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沙滩文人”的交游诗文的探究
保 静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摘要：沙滩文人在交游中，留下了大量的诗文。通过对这些诗文的探究，可以发现无论是内容，还是思想深度都发生了新变。它体现了沙滩文人的传统文人情怀和因时而变的价值观。他们交游的踪迹和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是相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变化和近代思想相契合的。在此，可以说沙滩文人的交游活动，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沙滩文人 ；交游 ；缩影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沙滩文化”因浙江大学教授张其昀在其《遵义新志》第十一章“历史地理”中，将遵义历史分为九个时期，其中第八期即为“沙滩期”[1] 而逐渐被世人认同和关注。沙滩文人在应试和求士过程中，展开了广泛的交游。它不仅开阔了沙滩文人的视野，而且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其留下了许多典范之作。在此，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沙滩文人的交游诗文做如下探究。
一 交游诗文的总述
沙滩文人在交游中留下的大量诗文，其中以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的作品为代表。这些诗文的内容可归结为三个方面：诗酒唱和、赠别惦念和旅行游记。
（一）诗酒唱和之作
沙滩文人也有着传统文人的雅致，饮酒作乐，吟诗作赋。因此，他们平素交游也缺少不了诗酒相伴，应和酬唱。资料统计，郑珍的诗酒唱和之作有五十多首。其代表作有《柏容种菊盛开招赏》 《寒食游桃源洞至湘山寺酔诗》 《醉寄湘佩》 《明日同仁过话望山堂次莫五韵》 《正月初四日郘亭东来喜赋》等。莫友芝的诗酒唱和之作有三十多首，其代表作有《十一日菇园夜坐用前韵再送郑大》 《青田山赋诗》 《上元节宴会》 《新店雨至郑家》《记得》等。
在郑、莫、黎三人中，由于黎庶昌别样的人生经历，留下了更多的诗酒唱和之作。他驻外期间，每逢春秋佳日，都举办诗酒之宴，席间咏诗唱和。几年间，诗文数百首，由随员孙君异整理刊印，编成四本集子：《癸未重九宴集编》 《戊子重九宴集编》 《寅宴集三编》和《枕流馆集》。黎庶昌在《宴集三编统序》中说：
余以光绪七年冬奉使日本，有与国同文之乐；暇辄与搢绅儒流叙交会饮，诸君子或为诗文以张之。而上巳、重阳，每岁必举特别之会，使与兰亭、龙山相配。光绪十三年，余奉使再至，国好日密，骎骎乎有唐世遗风，愈益无事，与诸君子道故归为宴乐。于是会者愈繁，诗与文日益多。岁不下数十聚，或有作，或无作，孙子君异皆理而董之，使自成帙。 [2]
每年举行大规模的诗酒之宴，平时朋友往还，还有许多宴会，从而达到“相与达款诚、联情好”的目的，加深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
（二）赠别惦念之作
沙滩文人生活于僻远的沙滩，险山恶水赋予了他们特有的情怀。他们和其他文人一样，也想通过读书应试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于是，多次上京应试，但是由于路途遥远，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同时，此时的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大家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相互之间聚少离多。在离别时，大家互道尊重；在痛苦中，大家时时惦念。另外，沙滩文人在游历中，接触到了黔中和黔外的不少文人士子。因此，赠别惦念之作成了沙滩文人的创作的主体。
郑珍的送别和怀念之诗为数不少，有一百多首，其中较有影响的有《留别程春海先生》、《追寄莫五北上》 《车家湾登舟寄莫五》 《赠赵晓峰旭》 《贵阳赠赵晓峰旭三首》 《留别鄂生八首》 《贵阳送郘亭赴京就知县选兼试春官》等。莫友芝在应试和游历途中，他也留下了大量的诗作。资料统计，莫友芝这方面的诗有一百二十多首。其中有《太湖留别胡詠之林翼中丞四首》 《芙蓉楼别黄虎痴教谕》 《送伯兄》 《送子和归黎平六首》 《送柏容权石阡教授》 《送柏容之开泰训导》 《寄唐鄂生（炯）县令蜀中》 《试春官毕有作寄子尹、黎筱庭》 《赠郭筠仙都转》等。
（三）旅行游记
莫祥芝在《先兄郘亭先生行述》中记述道：“屡试春官，每报罢归，教授府君必扣其所得，绝不以得失为意。谓之曰：‘若辈寂寞牖下，不以此时纵游名山，遍交海内英儒硕彦以广，终成固陋耳。”[3]资料统计，莫友芝有关旅行游记的诗有一百首之多，其中交游影响的有《自施秉泛舟至镇远》 《赶水泛舟至蛇皮滩》 《三峡归舟》 《夜发指武昌》 《舟中望昆山》 《吴淞江舟行五首》 《泊微山湖望湖山》等。郑珍的旅行游记诗在《巢经巢诗钞》中收了一百一十多首，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正月陪黎雪楼恂舅游碧霄洞》 《无事到郡游三日二首》 《游玉真观》 《过黄粱祠》 《游东仓坪》 《游南洞》 《独游禹门》、《过孙家渡宿孙溪》 《元日转至谷洞》等。
黎庶昌在出国期间，也写了大量的旅行游记，多收集在《西洋杂志》和《拙尊园丛稿》中。其中在《西洋杂志》第七卷中，专门收集的是他的游记之文，一共七篇。这些文章多记载了到西洋游历的情况，同时也描写了在西洋所见到的一些新奇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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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游中诗文的新变
交游让沙滩文人走出象牙之塔，走出沙滩，投入社会。他们认清了当时遵义的现实情况，更多的了解了当时整个中国黑暗动荡的情形。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不仅仅局限于山水的描摹，而是更广泛的反映了人民的不幸遭遇。
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三人多次到省城贵阳和京城北京应试。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不幸，同时也看到广大人民的痛苦。郑珍在晚年所作的“九哀诗”，即《经死哀》、《南乡哀》、《绅刑哀》、《抽厘哀》、《僧尼哀》、《移民哀》、《哀陴》、《哀里》、《禹门哀》，可谓其典范之作。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遭受灾难人群的范围之广，而且程度之深。
郑珍在“九哀诗”中，具体阐明了人民痛苦遭遇的真正原因。从表面看，是战乱与灾荒，但归根结底，是封建统治者的残暴统治。他们无情地压榨和残害百姓。如科派军粮，“提军驻省可军粮，县令鼓行下南乡”（《南乡哀》）；如抽取军饷，“物物抽厘助军饷”（《抽厘哀》）；如逼令民众缴纳苛捐，“喝尔当捐若干石，火速折送注笈”（《禹门哀》）。
官逼民反，人民在走投无路之际被迫揭竿而起。自从农民起义以来，郑珍目睹了种种社会黑暗现象，尤其是官兵练卒以及各级军官、政府官吏压榨残害百姓的惨象。因此，对这些被迫造反的农民，郑珍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他的作品中，虽有贬斥农民军的词句，诬之为“贼”、“盗”、“妖”、“寇”等，但他能睁着眼睛看清现实，大胆地描绘官场黑暗腐败的现象和百姓受难的现实，与某些文人一味诅咒农民军是迥然不同的。在游幕期间，郑珍对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也体察得较为透彻。同样，黎庶昌对现实的认识虽说不如郑珍那样深刻，但他也善于在交往和游历中，留意观察社会现实，辨别官场情伪；并从农民大起义这场尖锐的矛盾斗争中，反思官府积弊和官吏恶劣作风的由来与恶果。这使他的作品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并且为他后来向皇帝上“万言书”奠定了基础。
在他的第一封万言书《上皇帝书》中，黎庶昌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大变”、“三大害”，特别强调当前的“外夷之祸”的危险性，对此绝不能在姑息隐忍。对当前的弊端，黎庶昌进行了总的归纳：“言慎法则胥吏弄法；言课官则百司旷官；宰相卿贰不择贤愚，但依铨次以充数；督抚大吏不问能否，但凭资格以递升；……凡此皆亟宜更张之弊。”[4]由此可以看出黎庶昌对社会的深刻认识。
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在交游中，结识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士大夫。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精通洋务的。例如丁日昌，他重视实业，从上海的英国铁厂主手中购买机器，创办机械厂，自造枪炮，并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不久发展为江南制造总局。莫友芝在维扬访书期间，来到上海，见到巨大的海轮在黄浦江中停泊、启航，有如海市蜃楼，打开眼界。后来，在他的作品中对此有所记载。
黎庶昌在国内广泛的接触到了洋务人士，而且曾经出使西欧，并且两度到日本，更是眼界大开。
三 创作中所体现出的传统人文情怀和因时而变的价值取向
沙滩文人在思想上长期受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特别是宋代理学的浸润。他们一方面“检束身心，砥砺品行”，另一方面，谨守儒家礼法。郑珍在《母教录》中对此有相关的记载。在这一家训的指引下，他们仍以经史子集和儒家学说为读书的正途。这便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
沙滩文人虽然代有官宦，但由于大多身为知县等下层官吏，郑珍和莫友芝更是始终生活于人民之中，对下层人民的疾苦了如指掌，并且多有亲身体验。同时，他们也看到统治阶级的腐朽与昏聩，所以他们在作品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人民的悲惨境遇。可是，当人民被逼无奈，揭竿而起的时候，郑、莫、黎等人又投以鄙视的眼光，对之表现出强烈的憎恶。他们骂起义军为贼，把起义军的首领比作“顽鲸”、“鲋鱼”，埋怨朝中官员镇压不力，让他们“一朝脱羁网”，“复纵白浪中”，成了气候，以至“流毒随风飘，狼烟满江湖”。当得知起义军被镇压下去的消息时，无不喜形于色。不难看出，沙滩文人对人民的同情是有限度的，只是一种传统文人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而所尊崇的仍是封建的正统思想。
莫友芝等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抱着敌视态度，坚持“严夷夏之大防”的观点。当洋教盛传之际，莫友芝对此感到不安，深恐其搅乱人心，危及孔孟正道，呼吁有人出来扭转这一势头。在《杂感》诗中，对此非常痛恨。这从另一个方面充分显示了沙滩文人身上的传统情怀。
同时，沙滩文人通过对外交往，看清了时代的风云变幻。郑珍多次参加科考，早期也幻想通过应试走上仕途，但是在应试过程中接触了各种人，同时也对科举考试为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在《完末场卷，矮屋无聊，成诗数十韵，揭晓后因续成之》中写道：“我亦胡不足，而必求科名？名成得美仕，岂遂贵此生？十年弃制艺，汗漫窥六经。……贵从老亲眼，见此骄子荣。痴心有弋获，焉知非我丁。”[5]郑珍并不痴迷于科举考试。在他看来，即使得了“美仕”，也不能“贵此生”。另外，郑珍应试的原因之一是他不想辜负父母的希望和被世人轻视。他对自己这样，而且对后代亦如此。
莫友芝把主要精力放在经史及诸子、诗文词的研读方面，没有心思去摹习应试的帖括、程文，与世俗汲汲于功名利禄的读书人大异其趣。莫友芝曾在曾国藩幕府中，亲眼目睹了洋务运动的盛况，同时结识了丁日昌。丁日昌曾经游历欧美八国，写有《海外纪实》一书，介绍西洋各国情况。后任上海道道员，江苏巡抚。曾国藩搞洋务，设船厂及制造局，丁日昌给予了颇多的帮助。莫友芝于维扬访书期间大开眼界，并在给曾国藩的书信中特别提到了丁日昌治理上海的政绩。虽然，莫友芝对洋务事宜不是特别的感兴趣，但是他希望有知洋情的人去对付外夷，有足够的实力去抵御外侮。
莫友芝于《杂感》诗之二写道：“昔君频海查，殊俗费稽案。横流知早计，成竹有定乱。天地莽风尘，湖汉不共盥。”他概叹十几年来对付外夷方面一贯软弱媚敌，丧自己志气，长敌人威风，愤然陈述：“十年几豪俊，整顿亦已缓。卑官忌奇侅，软媚逐旧贯。是非宁自由，得丧何勇懦。凄凄增履霜，焰焰矜炽炭。”其观念有了明显变化。
这种因时而变的价值观在黎庶昌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民主平等意识的萌生。黎庶昌在欧游之际，亲身感受到了西洋各国的民主气息。他在《英国呈递国书情形》中对此有具体的记录。英国君主和臣子们平等共处，仪式简洁。“其礼甚简，而相与问劳致殷勤，则便殿私见之礼也。”[6]不惟在英国，在很多西方国家都是如此。由此，黎庶昌于内心深处发出对民主的呼唤。
黎庶昌出使日本及西欧各国，不仅感受到了浓浓的民主气息，而且还看到了他们的强大，了解到了富强的原因之所在，日本如何从一个小国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于是自强求富的思想油然而生，并将其思想付诸实施。光绪十七年四月，黎庶昌被任命为四川川东兵备道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在莅任之后，他“裁汰旧规，清正守法”，并着力兴办文教与实业。
四 结语
沙滩文人通过交游，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地理的障碍，从偏远的沙滩走向了中原大地，接触到了各色人物，其中包括像曾国藩这样的上层统治人物。这使得他们的视野得以开阔，观念发生了新变，进而影响其创作。同时，我们通过对其诗文的探究，也可反观出沙滩文人的游历踪迹和思想变化脉络。在此，我们不难看出，它的游历踪迹与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是一致的，其思想变化与当时中国思潮主流是暗合的。要之，沙滩文人的交游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 张其昀主编：遵义新志[M]，遵义市志编撰委员会1987重印本：131
[2] 黄万机著：黎庶昌评传[M]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40
[3] 黄万机著：莫友芝评传[M]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1
[4] 【清】黎庶昌著：拙尊园丛稿 [M] ，遵义市志编撰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16
[5] 白敦仁著：巢经巢诗钞笺注[M] ，巴蜀书社1996年版：296
[6] 【清】黎庶昌著：拙尊园丛稿 [M] ，遵义市志编撰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229
论文作者:保静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7年8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7/11/21
标签：黎庶论文; 文人论文; 沙滩论文; 诗文论文; 西洋论文; 之作论文; 遵义论文; 《文化研究》2017年8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