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信任的危机与重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危机论文,专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053(2016)08-1131-06 社会的良好运行依赖于健全的社会信任机制。人格信任、货币信任和专家信任系统支撑着我们社会中的全部信任[1]。其中，专家信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石。本文所谓的专家信任指的是公众信任专家以及专家的可信性问题，而专家信任危机则指的是公众怀疑专家以及专家可信性的危机。2015年7月，浙江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盛晓明教授研究团队，对我国的专家信任现状进行了实地调研。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当前，专家的权威性和可信性正在受到挑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专家信任危机。专家信任危机不仅会动摇社会信任的根基，而且会导致社会的无序化、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面对专家信任危机，必须重塑专家信任。本文以此次调研材料为依据①，考察导致我国当前专家信任危机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塑专家信任的对策。 1 专家信任及其危机 1.1 专家信任是现代社会的基石 19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学科的分化，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逐渐演变成为社会各领域中的专家。社会学家吉登斯集中考察了现代社会中的专家和专家系统。在吉登斯看来，专家是指能够成功地占有外行所不具备的具体技能或专门知识的人。专门知识分为许多层次，在各种具体情形中，由于普通公众的技能和信息不足，使得专家成为权威[2]。而专家系统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职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专家系统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脱域机制，它蕴含着一种信任态度。人们信赖的是专家系统的有效运转[3]。现代社会中，相对于信任个体，人们更倾向于信任系统[4]，而专家系统正是这样的系统。专家系统之所以可信，是因为它所依赖的科学知识的可靠和科学活动的成功。正如学者齐曼指出：科学知识是可靠的，部分是因为它与这个制造(making)和行动(doing)的世界吻合得很好；科学活动的典型特征表现为行动；一个好的科学模型的动力机制被认为具有价值，与其说是因为它正确地描述了一个过程，不如说是因为它正确地得到了结果[5]。这也正是坚持科学实在论的体现。 专家信任不仅包括对专家系统有效运转的信任，还包括对专家的知识和态度的信任。公众需要从专家那里获得双重保证：“既有特定的专业人士在品行方面的可靠性，又有非专业人士所无法有效地知晓的知识和技能的准确性。”[3]一方面，专家具有可靠的品行，坚持职业伦理，对社会和客户负责。另一方面，专家拥有足够的科技知识和能力，能够提供高水平的专业服务。“普通人信任专家的能力，与其说是信任专家，还不如说是更信任他们所使用的专门知识的可靠性，这是某种通常普通人自己不可能详尽地验证的专业知识。”[3] 专家信任对于公众、科学、产业和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专家信任是公众生活中应对不确定性的简化手段。卢曼把信任称之为“复杂性的简化”，以此来应对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6]。公众对专家的信任，不仅关系到获得安全感的问题，而且关系到运用专业知识计算利害得失的问题。在当前风险社会中，没有人能够完全置身于专家系统之外，公众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专家信任。第二，科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专家信任。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国家的科技政策越来越多地需要公众的信任和参与。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制约着科研经费和法制框架；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会影响青年人从事科学的兴趣，进而影响科学事业的发展[7]。第三，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专家信任。产业是建立在高度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分化基础之上的。产业的发展和创新，需要现代科技和专家系统的支撑，相应地需要专家信任。第四，国家治理需要专家信任。专家系统日益成为国家运行的重要保障，政府政策的合法性需要专家系统的支持。“专家体制既是专家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化方式，又是政治决策合法性的技术来源。”[8]政府运用专家系统去说服公众，增加政府的可信性。此外，科技政治正在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在科技政治的任何公众议题上，民主政治中的专家的可信度都至关重要[9]。 1.2 我国社会中的专家信任危机 本调研通过问卷星网站(www.sojump.com)对我国的专家信任现状进行了考察，其中，调查方法为分层抽样法，调查时间为2015年。正式调查的样本容量为1109，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湖南、河南、内蒙古等七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内蒙古自治区回收样本161份，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各160份，四川省157份，湖南省156份，河南省155份。正式调查回收无效问卷56份，未计入统计。本调查对样本的性别、年龄和学历进行了划分。被调查者的男女比例相当(女性53.38％，男性46.62％)；年龄主要集中在18岁—35岁，占71.24％。被调查者的整体学历较高，大专、本科分别为20.56％和59.06％；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占8.39％，高中及以下为11.99％。此外，还对976名高中以上学历者进行了学科背景调查，涵盖全部13大学科门类，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集中趋势：学科背景主要集中在工学(21.82％)、理学(15.47％)、经济学(14.14％)和管理学(14.14％)，此四项合计占比65.57％。从抽样数据可以看出，被调查群体范围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研究样本的代表性。 公众信任专家的原因。调查结果显示：专家的“知识权威”地位(“专家具有专门知识”)是获得公众信任的最主要理由，占比高达60.6％；专家所代表的机构和部门的权威性是专家信任的另一个来源，为37.06％；公众主观上认为“专家的话有道理”同样是重要因素，占33.36％。特别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专家的“态度”和表达方式(“有的专家态度诚恳，说话实在，让人觉得可信”)，构成了第二位的专家信任来源——仅次于专家知识，占比达46.26％。可见，为了加强或重塑专家信任，有必要在重视专家知识的基础上，提高专家与公众沟通的技巧，改善沟通态度。 专家信任度。调查显示：公众对于专家呈“一般信任”和“比较信任”，二者分别占37.6％和48.87％。在五级制的量表中，“专家信任”得到3.56分。被调查者对专家持中等以上信任(包括“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的累计占56.26％，持“一般信任”的占37.6％，持“不信任”(包括“非常不信任”和“比较不信任”)的共计占6.13％。可见，我国的专家信任度总体较高，然而，作为“社会良心”的专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专家信任有待加强。朱虹2011年的相关调研也表明了我国公众对专家系统信任的程度较低，专家信任有待加强[10]。这与本文的调研结果相一致。 2 导致专家信任危机的主要因素 此次调查把公众对专家的不信任统称为“专家怀疑”。调查显示：专家怀疑的因素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集中趋势。其中，利益关联(“很多专家代表了政府或其所在机构甚至他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公众的严重关切，占比高达76.47％。而过往信用(“专家以往的预测和判断出错的案例太多，专家信用已经破产”)和传媒影响(“媒体呈现出的专家的形象是不可信的”)则分别占39.13％和38.77％。出乎意料的是，知识差距(“我根本听不懂专家在说些什么，当然不信”)并非重要的专家怀疑因素，占16.86％。而从众效应(“因为身边的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我也不相信”)的影响仅8.03％。同时，少数公众指出：专家之间的不一致和相互矛盾(“这个专家的话被另一些权威否定了”)、专家的不负责任(“有些专家学术不精，说话不负责任”)，也是导致“专家怀疑”的因素，共计占比2.25％。综上，利益关联、过往信用和传媒影响，是导致专家信任危机的主要因素。这三个方面分别表现为：第一，后学院科学中的专家不再利益无涉和不再价值中立；第二，专家与公众的风险观差异，以及风险社会挑战了专家的权威性和可信性；第三，科学传媒制造并激化了专家信任危机。上述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我国当前的专家信任危机。 2.1 专家的利益关联 专家作为知识权威，通常倾向于将知识资本转化为利益。为了进一步考察利益关联与专家信任危机之间的关系，本调研关注了专家将“知识转化为利益”的两种模式——直接的“产品模式”和潜在的“公共政策模式”。 第一，产品模式。当面临“如果一位专家将自己研发的产品向用户推荐，您是否认可他的推荐?”的情境时，调查结果显示：36.16％的公众基于“利益关联”的原因(“专家能因此获利，对其推荐有所保留”)对此持谨慎态度；然而，50.23％的公众更加关心产品本身(“不在意专家的身份，只关注该产品的质量”)。 第二，公共政策模式。当面对“如果政府邀请科学家就某个科学项目向公众进行解释，您是否相信他的解释?”的情境时，调查结果显示：10.55％的公众基于“利益关联”的原因(“因为项目牵涉科学家本人的利益，不相信专家的解释”)对此持谨慎态度，而基于“政府关联”原因(因为专家是政府邀请的，所以对其解释有所保留)对此持保留态度的占25.61％。相反，忽略利益因素而仅仅关心知识(“不管是否牵涉科学家本人的利益，只关心其解释是否合理”)的比重则高达52.48％。 可见，专家的“利益关联”是影响专家信任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公众眼里，“政府关联”对专家信任的影响似乎更大。公众对于专家“利益关联”的容忍度，在具体产品方面高于在公共政策方面。这很可能是因为“可选择性”在发挥作用：面对专家推荐的产品，公众完全可以选择认可或者拒绝；而面对专家支持、政府推行的公共政策，多数公众并没有太多的权利选择拒绝。此外，调研结果还表明：尽管专家的“利益关联”和“政府关联”是影响专家信任的因素，然而，大多数公众仍然表现出理性的态度——更“关心产品的质量”和“关心其解释是否合理”。 公众对专家“利益关联”的反应，在上述抽象情境中与假定的具体情境(“产品模式”和“公共政策模式”)中似乎并不一致。在抽象情境中，由利益关联而引发专家怀疑的比例高达76.47％；而在具体情境中，只有10.55％；甚至在可能牵涉到利益的情况下，公众也“只关心其解释是否合理”，这似乎与抽象情境中的回答相冲突。公众不能容忍专家从公众项目中获取私利，却似乎并不太在意专家是否会通过产品而获利。这很可能是因为公众在抽象和具体情境中会引发两种不同的直觉反应。此外，公众对“政府关联”的担忧或不信任甚于“利益关联”，尤其值得关注。 齐曼在《真科学》中指出，学院科学正在让位于后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更加强调效用，它对科学共同体以外的人和机构负责，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科学目标的纯洁性。后学院科学面临财政方面的挑战，通常接受大规模的国家资助。因此，科学家很容易受到出资方的影响，他们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去解决政府支持的问题。后学院科学正在转变为产业科学，它不再利益无涉。同时，后学院科学家的价值中立性受到了挑战。为了雇主、委托人或者赞助人的利益，后学院科学家经常被组织去公开其发现或表达其怀疑，而这些怀疑将使他们的证词面临一个非常不同的局面。已经说出来的东西的意义，被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暗中破坏掉了。科学家的可信性被政治或者商业的雇主们的含糊之词给污染了[5]。总之，专家的“利益关联”和“政府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专家正在丧失其利益无涉和价值中立的美德，这成为导致专家信任危机的重要因素。调研结果和理论分析都表明了这一点。 2.2 公众与专家的差异 风险社会的客观性和复杂性，导致了专家权威的破产和专家知识的失效，这在客观上会使得“专家以往的预测和判断出错的案例太多”。然而，公众之所以把专家的“过往信用”看作专家怀疑的重要因素(占比39.13％)，在根本上，则是因为公众与专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是风险观的差异。 专家与公众的视角、行为模式差异。专家所特有的认知规范和伦理规范，使得他们通常在逻辑的层面关注问题，用学术性的话语、理性地分析事物。专家受到特定的学科教育和专门训练，拥有特定的专业知识和职业伦理规范要求，从而具有共同的行为模式。波兰尼指出，科学家们用一个声音说话，因为他们受同一传统熏陶。科学群体正是由科学传统所维护和传递下来的。科学家们接受了共同的传统，他们彼此信任，深信别人也受这种传统的熏陶[11]。相对比而言，公众往往缺乏特定的专业知识背景、专业训练和职业伦理规范要求；因此，他们更关注日常生活世界，直接从自己身处其中的生活感受出发，使用纯粹生存论意义上的语言描述和谈论问题[12]。公众与专家的差异使得二者有时很难沟通，这为专家信任危机埋下了伏笔。 公众与专家的风险观差异。“风险”是当代社会中的一个关键词，因此，本调研考察了公众对于风险的理解。在面对“专家一般认为：建设核电站发电的收益很高，同时发生事故的概率很低。如果政府计划在您居住的城市兴建一座核电站，您的态度是什么?”的情境时②，最多数27.23％的公众选择了“相信专家但是怀疑政府”(“比较相信专家的判断，但对政府的监管力度有所顾虑，不太支持这个项目”)；20.65％的公众直接质疑专家说法(“不相信专家所说的‘核电站发生事故的概率非常低’，不支持这个项目”)。此外，基于后果的严重性而持反对观点的公众也不少，13.98％的公众反对的理由是“坚决反对这个项目，核事故太可怕了”——这正是公众风险观的写照。公众与专家的风险观不同。从科学、理性的角度看，没有绝对的安全，风险总是存在的。专家关注风险评估，而公众要求零风险。“由于专家对科技风险评估与公众科技风险认知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往往造成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严重时会出现信任危机，影响公众对科学和政府的信任。”[13] 此外，调查还显示，公众在风险问题上往往持谨慎态度。面对“转基因食品有损健康”这一说法，56.09％的公众愿意“参考专家的意见”。然而，同时有高达44％的公众坚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专家怀疑”的大众心理基础。 2.3 传播媒体的影响 科学传播是沟通公众与专家之间的桥梁，它使得专家信任成为可能，而同时也成为影响专家信任的因素。 新媒体成为主要的科技信息传播渠道。调查显示：公众平时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使用最多的前四位依次是：网站新闻报道、手机APP新闻占76.65％，广播、电视占56.36％，传统的书籍占49.23％，微博、微信、人人网等社交媒体占48.69％。可见，在获取科技信息的媒介渠道上，新媒体已经取代传统媒介成为最主要的信息源。 科技信息渠道的可信度。调查结果显示：上述信息渠道的整体可信度为3.38，位于“一般可信”与“比较可信”之间，偏向“一般可信”。其中，作为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第一渠道的“微博、微信、人人网等类似社交媒体”，在被调查的七大信息渠道中，它的可信度(3.03)居倒数第二，仅比“论坛(社区)、博客、贴吧等”3.01分高出0.02分。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的信息渠道则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中，书籍为3.81，广播、电视为3.49，报纸、杂志为3.46，三者均显著高于各类“新媒体”。这表明：在科技信息获取方面，新媒体在数量上取得了领先优势，然而在信任度上却并不理想。当前社会正在步入移动互联时代和自媒体时代，风险经过大众媒体的传播而被放大或扭曲，会增加公众的恐慌；部分专家的不端行为被放大，会导致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危机。这也提醒了我们要更加关注科学传播中的“新媒体”。 科学传播中的记者与专家信任的关系。调研中，当问及“如何看待记者对科学事件和科学家观点的报道?”时，多数公众肯定了记者的工作。66.82％的人认为：记者的相关报道“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有利于揭露科研中存在的问题”；46.62％的被调查者认为记者“进行了客观的报道，有利于公众认识科学”。然而，37.69％的被调查者认为，记者“某种程度上带有自己的立场，存在对真相有意或无意的歪曲”。可见，科学传播中的记者，既沟通了专家与公众之间的隔阂，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导致专家信任危机的因素。 科学传播与信任的关系。“当看到一则事件出现有争议的说法时，您通常选择相信谁?”调查结果显示：“官方的专家解释/官方新闻发言人的说法”获得了最多的信任，占51.4％。同时，42.92％的被调查者选择相信“新闻评论员和评论家的观点”。这充分体现了当代传媒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和塑造作用。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有高达47.43％的被调查者愿意接受“有影响力(但不是相关领域的专家)的知名人物的说法”。而相比之下，选择相信“非官方的专家的解释”的公众仅仅占比22.18％。这表明，在争议面前，专家所在的机构及其知名度对于重塑信任十分重要。 3 重塑专家信任的对策 3.1 打造价值中立的专家 公众对专家“利益关联”和“政府关联”的担忧具有重要启示。如果要消除公众对于专家的怀疑，则要努力切断专家与其所代言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持专家的利益无涉和价值中立。调查显示：54.1％的公众认为“祛利益化”(“减少或消除专家与其向公众解释的相关项目的利益挂钩”)有助于增强专家信任。这与前述的调查结果相一致——“利益关联”有损专家信任。此外，公开透明和监督，也有利于促进专家的祛利益化。62.85％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和企业应该将相关调查和数据公开透明化，让专家的工作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审查”，将有助于增强专家信任。 为了切断专家的利益关联、保持专家的价值中立，应建立相互尊重的职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当前，产业和政府是导致专家不再利益无涉和不再价值中立的最主要力量。产业发展、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都离不开专家信任。如果产业和政府想通过科学(专家)获得好处，那么，就必须尊重科学(专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为此，需要在政府、产业和科学中，建立各自独立、相互尊重的职业主义原则和制度。当前的科技政策也应更加关注科学(专家)、产业、政治(政府)、公众之间的界限，促进各方之间互动。 3.2 促进公众与专家的沟通 促进公众理解和参与科学。公众理解和参与科学，有利于沟通公众与专家，增强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当前，西方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正在从以科学共同体为主体的公众理解科学，发展到科学共同体、政府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科学理解公众”[14]。因此，重塑专家信任，需要建立一个包括知识普及、科学理解、公众参与在内的整合模型[15]。可喜的是，此次调查显示出我国在公众理解科学方面拥有良好的基础。在面对“试图较为充分地理解一个科学问题(比如全球气候变暖问题、PX项目等)”情境时，高达70.42％的公众认为自己基本能懂，此外，还有10.55％的公众认为能够“完全理解”。 改善专家的公众沟通技巧和态度。调查显示：37.06％的公众期待与专家进行直接沟通而不是通过第三方转述，并认为与专家的直接沟通有助于专家信任；49.23％的公众认为“专家应加强沟通技巧，少用晦涩的术语，用普通公众都能理解的方式表述”；43.73％的公众认为“专家应倾听公众的心声，重视公众的诉求，理解公众”。可见，为了重塑专家信任，专家或许可以放弃“中立性”原则，采取一种“我不是专家”的策略——专家向公众表明：“我不是专家，我只是掌握了更多专门知识的普通公众而已。我也是公众，我也是你们中的一部分，我不是‘中立’的，我是跟你们在一起的。” 沟通公众与专家的风险观。由于面对风险时专家的“过往信用”成为影响专家怀疑的重要因素，因此，重塑专家信任，一方面，要提高专家和公众的风险应对能力，改变公众的零风险观，建立公众看待和应对风险的理性态度；另一方面，要把公众的风险认知引入科技决策，建立和健全民主协商原则，实现风险沟通的双向互动。为此，可以通过公共批判和公共实践(强化听证会、公民会议、共识会议等机制的作用)，使得与公众密切相关的科学决策在更广泛的价值考量中获得其合法性；扩大风险决策和风险应对方案中的公众参与，从而沟通公众对于专家和风险的理解，增强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减少不信任。 3.3 提高科学传播效果 加强传媒的治理。调查显示：在公众表达对某项科学(工程)计划的看法或意见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再次成为民意的主要“通道”，高达62.67％；紧随其后的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占比为33.9％。此外，在“公众利用传媒参与科学讨论”方面，54.1％的公众会积极介入自己感兴趣的科学事件讨论，33.54％的公众会关注他人的观点，另有7.39％的公众会在自己知晓事件后就进行评论。可见，利用传媒参与科学讨论的人群数量庞大。传媒获得公众如此高度的重视，与传媒的便捷性和正效果有关。鉴于科学传媒的巨大使用量和巨大影响，因此，重塑专家信任，应加强传媒的治理，引导和规范传媒发挥积极作用、避免消极作用。 建立畅通的传媒渠道，发挥不同传媒载体的各自优势。调查显示：高达40.85％的公众认为意见表达渠道“一般畅通”，而认为“比较畅通”的仅有27.59％，认为“非常畅通”的更是只有4.06％。相反，高达27.50％的公众认为传播渠道“比较阻塞”和“非常阻塞”。可见，重塑专家信任，还应建立公众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由于在各种传媒中，网络的利用率较高，而信用度较低；传统媒介的利用率较低，而可信度较高。因此，为了增强科学传播的有效性，或许可以采取“用网站让公众知道，用书刊让公众相信”的策略。 注释： ①本文的调研材料主要参考了盛晓明、张立、郭喨等2015年12月撰写的《关于“专家信任”的报告》，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文责自负。 ②本题中，人为地“引用权威说法”，这违反了问卷设计的一般性原则。但是本问卷旨在考查公众专家信任的结构和因素，而本题是为了考查公众对专家说法的态度和风险的认知。因此，可以这样设计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