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前的躁动——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革命派论文,资产阶级论文,心态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在辛亥革命前10年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鼓吹、倡导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其中较为突出的思想有三种。(1)排满反帝的民族主义：他们把排满与反帝直接联系起来，提出摆脱清朝专制主义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思想，并提倡培养民族主义的情感。(2)开民智、进文明的革命进化论：他们把革命与进化相联系，认为，革命是开启民智的钥匙、是民众由奴隶成为主人的途径、是野蛮进到文明的手段。(3)铲除奴性的“无圣”与“革天”：奴性的表现是做君主专制下的奴隶、做古圣先贤的奴隶和做天命神学的奴隶，这三者之间有内在联系，目的都叫人匍伏在君、圣、天之下，使人丧失自由、平等、独立的意识，因此，革命派明确提出了“无圣主义”和“革天”的主张，以使民众从奴性意识中解放出来。
本世纪初，民族矛盾的激化使一大批人由爱国走向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政治力量已经从潜流成为时代的主流。孙中山的背后，是支持着他的较有力的社会后盾。在兴中会成立后，相继产生了一批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其荦荦大者有华兴会（1904.2，湖南）、中国教育会（1902.4，上海）、爱国学社（1902冬，上海）、光复会（1904.10，上海）、同盟会（1905.10，日本东京）、科学补习所（1904.7，武昌）等。在辛亥革命前10年的准备时期里，鼓吹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刊物也乘时而起。《中国日报》、《国民日日报》、《民立报》、《民报》、《游学译编》、《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童子世界》、《江苏》等等，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影响比较大的报刊。至于革命书籍，则以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杨笃生的《新湖南》、章太炎的《訄书》等，为风行一时、鼓动人心的作品。这里，对孙中山自成一体的政治思想不加论述，而主要从社会政治思潮的角度，对革命派中广为流传的一些革命观点作些考察。这一考察，既顾及到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颇有声名的思想家，也考虑到一些不太出名的革命者。
一、排满反帝的民族主义
义和团运动与庚子事变，使愈来愈多的人进一步认清了清廷的腐败与卖国。特别是在1903年春的拒俄爱国运动遭到清政府的镇压以后，爱国志士抛弃了对清廷的幻想。与此相应的，是排满情绪的日益高涨。革命派充分利用每一个细小的可以鼓吹排满的机会：他们号召剪去发辫，说发辫是清王朝奴役汉族的标记；他们主张改用黄帝纪年，说以清朝皇帝年号纪年是专制主义的记号，是不利于汉族生存的。刘师培说：“中国政体，达于专制之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纪年，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击自破矣。”①他们在报刊上登载史可法、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的像片和传记；他们不遗余力地著文介绍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等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思想与事迹。投入维新派怀抱而后转向革命派的杨笃生认为，王船山的学说可以时时刻刻激起人们的爱国、种族之恨。②他们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了“革命军中马前卒”、“汉族中之一汉种”、“辕孙”、“汉驹”等笔名，以动员民众起来进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他们把排满与反帝直接联系起来，主张“外拒白种，内覆满洲”。③他们觉得，开议院、立宪法之类的变革无法使中华民族脱离奴隶地位，唯一的出路是革命，而革命要成功，就要倾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清廷。表现得最激烈，也最有理论色彩的当数章太炎了。
章太炎，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从古今中西之争来看，他的排满反帝的政治主张，有源自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也有受西方进化论影响的。④1933年，辛亥革命22周年，他作讲演时说：“余成童时，尝闻外祖父朱左卿先生言：‘清初王船山尝云，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之入主中夏则可耻。’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⑤1901年，章太炎作《正仇满论》，提出革命就是排满的主张：“今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夫所谓革命者，固非溷淆清浊，而一概诛夷之也。”⑥不可否认，章太炎的民族主义中，是有大汉族主义倾向的。但他的排满不是排斥所有的满人，主要排除封建君主专制以及为它服务的国家政权、官僚机构与军队：“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非排一切满人。”⑦他说：“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⑧想使中国不沦为欧美列强的属地，要激发士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革命者的当务之急便是排满。以排满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是和一定的政治目标相联系的：“民族主义者，与政治相系而成此名，非脱离政治之外别有所谓民族主义者。”⑨这个政治目标，就是反对异族的统治，具有鲜明的反帝内容。
章太炎从进化论的角度，非但论证了异族统治的非法性，而且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他认为，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不同种族的进化是不一致的。进化较速的民族比较文明，进化晚缓的民族比较野蛮：“化有早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他把世界上的民族，分为文明与野蛮两大类。华夏民族与欧美民族“皆为有德慧知之氓”；欧美的生蕃、亚洲的戎狄“其化皆晚，其性皆犷。”⑩后者还没有真正脱离动物的状态。他以为汉族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是属于戎狄范围的：“其种族不足民，其酋豪不足君。”(11)章太炎把矛头指向了满族。让野蛮的满族来统治文明的汉族，显然是违反了进化论的科学道理的。那末，一个文明民族统治另一个文明民族行不行呢？章太炎的回答是否定的。这种统治，即使统治亿万世，也不能承认它的合理性：“异种者，虽传铜瑁至于亿万世，而不得抚其民。’(12)“异种’，不仅包括野蛮的戎狄，也指文明的欧美民族。“安论其戎狄与贵种哉？其拒之一也矣。”(13)章太炎的反帝思想是相当明显的。对于汉族来说，“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而欧美少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在彼不在此也。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甚烈千万倍于满洲。”(14)一个民族如果为异族所统治，那就要通过全民族的斗争去推翻这一统治。“兴复旧物，耕夫织女，将有任焉。异国之不忍，安忍异种？”(15)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是具有反帝性质的爱国主义。他一再声称，民族主义并非囿于汉族的。“吾曹所执，非封于汉族而已。其他之弱民族，有被征服于他之强民族，而窃其权柄，奴虏其人民，苟有余力，必当一匡而恢复之。”(16)他在受命起草《亚洲和亲会约章》时声明：“以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为宗旨，要求“一切亚洲民族，有抱独立主义者，愿步玉趾，共结誓盟。”(17)自湖南人赵必振在1903年从日文译出一本叫《二十世纪怪物帝国主义》的书后，中国人始以帝国主义代替“列强”这一称呼。但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自保其邦族”的口号，则自章太炎始。其后约定俗成，为社会上各种爱国的政治力量所接受，这里自然有章太炎的一份功劳。
章太炎认为，要达到排满反帝的目的，就得提倡和培养民族主义的情感：“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萎黄矣。”(18)1906年6月，章太炎刑满出狱，孙中山派人到上海把他接往日本。他在东京欢迎会上的演讲中说，要实现革命的目标，最紧要的是，“第一，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19)他提倡的“国粹”，指的是汉族历史，包括三项内容：一是民族的语言文字；二是古代典章制度中的好东西；三是中国历史上许多建功立业、有学问的优秀人物的事迹。他用“国粹”来培养人们爱国爱种的心思，目的是要人们抛掉民族虚无主义，去掉民族自卑感，坚信中华民族完全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自然是属于爱国主义范畴的。然而要求保存国粹，使得章太炎同封建意识难以真正割断内在的联系，也是他日后政治态度日益保守的原因之一。1917年春，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后，刚从南洋回来的章太炎在上海发起了一个“亚洲古学会”，说什么“迩来西势东渐，我亚人群，有菲薄旧日文明，皮傅欧风，以炫时俗者。亚洲古学，益虑沦亡”(20)，实际上与新文化运动站在了对立的方面。
二、开民智、进文明的革命进化论
在唯物史观尚未被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以前，进化论一直是他们变革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想武器。革命派与维新派虽说都信奉进化论，但却有着实质上的区别。革命派是把革命与进化相联系，视革命是实现社会政治变革的主要手段，坚决反对维新派以渐进为核心、以改良为目的的庸俗进化论。上个世纪末还是虎虎有生气的维新志士，在本世纪初成了名副其实的改良派。他们在政治上坚持中国社会的行程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决不能通过革命躐等而进。
革命派把革命与进化看成是一回事。他们认为，“人类之所以有今日，以自古及今，历数百万次大小之革命，有以造之也。革命多而猛，则社会之进化速也。”(21)这是以社会前进的动力为进化，但进化的速度得由革命次数的多少与激烈的程度而定。李石曾的这一观点，是相当多的革命派人士的共识。张继在1903年编译了一本《无政府主义》的书，在序言中他说：“革命为图存之良药，革命为进化之利器。”(22)邹容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23)是说中国能够由革命而进化到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派强调，革命就是质的变革而非量的递进。“革命者，非徒抉旧目的物以去，且将载新目的物以来，而所欲破坏之目的物，与所欲建设之目的物，其性质必相反，此适宜于社会，则彼必不适宜于社会。”(24)汪精卫认为，革命是要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机体，而不是在旧政体上作修修补补。社会政治的新陈代谢，是一种新质的代替旧质的革命。这从哲理上论证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
革命派中宣传进化论影响较大的是章太炎，他在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提出了“革命开民智”的思想：“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25)这是针对康有为关于“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皆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26)所主张的。他认为，“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27)每经过一次竞争，人的观念、认识、策略都会有所进步。“人心”，是指变革中国社会的政治认识。这种认识不是象康有为所说的，是先天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在活生生的政治斗争中“孟晋不已”的。“革命开民智”的学说，已经有政治认识依赖于社会斗争实践思想的萌芽。
相信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这是进化论者的基本原则。在这一方面，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并无分歧。但在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上，康有为坚持进化只能循序前进，决不可诉诸于暴力革命；章太炎从进化与革命相联系的观点出发，强调革命是实现社会政治进步的重要手段，个体与社会群体的智慧的进化是同革命事业息息相关的。革命不只是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而且是新社会机体诞生的良药：“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28)基于进化论的“革命开民智”的思想，为推翻清王朝的暴力革命的合理性作了充分的论证。
此外，《革命军》一书，集中体现了革命派的政治心态。邹容说：“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革命也……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善良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29)从革命的进化论出发，邹容强调推翻君主专制统治是“世界之公理”。人类社会由“野蛮而进文明”，其必由之途是革命。邹容的“野蛮而进文明”的具体含义，是指民众从“奴隶”而为“主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就君权至尊无上而言，整个国家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皇帝；就封建等级关系而言，人是上一级的奴才与下一级的主人。处于最底层的民众就是名副其实的奴隶了。在邹容看来，革命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使广大民众“脱去数千年之奴隶性质”，而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自由、平等权利的“主人”。此一“主人”，在革命派那里更多的时候是被称为“国民”的。国民和奴隶有本质区别：“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30)国民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独立人格的术语，是指立宪国家或民主共和国里享受民主权利的人民。奴隶是指专制国家里无民主权利而充满奴性的人民。《革命军》中第五章的标题就是“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派对自由、平等、独立的理解充满着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在他们看来，自由不是别的，而是从“君权之压制”与“外权之压制”下“跳出来”；平等是要人们去掉“尊卑上下之分”，“主奴”、“贵贱”的界限；独立则为摆脱“奴颜婢膝唯唯听命”的状态，不再“摇尾乞怜于外人之前”。(31)邹容认为，自由、平等、独立是一种天赋人权，革命就是要恢复人所固有的权利。他说：“故我同胞今日之革命，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以立于性天智日之下，以与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于平等自由城郭之中。”(32)他迫切希望民众去阅读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即《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的《自由之理》（即《论自由》），以及《美国独立檄文》（即《独立宣言》），从中得到革命的启迪。“吾道其东”(33)表明邹容不象康有为那样把天赋人权的实现推到遥远的未来，而是直接诉诸于现实暴力革命。
革命是开启民众智慧的钥匙，革命是民众由奴隶成为主人的途径，革命是去掉“奴隶根性”而实现“天赋人权”的通道，革命是从野蛮进到文明的手段。这些观点经过革命派从进化论的角度大力渲染后，革命的思想日益深入民众的心坎里，革命成为本世纪初的时代最强音而广为流传。
三、铲除奴性的“无圣”与“革天”
如果一个人尚存有“奴隶根性”的话，那末就绝对不会萌生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念头，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识。从君主专制下的奴隶解放出来，是使人们成为有自由、平等、独立意识的国民。革命派认为，民众的奴性还集中体现在作古圣先贤的奴隶、作天命神学的奴隶等两个方面。这三者之间并非相互割裂而是有内在联系的，其目的都是叫人匍伏在君、圣、天之下，使人丧失自由、平等、独立的意识。他们指出，历代的独夫民贼为什么要给孔子加上“至圣”的徽号呢？这是“因为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独夫民贼之收买奴隶者，正思利用之，以保守其产业，乃阳崇孔子，奉以文宣王在成至圣种种徽号。”(34)他们点出了历代君主专制与奉圣尊孔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君主无圣人，则其压制臣民较难，惟有圣人而君主乃操纵自如，以济其奸。”“彼以圣人学说，纯正无弊，不妨屡用之。文则尚学，学则尊君，尊君则子孙万世帝王之业可固。又复出一令：当法圣人，非圣者无法。使之不敢不从，而后可以高枕。由是言之，圣人与君主，互相为因，互相为果。”(35)这样的揭示是相当深刻的。尊奉孔圣人，是出于“子孙万代帝王之业可固”的目的。“非圣无法”，是说孔圣人的言论有法律的效力，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到晚清并无丝毫的变更。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讲民主的、是信奉进化论的，从而为他维新变法的主张服务。攻击康有为最猛烈的给事中余联沅所持的理由就是康有为“非圣无法”；“似此荒谬绝伦，诚圣贤之蟊贼，古今之巨蠹也。昔太公戮华士，孔子诛少正卯，皆以其言伪而辩，行僻而坚……今康祖诒之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较之华士、少正卯，有过之而无不及。”(36)针对这种情况，革命派以大无畏的精神倡言不作圣贤的奴隶，明确地提出了“无圣主义”的铲除奴性的主张。
革命派的“无圣”说抄没了传统圣贤崇拜的家底。革命派中有家刊物叫《河南》的，在1908年发表了署名“凡人”的《无圣篇》。作者从科学发展、政治制度与民主意识三方面，论证了“无圣”的必然性：“立学术界前途之大本，必自无圣始”；“破专制恶魔，必自无圣始”；“谋人类之独立，必自无圣始。”(37)从近代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圣人无非是某一方面有专门特长的人，“能鸣一艺，特见其长，殆无不可称之为圣，并重于世，即今日所谓专门者是也。”(38)“圣非为不变物”。“圣非普遍物”，圣人是可被超越的。(39)“学之自由发达，将有千百出天诸圣之上者”，其前提条件是要破除专制统治，由崇圣进而提倡的“圣学”，是符合专制主义统治利益的理论，这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的：“儒者无术再以圣学诱人入奴隶籍矣。”(40)这便击中了“圣学”的要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圣学”长期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政治行为。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就是“圣学”构成了政令、法律的依据或政令、法律的一部分。余联沅上奏弹劾康有为，是很能说明事情的。反“圣学”，就是反对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从民主思想上看，“圣学”是培养奴性的工具，使人人成为仰赖守成之顺奴。作者认为，“必自无圣始”，才能确立自由、独立的民主思想。“夫人克独立，不甘为君之子，以为学问，则人格日高，世风日美，循此以往，将有自由发达之望，而人之品类又增进一级。”(41)类似的观点不只是这一篇，有的态度更为激烈。1908年的《新世纪》杂志里，有署名“绝圣”的一篇《排孔征言》，把反孔视为进行政治革命的先决条件。“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今又凭依其大祀之牌位，以与同胞酬酢……夫大祀之牌位一日不入火刹，政治革命一日不克奏功。”(42)在当时发表的众多文章中，《无圣篇》的说理全面且透彻，更何况该文明确树出令人触目的大纛：“无圣主义”(43)。
马克思说：“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44)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对圣人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同时，又以民主思想来消除“非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的奴性。他们从平等观念出发，把“圣贤”从宝座上拉下来与众“我”平起平坐。他们认为，“圣贤”与“我”都是“人”，“他能够成为圣贤，我难道不可成为圣贤？我为什么要做他的奴隶，桩桩要依了他呢？”这是一。其二，从进化论的角度，批评了圣贤为“万古之师”的论调。他们认为，今胜于古，是时代发展的普遍规律。圣贤的言行即使合乎过去，也不一定适用于今天，更何况圣贤言行“也有好有不好的”(45)，还得作具体分析。其三，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家为圣贤，赋予圣贤以革命的品性。“我但望吾同胞做现在革命的‘圣贤’，不要做那忠君法古的‘圣贤’。”(46)陈天华明言，“华盛顿”为“大圣贤”(47)，虽给人以旧瓶装新酒的感受，但却表达了革命党人的激情。
革命派另一充满激情的口号是“革天”。《国民日日报》有一篇题为《革天》的文章，认为对冥冥之中的天命抱信仰的态度，体现在社会的统治思想与风俗习惯这两个方面。作者既批判了孔子天命论、汉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与宋儒的（朱熹）天理论，又对传统习俗中“黄天不负苦心人”、“万事不由人算定”（信天）、“各人头上有青天”（畏天）等等听任天命主宰而甘做奴隶的心态作了分析，指出，天命神学是束缚民众行为的精神枷锁，是一种“无量的网罗”，要坚决地“冲破”。(48)“起尧舜以下政治家问之，则举所有不可归结之案，无不奉之于天。”(49)中国数千年“崇尚不可知之天道，而沮败当前即是之人道”，在“公理大明，人智日进”的今天，已不适合时代的需要了。作者宣告，“天革，而他革乃可言”，把“革天”当作其它一切革命的前提。“革天”的矛头是指向君权神授论的：“谓代天者只一人，号之为天之子，殆不可训。”作者指出，“当前之人道就是“以己之权，行己之志。”(50)“以己之权”，就是西方的天赋人权；“行己之志”，就是个人具有自由独立的民主思想。天命神学巩固了君主专制，而君主专制又以奴役民众为目的，这里有着一环扣一环的关系。“革天”，就是要革掉为君主专制与奴役民众服务的天命神学。为何天命神学能千古如斯地控制着人们的政治思想呢？我认为，天命神学的实质是一种权威主义。权威和权威主义不是一回事。在任何社会里，在人与人之际以及涉及分工协作的社会结合中，权威总是需要的。恩格斯指出，出于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分工和协调这一现实的需要，客观上必定要产生“权威原则”。(51)如在家庭里，父母是孩子们的权威，但家长又应该是家庭的一员，不能凌驾于家庭成员之上。纲常名教所主张的“父为子纲”，以主奴关系去规范父子关系。这就是权威主义。权威主义强调人们在主观上必须依附一个权威，否则人们的行为和精神就没有寄托。历史上的孔子不失为伟大的哲人，但他又是一个天命论者。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52)“大人”是社会上的统治者，“圣人之言”就是经典里的垂训，而“大人”与“圣人”自称是“天命”的代表。价值标准是由权威（“大人”、“圣人”）来掌握，权威则以“天命”为依据。孔子的“三畏”说就是权威主义，要求人们依附于“天命”、“大人”、“圣人”，这就为天命崇拜、君主专制与圣人崇拜提供了理论依据。权威主义满足了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为历代封建帝王所大力倡导。它又经过历代思想家，主要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与朱熹的天理论的多次加工，从而使权威主义得到理论上的强化。在政治权力与社会统治思想的双重作用下，权威就成为顶礼膜拜的偶像，人就自我异化为奴，就象革命派所指出的，中国成为一个“奴隶狱”，“有奴隶牛马之习惯”。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又使一部分人形成崇洋媚外的奴性，出现“内奴外奴之重重胶结而不可解”的情况，使“国展转其亡，人嬉游以待死。”(53)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要推翻清廷进行革命，就得发动民众；发动民众，就一定要使民众从奴性意识中解放出来，打倒圣、天（神）、君等等偶像，让沉睡的东方巨狮苏醒过来。此即邹容在《革命军》中认为“中国之所谓二十四史，实为一部大奴隶史”(54)的原委所在。
以上比较侧重于历史上不太有名的一般革命者，并结合章太炎、邹容等著名革命家的主要观点来分析的。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固有的弱点，他们往往持着以少数人的先知先觉去启迪民众的唯心史观，这是时代的使然，对此不应苛求。
注释：
①刘师培：《黄帝纪年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下引该书简称《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卷下册，第722页。
②参见杨笃生《新湖南》，《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16页。
③《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61页。
④参见拙文《近代中国的古今中西与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江海学刊》1988年第4期。
⑤章太炎：《民国光复》，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6页。
⑥章太炎：《正仇满论》，《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94页、第97页。
⑦章太炎：《排满平议》，《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269页。
⑧章太炎：《訄书·客帝诓谬》，《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⑨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31页。
⑩(11)章太炎：《訄书·原人》，《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166页，第167页。
(12)(13)(15)章太炎：《訄书·原人》，《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169页。
(14)章太炎：《革命军约法问答》，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432页。
(16)章太炎：《五无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430页。
(17)陶治公：《亚洲和亲会约章》抄件。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43页。
(18)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70页。
(19)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2页。
(20)《发起亚洲古学会之概况》，《时报》1917.3.5。
(21)民：《普及革命》，《时代选集》第2卷下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021页。
（22)转引自蒋俊、李芝龙《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23)(29)邹容：《革命军》，《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51页；第651页。
(24)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22页。
(25)(26)(27)(28)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80页，第181页。
(30)（31)《说国民》，《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72页；第73～74页。
(32)(33)邹容：《革命军》，《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67页；第650页。
(34)《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法古》第532页；《箴奴隶》707页。
(35)吴魂：《中国尊君之谬想》，《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45页。
(36)《翼教丛编》卷二。
（37)(38)(39)(40)(41)(43)凡人：《无圣篇》，《时代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267页；第266页；第263页；第264页；第271页；第268页。
(42)绝圣：《排孔征言》，《时论选集》第3卷，第208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45)(46)君衍：《法古》，《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530页；第532页。
(47)陈天华：《猛回头》，《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版，第50页。
(48)（49)(50)《革天》，《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17～718页；第716页；第717页。
(5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1～554页。
(52)《论语·季氏》。
(53)《奴隶狱序》，《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
(54)邹容：《革命军》，《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72页。
标签：章太炎论文; 章太炎全集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革命军论文; 民族独立论文; 康有为论文; 国学论文; 邹容论文; 君主专制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