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公共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政策论文,自然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译者按 本文是美国著名科学史家I.伯纳德·科恩(I.Bernard Cohen,1914-2003)与哈维·布鲁克斯(Harvey Brooks,1915-2004)的对谈。布鲁克斯是哈佛大学技术与公共政策荣誉退休教授、哈佛大学工程学与应用物理学院前任院长，在国家政策领域耕耘多年，曾任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和国家科学委员会委员、美国科学院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主席。本文追溯了美国对社会科学进行公共支持的历史，讨论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公共政策与科学的关系、社会科学给自然科学家留下的印象，等等。原文载I.B.Cohen(ed.),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4,pp.363-398，张卜天译。 科恩：首先想问一下，在你的科学生涯中，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那些与社会科学有关的问题的? 布鲁克斯：我很早就意识到科学政策中有一些问题涉及我所谓的社会议题和社会价值。但在那时，我并不认为这些问题与社会科学直接相关。直到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在1965年我就任国家科学院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主席之后，才真正注意到问题的这个方面。这一时期我们与时任俄克拉荷马州参议员的弗雷德·哈里斯(Fred Harris)接触很多，他很重视这类问题，提议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在向哈里斯这个小组委员会就这一提案作证时，我对社会科学的感受尤为强烈。我意识到，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科学也有用武之地，这一点此前一直被忽视了。因此我想说，我在60年代初到中期这段时间里第一次明确意识到社会科学与科学政策的关联。 科恩：这跟我预想的差不多。普遍的情形似乎是，对于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来说，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直到60年代才真正变得重要起来。60年代之前，受到这种直接影响的大概只有国家科学基金会，那时基金会正在为某些筛选出来的社会科学提供研究资金。这又关系到一个很一般的问题，在讨论国家科学基金会之前，我想先将它提出来。记得一位新任官员曾对我说，“我才发现我们为软科学投了很多钱”。科学家通常如何看待社会科学?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同于“硬”科学的“软”科学呢? 布鲁克斯：说来话长，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提议设立国家科学基金会之初，基尔戈和布什两派之间的争论。 科恩：是哈利·基尔戈(Harley Kilgore)参议员、西弗吉尼亚州的那个民主党人吗? 布鲁克斯：正是。他希望设立一个机构，把社会科学纳入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范畴，由政府出资支持。你应该有印象，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持一种更加传统的“纯粹科学”进路。他希望基金会能由自然科学家来管理，只做基础研究，不要关注眼前的实用成果。 科恩：印象很深，布什1945年的《科学：无尽的疆界》(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那份报告就是我们的研究团队准备的。 布鲁克斯：原来如此!我毫不知情。 科恩：嗯。麻省理工学院的鲁珀特·麦克劳林(Rupert Maclaurin)在当时就职于该校辐射实验室的历史学家亨利·格拉克(Henry Guerlac)的指导下设立了一个“秘书处”(Secretariat)。报告中我和约翰·埃兹尔(John Edsall)完成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对美国、英国和法国所提供的研究资助进行比较。我还记得，当时围绕是否把社会科学纳入筹建中的国家研究基金会的资助范围产生了许多争论。拉比(I.I.Rabi)激烈反对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关联起来。他一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观点而不是事实。最终，布什报告没有给社会科学在基金会中设想出清晰的位置，但这个授权法案(enabling act)以“其他科学”这一表述为社会科学留下了余地。 布鲁克斯：在所有这些争论中，对于要不要把社会科学纳入进来，自然科学家们并没有形成共识，不过他们的看法基本上反映了社会大众的观点。那些政治倾向比较保守的人认为社会科学的确很“软”，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理论的证据和可证伪性之标准不同于自然科学。而且在我看来，从政治上来说，保守派担心“科学”一词会因为社会科学的政治意味而变得不再纯粹。有些保守派把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等同于社会主义。 换句话说，许多科学家所担心的正是在MACOS项目上所产生的争议。 科恩：什么项目?“人：学习的过程”(Man:A Course of Study)吗? 布鲁克斯：正是，这是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课程拓展项目。与它类似的还有已经予以资助的物理学项目(Project Physics)，是为中学物理课开发的新课程，内容重要，开设面广。可以想见，MACOS的内容引起了很大争议。比如，一直批评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Proxmire)提出了MACOS的问题，来自亚利桑那的众议员约翰·康伦(John Conlon)认为MACOS会破坏基本的家庭价值观。后来争议实在太大，这个项目不得不放弃。许多科学界人士担心，类似的争议可能会影响整个国家科学基金会，使自然科学家能够获得的资助减少，这大概是最令人头疼的问题。MACOS项目之所以备受争议，是因为它所讨论的人类学和社会学议题本身就存在重大争议，这与关于物理学原理和理论的讨论截然不同。这类议题从一开始就浮现出来，也就是在提议把社会科学纳入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时候。不过，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科学没有一致的看法。 科恩：你和其他所谓硬科学界人士想到社会科学时会想起哪些学科?社会学显然会入列吧。 布鲁克斯：与经济学相比，我更容易想起社会学。我把经济学看成社会科学中的一种热力学，因为经济学从过分简化的实在模型开始，再从模型中进行严格的推论，并且不一定强调模型的严格，而是强调推论的严格。这个过程与物理学领域的热力学方法很相似。热力学的研究者也从非常宽泛的假设出发，看看用数学能推论出什么结果。 我把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分开了。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学是与物理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最为对应的社会科学的代表。从经济学往其他社会科学一路看过去，我敢说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会把其他社会科学按照“软”的程度排序，从低到高依次是定量社会学、调查研究等等，直到政治学。我也知道，社会学和政治学都会用到调查研究的方法。但在较软的社会科学中有一种典型的语词传统，政治学就是这样一门语词的描述性科学，直到近来才有所改观，而社会学很早就属于定量传统了。 我想，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科学家并没有成见。但自然科学中有一种观点的确有必要强调一下，那就是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科学使用的模型多少有些怀疑，这种怀疑来自他们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切身体验。在自然科学中，即使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互换的实体项，如电子、质子等，建立模型也很困难。而在社会科学中，每一个个体都有某种程度的差别，即使个体间有一些共同属性，在分类上也难免有随意性。因此我认为，自然科学家会怀疑社会科学家是否能够建立与现实足够相似的模型，从中得出有效的严格推论。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无法断定是否所有重要因素都包含在模型中，因此推论是靠不住的，不是说它们不严格，而是模型并不完全对应实际的物理世界。 科恩：这个问题不妨多聊一会儿。我的研究表明，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首先把社会学看成…… 布鲁克斯：看成一门社会科学。 科恩：唯一的社会科学(the social science)。关于社会科学科学性的讨论通常不怎么涉及历史、政治理论、考古学、社会人类学或社会心理学。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发现我认识的人中对社会科学自称的科学性怀疑最甚的是研究物理科学和数学的人。地球科学界是不是也是这个情况?生物学界呢?在你分别属于的各个圈子里讨论这些问题时，不同领域的人对社会科学是否有不同的态度?比如，有些自然科学家就对社会科学中预测的准确率不高颇有微词。 布鲁克斯：的确如此。 科恩：但地球科学家要进行预测也非常困难，却没人怀疑他们研究的科学性。他们不会像物理学家那么看重预测的准确性。 布鲁克斯：一点不假。事实上，1972年我在《密涅瓦》(Minerva)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阿尔温·温伯格(Alvin Weinberg)关于“越界科学”(trans-science)的介绍，当时我就明确提出了这一点。 科恩：我有印象。阿尔温是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也是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吧? 布鲁克斯：是的。阿尔温对“越界科学”一词的使用，我不敢苟同，他似乎把所有社会科学都归入了越界科学。我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社会科学一直以牛顿力学为模型，而气象学实际上更适合作为模型。我提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洛伦茨(Lorenz)，他在天气预测方面做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他根据大气运动方程严格表明，无论对初始边界条件掌握得多么准确，十五天以上的天气预报原则上是不可能的。这种状况与边界层(boundary layer)现象有关，因为实际上需要无限精确地指定边界条件。初始条件或变量边界值的微小变化就会导致从严格的运动方程中得出的预测大幅改变。这样一来，变量边界值的任意小的误差都会使方程的解有所不同。换句话说，因果律的基本假设即结果正比于原因就失效了。这在数学上可以内在于看似决定论的方程，比如流体力学的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中，极微小的原因可能在数学上导致非无限小的结果。你可以预测某个大的区域在某个时间点很可能会刮龙卷风，却无法准确预测刮风的地点和路径。天气预测的界限实际上是由边界现象决定的。也许正是这个洞见最先启发了现已流行的混沌理论。事实上，一些讨论混沌理论的人也的确把它追溯到洛伦茨60年代的那篇原始论文。 不过，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所使用的科学思维模型仍然是牛顿力学的理想化模型。他们不知道洛伦茨得出的结果，也不知道物理科学中其他许多以严格方程为基础的模型，这些方程并不能进行准确的预测。毕竟，流体力学方程虽然严格，但显示出的边界层和湍流现象却使可预测性的问题与台球或行星的牛顿力学问题截然不同。事实上，乔治卡里尔(George Carrier)就是在此领域做出重要工作的先驱之一，他最初正是因为对边界层现象所作的数学分析而广为人知。 科恩：我查阅文献的时候发现，即使像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也在努力以某种方式模仿牛顿的理性力学，有时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还会引入能量物理学。 布鲁克斯：是的。 科恩：就连“经典”物理学多数情况下也不这么做。 布鲁克斯：对。 科恩：还有能量学的大量引入，尤其是往经济学中。 布鲁克斯：你问过一个问题，我有点跑题了，现在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与其他科学家相比，生物学家是什么态度?应该说，动植物分类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这两类生物学家之间差别太大，需要分别考察，各寻答案。分子生物学家，或者更宽泛的还原论生物学家，他们的思维更接近于物理学家，而分类学家的思维更像社会科学家，他们也更亲近社会科学的方法。 科恩：就此而论，你或许可以谈谈在所有的公共团体，比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院、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中，与生物学家相比，物理科学家的重要性。 布鲁克斯：在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最初的人员架构中，可以说作了一个折衷，因为一方面要照顾到学科平衡，另一方面又要使聚在一起的一群人有共同的语言，能按自己的规范轻松交流。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往后一方面作了很大调整，结果就是在艾森豪威尔时代，委员会由物理学家主导。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很多原因，一个主要原因是，委员会的多数物理学家都曾经历二战，供职于各种军事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交给委员会的那些问题和议题，即使是初次提出，他们也早已熟悉。很自然地，在委员会成立之初，物理科学家们就获得了主导权。事实上，这些专家有时甚至认为，其他形式的专业知识没有用武之地。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对其他专业知识无知，而是所提交问题的性质使然。 委员会最初面对的议题中，有一个需要照顾社会形势，并且高度透明，那就是民防。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发生冲突后，赫鲁晓夫威胁要单方面废除苏、美、英、法《四国柏林协定》，民防危机随之出现。政府内部普遍施压，要求建立一个大的民防工程。任务落到了国防部头上，他们几乎完全从民防的实物和工程方面看这个问题，考虑的只是防空洞建设等。问题一时牵动了各方情绪。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立了自己的民防小组，监督国防部的项目推进，也提供一些建议。形势很快变得明朗，如我所说，国防部的工程几乎完全着眼于实物和工程方面，而公众和媒体则更关注社会、行为和组织方面。经委员会同意，在科学政策各个领域一直颇为活跃的杰罗尔德·扎卡赖亚斯(Jerrold Zacharias)在坎布里奇(Cambridge)组建了一个非正式小组，于每个周末碰头，讨论民防计划的心理和行为方面，尤其是日渐强烈的公众反应。我参加了这个小组，小组成员还包括来自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物理学家和三四位知名心理分析学家和精神病专家。部分成员具体包括：哈佛大学物理学家埃德·珀塞尔(Ed Purcell)、凯斯西储大学精神病学系主任道格·邦德(Doug Bond)、剑桥大学知名精神分析学家格雷特·比布林(Grete Bibring)、密歇根大学心理学教授加德纳·夸顿(Gardner Quarton)、麻省总医院外科医师奥利弗·柯普(Oliver Cope)，部分由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经历的波士顿椰林俱乐部大火，柯普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记不清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有没有参加过我们的周末碰头，也记不清我们当中是否有人跟他私下谈过这些问题。在对民防问题最为忧心的那段时期，我们每个周末都要碰头。其中有几位，像加德纳·夸顿和道格·邦德，实际上每周都是自掏腰包飞往坎布里奇。这个小组影响很大，帮助总统科学顾问杰里·威斯纳(Jerry Wiesner)说服了肯尼迪总统，让他相信，民防涉及的问题不仅限于实物层面的硬科学，还要特别考虑，如果发生核战争，在最初两周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核战发生一周内对民众的保护，相比后期随之而来的社会崩溃以及心理和社会问题，只是很小的一个方面。这是社会科学家们最早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工作产生联系。这些周末碰头会没有形成正式的报告或结论，但碰头的专家都从其他与会者那里受益良多。小组提供给总统科学顾问杰里·威斯纳(Jerry Wiesner)的非正式建议帮助他说服了肯尼迪总统，使这项国家工程的布局比最初设想的更为均衡合理。我想，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大概是第一次面对一种形势，让他们真正意识到此类问题的心理和社会方面。一个伴生的结果是，对于涉及自然科学或技术的其他许多公共政策问题，社会科学显然大有用场。 科恩：你的观点看来极为重要，它关系到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即社会科学与政策问题的总体关系。 布鲁克斯：是的。社会科学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影响由来已久。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有人坚信对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能为解决全国危机提供很大帮助，那时政治的关注焦点都在这个危机上。二战结束时，围绕万尼瓦尔·布什提议设立的国家研究基金会产生的争论，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在战后政府为科学研究提供资助的新政策中，要不要给社会科学留下一席之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William F.Ogburn)主要研究技术创新，他在国会作证时称，技术发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社会变迁，引发社会问题，因此支持发现和发明的政府有责任支持社会科学，以预见并解决从这些发现和发明中产生的问题；况且，若非政府为自然科学和工程提供支持，就没有这些发现和发明。 1949年至60年代初，冷战加剧，社会科学对公共政策的基础性作用有所削弱。但是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随着“伟大社会”计划的兴起和公众对技术负面效应的关注，它又复兴了。 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公众越来越关注美国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和美国劳动者的异化问题，为在公共政策中应用社会科学观点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更加推波助澜的是，公众越来越意识到，日本在国际竞争中获得的成功，不仅是由于硬件生产的进步，还得益于劳动安排和劳动力管理方面的创新。然而，随着里根在80年代上台，就政府层面来说，社会科学的政策效用又经历了短暂的衰退。而现在，公众再次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为了制定出更为连贯的科学政策，需要进一步认识作为一种社会体系的科学和技术。于是，一种新的局面又出现了。这种认识的重要性既表现在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所提供的国家资源的分配上，也表现在科学知识和科学家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角色上。 科恩：关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你已经说了一个特例。能不能进一步谈谈委员会对社会科学家的接纳，以及社会科学对科学政策制定的后续影响? 布鲁克斯：要充分回答你的问题，需要回顾一小段历史。还是从艾森豪威尔在任那些年说起吧。那时有个科学顾问委员会(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从1951年开始，就在国防动员办公室之外运行。1957年，这个委员会改组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受艾森豪威尔总统直接领导。促成这次转变的契机是，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后公众中出现了信心危机。这次危机甚至引起了对科学和科学政策的正视。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迈出的这一大步，也使得有必要在最高级别的政府委员会中安排自然科学家担任新的更重要的角色。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设立成为二战之后科学政策演变过程中被谈论最多、研究最多的事件。不仅在美国国内，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1957年12月，人造地球卫星升空两个月后，艾森豪威尔任命詹姆斯·基利安(James Killian)为总统科学顾问。基利安本人并不是科学家，他的专业是人文学科，后来成为一名资深政务人员。受命后，他与科学家密切合作，了解他们的态度，历练得非常善于向一般公众解释科学。我觉得大家很有必要认识到，第一位(在某些方面也是最成功的一位)总统科学顾问完全不是科学家。他只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四处走动，与科学家和工程师通力合作，浸淫于科学文化，体会他们的所思所虑，谙熟他们的语言和妙想。意味深长的一点是，和杰里·威斯纳(Jerry Wiesner)不同，他几乎从不亲自准备向总统进行汇报的说明材料。他会带上一两位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让他们提供说明材料中的技术部分，再由他当着科学家的面向总统解释。 如我之前所说，在最初的人员架构中，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本身是一个相当统一、结合紧密的团体，由物理学家主导。二战时期，这些物理学家或者在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或者在曼哈顿计划，或者同时在这两项研究中一起工作，深度参与政府顾问活动以及与冷战时期的重要技术事件密切相关的“夏季研究”(Summer Studies)。不仅如此，社会科学家在委员会初始成员中引人注目的缺席并不是无心的疏忽，而是受到了委员会内部成员以及外部批评者和观察者的热议。这些外部批评者和观察者中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任命的一个欧洲工作小组，他们负责考察和评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成员国的国家科学政策。这个工作小组的三名成员中有两位是社会科学家，他们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代表缺席的批评不仅指向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也指向与科学政策相关的多数美国政府高级顾问委员会。 科恩：我知道你提到过这一点。能不能再详细谈谈对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发展方向的两种看法? 布鲁克斯：关于这个主题的争论，有一点指向了关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角色的两种现存观点，它们截然不同。一种观点认为，委员会应该广泛体现整个美国科学界的精神旨趣和思想风格，它的功能应当类似于科学界向美国政治领导层派驻的大使。另一种观点认为，委员会应该是一个由科学通才组成的密切合作的团体，它的职责是向总统及其政治幕僚解释专业的科学分析和判断。总统和委员会本身赞同第二种模式，但科学界和政府以外的公众中有许多人持第一种观点，他们在意的是委员会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各个科学群体，因为在他们看来，委员会就是为这些科学群体的利益服务的，至少部分是这样。然而，在认为委员会应当由通才组成的人看来，科学群体的代表应该由委员会或总统科学顾问委任的约300名专门小组成员和顾问来体现。他们专门服务于总统，解决特定的技术难题。委员会也可以从半私有、半公开的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下面的许多委员会那里获得帮助。它的主席，也是国家科学院院长，本人就代表该委员会加入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服务于国家研究委员会各下属委员会的约4000名专家，涵盖了自然科学、工程学、社会科学和其他专业学科的所有领域。 科恩：与成立初期相比，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在60年代初面临的问题有没有发生什么显著变化，影响了对社会科学家的接纳? 布鲁克斯：成立初期，该委员会颇受总统倚重，那时它接到的问题都是军事技术方面的，涉及对陆海空三军提出的不同主张和技术建议的裁决。这些争议只能在总统层面解决。问题专业性很强，不过经验丰富的物理学家能很快熟悉。如前所述，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更像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俱乐部，成员们交流时用语简省却不影响理解。对于多数成员来说，即使研究领域不同，由于近似的训练和经历，特别是军事技术经历，他们都熟悉一种多少具有共通之处的技术文化。要往这种文化中塞人其他物理学家或工程师很难。当委员会真的试图扩大成员基础时，发现有些“扩招”的成员在参加几次会议后就退出了，他们无意去理解这种神秘的交流方式。在委员会发展的这个早期阶段，要往这种文化中塞入社会科学家想必也不可行，至少委员会和社会科学家双方当时都是这么想的。 60年代后期，委员会的问题议程超出了国家安全范畴，一些社会科学家的确加入进来。1968年，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首先加入，两年后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也加入了。西蒙不是作为经济学家，而是作为人工智能专家入选的。科尔曼是社会学家。两人都青睐定量研究方法，而且都有大量的跨学科研究经验，这样融入委员会文化就容易得多。 不过总体上来说，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非常警惕一种危险，即一个学科在委员会中只有一个代表，且与委员会自己的成员截然不同。他们很担心会过分依赖某一个专家，无法在不熟悉的领域对多样的观点保持判断力。如果每个学科两个代表，像诺亚方舟上的动物那样，委员会又会过于臃肿。 科恩：能谈谈委员会实际的日常工作吗?研究工作、讨论工作与听取和评估专家意见各占多大比重? 布鲁克斯：委员会的多数工作实际上是听取专家们对于他们研究领域之外事项的看法。他们经常像一个报告评估委员会，那些专业小组在把报告提交给总统或向公众发布之前，会将初稿交给他们评估。就这个角色而言，他们充当的是科学通才，而不是头衔所标示的高级专家，虽然他们在短时间内就能熟稔和精通面临的问题。他们经验足够丰富，对科学推理非常熟练，因而能问出简单却犀利的问题，让专家们不得不仔细审视自己的隐含假设，修改不那么严密的结论。委员会承担的这一质疑角色，外界和整个专业界一直不太了解。 科恩：不过，没记错的话，委员会还是向社会科学作了一些努力，是吧? 布鲁克斯：那是在60年代末。委员会最终的确扩大范围，吸纳了社会科学，发布了一份关于青年的精彩报告。撰写报告的小组由詹姆斯·科尔曼领头，我前面说过，他当时是委员会成员。 科恩：报告名叫《青年：走向成年的过渡》(Youth：Transition to Adulthood)吧，1973年发表的? 布鲁克斯：是的。此外还有一些报告，关注的主题是政府对行为科学的支持。 科恩：有许多报告非常引人注目，1962年的《加强行为科学》(Strengthening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无疑是其中之一。 布鲁克斯：是的，不过这只是以支持社会科学为主题的许多报告中的一份。比如其中一份关注的是隐私和研究，另一份则关注隐私和行为研究，还有许多报告关注教育。我说过，行为科学家最初参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时，从来没有形成公开的报告。这当然就是民防小组的工作，以及非正式的坎布里奇小组所从事的与民防和核战威胁相关的活动。 科恩：关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我们已经谈得够多了，现在还是转向国家科学院吧。你会不会认为，国家科学院提供了另一个明显的例证，表明社会科学家这个群体后来如何被纳入科学家之列，以及此后社会科学如何被纳入科学范畴? 布鲁克斯：殖民地时期北美创立了两大博学之士云集的研究机构，即1743年创立的费城美国哲学学会和1780年创立的波士顿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这两家研究机构涵盖了所有知识领域，包括自然科学、人文学科、艺术、学术职业、公共事务，以及今天被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些学科，虽然当时几乎还没有认识到。在欧洲大陆传统中，这种兼容并包的特点表现更甚。1863年由国会批准设立时，美国国家科学院遵循了英国模式，只遴选自然科学家和一些工程师为会员，这种模式在成立后的一百年里一直延续着。 科恩：这一点很有趣。当然，总有一些例外。比如在欧洲大陆，法国科学院(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s)一直比英国皇家学会更为严格地将会员资格限定于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而柏林科学院则从一开始就既接纳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又接纳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实际情况是，虽然美国国家科学院最初只接纳自然科学家，但自然史这个学组(class)的确包含了民族学，也总有一些院士可以被视为社会科学家。 布鲁克斯：一战期间，为加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政府顾问职能，国家研究委员会得以设立。国家科学院从一开始就在章程中规定了这一角色，却从未广泛落实。国家研究委员会允许接纳非院士为其成员，国家科学院的威望又给国家研究委员会的顾问工作赋予了合法性。委员会经常处理的是应用科学与工程，而不是大多数院士赖以入选的纯科学。但相对来说，在此早期阶段，国家研究委员会极少处理社会科学及其应用。 科恩：我搜集了一些关于这个主题的笔记，对我们的讨论很重要。1865年，梵文学者威廉·德怀特·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是国家科学院院士。他是当时民族学学部(section)的唯一一名院士。1866年，该学部更名为民族学与语文学学部，有了第二名院士乔治·珀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他的研究领域无疑与这两个类别相吻合。1899年国家科学院修改章程，成立了六个“常务委员会”，其中一个是人类学的。1905年，如当年年度报告所述，国家科学院院长任命了一个包括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内的委员会，“负责向国家研究委员会陈述科学院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和哲学的关系”。那段时期，院士中不仅有詹姆士，还有哲学家兼数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哲学家兼心理学家乔赛亚·罗伊斯(Josiah Royce)。约翰·杜威(John Dewey)于1910年当选院士，1911年成为新成立的人类学与心理学委员会成员。1965年，国家科学院正式承认“生物学与行为学”学组，1971年又划分为两个学组，其中之一称为“行为学与社会科学”学组。1975年，这一学组包含四个学部：人类学、心理学、社会科学与政治学、经济学。到1977年我的两位同行翘楚马丁·克莱因(Martin J.Klein)和奥托·诺伊格鲍尔(Otto E.Neugebauer)入选时，甚至连科学史家都得到了承认，他们分别被归入物理学学部和天文学学部。克莱因是作为固态物理学家开始其职业生涯的，想必是因为之前的科学成就而当选院士的，而诺伊格鲍尔则从来都不是一名实际开展研究的天文学家。1977年，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任社会科学与政治学学部主任，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任经济学学部主任。70年代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改变自己的学部归属，但在1968年入选时，默顿被归入人类学学部，阿罗则被归入应用物理学和数学学部。阿罗是作为应用数学家入选的，他在这个领域的出色研究足以使他在国家科学院获得一席之地。默顿则显然不是狭义的人类学家，他能入选是基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就。 布鲁克斯：很高兴你提到这些例子。在我看来，默顿和阿罗的情形象征着国家科学院历史的两个侧面，值得进一步研究。一些不属于自然科学和数学大类中已确立门类的学科，似乎在它们的领域还没有被承认为科学的时候，就有学科代表入选了国家科学院。这些人，包括社会科学家，按照现有的体系被归入了某个学组，之后若设立与之更为适合的学组，再转过去。因此，某项研究的科学性得到总体承认(表现为有人当选院士)，往往滞后于按照官方对某个学科科学特征的正式承认来重新组织科学院的人员架构。 从更普遍的范围来看，可以说在20世纪，自然科学的范畴扩大了，纳入了心理学(主要是实验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主要是体质人类学)等学科。60年代末，一些声誉最为卓著的定量经济学家当选院士。70年代初，社会学与政治学增设了一些新的学部，此后国家科学院中社会科学家的人数缓慢增长，虽然与他们在美国学术界的人员规模还不成比例。 科恩：对于我还有其他许多人来说，有一个现象很让人好奇：最早被视为国家科学院正当部分的是人类学、考古学(包括《圣经》研究)等社会科学，为什么它们比较容易被接纳? 布鲁克斯：我可能给不出权威答案，但确定无疑的是，“伟大社会”计划使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整体走到台前，从政策角度看，唤起了对社会科学的兴趣。同时，对社会科学合法性的态度也通过一个事实表现出来：科学院院士的遴选非常严格，当选的社会科学家所做的研究都被视为非常客观。这尤其让人想到像鲍勃·亚当斯(Bob Adams)这样的人类学家兼考古学家，或者1960年当选的考古学家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一般认为，考古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人造物件，体质人类学家当选院士的时间要比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家早很多。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即使在科学院中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所没有的合法地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们研究的不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当选院士的人类学家多数研究的都是原始文化。它们的研究中有一种可以称为客观性的东西，使研究者处于超然位置，随着研究者一步步接近自己目前身处的社会，这种超然性会越来越弱。因此，社会科学中首先获得合法性的部分，就是研究主题或对象与我们自己的文化明显无涉的那个部分。显然，这个部分既包括人类学，也包括考古学。 科恩：我对这种态度很感兴趣。我发现，与法国和英国一样，在美国的国家科学院中，科学往往被局限于狭义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不是真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人文学科更无容身之地。与法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不同，德国科学院、意大利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则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保留一席之地。 布鲁克斯：这个话题还有重要的另一面，因为在国家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即使是工程学也没有获得与研究群体规模相称的地位。 科恩：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那时美国的纯自然科学正在努力获得承认，组织混乱，缺少支持。他们不想与应用科学或工程学混到一起，稀释自己的努力。 布鲁克斯：是的，有些道理。 科恩：有人曾寄望于通过设立国家科学院来最终提升对自然科学的认可。现在我们不妨转向国家科学院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它的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沿着你已经开始的思路继续深入这个主题，同时也考察一下你自己能够通过哪种方式为社会科学的提升做点什么。 布鲁克斯：好的。 科恩：你是继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George Kistiakowsky)之后担任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主席的吧? 布鲁克斯：是的。我是1965年7月1日就任的。 科恩：这么说来，关于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景和需求，你是那份著名报告的主要发起者喽? 布鲁克斯：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我都是主要发起者。西蒙当选院士的时候，国家科学院还没有社会科学学组，他是作为心理学家入选的，因为心理学在自然科学中确实有合法性。最终，西蒙坚持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入选了科学院。 科恩：是的。1967年西蒙入选的时候，还没有哪个学组或学部被称为社会科学。我们前面说过，当时有一个学组叫生物与行为科学，设立于1965年，但其中唯一一个真正属于行为科学的学部是人类学和心理学学部。直到1971年，名为行为与社会科学的学组才正式设立，而要等到次年，社会、经济与政治科学学部才成立。1972年，赫伯特·西蒙离开心理学学部加入新成立的学部，1975年当这个学部一分为二时，他又加入了社会与政治科学那个学部。 布鲁克斯：这些细节所勾画的轨迹从罗伯特·默顿和肯尼思·阿罗身上也能看到。我之所以谈到西蒙的身份隶属，是因为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国家科学院每个学部都有一名代表入选。那时总共只有14个学部，现在有25个。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是科学院某个学部的院士，因此当选院士使西蒙得以供职于我主席任期内的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 事实上，那份社会科学报告的由头是我和西蒙的一个“共谋”，那时他甚至还没有加入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他于1965年任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董事会主席，而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一直在从事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我们想，如果能让两个委员会携手开展社会科学研究，一定是个妙招。欧内斯特·希尔加德(Ernest R.Hilgard)应邀主持这项研究，他与赫伯特、我以及其他一些人从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国家科学基金会、罗素塞奇基金会得到了资助，来准备那份生物与社会科学报告。我们对报告的界定很宽泛，比如把一些小册子，不仅是关于传统社会科学的，还有关于历史和地理的，都包括进来。所谓BASS报告真的就是这么来的，它的正式名称叫《行为与社会科学：前景与需求》(The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Outlook and Needs)。在国家科学院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问题与政策小组委员会(Committee on Problems and Policy)的支持下，报告由行为与社会科学调查委员会(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Survey Committee)提交。1969年，报告正式发布。 科恩：关于科学院院士对这项研究的总体态度或者某些人的个别态度，你有何感想? 布鲁克斯：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非常赞同编制一份行为与社会科学报告。我记得没有任何怀疑的声音。报告完稿时，国家科学院尚未进行重组以纳入行为与社会科学学组，但现在回想，没有遇到任何反对意见。相反，如我所述，所有人都赞同进行此类联合研究。 科恩：对于报告的效果和影响，你有没有得到详细反馈? 布鲁克斯：这个很难量化。实际上，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的所有研究都有同样的问题，我担任委员会主席时多次被问到此类问题。报告中如果建议了优先事项，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效果，但的确把这些事项提上了日程。这样，出现的所有争论便围绕着委员会报告(包括那些关于社会科学的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类别(categories)而展开。换句话说，委员会报告所做的，就是通过设定各分支领域的内容及其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潜在意义，来给出一个精心遴选的机会清单。这就在相当程度上为政治领域讨论所有门类科学的优先权设定了条件，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视同仁。然而，能得到讨论的只有位于大的领域之内的优先权，而不是大的领域之间比如物理学和生物学之间的优先权。 科恩：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能够成立，谁是背后的真正推手?是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吗? 布鲁克斯：是的，这个委员会的缘起非常特别。1959至1960年，基斯佳科夫斯基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科学顾问。在艾森豪威尔任期尾声辞去科学顾问一职之前，他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推动国会批准了对斯坦福直线加速器项目(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project)的首批拨款，进行核物理研究。项目负责人是皮耶夫·帕诺夫斯基(Pief Panofsky)。 科恩：就是那位沃尔夫冈·帕诺夫斯基(Wolfgang K.H.Panofsky)，斯坦福的物理学教授，也是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 布鲁克斯：是的。基斯佳科夫斯基虽然支持这项提议，却颇感为难，因为这个特别项目被上升到总统层面，而且其中一位主要负责人是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他忧心的是，没有一个中立的机构能应邀来评估这项提议。他相信国家科学院能与此类具体问题保持足够距离，因而能够帮助政治部门作出此类选择。这就意味着，他认为让那么多重要事项取决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是不妥当的。1961年1月一卸任总统科学顾问，他就跑去拜会当时的国家科学院院长德特勒夫·布朗克(Detlev Bronk)，提议设立一个不同于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特别委员会。如我们之前所说，它的成员可以不必是科学院院士。布朗克同意了。根据章程，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并不隶属于国家研究委员会，而是完全由院士构成，直接向国家科学院院长和院委员会(president and council of the Academy)报告。按照基斯佳科夫斯基的设想，它的职能主要是评估各科学学科的状况与机遇，评估的方式是公开的，以使评估结果能够进入政治辩论。这个委员会的确就是这么来的。 不过很快，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就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与人口相关的领域以及其他各种公共政策领域。此类公共政策辩论，最早的一次是关于麦克尔罗伊的报告。威廉·麦克尔罗伊(William McElroy)主持了一项人口研究，影响广泛，促使联邦首次支持了计划生育项目。其报告名为《世界人口的增长》(The Growth of World Population)，于1963年发布。因此，从一开始，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就既处理与科学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又处理各科学学科及总体科学的健康发展与机遇问题。 首批报告中有一份不是关于学科，而是关于对科学的总体支持，即1965年发布的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报告。 科恩：就是名为《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Basic Research and National Goals)的那份报告吧? 布鲁克斯：是的。报告是应科学与航空内务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Astronautics)的要求编制的，发起者是康涅狄格州众议员达达里奥(Daddario)，他是科学、研究与发展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Science，Research，and Development)的主席。报告最终于3月发布时，我正要就任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主席。不过报告是在基斯佳科夫斯基任内发起的，他还兼任负责报告准备工作的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特别小组组长，我则是小组成员。事实上，我撰写了报告中相当一部分内容。这份报告意义很特别，它要回应国会向国家科学院提出的两个重大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与对研究的支持相关。为了编制这份报告，国会实际上与国家科学院签订了一项协议。 科恩：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还以某种形式存在吗? 布鲁克斯：还在，从设立以来就一直存在，不过形式改变了。国家工程院(Engineering Academy)于1964年成立后设立了一个类似的组织，即公共工程政策委员会，那是1966年的事。1981年，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被改组为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医学研究所的联合委员会，更名为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Committee on Science，Engineering，and Public Policy)。起初，国家科学院的每一个学部在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中都有代表。随着科学院中学部数量的增加，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成员不再包括所有学部的代表。而且，由于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的成员或来自国家工程院，或来自医学研究所，或来自国家科学院，委员会成员不再像60年代初医学研究所和国家工程院尚未成立时那样，仅限于国家科学院院士。所以，对于你的问题，答案就是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确实还存在着，现在叫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事实上还非常活跃。 科恩：它不再发布以往那种报告了吧? 布鲁克斯：是的，不再发表学科报告了。 科恩：那现在的活动和报告是指向一般科学议题还是特定的科学议题? 布鲁克斯：弗兰克·普雷斯(Frank Press)任主席初期，总统科学顾问是杰伊·基沃思(Jay Keyworth)。那时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编制了一系列特别报告，主题在我看来可以称为科学中的新机遇，或者科学中新举措的机遇。这些报告质量很高。 科恩：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弗兰克·普雷斯于1981年7月1日就任国家科学院院长，乔治·基沃思二世(A.Keyworth II)是里根总统的首任科学顾问，自1981至1985年一直担任此职，并且兼任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主任。 布鲁克斯：是的，这又关联着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的另一个问题，源头可以追溯到1976年。你也记得，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于1973年被撤销，1976年国会通过立法设立了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并且设立了该办公室主任兼总统科学顾问一职。结果，一个改头换面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于1976年重生了，主要发起者是与福特总统搭档的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曾于1972年至1976年任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的盖福德·斯蒂弗(H.Guyford Stever)成为新任的第一位科学顾问。1976年吉米·卡特在总统大选中击败福特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空白期，卡特没有着手任命科学顾问。不过最后，还是任命了弗兰克·普雷斯。 必须留意的是，几乎受到所有前总统科学顾问反对的1976年立法，规定了一套相当详尽的报告体系。其中一个体系是美国科学发展的五年前景，另一个是年度报告。该立法要求总统利用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提供的信息，向国会移交一份报告，报告中包含立法和政策建议。不论是弗兰克·普雷斯还是吉米·卡特都不想承担这些职责，关于此事也有很多讨论。最后的结果是，1977年，准备五年前景和年度报告这两项报告的任务都交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手中。1978年，国家科学基金会与国家科学院达成协议，共同编制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将成为五年前景的主体。1982年，编制国家科学院报告的职责交给了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 科恩：五年前景报告是由国家科学基金会还是由国家科学院发布的? 布鲁克斯：两者共同发布，比如国家科学院完成的第一份五年前景报告就是作为单行本由弗里曼(W.H.Freeman)与国家科学院于1979年共同发布的。 科恩：报告名叫《科学与技术：五年前景》(Science and Technology：A Five-year Outlook)吧? 布鲁克斯：是的。那份报告还作为国家科学基金会五年前景在1980年发布过。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版本体量更大，包含两卷。 科恩：书名叫《五年前景：科学与技术中的问题、机遇与约束》(The Five-Year Outlook:Problems，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布鲁克斯：是的。第一卷是论题综述，由国家科学基金会完成。第二卷是原材料，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家科学院报告，第二部分是经过筛选的政府机构提交的报告，第三部分是专家以个人身份撰写的论文。 科恩：第二个五年前景是以同样方式编制和发布的吗? 布鲁克斯：基本上一样。只是在第二个五年前景中，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版本包含三卷，于1982年发布。 科恩：那个版本名叫《1981年科学与技术五年前景》(The Five-Year Outlook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81)。 布鲁克斯：这一次，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版本中有一卷是综述和概论，由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原材料那两卷基础上完成。这几卷现在就在我手边。原材料卷的第二卷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报告，名为《政策前景：科学、技术与80年代的主要问题》(Policy Outlook:Science，Technology，and the Issues of the Eighties)。这部分内容在1982年由Westview出版社单独出版过，书名颠倒了一下顺序，叫《科学、技术与80年代的主要问题：政策前景》，署名为“阿尔伯特·泰西(Albert H.Teich)、雷·桑顿(Ray Thornton)编”。 科恩：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不是也有贡献吗? 布鲁克斯：有的，原材料卷第二卷第二部分就是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一篇报告，名为《科学与技术五年前景：社会与行为科学》(The Five-Year Outlook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不知道该委员会有没有出过单行本。 科恩：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简报》(Items)上的确发过这篇报告的概述，也发过国家科学基金会版本的出版信息。 布鲁克斯：国家科学基金会原材料卷第二卷的第三部分是联邦机构提供的“视角”。不过，我们现在特别感兴趣的是第一卷，内容是国家科学院提交的报告。这部分的标题是《科学与技术前景：下一个五年》(Outlook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Next Five Years)，作为“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报告”(A Report from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发布。这些内容也在1982年由弗里曼和国家科学院联合发布了单行本。 科恩：后面几次五年前景报告情况如何? 布鲁克斯：第三和第四次由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完成，分别发布于1983年和1985年(或1986年)，篇幅都很小。 科恩：下面我们来谈谈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和国家科学基金会。我相信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会是个最有趣的话题。可以说，社会科学一直在经历兴衰起伏。 我们不妨回到杜鲁门总统签署法案设立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时候。这个基金会的设立依据的是万尼瓦尔·布什在他1945年的报告《科学：无尽的疆界》中倡导的基础科学研究方针。在基金会主席之外，立法还授权设立了一个由24人组成的国家科学委员会来负责基金会的运行。杜鲁门选中的大多是科学家、由科学家转任的管理者，以及实业家或公共事务领导者，他们的工作都与科学相关。只有两个人代表社会科学。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委员会的? 布鲁克斯：1962年加入，1974年退休，也就是说，在委员会干满了两届法定任期。菲尔·汉德勒(Phil Handler)和我应该是仅有的在委员会实际上干满“12年”任期上限的两个人。 科恩：对于今天的这个谈话，主要问题是社会科学在国家科学基金会中的角色。你就任国家科学委员会的这些年，真是很关键的年份。 布鲁克斯：是的，我也这么认为。 科恩：196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部。十年前基金会初创时，研究资助几乎完全集中于物理、数学、工程学、生物及非临床医学等学科。在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通过对授权法案中“以及其他科学”这句话的宽泛解释，开始了对社会科学的象征性支持。那时，社会科学是归在“精神生物学”(psychobiology)、“人类学及相关科学”和“社会-自然科学”中得到资助的。直到1958年，基金会才正式设立了社会科学办公室来资助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两年后，社会科学办公室重组为社会科学部，1960年至1975年一直作为独立部门发挥着作用。 担任社会科学办公室主任的是社会心理学家汉克·里肯(Hank Riecken)。重组后，他担任社会科学部助理部长(Assistant Director)，任此职务一直到1964年被任命为教育副部长(Associate Director for Education)。 布鲁克斯：看起来是这样。重要的是，社会科学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得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 科恩：是的，只是数额很小。 布鲁克斯：不过，在“伟大社会”计划实施期间，对社会科学的资助陡然增加，几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两番。 科恩：是这样。我手边的笔记显示，1967年，俄克拉荷马州民主党参议员弗雷德·哈里斯提议以国家科学基金会为范本，设立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对于另设一个社会科学基金会，不仅国会议员中应者寥寥，就连社会科学家自己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也表达了严重的担忧。设立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基金会因此未获授权，而是通过了1968年的《达达里奥-肯尼迪修正案》，修改了原先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章程。新的立法允许基金会资助应用研究，并将社会科学纳入正当资助范围。对于这些变化，国家科学委员会怎么看? 布鲁克斯：国家科学委员会就鼓励和运用社会科学是否可取而进行的争论，大部分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弗雷德·哈里斯参议员那项提议所引起的反响，我却记得特别清楚。你说得没错，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反对哈里斯的计划。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主任彭德尔顿·赫林(Pendleton Herring)和其他很多人都不想另设一个基金会。他们更愿意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政府部门中提升社会科学的地位。我不记得国家科学委员会对社会科学有什么反对或真正的抵触，他们只是有些担心社会科学会变得过于政治化。国家科学委员会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一直很担心这一点，认为社会科学容易掀起政治风波。国家科学委员会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一直在避开政治意味浓厚的主题和项目。即使在政治学领域，也只是倾向于支持经验性和定量性的民意测验和调查研究工作，而不支持任何特定的政治观点。 科恩：非常正确。国家科学基金会几乎从设立之初就在支持社会科学。在汉克·里肯任主席之前和任职之初，我在基金会中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那段时期国家科学基金会通过数学、物理学与工程学部为所谓的“社会心理科学”提供资助。我们支持的学科主要有人类学和考古学、数理经济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史和科学哲学。 布鲁克斯：记得那是什么时候吗? 科恩：那是50年代中期，得到了物理学家雷·西格(Ray Seeger)的好意指引。该部部长哈里·阿尔珀特(Harry Alpert)是一名社会学家，后来成为俄勒冈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能记起的是，那时一些非科学界人士被增补进了国家科学委员会。 布鲁克斯：我记得其中包括圣母大学校长特德·赫斯伯格(Ted Hesburgh)神父，只是不知道他是由于学术原因还是作为一般顾问入选的。 科恩：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当然总能做出重要贡献。 布鲁克斯：委员会中有些人和他一样可以被称为社会科学家，但我认为他们并不是真正作为社会科学的代表入选的。 科恩：对于在国家科学基金会下面设立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部，你个人有没有什么看法? 布鲁克斯：我非常赞同在国家科学基金会中有更多的社会科学代表。 科恩：你就职于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时间段，与社会科学部的衰落有没有交集? 布鲁克斯：没有。1975年，我离开委员会一年后，诸社会科学才经过重组被纳入生物、行为与社会科学部。 科恩：对我来说，整件事最有趣的方面也许是，从来没有任何大的动作来阻止社会科学在国家科学基金会中的式微，或者在那之后来恢复社会科学部。 布鲁克斯：是的，每个人似乎都安然接受。 科恩：我们转到另一个话题。你也知道，对于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最近，我看了关于这个问题尤其是科学的界定标准问题的大量文献，许多都出自社会学家之手。回答了科学的界定标准问题之后，文献作者们接着考察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能否满足这些标准。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家都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而大部分自然科学家却不同意。你认为呢? 布鲁克斯：我一直认为，对一门科学最好的界定标准就是，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它的理论能被证伪。在我看来，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所界定的可证伪性虽然不能被推得太远，却是区别科学与其他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比如，我并不认为丹尼尔·贝尔(Dan Bell)研究的那种社会科学是“真正的科学”(尽管对其中很多内容我都非常欣赏)，因为无法证明它是错的。我自己也与社会科学密切合作，做了大量研究。必须承认，我一直感到很不舒服的是，撰写出来的成果大都很少考虑替代假说。正是这个特征让我认为，科学的基本标准应当是理论的可证伪性。换句话说，一门科学中的理论和观点应当有可能被证据和分析所证明或否证。 科恩：或至少按照这种方式来创立理论和观点。 布鲁克斯：对的，以能被否证的方式来创立。当然，这一点也有可能被强调过了头。 科恩：是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生物进化。波普尔本人对于进化论就有很多摇摆。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既然进化论无法被证伪，它就不是科学理论。后来他改变了看法。 布鲁克斯：当然，正如伯尼·戴维斯(Bernie Davis)经常说的，进化论从来不是一个完全可靠的理论，直到分子生物学的出现第一次给出了所有生命相互关联的微观证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些类似于物理学中的热力学。在我看来，达尔文对基本生理机制的探索还不够深入，还不能让人完全确信事物无法由其他假说来解释。顺便说一句，这也正是波普尔和他的标准所面临的难题。即使他的标准总体上是正确的，如果不加区分地应用于所有理论，也将无法获得任何进展。 科恩：赞同。现在我们来谈谈这本书的主题：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现在我们已经考察了这个一般话题的许多方面，但我还想和你谈谈与公共政策相关的一些方面。为此，我们不妨从1966年著名的《科尔曼报告》入手。这份报告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作为一份社会科学报告它直接影响了政策，还因为它实际上直接由国会授权发起。通常，这样的报告都是应政府行政部门的某个机构之邀编制的。 布鲁克斯：我相信是这样。 科恩：我最近正好在重读《科尔曼报告》，也在看科尔曼的新书《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的。对于这本大部头，我最感兴趣的是书中几乎没有谈到社会进步、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它更像是一本讲统计热力学的书。这真是太不寻常了。看看其他社会学家的同类作品，比如威尔·奥格本的经典著作或者《胡佛报告》，几乎总能发现其中的双重关怀：一方面进行社会科学分析；另一方面努力影响政策，改善社会状况，或者至少唤起对某些社会问题的关注。在这方面，社会学明显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主要目标是认识或理解自然，甚至是控制自然，但不是改善自然。 布鲁克斯：试图改善自然的是工程学，它是对知识的应用。 科恩：说得好!我们可以在自然科学与工程学之间划一道界线。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基本问题：你是否认为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中少了这么一条界线?我想探究的是，社会“科学”与社会“工程学”之间的混淆，或许是考察社会科学是否是科学时的一个影响因素?这种混淆是否一直影响着在公共政策问题上应用或弃用社会科学?换句话说，你是否认为，社会科学家对于社会科学在政策问题上不受待见的抱怨，与他们未能将知识问题与游说问题区别开来有关?自然科学家会不会认为，也许社会学家更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科学”一词? 布鲁克斯：要看情况。我认为科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在我看来，有两种社会科学家，他们的主张都很正当。吉姆·科尔曼(Jim Coleman)代表了一个极端。从你对他那本书的评价来看，他似乎在那个方向上走得更远，也就是说，认为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描述现实，剩下的问题就随它去吧。但是，必定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社会科学更接近于工程学，事实上，有时社会科学几乎被等同于社会工程学。 记得在国家科学委员会时，有一个小插曲让我感到非常不快，那时社会科学在国会中正如日中天。国家科学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来到国会作证，大意几乎是说，社会科学在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下取得的那些成果将使我们能够改造社会。让我惊讶的是，如此态度竟然没有激起国会议员的强烈反感，毕竟一般来说，他们一直把对社会的改造视为自己的禁脔。这件事我之所以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他们作证时我就在现场。我之所以感到非常不快，是因为这等于在声称，社会科学将使我们能够操纵社会。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60年代末，有段时间社会科学中有一种自负，当时许多人认为社会科学的确有可能改造社会。虽然优秀的社会科学家大都否认这种观点，但还是有许多不同的声音。 科恩：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在本书导言中说过，《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创刊号就强调了它的双重目标：报告在理解社会这门科学中的进展，同时直面社会问题。随着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不断增进，这种社会伦理学或者说社会工程学的特征也日益明显。目标的这种摇摆犹豫在某种程度上与医学中的情形有些相似。 布鲁克斯：是的。 科恩：你曾告诉我，你认为对美国公共政策产生影响的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报告是冈纳·米达尔(Gunnar Myrdal)的《美国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The American Dilemma: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布鲁克斯：是的。 科恩：能详细说说吗?我同意你的看法，但重读报告之后，我发现它并不是作为科学研究发布的。报告没有声称提供了最新的科学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在陈述米达尔的个人看法，虽然他广泛引用了一个由研究型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多年的研究成果。的确，支持论点的论据很充分，但读起来有点像一份扩充了的道德宣传册，在控诉社会对某个特定阶层及其成员的所作所为。而《科尔曼报告》则基于科学调查，作为一份科学报告发布。它的结论来自统计数据而不是道德激情，看起来像是工程学研究，完全不像道德宣传。对于这两份报告引起的不同效果，你怎么看?就对于公共政策的纯粹影响来说，有没有很大不同?换句话说，社会科学的“科学”内容对政策问题有什么影响? 布鲁克斯：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很重要。《科尔曼报告》在当时无疑影响巨大，虽然事后看来，有人认为这种影响的某些方面可能不大合理，比如《科尔曼报告》暗示，国家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起步计划”(Head Start)收效甚微。不过这份报告的基调，或者说多数人从报告中得出的一般结论是，并无充分证据表明对教育系统进行干预是有效的。比如科尔曼发现一个事实，中小学生人均在校支出与其学业表现事实上没有关联。 像你说的，社会科学中有既关注知识也重视按特定方式行动的传统。这种反思导向了对政策与科学关系的一般性考虑。科学在政策中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各种政策方案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有些人甚至会说，这应该是科学家对政策过程的唯一贡献：不是推荐政策，而是根据手头现有的材料，尽可能准确地预测各种政策方案的可能结果。这就是吉姆。科尔曼运用的传统。我自己的看法是，两种传统我们都需要，只不过人们应该对自己遵循哪一种传统更为坦诚。 我喜欢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之间进行类比，也经常说，在整个“科学和社会”领域的确有两种不同的传统。它们都很重要，也都有用武之地。一个是“科学、技术与社会”传统，这一派学者主要感兴趣的是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另一个是“科学政策”传统，它更像工程学，学者们更关心政策设计。我说过，两种传统都有用武之地，它们显然在预测各种政策的后果这一共同方向上彼此关联。工程学也是这样。在工程学中，人们用科学来预测各种设计方案的运行。离开了对设计方案的运行进行预测这种意义上的科学，工程学也就不存在了。如果无法预测各种政策的后果，就不可能有科学政策。因此我认为，这两种传统在整个体系中都很重要，无论是谈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情况都是如此。 科恩：这一点很重要。现在我书架上就有一套丛书，大概有四十本，还没有出完。它们主题相同，都在叹息应用型社会科学尚未被视为政策研究，也就是说还没有影响政策。有人担忧，社会科学研究或政策研究，只有在决策者发现其研究结果支持既定观点时才会派上用场。因此社会学家有一种持续的不安，他们发现政策目标不是由他们的研究决定的。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想说的? 布鲁克斯：我要说的看法还是要回到科学与工程学之间关系的那个类比。事实是，科学并不决定人造物的设计。把人送上月球并不是一项科学工程，但如果无法预测各种人造物的运行，就不可能完成。如果人造物体量庞大，构造复杂，可能无法简单地在建造后加以检验，这就有必要根据分析以及对零部件的检验等来推断它们的运行。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就是1975年核能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拉斯穆森报告》(Rasmussen Report)，题为《反应堆安全研究：美国商业核能工厂意外风险评估》(Reactor Safety Study:An Assessment of Accident Risks in U.S.Commercial Nuclear Power Plants)。这份报告用到了概率风险分析系统。如果异常复杂系统中的风险得到了检测，各个组分的故障率就能用经验来检验，但整个系统还是无法检验。这只能通过分析来完成，总是要用到对一系列事件的统计独立性的假设，这些假设是无法从经验方面来充分检验的。对于一系列可能引起灾难的事件，概率风险评估(Probabilistic risk assessment)总是要进行一些关于统计独立性的假设，这些假设无法充分检验。如果这些事件真是独立的，则只需将各个概率相乘，结果通常很小，因为重大事故涉及前后相继的许多事件。从现场试验的组件故障(包括人工误差造成的影响)中，人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估算个体事件发生的概率，但有因果牵连的巧合故障的概率，则只能通过发挥想象力或者进行局部试验来估算。但在检验之前，必须先想象可能发生的事件，这就是概率风险评估永远无法做到完全“科学”的原因。 对政策分析有朝一日能影响政策的期待，则是一个略有不同的问题。没有人喜欢被告知其政策无法运行。问题在于，对结果的预测只是基于概率，很有可能会出现偏差。出现概率最大的结果可能并不是实际发生的。很少能够证明某一项政策无法运行。你只能说，这项政策很可能将无法运行，或者反之。社会科学家们关于政策的叹息或许是有道理的。 关于能源政策分析对实际能源政策的影响，就我所知，马丁·格林伯格(Martin Greenberger)的《措手不及》(Caught Unawares)一书所作的分析是最出色的。格林伯格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能源报告的政治影响力与学者所评估的报告学术质量成反比。他认为，质量最高的一份出自福特基金会所资助的那些报告，由汉斯·兰兹伯格(Hans Landsberg)主持，发布于1979年，题为《能源：未来二十年》(Energy，The Next Twenty Years)。同年，该报告又作为核能源与替代能源系统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发表，题为《过渡期的能源——1985—2010：核能源与替代能源系统委员会总结报告》(Energy in Transition，1985—2010，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Nuclear and Alternative Energy Systems)。福特基金会的报告受到专家的极高评价，但几乎立即就消失于公众视野，未留下一点涟漪。同时期发布的一份极有影响或者说短期内极有影响的报告，是由哈佛商学院的斯托博(Stobaugh)、耶金(Yergin)等人编制的。在格林伯格的调查中，学者们对它评价很低。核能源与替代能源系统委员会的研究得到的评价介于其问。 因此，你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事实似乎很明显，一份报告的影响力取决于它的风格和呈现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支持一个政策问题所需要的证据越坚实，就越难以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来呈现政策结论。这当然是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 科恩：问题的一部分是否与你对自然科学与工程学的类比有关?你的说法是，设定目标的是工程学，而不是自然科学。期待那些政治政策或社会政策的决策者在决定目标而不是执行政策来实现目标的阶段听取社会学家的意见，或许只是徒劳的希望。 布鲁克斯：嗯，社会科学分析永远不会带来变革。这样的分析也许能在一项政策设计构思完成之后，为考察它能否达到目标提供一些帮助，但政策自有一种综合性和想象性，这些特征与分析无关。政策设计是想象活动的结果，更像一件艺术品或工艺品，即使其中也有分析的成分。所以说政策设计中有相当高的工艺成分，不论讨论的是哪个领域的政策。争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指向如何使工艺与分析联系在一起。诚然，分析应当能够有助于评估设计出来的政策，但政策设计中总有想象的成分，它并不一定直接出自分析。恐怕对你的问题，我没有给出很好的答案。 科恩：没有简单的答案。不过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