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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转战上海浚滩头
黎澍于1945年初离开重庆，到达上海滩头。先寄居在《文汇报》记者黄立文家，后落户于《文汇报》编辑张若达家中之一室，每天吃包饭，过着游击式的生活。“其时年少气盛，不知世事之艰，以为到上海这样一个大码头工作，当能有所作为。”（据《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173页）谁知在上海筹办《新华日报》，犹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几经多方交涉，确知其不可能了，才到苏联塔斯社主办的《时代日报》工作，同时参与领导上海滩头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946年1月，黎被应邀参加《文萃》理事会，积极为《文萃》写稿。这年6月，《文萃》主编计惜英调往南京中共代表团，理事孟秋江、黄立文、王坪又各有所业，地下党即要黎澍主编《文萃》。这个刊物创办于1945年10月9日，初为文摘型的周刊，黎澍接手后，感到摘刊内地报纸文章的作法，已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决定改为时事政论型周刊。胡绳、姚溱是这项改革的积极支持者，一批《国新社》成员成为特约撰稿人。《文萃》工作人员甚少，编辑经理两部不过10余人，大家都有一股宣传真理、揭露丑恶、摧枯拉朽的精神，向反动势力宣战，虽百折而不挠。每天东奔西跑、串南闯北，又有点象身着长衫、手拿皮包的宁波跑街佬，带有海派风韵。他们的生活节奏是快速的，但也有较轻松的时候。每当谁拿了稿费，就相约吃上一顿，泡咖啡馆，谈山海经，不亦乐乎。黎澍常邀作者在咖啡馆闲谈，每每互有启发，导致作者执笔成文。夏康农的几篇传诵一时的文章，如《清理胡适之的脉络》、《论喝倒彩》就是产生于这种场合的。
《文萃》周刊之所以成为“群众思想情绪的气温表”，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大而可靠的作者队伍。胡绳从1946年7月到12月，先后以“念青”和“公孙求之”为笔名，写过16篇时事评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姚溱每期以“丁静”为笔名发表军事评论，对正在发展中的解放战争形势加以分析，时有神来之笔。郭沫若、茅盾的诗文，是指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投枪。邓初民、马叙论、施复亮等的政论，是反内战反独栽的号角。王坪特写的《上海巴士底狱之围》，揭露了上海摊贩事件的真相。唐海的《藏大咬子传》，揭露了美国士兵打死人力车夫的惨案。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徐迟的讽刺诗，米谷、丁聪、沈同衡的漫画，都是该刊生色之作。黎澍在《论上海文萃周刊和文萃三烈士》一文中指出：“各党派民主人士、党内新闻记者、作家、诗人、艺术家，不仅积极写稿，而且表现出一种革命同志间的战斗友谊和相互关心的高尚感情。他们在《文萃》周刊发表的作品，是当时群众思想情绪的气温表。”（据《早岁》98页）
1946年10月31日出版的《文萃》，刊载了《上海杂志界联谊会致政协第三方面代表备记录》，略谓“今年五月以来，全国言论界不断遭受着有计划的压迫和摧残，其规模之大，手段之层出不穷，为向所罕见。”在上海，5月14日首先查封了《消息》三日刊，8月又勒令《周报》和《昌言》停刊，10月又禁止出售《文萃》、《群众》、《民主》、《小说》、《海星》、《民言》、《昌言》、《青年人》、《民主评论》、《文艺青年》、《国防知识》等11种刊物。从《备忘录》看，上海的杂志一度处于禁者自禁、出者自出的游击状态。《文萃》周刊经常遭到警察的成批没收和破坏，遂于1947年3月开始游击化，改出32开本小册子，定名为《文萃丛刊》，每期选择一个醒目的标题作刊名。第一期刊名《论喝倒彩》，内容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喝倒彩。另一篇是《大公报》唐振常写的《失踪人物志》，逐一介绍刚被国民党特务抓去的四个人，连题目也是黎澍拟定的。第二期标题为《台湾真相》，概述台湾“二·二八”暴动经过，这是当时国人关心的大问题。直到1947年7月被破坏时止，《文革丛刊》共出刊10期。
1946年春，孟秋江联络上海《国新社》社员黎澍、陆贻、金仲华、刘尊棋、郑森禹等，建立《国新社》办事处，开展发稿活动。稿件内容多为地方通讯、军事评论、经济特稿，主要发给上海《文汇报》、《时代日报》、《文萃》周刊，以及国内外进步报刊。《国新社》办事处原与《文萃》周刊社住在一起，1946年秋因形势恶化，就严格分开了。这时，参加中央代表团的范长江从南京到了上海，《国新社》在上海的社员孟秋江、黎澍、金仲华、刘尊棋、唐海、任仲等10多人，借用美国新闻处接待室举行了一次会议，商定上海《国新社》的报道方针，主要是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报道人民反内战、反迫害的呼声，推动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1947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办事机构和人员都已撤走。一种名叫“飞行堡垒”的警车在上海马路上昼夜巡逻，发出刺耳的呼叫声，使人感到形势日益恶化。黎澍不能在《文汇报》宿舍里寄住下去了，只得到熟人家里轮流借宿。其时，胡绳从香港来信，要黎去香港工作。黎于这年4月离开了工作一年半的上海滩，到香港新华通讯社担任总编辑。这年5月，上海《文汇报》、《时代日报》、《新民晚报》同时被查封，《国新社》办事处已被特务严密监视，楼下常有永不接搭乘客的三轮车夫守候在那里，孟秋江不敢露面了，金仲华帮他搞了张船票，化装逃到香港去了。
黎澍去香港之前，介绍《文萃丛刊》编辑陈子涛、经理吴承德二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二人在白色恐怖中入党，除了献身革命，不可能有别的念头。1947年7月21日，吴承德在印刷厂被捕，7月22日，骆何民、陈子涛两编辑同在骆家被捕。特务机关查出骆何民于1927年加入共党后，犯有8次坐牢记录，因而说：“这次决不容他活着出去了！”1948年12月27日，骆、陈二烈士被害于南京雨花台。他们在敌人酷刑下的坚强表现，非常令人感动。吴承德在狱中写了一首悼念二烈士的诗：“铁窗好似鬼门关，壮志未酬腰未弯。万恶囚车急驶去，雨花台畔血斑斑。”南京解放前夕，吴承德被杀于宁波城外，时年不足30岁，遗骨无有，黎澍曾为文纪念《文萃》三烈士。
（六）历史的新起点
黎澍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总编辑期间，曾在《华商报》兼任编辑。《华商报》归中共香港分社报纸工作委员会领导，总经理是民盟负责人萨空了，总编辑是国际问题专家刘思慕，社论委员先后有章汉夫、乔冠华、许涤新、张铁生、廖沫沙、高天等，专论作者有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沈志远、马叙伦、陈此生等，各界人才济济，堪称藏龙卧虎之馆。香港工商界屈从于国民党的威胁，不敢在《华商报》刊登广告，以致报社经济困难，有些负责人只好不领工资，黎澍也是在那里尽义务。夏衍每晚到报社工作几小时，报社没有任何酬劳，全靠稿费维持生活。当时港英当局比较开放，不搞新闻检查制度，《华商报》得以经常为国内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行动而鼓与吹。
这时，黎澍为了迎接胜利解放的明天，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珍贵的遗产。”（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黎澍曾对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老友唐振常说：“去研究社会学吧，现在动手还来得及。”以后他又对唐不只一次谈到新闻记者的归宿问题，认为记者如果不努力充实自己，最后会归于空虚，只能做一个新闻事业的管理者（据唐振常《痛定思黎澍》，原载于《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根据这种思想认识，黎澍从1947年秋起，就着手研究辛亥革命问题，并天1948年在香港出版了第一本历史著作——《辛亥革命与袁世凯》。解放后，经过反复修改，改书名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被史学家誉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典范之作。
1949年4月，黎澍离开香港到达刚刚解放三个月的北平，见到了《国新社》老友范长江。长江热情地拍着黎的肩膀叫道：“你这个脑袋算是保住了！”可是不多一会儿长江就冷下来了，双眼盯着黎问：“你以为我找你来，准备叫你干什么？”黎即回答道：“做个编辑罢。”长江接口说：“差不多。”后来果然被安排在新华总社国内新闻部当编辑，每天选稿改稿。不久，胡乔木发现黎只当个编辑，认为安排不当，要他担任资料室主任。1949年10月，新闻总署成立，署长胡乔木安排黎为研究室主任。1950年5月，中宣部调黎担任秘书室主任、后任报刊处长、出版处长，作了个主管新闻出版业务的事务官，后被称为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开拓者。
黎澍在中宣部任职五年，主要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把的毛的著作读得很熟，认真做过研究，用个人的名义写过论文。他认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大量承受了列宁和斯大林的遗产，尤以斯大林的遗产为多。毛在八届二中全会讲话时说：“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黎澍认为这话全属实情。毛是个活着的人，他的思想是不断变化的，谁也无从捉摸。至于平时并不接近他的人，更不用说了。何况毛向来都很尊重中国古代的法家学派，使人莫测高深。他的一个最使人捉摸不定的思想，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据《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166页至168页）
1954年秋，张生力从长沙出差到北京，《学习》杂志经理马午陪同张一道去看望黎澍。当时他在中宣部担任党史资料室主任。张说：“这个工作是养老的差事，英雄无用武之地”。黎却不以为然，并称“乐得其所”。他拿出刚改写的《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原稿对张说：“这是我历史的新起点，我从1947年秋在香港时起，就把主要注意力转到近代史方面来了。我现在是处于过渡时期，可以说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啊。”大跃进期间，张生力又出差到北京，在沙滩红楼对面的楼房里见到了黎澍，张谈了湖南各地乱砍森林、大炼钢铁的情况，黎叹口气说：“福兮祸所伏，违反客观规律，会遭到历史的惩罚的！”张谈了湖南反右派的情况，听说有位小学老师只说了句：“现在的腊肉没有解放前好吃了”。就被打成右派，罪名是“今不如昔”。黎澍听了，气愤地说：“去年全国反右派，反了40多万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我就不相信有那么多的右派分子！1955年反胡风集团，牵涉到2100多人，并把76人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我就不相信文艺界有那么多的反革命。”这年冬，他被下放到安徽无为县响山公社劳动锻炼。1959年又被下放到长沙县黄花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因挂名为县委副书记，劳动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1960年冬黎澍就任近代史研所副所长，并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鉴于当时史学界的教条主义倾向严重，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只讲阶级斗争，忽视历史主义；只强调党性，不重视科学性。黎澍向教条主义发出的第一炮，就是“反对放空炮”。1961年1月太平天国起义110周年纪念会上，范文澜（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讲演词是黎澍起草的，题为《反对放空炮》。《历史研究》杂志发表这篇讲稿时，黎澍将其中的具体事例都删掉了。编辑丁守和向黎提出：“范老的文章本身也是放空炮，没有实例。”黎说：“放空炮、说空话的，不是那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倾向，现在只能这样。如果放实炮，那不打着人了吗？”（丁守和的《关于〈历史研究〉的若干回忆》），原载《〈历史研究〉四十年》）此文发表后，仍然遭到某些人的非议。1960年冬，黎澍几次同蔡美彪谈到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的一些现代化倾向问题，建议蔡写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1961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蔡写的《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一文，南京军区负责人见了很生气，认为共产党就是靠农民战争取得胜利的，我们对农民很有感情，否定农民战争，就是“反革命”。黎澍听说此话，即对丁守和解释：研究历史有时会激发人们的感情和义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义愤不能推进科学，还是应该冷静地研究分析。如果将古代农民战争和我们领导的农民战争说得差不多，那不行，古代农民战争是没有前途的，或被镇压，或被招安，或转化为封建专制，如刘邦、朱元璋，我们是这样吗？（据丁守和的《关天〈历史研究〉的若干回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民族资本主义的来源是地主、官僚、富商。黎澍研究分析了大量史实，认为买办资本也是个重要来源。他把这个意见告诉了丛翰香，经过丛的充分论证，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发表了《关天资本主义萌芽诸问题》，受到史学界的重视。1955年兴起的批评《红楼梦》运动中，许多人认为只有依据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来评说此书，才算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有些著名的历史学家竟说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发展，以致“萌芽说”越说越高。黎澍不同意这种看法，经过多方考证，写成《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提出清朝在鸦片战争以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分离，还是非常个别和非常轻微的现象，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仍旧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他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基本估计是起点很晚，发展很低。（据李侃的《略谈黎澍史学思想的特色》，原载《历史研究》1989年2期），此文一出，推动了百家争鸣。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论历史主义的阶级观点》一文，也是黎澍商请宁可写的。黎澍请人写文章，有时先谈谈自己的观点，然后摘抄马克思主义的几条语录供人参考。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提出历史主义，就是对阶级观点的冲击，就是犯了王法，因而受到关锋、林聿时的批判。在教条主义日益猖狂时，黎澍只能以沉默表示抵制。
（七）从噩梦中醒来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和炮轰“三家村”开始的。当时“四人帮”的文学侍从，曾到近代史研究所借用吴晗与胡适的通信史料，以作攻击吴晗的炮弹。该所图书室职工说：按规定可以在这里查看，不能借走。此事，黎澍根本不知道，却被指责为霸占史料，遭到炮轰。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夺回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社论，批评黎为“东霸天，西霸天，像奸商一样垄断。”并在第二版的《假批判真包庇》一文的按语中说：“自从1961年《历史研究》来了个新主编，硬把这个刊物变成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大毒草。”不久，黎澍被勒令搬出中宣部宿舍住进由房管局管辖的大楼里，有人问黎所操何业？黎答以研究历史，问者为之骇然，接口就说：“太危险了！”此时黎澍早已遭受他所在机关的“革命大批判”了。批判的罪名之一，就是把黎澍指点蔡美彪写成的《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一文，指责为反对农民战争的大毒草，要黎澍向农民请罪。批判的罪名之二，就是把宁可在黎澍支持下撰写的《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一文，指责为降低了阶级观点的重大作用，篡改了马列主义，以致两人受到了很多的批斗。批判的罪名之三，就是指责黎澍主编的《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一书中，“坚持科学性”，即是“反对革命性”，只讲“阶级分析方法”，未讲“阶级斗争史观”，是把“观点”贬低为“方法”。批判的罪名之四，就是把朱务善写的《五四运动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指责为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朱被迫害致死，黎也受到多次批斗。还有其他一些文章，都被指责为“一系列大毒草”。1970年1月初，林彪一号命令下达后，黎澍随社会科学院于是年初夏下放到中央科委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黎澍在劳动改造后期，近代史研究所派人到上海外调。来人同唐振常谈话时，口气并不那么凶神恶煞，颇露温和地对唐说：“我们承认黎澍为党做了些工作。”对于唐所写的证明材料，只是轻淡地说了一句：“怎么都是好的？”唐笑：“事实如此。”（据唐振常的《痛定思黎澍》）1974年12月，恢复了《历史研究》杂志，归属教育部。周荣鑫上任后，认为这个杂志应该由学部接管，75年10月黎澍作为负责人接管了《历史研究》任主编。
“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一经怀疑，马上打倒。而一经打倒，就要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据说这叫专政，否则算不得革命。”经过十年浩劫，“使人们仿佛从一场非常难过的噩梦中醒来。”（据《早岁》1页）定睛一看，不知道有多少才华横溢之士死于非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等也丧身于“四人帮”手下，这使黎澍感到十分悲愤。湖南造反派跑到北京找黎澍“外调”，诬蔑《开明日报》为“反动报纸”。黎澍当即予以驳斥，指出这种看法完全违反事实，是非常荒谬的，马上为文证明《开明日报》如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如何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编辑部成员是些什么人，刘岳厚被国民党停止党籍的经过等等。当时南京的外调人员要黎澍写篇关于《观察日报》政治背景的材料，证明曾在《观察日报》工作过的邓克生、冯秀藻等八个人的历史情况。黎澍认为，“谁都没有想到历史在梦境中，居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连举世共知的事实，都可以从中推演出种种似乎难以解释的疑问。”（据《早岁》1页）为了消除外调人员的疑问，他就把《观察日报》成为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的经过，以及八个成员的政治态度和工作表现逐一列举出来，澄清了这段历史。对于主编过《经济学讲座》专栏的邓克生，后来他专门写了《怀邓克生同志》一文，指出邓曾在长沙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出钱帮助地下党创办《湘流》三日刊、《前进》周刊、《民族呼声》半月刊以及《观察日报》，并曾拿出5000元资助中共湖南省委从长沙迁到邵阳，以致他家的“以大纸庄”竟因此而消失了。可是在“文革”中的唯成份论，成了知人论世的唯一标准，竟对如此长期尽瘁革命事业的地下党人横加污蔑，未免令人叹惋。打倒“四人帮”后，黎澍奔赴呼号，极力为翦伯赞、吴晗等平反。发表为吴晗平反的文章时，黎澍对丁守和谈了一段轶事：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听到毛主席说：“我们也需要海瑞那样敢言的人”而写的，像他这样算是紧跟的人也不能容他，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悲剧。
（八）狠批封建主义 “四人帮”垮台了，黎澍站起来了。他对“四人帮”的革命义愤，像火山一样爆发。1977年写了三篇文章，刊载于《历史研究》及《光明日报》上；又于1979年写了两篇文章，刊载于《历史研究》和《人民日报》上。这五篇力作，从各个方面揭批林彪、“四人帮”及其文学侍从们大搞封建专制主义的罪行，成为70年代史学界的最强音。
(1)揭批江青的胡说八道：
江青自称发现了儒法斗争是解释中国历史的新线索，从春秋战国一直贯串到现在，长期都伴随着儒法斗争。她说，“历史是法家都是受压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法家是爱国主义的，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儒家对群众，奴隶也好，农民也好，对我们工人阶级也好，他们是残酷无情的，残酷极了”。黎澍指出，江青这种定义之为胡说八道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儒家和法家。先秦法家是研究刑名法术的学派，儒家是以诵习礼乐为职业的文学之士。法家主张用严刑峻法治理老百姓，而儒家则是以伪善来欺骗老百姓。大法家李斯起自基层，并不是受压的；大法家韩非出身贵族，并非起自基层；大法家秦始皇更是出身高贵，从来没有下过基层，当然谈不到受压。儒法斗争在先秦存在过，当时是百家争鸣，不仅存在儒法斗争，在儒墨之间、儒道之间，都有斗争。汉武帝独尊儒术，并不与法家处于对立状态，而是二者同为统治老百姓的手段。确有尊法思想的王安石，竟自称是孔孟的忠实信徒。由此可见，“四人帮”的文学侍从梁效、罗思鼎所说的：“反儒必定尊法、尊儒必定反法，”，也是胡说八道。（《“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再思集》1—3页）
(2)揭批“四人帮”大搞儒法斗争史的骗局：
黧澍在《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中说：江青认为儒法斗争，前期有儒，后期有儒，现代中国还有最大的儒。“四人帮”操纵的批林批孔运动，已经不是批林彪，不是批孔夫子，而是批现在的儒，特别是批现“最大的儒”。这是因为1972年党中央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其中一部分人恢复了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准备恢复工作。他们认为重新起用老干部就是“举逸民”，就是“复辟”。并把周恩来总理看做是所谓“保守势力”（即党的老干部）的后台和代表，发表了大量批“宰相”（周总理）的文章。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吐露了杀机：“吕后了不起，帮助刘邦打天下。刘邦没有杀韩信，吕后果断地杀了韩信。”江青想做共产党的吕后，一朝大权在手，她就要大杀诸如韩信一类的老干部。他们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就是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从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武则天，直至康熙、乾隆皇帝，“四人帮”把一大批封建统治者都给戴上法家的头衔，无条件地加以颂扬；把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说成是孔夫子的徒子徒孙，是“现在的儒”，要统统打倒。黎澍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一文中指出：明朝“朱元璋建立政权以后，杀人之多超过历代帝王。许多地方小吏为了向皇帝讨好，上表歌功颂德，都因表文用字触犯忌讳，被杀了头。”“四人帮”的文学侍从罗思鼎却大呼“痛快”。（《再思集》6—7页）。这就是“四人帮”及其文学侍从们大搞儒法斗争史的骗局。
(3)揭批“四人帮”尊法的假马克思主义
“四人帮”用来批孔的思想武器，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是地主阶级的法家学说。认为法家不但是反封建的力量，而且反得比资产阶级更坚决。“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彻底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黎澍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一文中指出，按照这种胡说八道，法家思想并不属于“反动的观念”，到今天仍然是革命思潮，这算得是马克思主义吗？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利用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统治经验而得到有效的巩固，把封建专制主义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大大宣传了一阵子，流毒至为深远。（《再思集》13—16页）
(4)揭穿“四人帮”反儒仁政的谜底：
“四人帮”及其发言人梁效、罗思鼎认为仁政是孔孟之道，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一概加以攻击。黎澍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一文中说，他们这一伙既不懂历史，也不读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在1953年就曾说过：“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无产阶级的仁政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怎么能够不加区别地一概加以攻击呢？他们真是要搞民主政治吗？完全是骗局。他们攻击仁政的罪名是：“打着行仁政和关心群众福利的旗号，极力宣扬物质刺激，金钱挂帅，用私有观念腐蚀群众，助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墙脚”。人们一看便知，这种借古讽今之论，是在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揭穿他们攻击仁政的谜底，主要是两条罪名：一条是搞“民主政治”，一条是“关心群众福利”。这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再思集》17—21页）
(5)揭穿“四人帮”反对“爬行主义”的实质：
黎澍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一文中又指出：什么叫“爬行主义”，完全是“四人帮”的捏造。它同毛泽东反对的爬行，完全是两回事。毛泽东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贯要求高速度，反对爬行。而“四人帮”的发言人用最恶毒的流氓逻辑，攻击“样样靠引进”的所谓“爬行主义”、“洋奴哲学”，其顽固反动与清末顽固派把坐过轮船的和当过翻译的人一概叫做“汉奸”，是完全相同的。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为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积极拥护者，反对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反对同外国进行贸易，力图使中国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去。这些冒充“爱国”的新闭关主义者是地道的假左派真右派，是最愚蠢最顽固的反动派。（《再思集》21页）
(6)揭穿“四人帮”大搞“古为今用”的实质：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毛泽东在1964年对一封信的两句批语，“四人帮”无视这个指示的精神实质，把“古为今用”变为一个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口号。黎澍指出，江青曾经公开宣称：“我不是玩古的，我是要实用的。”在他们那里，“古为今用”实际上就是“古为帮用”。在他们的笔下，什么样的怪事都有。《红旗》杂志1975年第10期发表了几篇评论《水浒》的文章，其中一篇以宋江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另一篇又用宋江影射攻击邓小平副主席。“四人帮”为了现实的政治需要，大搞影射史学，大搞复古主义，把吕后和武则天颂扬为比共产党人还要先进的伟大革命家，把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看作是比马克思主义还要高超的伟大理论。必须肃清他们散布的流毒，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关于“古为今用”的思想。（《正确理解“古为今用”》，《再思集》35—37集）
(7)揭穿“四人帮”围歼知识分子的大阴谋：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为了泡制《海瑞罢官》一文，策划于密室达七、八月之久，修改了不知多少次。他们布置讨论《海瑞罢官》的一份材料中，完全是把无辜的知识分子当作敌人看待，记录中的种种“指示”，大量使用了对敌作战的军事术语：如说：“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面上来”。又如：“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黎澍指出，“四人帮”为了建立法西斯统治，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他们实现这个阴谋的大障碍，采取各种最恶毒的诡计，诱使所有被认为不听驱使的知识分子进入他们布下的罗网，制造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冤案。不仅使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9年11月冤死于狱中，关在全国各地株连了难以数计的作家、演员和其他知识分子。中国历史上文学狱甚多，未有大于此者。而这个大冤案，不过是“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举诬蔑、陷害广大知识分子的开端而已。（《评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再思集》66—74页）
(8)指出封建势力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
黎澍在《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一文中，分析了中国封建势力得以继续存在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他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从古代到近代很少进步，生产方式没有改变，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不仅是一个改革社会制度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思想革命的问题。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清朝统治和封建帝制，没有引起社会制度的真正变化。最初的排满革命之所易得响应者，是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易于取得保守的人们同意的缘故。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很微弱，不可能取代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革命也没有触及经济基础，封建传统继续统治人们的头脑。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孔学的批判，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关键，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义义革命的关键。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当时所谓新文化，在世界上已是旧文化，在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中国的封建复古思想的联合进攻下，打了几个回合，就站立不稳，只好偃旗息鼓，名存实亡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曾经一度使得南方数省农村中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发生动摇，可是因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抬头而遭到失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苏区人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但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采取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终于使革命孤立起来，再次遭到失败。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革除了农村中的许多封建恶习，对农民实行减租减息，在党内批判了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但为了扩大抗日力量，而对老八股讲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废除了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着眼于经济上解决封建剥削问题，不是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清除封建传统的影响。建国以后，在全国厂矿企业中进行了反封建斗争的民主改革运动，在社会上进行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清除了一批封建残余势力。特别是在新解放区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对长期统治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因我国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的，还存在着大量来不及清除的封建残余影响，加以一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以致封建思想习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乘机死灰复燃。林彪“四人帮”以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和“反修”、“防修”为名，一边高喊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边却向封建时代加速地倒退回去，最后发展到在毛主席像前举行宗教仪式：早请示，晚汇报。还在饭前读几句语录，以表虔诚之意。还在机关门窗上贴满“忠”字，作为对毛主席表“忠心”的标志。林彪集团惯用的封建宫廷斗争手法，就是：“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最后，发展到秘密策划暗害毛主席。他们还吹捧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天才领袖”，企图搞林家世袭。1976年9月，“四人帮”在其控制的一些单位蒙骗了不少群众去向江青上“劝进表”，要她登上女皇宝座，这使历史仿佛已经退到袁世凯的“洪宪”时代，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面临着毁灭的危机。（《再思集》39—63页）
为了防止封建残余势力，不再出现复辟倒退的曲折，黎澍认为必须长期进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大大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还必须在各方面建立稳定的秩序，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法律的约束，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这个建议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
（九）大反教主义
黎澍在1977年至1979年狠批封建主义之后，就把批评的重点转到大反教条主义。关于这方面的评论，他在1979年写了三篇，1981年和1983年写了两篇，1986年写了两篇，1988年写了四篇。在这11篇论著中，他从六个方面抨击了教条主义。
(1)关于教条主义的来源问题：
黎澍在《通向“文化革命”之路》中说：教条主义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是从第三国际那里来的。王明是第三国际派来的人物，抗日战争时期要把王明整下去而不开罪第三国际，就得学习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后，赫鲁晓夫想强迫中国就范，中国人不买帐，于是就反修。修在哪里？赫鲁晓夫不过把斯大林的体制稍微改变了一点点，我们就反，其实，人家已经够教条啦。1960年、1962年、1964年的“反修”，是教条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极点的表现。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就更僵得拐不过弯来的，什么都是资产阶级，简直使人感到坐立不安。（《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137—139）
(2)关于简单化绝对化问题：
黎澍在《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中指出：社会科学领域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存在着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的倾向。后来林彪“四人帮”及其文学侍从们又把它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哲学只能讲矛盾的斗争，不能讲矛盾的统一；只能讲一分为二，不能讲合二而一；只能强调意识对存在的能动作用，不能强调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讲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不能讲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只能讲缩小差别的消灭差别，不能讲差别的存在；只能讲政治挂帅，不能讲经济规律；只见人，不见物。历史学只能讲阶级斗争，不能讲阶级社会是不同阶级的对立统一；只能讲农民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不能讲封建统治阶级某些调节政策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只能讲儒家保守，法家进步；儒家反人民，法家爱人民；儒家是投降派，法家是爱国派；儒家搞唯心主义，法家搞唯物主义。文艺批评，只能强调作品的政治性，不能强调作品的艺术性；只能讲典型的阶级性，不能讲典型的个性；只能强调作家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不能讲作家创作方法的重要意义。文艺只承认八个样板戏，社会科学只承认梁效、罗思鼎两家。总之，他们要在毛泽东一再宣布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和科学领域里展开全面专政，把讨论学术问题的自由全部剥夺干净。他们自封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切为他们所反对的人和事，都是他们全面专政的对象。（《再思集》108，111页）
(3)关于阶级观点的唯心主义问题：
黎澍在《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和《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中指出：长期以来由于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蔓延滋长，使得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越来越简单化、绝对化。到了“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把它完全变质为历史唯心主义。他们在历史学领域散布的一切谬论，都是以这种历史唯心主义为依据的。不但否定了对立阶级之间、矛盾双方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否定了历史的基本联系，否定了一切社会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这种错误倾向的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片面强调被剥削阶级的一切思想和活动都是好的，进步的，革命的；剥削阶级的一切思想和活动总是坏的，落后的，反动的；无产阶级和历史上的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从来就是很高的，没有以任何方式从剥削阶级那里接受或继承任何东西；因而阶级社会历史的内容，无非是剥削阶级的罪恶史和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讨伐史。并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谴责这种罪恶和歌颂这种讨伐。这种阶级观点显然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可是这种观点，对于林彪、“四人帮”是很有用处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弄得越空洞，越僵硬，越少科学性，就越有利于他们移花接木，偷换其封建专制主义的货色，“同资产阶级对着干”！“同十七年对着干”！（《再思集》109、111、125页）。
(4)关于愚民政策问题：
黎澍在《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和《关于发展历史学的几点建议》中揭露林彪、“四人帮”及陈伯达大搞愚民政策的反动作法。陈伯达身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贯仇视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1965年他曾先后两次向科学院正式提出取消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遣散全体研究人员。1966年1月，有个“理论家”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一份《情况简报》上写了大篇批语，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其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好以前，无权从事研究工作，也无权为农民服务，可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下到农村去劳动。陈伯达和这个“理论家”的荒谬主张，在林彪、“四人帮”得势之后，竟然实施了。而且以“教育革命”为名砸烂研究机关，取缔学术团体，毁弃大量科研资料，禁止写作和发表学术论文，并且取消了大专院校中的教育学、逻辑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法学、美学等许多学科。还把图书馆都关闭起来，不让人家借书，实行愚民政策。这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比，实质上又有什么差别呢？（《再思集》80、103、105、111页）
(5)关于反对提高的问题：
黎澍在《论提高》一文中，揭露“四人帮”借口为工农兵服务，反对我国科学文化任何提高的错误作法。他们只许出版一些号称“普及”而又并不为工农兵欢迎的小册子，“注释”所谓法家著作，做了一些只能使人苦笑的事情。他们采取消灭分工的方法，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采取合并学科的办法来标榜所谓“教育革命”。黎澍认为，没有分工，就没有科学文化的提高。没有脑力劳动的高度发达，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就不可能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林彪、“四人帮”不仅反对提高，而且反对“专家办所”，由一些不懂科学技术的人去办，使得我国科学界至今人才寥寥。他们反对“成名成家”，要求把不同的才能和智力拉平，禁止有任何出类拔萃的人物出现。他们反对“白专道路”，以致许多人把“专”视为畏途，谈“专”色变，仿佛一“专”就“白”。他们大力提倡的“红专”道路，鼓励一些人在政治上不厌其烦地作革命的自我表白。“四人帮”的文学侍从极力迎合这种幼稚可笑的思想，进一步加以发挥，说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按照这个“愚民政策”的逻辑当然是越没有知识就越革命了。他们还反对“个人奋斗”，反对“知识私有”，指责知识分子都是知识私有者，使得广大的知识分子队伍遭到惨重的破坏。这算什么马克思主义！黎澍在《关于发展历史学的几点建议》中指出：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简直怀有深仇大恨，越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越是仇恨。因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是假的，你搞真的，一定要被整得七零八落。（《再思集》78、80、133、135—137页）
(6)关于通向“文革”之路的问题：
黎澍认为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从思想方面来说，第一是教条主义，第二是个人崇拜。为什么一些人对于教条主义那么容易接受，接受之后又那么难于抛弃呢？这是由于愚昧和不动脑筋。愚昧从何而来？来自贫穷。有了愚昧就有教条，就有个人迷信。教条主义的口号是“反修”、“防修”，反映到经济上就是越穷越好，越穷越革命。人民不能太富，富了就要为修。大家的文化和理论水平不高，不知世界之大，只守着这一点点东西，这就成为个人专断的最佳土壤，也是个人崇拜的来源之一。个人专断是普遍的，与长期存在的中国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到了“文化大革命”，除了一片万岁声，还有什么别的？解放以来，文化圈子里知识分子一直挨批，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红楼梦》，批评胡适之，批评《海瑞罢官》，一路批下来，就是对知识分子不放心，只喜欢那些听话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吗？如何消除个人迷信，黎澍认为，一是发展经济，二是提高文化，三是普遍推行民主制度。但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137—141、204页）
（十）论历史的创造者
从1984年到1988年，黎澍写了五篇文章探讨历史的创造者问题。这就是1984年写的《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1986年写的《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的动力》和《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1987年写的《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1988年写的《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史学工作者认为“这些鲜明而犀利的论点提出之后，触动了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无疑，这将会在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理论发展史上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实现了“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史上的第三次大突破”（据王学典的《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原载山东大学《文史哲》双月刊1988年第1期）这种大突破表现在上述五篇文章中，探索了下述六个问题。
问题之一，揭示了这一错误命题的历史根源：
苏联哲学家尤金在1939年发表的《论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马克思学说》，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苏联又一哲学家康士坦丁诺夫在1951年主编的《历史唯主义》中，也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章节。1959年根据苏共二十大决定重写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正式肯定“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把它变成官方认可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且由此发展成为僵死的历史教条。黎澍认为苏联学者提出的这个命题，在中国一变而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个提法的创始人是历史学家范文澜。1949年5月，他在北京大学以《谁是历史的主人》为题发表演讲时说：“过去历史是以帝王为主人的历史，我们今天要推翻它。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这样说过，这个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2—8页）
问题之二，提出了“历史的创造者”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毛泽东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中所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黎澍认为，这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胜利发展阶段之际，作为鼓舞人民反法西斯斗志的口号是有力量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总进程来看，人民群众确实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和发展的力量。毛泽东所用的“创造”一词，显然是赋予它以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之意。但毛泽东在1970年8月31日写的一篇短文中，认为通常所说的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究完毕。毛泽东在晚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黎澍认为这是毛泽东的高明所在。（《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的动力》23—24页）问题之三，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三个错误：
黎澍认为这个命题的第一个错误，是逻辑推理的错误。推理的公式是：人民创造历史必须先具备为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这些物质条件的创造者；所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推理的错误，就在于把物质条件的创造活动和历史创造者完全等同起来。实际上，创造物质条件无非是历史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固然有决定历史面貌和发展水平的作用，但是不能包括全部历史内容。历史内容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人类史既有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的不同历史，又有不同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不同的历史有不同的创造者。第二个错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与“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相对立而产生的一个命题。黎澍认为二说各执一词，都有片面性，不符合事实。各行各业的群众中都有杰出的个人，如技术家、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作家、诗人等等，他们在历史上起着显著的作用只不过政治家和军事家因手握大权，易见显赫而已。把人民群众和个人（包括英雄和帝王）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也是不足取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命题第三个错误，黎澍认为是把无所不包的历史看做是由一个独一无二的力量创造的。事实却是英雄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创造一切历史；人民尽管在历史上的作用很大，也不能创造一切历史。一切历史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具体性，随着生产的发达而日益显著。生产越发达，社会分工越细，人们就越是固定在某个领域内活动，各自创造自己的历史。各个领域的特点愈显著，历史的内容也愈专门化。如果说全部历史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那么历史上就不存任何形式的社会分工，也不存在阶级的差别，统治者也不存在功罪问题，这完全不合事实。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人民群众是被统治者，是被压迫被剥削者，现在尊他们为全部历史的创造者，既使他们承受了非份的光荣，也使他们承受了不应有的罪责。（《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33—37页）
问题之四，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经济是一切动力的动力的同时，承认恶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恩格斯赞扬黑格尔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他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马克思又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说：亲眼看到这种灾难是极端卑劣的贪欲驱使的，使人感到悲伤。但是如果不经过这样彻底的破坏，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也是问题。然而在历史上，正是这种残暴的开疆拓土的活动，加强了各地区各国家的联系，刺激了生产的发展，使人类文明获得了进步。黎澍引证这些论点，旨在说明恶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37—38页）
问题之五，关于英雄、人民和奴隶的问题：
1987年12月，黎澍在《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中指出：目前在讨论中出入很大的概念，首先有英雄和人民，附带涉及的还有奴隶。因此，他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说明：英雄有高踞人民之上的统治者，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在人民之中，他们之为英雄，久为历史所公认。英雄有来自下层人民的，如“舜发于畎亩之中，传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他们都是为统治阶级效劳的，很快就同所从出身的人民告别了。也有为人民办实事的英雄，如包公、海瑞等。英雄同人民并不处于绝然对立的地位，奴隶中可以出英雄，英雄失败了也可以沦为奴隶，不能把英雄和奴隶完全对立起来。历史上除了英雄和奴隶以外，还有别的阶级和阶层的人，难道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历史或者不参加历史的创造吗？这不符合事实，也不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马克思总是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所提的“人们”一词，包括各民族、各国家、各阶级的人在内。至于“人们即人民群众”这种说法，只在列宁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有此一语，不足以证明列宁所说的“人们”均指人民群众。即使如此，人民群众也只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并非创造一切历史。（《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47—50页）
问题之六，黎澍强调的基础观点：
王学典在《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中，把黎澍的基础论点归纳为“物质生产的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除此之外的历史是非劳动者创造的”。黎澍认为王学典的看法错了，他的基础观点曾经反复强调说，只能是马克思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黎澍由此得到的理解是：“所有的人都在制造（创造）自己的历史，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群众、各国人民都有他们的历史，非物质资料生产者、非劳动群众、各国统治者，也各有各的历史”。黎的这些话是针对《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而发的，由于该节强调了历史的一面，黎就替它补上了另一面。
有的批评者提出，“在历史的每个阶段、各个时刻……确有那么些反动派、绊脚石、寄生虫、吸血鬼，阻碍着历史前进。如果把这些腐朽的、反动的历史活动，也冠以‘创造’的美名，岂不是对‘创造者’一词的玷污与亵渎？如果把这些所谓的‘创造者’与人群众一视同仁、平起平坐，那么历史还有没有是非之分？还有没有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之别”？关于这种批评，黎澍已在《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中作了回答，他说：恩格斯曾经指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也可参考王学典《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中，对于“伦理史观”的批评意见。黎澍对这个问题的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
有的论者对于批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由于逻辑推理的错误，不以为然。黎澍认为任何思想首先要合逻辑，人们才能承认为一种合理的思想。不合逻辑，又强要他人相信其有理，那就是强词夺理，断然不足以服人。（《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59页）
（十一）三谈阶级斗争史观
黎澍从反教条主义出发，1988年曾经三次谈到“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错误观点问题。这年4月，《求是》杂志记者李明三、姚眉平访问黎澍时，黎说：数十年来，我们常常把一切历史都看成是阶级斗争史，自信是马克思主义的至理名言，把它作为解释一切历史现象所由出发的理论观点。可是一查《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这句话的译文却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阶级斗争史”。这很好理解，自然没有问题。因为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阶级社会。但是如果把“一切社会的历史”，那就把阶级斗争史的范围扩展到非阶级斗争史的领域去了。如说“民族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这种解释很难成立。阶级终有一天会归于消灭，而民族斗争会继续下去。按照“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错误观点来解释一切历史，决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恩格斯屡次谈到马克思的科学贡献时，都没有把阶级斗争列为马克思的一项贡献，只是说主要贡献有两项：一是发现唯物史观，二是发现剩余价值。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首次把阶级斗争列为马克思的一项重要贡献，特别加以强调。此说传到中国，产生了阶级立场、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等等，并对过去的历史作这样教条主义的解释，造成的混乱究竟有多大，还有待清理。黎澍认为，把阶级斗争应用于历史研究，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必须把原意领会清楚，不能用曲解原意的办法，把本来正确的思想改造成为教条，不能把一切历史都归结为阶级斗争史；第二，必须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否则就会陷入主观主义泥潭，把复杂丰富的历史搞得简单、贫乏；第三，必须承认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真实描写历史过程。
黎澍与《求是》杂志记者的上述对话发表于该刊1988年第4期后，他在这年9月20写给上海唐振常的信中说：“《求是》谈话，插进了一篇文章的开头一段，旨在试深反响。现在可以判断无人反对，甚至可以说反应还算好，因为无可反对。下面文章就难说了。我想说文学史和艺术史都不是阶级斗争史，可能会遭到许多人反对”。（据唐振常的《痛定思黎澍》，原载于《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黎澍与《求是》杂志记者对话后，又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记者黄春生作了一次对话，指出：人类社会历史涵括了哲学、政治、科学技术以及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发展史，仅就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言，不可能是阶级斗争推动的结果，阶级斗争越激烈，就越缺少科学赖以发展的政治经济条件。至于文学艺术是以民族感情的表达方式相区别，而不是以阶级相区别。文学艺术的佳作都对激起不同阶级和阶层人们的美感，其间只有个人风格的不同，鲜有阶级差别。凡是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如果要为社会所承认，首先必须与常人相忘于悲欢离合、感物怀人的共同境界，而不考虑同情者的阶级地位。我们现在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也必须首先是为一般人所喜闻乐见的艺术，才能为工农兵所欣赏。文学艺术的发展及衰落，除有其自身的特性外，还受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即使是反映阶级斗争现实的作品，也不应机械地称之为阶级斗争的产物。文艺作品能够超越阶级斗争之外，不应该挂上阶级属性标志。“阶级斗争创造一切历史”这个荒谬的观点，来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该书作者看来，既然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那么，阶级斗争自然是一切历史的创造者，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没有历史，那么，阶级斗争只是人类历史中一时存在的现象，断然不能看作是历史的唯一内容，尤其不能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为了防止“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噩梦重演，黎澍认为，首先要完善法制，建立民主的政治机制，保障人们的基本权利，肃清奴隶式的道德，培养健全独立的人格和积极的民主意识。其次，清除教条主义，剔除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第三，继续批判封建主义。（据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1989年3月〈未定稿〉）
（十二）勇于创新的学者
“独立思考”，是黎澍研究历史问题的座右铭。他常想人之所未想，言人之所未言，成为敢于创新的学者。他在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记者黄春生的对话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是否句句是真理？有的话本来就不是真理，有的话从前是真理，经过时间考验，现在已不能算是真理了”。“过去我们掌握的马克思主义中，很多是教条主义的内容，很多是误解，甚至歪曲……要甄别出假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必然遭到还未认出、或不承认的人们的反对。但是如果任凭那些实践已经证明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论冒充马克思主义，那么发展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句空话。”黎澍除了对历史的创造者和阶级斗争史观这两个重大的历史问题敢于创新以外，还对下列六个问题进行了创新的探索。
(1)关于暴力斗争的历史作用问题的创新：
有记者问：“以往人们认为暴力革命推动了社会发展，您是怎么看的？”黎澍说，暴力革命的作用不是永恒的，而是暂时的。非暴力革命具有暴力革命所不曾有的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马克思只是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不能放弃武装斗争，一旦社会主义建立起来，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需要和平安定的环境，暴力革命便失去了它在旧的生产关系中的作用。任意夸大暴力革命的作用，就会激发象“文革”中的打、砸、抡、抄等暴乱行为。（以上据黄春生《访历史学家黎澍先生》，原载于198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未定稿》）黎澍在1988年给《群言》杂志第6期写的《彻底之底》一文中指出，我们过去实际上过分迷信暴力，认为军队打到哪里，一个命令就可以把旧社会改造过来。而事实告诉我们，这是使旧社会习俗屈服于暴力，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革命。真正的不可抗拒的革命，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产业革命，都不是靠暴力完成的，也不是任何暴力所能完成的。任何暴力手段，不论是自上而下的，还是上下夹攻的，都无济于事。暴力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改变传统的表现形式，不能改变潜在的思想意识。黎澍在《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中批判“四人帮”文学侍从的言论时指出：戚本禹在《评〈清宫秘史〉》一文里，把义和团捧上了天，认为暴力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肯定。这个简单的公式，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
(2)关于改良运动问题的创新：
关于这个问题，黎澍在《一九七九的中国历史》中作了说明。他认为戊戌维新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良运动，这次运动代表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第一次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要求采取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样一种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改良运动，不管它多么不彻底，却是以往几千年来农民运动从未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启蒙运动的作用。过去总是斥之为改良运动，应予拨乱反正。黎澍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说，过去把在反动政权下从事工业、科学、教育、卫生等工作的人，看作是走改良主义道路，批评他们对反动政权存有幻想，对他们作的工作一笔抹煞。现在批评显然缺少分析。所谓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等，实际上也是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一种否定。因为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政府，都把恢复和发扬中国封建文化，当作巩固其反动统治的根本，而对科学和民主则采取排斥的态度。至于这些知识分子在长期专业实践中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所作的创造发明，所培养的专业人才，则在革命胜利后成了人民的宝贵财富，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把他们在解放前所从事的工作，看作是走改良主义道路，那是对广大知识分子缺乏分析和了解。（据《再思集》95至97页）
(3)关于中国近代史主流问题的创新：
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很乱。那时对洋务运动是否定的，对戊戌维新也是否定的，对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提出了“立足于批”的基调。而对太平天国起义与义和团，却作为两次革命高潮而完全给予肯定。黎澍认为，这实际上是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而把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看作是直接与农民运动相衔接的，成了旧式农民运动的继续。这是一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应当拨乱反正。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继，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没有完成建立民主政治和发展现代经济的任务，这才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代之而起。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而不是旧式农民战争的继续，也不是继续走旧式农民起义所走过的老路。这样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才比较接近事实。（据《再思集》128页）
(4)关于“西学为体”问题的创新：
1980年11月，黎澍在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问题，遭到强烈反对，误以为黎澍主张“全盘西化”而难以接受。后来他经过反复思索和观察，依然认为自己是对的，遂于1986年7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这篇发言稿。稿中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有勇气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传统观念颠倒过来，改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马克思主义是西学，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承认西学为体。如果以中学为体，那就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是学习四书五经，那就不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指出：“中国人将被欧化”。按照恩格斯列举的“欧化”，无非是“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共产党宣言》中所谓“东方从属于西方”，“农业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就是因为西方资产阶级创造了强大了现代生产力，远胜于东方的农业民族，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打上门来的情况下，我们被迫向他们学习，争取进步，抛弃落后，使自己现代化，是唯一的出路。至于如何为体？如何为用？黎澍认为，体指内容，用指形式，这与毛泽东所谓“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是一致的。不过内容和形式不是对立的，而且在各个不同领域中，中西文化结合的形式不一样。文学艺术在一般情况下只能取其形式，内容是民族的，或者基本上是民族的。而科学技术的内容，即具形式于其本身，很难认为有民族形式的不同。只有伦理道德观念和思想方法，往往中西互异乃至相反。可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思想方法也是会变的。
(5)关于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问题的创新：
《人民日报》在1988年5月6日，发表了黎澍的《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一文，其中说，对立面的斗争，可否理解为“一分为二”？对立面的统一，可否理解为“合二而一”？黎澍认为“都与原义不符”，都是“翻译未定”。对立面都是两个相反的面，并不是二；二可以是两个相反的东西，互相矛盾；也可以是两个相同的东西，并不矛盾。《庄子》所谓“一尺之笙箠，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常被用来说明“一分为二”和“无限可分”。但是这种“分”和“合”，始终是外力造成的，不是内部变化的结果。不论如何分，这一半和那一半总是箠，不是对立面。这也说明我们的理论观点有认真清理的必要。
(6)关于“造反有理”问题的创新：
黎澍在《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中又说，我们曾经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可以概括为“造反有理”，其实不能这样做。《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在历史上，“造反”可以变更私有者，便穷人变成富人，但不能改变私有制。可见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造反有理”，有失原意。“造反”一词的习惯用法，只是表现一种直觉的对抗情绪，加上“有理”二字，容易使一些人受骗上当，很易为野心家所利用。现在除了翻译和理解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清理苏联理论思想影响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经过苏联教科书的改编，一方面程式化了，另一方面也僵化了，有的甚至还走了样，唯物主义变成了唯心主义。至于“资产阶级法权”、“爱国主义”等等概念，黎澍认为，都有与从前涵义不同的译法和看法，也须加以澄清。
（十三）乐于扶青的大师
创新和扶青，是《历史研究》杂志的两大特色，要作到这两点，需要有远识卓见和慧眼，还需要有推进史学繁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黎澍主编《历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两杂志期间，不仅发表了一批创新的论著，而且培养了一批青年史学工作者。60年代初，他到近代史研究所担任副所长，曾从全国大学毕业生中挑选30来名优秀青年，为中国近代史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并通过发表文章，召开青年作者座谈会，颁发青年优秀论文奖等形式，推荐了一批优秀青年作者给有关单位。北京大学一个只有17岁的学生沈元，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劳动改造。后来摘掉了帽子，在北京街道办事处工作。1962年夏，科学院学部副主任刘导生把这个22岁的沈元推荐给黎澍时说：“这个人不错，有些才学”。黎澍就把他安排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62年的《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沈元的《“急就篇”研究》，当即有人批评《历史研究》不应该发表“摘帽右派”的文章，黎澍不以为然。1963年《历史研究》第1期又发表了沈元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有人直接向学部领导提出批评，黎澍又不以为然。1963年《历史研究》第3期又发表了沈元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引起了更大的风波。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给黎澍打电话：“有人联名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说是重用了右派，让右派出名，鼓励白专道路”。这使黎澍受到了压力。（据丁守和的《关于〈历史研究〉的若干回忆》，原载《历史研究四十年》）1964年3月12日，黎澍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文章，题为《让青春放出光辉》。文中从科学家伽利略25岁以物理学和数学的新成就闻名于世，到毛泽东26岁主编闻名一时的《湘江评论》，列举了古今中外在青年时代就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政治家、理论家、文学家共32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都包括在内。指出“青年是一切时代的最生动的力量”，这些人物之所以杰出，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天才，而是在于他们都有“远大的志气和正确的世界观，能够摆脱庸俗和琐屑的个人欲念的纠缠”。就是这样一篇充满激情而又稳妥平实的文章，竟然也触犯了当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禁忌，受到某“权威人士”的严厉批评，指责为宣扬“成名成家，个人奋斗”。（据李侃的《略谈黎澍史学思想的特色》，原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事后，黎澍私下对人说：这篇文章隐含的主旨是政治运动太多了，一次运动不仅搞掉了一批有才华的青年，而且还耗费一大批青年的才华，使他们忙于政治运动，而无时间钻研学问，那怎么能出人才呢。（据陈文桂的《黎澍》，原载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311页）1963年夏秋之间，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谢本书，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当助教，因为编了一本讲稿受到黎澍的赏识。该校方国瑜教授到北京开会时见到黎澍，黎即询问谢的情况，方说谢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是有培养前途的共产党员。黎即表示，这个青年我要把他借来，协助我编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谢在北京工作期间，黎曾极力予以帮助。当时关锋、戚本禹以史学界“霸主”自居，引起老一辈史学家的不满。谢就写一篇论学风的短文，批评史学研究中的不正之风，并经翦伯赞亲自修改了。发表前，谢将此文征求黎的意见，黎沉思了很久后说：“此文不错，但是现在不能，一发表，可能会引起风波，还会追到翦老的头上”。这篇稿子于是就压了下来。不久，“文革”开始，报上点名批判翦伯赞和黎澍，谢本书被指责为“黎澍的修正主义苗子”。1972年夏，黎刚获得“解放”，又关心起青年人来了。他写信给云南大学，要求把谢本书和郑绍钦借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俄关系史”课题组的工作。谢去拜访黎时，他仍然象过去一样热情，但是谈话却比过去少了，也不愿意多谈“文革”中的遭遇。（据谢本书的《忆恩师黎澍》，原载于湖南《辛亥革命研究会通讯》第33期）傅白芦在《沉痛悼念黎澍同志》一文中，回忆了一段往事：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筹办时，“好几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不幸者，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颇为引为注目。心有余悸的人们不免替他担心。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广揽人才，早为某些人所忌刻，并且成为长期受到排挤和不公正待遇的原因之一。但他并不吸取这些‘教训’，还是处之泰然，坚定不移地落实党对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政策，还嫌迟了”。（原载于1988年12月24日《长沙晚报》）这是黎澍广揽人才的一贯作风。他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中说：初生之犊，往往不免于幼稚，但他们有一个为许多前辈所不及的特征，就是勇于探索。他们要求研究那些未经前人研究过的问题，敢于提出一些前人未曾提出过的见解。“他们的探索精神，表明了我们民族青春长在。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只有老一辈的人在思考，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要珍惜青年的这种积极性，鼓励他们研究问题，追求真理……同时要认真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使他们尽快地成熟起来”。（据《再思集》119页）
（十四）“一个标准的秤砣”
黎澍的早期，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开拓新闻出版事业，素以善于利用传统和勇于反抗传统而闻名于同行之间。黎澍的中期，是在教条主义日益发展的束缚下工作，间常以沉默来抵制教条主义的影响。黎澍的晚期，是位敢于创新，敢于说真话的史学革新先行者。1979年他有句名言：“科学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事业，即使冒犯了上帝，也要无所畏惧”。（据《再思集》119页）。他的后半生为此而奋战了十年。他的不少史学论著均以独特的风格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但他从来不以权威自居，当然更不迷信别人的权威。他不唯上，不唯书，不附和社会上的各种不良风气。他认为学术问题不能以“一言”代“群言”，不能以“一尊”压“百家”。1979年春，他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上的发言中，对于“学术民主”问题作了卓有见地的阐述。他说：“学术问题绝对不允许搞集中制，有了争论，只能平等讨论，不能服从多数，不能服从个人，不能服从权威，不能服从定论。”（《再思集》82页）黎澍对人对己都用一个砝码去衡量。他在《未完的回忆》中指出：“反右派成了制约百家争鸣的砝码……反到鸦雀无声，又说还要百家争鸣，如何适得其平？手执砝码的人都想加码。稍一加码，又使百家为之钳口结舌，不知如何是好？”黎澍对于自己过去的思想认识却是勇于承认错误和修正错误的。他在《再思集》的《作者说明》中就这样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史的伟大转折点，这一转折使人感到有重新认识许多问题的重大必要性。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我过去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了解的肤浅和错误，纠正了其中比较显著和已经有所认识的部分。编入本书的各篇，反映了我个人思想上的这个变化，故谓之‘再思’云……经过实际生活的检验，势必又要发现种种不足，还要三思。这是黎澍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他在《黎澍自选集》序言中说，“比较起来，可以认为发表了一些颇具独立思考，并非人云亦云的文章，还是在‘文革’结束以后”。1988年他在《评陈铁健著〈瞿秋白传〉》中说：“违抗流俗，独具创见，揭露历史真象，总结历史教训，这需要胆识和气魄，需要历史学家的史德、史才、史识”。这就是他的自我写照。
黎澍一身正气，胸怀坦荡，无私无畏，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从善如流。他既不以权谋私，也不以学干禄，热心世务，而又淡泊自守，成为他的独特风格。唐振常在《痛定思黎澍》中，描述了黎澍早年在成都主编《华西晚报》时的风度：不知疲倦地工作，不言忧愁地生活，随时随地都表现出充分的乐观精神和高昂的斗争意志。日常不多言，往往是一句两句使你与他共通。每当几个比他年轻的同事有些苦闷或烦恼时，他总是习惯地两手直放，双肩微耸，头偏右摆，问道：“怎么啦？喝酒去”。小饭馆一坐，三杯下肚，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他的话不会使人哈哈大笑，却常寓机智于幽默之中。（唐振常的《痛定思黎澍》，原载于1989年《历史研究》第2期）。50年代黎澍在新华总社、新闻总署和中宣部工作期间，由于解放前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而产生的一种老百姓意识变不过来，日常只有是非观念，对上级不自觉其为下级，对下级不自觉其为上级，如此没上没下，人们称之为自由主义。到了反右派斗争时，因为极力保护了遭到错误批判的青年同事，被称为“党内民主人士”。（据《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165页）1966年《五·一六通知》后8天，谢富治、戚本禹找田家英谈话，田回到住地就寻了短见。这一噩耗传到黎澍耳里时，黎早已被“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打翻在地。当时有不少人打听黎澍是否也已经引颈上吊了？可是黎的思想情绪恰好相反，他深信历史的辩证法，一定是整人者人亦整之。后来他果然看到了这种连台好戏。（据《田家英的悲剧》，原刊于《随笔》）1978年黎在上海见到了唐振常，谈起“文革”中的外调情况时，黎说：“算来算去，应该向我外调的人都来了，就是没有你，以为你凶多吉少。”唐说：“当时我倒是想到过死的，但一念之间，忽然冒出了个念头，只是不堪儿女心，从此念绝”。黎即正色道：“为什么要死？白便宜了那帮人”。（据唐振常的《痛定思黎澍》）这时黎澍的政治义愤吹响了时代的战斗号角，昼夜赶写文章，狠批林彪“四人帮”及其文学侍从们猖狂一时的大量罪行。但在两个“凡是”未被推倒前，这个不能批，那个不能写，他为了冲破教条主义的禁区，多次亲身闯公堂。1983年初，丁守和去看黎澍，问他在干些什么？黎曾气愤地说：“天天上午开会，连着开了五天，谈着谈着，冲我来了，我也不客气地回敬了他们一通。”过了几天，黎就病倒住院了。（据丁守和的《回忆黎澍二、三事》原载于1989年《历史研究》第2期）1987年的小道消息传说黎澍出了什么问题，唐振常即写信问黎黎究竟如何？黎回信说：“照说应在数内，其实不在数内。即使在数内，也是第三梯队了”。其时，黎的《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在北京不能刑出，后投稿于《文汇报》，上海也压了颇久，他曾写信给唐振常说：“他们退回来也就算了”。（《文汇报》直到1987年12月15日才发表此文。）尽管遭际种种不平，黎澍一颗探索真理的心未尝稍息。他在1988年又写了四篇文章，继续大批教条主义，真是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1988年12月2日，丁伟志听到黎澍病重住院的消息，匆匆赶到协和医院去看黎。在半小时的谈话中，黎曾非常清醒地重复一句话：“我是一个标准的秤砣”。联系到他当时所谈的事，以及他一生的为人，丁伟志认为黎澍大概是在说：“自己的一生，言行处世，一本致公，是是非非，概无偏私，像个秤砣一样。（据丁伟志的《要为真理而斗争》，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9年第2期）黎澍夫人徐滨在《尊重黎澍的意愿》中诉说了黎澍生前的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骨灰盒不进八宝山，不到那里去排座次，“那里的人并不都喜欢我，我也并不都喜欢他们，何必挤到一起去呢？”这话里不知道包含着多少辛酸史。就在“一二·九”运动53周年纪念那天，一代学者终于告别了他未走完的路。
李锐在哭黎澍的《最后一天的书案》中，记述了黎澍死于书案前的原因。早在1983年黎澍因受到不应有的批评刺激，导致心肌梗塞，好不容易才把他抢救过来。这次发病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全身动脉早已硬化，血压早已升高，他仍不以为意，继续持久伏案赶写三篇文章，一篇是《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纪念“五四”七十周年》，一篇是《清末新政：封建中国变革的开始》，一篇是《论全盘西化》。桌上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纸片，上面写了或多或少的话，其中有“欲求社会进步，必须打破传统，还必须善于利用传统，才能推动进步。但利用传统，还必须预防为传统所利用。”又说：“利用传统，往往可使革新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传统的利用，也意味着与旧势力的妥协，放弃反对它的斗争，延缓某些改革的进程。如果延缓改革，渐变为放弃改革，那就与旧势力合而为一了”。黎澍把捕捉到的这些闪光的思想记在纸片上，准备插入正在写作的史论中去，使对历史的探索和对现实的观察，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的启示，有机地联系起来，力求有助于人们对现实的改革开放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反映了他写作史论的特点之一。他为了探索真理而猝战死于书案前，活着的人们应该怎样的努力来填补他留下的思路呢？作者为此写一幅悼念老友的挽联：|既反封建，又批教条，勇于实践，才与命搏！|甘当秤砣，挑战传统，宏愿未偿，遗篇谁续？
这就是黎澍走过的路。
1995年10月21日三稿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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