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现象：当代修辞学研究的五十个问题（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当代论文,五十个论文,现象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六、“呵呵”的呵呵：流行语的“修辞结构”如何描写？ 流行语可以说是当代语言生活中一种相当受到关注的现象，甚至有时对于流行语的研究也几乎会成为某种“流行”的话题，从新浪、腾讯新媒体到《咬文嚼字》这样的期刊，一年一度的“流行语评选”仿佛已经成为社会语言生活的一个节日，一场小“春晚”。 近年来，流行语研究在社会上知名度最高的也许是《网络会话中“呵呵”的功能研究》一文，不过那并不代表流行语研究的成功。论文上网后无意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网络几乎一边倒地都是批评和嘲笑：“谈个‘呵呵’就能够拿到硕士学位，也是呵呵了。”当然也有一些为之辩解卫护的声音，如“语言研究就是应该以小见大”等，但比较而言还是显得非常无力。事过境迁，我们今天需要问的是：这问题只是出在社会对语言研究的不理解吗？流行语研究的范式本身是否也有问题？① 修辞学界关于流行语的研究从语义分析、构式分析到流行度分析，有各种路径，其中最具有理论探索意义的也许是刘大为（辛仪烨2010）的《流行语的扩散：从泛化到框填——评本刊2009年的流行语研究兼论一个流行语研究框架的建构》论文，勾画一个“在流行心态的推动下，流行语的扩散从直接使用开始，到语义泛化、格式框填的整体景观，同时尝试据此建构起一个流行语研究框架”，分析相当深入。不过，这一模型还是需要讨论的： ——是否所有的流行语都必定经历一个“直接使用—语义泛化—格式框填”的过程？如果不是，其他流行语是否需要分析？如果也需要分析？那么，那些分析如何与“框填”分析衔接？就以“呵呵”而论，这里便很难用“框填”加以分析。 ——构拟“直接使用—语义泛化—格式框填”这样一个流行语研究框架的理论预设是什么？是基于对“流行语”的什么假设而展开的？这一假设与整个修辞理论如何衔接？ ——流行语是否也是一种“言语行为”，如果是，则这一行为的结构首先应该如何构拟？ ——流行语的修辞分析不是只停留在“复述”公众对于流行语的理解上，而是进一步“发现”公众视而不见的内容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的话，最合适的理论框架是什么？（胡范铸2015） 二十七、“禁绝负面信息”：正面信息、负面信息何以区别，语用价值何在？ 在语言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正面信息”“负面信息”的问题，在最近全国“两会”期间，某专家谈“面对新媒体的革命，民众的印象叠加，媒体如何来进行印象管理？”问题时，就强调要加强管理，“让虚假消息甚至负面消息没有传播的空间”。显然，这里将“负面消息”与“虚假消息”并列，乃至要求不让“负面信息”传播的企图是相当荒唐的而且是幼稚的。不过，由此也引发了一个在修辞活动中相当重要却历来被忽略的问题：“何为负面信息？” 修辞学研究过“谎言”（胡范铸1990），也研究过“詈词”（江结宝2005），可是却尚未系统研究过“负面信息”。这里，是不是需要回答： ——到底如何定义“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制约信息的“负面”与否的基本参数是什么？ ——“负面信息”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正面性”？“正面信息”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负面性”？ ——“正面信息”“负面信息”各自的基本语用价值何在？ 修辞学有义务为混乱的社会批评提供理性认识的依据。 二十八、经济与反经济：“套话”有哪些类型，语用价值有何分别？ 有人认为“语言是一个由分析系统和套语系统组成的双重体系”。目前学界对套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套话在语言习得、文学创作、交际等领域的运用，且研究多呈现一种静态描述。语言运用领域中可以说遍布套话，修辞学界对此虽然已经有所关注（付伊2010，2014），可是还非常不够，有很多认识还没有获得必要的澄清： ——“套话”到底应该如何定义，是否形成一定的固定的模式的话语都是套话？ ——“套”在语言形式上到底有哪些类型和标记，在语用价值上有哪些类型和特征？ ——是否可以区别为“语体性套话”与“权力性套话”？ ——“套话”在不同的语言领域中是如何分布的？ ——是否可以区分“增加语言经济性的套话”和“降低语言经济性的套话”？ ——哪些套话可以看作是言语行为现代性的一种标记，哪些套话又阻碍了语言生活的现代化？ 对此，我们都需要仔细地分析。 二十九、“标记”何以“话语”：话语标记与修辞研究如何衔接？ 在日常交际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严格地说，……”“你就拿这次说吧，……”“总而言之”“假如……的话”，对于这一类现象，早在1953年，英国语言学家伦道夫·夸克（Randolph Quirk）在《随意的交谈——日常口语的一些特征》中就明确指出，语言的运用中存在着大量的修饰语，如“you know” “you see”和“well”等，这些“修饰语”对语法结构和信息传递也许没有什么作用，但从莎士比亚戏剧中甚至在这之前的语言中就频繁存在，因此，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后来，语言学界展开了大量的分析，先后提出了“元话语”“话语标记”“元话语标记”“外置性黏着词组”“逻辑联系语”“话语操作语”“话语小品词”“话语策略语”“语义连接语”“语句联系语”“语用联系语”等，其中影响较大并得到普遍认可的就是话语标记语。（方梅2000） 我们的问题是： ——如果修辞学的核心概念可以确定为“言语行为”（胡范铸2015），那么，这些不同的“修饰语”是如何与句子结合成一个整体从而构筑成一个“言语行为”的？ ——这些“修饰语”的基本功能是否局限于“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即使只就“人际功能”而言，众多的“话语标记”是离散的还是有序的？如果是有序的，那么，“人际功能”中众多的“子功能”的参数如何提取？在众多“子功能”中如何区分层级？ 总之，纷繁的“话语标记”何以在内部和外部都获得系统性？ 三十、“第二次握手”：修辞学与语法学的“接口”何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互动语言学的意义何在？ 在汉语学术传统中，“修辞”与“语法”最初并无有意的分别。即使在西学日炽，“学科意识”日益自觉的20世纪，也一再有人践行“语法修辞结合论”（吕叔湘、朱德熙1953；郭绍虞1979）。不过，总体而言，修辞研究与语法研究似乎是渐行渐远。 语法学与修辞学如何走出越来越“鸡犬相闻，不相往来”的格局？修辞研究与语法研究再度良性互动何以可能？这里首先也许需要追问： ——“修辞”与语法的最关键的“接口”何在？语法学界已有引进修辞学“语体”范畴以构建“语体语法”的努力（冯胜利2011），修辞学界更有借助“语法构式”范畴建构“修辞范式”的努力（刘大为2010），但这些努力是否能够构成修辞学与语法学的根本“接口”？我们已经指出：语言既是一种符号体系，也是一种行为过程，修辞学在本质上就是基于行为过程的语言学（胡范铸2016），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修辞学与语法学的“最关键的接口”或者说“接口的逻辑基础”应该就是“行为过程”与“符号体系”的衔接？ ——由此而论，在语法学研究中，“系统功能语言学”和“互动语言学”无疑特别关注行为过程，则，修辞学是否需要也可以首先对此作出回应？如何回应？ ——而在修辞学研究中，基于“新言语行为分析”框架，我们已经提出了言语行为的“行为主体”“行为结构”“意图类型”等系列范畴，则是否可能为语法学分析提供某种借鉴？（胡范铸2007，2009，2015） 三十一、文学不再“中心”：当代修辞研究的首要对象是“个人话语”还是“机构话语”？ 历来修辞学研究往往有意无意地认同“修辞是语言艺术化的手段”，因为文学是所谓最典型的“语言艺术作品”，因而，修辞研究的典型样本一般首先采用文学作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文学以外的语言活动，如新闻、政论乃至日常口语，可是，无论是只关注文学作品还是同时关注到新闻、政论等等语言活动，基本上都没有摆脱以个人与个人之间交际也就是“个人话语”为核心的研究思路。 “个人话语”的研究固然相当重要，可是，地球日益村庄化，世界日益一体化，社会生活的公共空间的价值日益突显，则在社会公共空间中，机构与机构、机构与个人的语言交往问题也就是“机构话语”的重要性无疑也日益突显。 所谓“机构话语”不仅包括政府机构之间的话语，同时更包括政府、企业、学校、社团等各种机构（即使“国家”也可以说是机构的一种形式）的话语。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修辞学尤其是当代修辞学，首先应该关注的，应该是国家与国家的语言交往，政府与公众的语言交往，企业、社团、学校等等机构与机构的语言交往，机构与公众的语言交往？ 三十二、话语“越境”：时空参数对私人话语的定义有何影响？ 私人话语通常以为就是小范围乃至两个人之间私下里进行交流的话语，根据社会交往的一般规则，私人空间不可侵犯，自然私人话语的私密性也必须得到尊重。可是最近有报道称，有人在入境西方某国时，因手机所储存的内容而被拒绝入境。手机既是持有人与他人通话的工具，也是持有人与他人私人信息交流历史记载的平台，那么，这一新闻是否提示我们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所谓私人话语也许需要重新加以定义。私人话语不再简单地可以被视为就是“一个人和其他人的私下交流的话语”，无疑它还将受到时间（比如说一定的保存时间）、空间（比如说境内、境外、还是出入境）、技术（比如怎么样的通讯工具）、话题（比如是否牵涉恐怖活动，是否违反所在国法律）这样的限制。 那么，这种限制会对语言交往产生哪些影响？对语言交往的意图、对象、话题和表达方式哪些方面会产生影响？ 三十三、“电报软件”：传播媒介新技术对话语表达的可能影响？ 话语媒介的不同对于话语表达的制约，语言学界早有认识，不过，一般不是局限在句法语义层面加以分析，就是只从风格色彩的角度加以讨论。电子媒介尤其是电子移动媒介（手机）普及以后，使得我们有可能回过头来重新认识：基于口语、基于书面、基于电子移动媒介，对于交际角色的呈现、话语主题的确定、话语表达形式的选择，是否都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面貌？ 如有报道说，国外最近有越来越多的人采用手机“电报软件”进行交流，所谓“电报软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高度的隐秘性，不但连管理员也无法监控双方的谈话内容，并且交谈双方所谈内容还可以即刻销毁。这一技术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在另一个向度上，定义了“私人话语”？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的言语行为，通常会受到第三方的监督，所谓“隔墙有耳”，而新的技术条件，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言语交际的语境，成为几乎是绝对意义上的“两人间对话”，由此，对话语的角色设定、主题表达、形式选择也就与普通微信与QQ可能出现相当的不同。 三十四、网络，网络：技术进步带来的是话语自由还是更不自由？ 公共空间的话语表达，无疑意味着一种话语权的使用。在上古，甲骨文的年代，只有拥有特殊地位的占卜者才拥有占卜并将占卜结果记录下来的权力。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使得话语的“公共表达”从极少数人手中转移到了由相当多的人所组成的知识阶层，也就是读书人阶层手中。但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有权在公共空间发表自己言论的，依然是少数。因为即使有了纸张和印刷术，由于印刷成本的限制，使得大多数人依然无缘于在公共空间发表自己的言论并获得有效的传播。网络时代的到来，似乎改变了这一切。每一个人只要愿意，似乎都可以在网上发表言论，由此而言，网络带来了话语权的空前解放，带来了话语表达的空前自由。 不过，这似乎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不但基于网络进行的一切言语行为都有痕迹可寻，同时，人的社会生活的各种活动都有可能就被“记录在案”而成为与“言语行为”有效互文的“语境”。这一条件就为社会监控的“全面性”和“彻底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这样，便带来一个相当重大的问题：社会监控技术上的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由此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个人的自我监控？ 这也许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全球修辞学者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话题。 三十五、无厘头的童谣：非逻辑表达有何意义？ 通常语言表达应该是有逻辑性的，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二句和第三句之间是一种逻辑性发展的关系。可是我们常常也会看到一些不讲逻辑甚至故意违反逻辑的语言表达。对此，一般常常将之归为一种错误。这一认识是否不够充分？ ——在童谣当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种非逻辑话语的表达。如“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摸个大冬瓜。”“一二三四五”和“上山打老虎”之间显然毫无逻辑关联。那么这样的话语，是否只有游戏的意义？ ——进一步说，非逻辑、反逻辑的话语对于儿童与成人是否具有不同的价值？在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认知能力的发展中，非逻辑、反逻辑的话语在什么条件下有利于其发展？什么条件下可能阻碍其发展？ 三十六、“空间语法”：语言存在方式对修辞的系统性影响如何体现 语言首先是一种时间上的存在，语音前后相续，在时间轴上形成语流。不过，在文字诞生以后，它同时也成为一种空间的存在。任何事物的存在方式一定会影响这一事物的结构和功能，语言也不例外。因此，作为时间存在的口语和作为空间存在的书面的语言不但在媒介方式上全然不同，同时，在语法结构、语用规则上也一定有种种的差异。 为此，我们曾经提出了“空间句法”的假设，试图对“版面”等空间因素对于句法的制约加以讨论（甘莅豪、胡范铸2010），只是，语言的空间存在这种方式到底会给修辞过程带来哪些系统性的差异呢？ 三十七、“明白如话”：“易读性”和“反易读性”如何平衡？ “易读性”是大众传播中一个重要概念。一条新闻越是容易理解便越容易得到传播，于是，不但新闻界，包括教材、法律都有人不断开展了易读性分析和易读性测量。中国修辞学界最早关注易读性的也许是陈佳璇的《我国新闻语言中字母词的易读性研究》（陈佳璇2003，2006）。 可问题是： 是否所有的文本都必须易读？一种文本易读的界限在哪里？同样是“口号”，政治口号通常必须易读明快，可宗教密咒则一定无法直解；同样是哲学，易读者自然容易传播，可是不易读者是否也存在包容更多思想的可能？ ——“易读性”和“反易读性”如何平衡？不易读是否也可能成为一部分语言领域的特征，甚至是要求？ 三十八、“语言的艺术”：基于语言视角的文学史叙事是否可能？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一句老生常谈。可是，迄今为止，我们却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没有一部文学史是以语言为第一参数而展开的。 那么，从语言出发，考察文学的发展、揭示作品的特点、评价作家的贡献是否必要？有无可能？ 以中国现代文学而论，所谓“鲁郭茅巴老曹”的序列几乎已成定制，可是从语言艺术的水准，从语言对现代汉语制度化的贡献来看，他们彼此之间差距甚大，完全不在同一个平面上。 有学者已经研究了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对于现代汉语制度确立的不同价值（张虹倩2013），那么，循此发展，“基于语言参数的文学史”能否为现有的文学史叙事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新的参照？ 三十九、演讲助手：PPT的语篇结构如何描写 PPT日益成为课堂教学、会议演讲的一种重要形式，对PPT的语言处理通常有两种，一是把演讲的文字稿简单地复制、粘贴在PPT上，演讲的过程基本就是一个复述、朗读PPT的过程，PPT的可视性只是帮助了受众对演讲语句的识别；但是，越来越多的PPT却并不是口语演讲稿的简单的书面复制，而是各种图表的直接呈现。 那么PPT的语篇结构有哪些类型？它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PPT的语篇如何与口语语篇形成互文？ 这无论对于学术报告、政治演讲或者是商业路演来说，都相当重要。 四十、动作、语境：多模态视角下的修辞研究如何展开？ 在日常交际中，人们为了表达一个意图，既可以只使用言语行为，也可以使用非言语行为，如动作、表情等；即使是完成一个言语行为，也可能不但需要语言，同时还需要种种的非语言形式的配合。那么，在一个交际活动中，语言模态以外的非语言模态应该如何分析？ ——首先遇到的问题也许就是多模态分析中的模态包括哪些参量？“言思情貌整一原则”（顾曰国2013）的贡献何在？局限又是什么？ ——其次，日常话语的多模态分析如何与“多模态小说”的话语分析、“视觉语法”、影视作品的多模态分析衔接？解说词、人物话语、字幕都属于“语言模态”，如何有效表示其间的联系与区别？人的动作与表情、画面背景、音效都属于“非语言模态”，如何有效表示其间的联系与区别？ ——进而言之，多种模态之间究竟是如何配合的？它们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由此，对语言本身会产生哪些影响？对这些影响的研究如何与已有的修辞研究衔接？ 四十一、“陪护机器人”：人机对话的语用模型如何描写？ 历来的修辞研究都是基于人际对话而展开的，则在电脑与自动化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人机对话尤其是人与“机器人”的对话无疑也越来越重要。 不过，人与人的对话通常是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互文而综合呈现的过程，而现有的人机对话主要还是基于“语音”或者“文字”的单一指令而展开，而高仿真的人机对话无疑应该是语言信息与非语言信息、话语与语境互文见义的过程，那么，这一过程的语用模型如何描写？多模态话语研究是否可以成为人与机器人对话的语用模型的理论基础？ 进而言之，随着全球老龄化的到来，老年人的陪护显然越来越不能够依赖年轻人，则“陪护型机器人”势必将日益普及，则机器人如何正确与老人交际？老人的语言与非语言行为的多模态分析是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四十二、“看思想”：话语如何“可视化”？ “可视性”是现代传播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一种观念，如何直观地让受众看到？一组命题如何让受众一眼就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一个观点，如何直观地与论据之间建立联系？如何把复杂的信息以非常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使得我们对隐藏的信息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这些都是可视性所关注的话题。 可视性既是所谓眼球经济时代的要求，也是信息爆炸时代如何有效地降低接受成本的要求。可以说，自从文字产生，语言的可视性问题便已开始出现。文字字体的选择、字号的大小都是直接述诸于视觉的，都直接影响了语言的接受。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里就曾经专门讨论了“字趣”的问题。只是，时至今日，语言可视性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 那么，修辞学应该如何回应这个问题： ——一种观念如何可视化，选择怎样的视觉形式？一种逻辑如何可视化，运用什么样的图形？一个语篇如何可视化，让人用最低的成本理解整个语篇的结构？ ——在视屏技术问题以外，语言将如何重新加以组织？ 四十三、汉字书写：书写动作是否可能影响思想的形成和话语的表达？ 互文性理论的创建者克里斯蒂娃曾经提出：中国人现在手写汉字的是不是越来越少，更多地依赖于打字？这一书写习惯的变化将产生哪些影响？（克里斯蒂娃2012） 我们的问题是： ——书写方式的变化在直接影响到语言生产的效率的同时，是否还可能影响语言的结构与表达方式？ 进而言之，在影响语言的结构与表达方式的同时，是否还可能影响思想的形成？或者说，书写方式的转换，是否可能内化成一种思想的习惯？ 四十四、“分布式联系”：基于“知识图谱”的修辞结构如何描写？ “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是当今学术界，尤其是信息自动化领域相当关注的一个话题。“知识图谱本质上是语义网络，是一种基于图的数据结构，由节点（Point）和边（Edge）组成。在知识图谱里，每个节点表示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实体’，每条边为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知识图谱是关系的最有效的表示方式。通俗地讲，知识图谱就是把所有不同种类的信息（Heterogeneous Information）连接在一起而得到的一个关系网络。知识图谱提供了从“关系”的角度去分析问题的能力。”（李文哲2015） 推理能力是人类智能的重要特征，使得我们可以从已有的知识中发现隐含的知识。传统的文本一般都是“结构化”的，并且基于一定的逻辑规则而展开推理。网络的出现则创造了新的可能，即文本的“链接”。而知识图谱则不但深化了文本“链接”的概念，更显示了一种在“1度关联”、“2度关联”乃至“n度关联”的链接中，基于“分布式表示方法”（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的推理而非只基于逻辑（Logic）的推理，整合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如文本、图片、音频、视频混杂的数据），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的可能性。 在这里，知识图谱的基本方式是把“实体”和“关系”存储在“图数据结构”中以显示整个“故事”的逻辑，则， ——当这一“故事”以视觉呈现的时候，“语言（狭义的语言）”如何参与其中？以自然语言有效地“转述”这一“故事”是否可能？其中的修辞规律如何描写？ ——“互文性”是言语行为之间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则知识图谱是否为“互文性”开拓了另外一种可能？ ——进而言之，这是否同时包含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修辞学如何理解自己的“知识图谱”？如何构建自己的知识图谱？其二，借助逻辑知识推理的修辞和借助“分布式表示方法”推理的修辞有何差异？ 四十五、法治的语言支持：“知识工作自动化”给修辞学带来什么机遇？ 麦肯锡研究院2013年发布《2025年前可能改变生活、企业与全球经济的12项颠覆性技术》，其中第2项就是“知识工作自动化”，认为这可以影响“销售、客服、行政支持等普通业务工作，教育、医疗保健等社会服务业，科学、工程、信息技术等技术性行业，法律、金融等专业服务业”。 语言是知识最基本的载体，知识工作自动化自然离不开语言叙述的新格局，那么，这给修辞学带来了什么机遇？ 以司法审判而言，法院审判效率过低、规范度不高已经成为很多人所诟病的对象，解决这样的问题，无论法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更多是从如何提高法官执法守法的意识、提高法官执法守法的能力来加以研究，可是，如果从修辞学的角度加以考虑，这是否其实也是一个能否有效地运用语言和修辞分析设计知识工作自动化的问题？ ——在法院立案阶段，是否能够对立案所需的要件清晰地加以语言描写，并用自动化来处理，以大大缩短立案的时间过程，并降低违法不立案的可能性？ ——在审判阶段，对于控辩双方的庭审记录是否能不依靠人工的输入，而是全然依靠计算机语音自动生成，以更准确地转写“事实的陈述的过程”？ ——裁判阶段，裁判文书的撰写是否能够充分格式化？是否能够同时自动与立案文档、庭审记录、法律法规的语料库链接，并尽可能自动生成，以大大降低法官评审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使法官有时间更深刻思考法理问题，同时也将较好避免有法不依的可能性？ 凡此种种，也许都为语言学、修辞学有效地服务于中国法治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可能。 四十六、家族企业还是上市公司：“戏剧主义修辞批评”、“叙事学”、“批评语言学”、“话语分析”、“语篇分析”、“互文性分析”能否整合？ 最近几十年来，西方“戏剧主义修辞批评”“叙事学”“批评语言学”、“话语分析”、“语篇分析”、“互文性分析”各种理论方法不断涌现，也先后被译介到中国，这些理论都是以分析语言运用为己任，给语言运用的研究带来了很多新的可能。不过，由此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修辞学到底是一个封闭传承的“家族企业”还是不断吸收社会资本的“上市公司”？ ——这些基本不以“修辞学”名目出现的理论方法是否其实都可以看做是修辞分析？ ——这些思想背景各自有别的理论方法是否可能互相衔接？一个富有弹性的修辞学理论体系，能否同时对此有效地加以吸收兼容？ 四十七、“独钓寒江”：修辞理论、修辞批评、修辞教学如何衔接？ 在当下中国，可以看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在修辞学界内部，修辞理论的研究固然连篇累牍，但是很少看到有学术质量的、有社会价值的修辞批评（从修辞学角度对社会各种话语的批评）；在修辞学界以外，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很少直接研究修辞理论，却不时可以见到很有见地的修辞批评。（徐贲2014）而在教育界尤其在高等教育中，修辞教学基本被束之高阁，即使是一些高校的中文系、对外汉语系，所开设的现代汉语必修课，在讲完了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之后，剩下的修辞一章几乎都忽略不计。 为什么会这样？如何才能克服？ 四十八、尴尬的中小学语言教学：母语教育是否应该以修辞为核心？ 母语教育当然是一种语言的教育，母语知识的传授和母语能力的培养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现状是中国的母语教育从小学一直到高中，语言知识几乎全都忽略不计，语言能力的培养固然在口号上还是需要关注，但如何落实却并没有一个切实的纲领。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是母语教育不需要语言知识吗？是语言能力的训练不需要语言知识吗？显然不是。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的关键是否出在我们过去为母语教育所提供的语言知识并不能有效地帮助语言能力的提高？ ——以往语文课中的语言知识是以句法为核心的，而对母语使用者来说，语法答题可以说是已经“内化”的，不讲“语法知识”一般也不会犯语法错误。那么，是否意味着：母语能力的成长关键不是语法能力的成长，更不是语法学能力的成长，而是逻辑能力和语用（修辞）能力？ ——以往的母语教育基本都是依据“以大纲为纲，以课本为本”的原则，而我们曾经指出，依据“新言语行为”概念的思路，母语的教学也是一种言语行为，教材与学生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对话”，那么，教材以什么内容与学生对话才有助于学生与未来的对话，与世界的对话？（白丽娜、周萍2013） ——进而言之，以语用为核心，以修辞为核心的母语教学体系何以可能？如何构拟？ 四十九、对外汉语的发展：二语教育如何引进修辞学？ 对外汉语教育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对外汉语教育越是深入，所需要的语言知识的品类便会越是不同，如果说，对一个初等、中等程度的二语学习者来说，基本的语音能力、词汇能力、语法能力是首先需要攻克的，那么，对一个高阶的二语学习者来说，语用能力的培养和获得也就是如何正确地利用汉语进行修辞便是更为重要的话题。对此，对外汉语界，不是没有关注，可是二语教学中修辞到底如何展开，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教什么？修辞格？此外，还要教什么？似乎还需要系统新地深入思考（胡范铸、刘毓民、胡玉华2014）。 五十、堆垛与思想：“批评的修辞学史”是否可能？ 修辞学的发展离不开对现实的思考，也离不开对历史的回顾，于是便需要修辞学史的研究。 不过，通检中国修辞学唯一核心期刊《当代修辞学》，几十年来几乎很难看到有质量的修辞学史论文，而语言学研究成果最集中汇编的《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修辞学史论文更难寻觅。尽管坊间也有一些大部头的著作，但没有了扎实的一个一个的“问题”研究的论文基础，要保证质量也勉为其难。 在撰写修辞学史之前，我们是否首先应该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史料”的关系如何呈现？只需要罗列若干修辞学著作的内容概要，根据社会史的时间标记区分为若干阶段就是一部“修辞学史著作”？何以避免“以堆垛为思想、将抄录为研究”之讥？ ——在修辞学历史上，“时间即进步”吗”？如何发现先行者的真正价值？如何区别“标题式创新”和“范式性思考”？如何评价“有传承的陈言”与“缺后继的探索”？ ——修辞学史就是“颁奖辞汇编”？批评的地位何在？ ——修辞学史的研究的根本意义是什么？ 修辞学史，尤其是现代修辞学史的叙事应该揭示每一种真正的理论发现的内涵、价值、局限及前后承继的关系，其中特别需要的是对于“局限”的批评。也就是说，修辞学史著作，首先应该是有“史识”，是“批判”的，是一种“批评的修辞学史”，以便为今天的修辞学的继续发展提供思想的资源，否则难以成为真正的学术史。 但是，现有的修辞学史著作，如何才能体现这一原则呢？ “学问”就是学会提问。 在“理论与现象：当代修辞学研究的五十个问题（上）”和“理论与现象：当代修辞学研究的五十个问题（下）”中，我们先后就“修辞”“语体”“语境”“修辞原则”“修辞构式”“修辞结构”“修辞主体”“机构话语”多模态”“易读性”“可视化”等等新老范畴、“法律语言”“政治语言”“广告语言”“儿童语言”等等不同研究范式、“修辞学与语言学的关系”“修辞学的研究目标”“修辞学的核心概念”“修辞格的地位”“流行语的研究范式”“修辞学与语法学的接口”“基于语言参数的文学史叙事”“母语教育的核心”“基于知识图谱的修辞结构”“知识工作自动化给予修辞学的机遇”“修辞学史的叙事”等等新旧命题，提出问题，抛砖引玉。 希望有更多的修辞学者能够提出更有价值的问题，以有效拓展修辞研究的理论空间。因为修辞的本质不仅仅是一种话语的表达，同时更应该是一种思想的“游戏”。 ①那篇论文主要讨论的是“呵呵”的“词性特征”“话对中的分布”“话对中的功能”“变异的动因”，对于时常使用“呵呵”的网民来说这些也许几乎是“正确的废话”，但论文结构似乎倒也中规中矩，与一般的流行语研究大体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