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山大学教务的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山大学论文,鲁迅论文,教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3)03-0086-11
据鲁迅1927年2月10日“日记”记载：“被任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开第一次教务会议。”①这是鲁迅担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并履新的最早的当事人记载，而彼时触角敏锐的《广州民国日报》也于当天，在《中山大学新聘定之各科系主任》的新闻中加以报道。值得注意的是，中山大学教务处成立于1927年1月，鲁迅先生是第一任主任，同时，也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知名的中国大学教务主任。
表面上看，鲁迅担任中大教务主任的时间只有两个多月(70天)，似乎在时间的长河中，哪怕是中大80余年的教务史上也显得相当短暂，但实际上，做事一向认真的鲁迅先生却为此投入了大量心血。他在《致章廷谦》(270225)一信中指出：“中大定于三月二日开学，里面的情形，非常曲折，真是一言难尽，不说也罢。我是来教书的，不意套上了文学系(非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不过我以为教书可比办事务经久些，近来实在也跑得吃力了——我想不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没有了。”(《鲁迅全集》卷12，页20—21)
值得探询的是，孜孜不倦、兢兢业业的鲁迅是否在70天的雷厉风行的任职中也形成了令人激赏的教务思想与精神？更进一步，这种教务思想具有何样的内容？对今天的大学教务有何借鉴意义？
考察前人对此课题的相关研究，多数鲁迅的传记或相关记载都会提及此事，但或由于资料的限制，或认识的偏差(认为此课题太过技术性，和鲁迅的革命性相比不太重要)，也就多数语焉不详。目前论述最集中且成就最大的无疑是已故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李伟江先生。一方面，他对史料的考辨颇显功力，在薛绥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的“鲁迅在广州”部分，他是排名第一的考据者(另两名是饶鸿竞和吴宏聪先生)，该书几乎囊括了有关鲁迅的所有教务资料，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还加上了编者参考诸多文献比照之后的细致校订说明。另一方面，在其遗著《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岳麓书社，2007年)中的《鲁迅与中山大学》一文中，他对鲁迅的教务工作与思想亦作了细致的考辨分析，尤其值得尊敬和感激。笔者的论述恰恰也是立足于他牢固的学术根基上，作进一步的推进。
需要说明的是，鲁迅思想中的悖论性和矛盾性特征早已成为一道迷人的风景和招牌，而在做事务和憎恶官场之间，也是张力十足。早先他在教育部担任官员时就如此，有论者指出：“是创作拯救了鲁迅，重新振起他沉沦下级官僚的卑微生活。”和他主要的官员身份相比，“文学家是鲁迅新获的社会身份，他就是要用业余时间的创作在现代文坛‘凑凑热闹’。渐渐地，他的身边团聚起新的族群，生命有了全新的确认与归属，灰色的生活得以刷新”②。
回到和中山大学有关的诸多身份上来，一方面，鲁迅对中大是寄予了很多期待的，他屡屡表明自己的立场。比如：“到中大后，也许不难择一并不空耗精力而较有益于学校或社会的事”(《两地书·七九》，卷11，页215)；“中大如有可为，我还想为之尽一点力，但自然以不损自己之身心为限”(《两地书·一○二》，卷11，页263)；又说：“只要中大的文科办得还像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两地书·一○五》，卷11，页268)
但另一方面，鲁迅对做官其实是有着迫不得已的苦衷的。早在1925年4月28日致许广平的信中，他就表达出对公务员生涯的无奈及另外的可能美好的人生理想设计：“近来整天的和人谈话，颇觉得有点苦了，割去舌头，则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做报章文字，岂不舒服。”(《两地书·一七》，卷11，页63)同样，对于中大给他的职务安排，同样也有出乎意外之处，不爽也潜存心中。当然，这和他当初离开厦大时的满怀期待颇有落差：“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为社会方面，则我想除教书外，仍然继续做文艺运动，或其他更好的工作，俟那时再定。”(《两地书·八三》，卷11，页226)
剖析鲁迅在理想/期待与现实/实践之间的矛盾，我们毋宁说，这其实更是经济资本背后的规定与鲁迅自身的文化资本的自主性之间的冲突，正因为他既得益于经济资本(500银元月薪)③，同时又对它充满警醒，才会屡屡呈现二者之间的张力。但无论如何，面对中大的热切期待与厚爱，鲁迅“在其位，谋其政”，亦呈现出真心实意的回馈与精神灌注。
一、如何执掌：务实的教务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成为教务主任后的鲁迅似乎也不例外，而且加上其特有的认真精神④，鲁迅对中大的教务程序运作其实颇有开创意味，同时又“但开风气不为师”，尽职尽责。有学者指出：“筹备开学的忙碌工作，‘秘藏题目’，分配卷子，学生考试，编排时间工作表，发通知书，讨论，计分，发榜等等，都要自己动手。他说：‘我这一个多月，竟然在漩涡中，忙乱不堪，不但看书，连想想的工夫也没有。’”⑤
(一)巨细无遗与规章创制
考察鲁迅日记，有关参与中大教务会议的记载如下表1。
当然，就参加会议的记录来看，鲁迅的日记其实还遗漏了4月3日他列席的“预科第三次国文教务会议”⑥。
从上表1可以看出，从2月10日被任命为教务主任开始，半个月内，鲁迅居然召开了4次教务会议，外加两次文科教授会议，这当然可以看出教务处初创期的艰难，更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此投入了巨大精力和心血。需要提醒注意的是，身为首届教务主任，鲁迅难免要筚路蓝缕，付出极大的精力，也难怪他不断慨叹在自己既定的计划里近乎一事无成。
在3月份正式开学后，鲁迅先生共召开两次教务会议，并在月初出席学校开学典礼，在月末参加组织委员会议。需要指出的是，恰恰是在3月1日，中山大学制定了《国立中山大学规程》，对教务会议主席的权利作了相对具体的规定：“教务会议主席召集教务会议，并总持教务处执行议决案。”这表明鲁迅在教务事务上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该规程也对教务处功能进行了说明：“教务会议职司各科教务之整齐，并会通下列事件：(一)审议学生之入学作业及考试事件；(二)审议本校之学术演讲及出版事件；(三)草拟预算之按科分配；(四)学系之增废建议于评议会；(五)其他教务之不专属于任何一科者。”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和傅斯年共同负责对中山大学的教务通则予以拟定，这在《本校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事录》中有所说明：“教务处办事通则，请周树人傅斯年两委员担任整理。事务管理处办事通则，请饶炎杨子毅两委员担任整理。”⑧可见，他也是当时学校新成立的组织委员会委员之一。对此，有关新闻也有过报道。如《组织委员会已成立》载：“本校各科院散处，范围广大，科部繁多，非有严密之组织，不足以收统率联络之效。委员会昨特聘请杨子毅饶炎黎国昌傅斯年周树人诸先生为本校组织委员会委员，以杨子毅先生为主席。昨已宣告成立，并开始讨论各种规则云。”⑨
不难看出，此时的中山大学已经考虑到综合性大学科系化(和多区域办学)可能带来的弊端而对症下药：鲁迅在3月底被委以重任，既是校方对他的高度信任与重用，也反衬出鲁迅先生在处理此类事务上，有其独特的向心力、整合力和丰富的办事经验；毕竟，鲁迅先生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担任了14年的公务员(1912-1926)。显而易见，此时的组织委员会不同于今天的组织部，它所关注的不是个别人事的分配与调整，而更多着眼于学校层面的结构的整体大业——对于一个处于上升期的大学，毫无疑问，协调差异、共同发展是此时中大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可惜，这项职能也随着鲁迅的辞职而未能得到充分的实践。
(二)躬行教务
根据中山大学第一至七次教务会议纪事录，教务主任鲁迅主要带领教务处做了如下工作。
1.召集会议。在教务处创办初期，鲁迅需要不断和各个学科、校级领导以及本处的同僚思考、探讨教务事务的处理、发展与进步事宜，召开教务会议是他实现这些目的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鲁迅在职期间七次教务会议的主要内容如下表2。
可以发现，在鲁迅执掌教务处并召集会议的议决中，既有对个别具体事务的处理，也不乏对师生员工有关规则的制定，当然，更多的则是跟课业有关。
2.编级试验与补考复试。仔细挑拣上表2的关键词，我们不难发现，编级考试出现了6次，毫无疑问，这是最重要的事项。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这个和学生培养密切相关的事务。
鲁迅未来中大以前，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后，中大同时也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按照国民政府训令“全体学生一律复试，分别去取”，结果，本科及格者865人，不及格者101人；预科及格者752人，不及格者175人。同时亦规定，如因故未参加前次考试，可予补考，时间分别为1927年2月16-18日及3月4-5日，结果本预科及格者23人⑩。鲁迅1927年1月19日“移入”中大后，2月10日变成教务主任，就是要会同各科主任办理补考事宜。
当时教务处重要的事宜还包括编级试验，针对对象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原广东大学专修学院停办后，其学生通过审查后可编级试验，安排进入中大相应班次学习；第二类是来自外地的大学生，他们或因反抗斗争被迫离学，或因追随鲁迅先生转学，他们也被中大热情地接纳，进入时只需办理编级试验即可。
当然，考试范围也涵盖了本校转科系学生。第三次教务会议记录表明，中大对转科系学生也有严格规定：“凡有请求转科系之人，必须于所转之科系之基本科目，补充修习，如法考试，再由学校核准。”(11)
3.开学与备课。如前所述，虽然身兼数职，但身为教授的鲁迅也必须登台上课。恰恰是在2月12日召开的第一次文科教授会议中规定：“本日将应定之科目，及每人认定之科目，草拟妥当，并实行每人十二小时之规定。”(12)为此，鲁迅也上报了自己12小时工作量的课程安排。
鲁迅在中山大学所开课程(13)
文史科选修科目：
文艺论 三小时 选修学生 二○四人
文学系中国文学组必修科目：
文艺论 三小时 学生 二○四人
中国文学上古至隋 三小时 学生 五十人
中国小说史 三小时 学生 七十九人
文学系中国文学组选修科目：
中国字体变迁史(暂缓开始) 三小时
英国文学组必修科目：
文艺论 三小时
我们不妨结合现实参看鲁迅先生的高度预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7年出台相关文件《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号)第13条明确规定：“坚持教授上讲台，保证为学生提供高质量教学。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教学是教师的首要工作，教师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要把为本科生授课作为教授、副教授的基本要求。不承担本科教学任务者不得被聘为教授、副教授职务。被聘为教授、副教授后，如连续两年不为本科生授课，不得再聘任其教授、副教授职务。”在这样的规定后面，反映出教授和学生在“科教兴国”口号下的实质性地位卑微，而实际上，早在80多年前，鲁迅就关注并部分解决了此问题——教授治校，在拥有很多权益与自由的同时，也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且以身作则。
毫无疑问，为了上好上述几门课程，鲁迅必须认真备课，即使这几门课多数是鲁迅擅长和熟悉的领域：“文艺论”所采用的教材是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塔》，但要结合中国文艺现象生发点染；“中国文学史”的教材则是重印厦大时的油印讲义《中国文学史略》，并更名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也即后来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则完全是他的强项，是以当年在北大兼职授课时就闻名遐迩并已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作为教材。“中国字体变迁史”暂缓开设，但最后因为鲁迅离开中大而流产。
同样，作为青年才俊们热爱的知名作家、中山大学文学系系主任和教务主任，鲁迅在参加学校开学典礼上也必然被隆重推出，因此，演讲也在所难免，虽然他很不喜欢被人摆布，最后只讲了10分钟左右，但这样的场合必须面对。面对师生演说，也是他作为教务主任的分内之事。
4.处理琐事。通览七次教务会议纪事录，不难发现，针对个别学生不同情况的议决比比皆是，这些学生来自不同的专业，也有不同的情况、原因和要求。毫无疑问，这些事情都显得琐细零碎。同时，也有少数人群体提出议案和申请，请求处理，很多也是琐碎不堪，但鲁迅及其所部教务处并不视其为繁难，都一一进行了认真的处理。办理时也有一定的策略性，如建立惯例制度，以个案作为例照，其他依此办理。这无疑为后来的事务处理提供了便利和参照。
在第五次教务会议纪事录中，所涉及的主要是群体申请。比如：预二医科学生请将第七二号布告收回，被议决否决；台湾学生联合会保送4人；农科学生、预一乙部、预科复试落榜生、补习班课程问题等。这些都属于群体提出的议案。而到了第六、第七次会议纪事录中，则基本上属于个别案例的申请，数量超过20人次。要求也是五花八门：如因病请假要求补考的；或请求照“华侨子女入学例”，或以“特别生由”，将某课程改为选修；或要求将某些课程划归其他学院；或要求可以旁听；或请准插班；或介绍朝鲜学生优待入学；或申请增加某些科目时间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要求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综合七次会议记录的个案处理结果，可以发现，多数都被拒绝或者是依照前例办理，不予通融。这也符合鲁迅先生严谨认真的办事作风。但在拒绝时，往往有理有据，合情合理。当然，对于某些合理建议，鲁迅也予以有原则的支持。如在第七次教务会议纪事录中提及，预科不同班级同学提出不同要求，曾申请或增理化一或二小时，或增算学一小时，或减国文、英文、体育各一小时，教务处批复如下：“只准各增理化各一小时，以后如有各项请求，概不受理。”(14)
不难看出，作为教务主任的鲁迅对教务各项事务，不分大小、巨细靡遗地进行了处理，可谓鞠躬尽瘁。其中既有大的方向定位、规则设置，又有小的细节上的个别对待、批复，甚至包括他自己百忙之中仍以身作则、呕心沥血，上好本科生的课程。据当年常上鲁迅课的欧阳山回忆，他上课很活跃，很有生气，可谓盛况空前：“他非常幽默，常常讲一些引人发笑的话，但自己却不笑；因为他的态度那么严肃，更引得课堂里的学生们哈哈大笑。”(15)
二、怎样提升：丰盈的思想
从严格意义上说，将中山大学教务会议纪事录所反映的内容完全等同于鲁迅先生的设计和观点，当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毫无疑问，在这些议决的背后，贯穿了鲁迅先生的智慧与思想。尤其是，根据这些简单的文字记录，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甚至可以透视鲁迅先生苦心孤诣的教务思想。
(一)学生至上
通览相关教务会议记录，其中最具冲击力的事件往往和学生密切相关，无论是具体而微的事件单列，还是规章制度的宏观调控与查漏补缺；无论是对学生的严格要求，还是酌情优待处理，都体现了鲁迅先生对青年学生的拳拳爱护之心。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教务思想首先呈现出许多国际一流大学的灵魂——学生至上。当然，结合鲁迅自身的思想轨迹，这毋宁更是他“立人”思想在大学里的教育实践。
1.坚守原则：尊重与严格。对待青年学子的成长，鲁迅先生坚守了自己的原则：既热切的尊重、提携与爱护，又从严要求。在补考复试和编级试验上，鲁迅在绝大多数的教务会议上，坚持高要求，择优录取，既维护了公平与正义原则，又保证了中山大学应有的水准。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各地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云集广州，纷纷要求转学中大，他们没有任何证明，程度不一，但都自报原来是三四年级学生，鲁迅先生主张对他们进行一次测验，按考核成绩分班，有些学生因成绩不好大有意见，甚至把贴出来的榜都撕毁了，还埋怨鲁迅先生说：‘我们因为革命才受到反动派迫害的，成绩不好也应该原谅。’鲁迅先生针对这种情况说：‘革命本来不要求人原谅，既要革命，又要人原谅，那么革命就大可不必了。’先生深为不满那些空谈革命又不肯花气力还想从中得到个人好处的人。”(16)
浏览会议纪事录，不难发现鲁迅先生同时也会捍卫教学、专业与课堂的尊严。在转专业事务上，允许操作，但对学生的素质要求严格，时间方面也有限制。在开放旁听生制度上，也可以看出鲁迅的相关态度：一方面，他坚持与社会共享大学的资源、知识，允许别人旁听；但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课堂、学术的尊严，他同时要求旁听需要提前定位，要按章处理，不能过于松懈和随便。类似地，在第七次教务会议上，他还设立学生请假制度，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诸多操作和议决都体现了鲁迅先生做事和为人的风格：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又渗透着浓浓的责任感和爱意。
2.充满深情：优待与呵护。我们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论述：第一，同情并支持被压迫学生入学。当时，成都华西大学、杭州浙江工专、厦门大学的学生都因反抗专制、黑暗或者压迫，而被逼离校，也有一些学生作为鲁迅先生的粉丝(fans)(17)不断追随他迁徙来到中山大学，鲁迅先生对这些学生报以充分的同情、支持与呵护。其实，稍微回忆一下之前的史实，比如1926年“三·一八”事件，或者更早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事件，就可以知道，鲁迅对青年学子报以真诚的同情与支持其实是一以贯之的。
这次当然也不例外，鲁迅先生不仅同意他们经过编级试验后入读中山大学，继续学业，甚至对那些落榜生也进行了后续处理，或者设立补习班，或者送他们到相应级别的学校就读。从这个角度看，鲁迅先生对青年学子在读书求学方面的帮扶，可谓做到了仁至义尽。
第二，优待朝鲜和台湾地区学生。毋庸讳言，对于当时备受压迫的朝鲜和中国台湾学子，考虑到他们的祖国和居住地处于日寇的铁蹄之下，鲁迅先生对他们入读中山大学也是大开方便之门的：只要“严格审查”确定是该处之人后，即给予优待：一是免除学费，二是在进行编级复试时从宽处理，“倘因此而程度不能与本校学生一致，则设法助之补习”(《本校第四次教务会议纪事录》)。
需要提醒的是，这不是一种廉价的同情，而是对受压迫者的人道主义关怀。我们甚至可以从鲁迅的翻译中看出类似的倾向——他对被压迫民族和弱小国家的文学相当关注，如今的优待更能反映出鲁迅先生了解之同情的可贵。
第三，“四·一五”后积极营救被捕学生。毫无疑问，1927年的“四·一五”事件对鲁迅有着巨大的影响，如人所论：“他对反动派的残酷和凶狠，虽然是有所估计，却还估计得不够充分，正是这个刮着腥风血雨的大屠杀，使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震惊，这是他一生中受到过的最剧烈的刺激。”(18)
“四·一五”事件后，或许是为了张扬鲁迅的革命性，何思源在回忆时，强调是鲁迅先生主持召开了营救被当局逮捕的学生的会议(19)，也有学者对是否是鲁迅召开“四·一五”事件后的教务会议提出质疑：“学校当局不会同意召开营救学生的紧急会议，教务主任的鲁迅也无权召开这样的会议……注意斗争策略的鲁迅也不会干这样‘赤膊上阵’的事。笔者估计，这是学校当局召开的，讨论面对突发事件怎样进行正常教学工作的会议，所以要教务主任鲁迅来主持会议。”(20)基本上，笔者也赞同这样的观点。
不管鲁迅是否亲自召开了上述会议，无论如何，鲁迅积极参加救人工作，在会上据理力争，希望校方妥善处理的事情应该是确实的。不仅如此，他还在4月16日“下午捐慰问被捕学生泉十”(《鲁迅全集》卷16，页18)。甚至在营救无果后，鲁迅先生因此而在4月21日宣布辞职，因此可以认为，尽管是否主持开会与辞职背后的动因很复杂，未必是此事件居主要影响地位(比如，当时要来中大的顾颉刚和鲁迅的私人恩怨也是要因)，但毫无疑问，这个事件是个诱因。而且，从此还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对青年学生的爱护是深入骨髓的，毕竟，青年在他的心中举足轻重，乃至于反映到其小说中，也有相当的关切(21)。
(二)读书与革命
鲁迅先生之前就对革命和读书的关系有着独到而深入的见解，执掌中山大学教务之后，他对二者的关系不仅有了更深入的体会，并将之贯彻到教务实践中去。有论者描述道：1927年3月1日，担任文学系主任和教务主任职务的鲁迅，神采奕奕地坐在主席台上。“他看到会场上一片热烈情景，思潮起伏。他憎恨旧教育制度，曾经说过：‘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他所考虑的是：学校怎样才能成为造就革命人才的阵地？青年学生在学校读书与革命，这两者的正确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22)
当然，对鲁迅而言，二者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读书、学好专业必须有好的指导原则，因为念书“也可以念成不革命，念成反革命”，所以中山大学“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而且在革命的氛围里可以更好地学习；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青年学子应有的革命性：“应该以从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他们进攻。”(23)李伟江教授也提出类似的分析：一方面，他勉励青年学生在平静的环境中要努力探索学术，认真读书；另一方面，他要求青年学生积极从事革命工作，把革命的伟力扩大(24)。
1.对中山先生(精神)的拥护与继承。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先生强调革命与读书的关系，内在地包含了对孙中山先生革命性的拥护与继承。早在厦门时期，在中山中学演讲时，鲁迅就指出：“你们尤其不可忘记：革命是在前线。要效法孙中山先生，因为他常常站在革命的前线，走在革命最前头……你们还有更重要的革命工作。你们不但要有推翻‘吃人’宴席的魄力，还要有赶走世间‘妖魔’造起地上‘乐园’的志气和勇气。我即将到广州中山大学去，这是真的。我到中山大学去，不只是为了教书，也是为了要做‘更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希望你们毕业后要升学，能够在那边中山大学相见！”(25)
同样，在他来到中山大学后，也屡屡做此表示。1927年3月1日开学典礼上的发言《读书与革命》，就是对孙中山先生的名言“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最直接的发挥、阐述和发展。更关键的是，我们同样也可把他的读书和革命的教务观点视为其整体革命思想的一部分：他在来广州之前对革命的关注、向往以及来之后的警醒，都在在呈现出他对中山先生思想、成果的维护与发展。
2.重读“四·一五”事件：与异化革命的决裂。如前所述，“四·一五”事件发生后，鲁迅先生不顾危险冒雨参加营救学生的会议，积极斡旋此事(26)，但最后的结果却不如人意，鲁迅先生最后拂袖而去。
今天重新解读此事件，不难发现鲁迅对革命的理解与态度。事件发生以后，作为执政者的学校当局更加紧密地配合了国民政府有关当局的举措，他们把政治因素包装成技术性的教务操作，这样就可以掩人耳目，瞒天过海，轻易化解此事。但在鲁迅这里，这个事件却是具有双重内涵的。一方面，中山大学作为伟人手创的大学，理应拥有充分的革命性，而且，他也应和中山先生的主张，强调读书和革命不可分割。为此，专心读书并拥护革命的学生被抓，对鲁迅来说，首先也是革命问题，绝不只是安抚学生如何回归课堂的技术问题。另一方面，鲁迅同时也看到了打着革命旗号的国民党的异化与堕落。“中国国民党的政变，已使它作为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异化为反共反人民的走向反动的政党。鲁迅亲眼目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亲眼目睹许多朝气蓬勃参加革命事业的共产党人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他是愤慨和不满的。”(27)
不难看出，鲁迅先生的拂袖而去其实不只是将愤怒撒向校方当局，更是和革命的异化与反革命决裂。这种态度，其实也是贯彻了他对青年学子读书和革命关系精神的理解和实践。而且，从更开阔的视野思考，这一事件毋宁更让对民国有所期待的鲁迅终于死心，走向绝望与反抗绝望：“从1911年到1927年，鲁迅也在等待，到1927年，他也失望了……1927年的结果使鲁迅难以接受。他感情上没有承认这个新的国家权威的合法性。”(28)
值得一提的是，中山大学一方面在薪水上对鲁迅进行安抚，也派出各路代表三番五次对鲁迅进行劝说挽留，极尽怀柔之能事，但另一方面也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比如当时的文科主任傅斯年在5月18日签署《文史科为缺课问题重要布告》，第一条就是：“本科教授周树人先生辞职，委员会正在挽留，在周先生未回校以前，所担功课，不能解决，但文艺论及小说史两科，有书可研究，如周先生本学期不能上课，将来仍可考试，给予单位。中国文学史，因已讲甚少，为单位计，须改选他课。”(29)这个布告实际上已经告知鲁迅，校方做好了两手准备，但去意已决的鲁迅丝毫不为所动。
3.政治训育。这里的政治训育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是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出版的刊物《政治训育》；第二个则是七次教务会议中呈现出来的政治训育。
《政治训育》在1926年12月27日创刊，创刊号至第10期(1927年4月30日)为旬刊，从第11期(5月9日)后改为周刊，实际编辑是周学棠、孙侃争等。整体而言，这份刊物在“四·一五”事变之前还算是比较开明的，在创刊号《编余赘语》中，周学棠声明：“《政治训育》以实现本党所定的中大政治训育大纲为目的，但我们所公开讨论的态度，你们如有关于政治问题，农工问题，和各种问题的著作，欲在本刊发表者，我们必极诚欢迎的。”到“四·一五”事变后，该刊基本上变为“党化教育”的工具。但在1927年3月29日第7期刊物上，还是刊载了鲁迅的《黄花节的杂感》，颇具革命性。也曾在第4期刊登过有关鲁迅的一些消息。
在鲁迅执掌时期的教务会议记录中，有关政治训育的内容共出现3次。
第一次教务会议第六条：“规定每星期一三下午二时半后，不排任何功课，以备政治训育之用。”可见当时学校对政治训育的重视。我们知道，彼时的教育相对开明，加上广州属于革命的发源地，此时的政治训育自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也和鲁迅强调读书和革命兼顾的主张相吻合。在《本校第五次教务会议纪事录》中的第二条，对此更是加以强调：“政治训育部函商，仍照第一次教务会议议决案，每星期一三两日下午两时半以后，不排课由；(议决)通知各科查照。”
而在第七次教务会议纪事录中，第十一条同样有所涉及：“政治训育部函询政治训育讲演，是否列为必修科，及其学分如何计算由。议决：政治训育讲演，为必修科，不另计学分，若缺席到四分之一者，将该学期必修科学分总数，内扣除二学分，缺席四分之二者，扣四学分，以上类推。预科学生，于该科缺席，不得过六分之一，逾额者，不予毕业。”这一条非常耐人寻味：一方面既要强调政治训育的实际功能，列入必修科，但同时却又不计学分，灵活处理，可以扣除其他必修科学分；另一方面，对预科生和本科生分开处理，在教务处看来，预科生似乎更需要强化类似的教育。其实，从这样的措辞和态度不难看出，即使在革命的时期，鲁迅对政治训育也并非毫无保留，这和鲁迅对个体、个性的内在强调和尊重是不无关系的。
(三)博雅与专攻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鲁迅的教务思想中也闪烁着博雅和专攻的辩证痕迹，虽然这些操作是零星的，也没有大规模全方位地实行。
1.教学改革。根据本科、预科的差异，采取的制度也有区隔：“预科用学年制。本科寓学年制于学分制之中。”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使预科生安心提升或进修，也可以使本科生在掌握重要知识的基础上调动自己的灵活性，关键是可以借此开拓视界。同样，鲁迅本人该学期开始的《文艺论》课程，既是文学系中国文学组必修科目，也是英国文学组必修科目，同时又是文史科选修科目。可见，彼时的学科界限并非像如今壁垒分明，大的文史培养方式实际上就是平常所说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同时，教务处也对教材和科目进行改革：“科目中比较不重要者，删去该科目。教材中比较不重要者，删去不重要部分。”(第一次会议记录)可见，鲁迅的目的其实是想删繁就简，让学生能够自己多思考，而不主张填鸭式教学。
而在《本校文史科第二次教授会议纪事录》中更是规定：“讲义问题：最好能将讲义编出，不得已，则编详细纲目。”可见彼时对教授的教材和讲义有着相对严格的要求，不能单凭一张口糊弄学生，误人子弟。而在《预科第三次国文教务会议纪事录》中，还对三种语言文体(学术思想文、古代文、近代文)的分配进行说明。如在学术文选择方面，“以北京大学出版之学术思想文，及模范文学标准”。可见当时中大对国文是极其重视的，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的。对比今天一般教育对英文的刻意强调态度及对中文不够重视态度的差异，明显可以看出当今的教育内在的自信力不足，而且急功近利，缺乏应有的博雅实践；同时，由于英文教学更多是死板的、应试式的教学，实际效果并不佳，多数是哑巴英语或者语法英语。
同样，第七次教务会议，颇有一些学生对每周增加理化各一小时等提出申请，也有人“请减国文、英文、体育各一小时”，但教务处最后“只准增理化各一小时”。这可看出鲁迅及教务处对核心学科科目的坚守，国文和英文都不可减，一方为母语根基，一方则为国际语言。而体育亦不可减，和鲁迅对身体的强调可能密切相关(30)。在第六次会议中，则对世界语的绩点问题进行议决：“为自由选修之科目，不计学分。”鲁迅本人对世界语曾一度非常支持，但一旦涉及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他和教务处对这一前途未明的语文实验，还是抱有怀疑的态度的。
2.严格要求师生学术道德。一流的大学，必然有高素质和高水准的师生。鲁迅和教务处对师生的道德水准都有严格的要求。如前所述，教授要有12个小时工作量的规定，其实也是对学生负责——将为数不多、待遇丰厚的教授赶到一线，让学子可以欣飨教授们的风采、学识。
而对教师的要求也是严格的：“本校原有教员，自二月十五日后，既不参加教务，教授，各科系会议，开课后，又不到校上课者，二月份起，所有薪水，即停止发给，并失去其教员资格；其已参加各会议，而开课后十日尚不到校上课，又无特别理由，函达委员会得许可者，只发其在校时薪水，自三月份起，即失去其教员资格。”(第三次教务会议)文科刘云门(31)教授离校赴南昌工作，被扣发二月份薪水，以示惩罚和制裁。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规定既是对教师的严格要求，也是对学生的高度负责，只有这样，教授才能成为真正的教授。
同样，在第五次教务会议记录中，对学生在补考复试中的作弊行为，也作出严格处罚的规定：“犯规问题：夹带扣平均分五分，交谈旁窥扣平均分三分，枪替不取。”同时也有对人品的强调。而在该次会议中，“预一文科转学生杨怀新，查系冒名，拟不录取案；(议决)通过”，对弄虚作假行为给予了严肃的处理。
表面上看，这样的道德要求似乎管得过宽，而实际上，这恰恰是博雅教育对品德的强调和规定：在自由的专业基础上，必须强调对道德素质、人格的提升和培养。说到底，学习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培养人才，而且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人才。
考察鲁迅先生执掌中山大学教务处的实践操作及其思想精神，对我们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担任教务主任只有70天，鲁迅先生对中山大学的教务既有实质的工作业绩奉献，也有精神思想层面的文化遗产。我们对此必须明确并加以珍惜；换言之，即使时间过了80多年，鲁迅在中山大学的教务实践所表现出的一系列思想，在今天的教育界仍然不乏启示的意义。
注释：
①《鲁迅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以下引用皆属此本，只标明卷数和页码。
②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1—202页。
③有关鲁迅在中大的月薪考证，可参拙文《中大到底开给鲁迅多少月薪？》，《羊城晚报》2011年3月12日b10版。
④正如增田涉后来对鲁迅的回忆：“认真——诚实是他最喜欢的。”[日]增田涉著，钟敬文译：《鲁迅的印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页。
⑤张竞：《鲁迅在广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9页。
⑥具体可参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4—265页。
⑦此规程标点由李伟江教授加注，见氏著《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15页。
⑧《本校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事录(民国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时半)》，《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9期，1927年4月18日。
⑨《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9期，1927年4月18日。
⑩李伟江：《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第15—16页。
(11)《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6期，1927年3月14日。
(12)《本校文史科第一次教授会议纪事录》，《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16期，1927年6月20日。
(13)《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1927年3月。
(14)《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12期，1927年5月16日。
(15)欧阳山：《革命的探索(摘录)》，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第347页。
(16)林楚君：《鲁迅热切关怀文艺青年——记鲁迅与“南中国文学会”青年的一次会见》，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第359—360页。
(17)比较典型的则是谢玉生，1926年从南京金陵大学转学到厦门大学国文系，成为鲁迅的学生兼粉丝，他也曾邀请鲁迅到他兼职的厦门中山中学演讲；1927年春，他和厦大七人转学中山大学，继续追随鲁迅。鲁迅辞职后，是谢氏首先写信给在武汉《中央副刊》的孙伏园。类似的个案还有廖立峨，1927年1月随鲁迅从厦大转学至中大，1928年甚至和友人、爱人寄宿到鲁迅上海的家中，最后因为鲁迅无法满足他的太多无理要求而和鲁迅断绝关系。本人会另外撰文对廖进行专门论述。
(18)林非、刘再复：《鲁迅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07页。
(19)何思源：《回忆鲁迅在中山大学的情况》，柳亚子等：《高山仰止：社会名流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0)倪墨炎：《鲁迅的社会活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
(21)具体可参拙文《鲁迅小说中的青年话语》，《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实人生”的枭鸣》，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8—87页。
(22)张竞：《鲁迅在广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8页。
(23)鲁迅：《读书与革命》，中山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广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8—19页。
(24)李伟江：《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第18页。
(25)《在中山中学的演讲》，厦门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第1集，厦门：厦门大学中文系，1976年，第129页。
(26)关于鲁迅如何营救学生的情况描述，可参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第364—367页。
(27)倪墨炎：《鲁迅的社会活动》，第121页。
(28)李新宇：《鲁迅的选择》，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29)《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10期，1927年5月19日。
(30)鲁迅在小说中其实对身体话语别有认知，具体可参拙文：《论鲁迅小说中的身体话语》，《上海鲁迅研究》2008秋季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34—45页。
(31)刘云门(1875-1932)，清末最后一科举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在东京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曾谋刺过摄政王载沣(即溥仪的父亲)，未遂。大革命时期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授，与共产党人毕磊等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任干事，北伐时以军医身份随军突进至武汉。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寇轰炸上海，刘云门牺牲于日寇炮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