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退出壁垒下宏出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壁垒论文,有效性论文,制度论文,下宏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0)05-0004-08
一、问题的提出
近来，我国经济学界对于通货紧缩问题给予了较大程度的关注，绝大多数学者承认我国经济已发生了通货紧缩。根据通行的定义（即通货紧缩表现为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有些学者（如曾康霖，1999）所提出的反驳理由（从“环比”而非“同比”的角度看，我国并未发生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应当说是不能成立的。一国物价指数的测定之所以用“同比”而非“环比”的方法，是因为物价水平存在着季节性变化（农副产品生产、建筑业等受到季节的明显影响）。因此，“同比”计算的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已足以标志通货紧缩的存在。
诚然，如果仅仅出现通货紧缩现象，还不可能引起人们如此高度的警觉。事实上，在我国通货紧缩发生的同时，还存在着经济增长率降低、消费低迷、投资不振等问题。换一种说法，那就是有效需求不足——致使实际的总产出未能达到潜在的总产出水平。更直观一些则是我国经济经历了事实上的衰退过程。值得重视的是，在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较为有力的财政、货币政策之后，这种经济衰退并未得到根本扭转。目前，虽然消费和外贸出口的形势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投资却仍然增长缓慢，而且总的景象是，政府投资强劲，而民间及外商投资下滑。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我国已经走出了通货紧缩的困境。
为什么我国政府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未能取得合意的效果？我国通货紧缩的主要微观基础是什么？显然，以上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我们未能发现或重视通货紧缩的微观基础，而宏观政策的作用力又无法落在这种微观基础之上，最终的结果是不证自明的。本文认为（除消费因特定的预期之外），由于我国迄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企业退出壁垒，行业的赢利性便无法通过市场得到自动恢复；较低的市场赢利性又进一步降低了厂商的预期利润率，从而导致民间投资下滑，最终引发通货紧缩。本文将从理论上阐明：在这种“病理”下，长期盛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会失去其应有的效力（注：在本文中，“凯恩斯主义”特指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学说与主张，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则指通行的、旨在变动总需求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二、完整的乘数与财政政策的弱作用
关于乘数原理与财政政策弱作用之间的关联已由戴园晨(1999)作出分析。戴文根据简单的乘数公式导出：我国政府投资拉动总需求扩张中的乏力归因于现阶段极低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这个结论是能够成立的。不过，仅有该结论还显得不够全面。下面我们将要给出一则较为完整的乘数公式，并通过乘数原理阐明财政政策弱作用所可能基于的条件。
产品市场的均衡是指事前总支出与国民收入相等的这样一种状态，即E[,2]p=Y
设：E[,2]p=C+I[,2]p+G+X-M (1)
(C、I[,2]p、G、X、M分别表示消费支出、事前投资、政府购买、
出口和进口。)
C=a+bY[,2]d(2)
[a、b、Y[,2]d分别表示自发性消费、边际消费倾向、以及个人可
支配收入；(2)式为消费函数。]
Y[,2]d=Y-T(3)
[T、
、t分别表示税收、自发性税收、以及边际税率；(4)式为税收函数。]
I[,2]p=I[,2]A+iY(5)
[I[,2]A、i分别表示自发性投资和边际投资倾向；(5)式为投资函数。]
[等式(6)、(7)分别说明政府购买和出口独立于国民收入。]
M=hY(8)
(h表示边际进口率。)
当产品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时，则：
(9)式右端第一项
就是较为完整的乘数(K)，第二项
则为事前自发性支出(Planned Autonomous Expenditure,A[,2]p)。简化表示则：
Y=K·A[,2]p(10)
上述分析表明：(1)均衡国民收入在数值于等于乘数与事前自发性支出的乘积,事前自发性支出通过引致性支出最终构成倍加于自身数额的均衡国民收入，这就是乘数原理；(2)乘数原理的作用过程即是产品市场均衡的实现过程；(3)均衡国民收入不仅取决于事前自发性支出的多少，而且取决于乘数的大小；(4)乘数的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税率、边际进口率、以及边际投资倾向；(5)边际消费倾向与边际投资倾向越高则乘数越大，边际税率和边际进口率越高则乘数越小，反之则反是。
众所周知，财政政策所运用的是政府购买和税收这两种工具；扩张性财政政策或者通过增加政府购买（其中包括政府投资），或者通过减税（降低边际税率和自发性税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地加以实施。显然，平衡预算条件下增加政府购买的举措，其作用的效力将被税收的增加所大部抵消。所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意味着赤字财政的发生，而后者的程度又决定着前者的实施空间。从1998年下半年起，我国政府一直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1999年我国已形成财政赤字1797亿元，这不可能不对日后该项政策的继续实施产生相应的制约作用。从目前的情况看，该项政策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究其原因，除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外，低下的边际投资倾向则是降低乘数从而减弱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力的又一决定性因素（边际税率和边际进口率可基本视为稳定）。边际投资倾向反映的是引致投资的程度，即国民收入的变动对于投资变动的影响。当边际投资倾向较低时，因政府投资增加所致的国民收入增加，只能诱致较小的新的投资增加额。这样，在边际投资倾向较低的情况下，政府投资的增加不可能对总需求和均衡国民收入的提高产生合意的影响，因为该项政策有效性赖以存在的乘数作用受到了明显的限制。我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所形成的反差，可以作为边际投资倾向低下的一项有力的佐证。
从理论上讲，导致扩张性财政政策弱作用的另一可能的因素是挤出效应。我们在上文考察事前自发性支出时尚未引入利率这一变量。其实，自发性支出中的自发性消费和自发性投资均可为利率的函数。当政府投资增加致使国民收入提高时，货币需求将会相应增加；假如货币供给保持不变，就会促使利率上升；而利率的上升又会反过来降低自发性消费和自发性投资。这种因政府支出的增加挤掉部分其他自发性支出的现象被称为挤出效应。然而，在我国现阶段，利率完全由中央银行直接决定，并且在财政扩张的同时又连续降低利率；因此，挤出效应的可能性被完全排除。这样，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货币↓
乘数↓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力↓，便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推论。
三、是流动陷阱，还是投资陷阱？
通货紧缩不仅是经济衰退（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或体现，而且是克服经济衰退的一种自动机制。当价格总水平下降时，即使名义货币供给保持不变，真实货币供给也会增加；此时，如果利率具有上下变动的伸缩性(flexibility)，那么利率将会下降，自发性消费和投资（私人自发性支出）就会增加。这种经济衰退的自动克服机制被称为凯恩斯效应。显然，凯恩斯效应若要成立，应具备以下条件：(1)利率具有伸缩性；(2)真实货币供给的增加能使利率下降；(3)私人自发性支出能够对利率的下降反应灵敏。条件(1)是指凯恩斯效应发生于资本市场自由定价（市场利率）的背景之下；条件(2)和(3)则分别与本节标题中的“流动陷阱”和“投资陷阱”密切相关。流动陷阱指的是真实货币供给的增加不能使利率下降的这样一种状态（即LM曲线呈水平状）；而投资陷阱则是指私人自发性支出对利率的变动不敏感（即IS曲线呈垂直状）。以上两种“陷阱”中的任何一种存在，均会导致凯恩斯效应的失灵。
本文在此引出凯恩斯效应，并不打算就通货紧缩对于经济衰退的自动克服机制展开全面的讨论，而是要指出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正是通过凯恩斯效应而形成的，即通过名义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提高真实货币供给，从而实现降低市场利率以刺激私人自发性支出增加的目标；反之则反是。因此，前面论及的影响凯恩斯效应发挥作用的“流动陷阱”和“投资陷阱”，同样能够成为致使扩张性货币政策失效的两种原因。诚然，关于真实货币供给的增加如何降低利率的机理的认识，凯恩斯本人与凯恩斯主义者之间有所不同。凯恩斯认为：真实货币供给的增加会使人们用更多的货币去购买有价证券，证券的价格便会上升，从而导致利率下降。换言之，货币供给与利率之间的关联在凯恩斯那里是通过证券市场实现的。这就使得他对于流动陷阱的理论刻画必然建立在证券市场的基础上：当真实货币供给增加时，假如人们预期证券的价格已达到最高值，就会坐而观望不再购买证券，利率就无法进一步降低；此时，扩张性货币政策就会失效。而凯恩斯主义则将货币供给与利率的关联主要建立在信贷市场的基础上：当货币供给增加时，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量便会增加；可贷资金的供过于求，将会导致商业银行降低存贷利率，从而实现信贷市场的均衡。其实，证券市场与信贷市场均为资本市场的具体形态，两者在均衡的实现过程中是相互作用的：公众在各种金融资产之间的自由选择、以及厂商在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权衡取舍，将使两种市场实现共同均衡——两种市场上的利率发生趋同。
无论货币供给与利率之间的关联建立在何种具体的资本市场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都是通过中央银行对于商业银行基础货币的投放和控制加以操作的。在商业银行各种储备率和现金——存款比率给定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基础货币的变动将导致货币供给量确切倍数的增减。这便是货币乘数原理。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正是基于这一原理，即中央银行通过基础货币的控制，精确地把握货币供给量，从而根据要求达到升降利率的目的。在此，有两点需要解释清楚：第一，货币乘数的作用过程便是信贷市场均衡的实现过程；第二，货币乘数的精确性依赖于商业银行给定的储备率和现金——存款比率。假设原有的信贷市场处于均衡之中，当中央银行借助某种政策工具（准备金率、再贴现率、或公开市场业务）增加了商业银行的基础货币（存款）时，由于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发生供过于求，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商业银行就会通过降息将增加了的可贷资金发放出去，而这笔贷款又会转化为另一笔存款。因此，货币乘数的作用过程既是可贷资金供求趋于相等的过程，也是利率的下降——均衡利率的形成过程。显然，这里的均衡概念特指瓦尔拉式的均衡（市场出清）。
因此，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货币乘数的作用；而货币乘数的精确性又取决于一则极为重要的假设：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必须全部转化为贷款，或者说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等于零。否则，货币乘数将在小于或等于某一理论值的区间范围内发生变动，而这一理论值正是由零超额储备下的必要储备率所决定（注：货币乘数公式为K[,2]m=
(K[,2]m、c、e分别代表货币乘数、现金——存款比率和实际的储备率)。显然，只有当超额储备为零时、实际的储备率恰好等于必要储备率，此时的货币乘数为最高值。）假如每一笔贷款的安全性能够得到保证，那么零超额储备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因为存贷间的利率差额可以确保银行获得显见的利润；进一步，银行可从将所有可贷资金放贷的行为中实现自身的利润最大化。然而，信贷风险在银行业务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考虑因素。银行利润的多寡不仅取决于利率的高低，而且取决于贷款风险的强弱。这样，在信贷风险存在的条件下，商业银行有可能宁愿保持可贷资金供求的不平衡而不愿无条件地变动利率。如此，可贷资金供求相等的这一通行的均衡性质就会被摈弃，因为这仅是信贷市场均衡的一种特例(Stiglitz and Weiss,1981)。
众所周知，扩张性货币政策通常实施于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当市场的赢利性较低时，安全的借款人即使利率降低也不会大量增加贷款。所以，过度的降息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将“不良”借款人留在银行大厦之中。如果银行能够考虑到这一点（事实上亦是如此），它就会宁可将部分可贷资金转化为超额储备（或者再将超额储备转化为债券等非货币金融资产），而不愿冒较大的降息与放贷的风险，这样，信贷市场的过度供给均衡便会形成。这种均衡存在的直接后果是，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基础货币↑
货币供给量↑
利率↓
私人自发性支出↑）将被折断。这是因为，超额储备的形成和变动影响了货币乘数的确定性——货币供给量因基础货币的增加而增加的倍数是多少，无法为中央银行所控制。换言之，货币供给量至少不是一个完全由中央银行所决定的外生变量。或许会发生这样极端的情形：基础货币的增加量统统转化为超额储备，扩张性货币政策就会完全失效。这显然为流动陷阱的形成提供了一则不同于凯恩斯的解释性假说。而且在这一假说中，原本彼此孤立的流动陷阱和投资陷阱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由于“安全”借款人对降息不敏感（投资陷阱），商业银行则宁可形成超额储备而不愿降低利率（流动陷阱）。经验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对于总产出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即它抑制经济的作用要强于刺激经济的作用(Karras and Stokes,1999)。控制住基础货币使货币供给量不超过一定的数额要显得相对容易些，而要求货币供给量达到预设的若干倍于基础货币的努力则多半要落空。
面对通货紧缩的压力，我国货币当局采取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其中还含有改革的举措，主要包括：(1)两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调至6%)；(2)不断降低再贴现率和再贷款利率(分别由1998年3月的6.03%和7.92%降至1999年6月2.16%和3.78%)；(3)1998年1月中央银行取消了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4)1998年5月中央银行恢复了债券回购业务；(5)1996年5月起连续7次降息等。然而，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目前的基本情况为：第一，在存贷款利率较低的条件下，商业银行相当数额的可贷资金已转化为超额储备；第二，在广义货币(M[,2]2)的增长中，现金和活期存款(M[,2]1)的增长要慢于居民储蓄和定期存款（准货币）的增长。这表明：(1)信贷市场存在着明显的过度供给均衡；(2)从基础货币到货币供给量的货币乘数扩张未能达到应有的程度。以上情况说明我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遇到了某种“陷阱”。严格地讲，这种陷阱——在非市场利率的前提下——很难称得上是流动陷阱，因为问题不在于利率能否降低，我国中央银行能够直接决定并且已经大幅度地调低了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小企业贷款的利率可在一定的范围内浮动）。真正的难题是碰到了投资陷阱——投资（或私人自发性支出）对于利率的变动不敏感。
如果我们将非政府投资的主体分为国有与民间两大经济部门，那么两者的信贷与投资行为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这构成了本文分析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条件：前者由于体制性的原因无论在何种高度的利率水平下均会保持较高的信贷与投资需求；而后者（除少数不良借款人外）在正常情况下，其投资对于利率的变动应当作出一定程度的反应。另一个背景条件为，在相应的政策和法规的作用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意识和风险约束已得到明显加强。这样，尽管国有经济部门仍会通过诸如“封闭贷款”的获得而满足其部门信贷需求，但是昔日的投资饥渴症已在银行的风险约束下缓解许多。所以，就国有经济部门与银行的关系而言，更多呈现出“想借而不敢贷”的情形。民间经济部门则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的整顿发生一定程度的信贷萎缩（樊纲，1999），另一方面却出于赢利性的考虑，在给定的低利率条件下不愿接受贷款——“想贷而不愿借”（一些高科技领域可能例外）。这种情形不难予以解释：对于民间部门来讲，投资需求不仅取决于利率的高低，而且取决于预期的投资净回报率（或资本的边际效率）；只有当资本边际效率高于利率时投资才会发生，而且投资额决定于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相等的那一点。这就是说，倘若民间部门由于某种原因对于市场前景（市场的赢利性）持悲观态度，即使利率再低投资也不会发生。因此，尽管国有部门仍保持着较高的信贷与投资需求，但由于民间部门（该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已显得愈加重要）存在着投资陷阱，从而导致我国信贷市场发生空前的过度供给均衡。那么，究竟何种原因引发了投资者的悲观预期？
四、退出壁垒与通货紧缩
如果某个行业在较长时期内利润率低于正常水平而未引致厂商显见的退出，便可判断该行业存在着退出壁垒。在通常情况下，当行业的赢利性降低时，总会有较高平均成本的在位厂商被迫退出该行业；并且通过这些厂商的退出，行业的赢利性得到充分恢复。然而，当退出壁垒存在时，这种赢利性的自动恢复机制则会失灵。在严重情况下还会导致整个行业处于亏损状态，即形成行业的过度竞争。
所谓制度性退出壁垒，是指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刻意保护，致使其在长期亏损下亦可滞留在行业之中而不发生退出。迄今，我国国有企业的退出在严格意义上还只是一种政府行为，1992年颁布施行的国企14项自主权中并未包括退出权。因此，针对企业破产的法律规范未能得到贯彻落实。重要的是，由于国有企业分布于所有的行业之中，这种制度性的退出壁垒便可超乎产业组织领域从而构成一个不容忽视的宏观经济变量。这就是说，一旦总需求因某种原因降低，由于国有企业的“在位刚性”，整个国民经济将会陷入过度竞争状态。而普遍低下的市场赢利性又将进一步降低投资需求，从而导致总需求的动态下降过程。
90年代初，我国经济发生了新一轮的过热现象。重复建设（过度进入）与信贷扩张引起通货膨胀，并造成生产能力的大量过剩。为了消除当时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我国实施了旨在抑制总需求而又避免经济过度下滑的软着陆方案。到1996年12月，通货膨胀率由1994年10月的25.2%的最高点降至4.4%；同年，经济增长率也由1993年的13.5%逐步回落到9.7%。然而，这种软着陆的成效并未得到稳固。其中固然有东南亚金融风暴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但不可回避的是，我国体制内部深层次的矛盾是构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通常情况下，总需求的降低就会迫使一批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致使市场的价格和赢利性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然而，普遍存在的制度性退出壁垒，严重制约了市场价格的回升和赢利性的改善。这样，具有较强预算约束的民间资本就会正视这一现实，并且理性地预计到这种情形将会持续下去，由此引发了投资的连续下滑，最终导致通货紧缩。不仅如此，在悲观预期下，由于民间部门的引致投资和自发性投资受到抑制，前者就会通过边际投资倾向的降低削弱政府投资的乘数作用，致使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力减弱；而后者则构成投资陷阱，从而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应当指出：首先，过度进入或重复建设虽然是构成过度竞争的条件之一，但它并非是必要条件——假如没有退出壁垒，仅凭市场机制的力量就能自动消除过剩的生产能力。其次，在通常情况下，由于企业耐用专用性资产与沉淀成本的存在，也会形成一定程度的结构性退出壁垒(Cave and Porter,1976)，但与制度性退出壁垒相比，其影响程度要小得多。这种国有部门与民间部门之间退出壁垒高度上的差异，致使较高效率的企业反而会被逐出行业这一与市场规律相悖的现象发生。如果说，过度竞争意味着过度供给，那么，这种情形的直接后果则是我国供给结构的恶化与低效率过度供给的形成。不难想象，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即使是高效率的企业在较低的利率水平下其投资和进入也将变得无利可图。最后，在本文的分析中，无须要求企业成本条件的恶化作为通货紧缩的初始条件（注：余永定(1999)已从总供求的角度阐释了企业退出壁垒对于通货紧缩恶性循环的影响——尽管他没有明确给出退出壁垒这一概念；在他的分析中，通货紧缩的初始条件是企业成本条件的恶化。）。在制度性退出壁垒存在的条件下，只要在某时点下（由于人为因素）发生总需求下降，就会造成普遍性的过度竞争。那么，市场赢利性↓
资本边际效率↓
引致投资和自发性投资↓
有效需求进一步降低——这一动态的过程便会自动形成。
五、目标与选择
一国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存在波动或周期是极为自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可不必为通货紧缩的发生而感到惊奇。若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角度看，政府在启动经济上颇感艰难，恐怕尚属头一次。但这并不能说明别的东西——因为我们已经告别了由政府计划左右一切的短缺经济形态，从而步入以买方市场为特征、以非政府投资和消费为推进器的市场经济时代。因此，我们所达到的目标应当是，在继续巩固和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争取以较小的社会代价实现经济的稳步回升和持续发展。
前面已经阐明：制度性退出壁垒是我国通货紧缩的微观基础；在这种微观基础下，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将会失去其应有的效力。但这并不是说它们完全无用。相比而言，财政政策的效力要强于货币政策的效力。这是因为，政府投资（作为自发性支出）的增加可以直接提高社会的总需求，只不过在制度性退出壁垒下它的引致投资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作用点是自发性投资，即通过自发性投资间接地对总需求施加影响，所以其更容易在投资陷阱下丧失效力。换言之，假如我们不遗余力地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摆脱通货紧缩的困境是可以实现的。然而，这种政策主张的社会代价却不容低估。第一，政府投资的增加实质上是对民间投资不足的一种弥补，完全用政府支出来填充“紧缩的缺口”势必会进一步加大政府的财政赤字，从而迫使政府债台高筑。第二，这种政策的实施丝毫没有触及制度性退出壁垒，因而通货紧缩的“病灶”依旧存在；一旦人为的总需求扩张因某种情况而终止，通货紧缩就会旧病复发。第三，在低效率过度供给尚未清除的前提下一味提高总需求，将会导致滞胀发生。总之，无视通货紧缩的微观基础而完全依赖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以人为制造的高需求与已有的供给条件相匹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的要义所在。其固然可以通过“外力”强行恢复市场的赢利性并由此增强投资者的信心。然而，它的致命处在于削弱了通过企业退出消除低效率供给的“创造性毁灭”过程。而十足的“自由放任”又会因债务链引起企业的倒闭狂潮，致使较高效率的企业被迫退出而“殃及池鱼”。所以，在适度提高总需求的条件下凭借市场机制的力量，通过低效率企业的退出自动恢复市场的赢利性，应当是一种两全的选择。
事实上，旨在清除行业过剩生产能力的举措（如纺织行业的“砸锭”和制糖业的关闭工厂）已对局部行业的赢利性恢复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这些均属于特定条件下政府的强制性措施。它所涉及的行业领域是有限的。不仅如此，这种不能作为正常机制的权宜性做法，委实无助于改革的深化。只要企业退出的自动机制未能建立，经济的大起大落就无法加以避免。因此，依法破产不仅是国企深化改革的需要，而且是有效地克服通货紧缩并保持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从现有的状况看，选取合适的行业或地区实行依法破产而后逐步推广之，并非不可企及。
必须指出，旨在提高国企赢利性的“债转股”方案，本质上不过是企业亏损负担的一种转嫁方式，它不可能抹去亏损制造者低效率的实质：这种“解困”的招法客观上将进一步固化业已存在的制度性退出壁垒。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本文的分析暗含着规模收益递减这一通行的基本假设，因而抽象了技术进步对于市场赢利性的积极影响。这意味着，一旦制度性退出壁垒被破除，市场赢利性的保持与提高将主要依赖于企业的各种创新活动。
收稿日期：200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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