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形成过程中一座里程碑。结合当代中国具体国情理解马恩的民族思想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应形成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全面认识，结合城乡劳动分工理解马恩民族起源思想，结合“直过”民族发展理解马恩民族发展思想，结合民族互动理解马恩民族关系思想，更为理性看待民族偏见问题的长期性与阶段性。
[关键词]民族学；直过民族；民族关系；民族偏见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以下简称《形态》)，起草于1845年9月，完成于1846年夏。由于受到行政当局以及各界的阻挠，该书直到1932年才首次在前苏联出版。这本巨著将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德国社会主义作为批判研究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唯物史观确立的前提，并且阐明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它还是包含着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如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共同体、包括前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等等。[1]通过对《形态》中马恩对民族起源、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的相关论述进行解读，有助于正确认识并逐渐化解民族偏见，从而加强民族团结，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一、民族起源思想与城乡劳动分工
马恩的民族起源观点带有鲜明的唯物主义色彩，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生产关系的变迁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而只有在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程度时，民族这一概念才会进入人们的视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2]104民族并不是一个原生性的概念而随着人类的起源而自然产生，而是在城乡分离的浪潮中由地域局限性逐渐过渡并产生的。
唯物史观是以物质生产为逻辑起点、以现实个人的发展为核心内容、以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为动力、以社会共同体为形式而建构起来的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3]马恩在讨论民族起源时已经敏锐地认识到民族的产生与城乡分离之间的关联。城市与乡村的分离是一场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深刻而又漫长的变革，其伴随着科技进步、技术改良的过程，与生产力的发展密不可分。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不发达的时期，依靠剥削虽然可以让少数人不需要进行体力劳动也可以生存与发展，但这两个群体在空间上无法完全分离。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生产效率得到较大提高时，才可能实现根本性的社会分工，从而加速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进而出现民族、国家这些概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民族便在生产力发展带动的社会变迁中，逐步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放眼当下，民族这一纽带因何而持久而存在，以及民族建立和继续存在的机制为何，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受到民族学研究者的关注。不同学派的学者对民族本质的看法，受其本学派内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主要以原初主义和境界主义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为代表。马恩指出民族伴随着分工而逐渐产生，因而在思考上述问题时，除了注重对民族历史的研究，还应该考虑到民族在城市与乡村的分布情况与其劳动分工情况。
二、民族发展思想与“直过”民族发展
民族关系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指涉，因此在实际使用时应该限定一个准确的范围，如中国的民族关系、贵州苗族与汉族的民族关系等。马恩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68简而言之，民族关系受到生产劳动和民族交往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首先，民族偏见伴随着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而产生。在现实中并从事活动的人们是产生意识的必备条件，但这里所产生的意识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而需要“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2]72。古代，人们通过耳濡目染的过程逐渐积累对他民族的认识，这其中既有真实的一面，也有偏离的一面。这种对他民族的认识，作为个人认识世界之工具的一部分，通过交流传播在能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的更广阔的空间发挥作用。在传播媒介发达的今天，这一更广阔的空间呈数倍，甚至成百上千倍于以往。这种交往既包括面对面的口耳相传，还包括电话和互联网通信在内的多媒体交往。尤其是在大众媒体和自媒体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更需要警惕“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式的民族偏见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
一方面，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这个民族内部的劳动分工情况。古代中国的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断在战争与和平间反复。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形成的生产方式、劳动分工和劳动产品的互补性决定了这两大族群之间有兴边互市的需求。而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扩张的不均衡往往带来劳动力或劳动产品局部短缺，前者容易导致人口掳掠，后者则容易引起边境附近对于粮食、牛羊和土地的争夺。
根据确定的原材料配比和冷料斗标定曲线，确定产量为260T/h时的冷料斗分表表值，进料8～10min，放掉热料仓前3min的料后再取各热料仓的料500～800kg，进行级配筛分、除尘、密度等方面的检测和生产配比室内调试工作。
三、民族关系与民族交往
社会形态不一样，其主要的所有制形式也不尽相同，马恩指出劳动分工与所有制形式之间的关系：“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2]68-70生产力变革推动劳动的分工，而生产力发展水平在不同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差异，使其处于不同的分工阶段，从而决定这些民族共同体具有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包含多种所有制形式，这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国情的复杂性。
掘进动载荷影响阶段，巷道顶板下沉约240 mm，两帮移近约130 mm，变形得到有效控制。综合锚索受力及变形看，掘进引起的动载影响50～70 m，远大于一般条件下无冲击性动载荷的实体煤巷道(图13)。
基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认识，“直过”民族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方式发生变革，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环节在内的全方位复合过程。当代的每个人都身处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个人的发展、民族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环环相扣、息息相关。由于现实个人生产活动的群体性、社会性，由于在共同活动中必然产生的物质联系，现实个人的发展也必定采取与其相适应的一定的社会形式。[3]民族的发展，落实到基础上是能动的、实践的个人的发展。因而，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在社会层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支持的基础上，重视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自身的发展。而个人的发展既包括生产力的发展，也包括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说，个人发展与民族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民族的发展能够引领个人的发展，个人的发展必将带动包括“直过”民族在内的全民族的发展。
正确理解民族关系与民族交往，需要结合具体国情实际。现实世界的第一手材料是抽象理论的重要来源，19世纪欧洲主要呈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形态，这是马恩讨论民族关系时代背景。反观中国，各民族自古以来是一家，在长期的交流交往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民族关系，不能教条地照搬原文，而是应该深入把握马恩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中国当前的民族关系总体是好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互利共生结构业已形成。重视和发展民族关系，不但要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生产力，而且要积极促进各民族在思想层面和行动层面的交往交流。[4]在民族团结工作中，不能为了避免冲突而相互疏远、彼此隔离，开历史的倒车；而是应该共同建设和维护好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凝聚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的集体意识。
另一方面，民族交往也是民族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民族交往，从不同的层面入手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有直接交往与间接交往，有民族的内部交往与外部交往，有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有主动交往、被动交往以及互动式交往。民族之间不发生冲突并不等价于民族团结，也可能是民族之间隔离和疏远的后果。例如，唐代新罗朝鲜族先民与吐蕃藏族先民之间既有空间的阻隔，又有语言的障碍，两个群体之间主要是依靠唐朝进行的间接交往，因而相对了解较少，彼此较为疏远。又如上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由于人为制造社会障碍，造成两个群体在公共空间中的相对阻隔。这两例民族隔离与疏远存在一明显差异，即主动与被动的区别。从民族隔离到民族交往交流的过程也是民族对他民族的认识从无到有的过程。因此，应该正确认识并区分民族团结、民族冲突与民族隔离这彼此互不相同的三个概念。
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人的认识是有限的，认识出现偏差进而产生偏见。作为在民族领域出现的带有偏向性的观念和意识，民族偏见的产生离不开现实的土壤，马恩在论述意识的产生过程时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72。互动因接触而始，不同民族在直接与间接的互动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加深对他者的认知，其中的民族偏见是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负面影响因素。
四、民族偏见与民族团结
保持好心态听起来像句空话，但在柴松岩眼里，“做人不要自讨苦吃”是最有效的方法。“很多事情，年轻时候根本不是个事，但上岁数以后，扛不住了，就得学会躲，学会选择。要尽量避免情绪的过度波动，不找刺激，比如苦情的电视剧、电视节目基本不看，家长里短、是是非非，离得远远的，不掺和，不劳神。即便是高兴的事，也要把握度，学会适度控制。”
列宁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行归纳总结，提出并论证社会主义在一国率先胜利的可能性，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借鉴苏联的民族工作经验，结合中国各民族实际，开展了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当时的决策者摸清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家底，并且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实行了人民公社所有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部分被识别为处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地区，跳过了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民族也被称为“直过”民族。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各项民族政策的制订和落实，既对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做出特殊贡献或因各种原因遭受权利损失和不平等待遇进行了必要的利益补偿，还有力地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合理地保护和维护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权益。
其次，民族偏见的传播与使用的语言有密切的关联。偏见作为一种观念和意识，只有在人与人之间成功进行交流之后才会得到有效的传播，这一交流过程受到使用语言的制约。我国少数民族众多，许多少数民族都有其自身的民族语言。不同的语言中，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引申意义与象征意义。不同母语的人们在进行交流时，只有对对方使用的语言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才能尽量避免误会的产生。普及和推广通用语，可以从这个角度入手，帮助不同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共识，减少偏见的产生。
再次，从时间维度来讲，民族偏见带有长期性与阶段性。偏见的产生、传播和消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偏见的存在不利于民族团结，消除偏见并不是某个个人的主观决断，而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这一过程始终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以及语言差异的影响。一切关系都具有人的主体性质，这种主体性质是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现实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基础是人自身的生动现实的实践。[5]民族偏见不可能一直存在，它可以被视为对他民族认识的一个中间阶段。从实践的观点出发认识他民族，需要通过对民族偏见进行科学分析，逐渐纠正偏见进而形成较为客观的认识。
从伦理学角度看，“爱情中的道德是以平等、爱情与义务的统一、以恋爱双方的爱情为基础的”。［1］(P168)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写道，爱情的基本要素包括“给予、关心、责任心、尊重和了解”。［2］(P32)这些要素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给予与关心引发爱情的可能性;责任心是爱情延续的重要条件;尊重和了解则是爱情成功的核心要素。了解是指认识真实的对方，而尊重是在了解的基础上努力使对方成长并实现自我发展。在《勇敢者》中，不管是戴安娜与雷或是汤米与吉娜都因为某些不符合爱情伦理的行为致使他们的感情最终破裂。
在当代社会，民族偏见这种“人自身的生动的现实的实践”仍然会长期伴随着民族而存在。促进民族团结，既要从经济层面入手提高少数民族的生产力水平，也要大力促进民族之间的语言交流，通过不断的交流沟通找到最大的公约数。促进语言交流一方面要鼓励少数民族学习并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另一方面也要鼓励汉族，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生活和工作的汉族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只有消除产生偏见的社会基础，才能彻底消除民族偏见。
对于什么是智慧校园，有各种不同的定义。笔者理解的智慧校园是一个复杂、智能的系统，是在数字校园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通过综合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全面感知校园物理环境，有效识别学生学习特征和教师工作场景，将学校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有机融合，构建开放的教育教学环境，改变师生与校园的交互方式，最终实现以人为本的个性化创新服务
五、结语
《形态》一书记录并传递出了马恩对民族这一概念的深刻认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形成过程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马恩生活的那个年代的欧洲与当代中国之间存在着差异，在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当代面临的问题时，这种差异会悄然带来一种张力。因而，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确认识并合理消解这部分张力。
[参 考 文 献]
[1]黄光学.中国的民族识别[J].中国民族,2004(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叶汝贤.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术——深入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发的唯物史观[J].哲学研究,2008(2).
[4]易星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民族思想及其启示[J].新西部,2014(18).
[5]杨河.马克思认识论基本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 [收稿日期]2018-12-13
[作者简介]张紫东(1988-)，男，江苏常州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多样性与族群认同。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19)02-0051-02
[责任编辑：刘卫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