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代工人阶级的社会存在特征及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存在论文,工人阶级论文,成因论文,当代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构成发生了与前30年很不一致的变化。工人阶级作为我国的领导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它从外延到内涵呈现出的许多新特征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恩格斯曾说：“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1]（P278）清醒地认识我国工人阶级的构成特征及其嬗变成因，对调整工人阶级内部关系、凝聚工人阶级的整体力量，从而维护社会稳定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当代工人阶级的社会存在特征
（一）工人阶级内部构成多元化，更富有生机和活力。
工人阶级队伍继续拓展，广泛分布于各个行业中，“据统计，到2001年底，我国职工总人数已超过3亿。”[2]除了传统的成分，还包括乡镇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三资企业职工和大量进城的农民工。公有制企业的职工虽是工人阶级的主体，但呈逐年下降趋势。在“传统产业”中就业的工人比重也明显下降。从事教育、文化艺术、公共管理、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人数增长很快，电子传媒业、通讯技术行业方兴未艾，给吸纳劳动力带来无限机会。
和改革前的工人阶级构成相比，现在的工人结构更富有活力。他们中有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者、有文化科学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有经营企业的管理者、有从事社会活动的领导者。这些群体差异，使各具特色、各有所长的成员在不同的行业领域中能充分发挥出各自的聪明才智，使社会资源配置相得益彰，保证工人阶级处于一个动态的有生机的发展过程。
（二）脑力劳动者增多，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工人阶级与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密切相连，从事一线操作的工人比例大幅度下降，大量劳动者处于直接生产之外，在电子、核能、化工、航空等新兴高技术工业部门，产生了许多靠脑力劳动的复杂工种。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从事销售业务、办公服务的职工大大增强。从1986年开始，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不再进“接班”、“顶职”职工，而是改进技校生、大专生，现在大学生进厂当一线工人不再是新鲜的事。在国有经济单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断增加，1978年，“专业技术人员为434.5万人，2001年则达到2169.8万人。”[3]（P13）一些综合素质高、知识含量高的复合型人才是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很多成为IT业、电信业、金融保险业和外资、港澳台经营企业的高级职员。我国还有500多万公务员和3600万事业单位的职工近年来素质也大为增强，一大批高学历、高水平、高职称的人才走上了领导岗位。
虽然工人阶级的智力和智慧大大提高，但知识分子所在部门和地区分布不甚合理，多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发达城市。老少边穷的困难地区、行业和企业不仅难以寻觅到急需的高级技工、技师，而且人才流失还相当严重。
（三）无产已不是工人阶级的代名词，一部分人开始富起来。
市场经济已使过去高度同质的“平均主义”荡然无存，随着财富的积累，工人阶级逐步由无产者发展到有产者。一些工人除了工资为主要收入外，还有其他收入来源，比如拥有房产出租，成为企业股东占有红利，利用业余时间获取兼职收入。一部分告别“铁饭碗”“下海”成功的知识分子与外企的高级白领及少数社会管理者、企业管理者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工人的工资。此外，我国各地区行业所有制单位职工收入增长不平衡，不同群体之间收入水平、生活质量差距逐渐拉大。一般来说，国企职工收入普遍低于外资企业、国有垄断行业，沿海地区单位职工工资又高于内陆职工。这种物质差距还将持续下去，工人阶级整体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本质上是与中国其他阶级的共同致富实践同向的。
（四）所有制归属跨越大，劳动者具有多重身份。
多数工人对企业的归属感、依附感较以前有明显减弱。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工人阶级与公有制是不可分割的，都属“公家人”。改革开放后，工人在所有制归属上开始出现了多样化、多层次的变化，即一个利益主体有多重身份。有些人既属于公有制职工，又是非公有制的一员，其中又分属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及其他从业人员。比如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留职停薪人员，在原有单位保留有劳动、人事档案关系，又请长假自办公司、企业或在私企外企打工，获取收入。一部分党政官员利用职权之便既不离岗离职，又暗自或联合他人经营办厂，成为兼任经济实权的“两栖人”。不同所有制的归属，对工人的收入、社会地位、职业稳定性有很大影响。
（五）工人阶级中出现下岗失业职工，产业工人有失落感。
计划经济体制时代，企业基本不存在下岗工人问题，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的“终身制”被打破，企业由于技术改造、资产重组、兼并收购或最终破产，工人被迫离开工厂，成为过去由待业青年为主转向下岗职工为主的失业结构中的一员。下岗工人最多的是在我国一些老工业基地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多集中在低效益的煤炭、机械、纺织、林业，部分轻工业和国有商业部门。有资料表明：2001年，“全国大概有2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员，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10％。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如果能在2010年之前完成，大约要向社会释放1/3以上的冗员。”[4]（P88）失业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突出因素，也给工人阶级队伍的自身建设带来严峻的挑战。
不仅如此，现阶段仍旧存有轻视体力劳动者、戴有色眼镜看待产业工人的现象。有些从事脏、累、差工种的农民工的自由和尊严受到践踏，他们承担了劳动负荷最大的体力活，工资常常却被无故克扣和拖欠，恶劣的工作环境得不到改正，应有的福利待遇、民主权利和精神文化权益得不到保护，这种现象在私营、小型外资企业中情况更为严重。昔日的国企工人一向以地位高、职业稳、收入好而自豪。由于市场竞争的无情规律，由于自身原因和劳动力供大于求等因素，产业工人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常常感到自己地位卑微，不仅“在政治上失势，在经济上也失势”。
（六）工人阶级内部矛盾复杂化，群体利益有分化。
由于行业的多样化和行业间在收入、社会地位、职业稳定性等方面的差距，我国工人阶级利益分化明显，利益差距引发矛盾之争。
其一，农民工和城市正式职工之间的矛盾。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务工成为“新式工人”，他们以吃苦耐劳、勤劳本分赢得了社会经济组织的青睐。农民工的大量涌入，对城市部分年龄较大、文化技术水平较低、从事简单劳动、社会活动能力差的人有一定的冲击。他们认为这些农民工抢走了自己的饭碗，致使自己的工资待遇非但不能提高，还随时面临“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就业压力。
其二，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因为与体力工人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不同，存在相互不理解。如今高学历、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智力资源，获得较高的报酬和职业声望。一些工人不自觉地在思想意识里，把知识分子群体排斥在本阶级之外，认为工人阶级就是工人，“现在吃香的是知识分子，传统的产业工人不吃香了”。同时，一些知识分子也没有在思想上正确认识自己的阶级属性，往往外在于工人之外。
其三，普通职工和企业经营者、政府管理者的矛盾。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生产关系的变革难免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各级领导干部是政策法规的具体操作者，人民群众一遇不满情绪和意见，矛头就直指党政官员。在企业中，普通职工与法定代表人、经营者的劳资纠纷也层出不穷。少数公务员、经营管理者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违反《劳动法》、《工会法》、《企业法》等规定置工人利益而不顾，又加强了这种矛盾。
二、当代工人阶级特征的成因
第一，科技革命是工人阶级构成变化的原动力。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持久地涉及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成为传统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生长点。
从20世纪中期至今，以微电子、信息、核能、生物工程及海洋科技的崛起为标志，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发展开始进入突破、综合创新的阶段。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逐步成为各国综合国力水平的首要因素。
科学技术引发社会分工状况的重大变化，促进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合理化。长期以来，人类社会的基本分工是工业和农业两大分工，后来出现了第三产业，现在有些发达国家还出现了第四产业——信息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的两大产业不断地走向衰退，第三产业迅速崛起，逐步取代第一、第二产业成为主要的产业，我国由于经济落后，这种变化才开始，但变化速度相当快，发生了和西方国家基本一致的趋势。三大产业不同速度的增长随之导致工人阶级就业结构的明显变化，人们倾向在更高层次的产业中就业。
现代科技革命引发生产力整体的变革，自然也引起同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工人阶级的变化。因管理技术、智能技术、生产作业体系发生质变，昔日被束缚在机器流水线上的具体操作工人减少，在劳动者队伍中出现了一大批懂得现代科学技术、具有较强适应能力和创新意识的知识型工人，越来越多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变成了脑体双重劳动的工人，成为科学技术载体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国政府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推进工人阶级知识化、技术化的进程结合起来，努力创建学习型社会，很多人通过自考、远程教育、脱产培训，加入到知识分子阶层中或社会管理者行列中。
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了国际间的生产、资本、贸易、人才流动。国际资本看中了中国广大的劳动力市场和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他们纷纷到中国投资办厂，在得到一部分利润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给我国广大劳动者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供了机会。
第二，改革是工人阶级构成变化的历史契机。任何一种结构的变化往往同社会变革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这样一种深刻和广泛的变革，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也使工人阶级遭受洗礼。
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所带来的变化和物质成果，使工人阶级内部分化成为可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成为阶级构成变化的推动力量，它打破了单位、社会与国家同构时的纯粹的公有制格局，不少人改变了原来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单位，转入个体、私营、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就业，或成为自由人员。分配领域的制度创新也直接影响了阶级结构的变化，新的个人分配制度更突出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职工收入与单位经济效益高低、对社会贡献多少、劳动强度大小挂钩，使以经济利益为基础所产生的新阶层的规模越来越大，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高收入者阶层。
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分化成为现实。国家民主生活化、法制化的进程打破了由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所造成的社会壁垒。工人与干部之间的严格界限被改革后的干部人事制度所冲击，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国开始实行公务员制度，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原则，无论原来何种身份，只要符合公务员资格均可报考录用，很多农民、工人因此进入了干部队伍。此外，户籍制的松动，使农民不再被政策性措施严格限制在本乡本土上，农民进城务工有了很大的自主性。在企事业单位，由于政治深化、政企分开，企业的住房分配、医疗保险等福利设施社会化，人们减少了对单位的过分依赖，开始大胆地去寻找适合个人发展的社会空间。
第三，社会流动是工人阶级构成变化的加速器。“外力拉动型”的选优流动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影响到社会关系的变化，从而造就新的更符合社会需要的结构。
首先，社会流动促发了人们期望改善自身状况的动力。在向上流动的工业社会里，人们通过自己的知识学习、技能培养、工作努力和机会选择，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改变人生的命运轨迹。社会流动使人的个性解放与个人创造性才能发挥的空间得以拓宽，创造出多种带有竞争和鼓动进步性质的流动渠道，过去从一而终的“身份型”就业模式被市场化、契约化的方式所替代。人们在城乡、行业、部门甚至国际之间自由流动，通过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不断挑战自我、实现自我，获得一定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其次，企业富余职工下岗被迫参与流动，通过自谋职业或政府的再就业工程重新就业，下岗职工在社会流动过程中不甘沉沦，不仅磨练了自强不息的品格，而且思想观念、人生价值重新定位选择，他们普遍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变失业压力为创业动力，把再就业当成再创业的起点，在为自己开辟另一条生存道路的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砖加瓦，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再次，社会越稳定，人们流动越频繁，反之，开放有序的流动，又带给社会生活更稳定的基础，为社会变迁提供动力。我国目前处在社会发展最稳定、各阶级关系最和谐的时期，各阶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积极向上的群体流动过程是一种社会变迁的量变积累过程，一旦发生了合乎人类历史规律的质变，社会亦向前迈进了一步。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工人阶级的构成变迁不是孤立、个别地产生的，而是受到几种历史趋势的影响，表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合力作用。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工人阶级内部群体特征的这种嬗变是不可避免的，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它的外延和内涵必定还会继续丰富和发展。
三、当代工人阶级构成变化中几个关键性问题
中国工人阶级的构成变化确实给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统一带来消极的影响，但消极因素是任何阶级任何时候都有的，有清流就有浊流，关键是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它。应当看到工人阶级构成变迁符合社会发展的主流，对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具有多方面的、持久的积极影响；要认识到工人阶级构成变迁是继续深化改革、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其实质是如何处理工人阶级内部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协调统一问题，是如何处理执政党建设与经济建设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先进性与历史滞后性的特殊环境下，我们要有前瞻性的视角和思维处理好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不能动摇。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优势。如果说从革命者到建设者，从奴役者到自觉劳动者，从无产者走向有产者，中国工人阶级经历了铭心的风雨历程，成为共产党坚不可摧的阶级基础，那么在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工人阶级更是我们党的伟大创造力量和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探索者，在新时期的国际风云变幻面前，把工人阶级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紧迫和重要。
2.紧紧抓住“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根本。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改革是要付出必要成本和代价的，工人阶级是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也是改革成本的主要垫付者。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富裕，如果没有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那就负担不起改革的成本。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积极探索与挖掘符合经济发展进步要求的生长点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即“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5]（p377）
3.坚定“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尽管工人阶级内部知识分子的增多，使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显著提高，先进性也更为鲜明，但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科技人员的绝对数量还远远低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比例，尤其是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很薄弱。当今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使我国工人阶级加速实现知识化、技术化的任务显得极其紧迫和严峻。我们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工人阶级提高素质和技能的体系，提高工人阶级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自觉性，永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
4.按照“社会公正”原则，保证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权利。我国工人阶级构成发生变化使社会演进面临一系列公正问题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是工人阶级队伍中各群体收入差距增大。本来工人阶级整体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本质上是与中国其他阶级的共同致富实践同向的，但收入悬殊过大，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团结和阶级认同感。二是工人阶级内部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少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运作不规范，有的形同虚设，在改制的企业，“新三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很少甚至没有工人代表参加。三是在一些民营企业、私营企业，职工的基本劳动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无礼咒骂、克扣工资、随意搜身，不提供医疗或工业意外保险等严重践踏工人群众自由和尊严的劳资纠纷事件屡屡发生。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农民工”在就业、居住、劳动保护、子女入学等方面也面临种种歧视。为了疏导和化解这些社会不公和刺激，党和政府要综合运用市场调节手段、民主协商手段、法律手段，强化劳动部门职能，创造维护工人阶级价值和尊严的利益表达机制。
5.用好“安全阀”与“减震器”，加强下岗失业工人的社会保障工作。失业下岗，是现阶段我国工人阶级面临的最为敏感的问题。长期以往，不仅“导致贫穷、排斥出消费市场、家庭关系紧张、社会网络分割”[6]（p15）等社会弱势，还会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威胁。在构建覆盖全社会网络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时，不仅党和政府要把关怀送到下岗失业工人群体中，使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扶持，而且还要积极发挥社会基层组织、民间慈善机构等“第三部门”的作用，鼓励社会公益事业，倡导全社会对贫困失业人员的扶持和救助。
6.坚持“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把工人阶级的力量、信心凝聚起来。一要通过人性化的现代教育理念，广泛包容和正确引导工人阶级内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冲突，引导工人阶级的新成员从自发自在的状态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二要增强工人阶级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职业道德观的教育，引导职工群众正确处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得与失、现实与未来的关系。
总之，新时期工人阶级队伍的变化给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察事物的基本立场、方法，与时俱进地看待和分析新时期工人阶级的新变化，又要批判那些否认阶级存在、混淆阶级阵线和抹杀阶级内部矛盾的错误观点，不断吸收传统工人阶级理论的合理成分，结合我国工人阶级变化的新特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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