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评议空间的开创——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为中心（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央研究院论文,之二论文,会为论文,中国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这次选举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最重要的原因是提名办法不佳，有些可能当选的学者根本没有被捉名，“令人无从选出，颇有遗珠之感”。如杨钟健就提出地质学方面发现北京人化石的裴文中就应当选，但没有被提名。朱家骅也说：“各院校、各研究机关、各专门学会所提名者，其主持人往往谦逊而提名他人，致本人未曾提出；或注意本机关人士，而未及其他人士，或注意其他人士，而未及本机构人士，或提名机构不合规定，以致尚有学术界著名人士，未经选入，弥引为憾。”（注：朱家骅：《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95页。）也有人批评当选者与中研院同仁及有关人物过多，夏鼐先生分析表明，有21位院士就职中央研究院，其中13位所长中11人当选。他说：
中央研究院的所长和专任研究员，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他们的工作和贡献，院中同人自然比较熟悉。又加以人类到底是感情的劝物，朝夕相处的熟人之间多少有点“感情”的关系。所以同等成绩的学者，也许是院内的人比较稍占便宜。（注：夏鼐：《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观察》第5卷第14期。）
因此，他提议说：“为着‘避嫌疑’及延揽院外人才起见，也许需要采取一种政策，如果遇到有同等成绩的学者，优先推选院外者，以表示礼貌（Courtesy）”。
具体分析这份名单，只有朱家骅、王世杰、翁文灏、王宠惠等少数人物属于“政客”。但正如夏鼐所说，这些行政官僚，“他们所以当选，并不是由于做官的煊赫，实是由于他们在学术工作方面的贡献”。（注：夏鼐：《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观察》第5卷第14期。）世杰、王宠惠在法学上，翁文灏在地质学上都有奠基作用。至于朱家骅，杨钟健回忆说地质学当选6名院士中，“独朱对于地质方面的工作太少。然因别的原因（推进工作有功）而当选。此事为许多人不满。”（注：杨钟健：《杨钟健回忆录》，地质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页。）汤佩松几十年后的回忆中还说：“至今我仍未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个别院士是怎样被‘遴选’进来的？并且又如何‘当选’为第一任院长的？”（注：汤佩松：《为接朝霞顾夕阳》，载韩存志主编《资深院士回忆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其实朱家骅直到1957年在台湾被蒋介石逼迫辞职一直是代院长，也不是第一任院长。）朱家骅以“研究德国侏罗纪石灰岩、创办并主持两广地质调查所，奠定华南地质研究基础”当选院士，名不副实。他作为院士的著作目录上，仅有两篇博士毕业时代的论文，因此，以“研究家”名义当选院士，自然遭来非议。
根据中央研究院组织法，院士资格两大条件之一是“对于所专习学术之机关，领导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绩卓著者”。自1940年蔡元培逝世以后，朱家骅代理中研院院长已八载有余，对中研院的发展及整个中国科学进步的贡献有目共睹。（注：关于朱家骅对民国科学技术的影响，参阅拙文《朱家骅的科学观念与国民政府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代中国》第14辑。）因此，如果朱家骅以院长这个职位而不以研究专家名义当选为院士，恐怕更令人信服。在一个角色日益专业化的时代，“科学家”这个名义是不容易担当的，是科学推进者就是科学推进者，是政府官员就是政府官员，要窜位到科研岗位或者其他位置，自然“名不正，言不顺。”
81位首届中研院院士群体，集中了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三代人，仅以科学技术方面（数理组与生物组）53名院士来看，既有中国近代学术的开创人，也有他们的学生，还有他们的学生的学生；年纪最大的是1883年出生的钱崇澍（65岁），年龄最小的是1911年出生的陈省身（37岁）。5位数学院士中许宝绿、华罗庚都仅比陈省身大1岁，他们不满40岁就当选为院士，可见当日学术界之风气。
具体分析这53名院士的当选资格，有吴有训、叶企孙、陈桢、戴芳澜、汤佩松、饶毓泰、曾昭抡、张景钺、苏步青、贝时璋、吴宪、林可胜、姜立夫、蔡翘、李宗恩、张孝骞、李书华、庄长恭、严济慈、吴学周、李四光、竺可桢、周仁、王家楫、翁文灏、杨钟健、秉志、钱崇澍、胡先骕、袁贻瑾、谢家荣、李先闻、邓叔群等33人两个条件都具备。其中仅以主持学术机关当选院士的可能有朱家骅、姜立夫、李书华、叶企孙、周仁和袁贻瑾等人。在《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录》的著作目录上，姜立夫只有1945年发表在《科学记录》上那篇用矩阵方法改写并发展了圆素和球素几何学的论文。李书华著作也仅1922年发表的论文两篇。（注：李书华被称为“政治科学家”。吴大猷回忆说李是一个非常好的绅士，回国后曾教过物理，但未做物理研究。吴大猷《吴大猷文选》第7册，第102-103页。）叶企孙分别为1921、1925年发表的论文2篇，都是学生时代的成果，回国后“即不研究特别问题”了。周仁亦仅1915-1937年间发表了3篇文章。袁贻瑾论文仅5篇，相比其他医学家如陈克恢论文225篇，实在是太少了点。
从当选81名院士及其当选资格看，这一院士群体确实是当时中国各门科学的代表人，“足以代表今日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从其评选过程来看，基本上充分尊重了学者们的权利。政治意识形态并没成为先决条件，学术成就及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成为唯一标准，因此有郭沫若当选，表征了当时学术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状况。当然，首届院士选举的学术性保证，与评议会组成成员的学术性密不可分。院士选举时聘任评议员中有王宠佑、吕炯、唐钺、张云、何廉等，当然评议员中张钰哲、赵九章没有当选，有些人甚至没有成为候选人。可见只要一切从学术出发，有时“近水楼台也得不到月”。
1948年9月23日，第一届院士会议举行，翌日选举第三届评议会评议员32人：数理组陈省身、苏步青、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庄长恭、翁文灏、竺可桢、茅以升、淩鸿勋，生物组秉志、伍献文、陈桢、胡先骕、钱崇澍、李宗恩、林可胜、冯德培、汤佩松、俞大绂，人文组汤用彤、冯友兰、胡适、陈垣、赵元任、李济、梁思成、王宠惠、王世杰、周鲠生、钱端升、陈达。此为首次由院士选举产生的评议会，由此，“本院主持人为院长，构成之主体则为院士，学术评议之责属于评议会，而从事学术研究者，则为各研究所，国家学院之体制，于本院成立二十年之今日，乃告完成。”（注：《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第4页。）
四、中国学术评议体制的形成及其异化
科学评议和奖励，在科学规范内部有其独特的结构，最为有名的自然是以科学家命名，第一等级是诸如哥白尼宇宙体现、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这些科学发展的时代性标志；第二等级是某门学科之“父”或奠基人；下一等级是分支学科的奠基人；再下一等级是将发现者的名字缀在某种发现物的后面，或以名字命名一些计量单位等等。这些科学规范内部对科学独创性的崇高奖励，是任何其他世俗的奖励都不能替代的。但科学发展史上大多数独创性并不能归入上述极为崇高的奖励中，这就需要科学共同体或专门的组织进行评议和奖励。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评议并不由政府主持，往往是一些由科学家自己组织的民间学术社团或其他民间组织担当，匿名评审是其核心，这自然是西方学术独立最为基本的体现。（注：国际上也几乎不存在像中国这样由政府主持的各种科技成果评审（包括各种奖励）。参阅顾海兵等《中外科技成果评审制度：比较与对策研究》，《开放导报》2004年第2期。）
中国学术评议与奖励体制的建立，民间学术社团也很努力。中国科学社自1929年开始，设立、管理有高君韦女士纪念奖金、考古学奖金、爱迪生电工奖金、何育杰物理学奖金、范太夫人奖金、梁绍桐生物学奖金等奖励青年科研才俊的奖项；还曾有向国内科学研究最著名者颁发“中国科学社奖章”的想法，并制定了章程，计划每年年会召开时颁奖，但最终没有结果。中国工程师学会也有赠给工程师荣誉金牌的奖励，当选条件一为发明工程上新学说，或有裨人类及国防之机械物品或制造方法；二为负责主持巨大工程解决技术上之困难。侯德榜、淩鸿勋、茅以升、孙越琦、支秉渊等都曾因对中国工程事业有巨大贡献而获此殊荣。此外，还设有天佑奖学金、子博公路奖学金、仪祉土木水利奖学金、朱母奖学金、石渠奖学金、诵芬工程奖学金等，主要奖助对象是青年工程师及工科大学生。中国地质学会设立了奖励学术的葛氏奖章（葛利普学生王宠佑捐资发起，先后有葛利普、李四光、步达生、丁文江、德日进、翁文灏、杨钟健、章鸿钊等获得）、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许德佑先生纪念奖金、马以思女士奖学金、纪念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等。
中国因缺乏民间资助学术发展的传统，学术社团的学术评议与奖励也不具备全局性，其影响力不能与政府的学术评议奖励相提并论。在学术评议奖励的制度建设方面，民国初年政府已经开始“行动”。1914年7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学术评定委员会组织令》，“章校阅各学科论文著述，奖励学问事务”。1918年3月，教育部又颁布《学术审定会条例》，“处理……学术上著述及发明之审定事务”。（注：《民国法规集成》第27册、第28册。）但这些学术评议与奖励制度化努力仅仅停留于纸面。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积极从事国家学术体制的建设，除中研院评议会外，1940年教育部还专门成立了学术审议会作为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除审议相关高等教育事项外，将学术评议与奖励纳入，侵入了中研院评议会的“领地”。学术审议会由教育部部长、次长、高教司司长和25位聘任委员组成。聘任委员中12位由教育部直接聘任，另13位由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校长选举。1940年3月，选举冯友兰、傅斯年、竺可桢、吴有训、周鲠生、王世杰、邹树文、茅以升、马寅初、颜福庆、蒋梦麟、腾固、马约翰为聘任委员，加上教育部长官陈立夫、顾毓琇、余井塘、吴俊生和12位直接聘任委员吴稚晖、朱家骅、张君劢、陈大齐、郭任远、陈布雷、胡庶华、程天放、张道藩、曾养甫、赵兰坪，首届学术审议会组成。这一成员名单相较中研院评议会，很大程度上由政府官员与党务工作者占据主导地位。第二届委员无多大改变，直到朱家骅出任教育部长后，委员中党务工作者份量才有所降低。学术审议会最重要的学术评议工作是在1941-1947年间共评选出6届包括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等在内的学术奖励。（注：具体名单参阅教育部年鉴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民国二十三年至三十六年），总第866-872页。关于学术审议会的组成与具体运作参阅张瑾《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审议会述论》（《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但其中有些错误，而且主要将该组织作为教育组织考察。）写中研院评议会在学术评议奖励特别是物质奖励方面毫无成效相比，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可谓“顺风顺水”。
这样，中国学术评议体制就形成了以政府主持的中研院评议会和教育部学术审议会为主、民间学术社团组织为辅看来较为完整的体系。在这一体制中，政府起着主导作用，民间社团无论就其影响力还是作用都不能与政府相提并论。政府方面，教育部学术审议会更具有行政机关的倾向，中研院评议会更趋向学术性。也许正是由于学术审议会浓厚的官员背景，使其工作开展较为顺利。从担当的功能与具体运行结果来说，中研院评议会更多的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术奖励，院士这一终身名誉是最高奖赏，是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各种奖励所不能相比的。教育部学术审议会担当的更多的是外在性的评议与奖励，多有物质作基础。也就是说，由中研院评议会和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各自建制起了学术界内部的学术评议和外在性物质奖励两大部分。
中研院评议会与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应该有所合作，特别是其人员组成方面还有许多重叠。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似乎矛盾更深。学术审议会的成立不仅直接侵入评议会领地，而且导致整个中研院有合并到教育部或考试院的危险，使评议会一时间“沉默寡言”。也许正是因为感觉到中研院与教育部的隔阂，1941年3月20日在重庆举行的评议会第二届第一次年会通过了与教育部联合发起全国学术会议的提案。朱家骅在题为《全国学术会议召集意义》的讲话中如是说：
就大体论，中国研究学术之组织，方在开始建设之时期，本院人力物力均属有限，欲独立担负推进全国学术之重任，常感困难，因此本院评议会决议召开全国学术会议，集合全国学者，并酌请外国学者参加，与本院同仁共策进行，以唤起全国上下之注意，蔚成普遍注重科学之学风，而使研究学术之环境得以改善，全国学术之提倡得以顺利，以促进研究工作之猛进。（注：王聿均等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5-6页。）
但是，朱家骅及其中研院评议会的决议案并没有得到教育部的响应。学术审议会与评议会各自的独立存在，表征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之间的矛盾与不和谐，特别是抗战期间陈立夫任教育部长时，与朱家骅小团体派别之争也影响到了两个机构的关系。
与教育部学术审议会作为一个政府组织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而在学术评议方面成效显著不同，中研院学术评议不能顺利实施，与它作为一个政府组织又要保持学术独立有密切关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的理想，开始实行教育、研究共为一体的大学区制度，结果很快宣告失败。之后，中研院脱离教育部成为直辖于国民政府的一个独立的专门研究机关，与政府的关系相比教育部等而言，具有更大的独立性。无论是院长选举还是各研究所所长的任命、研究人员的聘定、研究方向的确立、评议会评议员的选举等等，都是其内部事务，可自行解决。因此，中研院作为蔡元培及其当时学人学术独立追求的最后一片天空，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总体看来，民国时期学术评议与奖励，与国际上通行相比，并没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机制，民间学术社团或者说学术界自身在这方面的建设还很薄弱，这仅仅是民国科学体制化走上政府化不归路在一个方面的表现而已。这不仅对民国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未来中国学术的进程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当时社会还存在相当的学术自由空间，学术评议与政治也有疏离的时候，学术评议奖励过程与结果与政治关系本身并不密切。评议员们选举院士时完全以学术为标准，政治趋向并不作为考虑的因子，无论是规章制度还是具体的运作过程也较为公正合理；评议员选举院长可以完全不考虑蒋介石的意愿，表征了学术独立于政治的一面。教育部学术审议会选聘部聘教授时，虽然有三民主义这样的学科设置，而且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学，三民主义都是必修的政治课程，但委员们可以让这一课程不成为学科，三民主义教授自然不能成为部聘教授。这样看来，民国学术评议奖励体制虽然主要表现为政府化的形式，但具体运作及其结果在相当程度上却是学术性的，内容与形式并没有真正统一。
附录：150名候选人候选理由
数理组49人
江泽涵：分析与拓扑学之研究，主持北大数学系
姜立夫：圆与球的几何之研究，曾主持南开数学系
许宝騄：数理统计之极限分配、近似分配等研究
陈省身：微分几何、积分几何及积分与拓扑学之关系等研究
陈建功：傅氏级数、正交函数等研究，曾主持浙大数学系分析组
华罗庚：分析数论及方阵几何学等研究
熊庆来：无穷级半纯函数之研究，曾主持清华数学系
苏步青：卵形论与投影微分几何等研究，主持浙大数学系
吴大猷：光谱及天文物理等研究
吴有训：X光之康普顿效应等之研究，曾主持清华理学院及物理系
李书华：电极膜对于游子之选择透过性等研究，主持北研院
周培源：气体力学及相对论等研究
桂质庭：中国地磁测定等研究，主持武汉大学理学院
叶企孙：磁学研究及普朗克常数之测定等研究，主持清华理学院及物理系
赵忠尧：伽玛射线、中子吸收与放射等研究
严济慈：光谱、压力对于照相效应，水晶振动及应用光学等研究，主持北研院物理所
饶育泰：光谱、电离作用、电子等研究，主持北大理学院及物理系
朱汝华：与维生素K及维生素B等有关化合物之综合
吴宪：蛋白质化学、营养研究及血液分析方法等研究，主持协和医学院生理化学系
吴学周：多原分子之紫外光谱、分子构造及分解能、溶液中之反应结构等研究，主持中研院化学所
纪育沣：嘧啶及其衍生物之制备，国药之化学研究
孙学悟：发酵工业等之研究，主持黄海化学研究社
庄长恭：男女性内分泌素有关发酵类之综合研究，主持北研院药物所
曾昭抡：有机合成及分析之研究，主持北大化学系
黄子卿：热力学、溶液及比空三方面之研究
尹赞勋：研究中国各纪无脊椎动物化石、山西大同火山、中国火山之分布，历任江西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主任
王竹泉：测制太原榆林幅地质图、订定大同煤系时代、研究大青山煤田构造、拟定陕北油井位置获得成果
朱家骅：研究德国侏罗纪石灰岩，创办并主持两广地质调查所、奠定华南地质研究之基础
李四光：研究中国地质构造、发现第四纪冰川、中国地质及
科之研究，主持中研院地质所
李善邦：用重力法测探水口山铅锌矿、创制新型地震仪，主持鹫峰地震研究室
孟宪民：研究华中华南金属矿产、探测个旧锡矿获得成果
俞建章：研究中国既宁系珊瑚化石及分层，主持重庆大学地质系
孙云铸：研究中国古生代地层分层及三叶虫及其他化石，主持北大地质系
翁文灏：创立华南矿床分带、燕山运动、地震与构造关系、华煤分类新法、剥蚀与沉积之研究等，曾主持中央地质调查所
黄汲清：从事四川及新疆油田地质等研究
杨钟健：研究禄丰恐龙，新疆穆氏水龙兽及山东蛙化石等，主持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
谢家荣：煤岩学、中国铁矿床分类、铝土成因等研究、发现淮南新煤田及漳浦铝矿，主持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
竺可桢：中国气候学、气候领域、风暴生成、水旱分布与天文及地理等研究，曾主持中研院气象所
王宠佑：冶锑研究，著有《锑》及《钨》两书
汪胡桢：中国水利工程之研究，著有水利设计多种
周仁：钢铁理论及制造之研究，主持中研院工学所
施嘉炀：著有水力发电计划数种
侯德榜：制碱研究，著有《碱之制造》一书
茅以升：桥梁应力之研究，主持钱塘江大桥工程之设计及施工
淩鸿勋：研究我国铁路工程之技术标准，主持粤汉铁路及陇海铁路两段重要工程之设计及施工
程孝刚：机车设计制造、桥墩设计及机务标准等研究，曾主持各铁路机务工程
蔡方荫：结构工程中桥梁应力之研究
萨本栋：电机工程中多相电路各问题之研究，著有《电路分析》等书
罗忠忱：在唐山工学院主持力学
生物组46人
王家楫：原生动物分类形体生态等研究，主持中研院动物所
伍献文：鱼类形体生理分类生态等方面及寄生虫之研究
朱洗：细胞学及实验胚胎学之研究，主持北研院生理所
贝时璋：细胞学及实验形体学等研究，主持浙大生物系
秉志：比较解剖学、昆虫学等之研究，曾主持中国科学社生物所
胡经甫：中国昆虫分类之调查与研究，主持燕京大学生物系
陈世骧：昆虫分类及幼虫形体之研究
陈桢：金鱼之遗传与演化及动物社会行为等研究，主持清华生物系
童第周：实验胚胎学之研究
刘承钊：两栖类动物分类分布生态等研究
胡先骕：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及新生代古植物学之研究，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
殷宏章：植物生长素之研究
秦仁昌：中国蕨类植物之分类研究，主持庐山森林植物园
张景钺：植物形态学之研究，主持北大植物系
裴鑑：植物分类学之研究
刘慎谔：植物地理学、植物分类学及菌类学等研究，主持北研院植物所
钱崇澍：植物分类学及植物生态学之研究，主持中国科学社生物所
戴芳澜：菌类学及植物病理学之研究，主持清华植物病理研究部分
罗宗洛：碳水化合物之代谢作用等研究
饶钦止：淡水藻类学之研究
李宗恩：列体虫病、线虫病、回归热等研究，曾主持贵阳医学院
胡正详：黑热病等研究
洪正闾：寄生原虫、钩虫及其与人体之关系等研究
袁贻瑾：统计学及防疫学之研究，主持中央卫生实验院防疫研究所
马文昭：高氏体与分泌之关系、吗啡中毒之细胞变化及血球发生史等研究
张孝骞：胃肠病之研究，主持湘雅医学院
汤飞凡：疱疹、牛痘等过滤毒之研究，主持中央防疫处
冯兰洲：锥虫病、黑热病、疟疾、丝虫病、螺旋体病及内虱虫病之寄生虫研究
刘士豪：研究钙之新陈代谢
陈克恢：强心剂等之药理研究
黄鸣龙：男女内分泌素之综合、蛔蒿素及国药化学等研究
吴定良：各族骨骼之研究及黔苗体质之探讨等研究，曾任中研院人类学组主任
汪敬熙：内分泌对于行为之影响、中枢神经之动作电势及中枢神经发展各期对于行为影响等研究
陆志韦：记忆与视觉之研究，主持燕京大学心理系
臧玉洤：脑视觉与学习之关系及胃饥饿收缩与行为动机等研究
林可胜：胃液分泌、延髓中交感神经中枢、胆囊收缩、脑下腺之神经支配等研究，曾主持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
徐丰彦：哺乳类呼吸循环系统等研究
汤佩松：细胞呼吸及代谢等研究，主持清华生理研究部分
冯德培：肌肉和神经之收缩等研究
蔡翘：神经系统之解剖及生理碳水化合物代谢、止血机构等研究，主持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系
李先闻：小麦、小米、玉蜀黍杂种染色体之行动研究，曾主持四川省稻麦改良场
俞大绂：蚕豆等作物病害、小麦大麦黑粉菌之生理分化与抗病育种等研究
冯泽芳：棉花育种之研究，主持中央棉业改进所北平分所
赵连芳：稻连续遗传之研究，曾主持中央大学农艺系
邓叔群：植物病理学、菌类学、森林学等之研究，曾主持甘肃洮河林场
刘崇乐：经济昆虫之研究，主持清华昆虫研究部分
人文组55人
吴稚晖：思想家，著有《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等
金岳霖：治西洋哲学，著有《逻辑》、《论道》等
陈康：治希腊哲学，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均有专著
汤用彤：治中国佛教史，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
冯友兰：治中西哲学，著有《中国哲学史》等书
余嘉锡：治考证之学，重要著作有《四库提要与辩证》
胡适：研究中国思想史与中国文学史
唐兰：考订甲骨文字、利用古文字材料建立中国文字学理论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排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
杨树达：继承清代朴学风气，整理古书，研究古文法与古文字学
刘文典：治校勘考证之学
李剑农：研究中国经济史货币史
柳诒徵：主持南京国学图书馆多年，主讲大学史席多年
徐中舒：用古文字与古器物研究古代文化制度
徐炳昶：治古史，著《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等书，主持北研院史学所
陈垣：专治中国宗教史，兼治校勘学、年历学、避讳学
陈寅恪：研究六朝隋唐史，兼治宗教史与文学史
陈受颐：研究近世中西文化交通之早期史
傅斯年：治中上古史，利用新材料与新眼光考订古代制度地理及文籍体制，主持中研院史语所
蒋廷黻：主持大学史学系多年，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
顾颉刚：以怀疑精神研究古史，倡导古地理学之研究
王力：研究中国语言与古代音乐，兼治中国语法
李方桂：致力于边疆各种语言之调查与研究，并考订上古语音
赵元任：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研究之创导者，规划并实行汉语方言调查工作
罗常培：专治中国中古语言史与中国音韵学史，有厦门四川两处方言调查报告
李济：为我国田野考古之领导者，精于中国史前文化及殷代陶器铜器之研究
梁思永：主持大规模之殷墟工作，又发现南北史前文化次序之实证
郭沫若：研究两周金文，以年代与国别为条贯自成体系，又于殷墟中卜辞加以分析研究
董作宾：利用发掘经验将殷墟卜辞测分时代，又考订殷代历法及祀典
梁思成：主持中国营造学社多年，研究中国古建筑物，实地搜求、发现甚多
徐鸿宾：精于中国艺术品之演变流传及真伪辨定，主持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多年
王世杰：研究比较宪法，主持国民政府法制局，于宪法制度甚有贡献
王宠惠：早年以英文翻译民法，至今有国际声誉，在国内对于法律修订及宪法制度多所贡献
吴经熊：研究法律哲学，任法院法官，参加历法工作，均有成绩
李浩培：研究国际私法，主持法律学系多年
郭云观：研究英美法律，任法院法官，著有成绩
燕树棠：研究国际私法及法律哲学，主持法律学系多年
周鲠生：研究国际法及外交，主持政治学系多年
张忠绂：研究中国外交及行政学
张奚若：研究西洋政治思想
钱端升：研究比较政治制度及现代中国政治制度
萧公权：研究西洋及中国政治思想
方显廷：研究工业革命及中国工业
何廉：推进经济研究及指数编制，主持南开经济研究所
巫宝三：研究中国农业经济及中国国民所得
马寅初：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及财政金融诸问题
陈总：主持清华经济系及法学院
杨西孟：研究生活费指数之编制及物资问题
杨端六：研究会计货币银行，主持武汉大学经济系
刘大均：从事中国工业之调查研究，创办主持经济研究所
吴景超：研究中国之社会经济中阶级制度、工业化、经济建设诸问题
凌纯声：研究边疆民族中主赫哲、苗、瑶、畲族
陈达：调查并研究中国劳工、人口、移民
陶孟和：研究中国都市及乡村社会，主持社会调查研究机构
潘光旦：研究中国家族、人才血缘诸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