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差距论文,成就论文,期待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本文将主要讨论中国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但由于文章涉及其他一些学科分支，因此，有必要先给出对以下概念的“工作定义(working definition)”。
“地区研究(area studies)”是指综合了历史、地理、文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个研究角度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研究。一般认为，“地区研究”造就的是国别问题或地区问题专家，而这些专家除了对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领域（如经济、历史或文化）有特别的兴趣和深入研究之外，还必须对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情况有清楚的了解。
“国际政治／关系研究(international politics/relations)”是指对“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和“国际命题(international issues)”（注：为了区分，我们将“international issues”翻译为“国际命题”。由于在中文的理解中，“命题”是指一个特定的问题，而“问题”则可以是泛指，“命题”似乎更为接近英文中的“issue”这一概念。）中的主要政治问题的研究。一般说来，“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政治方面的问题”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和安全关系、一国的国内政治及其对外关系的互动。因此，“国际政治研究”是一个和“地区研究”有交叉的概念。但同时，“国际政治研究”也包括那些以国际政治命题为研究核心、对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兴趣基本上只是作为实证素材的研究。这其中还包括那些完全是普遍意义的理论研究，而这些研究对国家和地区只有极其有限的兴趣。这样的研究包括战争的起源、核武器理论、国际（政治和经济）组织对国家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
“国际问题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是一个比“地区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都要大的概念。“国际问题研究”可以从字面上理解为包含任何针对“国际事务”和“国际命题”的研究。因此，“国际问题研究”包括了“地区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注：许多学者将“国际问题研究”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基本等同起来。见王缉思：《当今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成就、趋势和局限》，载《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回顾与选择》，福特基金会（北京），2003年，第20页。）但是，“国际问题研究”还包括了“地区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都不涵盖的一些领域。这些领域主要是指那些“地区研究”只有相对局限的实证兴趣，而同时“国际政治研究”也不太关心的非（纯）政治领域，（注：这样的研究包括文化在几个国家或一个乃至几个地区的传播过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注：这样的研究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组织对国家和地区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的影响等。纯粹关心国际货币体系或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研究通常被认为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政治学中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我们暂且将它看成是一种方法。）
以上4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
图1 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
附图
显然，在现实的“国际问题研究”的世界里，地区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经常是相互交叉的。但是，它们的研究者的偏好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从事国别问题或地区问题研究的学者首先应该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家”。不过，他们同时也可能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所选择，以能够在特定的领域做出深入的、可能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理论）研究。相比之下，从事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则更多的是首先选择领域或者命题，（注：这些领域或命题通常是比较偏理论的。在欧美的研究型大学里，许多从事某个国家或地区研究的学者关心的也是一些特定的“命题”，因此，这些学者既是国别（或地区）问题的专家，又是在某一（理论）领域内有所建树的杂家（乃至大家）。与过去的情况相比，没有理论建树而仅仅是纯粹的“地区研究”的博士毕业生正在面临更多的就业困难。这其中当然是有相当大的代价的：一些学生为了构建理论，证明自己的理论，会有偏好地选择事实或者相对忽视对他们所研究的国家和地区的了解。比如，根据唐世平的体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美国的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已经与上一代中国问题专家有相当的不同。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关心的都是极其现实的问题，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对现实问题的影响）的了解是值得加强的。）然后再根据领域或者命题来选择他需要关注的国家或地区，他认为选择这一国家或地区能够提供解答他感兴趣的（理论）命题的素材。
一 地区研究的遭遇：中国和西方
作为最早发明文字的古代文明之一，中国恐怕也是最早拥有“地区研究”的雏形的文明和国度之一。在《山海经》的“海内经”篇中就已经可以见到“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人”这样的语句。（注：《山海经》，载谌东飚主编：《中国古代奇书十种》，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更是有了对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的相对详细的记载。（注：司马迁：《匈奴列传第五十》，载《史记》（卷一百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3～2212页。）不过，古代中国的地区研究似乎一直没有超越司马迁的水平，也许反映了中国传统中的“自我中心主义”。（注：比如，虽然从战国后期，中原部落就和帝国一起与匈奴进行了几乎是无休止的战争，却没有一部匈奴史流传下来。以至于今天我们要怀疑，中原帝国是否真的是在遵循《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的训导作战。）
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一直到西方列强到来更是明显。由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面对过一个比自己技术更领先、文明更进步、因而更强大的国家或文化的经验，所以，当西方列强到来时，中华帝国先是否认、然后是拒绝正视自己已经落后的现实。正因为如此，清帝国始终无法决断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遥远、陌生但却先进的文明，也没能更早地选派官员或者留学生去那些西方国家去看一看。其最终结果是，在后被西方叩开大门的日本都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明治维新时，清廷还在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和学什么的问题。而清廷对于当时的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游戏规则更是一无所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试图沿用对付游牧民族的战略和战术来面对西方列强，这也就注定了其结局的悲惨性。
因此，中国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外国问题研究的不在意甚至蔑视，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近代的悲惨命运。
近代西方的地区研究是紧随着西方航海时代的开启而兴起的。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的船队开始远涉重洋寻求财富（也包括征服）不久，地区研究也就在这些国家诞生了。不过，早期从事地区研究的人士并不是专业的学者，而是传教士、商人和官员（及他们的后代）。这些人士或是因为兴趣，或是因为职业的需要，为西方的地区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这些国家中，第一个真正让地区研究成为一门学问的国家是第一个成为全球力量的大英帝国。随着科学革命从欧洲大陆因为罗马教廷的干预而逐渐转移到已经成为新教国家的英国，一切事物皆可认知，而一切知识都是力量的信念开始成为英国学术界的新宗教。这种精神最后也同样成为了地区研究的精神支柱。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英国一直是地区研究这一门学科的领先者。而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 Studies,SOAS)在1916年的诞生则是地区研究在英国首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的最好标志。（注：这个学院所关注的两大地理意义上的领域本身就彰显了当时大英帝国的兴趣和需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了全球国家的美国也同样不得不面对日益纷杂的全球事务。随之而来的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也决定了地区研究在美国的兴起，美国因而一跃成为地区研究最为发达的西方国家。如今，尽管在许多美国大学的政治系里，地区研究不如更偏理论的研究受推崇，但因为许多从事理论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都是以关注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为他们的实证支点，所以地区研究仍然是构成美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支柱之一。（注：美国的地区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为美国的战略需求服务的。）
同样，在冷战期间与美国对峙的苏联也对地区研究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尽管苏联的地区研究（以及广义的国际问题研究）因为没有太多的理论建树以及受到语言的限制，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远比不上美国（甚至英国），但是，俄罗斯重视地区研究（以及国际问题研究）的传统却一直持续至今。
因此，一个国家地区研究的兴旺是和这个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联的。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国家兴旺才能更多地支持地区研究，更是因为国家的兴旺意味着不断扩展的利益，（注：在过去，这种利益的扩展在很多时候是通过领土扩张来完成的，但在今天只能是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利益拓展。这一点是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进步，也是国际社会进化的结果。这方面的初步讨论，见Robert Jervis,"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Will It Resemble the Pa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6,No.3,Winter,1991/1992,pp.39-73；唐世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20～130页。）所以需要更多和更好的地区研究，而地区研究显然也能够支持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注：如果我们将一个国家了解其他国家的能力看成是一个国家的学习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话，一个国家的外国问题研究的能力与国家的兴亡之间的关系就更好理解了。关于国家学习能力的初步讨论，见唐世平：《国家的学习能力和中国的赶超战略》，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第42～48页。）
有了这个简短的历史回顾，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更长远的历史跨度中看待今天中国的地区研究，并且探讨它的未来。
二 中国的地区研究：历史、成就和问题
（一）历史和现状：需求和供给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地区研究基本上是由政府职能部门来完成的。虽然中国已经意识到需要通过细分地区来进行国际问题研究，但当时的中国外交决策过程基本上没有学术圈和智囊机构的参与。（注：比如，我国政府在1963年对全国高校院系进行调整时，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学校的国际问题研究有了相对清晰的地区划分：北京大学关注亚非拉地区，中国人民大学关注苏联和东欧，复旦大学则关注西欧和美国。这时期大学的主要职责似乎是在于培养学生方面。关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历史回顾，见李琮、刘国平、谭秀英：《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50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2期，第5～14页。）在这个时期，除了对一些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了解，中国的地区研究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决策也逐渐走向了类似于其他国家对外决策的模式，即中央政府在从多个渠道（包括政府职能部门、学术圈和智囊机构）获取信息和政策建议的基础上做出决策的基本模式。而随着中国融入世界步伐的加快，中国面临着一个其利益分布越来越广泛、因而必须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各种交往的前所未有的局面。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地区研究开始逐渐真正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随着涵盖各个不同地区的“专业／研究型刊物(academic/research Journal)”以及一些综合性国际问题研究型刊物的出版（见表1)，（注：在中文里，人们通常将刊物（期刊）和杂志都统称为“杂志”，因此杂志和（学术）刊物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使用的。而在英语的用法中，journal（刊物）的一个意思是“专门化了的定期出版物(specialized periodical)”，因此它和普通意义上的magazine（杂志）是不同的。有鉴于此，我们建议采用更严格的划分：“研究型期刊／刊物(academic or research journal)”应该是面向“专业学者或学生的”产品，是知识进步和传承的媒介；而“杂志”则是偏向大众消费的产品，它起到的作用是向大众传播知识。如此一来，只有在“研究型期刊”发表的作品才是科学研究成果。）中国的地区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应该采取的政策的讨论，也逐渐进入了公共领域。中国的地区研究也最终进入了今天这样一个既服务于政府，又是一门专业学问，同时也满足公共消费需求的时代。
表1 国际／地区研究的主要研究型刊物
类别（地区／综合） 研究型刊物种数
《当代亚太》、《东北亚研究》、《东北亚
论坛》、《东北亚学刊》、《日本学刊》、
亚太地区《当代韩国》、《东南亚纵横》、《东南亚 12
研究》、《东南亚》、《南洋问题研究》、
《南亚研究》、《南亚研究季刊》
欧洲（西欧和东欧）《欧洲》 1
北美《美国研究》1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研究》 1
非洲、中东《西亚非洲》、《非洲研究》2
跨地区型《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亚非纵横》、 3
《俄罗斯东欧中亚市场》
《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问题研究》、
《现代国际关系》、《国际经济评论》、
综合性 《国际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科学》、
11
国际问题研究《国际观察》、《太平洋学报》、《国际论
坛》、《和平与发展》、《外交学院学报/
外交评论》
综合性 《战略与管理》（已停刊）1
总数
32
由此，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新中国的地区研究基本上走完了地区研究在其他国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过的道路。需求的增长最终决定了一门学问的成长，而需求的扩展和变化也形成了当今中国地区研究的基本格局：以满足政府的决策需要为主要目标，以满足专业学问和公共消费的需要为次要目标。
毫无疑问，中国的地区研究在今天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占到了绝对的分量。在王缉思和门洪华的统计研究中，（注：王缉思和门洪华考察的是从1996年到2001年7月的文章。他们考察的10种杂志是：《世界经济与政治》、《战略与管理》、《美国研究》、《欧洲》、《国际经济评论》、《国际观察》、《外交学院学报》、《国际政治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和《现代国际关系》。见王缉思：《当今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成就、趋势和局限》。正如江忆恩(Iain Johnston)所指出的那样，王缉思和门洪华没有给出他们研究的分类标准。）即便在那些综合性的国际问题研究型期刊中，可以被划分为地区研究的文章也占到了49%，而如果将那些关注大国关系的文章（占11%）也划归此类的话，可以被划分为地区研究的文章就将占到文章总数的60%以上。而如果将那些更加专业的地区研究型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统计入内的话，估计地区研究的文章将占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文章总数的80%～90%。
如果对中国的地区研究做进一步的细分，我们同样会发现需求的强大影响。在中国的地区研究所关注的国家和地域中，就单个国家而言，中国对美国、日本和俄罗斯这3个在历史上对中国有着深远影响的国家关注最多，对这3个国家的研究不仅队伍最大，研究的程度也最深入，其中又以美国研究为最。
从关注的地域来说，亚太地区显然是中国的地区研究中所关注的核心地域。这背后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中国是一个亚太国家，其主要的国家利益都集中在这一地区。（注：关注这一地区的刊物如此之多，以至于可以根据他们关注的次地区来做进一步的细分（详见表1）。）相比之下，对于一些与中国相隔遥远，同时历史上又与中国关系并不密切的地区，中国学者的关注就要少得多。
由需求所决定的“供给”（主要是指研究经费的来源）的影响也同样明显。目前，中国国内对国际问题研究资助的主要来源是政府（直接的和间接的），其次是国外基金会，而中国企业对国际问题研究的需要则处于起步阶段。显然，有关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由于能够获得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资助，因而也就能够扩大研究队伍，有条件到研究对象国进行一定时间的实地调研。
在这方面，研究美国和与美国相关的问题以及美国所关心的全球和地区问题的研究机构和人员拥有巨大的优势。这是因为美国不仅是中国外交和贸易政策所关注的重心，而且美国还是对人文学科研究资助最多的国家。通过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以及其他的基金会、学校和智囊机构的资助（一般以合作研究项目为主），美国是支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包括地区研究）最大的外援国。（注：毫无疑问，福特基金会对于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的成长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见[美]盖思南(Peter P.Geithner)：《福特基金会对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支持》，载《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回顾与选择》，福特基金会（北京）2003年，第5～18页。盖思南是福特基金会的首位在华首席代表。）
日本和德国也通过各自的基金会对中国的地区研究投入了相当的资源。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和德国对中国地区研究的资助更多的是用于对它们本国的研究。在亚太地区，韩国也对中国的韩国问题研究进行资助。
相比之下，那些关注欠发达国家的地区研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由于欠发达国家不能够对中国的地区研究提供资助，关注欠发达国家的地区研究基本上只能够依靠中国政府的拨款。（注：尽管福特基金会也资助一些中国学者对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研究，但比起潜在的需求恐怕是杯水车薪。）
（二）问题和缘由：需求和学术传统
许多学者都对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含地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注：鉴于这部分的一些讨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包含了地区研究），当讨论适用于“国际问题研究”时，我们就用“国际问题研究”来覆盖我们讨论的大客体。如果讨论只适用于“地区研究”时，我们就用“地区研究”来覆盖我们讨论的客体。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提醒我们做必要的澄清。）这些讨论更多的都是从学术界本身（比如缺乏理论、缺乏学术规范及太受美国的影响等等）来看待这个问题，（注：从这一角度讨论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的文章非常之多，这里我们只能引用少数。见王义桅：《国际政治理论的国家性》，载《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第22～41页；苏长和：《中国国际关系学：问题与研究方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72～75页；庞中英：《关于国际研究在中国的三个典型问题》，载《欧洲》，2000年第6期，第36～41页；朱锋、孙学峰、苏长和、袁正清、但兴悟等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上的讨论。）而不是从社会的制度和文化对学术影响的角度进行探讨。（注：一个例外是张睿壮的文章，见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70页。）
我们认为，来源于制度安排的需求和“供给”共同造就了今天中国地区研究的局面，当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大多数国际问题研究都是为了满足政府的需求。在此情形下，学者的理性行为必然是尽可能地满足政府的需求和依靠政府。而政府对国际问题研究的要求主要不是学术规范，而是对一些实际问题的了解和具体清晰的政策建议。这种需求状态的长期影响使得直至今天许多国际问题研究的文章都似乎更像是给国家的政策建议，而不是寻求在学术价值和国家政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国际问题研究毕竟是一门学问（一门最终可以用来“经世致用”的学问），但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学界对研究的学术意义却一直强调得不够。而在许多时候，恰恰正是因为我们对研究的学术意义（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本身重视不够，我们的许多研究在对历史和现实了解的深入和视野的广度上、对复杂问题的系统思考上都存在问题。而这些问题最终也将会危及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对政府的政策建议的质量。
第二，由于政府的需求都偏向那些重要的大国（美、日及欧洲国家），因此中国除了少数研究这些国家的学者外，大多数从事地区研究的一些在国家职能部门工作的人士和学者对研究对象国的文化、人们的思维方式、精英的构成和态度缺乏深入的了解以及切身的生活体会。（注：盖思南：《福特基金会对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支持》，第8页。）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许多国别问题研究的学者没有掌握对象国的语言，只能依靠二手文献来从事对这些国家的研究，也不容易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和见解。
第三，对一些地区和国家，甚至是中国邻近的一些国家的研究也是远远滞后。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和公众对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关注都是极其有限的。（注：比如，《环球时报》和《国际先驱导报》的主要新闻都是关于发达国家的。）因此，关注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研究经费和队伍都面临着一定的窘境，而这种窘迫又造成关注这些国家（同时掌握这些国家的语言）的年轻一代的专业人才越来越难以找到。
上面的讨论让我们看到需求和“（经费）供给”的缺失给关注某些地区和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学者所带来的问题。但是，需求特别是大众需求的过旺也会给那些关注某些地区和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学者造成另一个重大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媒体的发展相对滞后。而随着中国媒体的迅速发展，政府需求不再是学者的惟一来源，大众消费的增长给了地区研究的学者新的增长空间。因此，今天的中国学者同样面临着一个如何应对公众需求增长所带来的问题。
这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大众的需求似乎正在成为学者满足学问（甚至政府）需求的阻力。学者本应该只在某些领域发表看法，如今却会有一些人应媒体之邀似乎什么问题都敢谈，什么问题都敢写。（注：比如一位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居然于雅典奥运会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就雅典奥运会能不能赚钱发表高论。）以至于王缉思先生感叹到：“对局外人和一般读者来说，把学术书籍与用于公众消费、追求利润的出版物区分开来似乎是一件难事。”（注：王缉思：《当今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第28页；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第71页。）而学者和普通人的不同之处恰恰就是拥有的知识越多，就越明白自身的欠缺，因而对自己敢于发表看法的领域就越有选择。（注：Friedrich A.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pp.25-26.请注意，“对自己敢于发表看法的领域越来越有选择”和“越来越不敢谈”不同。）
媒体的崛起所导致的另一结果是我们目前的地区研究太过于集中在热点问题和大国关系上（特别是中美关系）。（注：对热点问题的过分集中关注显然和政府的需求和供给也不无关系：政府总是更关心热点问题，所以研究热点问题似乎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认可。）一些研究人员什么热就研究什么，几乎从来不对一个问题进行相对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研究只停留在泛泛的水平上。这对社会来说不仅是一种人才的浪费，同时也削弱了研究的多样性而不利于知识的增长：在一些重要的研究和智囊机构里对一些相当重要的地区国家有深入研究的人才寥寥无几。这不仅使得中国的地区研究面临着显著的学术多样性受威胁的问题，而且还意味着无法在未来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深入研究与了解的需要。
因此，某种意义上，大众消费需求的上升一方面提高了学者的收入和知名度，另一方面却挤压了学者专注研究的时间，同时也削弱了研究的多样性。长此以往，尽管学者的物质生活会获得更多的满足，许多人也成了名人，但他们的社会贡献反而可能会有所下降。
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中国的地区研究（以及更大程度上的国际问题研究）面临的另一些问题确实是来自我们的学术传统。
首先，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重归纳和陈述历史事实，对分析的注重不够。而在这种重归纳和陈述历史事实的研究传统的背后（可能是因为我们太过悠久的历史）是一个这样的假设：历史是我们知道未来的惟一指引，或者说发现历史的规律是社会科学的终极目标。尽管在这里讨论这样一个科学哲学的问题是不现实的，但我们至少应该承认，试图通过研究历史来预测未来的尝试经常会失败。因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系统的高度复杂性和动态进化性，（注：Robert Jervis,System Effects: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历史只能告诉我们一些东西，但不是所有的东西。因此，尽管历史知识对于研究国际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在后面我们还会强调），但是这对于国际问题研究却是不够的。
其次，尽管中国的科学哲学传统始终是综合的，但我们一直缺乏看待复杂体系（比如国际政治、国家的政策等）的系统眼光。中国的地区研究也同样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具体地说，由于国际社会的系统性，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研究都多多少少应该将这个国家放在一个地区或次地区的视野中考察。目前，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就一个国家谈一个国家，而只有在这个国家所处的地区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大事件时才会提到这些事件对研究对象国的影响。
最后，即便在今天，中国传统中的“自我中心主义”似乎仍在影响我们的视野和研究。在一些学者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当中，“自我中心主义”加上对对象国的了解有限，某些观察和结论更像是我们学者的臆断和希望，而不是基于深入了解后的所得。
（三）趋势中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再来讨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正在形成的趋势及其可能带来的问题。
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理论（国际政治理论）和地区研究之间的关系。国际政治理论是源于西方、兴旺于二战后的美国并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的一门社会科学。（注：我们对西方理论的大量介绍和引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样一种误解：凡国际政治理论必是西方的。而事实上，科学理论只是对某一（类）现象的科学解释。只要我们能够努力去发现事实背后的缘由，我们同样也可以逐渐发展出一些自己的理论，尽管这其中的一部分理论基础将不可避免地是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学者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逐渐接触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20年后，经过许多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如今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中，对西方各种国际政治理论的引用已经司空见惯。这一学习过程使得历来重于实证和历史归纳，却相对缺乏理论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走向了一个更加成熟和多元的时代。
但是，在这种对理论趋之若鹜的潮流背后，却存在着两个令人不安的问题。首先，有些学者一旦自己接受了一个理论的基本观点，但还未明晰这一理论的知识基础、逻辑体系和内在缺陷之前，（注：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是有缺陷或是不足的。）就开始试图为中国的安全政策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这种现象体现了许多学者指出的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功利性太强”的问题：（注：关于这些方面问题的讨论，参见王逸舟：《中国大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天府评论网，2001年5月26日，http://www.china028.com。）有的学者之所以钻研理论，恐怕只是为了使自己的政策建议更加冠冕堂皇一些。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也就会永远停留在介绍、接受西方的各种理论，然后试图为中国献计献策的水平上。
其次，从长远来说，更危险的趋势则是理论脱离实际。在一些学生中，开始出现了只谈理论，不想了解事实（主要是指历史）；或者只谈国际政治理论，不了解其他领域的思想苗头。这种倾向不仅不能促进中国在国际政治理论方面的进步，甚至会危及整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方面的进步。因为历史知识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知识支柱之一。（注：我们认为一个好的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必须具备4个方面的基本素质：良好的历史知识、看问题的系统眼光、知道自己和国家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以及为了和平而不是战争的研究目的。）尽管许多现实问题看起来似乎和历史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内部发展和外部环境乃至它的文化都受到了这个国家及其所处地区的历史的深远影响。因此，那些完全脱离历史知识而抽象出来的理论往往不会是一个好的理论。相比之下，国际学界的趋势则是除了一少部分专攻“纯理论”的学者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是理论和地区（实证）研究之间的融合。许多在某个理论领域有所建树的学者，也对某一个地区和国家有着长期的关注。即便是从事相对纯理论研究的学者，他们也是懂历史和博览群书而能够从其他领域的思想中博采众长的人。
三 中国的地区研究：需求、期待和建议
（一）满足需求：投入和激励机制
很显然，中国的经济增长意味着中国的利益分布越来越广泛，因而也就意味着中国将越来越需要一个生机勃勃的地区研究。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对地区研究的需求将保持稳定的增长。要满足这样的需求，整个社会显然都应该增加在地区研究上的投入。
第一，国家在这里要做全面统筹的工作。国家不仅必须造就一批能够掌握当地国家语言，并对当地国家的人文风俗有切身生活体会、与精英和平民均有过切身交往的外交官（或者其他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同时还必须造就一批对当地国家有过深入细致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在平时的价值是扩展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而在国家和社会需要时则能够用他们的知识为国家和社会排忧解难。（注：比如2004年，韩国和日本在伊拉克解救人质的事件中暴露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整个国家找不到一个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甚至连会阿拉伯语的外交官都奇缺。）
在资源的分配上，国家的支持必须对那些不太受大众关注的地区和国家有所倾斜。如果大家都只关注热点问题，当某一个地区突然出现新的热点问题时，我们对它们的了解就会因为平时的忽视而发生偏差（乃至产生完全的误判）。
某种意义上，学者和士兵一样，也是国家需要平日储备的而非一朝一夕就能养成。因此，对于那些不是热点问题的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必须是类似于养兵一样：在社会无意提供更多资源的情况下，国家必须承担这样的责任，择能士而养之，使他们即便不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也能够有相对好的生活保障而潜心钻研。只有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国家才可能期望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突发事件和危机时，国家都有真正的专家可以提供政策咨询。
此外，社会特别是中国的跨国企业也应该增加在地区研究方面的投入。随着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国际化，它们将越来越需要了解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可以允许学者到企业去，一方面为企业提供咨询，另一方面从事他自己的研究。在这方面，国家应该立法，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建立自己的基金会，然后用一部分资源投入到地区研究上来。
第二，因为制度和文化对知识的寻求具有强大和深远的影响，我们必须调整对学术的激励机制。这对于国际问题研究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在研究的学术贡献和政策意义之间寻求到一个更好的平衡。这不仅要求学者更多地注重研究的学术贡献，而且要求政府和学术群体在对学术的评价和奖励机制上做一些调整。从长远来说，这一点对政府制定决策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进步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只有在平时扎扎实实地研究重要的学术问题，才能够积累足够雄厚的知识基础和在国家需要时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也就是说，注重学术意义和为政府提供好的政策建议之间本身不应该是矛盾的，而应该是相互促进的。
要使得学术进步和满足政策需求之间有一个好的平衡，最关键的制度安排是学术界必须清楚地奖励那些做出了坚实学术贡献的人士（无论他们对政府的政策是否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使得学者能够在他的研究得到政府的认可（或者其政策建议被采纳）之前，也能够在相对宽裕和宽松的环境下从事他所认为的重要的研究（这显然更需要社会的支持）。这样做并不要求学者完全漠视政府的需求（从经济学上来说，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因为需求的影响是强大的），更不需要学者采取敌视政府或政府政策的态度。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学者能够仅仅凭自己的学术贡献就可以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和作为一个学者的尊严，而不是非要有政府的认可才行。按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话说，“（经济学家）是为同行们的掌声而工作”，而政府的认可则是意外的惊喜。（注：Paul Samuelson," Economist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2,No.1,March 1962,pp.1-18.）
（二）提高研究质量：从制度做起
在需要迫切提高的研究水平上，我们认为，许多学者指出的学术规范问题事实上都是源自制度安排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3个制度性问题需要迫切解决。
第一，对学生的训练。在目前的形势下，大多数学校和研究机构都不太重视训练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如何做研究。由于许多学校仍在沿着只重归纳和陈述历史事实、轻分析的学术传统来训练学生，许多最近毕业的学生仍旧缺乏分析的能力。一方面，他们除了具备收集和整理资料的训练外，基本上不知道什么是“科学研究(scientific research)”和一般人们所说的研究之间的区别。（注：我们认为只有以下的研究才可以视为是科学研究（按照科学意义从高到低）：提出一个从未被提及的根本性的问题（如“人类从哪里来？”）；提出一个革命性的理论范式（比如“进化论”、“日心说”）；建立在前人基础上的系统综合（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阐述）；完整地解释一类现象（如DNA双螺旋模型）；完整地描述一个现象（基本史实和实证观察）。大多数时间，科学研究都是介于第五和第四类之间的“正常科学(normal science)”。这里说所的“完整”当然是一个过程。）因此，我们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在大学的课程中必须开设研究方法的基础课程；（注：在这方面，阎学通和孙学峰撰写的《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作为一本方法论的基础教程的出版，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另一方面，则是对学生的训练必须强调对实证问题的重视。在这一点上，可以考虑要求任何一个研读国际问题研究博士学位学生的论文都必须是基于对一个国家和地区（也可以是国际组织或行为体）的研究基础上的工作，而这个国家和地区不能只是中国。
第二，太多的水平一般的刊物／杂志和一些水平一般的文章相互支撑这样一个现状。我们认为这其中研究性刊物的制度取向是至关重要的。这里主要有4个方面的问题。
1.尽管我们拥有相当数量的国际问题（含地区研究）的研究型刊物，一些发表在专业刊物上的文章却几乎和在大众消费渠道上能够看到的长的时事评论没有太大的差别。（注：也许我们惟一值得欣慰的是，在一些相对好的研究机构和大学，至少许多学者不再把在公共消费渠道上（即“杂志”）发表的评论当成是“科研成果”了，尽管有些学者还在这样做。）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一些研究型刊物的周期太短（季刊很少，大多数是双月刊，甚至一些刊物还是月刊）。在这样的安排下，刊物就不得不以牺牲质量为代价，从而无法保证文章的每一篇都达到一个相对高的标准。二是我们的刊物还是不得不经常满足应急或热点问题的需求，所以对一些讨论热点问题的文章就相对宽松，而这些文章往往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研究，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鼓励学者将对应急时事或热点问题的讨论投给大众杂志，或者一些研究机构可以出版更快捷的电子刊物，（注：在这方面，南开大学的“南开国际政治评论”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和平台。许多国外的智囊机构（它们相对更关注时事和热点问题）都出版电子版的“快讯(newsletter)”或开设“论坛／评论(forum)”。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使得这些讨论不会过时，又不至于拖累研究刊物的整体质量。
2.在国际问题研究和地区问题研究的学术刊物中，实行双向匿名审稿的刊物仍不多见。这些问题正在逐渐改善。（注：关于学术杂志编辑方面的详细讨论，见苏长和：《中国国际关系学：问题与研究方向》，第72～75页。）不过，我们想指出的是，这种改变还需要我们的学者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努力：被编辑邀请来评阅一篇文章的学者都应该本着对作者工作的尊重来仔细地阅读稿件，即便是文章不能采用，也最好是能够提出一些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而不是以把某人的作品“毙掉”为乐，或是以不同意作者的某一观点（或者结论）以及理论流派来决定对文章的取舍。而收到审稿人意见（特别是“修改后再用”）的作者，也应该尊重审稿人的劳动，尽可能地修改文章。（注：此外，我们的学术界似乎还没有形成在稿件定稿前让一些专业人士过过目、提提意见的习惯。这样做能够避免在一些文章中存在明显的问题。）
3.尽管在大多数专业学者和学生的心目中已经形成了对这些国际问题（含地区研究）的研究型刊物的水平大体一致的评价，但这种评价却还没有形成公开的评价体系。我们认为，应该将我们的学术刊物的排名公开化。只有这样，才会让刊物本身和投稿的学者都感到压力和荣誉：在太差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是对一个学者学术名誉的玷污（如今更多的是只看数量），刊物也会为了自己的荣誉和生存而努力提高质量。具体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可以参照《科学引文索引》(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这样的学术评估参照体系，在国际问题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建立一个中文／中国国际问题的刊物影响力指数(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tation Index/China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在这方面，韩国和我国台湾都已经有了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它们的经验。这样做还能够逐渐改变一些学者只引用国外学者或自己老师的成果，而对其他中国学者的成果不重视（文人相轻）的行为。
4.中国的国际问题（含地区研究）的研究型刊物的数量已经足够满足学者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需要。然而，许多大学仍有自己的学报（一些研究单位的刊物也属此列），这就使得一些对知识增长没有贡献的文章得以发表。（注：显然，这里的讨论适用于中国的整个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这一点在国际问题研究和地区问题研究中恐怕还不是太突出，因为“核心期刊”的地位是广受尊敬的。）随着中国整个教育和研究制度的改革，（注：我们这里无法深入讨论高等教育的制度改革问题。与我们的讨论最相关的是：应该对大学实行研究型和非研究型大学的划分。学术研究只有对研究型大学的教员才是必要的晋升标准（研究和教学并重），而对非研究型大学的教员则应该只是参考标准（其最主要任务是教学），这样能够减少对文章数量的需求。）我们认为这其中绝大部分的大学学报都应进行调整，转而走向一个以专业研究型刊物为研究成果发表渠道的制度。惟此才能提高我们的整体研究水平。
第三，对学术著作（书）的出版程序的改进。随着许多研究型刊物逐渐实行双向匿名审稿的制度，在学术质量较高的研究型期刊发表文章将会变得越来越严格。相比之下，学术著作（书）的出版制度安排还没有被讨论到。如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把学术书籍与用于公众消费、追求利润的出版物区分开来似乎是一件难事”的局面就不会得到改观。因此，我们建议学术出版机构也要开始逐渐实行著作出版前的匿名评审制度。尽管我们理解出版社需要创造利润而不得不出版一些非学术化的著作，但是对那些处在研究机构的学者的著作我们必须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这种“给钱就能出书”的制度对于学术成长的影响是致命的。
四 结语
中国的地区研究试图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大体走完西方国家用了两个世纪走完的路，其中存在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这不仅仅包含我们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在过去的许多讨论中，我们主要批评的对象是学术界本身。在这里我们则强调，学者和学术圈本身固然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如果国家对中国的地区研究（以及国际问题研究）的制度安排不能有所改进的话，目前存在的许多问题是不可能有所改善的。因此，以上的讨论既有对学者本身的期待，也有对政府和学术群体对学术的评价和奖励机制的期待。
我们希望，通过发现我们的问题，在不远的未来，中国的知识界能够逐渐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具有普世意义的知识，而中国的地区研究也能够在这一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