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文化圈概念的界定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中海论文,文化圈论文,意义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新版《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以下简称CAH）为标志，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批研究地中海地域文化的著作和论文相继问世，其中既有断代史、国别史的研究，也有经济、宗教、语言和人物等专门史的考察。这些论著不仅引证大量新史料，新的考古发掘文物，将史的研究引向深入，而且导入新兴交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关于古代地中海的综合性研究。本文拟在对地中海世界的有关近期研究综合考察的基础上，提出并阐明“地中海文化圈”概念，论述“文化圈”概念对于研究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于研究晚期希腊哲学及历史地评估“欧洲”与“西方文化”的意义。
一、地中海世界研究综述
200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多学科会聚的“古代地中海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翌年9月在纽约召开了以地中海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及特邀论文提供者来自世界各地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语源文字学及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学科的学者。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W.V.Harvis主编的会议论集（含三篇特邀论文），取名《反思地中海》（Rethinking the Mediterranean）。编者在序言和他本人的论文中说，20世纪后半叶发表过许多发生在地中海域的国别史、专题史的论著，但是，“就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仅是开始。截至2000年，无人发表过一部关于地中海的古代史（ancient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而不是在地中海的历史（history in the Mediterranean），换言之，还无人写过一部以地中海和地中海沿岸为研究主题的著作”；“作为知识架构的地中海如何使用？如何研究地中海？……这些问题至今还困扰着我们。”① 作为一个统一体（unity）的地中海世界能否成立？如果成立它是指文化上的同一还是指人类学的大范畴而言？抑或指存在一门“地中海生态学”（Mediterranean Ecology）。多数人主张“文化上的统一性”。若如此，那么像希伯来文化、埃及文化、希腊文化之间有同构性吗？地中海域包括哪些地区和国家？地中海历史的下限在哪里？中世纪之前？中世纪为止？抑或包括近现代？如果下限为中世纪，那么就有一个地中海同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关系问题；如果下限为近现代，那么其政治、经济、军事的意义远大于文化上的意义。多数学者认为应把（至少是可以把）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那么这种考察或研究及其成果，作为知识架构，是命名为“地中海学说”（Mediterraneanism，地中海理论），还是“地中海语境”（Mediterranean Context），地中海范式（Mediterranean Paradigm）或者就是个“地中海容器”（Mediterranean Reception），什么都可以往里装。② 近些年，关于地中海的研究备受重视，出现了一批研究所、杂志、论著和网站。其中，有的以研究当代地中海为主，如伦敦大学“地中海研究会”对后冷战时期地中海域问题的研究；由不列颠国际研究协会（BISA）于2005年建立的国际地中海研究小组（The BISA Working Group on International Mediterranean）主要研究当代欧洲政治与中东；重点研究古代并兼顾现代的有加拿大安大略省“京斯敦考古学与地中海研究协会”（The Kingston Association for Archaeology and Mediterranean Studies），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中海研究所（Canadian Institute for Mediterranean Studies）、美国肯萨斯大学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等合办的“地中海研究协会”（Mediterranean Studies Association）重点研究近古至文艺复兴时期西部地中海文化；专门研究古代地中海世界者，除了上述哥伦比亚大学之外，还有宾州大学人文学院的古地中海研究系（The Department of Classics and Ancient Mediterranean Studies），加拿大的“古代东部地中海研究所”，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与美国密执根大学合办的《地中海考古学》（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分设在德国和美国纽约的期刊服务公司，为客户重印创刊以来全部或部分各类期刊，其中英语类中东和地中海研究的首选刊物有114种，遗憾的是古代地中海仅7种。
综上所述，国际学术界对地中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美和西欧。多数研究机构和刊物虽然古今并重，但更侧重与地中海相关的当代经济、政治与军事。特别是期刊，大都关注当代的中东、近东与北非。对古代地中海的研究，以考古学为主，大都是研究发生在地中海域的地区史、专门史。中国也许是由于地缘政治或其他原因，迄今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古今地中海历史、文化、经济、政治任一方面的机构、刊物或论著。
在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海外学者有的擅长实证考察和个案分析，涉及跨学科、跨文化领域，有的重视新的理论的创造与应用，但是由于蔑视或忽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甚至也蔑视黑格尔的历史观，也由于19世纪中叶以来反形而上学及实证思潮的影响，因而许多学者不承认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不重视从整体上历史地考察对象的过程。马克思晚年根据当时很有限的资料，就写下了今天仍颇有启迪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恩格斯根据格罗特（Grote）的希腊史，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就对希腊与雅典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演化发表独到的见解。时至今日，资料条件已经相当完备，以至于新版《剑桥古代史》扩充了一倍达14卷19册，但是学术界的整体理论思维能力却未能获得同步的发展。中国必须改变地中海域史前史、古代史研究的极端落后的状况，培养一批懂得古代各种语言，掌握完备的考古发掘资料，掌握跨文化、跨学科的相关知识以及迄今有关社会历史领域的理论思维成果，建立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的“地中海学”。
我认为，尽管地中海世界在今天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在欧洲中世纪也有相当的地位，但是构成古今地中海重要区分界限的是文化。从公元前五千纪至公元前一世纪，在地中海域逐步形成同长江—黄河文化圈、印度河—恒河文化圈相呼应的环地中海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中心首先是在地中海东部的西亚和埃及，尔后西移雅典，再至罗马。经过希腊化和罗马帝国近八百年的地中海域文化间的交融和碰撞，最终形成了地中海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范围同地中海地质地理条件是大体一致的，东起泛米索不达米亚（Pan-Mesopotamia）和尼罗河，西达现今的法国部分和西班牙，南邻北非沿岸，北抵阿尔卑斯山脉南麓。随着阿拉伯人的西进和伊斯兰运动的兴起，以及476年西罗马灭亡和法兰克王朝的建立， 阿尔卑斯失去了地缘政治的界限，地中海文化圈被继起的阿拉伯文化圈以及基督教为意识形态的欧洲文化（或“西方文化”）所取代。因此，布罗代尔说的“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其他学者说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地中海，“中世纪的地中海”，“近代地中海”，“后冷战时代的地中海”等在文化上早已属于另一个范畴。当代的地中海世界不存在统一的文化圈，备受世人重视的是其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地位。
这一见解的核心是上述含义的“地中海文化圈”，我们的论证围绕地中海文化圈形成而展开。
二、地中海文化圈的形成
“地中海文化圈”这个概念，能否为学术界所接受，取决于立论的事实依据和理论证明。我们综合利用发生学、类型学、语源学、生态文化学、古人类学、比较宗教学及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说明从公元前五千纪至公元前一世纪，历史上的确形成地中海文化圈。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不做具体的论证。
地中海处于亚非板块和欧亚板块的接合部。新版《剑桥古代史》第1卷上册第2章的作者K.W.Butzer介绍了西亚—环地中海的形成过程，认为是：Miocene（第三纪中新世）、Pliocene（上新世）、Quzterary（第四纪）时代形成的，前后不过3000万年左右。作者说“用当代生态学的历史方法，深入研究地中海盆地和西亚，严格地说仅仅是开始。”（p.95）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mond Braudel）说：“古老的地中海比现在要大得多，第三纪激烈而频繁的褶皱运动使地中海的面积大幅萎缩。阿尔卑斯山、亚平宁、巴尔干、扎格罗斯山、高加索等所有这些山脉都是从地中海里冒出来的”。③ 所以，从地质地理学角度看，以阿尔卑斯山和扎格罗斯山、高加索、伊朗高原为界，将西亚两河流域及阿尔卑斯山以南看作环地中海构成部分是可以成立的。
在地中海地域，最早形成可居住条件，并率先进入文明时代的是后人称之为“西亚”的两河流域，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冲积平原。希腊人称之为Mesopotamia（中译米索不达米亚）。它是公元前2万年至公元前1万年间， 后冰河期，亚美尼亚山脉、安那托利亚（Anatolia）、高加索、 伊朗高原的冰雪融化形成的。考古资料显示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9千年左右，在两河流域的沿扎格罗斯山和伊朗高原脚下，就有分散的一批定居点。根据发掘资料，公元前六千纪以降，这一地区已有相当清晰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线索。1930年在米索不达米亚的各国考古学者，根据古陶瓷的类型及其所蕴涵的文化内容，提出迄今仍在使用的古米索不达米亚的分期框架，分别命名为Ubaid时期（5000 B.C.—4000 B.C.）、Uruk 时期（4000 B.C.—3100 B.C.,又分为早、中、晚三期）、Jemdet Nasr时期（3100 B.C.—2900 B.C.）、Early Dynastic时期（2900 B.C.—2350 B.C.,分三个时期）、Akkadian时期（2350 B.C.—2100 B.C.）、UrⅢ时期（2100 B.C.— ）。④
从公元前两千纪开始，先后崛起几个交叉统治西亚的帝国，主要是巴比伦、赫梯、亚述，同时还出现一些某个时候、某个地区相当强大的王国， 如吕底亚（Lydia）、米地亚（media）、腓尼基。公元前两千纪埃及进入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同西亚强国互相争夺。在各部、各国、各地区争霸中，这一地区几易其主，文化和语言方面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加速了东地中海文化的融会。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欧、北美学者运用新的学科理论和方法，组织多学科的队伍或从事新的考古发掘，或整理和解读已发掘的史料，论述东地中海地区文化间的关系。例如，二次大战后美国芝加哥大学Robert Braidwood组织了包括考古学者和自然科学家的多学科队伍研究米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经济组织、社会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60年代人类学学者关注米索不达米亚地区文化进化（cultural evolution）的研究，特别是关注城乡社会组织的研究。文化进化研究同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都采用了“跨文化比较”（cross-cultural comparisions）的方法。他们将米索不达米亚当作一个案例，同别的地区相比较。Henry.T.Wright和 Gregoly Johnson研究米索不达米亚这一地区早期国家的进化，他们将管理学和信息理论中的概念运用于经济政治组织的研究。Robert Adams将文化生态学与政治组织的分析相互结合研究都市社会。⑤
美国密执根大学人类学与近东史教授Norman Yoffee 在《上古国家之神话：早期城市、国家与文明进化说》（Myths of the Archaic State:Evolution of the Earliest Cities,States,and Civiliz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中挑战19世纪及20世纪中叶的进化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分层、社群分化的社会源自未分化的社会，大的人口稠密的城市源自小居民点和村落，阶级社会起于血缘关系结构的共同体。N.Yoffee不否认这种进化观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米索不达米亚上古时代最早的城市国家形成之考古资料表明，社会群体的规模和分工，起于生存。由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定期泛滥的生态条件，往往在一个可居住地域，未经传统观念所说的“进化”，就聚集相当规模的，众多人口的居住地（城市）（参看该书第43页表3.1“正文提到的最早国家的面积和人口表”），他们不是从血缘关系进化而来，而是为了共同的生存和文化上的认同，聚集在一个“共同符号”之下。“这种共同的意识，超越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第44页）。作者援引《跨文化视野下的城邦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City-States:Cross Cultural Approches）及《30个城邦文化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irty City-State Cultures）这两部1997、2000年编的论文集证明：上古埃及的社会组织是“尼罗河谷生态学方面同一环境造成的”（第47页）。“米索不达米亚的城邦国家是多种族的群体，苏美尔人、阿卡德人、阿摩尼人（Amorite）、 喀西特人（Kassite）、胡里安人（Hurrians）及许多其它名称的社会群体。 他们的名称同语言的关系重于同种族的关系，严格意义上说，是因为都生活在米索不达米亚诸城邦中。”（第49页）这是促进两河流域和埃及文化认同的重要原因。
多种族的群体为生存混居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促进了语言和文化的融会。
东部地中海地区早期历史上起主要作用的是两个语系：其一是Hamita- Semite（or Afro-Asian），中文名称哈米特—塞姆语（闪语）或者亚非语；其二是印欧语系或者叫Indo-Hittite（印度赫梯语系）。印欧语包括European（欧语），主要是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和Eurasian（亚欧混合语），主要是斯拉夫语、梵文、波斯语。亚非语包括五个分支：闪语、古埃及语、北非土语（Berber）、古希底语（Gushitic）、查德语（Chadic）、豪撒语（Hausa， 苏丹一带黑人语言）。两大语系中，主要是亚非语。其中以闪语为主。
闪语按地区、民族、语言标准综合分析，可以分为：1.东北部闪语，包括阿卡德语、巴比伦语。2.西北部闪语，其中主要是两支：其一是Cananitic（伽南语），包括《旧经》希伯来语，还有腓尼基语。其二是Aramaic （阿拉米语）及古叙利亚语和亚那尼亚语（Anamaean）。
在这个广大的地区，在近三千年的历史演化中，两大语系以及两大语系内的各种分支之间都有互相吸收、互相影响的痕迹。同属亚非语的古埃及语同闪语有亲缘关系。印欧语系在西亚也经历了一个融汇的过程。前后形成三个共同的语根（词根）：分别为Nasi-（Hittite），Lu（w）i－（统称luwian），Pala—（迄今不明的小亚一支土语）。⑥
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的融汇说明东部地中海之家正在形成。然而语言的融汇依赖说话人的交往，而人的交往的广度在古代主要依赖于马匹和河流。马匹与河流对古代社会和生态文化起重大作用。谁先学会利用奔马，谁就率先成为游牧民族，入主农业文化区。谁先学会利用河流与海湾，谁就拥有海上通道的制控权。考古资料证明，新石器时代两河流域的居民早就学会将羊皮袋缝在一起，上涂沥青用作航行工具，少则十多张，多则一百多张。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的圆柱印章就绘有简单的船舶。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上就有纸莎草船，尔后又有木船。埃及人当时就懂得渡海到现今的黎巴嫩采伐优质木料造船。公元前两千纪中王国和新王国强盛时代，埃及一直与亚述、叙利亚争夺海上通道，曾一度控制了今日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一带。希腊在地中海的出场，先是西亚人从海上移居克里特岛，尔后靠马背从高加索南下两支雅利安人。前期克里特文明和沿海的史前文化是西亚移民和土著居民佩拉司吉人创造的。出土文物、线形文字A属于西亚的语系， 自今还无法读解。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亚该亚人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建立了以迈锡尼地区为主的迈锡尼文明，这才是真正的希腊人的创造。第一代希腊人即亚该亚人，在公元前两千纪初（约公元前1800年前后）进入克里特半岛。二次大战后由文特里斯（Ventris）读解线形文字B，证明是希腊人的文字。由亚该亚人发动的特洛伊战争前后共10年，约公元前1183年以特洛伊被毁而告终。⑦ 但是，希腊并没有因此而崛起，原因是另一支雅利安种族的多立斯人，从高加索山区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将亚该亚人赶到海边和丘陵地阿堤卡。希腊进入三百多年的所谓“黑暗时期”。我参加撰稿的《希腊哲学史》第1卷绪论，沿用西方学者的说法， 认为是游牧民族多立斯人破坏了发达的迈锡尼文明。现在，我们有根据补充和修正传统的说法。迈锡尼的物质文化产品多被破坏。但是非物质文化还是由亚该亚人传承了下来。线形文字B、民间神话传说，都是后来希腊文化的重要资源。 迈锡尼文化从总体上说是中断了，其原因不仅是外力的摧残。迈锡尼文明自身的脆弱是经不起挫折的内在根据。多立斯人进入希腊后之所以出现三百多年的“黑暗”，根本原因是游牧和农业不像在广阔富饶的西亚，在希腊半岛根本没有施展的可能。他们都分立而居，多年不变。因而在古代生态对文化起关键作用的条件下，这里不可能生长出辉煌的农业生态型文化。
出路还是海上。退居海边和阿堤卡的亚该亚人，利用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小岛同对岸小亚细亚人交往。生态环境决定论是错误的。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利用，取决于人类生产和认识的发展。亚该亚人、多立斯人都不屑顾及阿堤卡，直奔伯罗奔尼撒，因为当时无人识宝。阿堤卡满山遍野长满葡萄和橄榄。那里的泥土是天然的制陶的上乘质料。多立斯人看作障碍骏马疾驰的奇形怪石，原来是远比两河流域黏土优异的花岗岩。仅当亚该亚人从事海上贸易，从西亚学得知识与技艺之后，雅典所在的阿堤卡才成为又一个“伊甸园”。于是西亚的酒神成了希腊人的狄奥尼索斯，小亚细亚榨油机在阿堤卡遍地开花。用阿堤卡的优质土烧制的各种陶器盛满橄榄油、葡萄酒运往地中海沿岸。源自西亚的建筑和雕塑技术，如今可以大展宏图。难怪亚里士多德谈到质料与形式时，总喜欢举雕刻和建筑为例。阿堤卡还有纯度最高的储藏量多而又易于开采的银矿。雅典的银币后来成了各国各地爱不释手的世界货币。这样，以开放型工商经济为基础的亚该亚人和以分散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多立斯人，在城邦制上找到了契合点。于是从公元前9世纪末， 希腊人走出了“黑暗时代”，进入城邦制与对外殖民的时代。西亚和埃及从城邦走向中央集权的帝国。相反，在地中海北岸，也就是后来称为欧洲的地域，形成了同地中海东部文化相关但又有鲜明特色的城邦制民主制文明。当然制度文明仅仅是文化的一个层面，一个方面。希腊人以城邦为荣，但并不以民主制为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相当一批哲学家和城邦治理者把民主政制看作三种“缺失”（Previation）政体之一。希腊文化、希腊民族精神的内核是政制背后的德性伦理和政治理念，以及深层次的希腊人的身心追求和价值观念。他们既崇尚体育，又追求智慧；既创造了公元前776年开始，4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又创造了学科形态的哲学和具体科学，还有那陶冶情操的史诗、悲剧、喜剧、抒情诗、宴会诗、颂歌以及雕刻与建筑。这才是希腊文化的特色和精华，也是它源自西亚和埃及又高出“老师”的地方。
在地中海文化圈的形成方面，希腊人还有两个特殊贡献。其一是通过殖民运动，将发达的东部地中海文化和希腊文化推向西部，越过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直至今日法国的马赛。⑧ 其二，通过希腊化运动，促成地中海地域文化的大融合。公元前334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率领43000步兵和5500骑兵出征西亚，公元前333年控制了幼发拉底河一带，公元前332年征服了埃及，公元前331年至公元前330年征服了波斯，公元前329年春跨越印度Kush到达Bactria。这样地中海文化圈一直往东扩展到印度河界，同印度河—恒河文化圈相接。亚历山大推行的“希腊化”，在这广阔地区扩大了希腊文化的影响。但是，文化的传播不像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文化上落后的民族靠军事力量统治先进文化地区之后，反倒为被占领者所同化（如中国的北魏、清王朝，灭亡罗马的哥特人）。文化上先进的民族当它占领同样发达地区之后，往往形成文化上的反哺现象。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化”时期，可以说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次文化上的反哺过程。特别是此时正好是希腊城邦制衰落，传统的以城邦为生活中心的价值观念遭到挑战，希腊人的精神天空面临危机的时候。同“希腊化”始作俑者的主观愿望相反，文化的反哺超过了希腊文化的对外影响。这点很重要，地中海文化圈的形成不是单向运动，将西亚、埃及文明通过腓尼基和希腊的殖民运动推向西部。同时还通过“希腊化”所开拓的双向流通，使得各个地区的文化超脱地区局限和原有文化的民族局限，走向文化的融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希伯来文化。犹太教仅局限于犹太人。耶稣及其门徒突破传统犹太人的局限，自称是全世界的“光”和“盐”，意在撒向全世界，这正是在地中海文化交融影响下形成的。所以才有后来的使徒保罗和犹太哲学家斐洛，才有以希腊文为载体的新约和教父哲学。这已经不是巴勒斯坦地域的现象，而是地中海的宗教文化现象。
“希腊化”还为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世界，最终形成地中海文化圈扫清了障碍。罗马的起源，自古有三种说法：一为希腊人所建城邦，二为Etruscan人所建城邦，三是由特洛伊的艾尼阿（Aeneas）和拉丁姆平原的罗慕洛（Romulus ）这两位神祠血统的英雄相结合而建。公元前3世纪后， 罗马接受第三种说法：“罗马人决定成为特洛伊人，他们知道这样会获得其它拉丁村落的支持。”⑨ 罗马诗人维吉尔适合罗马人的口味，写了Aeneas史诗。说是特洛伊陷落后，英雄Aeneas率领残部逃亡到拉丁姆平原，同当地拉丁语族人相融合，成为后来罗马人的祖先。双方就名称、服饰、语言等等发生了争执，代表特洛伊一方的Juno女神同意停止同丘比特的争论，“拉丁人不改变他们的名称成为特洛伊人，也不改变自己的服饰和语言”。“他们的国家就叫Latium（拉丁姆）”。⑩ 这个神话故事正好说明西亚和罗马的关系。
罗马人通过三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14—205、201—197、171—168年），控制了希腊和马其顿。通过叙利亚战争（公元前192—188年）控制了地中海东部。它的劲敌是腓尼基人在现今突尼斯境内建立的迦太基，其势力发展到现今的西班牙。罗马人称之为“布匿”。经过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241、218—201、149—146年）才为罗马所灭。从此，地中海世界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海”。
然而，大一统的帝国不一定有统一的文化。罗马帝国之所以能促成地中海文化圈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它从建城经共和时代至帝国时代，一向善于调和和折中。这个民族以调和拉丁姆平原的各支印欧语族起家，之后融合上古时代进入意大利的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经过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伊特拉斯坎人，发生了对希腊文化的认同与敬重，以至于达到全盘吸收的地步。它每征服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就将象征这一地区、民族文化的神灵请进罗马的“万神庙”。这是古今许多征服者无法比拟的。被征服者屈服于征服者的威力，同时文化与民族精神犹存。源自东部的方术和宗教都可以向罗马本土传播。基督教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传向罗马本土。罗马人完成了从容忍到融合的转变，最后于392年竟然把基督教定为国教。 由于地中海域历史上形成的地域文化（苏美尔文明、阿卡德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等等）日益超越地域与民族的界限，在跨地区与跨文化的交流中日趋灵活和可塑；由于后起的希腊与罗马在文化上的开放与宽容，所以同一生态背景的地中海域，形成了既有各自特色，又有共同质素可以互相吸纳的地中海文化圈。这就是本文“反思地中海”而形成的基本结论。
三、地中海文化圈论断的学术意义
将环地中海看作一个文化圈，对我们研究这个地区的历史、哲学、宗教乃至当代欧亚非政治、经济都有新的启示。这里仅择二例论之。
（一）历史地评估欧洲与西方文化
由于当代西方强势文化和话语霸权作祟，人们往往误以为自古就有个“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以及“远东、中东、近东”概念，以为欧洲自古就有独特地位。其实，如本文开首所说，首先进入人类文明的地区是西亚环地中海地区。公元前九千纪之前，阿尔卑斯山北还处于冰河期后期。欧洲主要人种雅利安人最早的生活区是高加索。后来向四周扩散，成了哥特人、斯拉夫人的祖先，两次南下和东进才有西亚的印欧语人，希腊的亚该亚人、多立斯人，以及印度河恒河地区的印欧语人。“Europe”（欧洲）的名称可能起于希腊神话。腓尼基国王的女儿Europa被宙斯劫走，藏于克里特岛。为了躲避腓尼基国王的追查，又转移至希腊中部。希腊人认为，希腊本土以东、爱琴海对面为Anatolia，即太阳升起的地方。以西为Europe，即太阳西落藏Europa地方。罗马人创造了另一神话，Europa被化身为白色公牛的朱庇特骗走。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Titian以此为题创作了油画“抢夺Europa”。中世纪法兰克王朝末，查里曼大帝建立“神圣罗马帝国”， 他的发迹是在阿尔卑斯山北的现今的奥地利，他将所征服的这片大地也命名为Europe。所以用“欧洲”指称乌拉尔、高加索以西，地中海以北、大西洋东岸这一大块地方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11) 且不论其词源，就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而言，直至罗马帝国时期，外高卢及阿尔卑斯山以北大都处在部落制后期。2004年出版的Ancient Europe:8000B.C.to A.D.1000，两大卷共1143页，副标题颇有意思：“Encyclopedia of the Barbarian World”（未开化人世界百科全书）。编者在导言中说：“我们关于‘未开化人世界’（或译‘野蛮人世界’）的界定覆盖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1000年，共9000年。这个起点和终点不是随意性的，而是慎重选定的。起点以欧洲冰河期的终结和近代气候条件的形成为标志。终点以基督教在北欧、东欧的传播，以及许多欧洲近代国家的确立为依据。在这9000年中，欧洲社会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2) 该书卷首分东南欧、东欧、中欧、南欧、西北欧、西南欧六个地区，用图表标识从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八个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不难看出，当时的欧洲是相当落后的，难怪编者称之为“barbarian world”。10世纪至11世纪，法兰克王朝一分为三，奠定了德、法、意三国的基础，基督教确立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游离于庄园经济之外的近代城市开始出现，欧洲开始走向中世纪的鼎盛时期。15世纪大航海时代和大西洋沿岸城市兴起之后，经济政治中心转到英国、荷兰、法国和后起的德国，这样以新型经济关系为基础的近代西方文化或者说欧洲文化才取代了历史上的地中海文化圈。以大航海时代为背景的欧洲中心观念形成之后，近东、中东、远东观念取代了希腊罗马以至十字军东征时的“东方”观念。“亚洲”才被分为西亚、中亚、东亚、南亚、东南亚，爱琴海东岸及安那托利亚地区才被称为“小亚”。当代人著书立说，往往用现代的概念指称古代的这些地域，读者误以为古代的希腊、罗马就代表欧洲；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将地中海变为自己的“内海”，就象征欧洲对亚非的强势地位。这就有悖历史了。“地中海文化圈”的观念，有利于现代人打破欧洲中心论观念，将“亚非板块”与“亚欧板块”的接合部“环地中海”如实地定位为一个连接亚非欧三界的文化圈。同时，对于突破当今中外出版的世界文明史的框架，站在当今世界先进文化建设的高度，将全球文化的演进当作一个历史过程，从总体上考察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总结古今文化间关系，提出我们自己的处理当今世界文化间关系的文化发展战略，也是至关重要的。
（二）走出希腊语境的晚期希腊哲学
1981年起，我与北京大学时代的老师汪子嵩和师兄一起撰写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已出版了前3卷260万多字。第4卷研究希腊化至罗马时期八百多年的哲学，如果仍像前3卷以希腊本土为背景，许多现象就无法解释， 许多文献的解读也将走样。如若放在地中海文化圈来考察，发生在晚期希腊和罗马的许多哲学事件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希腊化时期的文化中心不是希腊本土，而是小亚细亚的帕伽马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帕伽马不仅是各种势力争霸的战略据点，而且是小亚三大都市之一。那里受巴比伦和亚述的影响，首先建立了超乎学派之外的图书馆。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逝世，之后帕伽马仍然是文化重镇。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逝世后，他的学派其实是东移小亚。亚里士多德弟子塞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es）于公元前288年逝世前， 传说他将自己和老师的著作委任学派图书馆负责人奈琉斯（Neleus）带回他在小亚的故乡斯凯帕西斯（Scepsis），在那里藏了一百多年。
亚历山大里亚是以雅典为范型建立的城邦，有类似雅典的公民大会、法庭、议事会和法律。然而今非昔比，毕竟这里不是雅典，也不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殖民时代。没有公民权的人数，主要是犹太人、埃及人远远超过拥有公民权的希腊人。他们，如犹太人，都按自己的传统建立自己的会堂，这里成了各种文化传统的交汇处。托勒密一世（Ptolemy I，马其顿将军，亚历山大幼年朋友）削弱了城邦的政治含义，却突出了其文化地位，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不仅藏书量最大，种类最多，而且提供各地学者平等的阅览条件。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晚期希腊各大派哲学都同亚历山大里亚结下不解之缘。斯多亚学派以“世界公民”、“宇宙理性”、“普纽玛（宇宙火）”取代传统的城邦伦理和城邦政治观念；伊壁鸠鲁、路克莱修将占星术、占卜、星相学作为批判对象，也都有地中海文化的背景。公元前后世纪之交的犹太哲学家斐洛在亚历山大里亚创造了喻意释经法，将希伯来文经典与希腊哲学相比附，认为柏拉图的创世论与旧约《创世纪》是一致的，从而开启了两希文化融合之路。所有这些都是在地中海文化圈语境下进行的。
之后的几百年内，有三个文化现象也要用地中海语境来解释。
（1）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约150—211／216年，请勿与Clement of Rome,Clement of Flavius相混淆）和稍后的奥利金（Origen，184／185—254／255年）两位希腊文化背景的学者皈依基督教，创立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推进了希腊教父、拉丁教父利用希腊哲学制定基督教义的历史。亚历山大里亚成了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及埃及本土宗教的聚散地。
（2）出身于埃及Lycopolis（另一说法是罗马），却又以希腊哲学为旨趣的普洛提诺（Plotinos，207—269／270年），28岁时赴亚历山大里亚，拜那里的萨卡斯（Ammonius Saccas）为师，从学11年，40岁时移居罗马，创立新柏拉图主义，本人叙而不作，弟子波菲利（Porphyry）整理成Enneads（六组文章，每组9篇，后人称之为《九章集》），后继人杨布里丘（Iamblichus）于300年赴西亚，建立以传播老师学说为宗旨的叙利亚学派，另一后继人艾修斯（Aetius）于330年建立了同一性质的帕伽马学派。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洛（Proclus）的弟子于5世纪返回亚历山大里亚重建自己的学派。这一学派很有影响，他们维护希腊的哲学传统，文中不用一句基督教的语言，但是他们奉行的“太一”（大写的One，唯一神）依靠“神智”（nous,mind），按理念范型创造世界，却与基督教的创世论不谋而合。出生于北非迦太基的拉丁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年）加以改造， 就成了统治中世纪几百年的正统教义。
（3）亚里士多德及其学派在希腊本土的影响退居次要地位， 但是在阿拉伯世界得到发扬光大，其著作被译为阿拉伯文、叙利亚文。9世纪到11 世纪伊本·鲁世德，伊本·锡那将亚氏主要著作加以诠释出版。之后经由西班牙回传欧洲，被译为希腊文、拉丁文，成了托马斯·阿奎那改革基督教哲学的思想资源。他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论灵魂》、《论天》、《物理学》等11部著作的诠释和解读，恢复并提升了希腊哲学的地位。
这三大哲学现象加上希腊文化中心外移帕伽马和亚历山大里亚的事实足以说明，这些都是地中海文化圈的现象，而不是希腊本土的现象。(13) 事实上，地中海文化圈形成之后，不仅希腊哲学，而且东方方术、星相学、占卜学，埃及宗教与神话，犹太以《旧约》为代表的宗教观念，以及波斯祆教、摩尼教及广泛流行的诺斯底派等等，都逐渐成为地中海的文化现象，而不再是本地区、本国、本民族的精神产品。不同信仰和主张的人物穿梭来往，吸收不同质素文化的成果，丰富自己的见解，同时传授自己的学说或宗教。尽管各有不同的学说或信仰，但是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基督教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传向希腊罗马和北非的。如果我们用地中海文化圈的观念去解释希腊化至罗马帝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思潮、派别、信仰在这个广阔地带互相碰撞，为什么晚期希腊哲学各大派别都以如何求得心灵的平静和精神的解脱为宗旨。为什么希腊人甚至苏格拉底弟子色诺芬都愿意充当波斯小居鲁士的雇佣兵，外邦人（如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普洛提诺），被释放的奴隶（如晚期斯多亚派代表人之一——爱比克泰德）也可以成为希腊哲学的传承人或革新者，答案只有一个：希腊哲学和希腊社会的演变是其内在的根据，地中海文化圈的形成是其外在的条件。
地中海自古就是个奇妙的大海。古人无法想像它的大小与形状，闪族人称它为“很阔的海”，希腊人称它为“浩瀚大海”。罗马人称为“我们的海”，对其大小和形状有所领悟，于是才有拉丁语的“terra”（大地），medeo（之中，中间）的复合词mediterraneus，后期拉丁才成为专有名词mediterraneum mare，英译Mediterranean Sea，中译为“大地中之海”即“地中海”。(14) 世人似乎都很熟悉，却又很陌生。人们似乎了解它的方方面面，却又觉得无法历史地整体地描述它。谁都不敢夸口若干年就能拿下这个前沿性理论问题，我们只能摸索着前进。
注释：
① W.V.Harris (ed.),Rethinking the Mediterrnea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3; Preface,p.5.
② 同上书，主要见第1、2、3、4、7、10、12篇论文。
③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蒋明炜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④ Susan Pollock,Ancient Mesopotam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20.在分期的细节和年代界限上，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有分歧。西亚地区的详尽分期年代见：CAH,vol.1,part,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p.997—1001,vol,2.part,1,1973,pp.820—821。
⑤ 参见Susan Pollock,Ancient Mesopotamia，导言，第3节“理论框架”。
⑥ 以上参见CAH,vol.1,part,1,Ch.4.§ 3; vol.1,part,2,Ch.27“来自北方的大迁徙”。
⑦ 这里采用新版《剑桥古代史》的说法（见CAH,vol.1,part,1,p.246）。赫梯史专家Trevor Bryce在2006年刚出版的《特洛伊人及其邻邦》中根据赫梯及邻国的发掘材料认为，荷马史诗与史实不符合，实际上特洛伊是1050 B.C.—1000 B.C.亡于赫梯。(Trevor Bryce,The Trojans and Their Neighbour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p.189—194)
⑧ 参见CAH,vol.3,part,3,Ch.37及附录“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500年建立的希腊殖民地目录”共140多个。
⑨ CAH,vol.7,part,2,Ch.3“罗马的起源”，引文见第61页。
⑩ 参见Virgil,Aeneid,第1卷及第12卷的结局。引文见Loeb古典丛书（拉—英）第64号Virgil,Ⅱ，第12卷第823—844行。
(11) 参见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Third Edition,1996,p.574“Europa”,“Europe”条目；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vol.18,2005,pp.590,605—619。
(12) Peter Bogucki and Pam J.Crabtree (eds.),Ancient Europe 8000B.C.to A.D.1000:Encyclopedia of the Barbarian World,USA and UK:Thomson,2004,vol.1,p.4.
(13) 参见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Third Edition,1996,pp.61—62“Alexandria”; pp.1138—1139“Peramum”。关于Alexandria的地位，参看论文集Ancient Alexandria between Egypt and Greece.ed.by W.V.Harris and Giovanni Ruffini,Brill,2004。
(14) Lewis and Short (eds.),A Latin Dictiona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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