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齐治平：《邹忌讽齐王纳谏》的儒学释读——兼论邹忌是儒学人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修齐治平论文,邹忌论文,齐王论文,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国策·齐策一》有一篇独具风格的文章：《邹忌修八尺有馀》，清人《古文观止》改题《邹忌讽齐王纳谏》，今人选本亦多加选录，堪称一篇具有广泛影响的散文名作。现在看来，此文之所以能引起选家的关注和读者的喜爱，除了故事的表层意义颇具文学趣味之外，其深层意义的儒家理想应是吸引选家和读者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所谓儒家理想，就是《礼记·大学》所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观念和政治理想。邹忌的言行及故事的结局，几乎是“修齐治平”的逻辑展开和形象演示。当然，如果此说成立，又将产生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邹忌是儒家吗？司马迁《史记》为何将他与儒家的亚圣孟轲并列于《孟子荀卿列传》等等？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首先应当解决《邹忌讽齐王纳谏》与儒家理想及修齐治平的对应关系。
一 美德胜于美色
儒学祖师孔子曾两次说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在孔子看来，好德与好色是相距甚大的两个层次：好色层次较低，好德层次较高；好色平常之人无师自通，好德既使受过贵族教育者也难以做到。孟子后来发挥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孟子·梁惠王下》载：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甫，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爰及美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孔孟二位至圣与亚圣所说的“好色”，当然是指喜好美丽的女色。邹忌也喜欢艳丽的形貌，不过不是女色，而是他本人。文云：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明）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邹忌身长八尺，可见是一堂堂伟男，而且他的体貌就象太阳旁边的光影那样耀人眼目。《古文观止》注云：“昳，日侧也，言有光艳。”这毫无疑问是说一个“色”字。邹忌希望自己是齐国第一号美男子，于是便想与“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比较一番，以便确定自己在齐国美男坐标上的位置。他早上穿好衣服，对着镜子端详，然后依次询问自己身边的妻、妾以及次日来访的客人，所得答案竟然完全一致：他比徐公美多了！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徐公比他美得多：
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文章到此，便由好色的追求、比美的反思，渐次转入好德的层次了。最后，邹忌“入朝见威王”，将自己的体会转告齐王，同时指出“王之蔽甚矣”。齐王欣然接受，并立即作出三项决定，奖励揭露“寡人之过”者，一年之后，“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达到了“平天下”的政治目的。于是，邹忌便由好色的层次跃迁到了好德的层次，由个人的心理活动、私生活的狭窄圈子飞升到了政治哲学的思考与实践的层次，第一次使“好德”与“好色”两种互相冲突的人生追求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与完美的展示。
二 “修齐治平”的四部曲
1、修身。如果把邹忌的“修八尺有余，形貌昳丽”作为一种天生丽质之美，那么，他“朝服衣冠，窥镜”，便可视作“修身”的过程。只有极为关注自身之美，才会连续请妻、妾、客评判自己与徐公谁个更美。在这里，“朝服衣冠，窥镜”，不仅是一种行为的描述，更是一种心理活动的暗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并非每个人都能从形貌衣冠之美进入心灵品德之美的境界。我不知道屈原是否读过这篇文章，但《离骚》主人公追求天生之美、衣饰之美与品德之美的完美融合，却与本文极为相似。作者如此开篇，完全只是为了使邹忌转向品德之美而作的铺垫。我以为儒学的思维准则、为人准则与处世准则正是“从我做起，推己及人，以德服天下”。故《孟子·梁惠王上》云：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型，法，榜样）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治）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邹忌讽齐王纳谏之所以获得成功，便在于他能从妻、妾与客人的矫情中悟出一种修身齐家的奥秘，并荐之于齐王，“以御于家邦”，扩大了“修齐”的应用范围，亦即孟子所言“举斯心，加诸彼”、“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善推二字，是邹忌与孟子在思想方法上的共同点，不可轻易放过。
2、齐家。齐家之意，《大学》解释道：“所谓齐其家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偏）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敬畏而辟焉，之其所哀矜（伶）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要想把家庭治理好，首先要超越于自己个人的成见或偏见，其次要超越于不同亲属与自己的各种利害关系，只有这样，处理各种家庭关系时才能保持清醒与公正。试看邹忌“莫寝而思”的内心独白：“吾妻之美我者，私（偏爱）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这和《大学》所言的“亲爱而辟”、“敬畏而辟”、“哀矜而辟”，立论的心理依据都是相似的。
3、治国。请允许我在这里插入一个小故事：近年某省一位县委书记新上任，便到一些乡村基层去考察乡长与村长的人选。他明确宣布两条标准：①尊敬父母。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还能爱乡亲、爱家乡、爱祖国？②必须是致富能手。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家庭都弄不富裕，他还能带领全村、全乡走向小康？这位书记的用人标准要说很新也能成立，因为很少有人象他这么选拔基层干部；要说很旧也不为诬，因为这本质上只是古人“修身、齐家、治国”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的现代实践而已，《大学》的作者已云：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fèn，败）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一个人能否从修身、齐家跨向治国，决定这个人才是一般人才还是特殊人才，是家之贤主还是国之栋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邹忌齐威时为相，封于下邳，号成侯，说明邹忌从修身齐家迈向了平治天下，从一个齐家明主转成了一个治国良相。《战国策·齐策一》的作者运用极精炼的语言交代了邹忌的这一人才转型经过：
于是入朝见威者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是观之，王之蔽甚矣！”将邹忌的讽谏言论与前引《礼记·大学》的片断对读，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人对“国”的认识，不折不扣地只是“家”的放大：所谓“国家”者，家国连称也，家国一体也，家乃国之基础也；另一方面，国先于家也，国大于家也，国乃家之总体也。因为在家天下的时代，贵族的家务便是国务的组成部分。贵族、大臣重视齐家，乃是由于家与国密不可分的原因。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在某些时候或从某些角度去看，古人甚至认为家重于国：在“家邦”、“家国”、“祖国”、“祖宗社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词语及儒家观念中，祖宗往往比社稷重要，亦即家先于国、家重于国。哪怕江山丢掉了，也要将祖宗神位迁至某地供奉。夏后封于杞，殷后封于宋等等便是灭其国存其家的典型例子。这既是古代社会常常要“举孝廉”的深层原因，也是邹忌能够将齐家经验上升为治国策略的文化背景和深层原因。邹忌的高明之处在于：“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诚知”二字极为难得，它是《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天下鲜矣”的具体说明。邹忌的潜台词是：我从我自身和我家里的情况分析推断，“诚知不如徐公美”，那么，大王你呢？你能从你自身及你的国家的情况分析推断，“诚知”你自己不如别国君主的缺点吗？当然，邹忌不说那是齐王固有的缺点，只说那些缺点是齐王身边的人对齐王的“遮蔽”所造成的不能明察而已。有趣的是，稍后的屈原也这样埋怨楚王。可见“受蒙蔽”是那个时代各国君主所共有的时代病。所幸的是，齐王不是楚王，他马上对此作出了积极响应，终于使邹忌的“由家而国”、“由己而王”的思考转换成了行之有效的治国谋略：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当面指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继继续续地有人进谏）：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4、平天下。儒家的最高理想乃是以仁政统一天下。《孟子·离娄上》云：“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公孙丑下》又云：“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大学》亦云：“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为天下lu矣。”故《邹忌讽齐王纳谏》以“一统在望”的景象作结：
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战胜于朝廷”者，即身在朝廷，不待用兵，便可战胜别国。这正是儒家反复宣扬的“王道”思想，完全符合《国语·周语上》所载周穆王时周公后人祭公谋父所云“先王耀德不观（示）兵”的儒家仁政理想。反之，以兵力战胜别国，则是儒家一贯反对的“霸道”思想。《孟子·公孙丑上》亦云：“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总之，《邹忌讽齐王纳谏》在立意、布局上完全对应于修齐治平的儒学理想，主人公邹忌则是一个十分完美的修齐治平的文学标本。《古文观止》的编者对邹忌形象深感折服，故热情赞颂说：“邹忌将忌之美，徐公之美，细细详勘，正欲于此参出微理。千古臣诌君蔽，兴亡关头，从闺房小语破之，快哉！”可惜吴楚材、吴调侯二位编者未能参透本文“修齐治平”四部曲的系统意义，如果没有对“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的热心追求，邹忌便不会从“闺房小语”中“参出微机”，从而去破“千古臣谄君蔽”的恶习。反之亦然，只有一个“治国平天下”的高广境界的反照，才会使“修身齐家”的小语细行远射出不平常的思想光辉。
三 以“三”为结构元素的谋篇技巧
拥有好的题材，好的思想，并不一定能写成好的文章。《邹忌讽齐王纳谏》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名篇，作者高妙的谋篇技巧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笔者将原文结构按空间、时间、人物、措施、效应加以分解，发现作者处处皆以“三”为结构元素，一层层地演示“修齐治平”的展开过程，读来令人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联翩浮想。试看：
空间：修美于室内；思治于国中；取胜于天下
时间1（修身时间）：朝服衣冠，窥镜；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
时间2（治国时间）：令初下；数月之后；期年之后
人物1：邹忌；徐公；威王
人物2：妻；妾；客
人物3：宫妇左右；朝廷之臣；四境之人
人物4：面刺寡人之过者；上书谏寡人者；谤议于市朝闻于寡人者
措施：上赏；中赏；下赏（对应于“人物4”的三种奖励）
效应：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时时而间进；虽欲言无可进者（对应于“时间2”的三种效应）
由于全文以“三”为内在结构，所有的“小三元素群”均紧紧围绕着一个“大三空间”依次展开，颇类上古诗歌“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据笔者统计，在《诗经·国风》的160首诗作中，每首三章者91首，约占57%；其中《周南》共11首，每首三章者10首，约占91%；《召南》共14首，每首三章者12首，约占86%。《邹忌讽齐王纳谏》以“三”为内在结构，或许与《诗经》影响下的思维模式有关亦未可知，不过，这里所要强调的只是全文特有的“一唱三叹”的类诗效果而已。还应当附带指出的是：本文对徐公之类的描写纯是侧面烘托，但却极为成功，令人想起汉乐府《陌上桑》对罗敷之美的描写，以及荷马史诗对海伦之美的描写。
四 邹忌与孟轲合传的儒学依据
一般学术史并未将邹忌列为儒家，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却在孟子传之后，紧接说：“齐有三邹子。其前邹忌，以鼓琴于威王，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司马迁为何在孟子荀卿两位大儒之间夹传齐国的“三邹子”呢？前人对此无说。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三邹子的政治主张、思想方法等与儒家尤其是与孟子相近的缘故。至少在司马迁看来是如此。所谓“齐有三邹子”，只是讲其主要活动的地区，并未说齐国就是他们的出生地或祖籍。三邹子的祖籍应是鲁国的小邻居邹国，而孟轲也恰好是邹人。《史记》孟子本传说：“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后有邹子之属。”孟轲“退”在哪里？我以为应是“退”在邹国，故紧接又说：“其后有邹子之属”。可见在司马迁看来从孔子到孟子到邹子之属，都是一个思想体系里与核心人物或远或近的儒学成员。
关于邹忌“以琴于威王，因及国政”之事，刘向《新序》卷二威王误作宣王，并云：
昔者邹忌以鼓琴见齐宣王，宣王善之。邹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为王言琴之象政，状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悦，与语三日，遂拜以为相。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邹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忌。以谓设以辞邹忌不能及，乃相与俱往见邹忌。淳于髡之徒礼倨，邹忌之礼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补之以弊羊皮，何如？”邹忌曰：“敬诺。请不敢杂贤与不肖。”淳于髡曰：”方内而圆杠，何如？”邹忌曰：“敬诺。请谨门内，不敢留宾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邹忌曰：“敬诺。减吏省员，使无扰民也。”淳于髡等三称，邹忌三知之，如应响。淳于髡等辞屈而去。邹忌之礼倨，淳于髡等之礼卑。……是以聪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贡曰：“回也闻一以知十。”美敏捷也。根据这段记载来看，邹忌与儒学的孟子几乎无大差别，都曾经大谈霸王之事；另外，他头脑反应敏捷，语言表达流利，和孟轲一样，都是超一流辩才。此外，“淳于髡等三称，邹忌三知之”与《邹忌讽齐王纳谏》以“三”为结构元素也有相似之处。
从思想方法看，邹忌由闺房小语而推论到朝廷大事；从“三人共牧一羊”而推论到“减吏省员，使无扰民也”（此即毛泽东“要精兵简政”之意），这也是孟轲“善推”的一贯作风，前面已引证不少。这里再看《梁惠王下》的一则故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撤他的职）！”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这种从“友”到“吏”到“王”的三层推进，与邹忌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其中孟子所言“四境之内”一语，邹忌也说“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此外，孟子也有“国”“家”“身”这类三层相关的推论。《孟子》开篇即说：“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史记·孟荀列传》继云：
其次邹衍，后孟子。以其语宏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邹衍是战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史地理论学家，以“大九洲”理论和“上古通史观”著称于世，其方法论是对空间（地理）“推而大之”，对时间（历史）“推而远之”。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学术概论》第九章中评论说：“史事地理，均以意推测言之，由今日观之，未免可骇。然宇宙广大无边，决非实验所能尽。实验所不及，势不能不有所据以为推，此则极崇实验者所不能免。邹衍之所据，庸或未必可据；其所推得者，亦未必可信。然先验细物，推而大之，其法固不误也。”②经验告诉我们：善于修身者，不一定善于齐家；善于齐家者，更不一定善于治国平天下！邹衍“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也有可能得出荒谬的纯主观的结果。就象孟轲推导“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③，以及推导杨朱、墨子二人“是禽兽也”④的主观、荒唐一样。我要强调的只是邹衍这种“推”的思想方法，乃是与邹忌、孟轲一脉相承的。
根据以上的联系，我认为将邹忌算作一个与孟轲一样“霸王”之术的儒学政治家是可以成立的。从思想渊源上说，《孟子外书》认为子思、孟轲是曾子的继承人；《荀子·非十二子》则认为是子游继承人；朱熹则认为《大学》的说经一章是曾子所述的孔子语，以下传十章是曾子门人传术的曾子语。尽管这些说法不可全信，但也说明“修齐治平”的思想起源是比较早的。因此，在子思之后，邹忌、孟子都有可能了解“修齐治平”的思想起源是比较早的。因此，在子思之后，邹忌、孟子都有可能了解“修齐治平”的思想内涵，然后加以各具特色的发挥。
五 结语：修齐治平的两面性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人权利等于道德，扬弃了的道德等于家庭，扬弃了的家庭等于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等于世界史⑤。不知怎的，当我读到黑格尔的这段语录时，立即想到了中国先秦政治理论家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历程。这说明“修齐治平”确是世界古代史上一种富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并确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同时我又认为不可对这种理论评价过高，尤其是把“国”和“天下”作为“家”来治理，极容易产生家长制的独裁制度和独裁人物。这一点，在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里已有无数的事实可作证明。《邹忌讽齐王纳谏》的特殊价值就在于它积极提倡一种近于民主性质的讽喻与纳谏精神，能够避免修齐治平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消极因素和消极后果。
注释：
①见《论语·子罕》、《卫灵公》两篇。
②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九章《阴阳数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版，142页。
③《孟子·公孙丑下》。
④《孟子·藤文公下》。
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5版，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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