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认识误区_政治论文

走出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认识误区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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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1)02-0060-06

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1](第2卷,P327)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1986年,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第3卷,P176)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随着生活水平、文化素质的提高,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民主要求会逐步增强,建立一个人民在事实上能够管理国家,享有各种能够发挥才能的社会机会和发表意见的权利的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民主政治改革的步伐。

然而,在民主政治改革的理论认识上却存在着一个误区,严重地制约着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有些学者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是比较理想的政治体制,优越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照搬资本主义的多元政治体制;认为政治发展就是扩大政治参与、建立西方民主政治模式,把扩大政治决策参与、实行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作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还有一些学者骨子里怀有这种思想,只不过没有明确地表示出来罢了。事实上具有这种观点的人为数不少。在现实中其表现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羡慕西方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渴望实现多党制等等。这是一种理论上的错误认识,它不是近几年内才出现的,而是有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没能跳出这个误区。

在我们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这种错误认识严重影响着我们政治改革与发展的运作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究竟适合什么样的政治发展模式呢?具有这种错误认识的学者们认为,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是建立在资源私人占有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也应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每个权力的拥有者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因此,要建立体现公共利益的政治模式,也一定要建立起权力制衡机制。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多党制那样的民主政治模式是比较成熟的一套权力制衡体制,我们进行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是私有化,然后再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他们的结论是我们只有走西方的道路才能发展,只有建立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才能实现高效的民主政治。这一理论上的误区严重制约着我们的政治改革与发展,阻碍了我们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在对这种理论上的错误认识作深入分析之前,我们先理清关于民主政治的两个基本范畴: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与整合型一元民主政治。

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主要是指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多元民主政治模式,但又不尽一样。通常所言的多元民主政治一词中的“多元”实际上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多主体性特点,强调的是主体的多元化,只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模式的基本特征,但并没有体现出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则更能表达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的特征,复合型指的是多元主体之间没有经过整合,只具有最能体现民主的形式,实践中往往以这种民主的形式否定了民主的内容,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的概念更能准确地表达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特点。所以本文采用了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这一概念。整合型一元民主政治模式与单纯的一元民主政治模式也不是同一概念,我们社会主义一元民主政治模式是经过整合的“一元”,不是单纯的一元,其实质是多元整合出来的“一元”(譬如,我们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制),体现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民主与集中。经过这样的“整合”,这种民主政治模式更能代表民意,更能体现民主的实质,更能体现民主的有效性。它是对多元民主政治的辩证的否定,是一种更高级的民主政治模式。尽管整合型一元民主也存在着现实的不足和缺陷,它却有着复合型多元民主所不可比拟的真实性。因此,本文采用了社会主义整合型一元民主代替社会主义一元民主政治模式。目前,许多学者没有认识到这种“整合”的优点,没有把西方的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与我们经过“整合”的一元民主政治模式作一个深入的比较分析,形而上学地片面追求民主的形式,忽视民主的真正内涵,也必然错误地把西方的多元民主政治模式作为我们民主政治改革的目标模式。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中外皆有,尤其是西方的一些学者,看到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模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为未来的世界担忧,担心崛起的亚洲会把整个人类的民主毁灭。这是一种杞人忧天式的忧虑,这是没有认识到我们整合型一元民主政治模式是一种比西方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更具有优越性的结果。国内持此观点的学者则终日为资本主义的多元政治游说、鼓吹,影响和扰乱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正常进程,企图把我国的政治改革引向西方的多元化模式。

目前,我们进行民主政治改革决不能放弃整合型一元民主政治模式,去照搬西方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事实上,西方资产阶级多元化的民主政治导致的问题日益突出。民主的有效性与民主的形式之间已累积成为足以使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灭亡的潜在因素。

达尔在1982年出版的《多元民主的困境》一书中对西方的多元化民主政治所带来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首先,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在面临社会结构变革时,往往会成为一种保守力量,导致政治上不平等的稳定化;其次,在多元化民主政治制度下,多元化组织、利益集团在政治行为中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放弃广泛的、长远的整体利益。长期如此,又培育了一种畸形的政治文化:即对公共利益的普遍不关心,扭曲公民的政治意识;再次,在复合型政治制度的决策过程中,由于众多利益集团的相互制约和为自身利益的周旋,又会造成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不正常运作。结果会因为各个集团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所占有资源的不平等而产生公共政策的偏差。

达尔所作的这些分析是从西方复合型民主政治制度本身得出的结果,要想消除这些问题只有从解决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上入手。我国业已确立了优于资产阶级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整合型一元民主政治制度,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逐步解决人民需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照搬西方的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不符合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

第一,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调整的改革时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西方多元化的政府制度模式的保守性特征是阻碍改革和发展的因子,目前照搬或模仿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就等于为改革设障,使改革无法继续深入下去,更不用说建立高效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了。

第二,我国目前的政治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多种政治文化并存的格局(也是经过整合的政治文化),各种政治意识同时存在,但主流是以大多数人利益为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文化。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有利于形成全民关于重大问题的共识,从而正确地作出能代表公意的决策和发展方向。这已为我们成功的改革所证实。西方复合型多元民主制度模式下扭曲的公众心理是:人人为自己的眼前利益而失去长远利益,各自为己的结果反而损己害众,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都是不能与前者相比拟的,尽管它披着极其民主的外衣。

第三,西方资产阶级多元民主政治模式是西方多元社会组织基础上的产物,是西方社会资源私人占有制的产物。中国缺乏这样的基础,因此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在中国根本没有生存的土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公有制的基础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成功地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即使萨缪尔森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大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而且中国的公有制仍然占据主体地位。)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可能也不应该走西方的路子,只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寻找适合中国社会结构的民主政治模式,这只能在整合型一元民主政治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改革。

第四,从本质上来看,西方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只是一种欺骗的形式。我们决不能放弃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去追求这种虚伪的形式,决不能为了一个完美的形式放弃实质性内容。因为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一开始追求的就是一种非平等的自由。同时,当社会中强势阶级面对弱势阶级强有力的要求平等的压力(往往是以扩大民主的要求表现出来的)时,他们一定会在扩大民主基础的同时,想方设法减轻这种民主的实质性内容。“较多的民主(形式)意味着较少的实质。”[3]与其把复合型多元政治制度说成是民主政治制度,不如将其说成是占有优势资源的集团或阶级享有自由的政治制度,充其量只能将其称为非独裁的政治制度,绝不能叫作民主政治制度,更不能成为其它发展中国家政治改革效仿的模式。其实质是以扩大民主的方式来剥夺民主的实质,而且,优势集团(资产阶级)通过其控制的资源向大众灌输他们的政治意识,使多数的民众成为其盲从者,即使有少数一部分清醒者却因为扩大了的民主形式,而不能使自己的投票产生任何作用。

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就是照搬西方的复合型多元政治模式的学者们在实践上强调扩大公民在形式上的政治参与,但他们很少有人重视公民政治参与的实质,而只是强调参与的形式。把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过程简单地看作就是扩大政治参与的过程。

有效的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指标。有效的公民政治参与的拓展,可以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而构筑起现代政治有效运行的文化基础;有效的公民政治参与的拓展有利于增加政治体系的整合能力,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一些权力行使者出于谋取私利的企图,时常会使权力偏离公共利益的运行轨道。有效的公民政治参与则可以在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相分离的情况下,保证权力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功能。然而,如果只是扩大公民参与或者只以扩大这种参与,实现复合型多元政治模式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如果这也能够深入下去的话,必然是多元化的极端发展,造成投票的结果与公民的实际利益不一致的结果。实质上是以民主的极端形式来否定了公意在政治过程中的表达。政治改革必定会照搬西方那种复合型的多元民主政治模式,最终摆脱不了多元民主政治所面临的困境。如果认真分析不难发现这种认识仍旧是受西方多元民主政治错误观念影响的结果。最终以参与形式否定了参与的本质。这样的政治参与不是有效的政治参与,对于民主政治改革与发展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政治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有效地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其重要的一环。扩大参与的目的是实现公民的政治权利,如果说为了这种参与而使公民合法权益不能正常地享有或者是得到了形式而失去实质,那么这种扩大参与的改革就会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建立起来的一种形式上的民主,其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把我们正在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定位于西方现代复合型多元民主制度是一种极其危险的错误。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是说,我们最终要在经济上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实现比这些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有效地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应有之义,但是,必须正确处理好扩大政治参与和充分代表人民权益的参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因此,仅仅以扩大政治参与的形式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最终会将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导入歧途。

照搬西方多元民主政治模式这种理论认识误区的形成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

首先,历史习惯因素。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我国一直走的是向西方寻求救国的路子,在各个方面都受西方的很大影响。即使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从西方传播进来的。因此人们产生了一种习惯思维:中国落后于西方,凡事都要从西方照搬。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方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都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有着一套成功的发展经济的理论办法。虽然我国建立的是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需要向西方借鉴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不过这种借鉴不是照搬,而是在立足本国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可是一些人认识不到这一点,错误地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是比较成熟的社会制度,既然借鉴其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西方的政治制度就一定是优越的理想政治模式,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也就理所当然地模仿或完全照搬西方的复合型多元民主制度。

其次,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前所未有的事业,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苏联模式的失败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难题,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民主政治改革?中国能否真正跨越“卡夫丁”峡谷?所有的问题加在一起使人把眼光投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实质上是这些人不知道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什么样政治模式,在探索改革道路的过程中存在一种路径依赖思想,这种思想使人们容易从现有的社会制度中去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

再次,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与侵略及西方民主政治形式上的吸引力。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那天起,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了他们的宣传战与和平演变,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在客观上加强了人们的错误认识:资本主义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优越,整合型一元化民主政治模式就是专制。结果资本主义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成了这部分人理想的政治模式。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复合型多元政治制度模式在运作过程中表现出形式上的民主,也极具魅力。很容易使人们只看到其民主的操作及程序上的民主性,而忽视实际意义上无效民主的结果。这也是造成有些人迷恋资本主义复合型多元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由于缺乏对资产阶级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本质的深刻理解,由于对我国现实的不正确认识造成了这种理论认识误区。而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为这种错误认识提供了外因条件。

目前,当务之急是如何走出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如何摆脱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由于这种错误认识有了一定的历史和相对牢固的基础,因此要完全从它的阴影中走出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一个过程和大量细致的工作去做。

首先,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西方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产生的历史、其在实践中的发展以及当前的困境。在引导过程中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资产阶级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既要教育人们认识其虚伪的本质,又要使人们知道它在历史上曾为推翻封建主义专制制度、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所做出的贡献;既要反对它又要吸收其对社会发展有价值的东西。避免那种单纯地批判、全盘地否定,最终陷入无法解释现实中我们对资本主义某些有用东西的借鉴,造成人们的疑虑。要对资产阶级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当前的困境作深刻的分析,让人们充分理解其历史过渡性,其最终必然被更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所代替的命运。多元必须经过整合才能充分发挥多元的作用,只有经过整合才能实现一种综合的功能。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必然被整合型一元民主政治所代替。

其次,加强我们改革成果的宣传,使人们切实地感受到社会主义整合型一元民主政治制度下,我们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在我们刚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时候,西方学者认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的。当时许多国外媒体都对此讥讽和嘲笑,然而,实践证明我们成功了。买方市场、内需不足等市场经济的特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都出现了。国外的学者在事实面前也只有承认中国正在进行一项人类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改革的成功、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高效的民主政治模式。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也是经济发展的因素。我们经济改革的成功不能说没有整合型一元民主政治制度的功劳。这样的宣传教育要结合历史来分析,以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

第三,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培养人们在实践中探索真理的习惯。使人们认识到中国政治改革的模式只有在中国政治改革的实践中才能找到。一句话,要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彻底地肃清艳羡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错误思想,彻底地改变从西方来观察中国的不正确之立足点,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事物本身去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中国的政治改革必然也只有从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去探索,才能最终找到更佳的发展模式。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必然要求一种新型的政治发展方向,它绝对不是西方那种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它一定是吸收西方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的经验及以前所有社会政治制度模式的优越性,在立足于社会主义整合型一元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模式。

第四,建设良好的政治文化,提高人们的政治素质,增强人们的政治免疫力。

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如果国民的政治素质低下,即使怎样的努力也很难使人们摆脱各种错误思想的挚肘,因为社会激变的过程随时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思潮,伴之而来必然有不正确的认识。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唯一办法就是营造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培养国民的政治修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让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自觉抵御西方复合型多元民主政治模式的蛊惑。

事实上,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精神生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物质生活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第2卷,P82)我们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把市场精神实质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结合起来。市场经济作用于经济和政治生活,并使之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但它在思想、意识、心理层面对中国社会的震撼却更为深刻和持久。这些思想意识通过一定的方式成为影响政治体制及公民政治行为的社会意识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社会政治文化。市场经济客观上培育着自由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竞争意识、主体意识等,这些现代政治观念从本质上讲都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它们推动着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并赋予整个民族政治文化新的营养和资源。

第五,建立开放的政治体系。社会主义整合型一元民主政治模式,并不是封闭的,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开放的政治模式。只有开放的政治模式才能采众之长、补己之短。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收稿日期:200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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