和控制力急剧衰落,政治、文化权力向地方分化。政治秩序上的“皇纲解纽”,文化秩序上“馆阁式微”而地方文化群体崛起,是突出的时代景观。总之,大一统政治文化格局已经分崩离析。物极必反,重建朝廷主导的统一政治、文化体系具有某种必然性。明太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重振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治。然而,元末政治、文化的遗响仍在洪武、建文时期回荡。在政治上,士林与朝廷显然疏离,君与臣、朝与野之间在洪武朝始终未能建立融洽的关系；在文化上,朝廷主导的庙堂文化影响力有限。台阁文学是庙堂文化的重要构成,而洪武时期的台阁文学影响范围相当有限。总之,在以“南京”为政治标识的明初洪武、建文时期,其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遗留着元末色彩,典型的明代政治、文化面貌还未充分显示出来。显着的转变发生在永乐至宣德时期。通过“靖难”上台的永乐皇帝,其要务之一就是对士人群体进行政治驯化。以严酷手段和高压政治环境使士人臣服于专制权力,是政治驯化的重要步骤,如“靖难”事件中对不合作士人的残酷杀戮,永乐前期通过加强监视、鼓励告讦等手段在人事上重新洗牌,永乐中后期对东宫宫僚施加压力,留守辅导的内阁大臣动辄下狱等。士林在“靖难”之役劫后余生的战战兢兢的心态,在永乐朝艰险的政治环境中得到强化,成为整个永宣时期士人精神世界的巨大阴影。让儒士在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来笼络士林,也是政治驯化的步骤之一,如组织纂修大型典籍,培养庶吉士,提高内阁品级,完善科举制度等。至仁、宣时期,紧张的政治局势有所缓和,文官群体的政治境遇有较大改善,士与朝、君与臣之间的关系也由永乐时期的以威“驭”下转变为君臣“遇”合。总之,内阁和科举制度为士人参与国家管理打开了大门,而“靖难”以及永乐朝高压政治给士林带来精神重创,仁宣之际的宽松政局则使士人确有严寒后的和煦之感。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中,明代官方主导的文化话语体系形成强大的文化引力场。第叁、四章转向对社会思想、文化语境的考察。第叁章主要关注理学背景下的社会思想文化氛围与士风特征。以往的部分研究,在观察明前期思想史时,过于强调学术思想的凝滞僵化、程朱理学一统天下、专制皇权钳制思想等,较多笼统的外在描述,不免遮蔽了元明以来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阶段特点。明初理学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制度方面,继承了元代理学的体制化趋向,通过科举、学校等手段使得这种特征进一步强化。以学校为依托,以科举为导向,体制的强大力量雕刻出士人阅读和思想的精神地图,甚至可以说,形塑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乃至日常生活。二是学术思想方面,强调“躬行践履”而不务立新说,是此时期学术发展的特点。浙东学术随着建文政权的覆灭而受毁灭性打击,而安徽、江西之学的影响也是洪、永之际思想的重要侧面。新安经学与永乐官修“大全”密切相关,“大全”所采学说、编纂体例均与新安经学渊源深厚。江西之学的特色在于对科举的偏重,江西经师们在地方科举教育上作用显着。如果考虑到这种教育为明初朝廷输送的官员以及江西籍官员在明初政坛的巨大能量,那么这种地方学术景观也是明初思想生态的一个重要面相。与理学发展特点相应的,是士风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参照系是浙东派标举的士风。永宣时期思想界的氛围,最主要的特征是思想的“去价值化”,即以“躬行”取代“原道”,“专尚修,不尚悟,专谈下学,不及上达”。士人精神世界的功利主义和世俗化趋向日益显着,士风上呈现出平和、恭顺、谨慎的特征,表现在政治态度和实践上,浙东派标举的“得君行道”政治信念早已失落,士林已然匍匐于皇权脚下。第四章关注台阁体文风风靡天下的社会文化语境。洪武时期以浙东士大夫为代表的文化群体与永宣时期江西士人为领袖的文化群体。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趣味等存在着显着差异。这固然与其地域文化传统有关,然而,其本身盛衰的演变、影响的强弱,也离不开其所处的制度、文化背景,反映出时代文化发展的趋向。浙东士大夫群体是元末明初一代士人的缩影,就其生活方式而言,是学术的、文化的；就其社会关系而言,依托如郑氏“义门”这样的地方望族,其纽带关键是师友学缘；就其政治思想而言,是以道抗势、重视士节。而永宣间江西士大夫群体则代表着政治文化上的新贵,其身份特征是自觉纳入朝廷主导体制的官僚士大夫。就其生活方式而言,首先是作为官僚而非学者、文人；就其社会关系而言,以科举为中心、以乡谊为纽带的同学、同年、同僚辐射范围广泛。此外,明初地方儒学与台阁体文学发展的关系也得到关注。地方儒学官在明初政治文化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其在台阁文风的传播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五章是从廊庙视野探讨台阁文风的职能、功能,主要分析了台阁文章观念等相关问题。面对元末文坛的“文道分离”之势,重新弥合、维持分崩离析的古文价值世界,是明初文坛各方面临的任务。洪武、建文时期,主导文坛的浙东派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作过努力,永宣间台阁群体的身份意识使他们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文章饰政事”是其核心观念。文坛宗尚也由历谙诸体、转益多师到以“宗欧”为主,“宗欧”的选择体现出对雍容和洽、气象升平的盛世文学的政治想象。此外,还关注了“颂圣”、“鸣盛”意识与台阁文学的发展问题。永乐初的祥瑞应制创作政治色彩浓厚,永乐中期扈从、朝贡题材的鸣盛意识进一步增强,迁都后以杨士奇为核心的台阁文学作为流派逐渐形成。总地来看,鸣盛、颂圣由一种指令性、政治性行为到内化为创作主体意识,由奉命的文学过渡到常态的、自觉的文学创作,表明台阁文风确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
杜春雷[4]2013年在《元代地域文学研究综述与前瞻》文中指出近年来,地域文学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和新的学术增长点。作为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段,元代文学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这已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成绩卓着。本文试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总结性论述,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建议。
崔志伟[5]2011年在《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研究》文中指出元明之际,松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吸引了不少文坛精英汇聚于此,再加上当地各类人士的热情结纳,交游互动,因而发生广泛影响,使得松江一度成为颇为活跃的中心文坛。在此过程中,无论是文人的交游方式、文学思想,还是诗文题材、审美倾向,都有不少新颖变化,甚或包蕴着明显的近代海派文化、海派文学的现象和特点。这一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真实状况及其延续和影响,理应获得今人的关注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从元明之际松江文人群体的来源、交游,政权更替下的文人心态,文人创作题材与形式的特点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还原当时的文学情状,力图把握这样一个集地域与时代特性于一体的文人群体的风貌,探讨它何以兴盛喧嚣而又衰落堙没的各种原因。希望通过这一个案的考察梳理,能够多少有助于地域文学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希望为海派文学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些材料和借鉴。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的构成,身份和地域的多元化是其明显特点,其中心人物则以移居此地的文人为主。以寓居文人为核心的文人交游,在当地富户贵族的支持、布衣文人的簇拥下,其交游活动既延续着中国传统文人的雅集传统,又表现出元代社会文化、元明易代背景下某些新的特征。例如,以书画作为载体和媒介的文人交游,就是既有利于文人的随性发挥,又能够突破时间和地域限制的一种方式,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传承性和影响力。在文人群体的形成、兴旺和衰歇过程中,政治环境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元明易代,政权交错更迭,松江文人的政治心态随之发生着或明或暗的改变,由此深刻影响到他们的活动和创作。本文以至正十六年(1356)的“松江之变”与至正二十七年(1367)爆发的“钱鹤皋事件”为主线,阐述事件原委的同时,通过这些身临其境的文人的诗文,表述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中窥探他们的情感好恶和心态变化,从而洞悉当时真实的社会情状和民众心态,以及松江文学由盛转衰的政治和时代的原因。身处新兴、兴盛的市镇社会,又是在元代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松江文人的生活状态较之前代必然发生变化,其人生信仰、价值观念的改变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事业与人生,社会与自我,以及职业身份、爱情婚姻、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等,松江文人多有新鲜的理解和实践。就其诗文创作内容来说,其广泛性可以说是空前的。除了以往文人习惯表现的题材内容,诸如民生疾苦、战争灾难,郁闷牢骚等等,他们的诗文中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琐碎而又细致的描绘,对斋居田园生活的畅想与追求,还有突破传统之藩篱、为商人与艺人的代言和广告。此外,对于新奇别致的、甚至域外事物的接纳与渲染,更是彰显了松江文人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襟怀。在诗文形式和表现手法方面,松江文人也积极探索,寻求发展。其中表现比较突出的,是竹枝词、散曲和题画诗文。另外,因为松江文人与当地市民阶层有着长期广泛的接触,市民的喜好必然也影响着文人的审美倾向,因而在松江文人的诗文中,世俗趣味日益明显,其中不乏怪异,甚至荒诞。对于上述现象的产生原因、实际状况和利弊得失,笔者也作了力所能及的探讨和分析。论文最后附录《元末明初松江文人年表》、《元末明初松江文人小传》,前者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反映当时松江文人主要的交游活动情况;后者广泛搜罗各种资料,加以概括提炼,力求尽可能完整、全面而又扼要地表述元明之际所有松江文人的生平事迹,为方便检索,以姓名首字拼音为序。
李茜茜[6]2014年在《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主要由玉山文人群和北郭文人群组成,这两大文人群先后兴起于元末至正八年(1348)和至正十一年(1351)。其中,玉山雅集于至正二十年(1360)趋向衰歇,而北郭文人群的交往一直持续入明。元末明初的吴中地区是一个极其重视个体精神自由的地区,与此同时,吴中文人群的思想和创作皆表现出他们注重个体情性自适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界并未将此两大群体作为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的共同组成部分,忽略了此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此二者的诗作皆具有情性自适的创作趋向,同时亦表现了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所经历的雅集性质由“娱乐性”到“文学性”,雅集方式由形式上的精神追慕到内心世界的艺术研磨的发展路径。在诗论主张方面,以高启为代表的北郭文人群着重强调的以唐诗作为主要宗法对象的诗论主张,事实上开启了明代改革柔靡诗风的先声,而北郭文人群注重诗歌创作中情性自适的表达,亦使其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艺术的品味。尤其是高启所主张的“兼师众长,随事摹拟”是从性灵和格调两方面对诗歌提出的要求。在思想方面,玉山文人和北郭文人皆以个体情性自适作为其人生的精神趋向,玉山文人群的成员身份各异,顾瑛主凭借其雄厚的财力一手打造了文人倾慕的精神家园,而北郭文人群的思想世界涉及儒、释、道叁方面内容,是一个思想矛盾的结合体。在诗歌创作方面,玉山文人和北郭文人皆因时局朝代的更替而表现出或对现实的逃避,或对当局的指斥,或对仕途的热情,或对隐逸的向往等。无论是何种诗风,皆体现了元末明初吴中文人注重于诗歌创作中表现情性自适的精神趋向,以及身处朝代更替之际难以避免的时代尴尬性。第一章介绍吴中文人群概况,即吴中文人群的界定、吴中地域人文概况及吴中文人群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其中,第一节主要根据史料梳理了“吴中”这一称谓的由来,并厘清了元末明初时它所指的具体范围。接着,分析了不能够将元末明初吴中文人视为“流派”,而是“文人群”的原因,并重新解释了对于“吴派”、或“吴中派”的理解。基于上述结论,结合相关史料,如《列朝诗集小传》、《明诗纪事》、《草堂雅集》、《玉山名胜集》等整理出160余位吴中文人。同时,认为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主要由玉山雅集和“北郭十友”两大文人群体组成,其中玉山雅集以顾瑛作为实质主持人,“北郭十友”以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为杰出代表。第二节分析了吴中的地域人文概况,经济、政治因素与吴中文人的人生趋向和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第二章分析玉山雅集的酬唱概况。主要考察玉山雅集的精神领袖和实质主持人、酬唱概况及活动内容。第一节指出杨维祯作为玉山雅集酬唱的精神领袖,他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崛起和发展阶段的古乐府运动,亦带来其重视情性的精神旨趣；顾瑛的个人性格、思想、家世等方面得天独厚的特点使之成为雅集的实质主持人。第二节通过对玉山文人身份的多元化、雅集场所的精致高雅、雅集的高频率、唱和诗作流传的完整的书写,体现了玉山雅集的鼎盛；同时,本节以元末玉山雅集的活动时间为线索,将其发展路径分为兴起、鼎盛、衰歇叁个阶段,初步梳理玉山雅集的兴衰过程,并对其中部分的雅集时间作出修正。第叁节针对玉山雅集的繁盛状况,分析其主要活动内容,如诗歌酬唱、书画音乐等。第叁章论述顾瑛的思想、诗歌创作。第一节通过分析顾瑛的政治态度、思想倾向,揭示其思想深处始终不变的本真情怀。玉山雅集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分析顾瑛对元朝、张吴、朱明叁个政权的态度,可以把握到其思想轨迹的演变历程,及玉山雅集最终趋向衰歇的政治因素。同时,顾瑛为了保持个体情性自适,对于释、道亦是兼收并容。可以说,无论顾瑛对于当时变化多端的政局是持有支持,或拒绝征辟的态度,对于释道所倡导的精神世界是如何真诚地追慕,其思想世界中始终不变的是他的本真情怀。第二节分析了顾瑛诗歌的叁种风格,即清绝冲淡、纤裱柔靡、悲悯质实,同时着力探讨顾诗中耽于享乐、令人诟病之处的原因,指出这是顾瑛的人生理想遭遇现实的阻隔,自觉远离外部世界的精神保护方式。第四章通过零星史料的爬梳,分析玉山文人与北郭文人之间隐秘的交谊,北郭文人们在古乐府创作和诗歌创作上对玉山文人的接受和批评,从而说明在元末明初吴中文化圈内,各个文人群体之间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交融、流动的过程。而不同文人群体之间的交谊,并由一个文人群体转移至另一个文人群体的行为,如周砥、杨基等与玉山文人和北郭文人皆有往来,恰恰说明了元末明初吴中文学的兴变历程,即由对外在形式的追慕到内心艺术的研磨。但是,贯穿始终的仍是吴中文人们不断地追求实现情性自适的最佳途径。第五章分析北郭文人群的酬唱活动。第一节厘清两个问题,即北郭唱和成员之名的由来和未能将北郭文人视为“流派”的原因。根据相关史料梳理,认为北郭文人群的唱和成员之名先后经历了“十友”、“十才子”、“北郭十友”及“北郭十子”的发展路径,其中隐含了对前贤雅集精神的追慕。“北郭十友”因缺少统一的诗歌理论、艺术风貌及文学盟主,不能够被视为文学流派。第二节通过梳理零散的史料,论述元末和明初两个阶段北郭文人的酬唱活动。认为元末北郭酬唱活动的兴起是逐渐兴盛发展的过程,考证其兴起时间约为至正十一年(1351)及其之后的几年之内,并主要基于西园雅集、绿水园雅集、张羽宅赏月、鹤瓢山房等雅集活动展开阐述。明初北郭酬唱活动虽渐趋衰歇,但却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以精神的契合作为其交流的根本。第叁节分析了北郭文人思想的矛盾性,即儒家仕进情怀和山林隐逸思致,指出这是北郭文人保持个体精神独立、情性自适的有效途径。同时,亦分析了北郭文人犹宗唐诗的诗学主张,认为他们所努力宗法的盛唐诗歌实已开启了明代改革柔靡诗风的先声,而以高启为首的北郭文人群对个体情性自适的重视,实已令其诗作具有了性灵的色彩。第六章阐释高启的思想历程、诗论主张和诗歌创作。第一节主要基于高启少年时期、张士诚据吴时期、朱明王朝时期叁个不同阶段的人生选择考察其思想演变历程,探讨其根本的人生价值取向,认为高启的肯定自我,重视个体精神的个性注定了他不能够实现其儒家仕进理想,惟有在逍遥无拘的生活中方能获得精神的超逸。第二节从兼师众长、随事摹拟,格、意、趣,以情性为主导精神等叁方面分析高启的诗论主张,认为高启在兼师众长、随事摹拟的基础上,以格、意、趣作为其艺术创作的追求,将情性的真实抒发自觉地融入诗歌的创作之中,实已具有独立的艺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元末纤秾诗风。第叁节集中探讨以下叁种高启的诗歌风格,即风人激刺、沉郁幽远,浪漫诡奇、雄健骋辞,清丽隽永、思致清远。指出高启的诗作或控诉当局,或抒写怀抱,或描写景致等,皆无一例外地表现了其内心的真实的精神趋向和情感需求。第七章分析杨基、张羽、徐贲等北郭文人的诗歌创作。第一节论述了杨基的诗歌题材取向和艺术特色,关于其生平经历,由于史料所载略微存在差异,故对之作初步的梳理。同时,分析杨诗尤其重视个体情性的自然解放,认为杨诗之纤秾色彩部分原因来自其个体情感的充分抒发,从而令其诗有纵情之嫌,被认为有纤裱的创作趋向。第二节分析张羽的叁种不同体制的诗风,即歌行雄放、音节谐畅,五古的低昂婉转、沉雅质实,及部分律诗和绝句中的诗作。第叁节分析徐贲的诗歌创作,并根据相关史料,整理出其他北郭文人的生卒、经历、着述及相关评价。结语从横向和纵向的不同角度,将元末明初吴中文人与同时期的浙东文人、闽中文人、江右文人、岭南文人,与明代文学史上的几个重要诗歌流派,如“吴中四才子”、前后七子、唐宋派的唐顺之及“童心说”的倡导者李贽等相比较,以凸显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体的文学史地位。
王双[7]2009年在《陈基文学思想二重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元末文坛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出现了几大鲜明的地域文学流派,不同文学流派之间在思想构成、文化传统、文学主张以及诗文创作等方面体现出不同的特色。同时,在元末动荡的时局和多元的思想潮流下,他们之间还多有交流和融合,文人大都面临着多元的政治选择和文化选择,在思想构成、人格心态和文学思想上往往也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特征。本文选取元明之际诗人陈基作为研究对象,抓住其流派归属的争议以及跨流派的复杂特征,探讨其复杂的文学思想的内涵及其成因,并由此说明元明之际的文坛状况及复杂情形。本文共分为叁章,第一章详细分析陈基文学思想的矛盾特征和复杂内涵。陈基在文学功能观和审美风貌上都拥有矛盾而复杂的态度,尤其是在对诗歌功能、形态的理论认识与其实际的诗歌创作之间存在矛盾之处。第二章主要从元末的政治时局、思想潮流、士人心态以及陈基复杂的人生际遇等方面多角度分析,抓住元末地域文人集团间的融合和差异、不同派别文人间的交游和影响、不同思想潮流的互渗和作用,以及元末动乱时局下文人切身遭际对其文学思想形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探究陈基文学思想形成的具体原因,同时这大抵也是造成元末文人文学思想复杂性的原因。第叁章则探究陈基与元末文坛的关系。在元末文坛上,陈基的这种双重角色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而其文学思想的复杂矛盾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了解当时士人的典型形态和群体特征具有重要作用。最后,通过陈基文学思想二重性特征的研究,也就揭示了在元明易代之际,文人多元的政治和文化选择,文人思想构成的复杂和多元,以及当时文学思想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这些是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忽略了的。
陈青松[8]2014年在《游子·寓贤：元末明初流寓江南的江西文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所谓流寓,就是迁徙居住于籍贯以外的地方。流寓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属于一种常态,文献中的流寓往往代指有这种经历的文士大夫。历史上的“贬谪”、“流人”都属于这个范畴,这种流寓,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被动的行为。本论文所考察的元末明初流寓到江南地区的江西文人群体,他们的初到江南更多则是自愿情况下发生的,论文也就是围绕他们在江南的活动与交往展开探讨。这样一个流寓群体,他们的身份各有不同,有官员、儒师、士子、僧道等等,其中一些人物因为自己的流寓经历,生平显得晦涩,文献记载也多有抵牾之处。通过对这些人物生平经历的考察,一旦认识到他们的流寓背景,便容易理解记载存在这类问题的一个原因正在于他们的流寓经历,因而对我们理解文献也是很有帮助的。这些流寓之士,他们初履江南之时,大致还是在和平年代,其中有的是侍亲而来,有的是宦游而至,有的则是为了求学求生计。相比于贬谪之人的流放之地,他们所在的江南是当时人们心中的一个向往所在,他们的到来也并没有多大地受迫性。随着元末政局的动乱,江南很快为张士诚所占有。由于张士诚对文士采取亲近的态度,并且很长时间对元王朝表示服从,因而留居江南的文人们能一定程度上保持自我,进行广泛的交流。然而传统的乡土观念,又令他们产生了一种游子的心态,对故乡、对远方亲人都不由自主地产生思念之情。而为了过好当下,在江南的家庭生活对他们而言便更显重要,家庭成员之间也多感情真挚。同时,家庭成员的婚姻也成了他们生活的一个环节,并以此作为在江南建立交际网络的重要渠道。传统的乡土观念以及户籍制度的确定,又使得这些流寓江南的江西文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同乡认同的观念,而作为日常交往的一个纽带,同乡观念在交往中又具有其含义上的多重性,也正可以看出这种观念在当时所受到的重视。同时,同乡之间还能够互助互济,成为缓解社会压力的一股辅力,也履行着士大夫本身所担当的社会责任。由此也可以看出同乡组织出现之前,同乡交往的一个大概。作为流寓人物,除了对自我对家庭的经营之外,对其所在的江南也多带有感情,聊以江南作故乡,因而对于江南山水人文也都有自我的刻画和认识。其中一些人物对地方文化的贡献也使得他们受到地方的尊崇。而江南地方对于五湖四海之士的接纳,双方的相互交往与认同,又使得那段的江南社会文化历史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元末明初的江南地区,主要经历了由蒙元——张士诚——朱元璋政权的转变,处在其中的流寓人物,他们中的大多数特别是那些正当有为之年的人物,并没有一味消沉,而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之中践行自我,努力寻找自己的社会角色。变幻莫测的政局面前,他们有的归隐故乡,有的寓居江南,有的又出仕四方。只是这样的选择与他们的初衷却不一致,这也与当时士大夫的境况并无多大差别,官本位的时代,最是文人不自由。总之,流寓的经历刻画了这些人物的性格,影响了他们的人生,他们也在流寓的社会生活中实践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社会历史留下了自我印记。
邓旻[9]2013年在《元末明初浙东派文人苏伯衡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元末明初浙东派重要成员之一的苏伯衡,在历史上的评价主要以《明史》为准,十分单一。而近代以来,随着浙东派研究的发展,人们对苏伯衡也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对他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具体作品、苏伯衡诗文创作、苏伯衡思想、苏伯衡生平交游四个方面。但这些认识都是零散的,不系统的。由此可知,作为元末明初浙东派承上启下枢纽人物的苏伯衡,还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于慧莉[10]2007年在《王袆史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袆(1321-1372)，字子充，浙江义乌人。元末明初着名的经史大家，师从黄溍、柳贯，与同门友宋濂俱以文章名世，同为明初浙东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着作颇丰。史学上，除与宋濂同任《元史》的总裁官以外，他还续吕祖谦《大事记》而作《大事记续编》七十七卷等。此外，他还着有《青岩丛录》、《华川集》等文集，均收入后人编刊的《王忠文集》。洪武六年，奉诏出使云南，诏谕梁王归降，为北元使臣托克托所杀。建文时谥“文节”，正统年间改谥“忠文”，开明代文臣得谥之传统，事迹见于《明史·忠义传》。本文通过对王袆生平事迹、治学经历、学术传承及其史学着作的考察，着重分析王袆的史学思想。他主张经为指导、经史并重的经史观、强调变通和人事，提倡经世致用的事功历史观。他还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史家修养观以及正统论思想，在《大事记续编》中也颇具创新思想。本文亦对王袆与宋濂的史学思想进行比较。与宋濂相比，王袆重史，认为经、史都是具有道德垂训作用和经验借鉴价值，将经世致用思想发挥得更彻底。而宋濂重经，以史为经服务，虽然开有明一代史风，但其宗旨是宣扬理学。二者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学术传承上的不同。本文也指出理学化史学的独霸天下，使王袆史学思想也或多或少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其史学思想虽不乏见地之处，却未能如其文一样为后世瞩目，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不合于当时理学化史学的潮流。王袆与宋濂都是元明之际婺学和浙东史学的中流砥柱，但是王袆更忠实于婺学精髓的原貌，无论是在史学的见地上，还是在治史的功底上，王袆都要略胜一筹。也正是基于此，王袆之于吕氏婺学振兴的贡献是多于宋濂的，尤其是他对明代浙东史学的贡献，其思想上接南宋吕祖谦以来的学绪传承，下达明末清初浙东史学的蔚为大观，是学术传承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本文以明初史坛巨匠王袆作为个案进行研究，除了发扬其史学中的精华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他的研究，进一步探究吕氏婺学思想和南宋以来的浙东史学，从而对南宋至明清之传承有纵向清晰的了解。
参考文献：
[1]. 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研究[D]. 董刚. 浙江大学. 2004
[2]. 元末明初浙东文人群研究[D]. 王魁星. 复旦大学. 2011
[3]. 从南京到北京:永宣文学研究[D]. 方宪. 武汉大学. 2015
[4]. 元代地域文学研究综述与前瞻[J]. 杜春雷. 社科纵横. 2013
[5]. 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研究[D]. 崔志伟. 上海大学. 2011
[6]. 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体研究[D]. 李茜茜. 复旦大学. 2014
[7]. 陈基文学思想二重性研究[D]. 王双. 首都师范大学. 2009
[8]. 游子·寓贤：元末明初流寓江南的江西文人研究[D]. 陈青松. 南开大学. 2014
[9]. 元末明初浙东派文人苏伯衡研究综述[J]. 邓旻. 参花(下). 2013
[10]. 王袆史学思想研究[D]. 于慧莉. 浙江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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