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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化”一词是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西雅图事件而进入人们视野的。近几年来，学术界对反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各种观点异彩纷呈，研究角度五花八门，学术成果也日益丰硕。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必要对反全球化运动的基本含义、主导力量、实质特征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梳理，厘清国内外有代表性学者的观点，以助于人们从不同角度和方位认识反全球化运动。
一、反全球化的基本含义
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包括所有与全球化相对的行为、思想和情绪，可以是对全球化的违背、破坏；可以是对它的反对、抗议；也可以指对它的反省、怀疑，亦可以指对全球化不满的情绪和态度。有的学者把反全球化看成是全球化的反题，是“另一种全球化”。[1] 从现象上看，反全球化主要指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这些人或组织并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维基百科全书认为，反全球化是一种反对全球化的消极影响的政治姿态；[2] 第二种情况是指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国外有的学者称反全球化运动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嘉年华会”（或狂欢节，carnivals against capital）。[3]（P3）第三种情况反对的是带有某种倾向的全球化。如果把全球化看作是西方化、帝国主义化，那么反全球化就是反帝反霸运动；如果认为全球化就是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公司凌驾于政府之上，那么反全球化就是反新自由主义。
从本质上看，反全球化并不是对全球化的全盘否定，更不是要逆转全球化进程。大多数反全球化积极分子并不认为他们是全球化的反对者。“所谓的反全球化运动，这一称呼更多地被运动的反对者而不是运动自身所采用。”[4]（P386）乌尔里希·贝克声辩说，“在大街上游行抗议全球化的人，不是‘全球化的反对者’”，他们只是“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反对自上而下的全球化”。[5]（P293）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德伯更进一步地指出，“用‘反全球化’这样一个标签是不适当的，因为这些专门爱唱反调的力量虽然强烈地反对全球化，但也热忱地呼唤全球正义和缔造全球社会”。[6]（导言）不少反全球化者自身认为“我们进行的不是一项反全球化运动。我们反对‘公司领导的’全球化。我们进行的是一项全球正义运动”。[7]（P294）我国学者也指出，“反全球化”这个词还不如称之为“正全球化”，即纠正全球化。[8] “反全球化侧重在一个‘反’字。但是，如同黑格尔的辩证法，否定本身就意味着肯定。反全球化的‘反’本身也意味着对未来的追求。不同的反全球化有着多样的全球替代方案”。[9]
总之，作为一个流行术语，反全球化这一概念并不严密，如同全球化概念的宽泛性与模糊性一样，人们对反全球化的理解也见仁见智。
二、关于反全球化运动的主体
研究者普遍认为，反全球化队伍庞杂、阵营混杂、成员复杂。在这一庞杂多元的人群中有没有一种主要的、主导的力量？究竟谁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中坚力量？对此，学术界存在争议。
1.弱势群体论（边缘论）。
这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弱势群体主要是指一批收入较低、生活困难，社会资源短缺，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并缺乏相应发展潜能的人群。在全世界欢呼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同时，全球仍有10多亿人仍然生活在日益恶化的贫困状态中，其中主要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儿童、老人、失业者和残疾人等这些弱势群体。如果没有积极的救助和各种制度化的保障，全球化是很难从总体上改观弱势群体状况的，弱势群体将永远被埋灭在社会的最底层，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害者。据此，有的学者指出，“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生活贫困，因此反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是代表了发达国家中穷人的心声”。[10] “从国际结构来看，反全球化的力量主要存在于‘边缘化’或即将被‘边缘化’的国家；从阶级结构来看，反全球化的力量主要表现在处于社会底层的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群”。[11] 也有的学者观点更具体，“参加反全球化运动的人是各种各样的，但主力是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人民以及发达国家的工人，他们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12] 国外网站把反全球化视为来自民间的基层民众运动（grassroots movement），[13] 认为参加反全球化游行示威的人主要是劳工。全球化带来了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批工人失业下岗、收入锐减，加上原有的“福利国家”制度在全球化冲击下开始崩溃，一般民众的福利水平大幅下降，从而沦为全球化中的受害者，投身于反全球化的大潮中。
2.中产阶级论（精英论）。
这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该观点认为发达国家中的中产阶级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力量。有人断言，“几乎所有的抗议主体都来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4]（P177）“反对全球化的中坚力量并非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而是那些食有鱼、出有车的发达国家中产人士”。[15]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反全球化是“西方抵抗西方，富人反对富人”的运动。“大多数的参与者是白人和中产阶级，有色人种、边缘化、受压迫群体在西雅图事件和此后的任何大型示威游行中并没有很好地为自己代言”。[16] 约瑟夫·奈指出：“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群众运动不一样，当前的抗议不是群众运动而主要是上层人士的行动。他们的领导人常自称代表穷人和全球平民社会，但他们却是富国相对富裕和自选的群体。”[17]（P109）也有的学者称之为“热衷于社会改良的中产阶级白人”（white middle-glass do-gooders）。[18]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反全球化游行示威活动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著名城市，如纽约、伦敦、西雅图等，即使示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那些策划者或带头人也大多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界的精英人物”。[19]（P19）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强的经济能力，并掌握了因特网等先进技术手段，最有能力组织、参与世界性的反抗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对全球化的认识也比较理性，能超脱个人处境的局限性，倡导环保、人权等有利于全球进步的观念。反全球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书斋里的反抗者”主要来自于这一类人，呼唤更有人性的全球化是他们的普遍诉求。“他们参加这样的活动，也主要不是因为个人的饥寒交迫、衣食不保，深深地激怒他们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类绝大多数的共同利益，对劳动者的权利、人的尊严、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的践踏”。[20]（P544）
3.利益团体论。
这种观点认为反全球化运动是由表达和捍卫各自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团体、组织构成的。拥护还是反对全球化，根本上是个利益分配问题。巴西的《环球》报上一篇报道采访一个反全球化的示威者，问他参加示威的原因，他说“我想也许能够找到一个工作”，许多反全球化运动的参与者也许并不知道反全球化为何物，他们只是想分享一点利益。全球化不是一场“远方的革命”，它的影响切切实实地体现在普通人的身上，深深触动了民众的切身利益，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于是反全球化组织成了他们的代言人，这些组织代表了某一阶层或群体利益。如劳工组织是反对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积极行动者，他们参与反全球化的目的主要是反对资本剥削、反对血汗工厂，要求提高劳工福利待遇，制定全球最低工资标准，组织全球工会；妇女运动在反全球化中独树一帜，被称为“运动中的运动”，她们重点关注全球化中的性别平等、社会公正、妇幼权利等问题；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贸易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和劳工迁徙是工业国工人处境日益恶化的缘由，因此要加大贸易保护力度；无政府主义者批评政府不能明智地使用权力，是公众利益的不可靠的代言人，在全球化中任由跨国公司将利润置于人民利益之上（profit before people）；农民在反全球运动中也不甘示弱，法国农民博维砸毁麦当劳餐馆、抵制转基因农作物的壮举已为世人皆知，“墨西哥的恰帕斯农民运动、巴西的MST、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农民运动、玻利维亚的恰帕瑞的可可农，都在反对全球主义。”[21]（P288）
4.潜在主体论。
这一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负面后果的主要承担者，虽然发展中国家没有出现像发达国家那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但他们反对全球化的理由远比发达国家更充足，潜在力量更大，目前只是潜流涌动，隐而未发。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意识到，只有融入到全球化的大潮中，才能发挥“后发优势”，弥补历史起点、国情国力的不足，加速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有的穷国连全球化还没参与，现在正在加紧“补课”，吸纳外资，引进技术，因此还谈不上对全球化的“罢课”问题；这些国家中各种非政府组织尚不成气候，也缺乏一定的民主氛围，加上信息技术手段的局限，客观上很难形成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有的学者指出反全球化很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又一个陷阱，一些发达国家借口国内反全球化的呼声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排斥外来移民、限制第三世界发展工业，“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发展中国家也跟着反对全球化，那么我们就会再次落入西方人的陷阱”。“对于发展中国家各民族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反对全球化，实际上反对也没有用。而是如何自主地进入全球化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把握自己的利益和发展方向”。[22] 因此，尽管在发展中国家中不乏像马哈蒂尔、卡斯特罗那样的反全球化斗士，但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目前还没有发展到走上街头的地步。但他们在全球化中的处境和地位决定了他们很难对全球化完全认同，“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在朝着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迈进，但我个人认为，这是持续不下去的”。[23]（P276）孟买世界社会论坛呼吁，“我们相信，创造另一个样子的世界是可能的，也是迫切需要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尽管还不是很大，但这并不能成为忽视它们的理由。
5.无核心论。
“反全球化运动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有着杂乱的性质。反全球化运动的队伍中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左翼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环境保护人士，工会、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的积极分子，人权保护者，少数民族的代表和其他政治活跃人士的团体。每个反全球化团体都有自己的组织和侧重点”。[24]（P178）的确，反全球化者鱼龙混杂，组织散漫，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核心力量。从反对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到反对跨国公司，从强调环境保护到倡导宗教自由和性别平等，所有对现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满的人，青年、老年，妇女、学生，劳工、战士，左翼、右翼，激进者、保守者，穷人、富人，都加入了这一运动。这些人大多零星分散，各自为战；即使有组织，也往往以非政府组织、论坛、会议的形式出现，“像一个随时可以加入、随时可以退出的俱乐部”。[25]（P184）由于动机彼此各异，目标千差万别，利益难以协调，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成员所持观点常常相互冲突。多数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反全球化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前者反全球化的主张不乏民族排他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针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竞争的色彩；后者则主要反对由全球化带来或强化的不民主、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及由此加剧的南北贫富差距。国外一位评论家曾指出：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出现一位“马克思”以前，这个运动依然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
三、关于反全球化运动的实质
首先，反全球化是广大民众发动的反对精英政府的一种大规模抗议运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横扫世界，被各国政府奉为经济增长的法宝，政府不惜牺牲民众福利对资本大加扶助，导致资本左右国家政策，“公司网络控制着国家机器，拥有和掌握着大众传媒，决定着教育和医疗的发展，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最私密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精英控制着国家，而不是国家控制着精英”。[26]（P84—85）曾经作为缓解社会动荡之缓冲器的社会福利项目纷纷取消，劳资妥协全部一笔勾销。而作为公民投票选出的政府，却在全球化名义下放弃了对包括劳动保护在内的一切事务的管制，有的甚至在劳资关系中公然站在公司一方，“官商合流”、“官商勾结”成为全球化中的一大景观。政府由公众利益的保护者变成了公众利益的出卖者，这大大激化了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民众被迫走上街头愤怒声讨全球化，抗议公司为所欲为和政府为虎作伥。在这一意义上，反全球化运动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无权者反对当权者、平民反对精英的斗争。美国时代杂志称热那亚示威行动是一次有组织的骚乱（organized network of troublemakers）。[27]（P32）加拿大学者认为西雅图之战等抗议是“跨越国界的民众造反运动”。[28]（P103）我国学者认为反全球化是反政府的一种新形式，反政府位于反全球化运动反对的三大对象之首，因为“政府代表大公司利益，损害公众利益”。[29] 港台学者亦有此说，“反全球化运动不过是对官商这种步调一致的攻势的响应而已”。[30]
民众的反抗激起了国家机器毫不留情的镇压，这是历次反全球化运动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在西雅图风暴中，当局以全副武装的警察来对付世贸组织的抗议者，宣布在20个街区之内不允许举行任何抗议活动；2000年IMF、世界银行举行会议期间，华盛顿以违反消防法规为借口对组织地点进行空袭与封杀，通过捏造恐怖主义罪名逮捕运动领袖；2001年欧盟首脑会议在哥德堡开会期间，警察首次用真枪实弹向示威者射击；2001年热那亚八国峰会期间，意大利防暴警察对抗议者进行突袭，导致一名示威者身亡。警察对付反全球化示威者已越来越不择手段，有识之士呼吁人们应该对资本家使用不正当的镇压手段保持警惕。国家不惜动用警察、联邦部队、情报机关，并以牺牲民主、人权、自由为代价来镇压反全球化示威者，以如临大敌的姿态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这说明精英与民众的背离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其次，反全球化是一种反对旧的统治制度和世界秩序的国际政治思潮。
反全球化是以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首先为世人所知的，但在这种轰轰烈烈的抗议背后弥漫着的是一股反对全球化的思潮。反全球化不仅包括围绕着国际经济会议展开的抗议示威，还有各种反全球化的言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全球化也是一种话语体系。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性大潮、显潮，反全球化思潮还是一股小潮、潜潮。作为一种新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它还尚未定型。但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反全球化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引起严重负面效益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后现代国际政治思潮，它继承了批判性哲学一贯的反叛精神。从历史上看，每一次世界的失衡和失序都需要一种反潮流性的秩序重建，现在的世界也需要从社会和政治破产中拯救全球化。文艺复兴高扬人性大旗，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挑战神权的一次伟大思想解放浪潮，结束了黑暗而漫长的中世纪，为后来的法国大革命播下了思想的种子；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横征暴敛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否定，并尝试构筑未来理想社会模式；马克思主义掀起了人类思想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一次变革，呈现给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挑战，使取代资本主义从一种理想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20世纪初，世界处于帝国主义时代，这一时期国际政治思潮的主流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其结合起来，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遏止了帝国主义的疯狂扩张；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崛起，世界人民掀起了新一轮的反抗政治思潮——反法西斯主义，重新把世界置于人权、正义、民主、平等的正确轨道；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春色满园，蒸蒸日上。为回应社会主义的强力挑战姿态，凯恩斯主义给资本主义注入的一剂强心针，使自由放荡、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在国家的紧箍咒下得以复苏；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出现问题之际，新自由主义日渐抬头，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公然反扑。伴随全球化加速发展又引发了金融危机、贫富分化、环境恶化等新问题。此时，取代新自由主义、还全球化以公道，夺回劳动人民失去的权利和福利已是势在必行。反全球化运动恰逢其时应运而生，必将引发新一轮的政治哲学思潮，来纠正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恶果。至于反全球化能否最终拨正全球化航向还要留待未来检验。但重要的是这一新政治思潮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再次，反全球化反映了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民众的一种无助情绪和失衡心态。
反全球化是一种运动、一种思潮，也是一种情绪。不少学者是站在这一角度来审视反全球化的。首先，全球化引起人们对世界急剧变迁的不安全感。全球化“标志着现代世界的变迁步伐变得越来越显著。生活和社会的所有领域都处在经常性的动荡之中”。[31]（P95）全球化是一个从封闭到开放、从地方到全球、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它像一头猛兽在吞噬着差异性、地域性和传统性，一部分人相继失落了自己的现实家园和精神家园，彷徨无助的情绪正在普通民众心中弥漫。美国学者罗伯特·莱瑟姆以弗洛伊德提出的“海洋情绪”——“某种数不胜数、漫无边际的感受”这一术语来类比人们在全球秩序中的处境。“面对标志着全球性的绝对空间（sheer scope）、多样化和碎片化，一种无助的感受油然而生，更不用说接踵而至的一体化和全球化潮起潮落”。[32]（P203）其次，全球化导致不公平继而引发了人们的悲观无奈感。“当全球化的利益越来越集中在世界少数人手中而贫穷与社会排斥持续扩大的时候，‘强者看起来更强，而弱者会更弱’”[33]（P146）全球化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隔离，它把穷人与富人分开，宛如种族隔离把黑人与白人分开，使一些弱势群体承受着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有时不公平感比不公平本身更具有摧毁性。再次，全球化引起价值观嬗变、传统道德受损。全球化最为严重的一个后果是把商品价值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使“传统伦理价值观念丧失殆尽，崇拜利润似乎成了惟一新的稳定的参照系”，除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其他一切都遭到怀疑。“现在为了利润，利润为了现在”。[34]（P180）在这样的社会中，“许多人自认是无望的失败者”，“购物成为治疗手段”，信教，贪吃，滥用药品，感情快餐化”。[35]（P256）以至于有的学者得出结论，“最悲剧性的问题是，全球化实际上阉割了生活的可能性”。[36]（P136）
内心茫然无措的人们企图寻求借助一种外在的力量，于是反全球化就成为普通大众对急剧变化的外界事物的一种防御性反应。著名政论家弗里德曼说，反全球化“这一现象由于受许多不同的情感和忧虑的影响而加剧，这些情感和忧虑是由全球化这种新体制和为适应这种新体制而出现的挑战所引发的”。[37]（P341）的确，反全球化中许多人所在的国家、所处的地位和追求的利益并不相同，但他们普遍感到被抛弃、排斥、失落、彷徨或不知所措，于是聚集在反全球化的旗帜下。把反全球化看作是一种对全球化焦虑不安的反应，这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这一运动吸引了那么多各种不同层次、不同背景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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