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版工作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工作取得迅猛的发展。只谈两个数字，就能说明问题：一个是出版社的数量，1979年，全国有出版社105家，1994年底发展到548家，15年增加4.2倍；一个是图书品种的增长，1979年，全国出书14987种，1994年达到97000种，15年增加5.5倍。图书的总体质量逐年提高，特别是近几年，新版《毛选》、《邓选》第三卷及修订本一、二卷的出版，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大批科技专著和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图书的出版为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作出了贡献。1993年第一届国家图书奖的评选，检阅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图书出版工作，《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图集》、《工程控制论》、《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等等一大批影响深远具有重大科学文化意义的图书，真是“群星灿烂”。
但是，出版工作中问题仍然不少，出版界有许多值得思考的现象。对这些现象怎么看? 是偶然的、局部的，还是必然的、有规律的? 对这些现象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出版工作。本文试就五个现象进行分析：
一、宣传封建迷信图书的泛起
早在“五四”运动时就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但近年来，迷信、愚昧活动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的图书频频出版，什么《人生预测》、《从面相看女性》、《相学解析》等等五花八门，各显神通。这是为什么？难道我们出版社的老总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与现代文明相悖的吗？特别是这些书的出版都有这样三个特点，更令人深思：
1、这类书一般打着研究“神秘文化”的招牌，声言是“探讨人类尚不能认识的问题”，似乎肩负着历史的重任。这些书多冠以“神秘文化丛书”、“神秘文化书系”的名目，号称是“人相学”、“神秘文化探源”。
2、这类书多半前有“前言”，后有“后记”。“前言”大讲批判封建文化、批判伪科学，劝读者一定要区分精华糟粕，切勿上当；“后记”多半讲提供这些材料目的是供大家批判，编写者水平所限，研究不够，希望大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武器，批判继承。正文则不厌其烦地注解占梦、看风水、算命、看相的方法，整个一个大兜售、大甩卖。
3、这类书多半是买卖书号，或以协作出版为名行卖书号之实。印数多，质量差，定价高，发害民财。
综观上述三个特点，或者说三种手法，真叫人称奇。这些脑筋，这些心思，为什么偏偏朝这个方向用劲呢？仅仅是一个“钱”字可以解释的吗?
二、挂历的思考
前些年，挂历主要由专业美术出版社出版，大家意见一大堆。有的说；“这样管法太死了，全世界也没有这样做的，出本挂历还要新闻出版署批准！”有的说：“我们这里工作需要，让我们出本挂历逢年过节送送人呀。”还有的说：“出个把挂历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内容没问题，你就不要管我出多少了，赔了赚了我自己负责，不用署里操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嘛，还管这么死？”这些话似乎都挺有道理。所以新闻出版署经过再三再四地研究，放开了，所有出版社都能出。当然当时也做了些规定，比如说所出挂历的内容要与本出版社的专业相关相近，比基尼泳装画面限于体育活动（如游泳、健美比赛），不得选用当代人体摄影作品。但一放开，各种各样的挂历铺天盖地地来了，其中有些格调低下，而且定价很高。从前一本挂历20块钱左右，现在30块钱、40块钱、50块钱，大回扣，最后自己把自己搞垮了，打不过二渠道，狼狈不堪，只好缩小品种、数量，退出竞争。于是，又出现很多意见和问题。一些同志提出来，还是恢复由专业出版社出版吧。这就很让人思索，原来提出放开，是大多数出版社的意见，很多读者的意见，如今又要收回来，那么放开之前的那些矛盾有没有解决呢？再收回来，会不会有新的意见新的问题呢？会不会走原来的老路呢？收收放放，放放收收，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这又是什么问题？这个现象怎么认识？放开了对不对？如果对，怎么这么乱？乱是怎么造成的？如果不对，那怎样才是对的？
三、“陕军东征”与长篇小说热
这几年长篇小说大丰收，大家称之为长篇现象、长篇小说热。特别是大家俗称的“陕军东征”，“东征”取得了什么战果？据我们统计，1992年到1994年6月，长篇小说共出版990部，其中1992年373部，1993年420部，1994年半年就197部，日出一部还不止，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是品种最多的一个时期。大家记得很清楚的1958年，从《林海雪原》到《青春之歌》，从《红旗谱》、《红岩》、《红日》到《创业史》等等长篇大丰收，但当时总计也不过30几部长篇小说。80年代初期小说出版也给人很深的印象，平均每年100部，当时已经觉得数量很可观了。最近二年多（1992年至1994年6月），日出一部长篇小说还不止。一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进展，出了不少好书，譬如《康熙大帝》、《暮鼓晨钟》、《重庆谈判》、《日出苍山》、《战争与人》、《长江万里图》、《世纪贵族》、《凤凰琴》、《恋爱季节》等等，这些书都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之所以有这样的“长篇小说热”，我想恐怕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读者的文化品位在提高，他们对那些“文化快餐”已感腻烦，他们要求有形式多样的、内容丰富多采的文艺作品，要求有高贵的、雄浑的、悲壮的、博大的、清丽的、淡泊的、婉约的、幽静的各种各样的风格、内容提供给读者。第二个原因，广大读者、社会各个阶层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后，需要反思，思索人生、体味生活、探寻哲理，这就希望文艺家、小说家提供更多、更典型、更生动、更有价值的东西。第三个原因，广大作家（尽管不是全体）深入生活，思索人生，感受到了社会的脉搏，体会到了时代的旋律，在这种背景下面，一大批长篇小说应运而生。但是，另一方面，也出了不少有严重问题的长篇小说。有的在一个月内就可以策划、编写、出版一部长篇小说，有的甚至在一两个月内推出同一作者的几部长篇小说。最有代表性的要属一本叫《帝京》的小说。文字风格、表现手法上模仿《废都》，署名叫“老贾”，《废都》作者不是也姓贾吗？他故意让读者去联想。书的前面还有所谓《废都》、《白鹿原》、《帝京》三作者的照片。《废都》是本什么样的小说大家都很清楚了，借《废都》推销自己，真耐人寻味。很多出版社缺乏必要的规划，短期突击，一哄而起，不少这方面的小说出了问题。有严重的政治问题的，夹杂淫秽色情内容的，还有一些长篇小说涉及重大问题，我们的出版社大局观念不强，不认真把关，使一些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图书得以问世。一些作家是越离奇越写，我们的出版社是越离奇越出。什么叔嫂通奸，公公儿媳妇，父亲女儿，乱七八糟，无奇不有。这个现象怎么认识？出版社的编辑都看不出问题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都不懂文艺作品吗？既然能看出问题来，又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为什么还能让这些书出版呢？这是怎么回事？
四、承包问题
好多出版社的同志见了面都讲，经过这几年的实践，现在我们要很好地研究一下承包问题，并且讲到承包这种做法，在出版工作中弊大于利。1988年新闻出版署制定出版社改革意见，提出允许出版社试行承包责任制，后来又提出有条件的出版社可以试行编辑室承包，但不能承包到编辑个人。关于“承包”问题，过去的整个精神大概就是这样几条。经过这几年实践，承包的结果怎么样？效果如何？我感到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承包所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打乱了专业分工。专业分工怎么看，今后如何，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怎么样，这可以研究，可以探讨。从历史上看，专业分工是管理进步的一个表现、一个标志，是一个必然。实践证明，专业分工确实起到了保证质量的作用。但我一向认为专业分工是一个历史阶段产物，它必然在经过一个阶段以后被新的形式所取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专业分工会突破，会打乱，但可以肯定，经过竞争必然形成新的分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一种行业垄断，但这需要有个过程。而在当前情况下，还必须维持和坚持专业分工，这是保证质量的需要，也是在为进入一个更好的形式创造条件。承包在利润的压力下，哪类利润大就印哪类书，甚至非常有名的出版社、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出版社，一看见某类书有读者，上订数，每个编辑室都抢着上这类书，质量就可想而知了。承包所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承包后利润当先，对编辑的其他要求必然大大降低。软指标斗不过硬指标，经济效益必然冲击社会效益。久而久之，衡量编辑的标准只剩下一个，就是一年赚多少钱。第三个问题，因为承包到编辑，编辑室主任和总编辑的职责必然被弱化，三审制有名无实，时间一长，一个一个的编辑就是一个一个出版社。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本来整体应该等于各部分之和，但在一定条件下，整体却比各部分之和要大。比如，一家出版社作为一个系统，它内部的各个编辑室之间合理的联系与沟通，可以使各个编辑室通过协作互相补充，互相帮助，作为一个整体，它的作用超过部分之和的作用。但承包之后，一个出版社实际上分成若干个小社。各小社之间互相牵制、互相制约、撞车重复，产生新的矛盾，甚至互相扯皮，结果必然降低、减弱整体的力量。我们所说的“一条龙”应该是整个出版社的一条龙，而不应该是一个人一条龙。而且从我们接触到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看，出版社的老板，没有一个是让底下的雇员来包的。承包在经济领域里取得很大的成绩，尤其在农业方面更是如此，引进到出版管理、文化事业上来，效果如何？怎么样评价？它的合理的地方是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是什么？为什么不合理的地方越来越大、越来越发展，而合理因素越来越减少？这又是怎么回事？我想至少有一点是必须想到的，那就是生产方式、生产性质问题。在我国，承包制首先应用于农业生产，即包产到户，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把它引入到文化出版领域，情况就大大不同了。这里面有一个质的问题，农业生产的承包，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经济的发展特点，而出版则是现代化生产，编、印、发、供强调整体效应。对农村经济有效的东西，对现代化生产是否适应，是否有效，应该认真总结和估量。
五、三次图书质量检查的警告
最近这几年，读者对图书的编校质量反映强烈。“错误百出”、“错误百出是好书”，批评、讽刺不绝于耳。没有质量的繁荣，是虚假的繁荣，一定要把图书质量抓上去。为此，最近一二年，新闻出版署主持进行了三次图书质量检查。检查的结果，除了第三次，前面两次都在报纸上公布了，第三次很快也要公布。第一次是检查在北京的中央各部委的出版社，第二次是大型古籍今译图书质量检查，其结果都是触目惊心的、非常严重的。第一次不合格率达87%；第二次九种大型古籍今译图书，没有一种合格的，大家都说大型古籍今译图书质量乱七八糟。这次我们组织了十几位专家进行了几个月的检查，具体找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原因，接着我们订了规定，以后凡是这类大型的古籍今译项目，除了专业古籍出版社之外，其他出版社不能安排，如果一定要安排，要专题报批。这样做并不是不许出，而完全是为了保证质量的需要。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有无与伦比的古代文献，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不能像明朝人那样，后人批评“明人整理古书而古书亡”。如果我们整理的古书都像这九种书，我们将对不起子孙后代。第三次是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质量检查，问题同样十分严重，在所检查的32本图书中有一本优秀，二三本良好，7种合格，其他全属不合格品，不合格率达69%。过去出版社一般都有一批专职校对人员，现在有的出版社校对科也取消了，校对依靠社外力量。我这个社的校对校你们的书稿，你那个社的校对我们的书稿，俗称“交换校对”互致校对费。目的是得“校对费”，萝卜快了不洗泥的事便常有发生。有的把校对工作作为一种福利，谁工资低让谁校一点。有的出版社，司机、看收发室的，文化很低，也做校对，其质量可想而知了。
我上面讲了五个现象。封建迷信图书、挂历、“陕军东征”和长篇小说热、承包问题、图书质量。这些现象我们怎样认识？怎样分析？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分析清楚了才能使我们的工作由被动的、不自觉的，变成主动的、自觉的，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打主动仗。所以，这个分析很重要。我谈谈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
出现这些问题，存在这些现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还得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来寻找。我们现在属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它的特殊性，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人们的觉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觉悟。不是中级阶段，也不是高级阶段，更不是理想阶段，它是初级阶段。小平同志说，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初级阶段的觉悟水平，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质量，所以，在前进中必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出现这些问题有它历史的必然性。这是一点。
第二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分析，江泽民同志有一段深刻的论述，讲得非常有道理。江泽民同志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增长才干，开拓创新。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市场活动中出现和存在的东西，并不都是积极的、健康的、合理的。对错误的、丑恶的东西，必须予以抵制、批评和纠正，不能漠然视之，更不能任其泛滥，让它们去腐蚀人们的思想和灵魂。这段话首先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次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方面、不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积极方面使我们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增长才干、开拓创新，使我们的社会发展；对市场活动中丑恶的东西、错误的东西，也就是消极的、病态的、不合理的东西必须予以抵制、批评和纠正。这就告诉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一分为二，要头脑清醒，要扬善惩恶。
无数的事实说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这样一个时期，新旧体制撞击，各项事业、各行各业工作非常艰难，非常不容易，甚至会有许多痛苦。我们平常接触到种种令人困惑的事情即属于此类。一些人的资本积累靠的是什么手段？他们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他的毛孔和血液中间流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对于这些消极的东西，甚至丑恶的东西有什么办法制约？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这些百万富翁的手段是什么？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之间客观存在的一些事实。在这个阶段，法律、道德都有一个逐渐地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小平同志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成熟、定型的制度，恐怕需要30年的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说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历史的必然性，指出它的不可避免，首先是为了使我们对问题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正视这些问题，并且看到它的复杂性。没有思想准备，不承认这一点，就要被动，这是一。第二，说它有历史必然性，并不是认为它天然合理，任其存在。而是要在承认它的基础上，分析它，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正因为是初级阶段，是过渡时期，是转变时期，所以我们共产党人的使命是创造条件，向高级阶段发展，完成这个过渡，完成这个转变，所以需要我们做工作，如果碰到问题，就认为是改革开放造成的，而把改革开放停止了、扼杀了，是不对的、是“左”的、错误的，如果认为既然是初级阶段，它有历史的必然，我们就不必管了，管就是“左”，也是不对的，也是错误的。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我们看到了既要改革开放，大胆革新，支持改革，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的闯；又要看到在这样一个时期，计划经济还会起巨大的作用，我们还没有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经验、行之有效的办法，还在不断地摸索、总结过程中间，而旧的传统观念还在起很大作用。所以，我们要正视这些问题，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还要积极创造条件，完成向高级阶段的发展，完成这个过渡。
有鉴于此，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间，我们的出版管理工作要处理好这样三个关系：
处理好三个关系
第一个关系，是坚持正确方向与深化出版改革的关系。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大方向。我们的改革，是在大方向指导下的改革；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坚持这个大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小平同志最先倡导的，但他并不是从市场观点来看这一问题的，而是从政治上、战略上把市场看作一种手段、一种方法。小平同志地讲“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就清楚地表明了小平同志是从政治上，从战略上把市场看作一种手段、一种方法的。上面讲的几种现象，我看就说明了有很多的出版社、很多的编辑把市场看作是目的，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东西，像唯利是图的商人那样，崇拜市场、崇拜金钱，热衷于从经纪人的角度看问题，而忘记了奋斗的根本目标。市场经济本身也是不完善的，它没有办法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保证不了社会的公正。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需要政府去弥补，去调整。所以，如果不能从政治上去看问题，就必然走到崇拜金钱、崇拜市场的道路上去。就把握不住政治方向。
第二个关系，是要处理好政府的简政放权与宏观管理的关系。出版社要求出版主管部门、政府机关简政放权，要求不要管得太多。这些意见确实应该很好地研究。如何建立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的出版体制，如何充分发挥每一个单位、个人的主动性，确实需要简政放权。但是，简政放权必须以加强宏观管理为条件，只有把宏观管理加强了，才可以更好地简政放权。这样简政放权的同时配套措施要跟上。要“管”，但管而不死；要“活’，但活而不乱。比如说挂历。1992年把挂历放开，今天回头去总结，我觉得简政放权并没有错。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或者说做得不够的地方在哪里呢？今天看来，问题出在当时对挂历放开以后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对放了以后会产生什么问题考虑不周。比如说定价的问题，比如说折扣的问题，比如说所有的出版社都能出，品种和数量的宏观调控这些问题，当时都没有深入细致地考虑，更谈不上配套措施了。要真正做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出了问题也没关系，只要总结经验教训，亡羊补牢，仍然可以把工作做好。比如说专业分工，在1992年的时候有所放开。当时对科技出版社提出“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对其他出版社也提到“相关相近”的精神。当时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出版社参与市场竞争，如果把它捆得那么死不好办。天生的那个出版社就能赚钱，天生的那个出版社就赚不了钱；它的“家庭出身”决定了它就是穷，它的“家庭出身”决定了它就是富。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当初有这么个想法，科技出版社“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其他出版社要逐渐放开一些，但是经过1993年、1994年的实践，坏书不断，迎头一棒：“你们还要放开，再放开就更不得了了”。──这是批评者的意见。因为确实出了许多问题，造成了很大的混乱。现在，专业分工在有些方面比过去还强化了，但是核心是为了出好书，保证图书质量。所以政府的简政放权与宏观管理这个关系一定要处理好，处理不好必然要出问题。简政放权必须以宏观管理为条件，宏观管理的加强可以更好地简政放权。
第三个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与增强社会责任感的关系。出版社作为一个出版企业，要求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是合理的。但是，企业自主权与社会责任感是一致的，权力与责任、义务是一致的，权力越大，责任越重，义务也相应增多，而且任何权力都受责任与义务的制约。以为哪一个部门就可以随便批准、成立出版社吗？不可能。它受着各种责任与义务的制约。如果这个关系处理不好，认为自己权力大而不能相应增强社会责任感，必然会出问题。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时期，企业应该有一定的自主权，同时也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两点必须同时强调，否则就容易出问题。
以上是对近几年出版界出现的一些现象的思考，是学习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点体会，不一定对，但为了克服盲目性，增强主动性，和大家一起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