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沙滩文人”的交游诗文的探究
保 静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摘要:沙滩文人在交游中,留下了大量的诗文。通过对这些诗文的探究,可以发现无论是内容,还是思想深度都发生了新变。它体现了沙滩文人的传统文人情怀和因时而变的价值观。他们交游的踪迹和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是相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变化和近代思想相契合的。在此,可以说沙滩文人的交游活动,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沙滩文人 ;交游 ;缩影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沙滩文化”因浙江大学教授张其昀在其《遵义新志》第十一章“历史地理”中,将遵义历史分为九个时期,其中第八期即为“沙滩期”[1] 而逐渐被世人认同和关注。沙滩文人在应试和求士过程中,展开了广泛的交游。它不仅开阔了沙滩文人的视野,而且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其留下了许多典范之作。在此,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沙滩文人的交游诗文做如下探究。
一 交游诗文的总述
沙滩文人在交游中留下的大量诗文,其中以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的作品为代表。这些诗文的内容可归结为三个方面:诗酒唱和、赠别惦念和旅行游记。
(一)诗酒唱和之作
沙滩文人也有着传统文人的雅致,饮酒作乐,吟诗作赋。因此,他们平素交游也缺少不了诗酒相伴,应和酬唱。资料统计,郑珍的诗酒唱和之作有五十多首。其代表作有《柏容种菊盛开招赏》 《寒食游桃源洞至湘山寺酔诗》 《醉寄湘佩》 《明日同仁过话望山堂次莫五韵》 《正月初四日郘亭东来喜赋》等。莫友芝的诗酒唱和之作有三十多首,其代表作有《十一日菇园夜坐用前韵再送郑大》 《青田山赋诗》 《上元节宴会》 《新店雨至郑家》《记得》等。
在郑、莫、黎三人中,由于黎庶昌别样的人生经历,留下了更多的诗酒唱和之作。他驻外期间,每逢春秋佳日,都举办诗酒之宴,席间咏诗唱和。几年间,诗文数百首,由随员孙君异整理刊印,编成四本集子:《癸未重九宴集编》 《戊子重九宴集编》 《寅宴集三编》和《枕流馆集》。黎庶昌在《宴集三编统序》中说:
余以光绪七年冬奉使日本,有与国同文之乐;暇辄与搢绅儒流叙交会饮,诸君子或为诗文以张之。而上巳、重阳,每岁必举特别之会,使与兰亭、龙山相配。光绪十三年,余奉使再至,国好日密,骎骎乎有唐世遗风,愈益无事,与诸君子道故归为宴乐。于是会者愈繁,诗与文日益多。岁不下数十聚,或有作,或无作,孙子君异皆理而董之,使自成帙。 [2]
每年举行大规模的诗酒之宴,平时朋友往还,还有许多宴会,从而达到“相与达款诚、联情好”的目的,加深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
(二)赠别惦念之作
沙滩文人生活于僻远的沙滩,险山恶水赋予了他们特有的情怀。他们和其他文人一样,也想通过读书应试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于是,多次上京应试,但是由于路途遥远,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同时,此时的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大家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相互之间聚少离多。在离别时,大家互道尊重;在痛苦中,大家时时惦念。另外,沙滩文人在游历中,接触到了黔中和黔外的不少文人士子。因此,赠别惦念之作成了沙滩文人的创作的主体。
郑珍的送别和怀念之诗为数不少,有一百多首,其中较有影响的有《留别程春海先生》、《追寄莫五北上》 《车家湾登舟寄莫五》 《赠赵晓峰旭》 《贵阳赠赵晓峰旭三首》 《留别鄂生八首》 《贵阳送郘亭赴京就知县选兼试春官》等。莫友芝在应试和游历途中,他也留下了大量的诗作。资料统计,莫友芝这方面的诗有一百二十多首。其中有《太湖留别胡詠之林翼中丞四首》 《芙蓉楼别黄虎痴教谕》 《送伯兄》 《送子和归黎平六首》 《送柏容权石阡教授》 《送柏容之开泰训导》 《寄唐鄂生(炯)县令蜀中》 《试春官毕有作寄子尹、黎筱庭》 《赠郭筠仙都转》等。
(三)旅行游记
莫祥芝在《先兄郘亭先生行述》中记述道:“屡试春官,每报罢归,教授府君必扣其所得,绝不以得失为意。谓之曰:‘若辈寂寞牖下,不以此时纵游名山,遍交海内英儒硕彦以广,终成固陋耳。”[3]资料统计,莫友芝有关旅行游记的诗有一百首之多,其中交游影响的有《自施秉泛舟至镇远》 《赶水泛舟至蛇皮滩》 《三峡归舟》 《夜发指武昌》 《舟中望昆山》 《吴淞江舟行五首》 《泊微山湖望湖山》等。郑珍的旅行游记诗在《巢经巢诗钞》中收了一百一十多首,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正月陪黎雪楼恂舅游碧霄洞》 《无事到郡游三日二首》 《游玉真观》 《过黄粱祠》 《游东仓坪》 《游南洞》 《独游禹门》、《过孙家渡宿孙溪》 《元日转至谷洞》等。
黎庶昌在出国期间,也写了大量的旅行游记,多收集在《西洋杂志》和《拙尊园丛稿》中。其中在《西洋杂志》第七卷中,专门收集的是他的游记之文,一共七篇。这些文章多记载了到西洋游历的情况,同时也描写了在西洋所见到的一些新奇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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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游中诗文的新变
交游让沙滩文人走出象牙之塔,走出沙滩,投入社会。他们认清了当时遵义的现实情况,更多的了解了当时整个中国黑暗动荡的情形。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不仅仅局限于山水的描摹,而是更广泛的反映了人民的不幸遭遇。
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三人多次到省城贵阳和京城北京应试。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不幸,同时也看到广大人民的痛苦。郑珍在晚年所作的“九哀诗”,即《经死哀》、《南乡哀》、《绅刑哀》、《抽厘哀》、《僧尼哀》、《移民哀》、《哀陴》、《哀里》、《禹门哀》,可谓其典范之作。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遭受灾难人群的范围之广,而且程度之深。
郑珍在“九哀诗”中,具体阐明了人民痛苦遭遇的真正原因。从表面看,是战乱与灾荒,但归根结底,是封建统治者的残暴统治。他们无情地压榨和残害百姓。如科派军粮,“提军驻省可军粮,县令鼓行下南乡”(《南乡哀》);如抽取军饷,“物物抽厘助军饷”(《抽厘哀》);如逼令民众缴纳苛捐,“喝尔当捐若干石,火速折送注笈”(《禹门哀》)。
官逼民反,人民在走投无路之际被迫揭竿而起。自从农民起义以来,郑珍目睹了种种社会黑暗现象,尤其是官兵练卒以及各级军官、政府官吏压榨残害百姓的惨象。因此,对这些被迫造反的农民,郑珍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他的作品中,虽有贬斥农民军的词句,诬之为“贼”、“盗”、“妖”、“寇”等,但他能睁着眼睛看清现实,大胆地描绘官场黑暗腐败的现象和百姓受难的现实,与某些文人一味诅咒农民军是迥然不同的。在游幕期间,郑珍对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也体察得较为透彻。同样,黎庶昌对现实的认识虽说不如郑珍那样深刻,但他也善于在交往和游历中,留意观察社会现实,辨别官场情伪;并从农民大起义这场尖锐的矛盾斗争中,反思官府积弊和官吏恶劣作风的由来与恶果。这使他的作品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并且为他后来向皇帝上“万言书”奠定了基础。
在他的第一封万言书《上皇帝书》中,黎庶昌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大变”、“三大害”,特别强调当前的“外夷之祸”的危险性,对此绝不能在姑息隐忍。对当前的弊端,黎庶昌进行了总的归纳:“言慎法则胥吏弄法;言课官则百司旷官;宰相卿贰不择贤愚,但依铨次以充数;督抚大吏不问能否,但凭资格以递升;……凡此皆亟宜更张之弊。”[4]由此可以看出黎庶昌对社会的深刻认识。
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在交游中,结识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士大夫。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精通洋务的。例如丁日昌,他重视实业,从上海的英国铁厂主手中购买机器,创办机械厂,自造枪炮,并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不久发展为江南制造总局。莫友芝在维扬访书期间,来到上海,见到巨大的海轮在黄浦江中停泊、启航,有如海市蜃楼,打开眼界。后来,在他的作品中对此有所记载。
黎庶昌在国内广泛的接触到了洋务人士,而且曾经出使西欧,并且两度到日本,更是眼界大开。
三 创作中所体现出的传统人文情怀和因时而变的价值取向
沙滩文人在思想上长期受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特别是宋代理学的浸润。他们一方面“检束身心,砥砺品行”,另一方面,谨守儒家礼法。郑珍在《母教录》中对此有相关的记载。在这一家训的指引下,他们仍以经史子集和儒家学说为读书的正途。这便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
沙滩文人虽然代有官宦,但由于大多身为知县等下层官吏,郑珍和莫友芝更是始终生活于人民之中,对下层人民的疾苦了如指掌,并且多有亲身体验。同时,他们也看到统治阶级的腐朽与昏聩,所以他们在作品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人民的悲惨境遇。可是,当人民被逼无奈,揭竿而起的时候,郑、莫、黎等人又投以鄙视的眼光,对之表现出强烈的憎恶。他们骂起义军为贼,把起义军的首领比作“顽鲸”、“鲋鱼”,埋怨朝中官员镇压不力,让他们“一朝脱羁网”,“复纵白浪中”,成了气候,以至“流毒随风飘,狼烟满江湖”。当得知起义军被镇压下去的消息时,无不喜形于色。不难看出,沙滩文人对人民的同情是有限度的,只是一种传统文人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而所尊崇的仍是封建的正统思想。
莫友芝等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抱着敌视态度,坚持“严夷夏之大防”的观点。当洋教盛传之际,莫友芝对此感到不安,深恐其搅乱人心,危及孔孟正道,呼吁有人出来扭转这一势头。在《杂感》诗中,对此非常痛恨。这从另一个方面充分显示了沙滩文人身上的传统情怀。
同时,沙滩文人通过对外交往,看清了时代的风云变幻。郑珍多次参加科考,早期也幻想通过应试走上仕途,但是在应试过程中接触了各种人,同时也对科举考试为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在《完末场卷,矮屋无聊,成诗数十韵,揭晓后因续成之》中写道:“我亦胡不足,而必求科名?名成得美仕,岂遂贵此生?十年弃制艺,汗漫窥六经。……贵从老亲眼,见此骄子荣。痴心有弋获,焉知非我丁。”[5]郑珍并不痴迷于科举考试。在他看来,即使得了“美仕”,也不能“贵此生”。另外,郑珍应试的原因之一是他不想辜负父母的希望和被世人轻视。他对自己这样,而且对后代亦如此。
莫友芝把主要精力放在经史及诸子、诗文词的研读方面,没有心思去摹习应试的帖括、程文,与世俗汲汲于功名利禄的读书人大异其趣。莫友芝曾在曾国藩幕府中,亲眼目睹了洋务运动的盛况,同时结识了丁日昌。丁日昌曾经游历欧美八国,写有《海外纪实》一书,介绍西洋各国情况。后任上海道道员,江苏巡抚。曾国藩搞洋务,设船厂及制造局,丁日昌给予了颇多的帮助。莫友芝于维扬访书期间大开眼界,并在给曾国藩的书信中特别提到了丁日昌治理上海的政绩。虽然,莫友芝对洋务事宜不是特别的感兴趣,但是他希望有知洋情的人去对付外夷,有足够的实力去抵御外侮。
莫友芝于《杂感》诗之二写道:“昔君频海查,殊俗费稽案。横流知早计,成竹有定乱。天地莽风尘,湖汉不共盥。”他概叹十几年来对付外夷方面一贯软弱媚敌,丧自己志气,长敌人威风,愤然陈述:“十年几豪俊,整顿亦已缓。卑官忌奇侅,软媚逐旧贯。是非宁自由,得丧何勇懦。凄凄增履霜,焰焰矜炽炭。”其观念有了明显变化。
这种因时而变的价值观在黎庶昌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民主平等意识的萌生。黎庶昌在欧游之际,亲身感受到了西洋各国的民主气息。他在《英国呈递国书情形》中对此有具体的记录。英国君主和臣子们平等共处,仪式简洁。“其礼甚简,而相与问劳致殷勤,则便殿私见之礼也。”[6]不惟在英国,在很多西方国家都是如此。由此,黎庶昌于内心深处发出对民主的呼唤。
黎庶昌出使日本及西欧各国,不仅感受到了浓浓的民主气息,而且还看到了他们的强大,了解到了富强的原因之所在,日本如何从一个小国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于是自强求富的思想油然而生,并将其思想付诸实施。光绪十七年四月,黎庶昌被任命为四川川东兵备道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在莅任之后,他“裁汰旧规,清正守法”,并着力兴办文教与实业。
四 结语
沙滩文人通过交游,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地理的障碍,从偏远的沙滩走向了中原大地,接触到了各色人物,其中包括像曾国藩这样的上层统治人物。这使得他们的视野得以开阔,观念发生了新变,进而影响其创作。同时,我们通过对其诗文的探究,也可反观出沙滩文人的游历踪迹和思想变化脉络。在此,我们不难看出,它的游历踪迹与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是一致的,其思想变化与当时中国思潮主流是暗合的。要之,沙滩文人的交游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 张其昀主编:遵义新志[M],遵义市志编撰委员会1987重印本:131
[2] 黄万机著:黎庶昌评传[M]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40
[3] 黄万机著:莫友芝评传[M]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1
[4] 【清】黎庶昌著:拙尊园丛稿 [M] ,遵义市志编撰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16
[5] 白敦仁著:巢经巢诗钞笺注[M] ,巴蜀书社1996年版:296
[6] 【清】黎庶昌著:拙尊园丛稿 [M] ,遵义市志编撰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229
论文作者:保静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7年8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7/11/21
标签:黎庶论文; 文人论文; 沙滩论文; 诗文论文; 西洋论文; 之作论文; 遵义论文; 《文化研究》2017年8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