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与现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宣言论文,现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产党宣言》是屹立在人类历史上的界碑。它发表以来的150 年充满惊涛骇浪。我们坚信，历史可能步履蹒跚、暂时倒退，但前进的步伐决不会停止。中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正在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证明《宣言》的光辉是永存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作中，《宣言》是篇幅较小但影响最大的著作。它可以看作是全部成熟著作的纲领和红线，是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是为实现《宣言》中的两个必然性，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进行的理论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剔除《宣言》中的两个必然性的思考，改变它的目的和意图，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从实践上看也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活动的核心，就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无论是组织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还是指导欧美的建党和工人运动，都是为了这个根本目标而积蓄力量。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准确而精辟地概括了这位无产阶级最卓越领袖的光辉一生。他说：“马克思的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1 〕恩格斯讲的是马克思，实际上也包括他自己，也包括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代西方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派别，不少脱离工人运动、脱离政治斗争，沉迷于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某种哲学的结合。严格说来他们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最多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非无产阶级的、非政治性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画。
《宣言》中关于两个必然性的理论，特别引起资产阶级政治家和理论家们的憎恨。这一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剥削制度的死刑判决书，受到猛烈的抨击和不断的反驳是不难理解的。自然科学的结论如果触犯统治者的利益都会遭到压制，何况对资本主义性命攸关的两个必然性的理论呢。自《宣言》发表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西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关于两个必然性的理论进行攻击。他们指责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是反对工业社会的浪漫主义，指责关于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理论是乌托邦。不仅社会科学家这样说，连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如卡尔·波普、拉卡托斯，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指责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工程，指责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取代的预言失效。国内有的学者也是同样的腔调，宣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这种论调是不值一驳的。任何人都能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他对大工业、对科学技术发展、对资产阶级的历史进步作用的肯定，从来不幻想回到田园诗般的小生产时代，相反他们把这种浪漫主义看成是对历史的反动，着力反对。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强调工业家战胜封建土地所有者，工业战胜农业是历史的进步，并批评说“浪漫主义者为此流下的伤感的眼泪是我们所不取的。”〔2 〕马克思主义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工业本身。至于把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说成是乌托邦，这已经是多年的陈词滥调了。真正值得认真研究的不是论敌的攻击，倒是为什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发生革命，已经革命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夭折了革命，而中国采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发展，并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途径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些现实是否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关于两个必然性的理论已经失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稳定和经济成就，是西方一些理论家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性理论的主要依据。他们说被马克思恩格斯宣判死刑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敲响丧钟相反仍然在发展；而且社会革命首先发生在落后的东方国家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期的首先发生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是他们没有人敢于断言，没有发生革命是否等于永远不发生革命。除了少数人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鼓吹资本主义永恒论外，没有人敢于打保票。事实上，革命发生与否，资本主义世界首先从哪里突破，这取决于革命的主客观条件，而资本主义社会是否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这取决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革命的形势是变化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革命爆发国家和地区的可能性判断是变化的，可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终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性的科学性。在《宣言》以及其它著作，尤其是《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中，马恩着力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并决定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补充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3〕这样， 马克思关于两个必然性的论断更为科学和全面。
不可否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的下半个世纪在科技革命、经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美国学者R·L·海尔布隆纳说：“我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什么的分析所持有的态度是肯定的多，不管这种分析在说明资本主义将变成什么方面有什么问题。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我认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省的敏锐思维之一。”“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他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4〕事实的确如此。 尽管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调整所有制结构以适应和容纳生产力的发展，例如以个人和家族形式存在的私有制变为在更大规模上以股份制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所有者变为隐形存在。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资本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资本。股份制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性质而是改变了它存在和运行方式。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大企业、大垄断集团、跨国公司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基本矛盾和阶级关系仍然存在。只是它有更大的容纳力和自我调整力量。但只要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面对两种困境：一种是生活困境，一种是生存困境。就无产者和资产者的关系而言，尽管当代资本主义比起早期资本主义在生活和社会保障方面有很大的改善，但仍然存在贫困和失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的大量存在仍然是困扰资本主义政府的无法解决的难题。而且当代资本主义出现早期资本主义所没有的新的困境，这就是人的生存困境。当代全球问题最重要的根源和突出表现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混乱，过度消费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也是触目惊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确是以往社会中发展最快成就最为显著的社会，可又是最冷酷最令人憎恶的社会。摩天大楼与无家可归同时并存，新药的出现和各种社会疾病齐头并进。有识之士和进步学者都看到这种社会中存在的弊端和痼疾。爱因斯坦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共产党人，可他在《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一文中以一个正直科学家的良知历数了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各种弊病后说，“我认为，摧残人是资本主义最大罪恶。我们的教育制度深受其害”，“我相信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消灭这种邪恶的灾祸，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社会主义派别的出现，各种抨击资本主义弊病书籍的流行说明，人们对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怀着不满，在探求最合理的制度。这种最合理的制度只能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出现，指出了一条解决矛盾的线索，即把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要真正转变为以全体人民为主体的社会的“社会资本”，即社会主义公有制。正如当年恩格斯从资本主义邮政和铁路国有化中所看到的象征意义和途径一样。以现在仍没有革命就以为永远没有革命，这完全是自我陶醉。
为什么已经实现两个必然性的苏东会发生逆转，这是当代西方理论家否定两个必然性的又一根据。在本世纪的一头一尾两件震撼世界的大事都与俄国不可分。一是十月革命，红旗升起，一是苏联的解体，红旗落地。前者使西方惊恐，后者使其额手称庆。苏东巨变更激发了某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他们把苏东事件看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历史的进步，宣称马克思主义正在死亡，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如此等等。十月革命是《宣言》在实践中的伟大胜利。十月革命是必然的，决不是少数革命家们的阴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性的论断，首先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得到实现，这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态势决定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链条必然是在矛盾最集中最脆弱的环节突破的。十月革命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在俄国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人民不愿照旧生活的条件下发动的。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存在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群众革命活动之中。由苏联解体而倒推出十月革命是偶然的、是革命家的阴谋，说明不知道历史必然性为何。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并没有使十月革命成为多余的。十月革命的成果存在了差不多72年，它的历史意义是无可估量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世界从整体上看已经进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十月革命创造了一个强大的苏联，它不仅挫败了法西斯统治世界的野心，而且它后来变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超级大国，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信心和决心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评价一个伟大的历史事变的意义不能完全以成败为尺度，而同时要着眼于它的意义和对历史的影响。在近百年世界历史上象十月革命这样影响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历史事件是罕见的。
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并不能保证它的成果的永恒性，保证不会发生逆转。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是不同的。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面临如何建设、如何治国的问题。斯大林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下，为了迅速发展经济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勒紧裤带进行建设，在当时是必要和有成效的。在斯大林逝世后进行改革，纠正斯大林时期的某些过左的、错误的政策，改变过于集中的计划体制是必要的。问题是他们的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后，继续沿着否定列宁、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斜坡一直往下滑，最后宣布共产党自行解散，宣布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种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很清楚，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体制后来被凝固化为一种僵化体制只是蕴含着失败的可能性，而后来错误路线和政策才使本来可纠正的错误变为无可挽回的失败。任何一个有理论良心的人都能看到苏东的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失败。曾几何时，所谓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的笑柄，而他的发明者也已成为过眼烟云式的人物。
在历史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往往要经历反复曲折的过程。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这种巨大的变革没有反复较量没有失败挫折是不可能的。但苏联和东欧一些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决不是社会主义的灭亡。因为这只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失败，而社会主义是世界性的事业，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它在一个地区或国家遭到挫折，在另一个地区和国家仍在继续前进。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必然阶段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取决于一时一国的成败。何况，失败和挫折对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会带来积极的有益的教训和经验。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他的著名南方谈话中做过令人鼓舞的有远见的论断。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的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5〕何况，仅就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倒退并不是出路。或者是经济混乱、人心混乱，人们怀旧情绪日益强烈；或者是私有化运动取得进展，经济有某种回升，但两极分化严重，在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同时形成一个新的被雇佣的阶级。社会重新回到革命前的状况，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开始新一轮的斗争。对人的一生来说，72年是漫长的，但对于历史来说是短暂的。我毫不怀疑，社会主义会象烈火再生的不死鸟。
在中国，两个必然性的理论已经实现和正在继续实现，但是以中国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中国的特色。可以说，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走的都是自己的道路，可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这样，在当代中国，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又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我们从中国实现两个必然性的实践过程可以非常清晰地观察到这一点。
中国革命，不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设想的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开始的革命，而是在经济政治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开始的革命。这个革命必然会有自身的特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伟大共产主义理想，但采取与中国实际相符合的路线和方针来实现“两个必然性”。毛泽东把中国革命分成两步走，而且采取工农武装割据，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路线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两个必然性实现的前半段，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更艰难的是巩固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母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7〕列宁赞同并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 只要革命条件成熟，无产阶级应该不失时机夺取政权，在取得政权以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力发展生产力。列宁是非常重视发展生产力的，认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新社会战胜旧社会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在中国同样反对二次革命论，反对先发展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再进行革命的错误主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可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中国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并在一段时期内大大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大大延缓并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凝聚力。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初步确立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为在中国完全实现两个必然性并为将来实现《宣言》建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邓小平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卓越贡献。中国是在经济落后的后工业化国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不是苦于资本主义过于发展而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足。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也不应该回过头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这样，这将是历史的大倒退。可是中国要跨越“卡夫丁峡谷”，不吸收资本主义的成果是不行的。因此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每种社会形态必然伴随有它的生产方式的特点。例如，农业占主导地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而工业化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农业也必然工业化，成为现代化的农业。这是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作用不等于资产阶级的作用，但却有它的一份功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都给予过公正的评价。但是工业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化，不等于后工业化的国家必须走全盘西化的道路。马克思曾说过，工业化的国家显示着非工业化国家的未来。这说明工业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是人类发展的普遍必经过程，只是西方比东方早一步走向工业化，而且是以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实现这个历史使命的。而在后工业化国家并不是注定要走西方的道路，例如中国，就是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实际上，工业化，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科学，这应该是以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的特点。社会主义同样要实行工业化，不在大工业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样社会主义需要实行市场经济，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运行所必须的。应该发展民主法治，发展科学。工业化、法治社会、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走西方的道路，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道路。它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特征。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文明是未经过近代工业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缺点是它尚未滋生的，因而对工业社会的弊端而言农业社会显示它的诱人的纯真。可这种优点正如童年时的天真，并不是成年人最适宜的性格。在确立市场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当代中国，要防止西化论，把全盘西化当成中国的出路，但也要防止排斥西方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果。我们应该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但必须充分吸取资本主义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工业化不等于西化，可西方资本主义总是先走了一步。它的成就与缺点、经验与教训，可以从正反两方面为我们提供有益的东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终究是前后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不能只看到对立而忘记它们由大生产所产生的某些共同性。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并不等于都姓资。由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吸取和改造资本主义的已有成就；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更应该注意吸收资本主义的成就。这既包括由社会化大生产决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也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特有但经过改造可以借用的东西。恩格斯说过，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道理应用到彼此连接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的关系更是不言而喻的。当邓小平说“要害是姓‘社’姓‘资’的问题”，其重要理论价值正在于要我们解放思想，不要把头脑拴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思维框架之中，而决不能曲解为普遍指导原则。邓小平的论断与马克思指出的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的意义是一样的。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一般理论而邓小平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时刻提出这个问题，并在更大的规模上化为政策和措施。要超过资本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这就是辩证法。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特别是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矛盾问题，将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般原则上肯定社会主义是变化着的需要改革的社会。但他们没有社会主义实践不可能具体论述这个问题。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有矛盾，最后他的后继者们把社会主义存在的矛盾当成社会主义没有生命力而加以抛弃。毛泽东的巨大贡献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尽管毛泽东本人在实践上没有完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但这个理论本身为社会制度的改革和自我完善，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又改革其凝固的体制规定了可能性和界限。邓小平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他改变了矛盾应该着重解决的重点和正确途径。毛泽东注重调整生产关系不断扩大公有制，而邓小平着重发展生产力，强调应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来调整所有制结构，主张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发展；毛泽东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注重意识形态，而邓小平把重点放在科教兴国和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关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状况和发展水平的科学估计。特别是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调节，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注入生机和活力。可见，他没有离开老祖宗，但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共产党宣言》发表和传播的历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反映。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150年来， 形形色色反对《宣言》的人物和理论不断出现，但都成为历史的残渣陈迹，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宣言》仍然光芒四射，继续指导人类朝着美好的未来前进。
注释：
〔1〕〔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 第777、33、3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3页。
〔4〕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编译出版，第62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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