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后初期“五四”在台湾的实践——许寿裳与魏建功的角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初期论文,角色论文,在台湾论文,魏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台湾也需要有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把已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同时提倡民主，发扬科学，于五四时代的运动目标以外，还要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
——许寿裳
台湾的国语运动是要把“言文一致”的实效表现出来，而使得“新文化运动”的理想也得到最后胜利。
——魏建功
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日本战败，台湾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重归中国版图。长达半世纪的殖民统治期间，日本殖民当局强力推行同化政策，利用国家机器将日本文化移植台湾，透过各级学校教育将日本国民意识强加灌输予台湾青少年。此同化政策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更是变本加厉，日人在台进一步推行皇民化运动，禁止中文报纸刊物，在全台各地设置皇民炼成所，企图以法西斯式的军国主义思想将台湾青少年塑成“皇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台湾人①认同了日本，亦是极其自然之事。关于台湾人的日本化，著名台湾作家叶石涛(1925-2009)回忆战争结束时，他甚至连台湾语也不会说，因而断言当时，台湾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经日本化了②。这个数字尽管只是他个人的主观感受，却在相当程度上提示了台湾战后初期的社会情况。
根据推算，二次大战结束前夕台湾的日语普及率约为70%，当时台湾的人口约600万，故日语的使用人口至少有420万③。因此，战后，台湾虽然归属中国，基本上可以说仍属于日语文化圈内。
战后对国府而言，台湾统治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将新纳入“中华民国”的日本化台湾人“国民化”。换言之，即是如何尽快使台湾“中国化”，台湾人“中国人化”。为达此目的，国府逐在台湾彻底推行“去日本化，再中国化”的文化政策，展开一连串的“文化重建”(cultural reconstruction)工作。本文即在探讨战后国府的台湾“文化重建”工作的执行过程中许寿裳与魏建功所扮演的角色。
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化重建
1945年8月29日，陈仪被任命为战后初期台湾的最高统治机关——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行政长官。陈仪于1945年10月24日抵台，次日，正式接收台湾。接受工作自11月开始，至翌年1946年4月完成全部的手续。
接收台湾的工作分别自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进行，当时称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心理建设”。“心理建设”有时亦称“文化建设”④。确切地说即为文化重建工作。
1945年12月31日，陈仪透过广播向全岛发布“民国三十五[1946]年度工作要领”：
明年［1946年］的工作，可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与心理建设三大端。其原则依据经委员长［蒋介石］核定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
政治建设在实行民权主义。其要点在使政治有能，人民有权。……经济建设的要旨，在增加生产，提高生活。……
心理建设在发扬民族精神。而语言、文字与历史，是民族精神的要素。台湾既然复归中华民国，台湾同胞必须通中华民国的语言文字，懂中华民国的历史。明年度的心理建设工作，我以为要注重于文史教育的实行与普及。我希望于一年内，全省教员学生，大概能说国语、通国文、懂国史。⑤
至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及“心理建设”的具体方案，陈仪“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施政方针”的报告进一步做了详细的说明。报告中，关于1946年度“心理建设”的具体方案如下：
心理建设，在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意识。此为以前日本所深恶痛嫉，严厉防止，而现在所十分需要者。其主要工作：第一，各校普设三民主义，国语国文与中华历史、地理等科，加多钟点，并专设国语推进委员会，普及国语之学习。第二，增设师范学院、师范学校，大量培养教员。第三，各级学校广招新生，以普及台胞受教育之机会。第四，对于博物馆、图书馆及工业，农业，林业，医药，地质等试验，研究机构，力求充实，以加强研究工作，提高文化。第五，设置编译馆，以编辑台湾所需要各种书籍并着重中小学教科书之编辑。⑥
从上述“公署施政方针”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心理建设”的意图，乃是向台湾人灌输中国文化，促进中华民族意识——亦即中国人意识。关于这一点，陈仪在1946年2月举行的“本省中学校长会议”，公开发表了如下意见：“本省过去日本教育方针，旨在推行‘皇民化’运动，今后我们就要针对而实施‘中国化’运动。”⑦换言之，所谓“心理建设”乃是一种“去日本化，再中国化”运动，亦即文化重建。
战后初期，行政长官公署的台湾文化重建工作的落实，重点是当时台湾文化内容的重建与言语秩序的重整。陈仪将此重责大任交给了时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和担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魏建功去落实。二人在战后初期台湾的文化重建工作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许寿裳与战后台湾文化重建工作
1.许寿裳的赴台
许寿裳(1883-1948)，浙江绍兴人，毕业于杭州求是书院，1902年以浙江省派遣公费留学生身份赴日本留学，在弘文书院结识同乡的陈仪和鲁迅，三人的深厚友谊至死不变。留学期间曾参与“浙江潮”的编务，鼓吹革命思想，并先后加入光复会和中国同盟会。1909年返国从事教育工作，辛亥革命后，应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之邀，赴南京的教育部工作，与鲁迅共事一段时间，后又与鲁迅转任北京女师大教职，1925年与鲁迅一起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旧派校长运动，同遭解职。之后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许寿裳除了短暂担任教育部，中央研究院、考试院公职外，几都从事教育工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寿裳担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旋应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的好友陈仪力邀，前往台湾担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委以战后台湾的文化内容重建工作。二二八事件后因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裁撤，陈仪离职，台湾省编译馆撤废，许寿裳转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来年于国共内战方酣中的台北去世，其死因有多种说法，至今尚未被证实。
许寿裳的赴台，除了好友陈仪的力邀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其女儿许世玮有以下证言：
一九四六年初夏，父亲从重庆回到上海和家人团聚，……他对我们说，南京的政治空气对他不合适，所以接受了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之邀，到台湾去任编译馆馆长。
……
父亲所以到台湾，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当时台湾是个比较安定的地方，希望能实现他的夙愿，完成《鲁迅传》和《蔡元培传》的写作。⑧
从许世玮的证言可以了解许寿裳赴台的原因，除了陈仪力邀之外，再者，就是许世玮所言，许寿裳希望利用台湾的安定环境，完成《鲁迅传》与《蔡元培传》的写作计划，特别是《鲁迅传》的撰写是鲁迅殁后，许寿裳长年所想。从1940年10月19日的日记即可得知：
鲁迅逝世已四周年，追念古人，弥深怆恸，其学问文章，气节德行，吾无间然，其知我之深，爱我之切，并世亦无第二人，曩年匆促间成其年谱，过于简略，不慊于怀，思为作传，则又苦于无暇，其全集又不在行箧，未能着手，只好俟诸异日耳⑨。
此外，1943年许寿裳亦曾被姚蓬子催促写《鲁迅传》。⑩
到了台湾的许寿裳，投注心力进行有关鲁迅的著述活动，对在台湾传播鲁迅思想作出贡献。并将此和台湾文化重建工作，做了有机性的结合。
2.“新的五四运动”与台湾文化重建
为了理解许寿裳在台之文化重建工作构想，以下将许寿裳在台时期的重要著作、讲演活动列表于下。
许寿裳台湾时期著作及讲演活动表
参考文献：《许寿裳日记：自1940年8月1日至1948年2月18日》（北冈正子、黄英哲、秦贤次编［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研究中心，1993］）；许世瑛，《先君许寿裳年谱》，收入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卷22（北京：中国文联，1989）；许寿裳未公开著作。
从“许寿裳台湾时期著作及讲演活动表”能够得知许寿裳在台期间，五回的演讲中有两回是关于鲁迅，37篇的著作中有16篇是关于鲁迅，由此可知鲁迅的研究及其思想的传播介绍，可以说是许寿裳在台的演讲与著作活动的重心。许寿裳在台湾如此的积极讲演鲁迅、书写鲁迅，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台湾文化重建的构想有密切关系。
许寿裳关于台湾文化重建的构想，在他亲自撰述《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一文中，充分表达出来。
谁都知道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是扫除我国数千年来的封建遗毒，创造一个提倡民主，发扬科学的文化运动，可说是我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划时代、开新纪元的时期。虽则它的目标，至今还没有完全达到，可是我国的新生命从此诞生，新建设从此开始，它的价值异常重大。我想我们台湾也需要有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同时提倡民主，发扬科学，于五四时代的运动目标以外，还要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从这几个要点看来，它的价值和任务是要比从前那个运动更大，更艰巨，更迫切啊！(11)
因此可以理解许寿裳的台湾文化重建构想，即是在台湾掀起一个“新的五四运动”，宣扬民主、科学的五四中国新文化运动精神，注入新的文化内容，重建台湾文化。
当时行政长官公署也认识到为了台湾文化重建，台湾需要展开类似五四运动的文化运动。时任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的宋斐如在题为《如何改进台湾文化教育》的电台广播词中，慨叹“台湾一向没有足与世界比美的文化运动，即如祖国‘五四运动’一类的活动从没有发生过，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更不消说了”(12)。当时行政长官公署的机关报《新生报》之社论《论本省文化建设》也指出“民主与科学，是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以来，弥漫内地的一种新文化精神。……但当这一划时代的新生精神在内地激荡，根本改造着古老文化，并发展成为一种以民主与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时，本省正处于日本统治之下，无从与之接触而起同样的变化”(13)。战后初期，在台湾掀起类似五四运动的文化运动，进行台湾的文化重建，此一构想在行政长官公署内部可说有某种程度的共识，许寿裳的想法可以从当时这种思潮中来理解。
但是，许寿裳认为战后台湾需要的不只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还要进一步提倡实践道德，发扬中国民族主义，以建设一个具有新生命、新文化的台湾。至于如何在台湾掀起一个“新的五四运动”？许寿裳的构想是传播鲁迅思想，将鲁迅思想与台湾文化重建做有机结合。
3.许寿裳的鲁迅思想传播
许寿裳于1946年6月25日抵达台北，同年的10月19日恰是鲁迅逝世十周年忌日，他在《和平日报》发表了《鲁迅和青年》，这是他抵达台后，发表的第一篇有关鲁迅的文章，紧接着又在同月21日的《和平日报》发表了《鲁迅的德行》，在隔月的11月1日发行的《台湾文化》（1卷2期）“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上，又发表了《鲁迅的精神》。之后，又在来年1月的《台湾文化》（2卷1期）发表了《鲁迅的人格和思想》。
在上述文章中，许寿裳极力介绍鲁迅的思想和精神的根本。例如在《鲁迅的精神》一文中，对鲁迅的精神做了概括性的总结，他说“抗战到底是鲁迅毕生的精神”“鲁迅作品的精神，一句话说，便是战斗的精神，这是为大众而战，是有计划的韧战，一口咬住不放的”(14)。在《鲁迅的人格和思想》一文中，指出鲁迅是青年的导师，民族文化斗士，暴露了中国民族性的缺点，揭发了历史的黑暗，其人格的伟大和圣洁在于其拥有真诚、挚爱、坚贞、勤劳，并强调鲁迅的思想本质是人道主义，其方法是战斗的现实主义(15)。在《鲁迅的德行》一文中，则再三阐述鲁迅的德行特点是诚爱、勤劳、坚贞、谦虚(16)。此外，在《鲁迅和青年》一文中一开头就说：
鲁迅是青年的导师，五四运动的骁将，中国新文艺的开山者。他的丰功伟绩，到今日几乎已经有口皆碑，不必多说了。但是他自己并不承认是青年的导师，正惟其如此，所以为青年们所信服，他的著述为青年们所爱诵。他说导师是无用的，要青年们自己联合起来，向前迈进。……他又指示着青年生存的重点，生命的道路，而且主张国民性必须改革。……鲁迅常说国民性必须改造，否则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口号虽新，革命必无成功。革命者只有前进，义无反顾的。他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一文中说道：“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在改革者的眼里，以往和目前的东西是全等于无物的。”以上这些话，至今还是很适切很需要的。(17)
从上述许寿裳的论述中，可以理解许寿裳想要传达的信息是，战后台湾最需要的是民主、科学、道德实践、中国民族主义，这些精神可以集中从鲁迅身上学习到。许寿裳明显的意图透过鲁迅思想的传播，使得过去鲁迅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能够再度在台湾掀起，达成台湾文化重建目的。
魏建功与战后台湾文化重建工作
1.魏建功的赴台
魏建功(1901-1980)，字天行，江苏省如皋县（今海安县）出身。1911年入如皋第一高等小学，1914年入南通省立第七中学，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乙部，1921年转入北京大学文本科中国文学系。1922年大学二年级时曾选修鲁迅之“中国文学史”，在学期间曾以健攻、天行、山鬼、康龙、文狸等笔名，在《猛进》、《语丝》、《政治生活》等刊物发表文章。1923年，与潘梓年、缪金源、夏德仪、李浩然、施之瀛等创办《江苏清议》，批评军阀官僚政治。1925年，发起创办黎明中学，邀请鲁迅到校兼课，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退出）并自北京大学毕业，留校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协助刘复的“语音乐律实验室”工作。1927年，赴朝鲜汉城，担任京城帝国大学中国语教师，翌年，返北京大学任中国文学系助教，后升任副教授、教授。1928年，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并与黎锦熙等筹编《中国大辞典》。1935年5月，国府裁撤“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8月，改设“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任委员兼常务委员，同年出版三十万言力作《古音系研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委员会工作陷于停顿，随北京大学南迁，历任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0年，任四川白沙国立编译馆专任编辑，选编《大学国文教科书》，同年6月，国府在重庆恢复“国语推行委员会”，又被任为委员兼常务委员，7月，教育部召开国语推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推定由黎锦熙、卢前、魏建功等三委员准照国音，编订《中华新韵》，1941年10月，经国府颁布为国家韵书，沿用至今。1942年，任四川白沙西南女子师范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兼国语专修科主任、教务主任，至抗战胜利(18)。
抗日战争胜利后，魏建功立即受邀前往台湾担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战后台湾言语秩序重整的国语运动工作。关于赴台经过，魏建功本人也曾自述：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台湾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五十年，一般社会已经有许多人不能讲用祖国语言，尤其是知识分子，只能应用日本语。胜利前夕，伪国民政府派陈仪筹备接受工作，把推行国语订做一项重要工作。筹备接收工作教育方面负责的是赵乃传（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第一任处长），推行国语的工作系属在教育方面，赵辗转通过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谢循初约我担任。……大约是1944年下半年赵托谢来约的。1945年上半年伪政府在中央训练团开办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赵主持教育组，设有国语教学科目，我和女师范学院国语专修科教师王玉川同去讲过课。这个训练班的人后来都是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的工作人员……
我被赵乃传约往台湾，当然是因为我与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有关系，但是并没有从教育部国语会来接洽。这件事应该由教育部国语会支持，我就把它提出，和萧家霖（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专任委员）商量安排人力。我以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身份和另外两个国语会成员何容（驻会委员）王炬（工作人员）作为台湾借调的关系去台。(19)
从魏建功的自述，可知他的赴台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直接邀他去的。台湾接收前，魏建功即参与了台湾接收的设计筹划工作，同时也在训练台湾接收工作人员的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讲授关于台湾接收后的国语教学问题。因此，台湾甫接收后，立即被邀前往台湾，负责战后台湾的国语推行工作乃是极其自然之事。
2.魏建功的台湾言语秩序重整构想
魏建功于1946年1月底抵达台北，除了立即展开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筹备工作外，还展开旺盛的文笔活动，阐述在台湾推行国语的意义、方针与方法。魏建功台湾时代的著作，根据笔者的调查，列表于下。
魏建功一抵台后，在一篇题为《〈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的文章中，即开宗明义地告诉台湾人，什么是“国语”？
中华民国人民共同采用的一种标准的语言是国语，国语是国家法定的对内对外，公用的语言系统。……国语包括(1)代表意思的声音叫“国音”，(2)记录声音的形体叫“国字”，(3)声音形体排列组合表达出全部的思想叫“国文”。(20)
并宣示：
台湾光复了以后，推行国语的唯一意义是“恢复台湾同胞应用祖国语言声音和组织的自由”。……我们要稳稳实实的清清楚楚的先把国语声音系统的标准散布到全台湾。这是在台湾同胞与祖国隔绝的期间，国语运动的目标，传习国音——“统一国语”的基础。我们还有一个目标，也可说是期望统一国语的效果“言文一致”。
……
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国语推行工作不仅是传习“国音”和认识“国字”两件事，而最主要的就是“言文一致的标准语说写”。最后，我用两句概括的话指出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文章复原由言文一致做起，解脱“文哑”（按：意指不会写中文的人）从文章复原下手。(21)
因此，可以理解魏建功在台湾推行国语运动的目标是使台湾人能够讲“国音”、认“国字”、写“国文”，他也不讳言他的最终理想是“台湾的国语运动是要把‘言文一致’的实效表现出来，而使得‘新文化运动’的理想也得到最后的胜利”(22)，“五四”以后的言文一致运动，因中国内外政局的动荡之故，迟迟未能彻底实现。显然的，他希望中国新文化运动基本思想——言文一致，能够率先在战后的台湾落实。
魏建功又进一步揭示台湾省国语运动纲领是：
1.实行台语复原，从方言比较学习国语。
2.注重国字读音，由“孔子白”（按：指台湾话读音）引渡到“国音”。
3.刷清日语句法，以国音直接读文达成文章还原。
4.研究词类对照，充实语文内容建设新生国语。
5.利用注音符号，沟通各族意志融贯中华文化。
6.鼓励学习心理，增进教学效能。(23)
在这个纲领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魏建功一开始就明确的主张尽快恢复台湾话，主张从台湾话与国语的对照比较作为国语学习入门，他对当时台湾的语言现象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在一篇题为《何以要提倡从台湾话学习国语》的文章上，他也明白表示：
我对于台湾人学习国语的问题，认为不是一个单纯语文训练，却已牵连到文化和思路的问题。因此很恳挚而坦白的提倡台湾人要自己发挥出自己方言的应用力量。……受日本语五十年的侵染，教育文化上如何使得精神复原，这才是今日台湾国语推行的主要问题。(24)
他认识到台湾人认“国字”，几乎全是日文里所用的汉字观念，台湾人写“国文”也必然深受日文语法的影响，甚至台湾人学“国语”也大半用日本人学中国语的方法——用假名注音。因此，主张先实行台语复原——精神复原——文化、思路的复原，从台湾话学习国语。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台语即是国语的一种》里，他强调：
1.台湾语并不是“非中国语”，而所谓“国语”是指“中国标准语”。
2.台湾人所讲的是“中国的方言”，并且与标准语系统相同。
3.台湾光复是回娘家，既是回娘家，语言的关系与毫不相关的外国人学习情形不能一样。
4.外国人学另一国家的语言是学一个记一个，我们有“方言”和“标准语”对照的关系存在，学习方法上应该有快捷方式可走。(25)
从上述可以理解魏建功认为台湾语与国语之间是有相通的脉络，同属一个语言系统，台湾人学习国语的入门方法是先恢复台湾话，从台湾话与国语的对照，换言之即从台湾话声音系统里自觉的推测国音和国语，类推着从台湾话改说成国语。魏建功的基本做法是在台湾提倡恢复台湾话，除了可以复原台湾人的文化、思路，也可以补救国语一时无法普及的缺陷，同时也可以增强应用国语的启示。魏建功就是基于以上的认识与信念，展开台湾的国语推行工作，其终极目标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文一致”理想落实台湾。
3.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工作内容
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之具体工作内容，在成立后隔月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工作报告》中，就清楚的说明。
一方面对社会上私人或机关团体之传习国语者，予以示范及协助，使其合于标准，一方面对本省语文教育问题作实验研究以寻求有效之解决途径，同时从各地约请国语国文教员，分发各级学校任教，并于各县市设置国语推行所，负各地推行国语之责，其已开始之工作，可综合为下列各项：
1.关于树立标准者
(1)语文教材，注意本处所编国民学校暂用国语课本，中等学校暂用国语课本，均已注明语音上轻音变音等，民众国语读本，亦加注国音及方音注音符号。
(2)国音示范广播。……
(3)编印国音标准参考书，注已编竣《国音标准汇编》第一辑付印。
2.关于训练传习者
(1)全省行政人员之国语训练，由国语推行委员会派员至台湾省行政干部训练团讲授。
(2)本公署员工之国语训练，由国语推行委员会委员讲授。
(3)全省国民学校及中等学校教员之国语训练，由本处办理或由各县市分别办理，由国语推行委员会协助。……
3.关于设置推行机构者
本处计划每一县市设立国语推行所一所，全省共设十九所，每所设推行员三人至七人，负责传习县市学校教育及公务人员，并直接传习民众。
4.关于研究实验者
关于本省语文教育之实施方案，由国语推行委员会负责研究设计，并根据本省需要，编辑教材及参考书籍。(26)
而国语推行委员会自身也说明其成立的第一年，工作上有两个中心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树立标准。……（一）指明国音的标准音是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并且把所有关于国音标准的教材汇集起来，编成了一本“国音标准汇编”。同时又（二）请一位标准人，就是本会的常务委员齐铁恨先生，在广播电台作“读音示范广播”。（三）我们进行的各种工作，像编辑、审查、训练。（四）对各机关各学校举办的讲习会、训练班、座谈会、讨论会、演说竞赛等等。所作的协助辅导工作，也都是以树立标准为中心。（五）我们经常用书面或口头解答关于国语的询问。也都是有关标准的问题。
第二个中心目标，是提倡恢复本省方言。本省原有的方言，虽然还没因为被日本禁用而消灭，可是在沦陷期间，他的使用范围已经很小了。……本省方言跟国语是一个系统的语言（汉语），从方言学习国语。事半功倍，假设方言消灭，学国语就和学外国语一样困难。因此我们觉得必须恢复本省方言的使用，国语才容易进行。……·我们制定了注本省语音字音的“方音符号”，编写了《国台字音对照录》、《国台通用词汇》、《国台对照词汇》等书。(27)
从上述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工作内容，我们可以更清楚了解该委员会实际上就是战后台湾言语秩序重整——中国语教育的执行机构，其具体做法是从中国各地招聘国语国文教员，分发各级学校任教，并负责国语传习者——全省行政人员、国民学校、中等学校教员之国语训练，又在各县市设置国语推行所，从中国各地招聘国语推行员派往推行所，负责各地方之国语推行。而国语推行之具体而微的方法——先树立国音标准，再从方言学习国语，显然是出自魏建功的构想。魏建功且亲自撰写国语台语读音对照本《注音符号十八课》，分别将注音符号与厦门音、漳州音、泉州音、客家音对照举例，在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编的《新生报》专栏“国语”，第二期开始连载刊出(28)，将其构想具体落实。
1947年2月，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同年4月，国府废止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台湾省政府，陈仪被更替，新任魏道明为省政府主席，5月，陈仪离台，魏道明赴任。随着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原隶属于教育处之国语推行委员会也改为独立机构，6月，魏建功辞主任委员职(29)，由副主任委员何容升任主任委员，魏建功转任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1948年10月，又重返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
战后台湾的文化重建工作，除了许寿裳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象征之一的鲁迅思想为核心思想的文化运动外，也有不同方向的文化运动。当时中国国民党台湾省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翼中就公开主张：
我认为台湾文化运动工作仍然缺乏一个领导中心，这不是说台湾的文化运动要加以统制式的领导，而是说当前努力于文化运动的工作者，没有一个系统的、合理的、一贯的努力方向，也就是说当前努力于文化运动的工作部分中，仍然存留着分歧错杂的思想。我们必须要使台湾的文化运动能够配合建设三民主义新台湾的伟大任务，必须使三民主义能够成为领导台湾文化运动的最高原则，望着三民主义的最后目标，来致力于台湾文化运动，这就是我们所谓建立台湾文化运动领导中心的意义。(30)
当时，中国国民党台湾省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台湾省执行委员会）设有“文化运动委员会”，执行文化运动。陈仪当时虽任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司令，掌握行政权与军权，却对台湾省执行委员会丝毫没有拘束力，甚至有时还受到掣肘。众所皆知，国民党内部相当复杂，因意识形态和利害关系分成几个派系，互相对立，牵制。例如，陈仪即属于“政学系”，许寿裳在其庇护下进行其构想。可是在国民党本部和国民政府内拥有势力，负责全国性教育、文化政策的却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的陈果夫，和其弟——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CC派”，“政学系”和“CC派”处于对立关系(31)，许寿裳之前即已与“CC派”处于对立立场(32)。
台湾甫复归中国，“CC派”即任命其人员李翼中为台湾省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他随即组访问团，在三个月内走遍台湾，与全省的区、乡、镇设立台湾省执行委员会下部组织，在县、市设立“县市党务指导办事处”，指导下部组织。此外，又在台湾省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文化运动委员会”，在全省各地举办集会、讲演会等文化性活动，宣扬三民主义，强调三民主义是战后台湾最需要注入的新精神，扬言要“党化新台湾”(33)。“CC派”主导的文化政策经常带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换言之，即是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34)，对于五四学生爱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予以很高评价，但是对于五四启蒙文化运动的内容则采取保留态度。
战后初期被赋予战后台湾文化重建中之两大重要工程——文化内容重建与言语秩序重整的许寿裳与魏建功，因有陈仪的庇护遂能实现他们的理想。而他们的理想均不约而同的要将过去无法在中国国内实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理想在台湾实践。
许寿裳的台湾文化重建思想基础，始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以继承传播发展其精神作为台湾文化重建工作的枢纽。因此，介绍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支柱之一的鲁迅思想来台湾，想借着推广其思想在台湾掀起“新的五四运动”，许寿裳认为这才是台湾文化重建的最佳途径。而许寿裳在传播鲁迅的过程中，无形中也将五四新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文艺精神延续到台湾，传承了五四社会主义文艺精神，此社会主义文艺精神即体现在1948年《新生报》副刊“桥”的论争上及1949年以后的台湾文学发展。
另外，魏建功担任主任委员的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就是战后初期台湾言语秩序重整的执行机构，其具体做法是从中国各地招聘国语国文教员，分发到各级学校任教，并负责中国语传习者——全省行政人员、国民学校、中等学校教员之国语训练，又在各县市设立“国语推行所”，从中国各地招聘国语推行员派往推行所，负责台湾各地方之中国语推行，魏建功的终极理想是希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理想——言文一致，能够率先在台湾实现。1949年，国府迁台以后，基本上仍继续延续魏建功的方针，在魏建功离台返回大陆之后，他的“言文一致”理想确实在台湾实践了。
注释：
①战后初期台湾，一般对台湾住民的提法是将1945年台湾重归中国版图之前，居住于台湾的住民（福佬人、客家人）称之为台湾人或台湾同胞或本省籍，原住民则称之为山地同胞，将1945年以后，从大陆来台者，称之为外省籍。根据1946年台湾民政厅的统计数字，当时台湾的总人口有609万806人，其中本省籍有605万6139人（包括8万8741人的山地同胞）占总人口的99.48%。而外省籍只有3万1721人，占总人口的0.52%。《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人口篇》，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66年，42页，122页。
②许雪姬，《台湾光复初期的语文问题——以二二八事件前后为例》，《思与言》第29卷第4期（台北：《思与言》杂志社，1991年12月），158页。
③张良泽，《台湾に生き残つた日本語——“国语”教育ょり論する》，《中国语研究》第22号，采华书林，1983年6月，17页。
④1946年12月召开的台湾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上，陈仪与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于开幕词及施政总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文化建设”一词。在此之前并无所谓“文化建设”的说法，概以“心理建设”称之。见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317页；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编，《台湾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施政报告》（台北：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1946），1页。
⑤《民国三十五年度工作要领——三十四年除夕广播》，收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编，《陈长官治台言论集》第1辑（台北：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1946），41-45页。
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编，《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度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工作计划》（台湾省：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1947），页4。
⑦《人民导报》，1946年2月10日。
⑧许世玮，《忆先父许寿裳》，收入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卷14（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305-307页。
⑨⑩北冈正子、黄英哲、秦贤次编，《许寿裳日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研究中心，1993年，38页。
(11)许寿裳，《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新生报》，1947年5月4日。
(12)宋斐如，《如何改进台湾文化教育》，《新生报》，1946年1月14日。
(13)《新生报》，1946年6月19日。
(14)许寿裳，《鲁迅的精神》，《台湾文化》1卷2期（1946年11月），2页。
(15)许寿裳，《鲁迅的人格和思想》，《台湾文化》2卷1期（1947年1月），1-3页。
(16)许寿裳，《鲁迅的德行》，《和平日报》，1946年10月21日。
(17)许寿裳，《鲁迅和青年》，《和平日报》，1946年10月19日。
(18)关于魏建功的生平主要系参考：魏至（按：魏建功之长公子），《魏建功传略》（按：魏至提供），与关志昌，《魏建功》，收入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6册（台北：传记文学，1984），475-478页。
(19)根据魏建功家属所提供的魏建功未刊遗稿。
(20)魏建功，《〈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现代周刊》1卷9期（1946年2月28日），9页。
(21)魏建功，《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人民导报》，1946年2月10日。
(22)《〈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12页。
(23)魏建功，《国语运动纲领》，《新生报·国语》1期，1946年5月21日。
(24)魏建功，《何以要提倡从台湾话学习国语》，《新生报·国语》2期，1946年5月28日。
(25)魏建功，《台语即是国语的一种》，《新生报·国语》6期，1946年6月25日。
(26)《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工作报告（1946年5月）》，收入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南京：南京，1989），364-366页。
(27)见何容等编，《台湾之国语运动》，71-73页。
(28)《注音符号十八课》注音符号与厦门音、漳州音、泉州音一起对照，一共分九回连载（1946年5月28日至7月23日），而注音符号与客家音的对照则分五回连载（1946年8月28日至9月24日），详细请参照上述日期的《新生报·国语》。
《注音符号十八课》没有署明作者名，据魏建功先生长公子魏至先生告知系魏建功先生亲自撰写的。
(29)关于魏建功辞主任委员一职的原因，根据其自述是因“二二八运动以后，我已逐渐准备回北京大学，那是1946年冬在北京的时候，北大当局催促我回校，刚巧台湾改组省政府，教育处改组教育厅，对‘国语会’的态度不好，我更决心摆脱主任委员”。见魏建功遗稿。
(30)李翼中，《对当前台湾的文化运动的意见》，《新生报》，1946年7月28日。
(31)详细请参考陈明通，《派系政治与陈仪治台论》，收入赖泽涵主编，《台湾光复初期历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
(32)许寿裳曾在致友人的信中，清楚的表示反对“CC派”的立场，并透露与“CC派”的对立关系。《许寿裳日记》，59-60页。
(33)张兆焕（台湾省执行委员会书记长），《本省党务概况》，《台湾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团刊》2卷6期（1946年11月15日），273-275页。伊藤金次郎，《台灣欺かざるの記》（东京：明伦阁，1948），201-202页。
(34)坂口直树，《國民黨文化政策の展開と胡適》，《季刊中国》33号(1993),72-82页。
标签：许寿裳论文; 台湾文化论文; 台湾国语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台湾论文; 方言论文; 陈仪论文; 鲁迅传论文; 台湾话论文; 鲁迅中学论文; 行政长官论文; 台湾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