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现代文明与当代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级阶段论文,市场经济论文,现代文明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向新世纪，中国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上还存在一系列重大理论与认识问题有待解决与突破，而首要的问题仍然是关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定位问题。中国的改革是从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开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和理论的提出与确立，反映了力图纠正过高估计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的努力。但目前理论界在对其内涵的揭示和把握上，距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和科学准确还有很大的距离。
一、三大社会文明形态和六种社会利益形态
建国以后，我国关于社会发展形态与阶段的理论，一直是关于五形态依次更替的单线发展观。这种理论来源于斯大林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与形态学说的概括和整理，它既有简明归纳和反映马克思的有关学说的一面，又有片面理解和扭曲马克思的原意的一面。这种理论片面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生产力落后的国家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就可以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来解决生产力，在“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同时“跨越”市场经济阶段，直接进入马克思所设想的市场经济开始消亡的社会。
其实，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揭示并不是简单、绝对的单线论，而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历史条件出发做过多重分析。对中国当代改革实践尤具重大意义的是，马克思曾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作过三大形态的划分。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马克思所说的第一大形态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文明形态，第二大形态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文明形态，第三大形态是市场经济消亡以后的社会文明形态。马克思指出，第二大形态为第三大形态创造条件，并把第二大形态称为“现代社会”。
马克思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基础是生产关系的不同历史类型。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论述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至少可以分解为两个基本方面：劳动交换关系和劳动占有关系。
劳动交换关系表明的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怎样分工协作和相互交换劳动。它包括分工协作关系、产品交换关系和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在我国原有理论体系中，分工一直被认为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但它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论述货币所表现的关系时曾明确指出，它“如分工等一样，是一种生产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9页。）。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劳动交换关系的两大历史类型——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马克思认为，自由交换经济是人类劳动交换关系的未来形态。劳动交换关系的三大历史形态是由劳动工具的三大历史形态直接决定的，自然经济的基础是手工工具，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机械化工具，自由交换经济的基础是自动化工具（生产工具的全面自动化使人力退出直接生产过程，价值的基础——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无法形成，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的消亡）。因此，劳动交换关系的三大历史形态之间具有逐级进化、依次更替的必然联系。
劳动占有关系所表明的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怎样实现对自己或他人劳动的占有。它包括劳动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占有关系和劳动产品的占有关系。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劳动占有关系的五种基本类型——原始公社占有制、奴隶占有制、封建占有制、资本主义占有制和目前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占有制。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占有制是人类劳动占有关系的未来形态。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六种基本类型之间并不存在逐级进化、依次更替的必然联系。马克思本人曾坚决反对把他从研究西欧历史中得出的结论“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说这“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给我过多的侮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的上层建筑，由此而产生一定的社会形态。由于经济基础实际上具有劳动占有关系和劳动交换关系两重结构，这就决定了上层建筑实际上也具有两重属性——既有反映劳动占有关系的一面（如“国体”），也有反映劳动交换关系的一面（如“政体”）。这就是马克思划分社会形态的两种方法的现实基础。生产关系的两重结构对社会形态的决定作用可以分别概括如下：
劳动交换关系决定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基本活动方式（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并进而决定人们在政治、文化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活动方式。以劳动交换关系决定的三大基本活动方式为标准，可以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传统社会文明形态（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现代社会文明形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和未来社会文明形态（以自由交换经济为基础）三大社会文明形态。从这个角度看，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是单线的。
劳动占有关系决定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利益关系，并进而决定人们在政治、文化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利益关系。以劳动占有关系决定的六种基本利益关系为标准，可以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目前的社会主义和将来的共产主义（含马克思所说的第一阶段）六种社会利益形态。从这个角度看，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是多线的。
三大社会文明形态与六种社会利益形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基本对应关系。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文明对应于原始、奴隶和封建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目前的社会主义社会，以自由交换经济为基础的未来文明对应于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划分社会形态的双重视角，反映了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全面探求与把握。交换关系的性质是由生产力的性质直接决定的，它是生产关系的“深层”结构。它的三大历史阶段是由劳动工具的三大历史阶段直接决定的，因此具有不可逾越的必然性。占有关系的性质是生产力通过交换关系间接决定的，它是生产关系的“浅层”结构。在对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一定适应范围内，占有关系的历史发展有较大的“弹性”（客观上的偶然性、主观上的可选择性），它的各种基本历史类型之间不存在依次更替的必然联系（因此不存在所谓“跨越”问题）。以交换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文明形态的划分，反映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基本活动方式；以占有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利益形态的划分，反映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基本利益关系。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对人类发展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的完整、全面的认识。
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文化、契约关系和个体独立本质上是现代文明，而不是资本主义文明
我国原有社会发展基本理论由于只注重对社会利益形态的研究，因而在反映人类社会的结构与发展上产生了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马克思当年对社会结构与发展的研究是全面的，他对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双重视角是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实际上是两论，一是资本主义占有关系论，一是市场经济交换关系论。他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常以三大形态的历史跨度，把占有关系的历史发展也划分为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大阶段。但由于马克思当年是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完全对应地看待的，所以他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基本特征的揭示，是与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揭示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今天的认识，对两者加以分离和重新整理，同时吸收西方学者的一切有益成果。
概括地说，传统文明形态与现代文明形态分别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在传统文明形态下，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劳动的直接交换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然分工、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直接联系和产品的直接交换。简单的商品生产与交换只是对自给自足状态的补充。不平等的劳动占有关系在形式上也表现为不平等的社会权利和超经济强制。形式上不平等的占有关系产生形式上不平等的政治体制——专制与人治，其基本特征是以世袭或暴力为基础的政权产生方式，权力高度集中和缺乏制衡的政权组织方式，神秘化、特权化的政治活动方式。精神生产主要是少数社会精英和阶层的特权，观念文化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大一统的禁锢模式。社会意识中的主导倾向是血缘与地缘意识、个人和权力崇拜、压抑个性的群体道德、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和狭隘的民族意识等。社会功能结构的基本特征是缺乏分化的同质性结构，各种初级群体综合性地完成多种社会功能。社会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家长制，组织行为人格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基本特征是等级身份的封闭性结构，个人依附于群体和他人，表现为人的直接依赖关系，社会流动很小。人的个体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不发达的完整性。综合性的简单劳动使大多数个体尚未完全脱离自然等同状态，人类总体能力的低下和社会联系的贫乏管造成个体发展程度的低下，表现出“原始的完满”。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很少，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离的闭关自守状态，有时则发生野蛮的异族征服与奴役。
在现代文明形态下，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劳动的间接交换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是发达的社会分工、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间接联系和产品的间接交换。社会化的商品生产与交换是对自给自足状态的否定。市场竞争机制成为分配社会资源、调节社会生产的基础，间接的政府调控和完备的社会保障成为市场竞争机制的必要补充。不平等的劳动占有关系表现为形式上平等的社会权利。形式上平等的占有关系产生形式上平等的政治体制——民主与法治，其基本特征是以普选制和代议制为基础的政权产生方式，权力纵横划分和相互制衡的政权组织方式，公开化、大众化的政治活动方式。精神生产成为专业化的产业和职业，观念文化领域中形成自由争鸣、兼容并蓄的开放状态。社会意识中的主导倾向是自主与自立意识、对科学和理性的崇尚、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的人道主义精神、保护个性的群体道德、求新求变的价值取向、开放的民族心态和不断增长的世界、人类意识等。社会功能结构的基本特征是高度分化的异质性结构，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分门别类地完成各种社会功能。社会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是科层制，组织行为非人格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平等契约的开放性结构，个人摆脱对群体与他人的直接依赖，获得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流动很大。人类个体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发达的片面性。专业化的劳动使个体之间出现丰富的个性差异，个体能力的片面、专业化的发展造成人类总体能力的全面、发达的体系。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人类各民族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极大地促进了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和人类总体文明的进步。
总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文明形态，并正在为走向更高的未来社会文明形态准备着历史条件。现代文明绝不仅仅是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标志的“工业”文明，而是一个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文化、契约关系和个体独立等多种社会文明基本要素相互结合而构成的统一整体。尽管这些基本要素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发展时序上各不相同，但作为一种“普照之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现代文明的各种基本特征或迟或早都要顽强地表现出来，不以任何主观意志为转移。从本质上说，应当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文化、契约关系和个体独立等社会文明的发展成果称为现代文明，而不是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功绩是它在很大程度上顺应、反映了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的发展要求，对此马克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资本主义使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的发展受到了很大扭曲和限制。在把市场经济推向世界的时候，贪婪的资产者更是通过各种野蛮的超经济手段，对落后国家进行疯狂的掠夺和不平等交换。资本主义在不自觉地充当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工具的同时，也给落后国家造成了痛苦与灾难。
三、当代世界处于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全面过渡的时代
改革以来，人们已从各种角度对当今世界所处的时代问题进行了新的深入探讨。许多学者指出，由于生产力和科技革命的新发展、资本主义的新调整、世界格局的新变化等原因，过去所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等提法已不再适用，世界已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然而，仅从资本主义制度推迟灭亡、社会主义革命推迟到来的角度重新认识时代问题是很不够的，并没有根本摆脱旧的思维框架造成的扭曲和失真。从三大文明形态的历史视角来看，过去那些提法的根本问题在于搞错了一大时代。
十五大报告指出：“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当年对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变革的进展过于乐观，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对资本主义能够调节自身矛盾、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能力估计不足，因而过早地预言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即将灭亡。恩格斯晚年已对资本主义尚未成为大工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在马克思身后的一百多年里，机械化的生产力继续获得了新的巨大发展，但远未达到全面自动化的程度；当代市场经济在适应和推动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上继续表现出不可替代的进步作用；资本主义制度在适应当代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上仍然具有很强的活力。尽管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已经出现了马克思所预言的某些未来文明因素的端倪（如某些企业、行业的自动化程度提高，体力劳动的比重减少，闲暇时间增加，城乡差别缩小等），但总的说来，我们现在还无法具体预见那里的市场经济将如何、在何时消亡。
然而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形态，它的历史使命是把全人类纳入一个世界性的分工、交换体系，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再孤立地生存与发展，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进入市场经济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 ）“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曾一度设想过某些落后国家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可能性，但其前提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共同胜利，能够为它们提供制度示范、物质支持等必要条件。当这种前提并未出现和这些落后国家的情况发生变化之后，这种可能性已被恩格斯自己否定了。而从那时以来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的迅速发展，已使人类越来越紧密地联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因此，今天我们可以更加肯定说，第三大文明形态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必须以全人类生产力的普遍自动化和市场经济的共同消亡为前提。
在少数西方国家中首先发展起来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或被动、或主动地卷入这一文明发展的主流之中。然而迄今为止，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机械化（工业化）生产力的发展还很落后，市场经济还很不发达，民主政治、开放文化、契约关系和个体独立等现代文明要素的发育程度还很低。就总体而言，人类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处于从第二大文明形态向第三大文明形态过渡的时代，而是处于从第一大文明形态向第二大文明形态过渡的时代，即正在实现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全面转变。可以预见，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在全世界范围的发展和成熟，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要使全人类共同达到生产力的全面自动化和市场经济的消亡，则必然需要经历更加漫长的历史时期，需要全人类世世代代的共同努力。
应当指出，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打破奴役性、依附性的传统文明型国际关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象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7页。）先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扩张本国利益、“输出”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时，之所以仍然大量采用传统文明时代的超经济强制和暴力方式，是由于现代文明的准则与秩序尚未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形成，也就是说，现代文明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的层次上还没有成熟。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等对外关系形态，是传统文明形态中“人的依赖关系”和超经济强制的历史遗留与惯性表现，也是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的表现（以此角度看问题，也可以合理地说明为何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也会在对外关系上采取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政策）。近代以来落后国家反抗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实际上是反映了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需要在全世界范围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要求（独立、自由、平等的国际交换关系和交往关系），而不是反映了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开始走向灭亡、需要向第三大文明形态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要求。随着落后国家的先后独立与不懈斗争，随着世界各国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所要求的独立、平等的国际关系正在逐步形成之中（尽管它是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的不平等，但已主要是现代性的不平等，而不是传统性的不平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正越来越受到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反对、抑制和唾弃。可以肯定，新的独立、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会使世界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进入更加健康、成熟的发展阶段。而资本主义只要能够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就会以新的更高形态继续发展下去，直至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走向消亡。只有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看问题，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和平与发展”何以成为当代世界的主流。
以此反观当年在落后国家中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客观担负的历史使命，就是对内变革封建主义的占有关系，对外打破奴役性、依附性的国际关系，从而为本国及世界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但革命胜利后，在自以为是建设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实践中，各社会主义国家却普遍形成了限制、排斥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社会体制，以至在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徘徊之后，不得不开始以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为取向的社会变革。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社会转型期
从社会形态两重划分的视角来看，中国自近代以后在交换关系上进入自然、半自然经济状态，在占有关系上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成分比重很小，而且大部分是由资本主义国家以帝国主义的超经济强制方式移植进来的，并在殖民性和官僚买办性的占有关系中畸型发展。与此相应的是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衰败和以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为背景的军阀割据状态。近代以来一批批爱国志士不断掀起变革中国社会的浪潮，企图通过走西方式资本主义道路来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但这种努力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人追循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以社会主义为旗帜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变革了阻碍中国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发展的占有关系和统治关系。
与中国相类似，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都未成熟的国家中出现的。它们在交换关系上尚处于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起步阶段，在占有关系上则因饱尝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所带来的痛苦和屈辱而拒绝了资本主义道路，试图走出一条避免残酷剥削与压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认识上的偏差，它们在主观上试图超越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在客观上却形成了一种自然经济和传统文明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体制。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以国家垄断社会资源为主要特征的实物配给型体制，是一种放大的半自然经济形态。按行政系统与区划管理经济，把社会化的经济机体人为地分割为无数大而全、小而全的半自给自足单位，以分配代替交换，以调拨代替流通。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使劳动力事实上为部门、单位所有，产生类似人身依附的直接依赖关系。户籍、所有制、就业编制、行政级别等严格的等级权利制度和行政性分配制度，造成等级身份性的社会利益结构和城乡隔离的二元结构，社会流动很小。政治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合理划分与制衡，民主政体很不完善。政府机构对社会生活全面地直接管理，社会组织的同质性很强，功能缺乏分化。家长式的领导比较普遍，组织行为人格化色彩浓厚。社会立法十分薄弱，人治是社会管理的主要机制。在观念文化领域中存在着教条化、禁锢性的僵化模式，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经常受到粗暴的行政干预。在社会意识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个人与权力崇拜、血缘与宗法意识、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束缚个性的群体道德准则、夜郎自大的民族心态等。在对外关系上，由于对自力更生的片面追求和体制本身造成的障碍，长期处于与世界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体系隔离、脱轨的状态。这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与高积累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相吻合，在工业化的初期曾经发挥出很高的组织效能。但是，当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这种体制就日益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阻碍社会全面现代化的障碍。于是，自70年代末以后，一场冲破桎梏和障碍的必然变革现实地发生了，并使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全面转型的时期。
中国当前发生的社会转型的实质是：在社会基本活动方式上，实现从传统文明型社会体制到现代文明型社会体制的根本转变；在社会基本利益关系上，实现从与传统文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利益结构到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利益结构的转变。从前者来看，这是一场改变基本性质的“革命”；从后者来看，这是一场不改变基本性质的“改革”。由于这种双重转变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这一社会转型期的长短是要以代际更替的尺度来计算的。而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到社会转型基本完成的整个历史时期，就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社会转型期，它的基本特征就表现在从传统文明型社会主义社会向现代文明型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之中。即从低工业化、低社会化的生产力体系，转变为高工业化、高社会化的生产力体系；从国家统制的半自然经济体制，转向国家间接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从高度垄断的国家占有制和单一公有制，转向以局部性、社会化的公有制为主的多元占有制及劳动力的个人占有制；从行政性、等级性的分配机制，转向以市场化按劳分配为主、各种要素共同参与的分配机制；从高度集权、人治为主的政治体制，转向民主与法治的政治体制；从教条化、禁锢性的观念文化形态，转向不断更新、兼收并蓄的观念文化形态；从功能缺乏分化的同质性社会组织结构，转向功能高度分化的异质性社会组织结构；从等级身份的封闭性社会利益结构，转向平等契约的开放性社会利益结构；从二元、隔离的城乡结构，转向一元、融通的城乡结构；从人的被动的、低专业化的发展，转向人的主动的、高专业化的发展；从闭关自守、与世界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体系脱轨，转向对外开放、与世界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体系接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开始，即进入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文明形态。因此，不仅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能试图取消市场经济，就是到了社会主义的成熟阶段，也不能就立即开始向自由交换经济和共产主义（第三大文明形态）的“过渡”。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是实现社会基本活动方式的全面现代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文化、契约关系、个体独立等）。它并非处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阶段，而是与资本主义“平行”地共同处于发展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的第二大文明形态之中（目前它在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的发展程度上尚落后于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马克思当年对属于第三大文明形态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设想，基本上不能适用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
由于交换关系的性质是由生产力的性质直接决定的，而机械化阶段的生产力只能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存在。因此，如果说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那么市场经济标准就是现阶段生产力标准的具体化。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可以用、也可以不用的“方法”，而是比占有关系更为基础、深刻的生产关系（并由它而产生一大社会文明形态）。从根本上说，不是市场经济必须适应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否则社会主义就无法生存）。市场经济对占有关系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形成一种分散、独立而权利平等的现代形态的占有关系，以保证所有的社会经济主体（企业和劳动者）在市场中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和自主的活动能力。从逻辑上说，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要么是现代形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之前的传统形态的私有制是权利不平等的），要么是现代形态的局部性的（非全社会性的）公有制。而我国原有的大一统、垄断性、等级性的国有制则带有传统占有形态的特征，这与市场经济对现代占有形态的要求是完全相悖的。因此，必须打破原有大一统的国家所有制，建立起分散、独立、平等的局部性公有制经济主体（国有企业也必须实现法人产权独立）。这种公有制经济主体在组织形式上必须实现社会化（以股份制为代表的开放性现代企业制度），以适应现代市场体系的全面竞争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分散、独立的局部性公有制虽然不是私有制，但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也有着质的不同。它并不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要素占有上的统一性和平等性，而是确认社会成员在生产要素占有上的分立性和差异性。因此，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占有关系也是一种不平等的占有关系，它表现为各局部性公有制单位之间占有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劳动者之间占有不同等的劳动力的不平等，及以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的按劳分配的不平等。在经济活动中，不同的公有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只存在等价交换、市场竞争关系和在权利、义务上的平等；不存在无偿交换、统一调配关系和在初始占有、竞争结果上的平等。这样，马克思所指出的第三大文明形态应当克服的人类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和社会成员的利益分化依然存在，而且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动力。不如此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占有关系和社会基本利益关系上，世界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意愿选择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或某种混合的制度。但在交换关系和社会基本活动方式上，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之路是无可选择的。现代文明形态与第三大文明形态相比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如高度的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异化与人的发展的片面化，竞争造成的巨大压力和动荡，社会关系的物化引起的各种拜物教，形式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不平等），但我们只能把它内在固有的“优点”和“缺点”一起接受。我们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利益关系的弊病，但无法避免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弊病。
总之，由于同属现代文明形态，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基本活动方式上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相同，在基本利益关系上形式相同而性质不同——两者都是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的不平等（权利平等而结果不平等），但前者主要是局部性的公有制造成的非剥削性不平等，后者主要是全面的私有制造成的剥削性不平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前的一种（马克思没有设想过的）独立的社会形态，它只有与资本主义社会一起完成充分发展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之后，才有可能走向市场经济消亡的第三大文明形态及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只有那时的人类实践，才能对马克思的预言作出最终检验。
总结本文的讨论，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两重划分和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地位如下图所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从传统到现代）
↓
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基本利益关系：奴隶社会│→ │
（占有关系） 原始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
→ →
（第一阶段和成熟阶段）
基本活动方式：传统社会文明形态→现代社会文明形态→
（第一大形态）（第二大形态）
未来社会文明形态→
（第三大形态）
（交换关系）：自然经济→市场经济→自由交换经济→
生产力：手工工具→机械化工具→自动化工具→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