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德逊湾系统与圣劳伦斯系统争夺北美毛皮资源的斗争_哈德逊湾公司论文

哈德逊湾系统与圣劳伦斯系统争夺北美毛皮资源的斗争_哈德逊湾公司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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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670年哈德逊湾公司授权成立到1821年西北公司并入哈德逊湾公司的一个半世纪时间里,以哈德逊湾公司为代表的海湾体系和以蒙特利尔商人为首的圣劳伦斯河流体系之间争夺西部毛皮资源的斗争,是北美毛皮贸易史的主旋律。两大体系之间的斗争不仅把毛皮贸易的边疆从大湖区一直推进到太平洋岸边,奠定了哈德逊湾公司在北美大陆上毛皮帝国的地位,而且对于北美西部未来的发展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外学术界对于哈德逊湾公司的研究成果较多,并对两大集团斗争的细节作了详细的描述①,但大多是从哈德逊湾公司的角度来看待两大体系的斗争,难免有失偏颇。对我国学者而言,整个北美毛皮贸易史的研究基本上属于空白。如果说毛皮贸易是北美早期发展史的主线的话,那么,哈德逊湾公司与西北公司围绕着毛皮贸易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斗争则是毛皮贸易的主线,也是理解北美西部早期史的关键。

       一 英法殖民者争夺西北地区毛皮贸易控制权的斗争

       毛皮贸易是北美历史发展早期一种非常重要的边疆开发模式,用G.H.史密斯的话说,它“是美加历史早期最重要的话题,在最初的两个世纪里,它是其他主题的基础”②。在哈得逊湾公司成立以前,法国殖民者以毛皮贸易为基础,以圣劳伦斯河流域为中心,建立起新法兰西殖民地。对于英、荷殖民者在北美东海岸所建立的殖民地的早期发展来说,毛皮贸易一度也是其一桩重要的生意,只是随着其他产业的兴起和有利可图的西印度贸易的展开,毛皮贸易才在这些殖民地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新法兰西殖民地借助圣劳伦斯水道,把毛皮贸易的触角伸展到大湖地区,并以此为中心,沿着西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发展:向西南沿密西西比河,直达墨西哥湾;向西北越过大湖区,直逼落基山脚下。

       法国人深入北美大陆内部的扩张在圣劳伦斯河到密西西比河一线与英属北美十三殖民地的毛皮利益和领土要求相冲突。新世界每年为英国13.5万英镑的商品提供市场,而换回的毛皮的市场价值是这些商品的2倍③。法国人的威胁是阻碍英国殖民地商人实现其发财梦想的绊脚石。他们要求驱逐法国人,控制整个毛皮贸易。以新英格兰和纽约为首的北部殖民地力图向更远的北方和西方拓展毛皮业务,要求征服加拿大,控制从大湖周围到东部这一广阔领域内的海狸皮交易。而从宾夕法尼亚往南的殖民地则对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鹿皮颇为看重,谋划着征服路易斯安那,获取鹿皮交易的控制权。

       哈德逊湾公司的成立一举改变了英法多年来在北美洲的争霸格局。在两个多变的法国人拉迪森(Pierre-Esprit Radisson)及其姻兄格罗塞耶(Medard Chouart)的诱导下,英国在1670年授权鲁伯特王子组织成立了哈德逊湾公司。该公司获得了对所有流入哈德逊湾的河流所流经区域的毛皮贸易垄断权和治安管辖权,其范围东起拉布拉多,向南延伸到北纬49度以南,即今日美国的明尼苏达和达科他地区,向西延伸到落基山的山脊,总面积达到150万平方英里,占现在加拿大面积的40%。新公司有权“制定法律,定罪和处罚,依照英国法律审理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可以拥有军队,任命指挥官和建立堡垒”④。

       哈德逊湾周围不仅是北美洲最优质的毛皮资源所在地,而且比法国人的圣劳伦斯河—大湖运输线更靠近毛皮产地,因而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这样,英法双方由原来沿圣劳伦斯—大湖—密西西比河一线的对峙变成了类似三明治的争霸格局:英国人试图从北面的哈德逊湾与东面的十三殖民地两个方向上向内陆推进,切断圣劳伦斯河与大湖之间的联系,夺取整个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而法国人则力图把英国人向北赶进哈德逊湾,向东把十三殖民地的势力控制在阿巴拉契亚山以东。

       一向把大湖以北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新法兰西殖民者自然不能容忍哈德逊湾公司的扩张。1671年,新法兰西殖民地的省长塔隆派出一位“森林客”(Voyageur)圣西蒙(St.Simon)和耶稣会士阿尔巴内尔去哈德逊湾探查英国人在那里的活动情况。1674年,在阿尔巴内尔的引诱下,拉迪森兄弟再次表现出其易变性,他们离开伦敦,重新投向法国。1679年,新法兰西派遣若莱兄弟(Jolliet)到哈德逊湾探查英国人的情况,若莱兄弟报告说,除非立即采取行动,否则6年以后,英国将会在那里站稳脚跟⑤。若莱的报告深深刺激了法国人。在殖民地政府的支持下,新法兰西商人谢奈(La Chesnaye)1681年组建了“北方商业公司”,计划到哈德逊湾周围建立贸易站,同英国人争夺这一地区的毛皮资源⑥。

       1685年,德诺维尔出任新法兰西总督。德诺维尔认为,新法兰西要想发展壮大,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征服伊洛魁人,经过几任总督和行政长官的努力,这一点已经接近完成;第二,征服新英格兰,至少应该得到纽约,堵住毛皮贸易从阿尔巴尼向外流出的口子;第三,驱逐哈德逊湾的英国人,解除英国人从北面截断新法兰西后路的威胁。而占领哈德逊湾被认为是新法兰西面临的当务之急。1686年3月,德诺维尔派遣德·特鲁亚(De Troyes)率领由30名法国正规军和60名“森林客”组成的远征队进攻英国人的据点。法国军队连续攻占了哈德逊湾公司在海湾底部的三个最重要的贸易站,只剩下西边的纳尔逊贸易站还在英国人手里。

       从1686年法国占领英国的三个贸易站到1713年《乌特勒支条约》法国承认英国对哈德逊湾的占领、退还所有的贸易站这段时期,海湾地区进入英法共存时期,双方都在积极巩固自己的势力,时常爆发一些诸如攻占对方据点、截获对方船队之类的小规模冲突,贸易站也是建了被毁,毁了再建。但英法在欧洲的利益和争霸结局才是北美形势的决定因素。根据1713年签订的《乌特勒支条约》,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遭受重大领土损失:阿卡迪亚被割让给英国,这里的法国人被迁走,英国人改名为新斯科舍(意为“新苏格兰”);法国承认了英国对纽芬兰的占领;条约还确立了英国人对哈德逊湾公司的拥有权。该条约第十条规定:法国人在条约生效的6个月内从哈德逊湾的西岸地区撤出所有堡垒,交出武器;一年内成立一个委员会确定法属加拿大与英属哈德逊湾之间的边界⑦。

       《乌特勒支条约》签订后,英法之间由原来直接的武装冲突变成了为夺取毛皮贸易控制权而积极探求新的毛皮产地的斗争,双方为此都不断派探险队去内地探险。在北美毛皮贸易中,新法兰西人依靠其“森林客”的吃苦耐劳和勇于探险的精神,深入印第安人部落中,不断把毛皮边疆向内陆推进。“如果法国人想要比较珍贵的印第安人穿用过的二手皮(Coat Beaver),那它就不得不挑战北方的英国人。”⑧而哈德逊湾公司则依据其地理优势,采取等待印第安人送货上门交易的政策,即其一名批评者所说的“80年来,公司一直睡在冰冷的海边……没有能够深入内地,并且将其所有的精力和手段都用于击碎别人的上述想法”⑨。这一政策既保证了公司职员免受敌对印第安人部落的威胁,同时又能将公司的开支压缩到最低。只要没有竞争,公司就没有必要冒险进入内陆。“只要有可观的分红能够反映出公司在盈利,只要印第安人继续运来毛皮,就不特别需要去扩展公司的活动,也无意探查西北水道和内陆地区。”⑩只有当哈德逊湾公司遇到挑战的时候,它才不得不派人进行内陆探险。因此,它所进行的内陆探险与其所遭受的国内外竞争压力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在奥格斯堡同盟战争期间,哈德逊湾公司为了抵消法国人的竞争对于毛皮贸易所造成的影响,决定派人深入内地,开辟新的贸易渠道,于是就有了亨利·凯尔西(Henry Kelsey)去内陆的探险。凯尔西1690年从约克贸易站出发,向西南方向探查。这次探查的目的,用哈德逊湾公司的话说,就是“召唤、鼓励和邀请远方的印第安人来跟我们交易”(11)。凯尔西向内地大概旅行了600英里后到达了位于萨斯喀彻温河边的巴斯(The Pas)附近。他是第一个深入加拿大北部平原探险的白人,也是首次到达萨斯喀彻温河并对野牛进行描述的西欧白人。他的探险为哈德逊湾公司提供了内陆地区的第一手材料,使他们认识到海湾后面还有一片广阔的区域。

       《乌特勒支条约》签订以后,虽然法国人很快就把贸易站交还给了英国人,但双方之间如何进行边界划分的争论一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其实,自哈德逊湾公司创立以后,法国人就一直想要把它驱逐出去,但至于是从北方下手还是从大湖以西抄其后路,新法兰西殖民当局存在异议。与德诺维尔所采取的直接向北方下手的政策相比,继任的新法兰西总督弗朗特纳克则更倾向于向西部伸展,切断哈德逊湾公司的后路。1678年,他就授权德鲁斯到苏必利尔湖一带探险。德鲁斯1684年在尼皮贡湖的东北部建立一个贸易站,切断克里人和阿西尼比亚人向詹姆斯湾的阿尔巴尼贸易站输送毛皮的通道,后者承诺“在未来两年内不到哈德逊湾去跟英国人交易”(12)。此后,大量的法国毛皮商人沿大湖区向西北方向渗透,在哈德逊湾公司的背后建立毛皮据点。这一时期最为典型的法国探险家是韦朗德里父子(Pierre de la Verendye)。韦朗德里1726年被新法兰西总督任命为“北方”贸易站的主管,从此以后直到1740年代,他和他的儿子们不断向西部探险,在大湖以西建立了一连串的贸易站,牢牢控制了大湖以西的毛皮贸易,确立了法国人对这一带毛皮贸易的控制权。著名毛皮贸易史学家哈罗德·伊尼斯认为,他的探险实际上确定了加拿大的西部边界。研究韦朗德里探险的学者史密斯评价道:“尚普兰为法国开创了东部地区,而韦朗德里则为它抓住了西部。他们共同使法国人成为差不多整个大陆的控制者。”(13)

       与法国人靠独木舟向内陆推进的探险相比,哈德逊湾公司拥有两大优势:一是其有利的地理位置,英国人不用像法国人那样劳师以远,在海湾的河口建立几个贸易站就可以轻易接近北美最好的毛皮产地,获得优质的毛皮资源;二是英国商品的质量好于法国商品。虽有上述优势,但法国人的渗透仍然对它造成很大的影响。1727年,阿尔伯尼贸易站站长约瑟夫·梅亚特(Joseph Myatt)指出,法国人的竞争使得印第安人不愿意劳神费力地到海湾去交易,并且对他们的商品也越来越挑剔(14)。但惯于等货上门的哈德逊湾公司最初仍然不想深入海湾内地,去直面法国人的竞争,而是试图向海湾的西北地区伸展,达到发现通往太平洋的西北水道、探测矿产和发展新的毛皮产地的三重目的。哈德逊湾公司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了多次探险,但都以失败告终。

       到1740年代,面对以韦朗德里为首的法国毛皮商人的挑战和英国国内反对派对公司特许状的指责,哈德逊湾公司不得不再次派人深入内地探险,寻找新的毛皮资源,决定派遣安东尼·亨迪(Anthony Henday)去西南内陆探险。亨迪1754年6月从约克贸易站出发,在当年9月到达了红鹿河,遇见了黑脚印第安人,他继续向西达到了西经114度、离落基山只有不到40英里的地方。亨迪的探险使英国人认清了克里族印第安人作为中间商的作用,后者不愿意哈德逊湾公司与其远方的印第安人猎手建立直接的联系。亨迪的探险也验证了法国商人的竞争。亨迪指出:“法国人会熟练使用多种语言,他们在每个方面都比我们强,如果他们再有巴西烟草的话,那将完全切断我们的贸易。”(15)

       从1755年开始,英法两国为了争夺欧洲霸权再次发生冲突,七年战争爆发了,这是英法两国为了争夺北美殖民地所进行的最后一次大会战。1763年英法签订《巴黎和约》,法国人丧失了在北美的所有殖民地,北美历史上英法殖民者争夺毛皮贸易控制权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但哈德逊湾公司对西北地区的贸易垄断权并未独享多久,新英格兰商人移入魁北克后,与当地的法裔毛皮商人合作,组成新的毛皮集团,他们沿着当年新法兰西商人的足迹,继续挑战哈德逊湾公司对西北地区的控制权。

       二 西北公司对哈德逊湾公司的挑战

       英国人占领魁北克以后,大量的英格兰和苏格兰裔商人就开始迁入圣劳伦斯河谷,他们与这里原来的法裔毛皮商人合作,“英国人拥有资金和从伦敦弄到借贷的联系渠道,而法国人拥有把商品运送到印第安人那里并取得毛皮的手段,双方相互依靠”(16)。正是在双方相互需要的基础上,一个新的蒙特利尔毛皮集团形成了。在庞蒂亚克事件以后,为了安抚印第安人和北美政治形势的稳定,英国采取了鼓励和规范同印第安人贸易、限制十三殖民地向西部进行农业扩张的政策,这在客观上同加拿大的利益是一致的。结果,当北美十三殖民地为了寻求不受限制的扩张权利而同英国的矛盾日益升级之时,加拿大成为英国贯彻其美洲殖民政策的工具和基地,它的毛皮贸易也因此从中受益。1764年,加拿大的毛皮产量暴增到10.6万张,1765年为27.5万张,1766年达到35万张(17)。根据斯蒂文斯的估计,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加拿大每年输往英国的毛皮大约为20万英镑左右(18)。

       加拿大毛皮贸易在不断扩张的同时,还出现了集团化的趋势,并最终导致了加拿大历史上著名的毛皮公司——西北公司——的形成。随着毛皮边疆不断向内陆推进,供应线越来越长,所需要的资本和运转周期也大大增加,加拿大的毛皮商人们日益感觉到合作储运货物、开辟毛皮产地的重要性,因而出现了短暂性的合作行为。自大湖区向西北方向上的毛皮贸易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合作尤其必要,因而成为加拿大毛皮商人联合的先行者。为了同哈德逊湾公司抢夺萨斯喀彻温河流域的毛皮资源,1775年,著名毛皮商人麦吉尔、弗罗比歇、布朗多(Maurice Blondeau)和亚历山大·亨利联合力量,派遣商队去西北地区进行毛皮贸易。根据亚历山大·亨利的说法,“四股势力在抢夺萨斯喀彻温流域的印第安贸易,幸运的是今年他们联合出资,等贸易季节结束的时候,再去分配毛皮和牛肉。这一安排对商人是互利的”(19)。1776年,他们进一步把其供应基地从麦基诺向西挪到大波迪奇(Grand Portage),奠定了西北公司的基础。1777年,从事西北贸易的商人们在密奇里麦基诺驻军长官佩斯特(De Peyster)的协调下,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商店”,储存货物和毛皮。在此基础上,蒙特利尔的主要商人们最终在1779年建立起一个松散的合伙组织——西北公司。美国革命后,加拿大商人受到美国政府的排挤,在大湖以南地区从事毛皮贸易的形势越来越恶劣,从事西南部毛皮贸易的大部分商人逐渐也加入西北公司,少部分并入了美国商人阿斯特的毛皮公司(20)。第二次英美战争后不久,加拿大毛皮贸易的西南分支就基本消失了。

       以西北公司为代表的毛皮贸易集团,本身就是在不断探索西北地区毛皮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就是扩张,因此,不断探索和发现新的毛皮产地是该公司的既定策略。在推进西北地区的毛皮贸易方面,皮特·庞德(Peter Pond)走在前列。庞德认识到要推进西北贸易,供应站的位置越靠西越好,因而支持在密奇里麦基诺以西的大波迪奇建立供应站。庞德的探险可能向西北到达皮斯河地区,大致确定了大奴湖和大熊湖的位置,并且绘制了一幅哈德逊湾以西地区直到太平洋的地图(21)。

       庞德由于涉嫌谋杀竞争对手而被召回后,亚历山大·麦肯齐(Alexander Mackenzie)继承他的事业,成为第一位从陆上到达太平洋的探险家。1792年10月,麦肯齐率队从奇帕维安贸易站出发,溯皮斯河而上,踏上了寻找太平洋的道路。麦肯齐一行人在斯莫克河(Smoky River)河口建立宿营地过冬后,于第二年的5月再次出发。他们在穿越分水岭后继续向西,最后经巴拉库拉河(Bella Coola River)顺流而下,于1793年7月20日到达太平洋岸边。麦肯齐是第一位从墨西哥以北地区穿越北美大陆的白人,他的探险是两个多世纪以来从西北方向寻找通往太平洋的水道的理念的胜利,也是西北公司孜孜以求探寻新的毛皮产地的写照。著名学者伊尼斯认为:“显然麦肯齐的探险并没有发现可达太平洋的水路,但成功测绘了北部毛皮贸易的领地,并为该贸易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22)

       在麦肯齐以后,西北公司并没有终止对西部探险的努力。探险家戴维·汤普逊(David Thompson)在1807年以后的多年间,探查了哥伦比亚河流域,建立贸易站,绘制地图,并在1811年7月15日到达河口。另外一名探险家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在探寻哥伦比亚河的过程中,意外探查了弗雷泽河,为西北公司发现了西部毛皮资源丰富的地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与美国的边界。皮特·纽曼指出:“西北公司探险未知区域的动力与其说是利他主义的扩展知识边疆的产物,还不如说是该公司结构及其捕猎线路扩展的直接结果。它的盈利依靠不断向外扩张和获得新的毛皮资源。这反过来又意味着需要维持越来越漫长和支出呈螺旋状增加的交通线。”(23)

       西北公司的整个运输体系所仰仗的地理基础是北美大陆上纵横交错的河流系统。沿圣劳伦斯河上溯,经过一系列急流和险滩后就可以抵达大湖区,穿越大湖就能到达西北公司位于苏必利尔湖西岸的总部,其先是大波迪奇,这里划归美国后便向北移到了威廉堡。从这里再往西北,经过一系列湖泊和河流体系后就能到达温尼伯湖,然后进入加拿大西部最主要的河流萨斯喀彻温河。沿萨斯喀彻温河上溯,向西北可以到达阿萨巴斯卡河及更远的马更些河系统;向西则可以深入落基山,并与哥伦比亚河系连接,抵达太平洋。如此漫长的贸易线,令货物运输的费用不断攀升。根据麦肯齐的估计,西北公司差不多有一半的费用都花费在了货物运输中了(24)。而西北公司毛皮贸易的一个周期差不多要经历4~5年之久(25)。

       西北公司不断向西北和太平洋地区进行商业扩张的行为对哈德逊湾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和商业利益形成巨大的威胁,因而也遭到了该公司的抵抗和反击。与哈德逊湾公司相比,西北公司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当地决策两大优势。面对西北公司的挑战,哈德逊湾公司不得不改变等货上门的政策,也去内陆地区建立贸易站,同对方争夺毛皮资源。

       哈德逊湾公司起初并没有利用七年战争胜利后法国人在西北撤走的有利形势而立即向内陆挺进,直到1763年以后重新来到的蒙特利尔商人的竞争使哈德逊湾公司的贸易深受影响以后,它才不得不派人去内地了解情况。根据公司派出的探查者的报告,1868年,从东部来的12名法裔商人在布朗克(Francois le Blanc)的带领下,在萨斯喀彻温河谷建立贸易站,向印第安人广泛分发礼物,并鼓动他们疏远哈德逊湾公司。与此同时,还有越来越多的法裔加拿大人从东部赶来,他们背后都有强大的商业力量支撑,在哈德逊湾公司的地域范围内建立贸易站,对后者造成严重的挑战。以约克贸易站为例,它每年的毛皮交易量从1720~1760年代的2.5万~4万张海狸皮下降到1768年的1.8万张,1773年更下降到只有8000张(26)。

       1766年,哈德逊湾公司约克贸易站主管派遣了以法裔毛皮商人路易斯·普里莫(Lious Primeau)为首的探险队去内陆了解情况,掌握了关于蒙特利尔商人在内陆贸易的第一手资料。1767年,具有战略眼光的另外一名公司主管——塞文河贸易站站长格雷厄姆(Andrew Graham)派遣威廉·蒂姆森(William Tomison)到温尼伯湖一带勘查。通过这两轮探险,哈德逊湾公司的主管们认识到,公司原来坐等印第安人上门交易的政策必须改变,需要派遣小股队伍,像法裔加拿大人那样,深入印第安人中间进行交易,并在交通便利之处建立据点,以控制毛皮货物的流向。格雷厄姆在担任约克贸易站站长后,更加坚定地推进他的内地建站战略(27)。

       格雷厄姆的报告送达公司在伦敦的委员会后,终于打动了公司的领导层。公司委员会在1773年5月责令塞缪尔·海恩(Samuel Hearne)执行到内地建立贸易站的任务。海恩早年受丘吉尔贸易站站长诺顿的安排,在著名的印第安人酋长马顿内比(Matonabbee)的帮助下在1769年到1772年间两次到西北地区进行探险,寻找传说中的铜矿和西北水道。西北探险的经历使海恩为哈德逊湾公司实践了一种新的探险方式,那就是采取土著人的方式。海恩在其日记中自豪地写道:“虽然我的探险没有为国家或者哈德逊湾公司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物质利益,但我乐观地认为我已经很好地完成了我的主管所托付的使命,终结了关于哈德逊湾存在一条西北水道的所有争论。”(28)

       1774年9月,海恩率领12人组成的探险队选定距离巴斯以上60英里的潘恩兰德湖(Pine Island Lake)边一处地方,建立了哈德逊湾公司第一个真正的内地贸易站——坎伯兰贸易站(Cumberland House)。坎伯兰贸易站地处印第安人经萨斯喀彻温河运输毛皮的关键站点,周围食物资源丰富,成为哈德逊湾公司同西北公司在内陆争夺毛皮的重要跳板。坎伯兰贸易站的建立标志着哈德逊湾公司终于放弃了其传统的“睡在冰面上”的政策,迈出了向内陆开拓的第一步。历史学家格罗沃(Richard Glover)评价道:“哈德逊湾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坎伯兰贸易站的及时建立,如果没有迈出这一步,海湾公司同其竞争对手的争夺中生存和取胜的几率会大大降低。”(29)第二年夏天,海恩成功带领32艘印第安人的独木舟去约克贸易站交易。接替海恩担任坎伯兰贸易站主管一职的科金继续派人深入萨斯喀彻温河谷更远的地区同蒙特利尔商人争夺毛皮资源。约克贸易站的主管马腾(Humphrey Marten)甚至认为,要成功对抗蒙特利尔商人,需要在坎伯兰贸易站以外更远的地区建立贸易站,并尝试开通多条通往海湾地区的贸易通道。

       除萨斯喀彻温地区以外,哈德逊湾底部以南直到苏必利尔湖之间的地区是海湾公司同蒙特利尔商人争夺的另外一个重要地域。哈德逊湾公司将这里称为“小北方”,以别于丘吉尔、约克和塞文贸易站以外的“大北方”地区以及西南部的萨斯喀彻温河谷地区。哈德逊湾公司首先是在“小北方”地区重建亨利贸易站(Henry House),以此为跳板把竞争直接插入蒙特利尔商人控制的地区;并根据扎维斯(Edward Jarvis)的建议,于1777年在亨利贸易站以南250英里处建立起格罗塞斯特贸易站(Gloucester House),不仅可以同蒙特利尔商人展开竞争,也能获取当时伦敦市场上较受欢迎的更粗糙一些的毛皮。到1787年,哈德逊湾公司已经在“小北方”地区站稳了脚跟。

       除针锋相对的扩张以外,哈德逊湾公司还吸纳了一些蒙特利尔商人进入公司,并委以重任。这些人的到来为哈德逊湾公司带来了蒙特利尔商人的内地贸易经验,为它快速适应内地的竞争贡献颇多(30)。

       总之,在七年战争以后,面对来自蒙特利尔的毛皮商人的竞争,哈德逊湾公司也被迫做出应对,借鉴前者的经验,到内陆去建立贸易站,抢夺毛皮资源。不过总起来看,哈德逊湾公司在同西北公司的竞争中,仍然处于下风。对于竞争的双方来说,西北公司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法裔员工生气勃勃的探险精神和公司管理层对于毛皮贸易形势的快速反应和决策能力;而其最大的挑战则是越拉越长的贸易线路。对哈德逊湾公司来说,它的最大优势是其贸易路线的优势,而其劣势则在于其员工缺乏探险的热情和海外决策系统的不灵便。比如,在1795~1796年间,哈德逊湾公司从约克贸易站派遣了132人深入内陆,这对它来说已经是空前的规模了,因为直到1799年,公司在北美的所有雇员总共才有498人,其中在海湾地区的只有180人(31)。而与此相比,西北公司仅操船工就雇佣了1120名(32)。另外就贸易规模来讲,西北公司也占据绝对优势。1780年代,哈德逊湾公司每年输往海湾的货物在3万英镑左右,而同期西北公司则是16.5万~24.2万英镑;1800年,哈德逊湾公司运往伦敦的毛皮价值为3.8万英镑,而西北公司则是14.4万英镑(33)。西北公司牢牢地掌握着对西北地区毛皮贸易的控制权,占到了整个地区贸易份额的78%左右。

       三 哈德逊湾公司与西北公司的合并

       哈德逊湾公司与西北公司的恶性竞争令两公司经济上陷入困境,面临着两败俱伤的局面。首先,两公司的竞争使得毛皮贸易所依赖的北美洲珍贵的毛皮资源快速耗竭。以西北公司控制的雷德河地区为例,该区1801年出产1904磅海狸皮,1804年增加到2868磅,1808年下降到908磅(34)。道芬贸易站所在的从温尼伯湖西岸直到希尔河(Shell River)之间的地区原本是海狸丰富的地区,到1820年代前后,这里的海狸已经很少,出产的都是较次的貂皮,连这种皮子的产量也快速下降。1817年,该贸易站收获2196张貂皮,1819年下降到1430张,1820年513张,1821年只有366张(35)。哈德逊湾公司所获取的海狸皮数量也明显地显示出毛皮减少的趋势。1765年,该公司所获印第安人穿用过的二手海狸皮(coat beaver)是14450张,1780年7070张,1802年2150张,1820年281张。而初级海狸皮(parchment beaver)分别是1764年30450张、1781年35763张、1802年37187张、1820年15683张(36)。虽然两个公司曾试图引入一些保护措施,但收效不大。

       其次,两公司的竞争为印第安人在交易中提供了讨价还价的较大空间,使得贸易更加困难。虽然从整体上看,印第安人是毛皮贸易的最终受害者,但在各个地区特定的时间内,白人对印第安人的需要大于后者对他们的需要,因此,毛皮贸易商人不得不对参与贸易的印第安人采取笼络措施,如尊重印第安人交易的方式,赠送一定量的礼品,招待他们饮用含酒精饮料等等。礼品赠送在印第安人看来是友好的表示,可在白人看来,却是一笔巨大的额外开支。在英法之间竞争激烈的时候,礼品赠送的费用也不断上升,从1725年到1755年上涨了300%之多。如1776年,海恩在威尔士王子贸易站一次就赠送给著名的印第安人领袖马顿内比相当于1100张标准海狸皮的礼物(37)。当海恩对此有所保留的时候,马顿内比就以此后不来同白人交易相威胁。

       在与印第安人的毛皮交易中,白人社会的一些经济规律并不一定发挥作用,例如,更低的商品交换价格,即毛皮交换价格的相对上升并不一定会带来毛皮产量的增加,相反还可能更少。“当毛皮价格变得对单个的印第安毛皮猎手更加有利的时候,每一个印第安人通常会带来更少的毛皮。”(38)白人毛皮商人为了吸引印第安人猎取更多毛皮,千方百计地寻找让印第安人永远需求的商品,最终以朗姆酒为代表的酒类产品担起了这一重任。朗姆酒是毛皮贸易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每当毛皮竞争激烈的时候,朗姆酒就成为贸易各方吸引印第安人、打击对手的工具。在1793~1798年间,西北公司销售的朗姆酒每年平均9600加仑,而当它与XY公司竞争高潮期间,它销售的朗姆酒也逐年增加,1799年达到10539加仑,1803年16299加仑(39)。

       最后,激烈竞争的结果是双方的交易成本都大幅增加,运营面临困难。哈德逊湾公司和西北公司为了抢夺对内地毛皮贸易的控制权,都竭力向外扩张势力,力图控制更多的毛皮产地,并在竞争到来前收获更多的毛皮。结果贸易站越建越多,运输路线越来越长。与此同时,竭泽而渔式的猎杀使得毛皮资源快速减少,反而进一步促使毛皮商人寻求新的毛皮产地。在哈德逊湾公司和西北公司竞争激烈地区,双方甚至刻意抬高毛皮收购价格,以打击对方的贸易站,结果更增加了内地交易的成本。而与此同时,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爆发,欧洲市场上毛皮滞销,价格下跌,已经习惯了毛皮交易价格的印第安人又不接受低价交易,毛皮公司的利润空间变得更小。麦肯齐在西北公司与XY公司竞争白热化的时候就忧心忡忡地写道:“我看不出未来几年中能找到妥协的方式,到那个时候,贸易即便不是被毁了,也会大大减少。”(40)激烈的竞争也令哈德逊湾公司的利润缩水。它在1808年以前的几年还能设法维持每年4%的利润分红,但到1808年,公司销售陷入停顿,公司标价100英镑的股票曾经在最高时达到250英镑,而现在则下跌到每股50英镑(41)。

       激烈的竞争令两公司的有识之士寻求合作的可能。麦肯齐很早就倡导占领哈德逊湾,弥补西北公司运输线路太长的弊端。他曾经在1803年试图联合埃里斯(Edward Ellice)出价103000英镑,购买哈德逊湾公司的股份,结果没有成功。不过麦肯齐并没有放弃兼并哈德逊湾公司的计划,他抓住该公司股票下跌的大好时机,动员西北公司的其他股东去大量购买哈德逊湾公司的股票,也没有成功。最终他的一位朋友和局外人——托马斯·道格拉斯——塞尔科克勋爵的加入,才让兼并哈德逊湾公司的计划变得明朗起来,使两公司走向了合并,从而意外地化解了这一矛盾。

       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年轻贵族托马斯·道格拉斯1799年继承了爵位后,利用所继承来的财富在爱德华王子岛大量购地,安置失地的苏格兰农民。托马斯通过阅读亚历山大·麦肯齐的探险记录了解到,哈德逊湾公司所拥有的雷德河地区土壤肥沃,植物生长期长达170天。1808年,当麦肯齐向他建议谋求哈德逊湾公司的控制权的时候,托马斯欣然应允。但他的动机却与前者截然不同。麦肯齐是西北毛皮贸易的坚定信徒,他谋求控制哈德逊湾公司既是为了消除竞争对手,更是为西北公司谋求一条更加便捷的贸易通道;而塞尔科克勋爵则是为了推进其殖民计划。

       塞尔科克勋爵乘1808年哈德逊湾公司股票下跌的机会,联合其亲朋大量购买公司的股票,并挤掉麦肯齐,取得了对公司事务的控制权。1809年,塞尔科克勋爵以象征性的10先令的代价,从哈得逊湾公司获得了雷德河地区11.6万平方英里土地的殖民权。这块殖民地以雷德河和阿西尼比亚河谷为中心,向北延伸到北纬52.5度,向西延伸到今天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向南延伸到如今美国的明尼苏达、北达科他和南达科他,是北美最为肥沃的土地之一。作为回报,塞尔科克勋爵需要每年向这里移入200名移民,允许公司在其殖民地内建立毛皮站点,禁止其居民参与毛皮贸易,并为公司退休员工提供份地(42)。

       西北公司对于哈德逊湾公司授权转让给塞尔科克勋爵的这块土地深为愤怒,它正好位于西北公司毛皮路线的中段,公司6个重要的毛皮贸易站都被包括了进去,而且雷德河谷还是西北公司牛肉饼最主要的供应基地。牛肉饼是西北地区毛皮贸易所依赖的最重要的食物供应。在西北公司看来,哈德逊湾公司此举就是要截断其贸易路线,夺取他们所控制的阿萨巴斯卡地区的毛皮资源。虽然无力阻止雷德河殖民地的建立,但西北公司还是不断给它制造麻烦。不仅想方设法阻止塞尔科克勋爵的移民计划,还利用当地的梅蒂人骚扰塞尔科克殖民地。双方的矛盾从最初的抵制和争夺牛肉饼发展为武装冲突。其中最为惨烈的是1816年6月19日发生的“七棵橡树大屠杀”(Seven Oaks Massacre)。塞尔科克殖民地总督森普尔(Robert Semple)只身率领26人前去堵截梅蒂人格兰特所率领的运送牛肉饼的队伍,后者的队伍中夹杂了西北公司的雇员和印第安人。双方的交涉最后演变成一场混战,森普尔一方有21人被杀。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七棵橡树大屠杀”(43)。随后,塞尔科克殖民地投降,其居民被迫离开,前往哈德逊湾。

       “七棵橡树大屠杀”改变了西北地区的一切。它已经从两公司为了争夺毛皮资源而进行的商业对立转变成为战争,现在连毛皮贸易也服从于上述争夺西北地区主导权的武装对抗了。塞尔科克勋爵获悉大屠杀的消息后,当即率领其军队直接攻击西北公司的指挥中枢——位于苏必利尔湖西岸的威廉堡,逮捕了该公司的15名高管,将这些人武断地审判后押往蒙特利尔(44)。塞尔科克不仅完全控制了威廉堡,还派其雇佣军重新夺回了被梅蒂人占领的位于雷德河殖民地的道格拉斯贸易站,并乘胜攻占了西北公司的几个贸易站。

       塞尔科克勋爵的行动证明了西北公司漫长运输线的脆弱性,为了挽回颜面,西北公司对塞尔科克与哈德逊湾公司进行反击,从而引发了两公司之间更进一步的冲突。双方的冲突从两条战线上展开:一是在广阔的西部,两公司为了争夺毛皮资源,尤其是阿萨巴斯卡地区的毛皮资源而导致更进一步的武装冲突;一是法庭上的起诉与反起诉。旷日持久的商业争夺和武装冲突使两公司在西北地区的毛皮贸易都损失惨重,不仅推高了贸易成本,还造成了无辜商人和雇员的死亡。两公司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合作模式,才能保证西北毛皮贸易的正常进行。

       1816年“七棵橡树大屠杀”、塞尔科克勋爵私自带人攻占西北公司的总部威廉堡和对后者的商人进行审判这一系列行为,促使加拿大当局不得不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调查。双方的商业战争在这里变成了法庭上旷日持久的拉锯战。随着整个事件的进展,原本对西北公司较为同情的英国政府和加拿大殖民当局逐渐认识到,西部的悲剧并非哈得逊湾公司一家之错,西北公司也有责任。面对日益剧烈的竞争,英国政府也逐渐转变态度,支持两公司实现某种形式的合作。1819年,英国政府根据各方面调查结果所编辑的蓝皮书《雷德河定居区相关文件集(1815~1819)》认定双方都有过错,并认为非法行为确实存在。该文件得出的最后结论是:毛皮贸易中的敌对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人员损失,冲突双方要停止敌对行动,加强法治,将西北地区的刑事案件提交法律裁决(45)。英国政府方面希望竞争的双方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

       哈德逊湾公司和西北公司之间旷日持久的竞争所导致的人力和物力损失让两公司都考虑早日结束竞争,实现某种程度的合作,但一直无法实现。其实当年亚历山大·麦肯齐策动塞尔科克勋爵购买哈德逊湾公司股票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让西北公司控制哈德逊湾公司的股票,从而消除双方在加拿大西部的竞争。但塞尔科克勋爵的目的与麦肯齐的初衷相去甚远。为了其雷德河殖民地的生存,塞尔科克勋爵多次拒绝了西北公司提出的合并建议,担心后者控制哈德逊湾公司的事务后会解散其殖民地。

       塞尔科克勋爵1820年的去世为两公司的最终合并扫清了道路。在他去世后不久,英国殖民事务大臣巴瑟斯特就向两公司的谈判代表保证:合并后的公司将会被政府授予鲁波特地区往西直到太平洋之间毛皮贸易的独享权利。两公司最终在1821年3月达成了合并协议(46)。英国议会随即通过《1821年法令》,授予新成立的公司除加拿大以外所有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毛皮贸易独享权。新公司以哈德逊湾公司的名称和特许状运行,虽然名义上是两公司的合并,其实是西北公司并入了哈德逊湾公司,哈德逊湾公司的伦敦委员会掌握了公司的领导权。当一名西北公司的高级商人拿到合并协议后惊呼:“合并?这哪里是什么合并,而是臣服!我们快要不行了。”(47)公司的收益按百分比分成,其中原哈德逊湾公司的业主获得20%,西北公司的业主20%,在北美从事毛皮贸易的商人得40%,剩下的20%在西蒙·麦克利夫雷和埃德华·埃利斯之间分配。新公司是哈德逊湾公司的财力和西北公司贸易经验的结合,前者控制了公司的领导权,后者获得了相应的经济补偿,逐渐在新公司中失去了话语权。西北公司所建立起来的漫长贸易线路和商业帝国轰然倒塌,华盛顿·欧文以伤感的笔调写道:“威廉堡的封建王国终结了,它的会议大厅变得沉寂和衰败,宴会厅里再也没有了苏格兰小调的回声,湖泊和森林之王都逝去了。”(48)

       总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竞争,加拿大西部的毛皮贸易终于统一到了一个公司的手中,这个新成立的哈德逊湾公司在以后二十多年里在北美大陆上继续向外扩张,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不过,他们所要面对的主要竞争对手变成了来自南面的美国邻居了。

       四 结论

       从1670年哈德逊湾公司成立起,以它为代表的海湾体系和以蒙特利尔商人为代表的圣劳伦斯河流体系之间争夺毛皮资源控制权的斗争就日益成为北美毛皮贸易历史发展的主线。双方的斗争不仅把北美毛皮贸易的边疆从大湖区一直推进到太平洋岸边,开拓了新的毛皮产地,以毛皮动物的牺牲为代价,为毛皮商人赢得了丰厚的利润,而且还对加拿大乃至北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两大集团争夺北美西部毛皮产地的斗争对卷入毛皮贸易的各印第安人部落来说,在一定时期内他们有了讨价还价的选择空间,表面上看是对他们有利的。但毛皮贸易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资源消耗型产业,它存在的基础是海狸等毛皮动物的存在。而两大集团的竞争则大大加速了毛皮动物在各地灭绝的速度。根据“公有地的悲剧”原理(49),在各自独享的领域,受益人可以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以便于毛皮兽的恢复。而在竞争地区,获取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就是尽可能地比对手多猎取毛皮。结果在两公司竞争状态下,海狸的灭绝速度大大加快,到两公司合并的时候,西北地区原本毛皮资源丰富的很多地区已经不具备商业捕猎的价值了。而这些地区的印第安人由于本地毛皮动物的消失不仅失去了同白人讨价还价的本钱,连以后的生存也更加困难了。因此,对印第安人来说,毛皮贸易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未来的悲惨结局。

       毛皮贸易本身存在的基础是不断得到新的毛皮产地,而这一点在哈德逊湾公司与蒙特利尔商人竞争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两大体系争斗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不断向内陆地区的探险:法裔毛皮商人依靠独木舟和纵横交错的河流不断向西北内陆探险,哈德逊湾公司为了应对他们的挑战,也不断派人深入内陆,寻找新的毛皮资源。无论是深入西部的个体的法裔“森林客”,还是哈德逊湾公司派出的探险队,在两大集团竞相探寻新的毛皮产地的过程中,毛皮商人的脚步几乎踏遍了从大湖区往西北直到太平洋的所有主要河流,记录所经历地区的物产和印第安人情况,完成了西部地理探查的任务。“毛皮商人比士兵、教士、矿工、农业拓殖者、户外运动爱好者和政府派遣的探险者在探险和认识新土地方面贡献更大。”(50)他们拓展了旧世界对新世界西部内陆地区的认识,也为日后的农业开发作了准备。西部史学家比林顿指出:“毛皮商人走在最前面,探查最好的土地,把白人的工具和罪恶带给印第安人,以削弱印第安人自给自足经济,为后来的移民铺平道路。”(51)

       哈德逊湾公司和圣劳伦斯毛皮集团的斗争在把毛皮贸易的边疆推进到太平洋的同时,也在北美大陆上首次建立起第一个横贯大陆的商业体系。西北公司的商人和雇员们沿着传统的圣劳伦斯河流体系往西,利用独木舟和纵横交错的河湖体系,把货物运到西北地区,然后再把毛皮运出,在北美大陆上建立起第一个横贯大陆的运输体系。伊尼斯据此认为:“西北公司是加拿大联邦的先行者,它是建立在法国森林客、印第安人的贡献,尤其是独木舟、玉米、牛肉饼以及英裔美洲商人的组织能力的基础之上的。”(52)

       哈德逊湾公司与西北公司争夺北美西部毛皮控制权的斗争在推动北美西部毛皮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奠定了加拿大乃至北美西部发展的基本格局。伊尼斯指出:“加拿大的边界很大程度上是由毛皮贸易决定的。”(53)两公司不断派人深入内陆探险,在各主要河流和湖泊的关键位置建立毛皮贸易站,这其中有不少贸易站由于其地理位置和先期发展的优势在后来的移民和产业到来后,发展成为城市。加拿大和美国西部的许多城市就是由原来的贸易站演变而来的。除此之外,毛皮商人在探查西部和收集毛皮所经历的许多路线逐渐成为后来西部移民的行进线路。

       收稿日期 2014-04-14

       注释:

       ①相关的著作如乔治·布莱斯在20世纪初出版的《哈德逊湾公司的光辉历史》[(George Bryce,The Remarkable History of the Hudson's Bay Company),伦敦:桑警森·罗·马斯顿公司1902年版],著名毛皮贸易史学家E.E.利奇所著的三卷本《哈德逊湾公司史》[(E.E.Rich,Hudson's Bay Company),多伦多:麦克米兰公司1961年版],以及皮特·纽曼的通俗著作《海湾帝国》[(Peter Newman,Empire of the Bay),多伦多:麦迪逊出版社1989年版],等等。

       ②G.H.史密斯:《韦朗德里在北方平原的探险(1738~1743)》(G.Hubert Smith,The Explorations of the La Verendyes in the Northern Plains,1738~1743),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③保罗·菲利普斯:《毛皮贸易史》(Paul Ghrisler Phillips,The Fur Trade)第1卷,诺曼: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546页。

       ④哈德逊湾公司:《哈德逊湾公司章程与补充章程》(Charter and Supplemental Charter of the Hudson's Bay Company),伦敦:凯辛格出版公司,下载自:http://en.bookfi.org/s/?q=hudson%27s+bay+company&t=0(2014/2/10访问);E.E.利奇:《哈德逊湾公司史》第1卷,第53~55页。

       ⑤E.E.利奇:《毛皮贸易与1857年前的西北地区》(E.E.Rich,The Fur Trade and the Northwest to 1857),多伦多:麦克莱兰与斯图尔特出版公司1967年版,第40页。

       ⑥丹尼尔·弗朗西斯、托比·莫兰兹:《毛皮贸易中的伙伴:东詹姆斯湾地区毛皮贸易史1600~1870》(Daniel Francis and Toby Morantz,Partners in Furs:A History of the Fur Trade in Eastern James Bay 1600~1870),蒙特利尔:麦吉尔—女王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⑦(12)乔治·布莱斯:《哈德逊湾公司的光辉历史》,第59、79页。

       ⑧E.E.利奇:《毛皮贸易与1857年前的西北地区》,第47页。

       ⑨吉纳德·弗里森:《加拿大草原地区的历史》(Gerald Friesen,The Canadian Prairies:A History),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

       ⑩皮特·纽曼:《海湾帝国》,第54页。

       (11)哈罗德·伊尼斯:《加拿大毛皮贸易史》(Harold Innis,The Fur Trade in Canada: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页。

       (13)G.H.史密斯:《韦朗德里在北方平原的探险(1738~1743)》,第130页。

       (14)丹尼尔·弗朗西斯、托比·莫兰兹:《毛皮贸易中的伙伴:东詹姆斯湾地区毛皮贸易史(1600~1870)》,第38页。

       (15)安东尼·亨迪:《内地一年:一位哈德逊湾越冬者的日记》(Anthony Henday,A Year Inland:The Journal of a Hudson's Bay Company Winterer),芭芭拉·贝利亚(Barbara Belyea)编,滑铁卢:维尔弗里德·劳里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16)小沃尔特·邓恩:《边疆的利润与损失:英国军队与毛皮贸易者(1760~1764)》(Walter S.Dunn,Jr.,Frontier Profit and Loss: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Fur Traders,1760~1764),韦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17)E.E.利奇:《蒙特利尔的毛皮贸易》(E.E.Rich,Montreal and the Fur Trade),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36页。

       (18)韦恩·斯蒂文斯:“1760~1800年间英国毛皮贸易的组织结构”(Wayne Stevens,"The Organization of the British Fur Trade,1760~1800"),《密西西比历史评论》(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第3卷第2期(1916年9月),第182页。

       (19)亚历山大·亨利:《在加拿大与印第安人地区的探险》(Alexander Henry,Travels and Adventures in Canada and the Indian Territories),纽约:I.赖利公司1809年版,第314页。

       (20)弗兰克·罗斯:“大湖地区的毛皮贸易”(Frank E.Ross,"Fur Trade of the Great Lake Region"),《明尼苏达历史杂志》(Minnesota History)第19卷第3期(1938年9月),第302~305页。

       (21)E.E.利奇:《毛皮贸易与1857年前的西北地区》,第74~86页。

       (22)哈罗德·伊尼斯:《加拿大毛皮贸易史》,第201页。

       (23)皮特·纽曼:《海湾帝国》,第104~105页。

       (24)(25)亚历山大·麦肯齐:《从蒙特利尔跨越大陆直到太平洋的探险》(Alexander Mackenzie,Voyages from Montreal,on the Riv er of Saint Lawrence,Through the Continent of North America,to the Forzen and Pacific Oceans)第1卷,纽约:W.B.吉利公司1814年版,第ⅩⅩⅣ、ⅩⅩⅡ~ⅩⅩⅢ页。

       (26)吉纳德·弗里森:《加拿大草原地区的历史》,第61页。

       (27)E.E.利奇:《毛皮贸易与1857年前的西北地区》,第143~146页。

       (28)塞缪尔·海恩:《探险日记》(Samuel Hearne,A Journal from Prince of Wales's Fort in Hudson's Bay to the Northern Ocean),多伦多:加拿大麦克米兰公司1958年版,第195页。

       (29)皮特·纽曼:《海湾帝国》,第92页。

       (30)E.E.利奇:《毛皮贸易与1857年前的西北地区》,第177页。

       (31)穆勒—施瓦茨、孙立行:《海狸的习性与历史》(Dietland Müller-Schwarze and Lixing Sun,The Beaver:Natural History of a Wetlands Engineer),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32)亚历山大·麦肯齐:《从蒙特利尔跨越大陆直到太平洋的探险》第1卷,第xxv页;乔治·布莱斯:《哈德逊湾公司的光辉历史》,第121页。

       (33)吉纳德·弗里森:《加拿大草原地区的历史》,第62页。

       (34)哈罗德·伊尼斯:《加拿大毛皮贸易史》,第263页。

       (35)阿瑟·莱伊:《毛皮贸易中的印第安人》(Arthur J.Ray,Indians in the Fur Trade:Their Role as Trappers,Hunters and Middlemen in the Lands of Southwest of Hudson's Bay 1660~1870),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36)(39)哈罗德·伊尼斯:《加拿大毛皮贸易史》,第268,263、275页。

       (37)(38)阿瑟·莱伊、唐纳德·弗里曼:《给我们更好的条件:对1763年以前哈德逊湾公司与印第安人关系的一项经济分析》(Arthur J.Ray and Donald B.Freeman,'Give Us Good Measure':An Economic Analysis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dians and the Hudson's Bay Company before 1763),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00、219页。

       (40)W.凯伊·莱姆编:《亚历山大·麦肯齐爵士日记与信件集》(W.Kaye Lamb,ed.,The Journals and Letters of Sir Alexander Mackenzi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510页。

       (41)保罗·菲利普斯:《毛皮贸易史》第2卷,第314页。

       (42)E.E.利奇:《哈德逊湾公司史》第2卷,第300~301页。

       (43)吉纳德·弗里森:《加拿大草原地区的历史》,第75~79页。

       (44)E.E.利奇:《毛皮贸易与1857年前的西北地区》,第224~225页。

       (45)英国下院:《雷德河定居区相关文件集(1815~1819)》(British House of Commons,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d River Settlement 1815~1819),韦斯特:图文科学公司1985年印刷,第284~287页。

       (46)吉纳德·弗里森:《加拿大草原地区的历史》,第83页。

       (47)皮特·纽曼:《海湾帝国》,第138页。

       (48)华盛顿·欧文:《阿斯特里亚》(Washington Irving,Astoria,or,Anecdotes of an Enterprise beyond the Rocky Mountains),纽约:G.P.普特南公司1863年印刷,第25页。

       (49)加勒特·哈定:“公有地的悲剧”(Garre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科学》杂志(Science)第162卷第3859期1968年12月),第1243~1248页。

       (50)G.马尔卡姆·刘易斯:“印第安地图”(G.Malcolm Lewis,"Indian Maps"),卡罗尔·朱迪、阿瑟·莱伊主编:《旧路径与新方向:第三届北美毛皮贸易史研讨会论文集》(Carol M.Judd and Arthur J.Ray eds.,Old Trails and New Directions:Papers of the Third North American Fur Trade Conference),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页。

       (51)雷·艾伦·比林顿著,韩维纯译:《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00页。

       (52)(53)哈罗德·伊尼斯:《加拿大毛皮贸易史》,第262、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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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逊湾系统与圣劳伦斯系统争夺北美毛皮资源的斗争_哈德逊湾公司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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