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27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4)04-0061-04
2004年6月15-19日，为纪念《女界钟》出版一百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和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联合发起主办，香港乐施会和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在复旦大学举行了题为“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亚洲、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十个国家与地区的120余位海内外学者共襄此会。共收到论文64篇。
会议围绕百年来中国女权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起落发展进行讨论，以社会性别与妇女史的研究为主体，同时整合了历史、社会、新闻、文学、教育等诸多学科，共包括18个专题，分别为：翻译女权主义，清末到民国的媒体与大众文化，女性传记与中国现代化，观念与主义，民国时期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战争与妇女，上海近代职业女性，女权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女权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中国妇女与1950年代变革，女权主义在海外华人社区，传媒与女性主义，体现女权主义：再看中国当代艺术，妇女研究：学术研究与女性主义的实践，20世纪中国妇女组织和活动，妇女学课程建设与教学法，启动变化——社会性别培训，社会性别与发展等。会议期间，来自中、美、英3国的7位艺术家还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举办了“酷／爱身体”艺术展。以下是研讨会主要观点综述：
一、《女界钟》和翻译女权主义
“翻译女权主义”专题系大会主旨议题，与会学者们围绕“女权”这一概念如何出现和被“翻译”、被中国化，甚至被“男权化”展开了激烈讨论。日本著名妇女史学家小野和子教授的“马君武翻译与日本”，认为马君武是清末中国人权理论的重要启蒙人物，“也是对女性的权利有充分理解的屈指可数的翻译家之一”。而马君武翻译的大量弥勒和斯宾塞的论著对于金天翮的影响，在《女界钟》中是显而易见的。日本东京大学历史系助教授须藤瑞代的“近代中国的女权概念”，首先探讨“女权”、“民权”、“人权”概念在近代中国如何出现，并分析了四种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国民之母、尽与男子一样的任务、摸索新角色和拒绝做女国民。这4个模式中，已经可以看到20世纪所有女权主义代表思想的萌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彦颐教授围绕“《女界钟》与中国现代性”来阐释“传统”如何被翻译成“现代”。在给予《女界钟》充分肯定的同时，高教授认为我们今天需要反思的是1890年代至1900年代之间，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如何将传统的中国女性形象“翻译”成现代的女性形象，以《女界钟》为代表的中国“女权思潮”呈现给我们的“女权”实际上是一种“男权”，而这种男权式“女权思想”荼毒至今。她进而提出“男性的性别身份如何认识以及他们的焦虑”等问题，令人深省。
二、百年来中国女性形象的建构
多个专题围绕百年来中国女性形象的建构，从不同侧面展开讨论，如女性传记与中国现代化、观念与主义、民国时期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战争与妇女和上海近代职业妇女研究等等。
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历史系琼·嘉治(Joan Judge)教授和加州大学Irvine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学系胡缨教授的论文都聚焦于秋瑾这个“女英雄”的形象，分析其如何被选择、叙述和建构的过程。匹兹堡大学柯立德(Katherine Carlitz)教授的“民国时期的烈女和节妇：国民党的工具”从梳理县志入手，探讨中国社会传统的贞节观念如何被国民党政权利用。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房琴的“女性文集：乾嘉时期的海宁文人的身份认同、地方认同与权力”也是从地方志和地方文集入手，分析海宁一地才女辈出的背后，是地方志利用女性写作彰显地方性，形成的“场域”力量。美国郡礼大学冯进助教授的“‘感伤的自传’：冯沅君笔下的新女性”既分析了冯沅君笔下“新女性”形象的建构过程，也解构了冯沅君这样的“新女性”的成长历程。
南开大学历史系侯杰教授与3位研究生秦方、李德珠和姜海龙的论文分别以张嗣婧、吕碧城、刘清扬和郭隆真四位“新女性”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性别的视角重新审视生活在男权社会和男权秩序下的“新女性”的矛盾人生。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游鍳明副研究员通过口述访问、自传和写实小说等资料来剖析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日据下的台湾女性经历的“一样战争，两种际遇”。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副教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农村改革、婚姻习俗和妇女地位”，以重庆的一个小乡镇为切入点，分析国民政府内迁后颁布的一系列针对农村婚俗改革的法令，对当地女性地位、观念等构成的冲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李木兰(Louise Edwards)教授的研究“战争对现代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影响”，认为抗战时期混乱的局面使中国妇女得以有机会扮演她们在男性统治领域中长期扮演的“危机女性”角色，但意识形态又限制了女性地位提高所获得的实际利益。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年青学者马军副研究员、陈雁副教授、赵兰亮博士和史立丽小姐的研究侧重点分别为上海的舞业与舞女、近代上海女性就业与职业妇女群体形成、近代上海女性保险和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这4篇论文独辟蹊径，史料扎实，演绎的是上海女性争取经济独立的实践，也是重新塑造女性形象的实践。
三、大众传媒／艺术与女权主义
解构、分析大众传媒和艺术中的女性形象与女权话语对于反思百年女权思潮意义重大。“传媒·书写女性·煸情”专题聚焦于清末到民国的媒体与大众文化，是以往研究中所不多见的。哥伦比亚大学林郁沁(Eugenia Lean)教授的“民国时代新闻里的多情女性及社会焦虑”，以1935年的“施剑翘案”和阮玲玉自杀的新闻报道为例，分析围绕所谓“多情女性”的新闻所引发的舆论对大众传媒的质疑和论辩，认为这些质疑与论辩与“新女性”形象的错综复杂相纠结，体现了男性改革家们对于大众传媒兴起的社会焦虑。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鲍震培副研究员着力于晚清女作家弹词与“振兴女权”间关系的研究，认为1840年到1910年间女作家弹词创作更多地凸现了女作家的时代意识，在社会大变迁到来之际，以“女史”的昂扬姿态，生发出揭发世情世态、论世救世的主张。
“传媒与女性主义”专题汇聚了3位来自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锐学者吕新雨教授、曹晋副教授和翟左扬先生，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陈阳博士。吕新雨的“大众传媒＼外来工＼性别书写”，从10年来纪录片《毛毛告状》及其续集的摄播，来观察纪录片如何进入当代社会生活的社会实践，而纪录片的编导和“女主角”又如何通过片子实现自己的性别主体意识。曹晋通过分析时尚杂志与都市女性生活方式的关系，发现当代都市女性的生活价值观仍被男权、商业经济等多重因素所操纵，有真正独立精神的都市职业女性的本色几乎不可能从时尚类杂志中发现。翟左扬由《新民周刊》关于上海国际车展的报道引出思考，看到“美女+香车”’的组合中，通过“性感”，美女完全被物化。陈阳的“协商妇女新闻的碎片：中国传媒里的性别、国家和市场”，以《中国妇女报》为分析样本，认为妇女新闻仍旧作为不完全和孤立的片断被报道。
“体现女权主义·再看中国当代艺术”这一专题的讨论结合“酷／爱身体”艺术展在与会学者中引发了对当代中国艺术进行社会性别反思的激辩。这一专题汇聚了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生魏淑凌、行为艺术家何成瑶、香港艺术家梁宝山、英国谢菲尔德·海姆大学高级讲师莱斯莉·桑德森(Lesley Sanderaon)等，他们用论文及艺术展的形式，把“性别”作为集体探讨的核心，他们的集体作品表现了对肉体暴力或身体控制的批判和把身体作为感性的场域的反思。
四、妇女解放与女权主义
中国妇女解放和女权主义在以往的研究和表述中是被截然分开的，这次大会有两个专题的内容都与此相关。
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韩启澜(Emily Honig)教授的“跨越性别分界：文革时期的铁姑娘形象与知青”，认为铁姑娘是妇女中的极少数，不能体现文革时期妇女工作经历的复杂性。文革时期男女知青地位不平等，存在性别歧视，但已经出现知青对农村妇女角色观念的自发挑战。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左际平教授的“五十年代的妇女分步解放和男女义务平等：城市夫妻的经历与感受”，试图论述20世纪50年代的妇女解放并不单指男女平等，还包括民族、阶级解放和摆脱父权的控制，是多层次的、分步的和有限的。天津师范大学讲师王向贤认为第一国际将性别与阶级排开，讨论女工是不是工人阶级，使无产阶级妇女处于“隐约”的地位；而第二国际中妇女努力争取妇女议题的彰显。共产国际使劳动妇女参与革命的阶级斗争制度化，这些对中共早期妇女政策发生影响。
“社会主义建设性别化：妇女与20世纪50年代变革”专题的研究更多借助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陕西省妇女理论家庭研究会高小贤教授的“‘银花赛’：50年代农村妇女与性别分工”，分析影响社会动员妇女参加20世纪50年代劳动竞赛的因素，从而呈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何与妇女解放的策略交织在一起，在推动妇女走向社会过程中又如何制造并维持社会性别差异。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贺萧(Gal B.Harshatert)教授的“生育的故事：1950年代中国农村接生员”，以陕南、关中为主来探讨新法接生的产生，通过讨论国家扶持新法接生的变化层次、各地环境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有关接生的闹鬼故事来研究合作化时代被性别化了的卫生工作。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的“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以一个村庄中女性口述的集体化经历、感受和记忆为主要分析对象，讨论了女性记忆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宏大的社会工程对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女性的记忆和讲述为理解和洞悉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国家—社会关系开辟了重要的途径。斯坦福大学弋玫(Kimberley Manning)教授的论文通过访谈百余位苏、豫两省的退休妇女干部，发现虽然人们批判“大跃进”，却认为“大跃进”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节点。弋玫认为“大跃进”中有关妇女权利的危机是来自于思想的冲突。
五、社会性别教育与培训
近年来，海峡两岸的社会性别教育与培训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会上，来自台湾大学妇女研究室的三位学者谢晓岑教授、林维红副教授和余汉仪教授以“妇女研究：学术研究与女性主义的实践”为专题，介绍了台湾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的建制化和台湾弱势妇女群体的福利立法问题等。天津师范大学杜芳琴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郑新蓉教授、浙扛省社会科学院王金玲研究员和复旦大学孙中欣副教授则从各自的教学实践出发，介绍了中国大陆妇女学科建设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方炼以京津社会性别小组的参与式培训为例，说明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分析个人生活、社会现象和问题，有助于看到背后的社会性别结构及原因，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河南社区教育培训中心讲师王雪琴介绍了该中心近五年的工作。中华女子学院李洪涛教授的“妇女工作中社会性别培训触动的思考”是对传统以“妇联、工会”为中心的妇女工作方式的反思，探索如何将社会性别培训纳入妇联、工会的工作，并实现实用性社会性别利益到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的过渡。中共中央党校李慧英教授的“男女权利、政府责任和权力缺失变动的关系”一文认为，在培训当中需要关注妇女权利缺失问题，也要引入政府责任，探讨政府、家庭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重新在政府的决策中回归妇女的权力。
《中国妇女报》冯嫒等的“从社会性别与发展的视角看中国扶贫政策及措施”一文，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出发，对什么是贫困、贫困问题中的性别差异、中国扶贫政策的不足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与阐述，并对我国扶贫工作的开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赵捷研究员和杜娟副研究员的“社会性别与发展：实践者的足迹与反思”和“参与、社会性别与村民自治”，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云南社会性别与发展小组的经验与反思，强调如何赋权妇女及社会性别主流化。
六、妇女组织与运动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社区
这次大会的研究不仅仅是学理的，也是行动的，在妇女组织与妇女运动的研究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的“反对家庭暴力的民间组织：社会性别分析与媒介战略”认为民间妇女所开展的反家暴活动，经历了从发现、研究、公诸于世到重新诠释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水镜君以中原女寺女阿訇为例阐发“关于妇女空间政治、组织与变动的思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的伊斯兰女性宗教文化，在中原大地的发展有其独特的轨迹与意义。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汪洁副研究员针对女性领导群体自我组织与自我教育展开专门调查和分析，认为这种女性的自我组织和自我教育，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女性的组织化、网络化程度。
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赵小建副教授的“早期美国华人社区的妇女运动”、加拿大多伦大学熊秉纯副教授的“台湾女性主义与社区教育”、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胡月宝副教授的“女性主义在新加坡的发展”和中山大学范若兰副教授的“移植与本土化：殖民地时代马来亚华人女权运动的发展进程（19世纪末—1957年）”将大会的研究视角拓宽至世界各地，对中国女权主义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参照系。
本次大会在报告、研讨的同时，还引入纪录片观摩、话剧演出、小组讨论和互动参与等形式，并对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开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作为一次学科交叉、时空交叉的大会，与会学者普遍感觉话题丰富、理念多元，在对百年女权思潮的研究与总结的同时，也引发了很多新的问题，学者们更关注未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整合研究力量以深化研究，以及如何更好地传播理念、消除屏障、加速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