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与史源学及《日知录》研究——《日知录校注》编者前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校注论文,编者论文,前言论文,史源论文,日知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7）03—0119—03
《日知录》是顾炎武一生学问和思想的结晶，自言“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陈垣（援庵）先生作《日知录校注》，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直至50年代后期还在修改补充，历时20余年，是他未刊著作中用时最长、用力最多的一部。
顾炎武（亭林）是援庵先生崇敬的学者之一。援庵先生第一篇正式的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就曾引用顾炎武的《山东考古录》。20年代，他在北京的一些高等学校讲授“中国年代学”时，以《日知录》中《古人不以甲子名岁》等10条作为教材之一，印发给学生。40年代，他的里程碑式的著作《通鉴胡注表微》，首章《本朝篇》更是直接受到顾炎武的启发。
上世纪30年代前期，是援庵先生学术、教学与思想进一步深化的时期。在学术上，他对宗教史、元史以及历史文献学的几个分支史讳学、校勘学、年代学的研究，这时都已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正在酝酿着新的研究课题。20年代他在多所高等学校教学的经验，再加上他对大学史学教育的深入思考，也推动他在教学方面的创新。在思想上，“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他身处北平，直接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作为一个有强烈爱国心的史学家，此时他已不满足于以“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作为报国之道，还要直接以史学作为战斗的武器。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援庵先生开始作《日知录校注》，同时在史学教学中开创了一门新的课程——“史源学实习”，并把《日知录》作为这门课程的主要教材之一。
1943年11月24日，身在沦陷区北平的援庵先生，给在迁往大后方的浙江大学任教的方豪写信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这是夫子自道。“事变”指“九一八”事变；“昆山顾氏”指顾炎武；“趋重实用”指顾氏经世致用之学；所说的“讲《日知录》”，就是指他创设的“史源学实习”课（有时也名“清代史学考证法”）。
“史源学实习”课的目的，是要提高文史科学生阅读史书、写作论文的能力。他选定一些历史名著作为教材，让学生将文中人名与故事的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然后将考证结果写成文章。由于采用实习的方法，学生以发现名著中的错误为乐，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同时，经过自己实践得到的经验教训，与被动地听老师讲解不同，印象比较深刻。这门课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选择教材是本课的关键环节之一。它首先必须是历史名著。在这个前提下，援庵先生提出四条标准：“一、分量不大不小。二、时代不远不近。三、范围不广不狭。四、品格不精不粗。”这里所说的“品格”，是从史源学角度说的，指考证之精粗。根据这四条标准，他先后把赵翼的《廿二史劄记》、顾炎武的《日知录》和全祖望的《鲒琦亭集》作为史源学实习课的教材。他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选取《日知录》作为教材，就是因为要使史学“趋重实用”，就是要“正人心，端士习”，在锻炼学生读史、考史能力的同时，还要使他们受到品德教育，特别是爱国主义的教育。
援庵先生一再教育子弟，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一定要把教学与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在讲授史源学实习课时，他每布置学生做一次作业，写一篇考证短文，事先总要写一篇范文，然后与学生的优秀作业同时张贴在橱窗上，供同学们观摩比较。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就是针对这三种教材的特点写三部书，即《廿二史劄记考证》、《日知录校注》和《鲒琦亭集考释》。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廿二史劄记考证》只完成了一小部分，《鲒琦亭集考释》只作了一些散篇，只有《日知录校注》的工作一直坚持下来并基本完成。
援庵先生当年曾从史源学的角度对这三部历史名著作过比较：“错误以《劄记》为最多，《鲒埼》次之，《日知》较少。”《日知录》在考证方面的错误是较少的，援庵先生为什么还要作《日知录校注》呢？他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日知录校注》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区分顾炎武的原文与所引之文。援庵先生在说明《校注》的主要内容时写道：“《日知录》引书例不注卷数，又不注起止，每每与自己文章相混，故意做成天衣无缝，读者不能分辨何者为引文，何者为亭林议论。有时原文整段中，完全是引文，只最后有一两句为亭林议论，因此其中‘今’、‘余’、‘国朝’等字，不辨为谁，或以古人语为亭林语。”这段话虽写于半个世纪以前，但近来仍有一些研究者因不注意考察《日知录》的史源而犯“以古人语为亭林语”的错。① 如《日知录》卷十八“心学”条，顾大段引用南宋末黄震《黄氏日钞》的话，有些研究者就误认黄震所说的“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是顾的创论。
《日知录》的刻本有三个系统：一为康熙九年（1670年）顾炎武的自刻本，8卷。援庵先生称之为初刻本。一为康熙三十四年顾弟子潘耒整理的32卷本，此时顾已去世13年。一为道光十四年（1834年）黄汝成集释本，是在潘本的基础上集诸家相类文章于顾氏原文之后，也是32卷。后来通行的是黄氏集释本。除此之外，还有不同时期的抄本。潘本和集释本都没有处理顾氏原文与引文区分的问题。不但如此，还增加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把《日知录》所引书的注文与顾炎武自己的注文混淆了。潘本两种注文同用小字，集释本则一律加“原注”二字。《日知录校注》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区分顾所引书的注文与顾的自注。
总之，援庵先生作《日知录校注》，就是要“溯本追源，辨认其本来面目”，使读者正确了解《日知录》，并为学者研究顾炎武思想与学术提供帮助。为此，他将《日知录》所引书“全部找出，溯其史源，校其异同，注其起止，并正其偶误”，历时近30年，基本完成本书。但此时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还承担着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重任，最终留下的仍是一部文稿。
他所说的“溯其史源，注其起止”，就是把《日知录》所引之文，一一寻找或核实其出处，注出书名、卷数或篇名，标明起止。在现代规范的学术论著中，这些本来是对作者的基本要求，但古人引书很少注出处，更不会注明卷数、篇名，标明起止。《日知录》中就出现复杂的情况：有些引文根本不注出处；有的虽注出书名，但不注卷数，而像《册府元龟》这样一千卷近千万字的大书，仅注书名，读者很难查对；有的误注出处，如引自《通鉴》，注《旧唐书》；有的引文开首说某书云云，读者可知引文起首，但如果不查原书，往往不知道引文止于何处；有的在引文结束处注出书名，读者知道引文止于何处，却不知起于何处。援庵先生在作校注时强调，顾炎武所引之书，要尽行找出，与原书核对。因此，他解决了区分顾氏原文与引文的问题，也解决了潘本和集释本将顾氏自注与所引文的注文混淆的问题。
所谓“校其异同”，主要是对《日知录》不同版本及各种抄本的校勘。援庵先生非常重视初刻本。初刻本虽然只有8卷，并且不是定稿（直到亭林去世，《日知录》仍然没有定稿），但是顾氏的自刻本，对了解、研究他的思想发展非常重要。援庵先生在目录中，在批注中，将潘刻本、集释本中初刻本原有的篇目一一标出，并注明两者在内容和文字方面的差异，特别是指出潘本、集释本因政治原因对清朝忌讳的“胡”、“虏”、“本朝”等文字所作的改动。
所谓“正其偶误”，包括纠正顾炎武所注出处之误、引文之误、论断之误。
通过上述几方面的工作，校注达到了原定目的，就是还《日知录》全书和顾炎武的思想以本来面目。
《日知录校注》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内容。这与作者把《日知录》作为史源学实习课的教材密切相关。首先是对顾炎武的评论。这些评论既包括学术，也包括思想；既有高度的评价，也有尖锐的批判；既有解释，也有阐发。这些评论对理解、研究顾炎武的思想与学术很有帮助。其次是揭示考证的方法。《日知录》中有些条文注引文出处，有些不注出处，援庵先生在校注中不但给出正确的答案，而且在一些典型的事例中，还列出自己寻找答案的过程；在把这些校注扩充成文时，更阐明自己所用的方法，富有启发意义。援庵先生重视著作体例。他曾计划写一部关于著作体例的专著《广书林扬觯》，但后来只是编集了13册资料并拟了一个不完整的提纲。在《校注》中也有大量关于著作体例的内容，如果把它们辑录出来，并与他在其他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以及他的《广书林扬觯》提纲和在13册资料上的批语加以整合，就构成他关于著作体例的系统论述。他在这些论述中，提出了史学著作应该遵守的基本规范，以及根据著书宗旨，如何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同样的内容，是否有好的著述体例，效果不大一样。
援庵先生校注《日知录》，是以批注的形式写在民国元年武昌官书处翻刻的粤刻集释本上的，它的底本是道光十四年黄汝成西豁草庐重刻定本集释本。在这部《日知录》的书眉上，有他前后20多年写的批语，也有少数是他让助手查找出处的记录，引文起止则在正文中用引号标明。如果照原样影印或排印他的批注，读者阅读、使用都不方便。他也曾设想过整理成文本时的版式，但没有定论。
援庵先生是1971年6月逝世的。他去世后，先父乐素先生开始整理这部书稿，并完成了第1卷的样稿，将校注从书眉移到正文每段之后。1979年他转到广州暨南大学任教，又曾与叔父约之先生共同研讨过这部书稿。1983年，在先父老友杨向奎先生的推介下，由陈祖武先生过录、整理了前7卷。2003年《陈垣全集》的编辑工作开始进行，又由致易弟整理后面的25卷。我则做了全书的统稿、审订工作。至此，历经三代人80多年的努力，《日知录校注》全书终于得以和读者见面。
因为许多工作是在援庵先生身后进行的，有必要将我们所做的工作向读者作一说明：
一、将全书由眉批的形式改为校注，置于每条的每一段之后。
二、原文只有断句，现加标点符号。
三、全部引文与原书复查一遍。
四、少数原稿没有查到出处的引文，尽可能补注出处。
五、有些在援庵先生当时属于常识、可以不注出处的引文，如《论语》、《孟子》等，也加注出处。
六、由于校注前后历时20余年，前后体例难免有不一致之处，尽可能加以统一。
七、黄汝成的“集释”对读者了解《日知录》是有帮助的，援庵先生在作校注时曾认真阅读过“集释”，并对所集的每段文字出处及作者作了考察，也有一些批语。他从校注《日知录》的角度，指出“集释”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大部分“集释”，只是“按《日知录》目录，找清朝相类的文章，如《经世文编》等，汇钞附录在原文之后，故其注释往往与《日知录》原文无关”；二是黄汝成因为没有分辨顾氏原文与引文，有些“集释”将《日知录》引文拦腰截断，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我们遵从援庵先生的意见，在校注中不收“集释”（约15万字），只保留他对“集释”的某些批语。
八、潘刻本出于政治原因，删去了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及卷二八“胡服”两条，又将卷十八“心学”、“朱子晚年定论”、“李贽”三条删去了相关文字。援庵先生曾作《〈日知录〉删去各条》一文，据钞本将所删文字补足，现在也补入相关卷、条中。
九、援庵先生讲授“史源学实习”课时所写的有关《日知录》的四篇范文，现作为本书附录。读者如将这些范文与相应校注对照阅读，将会增进对校注的理解。
收稿日期：2007—02—26
注释：
① 参见陈致易《评上世纪九十年代两种〈日知录〉校注本》，《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