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飞[1]2003年在《海河流域地下水环境风险分析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地下水水体由水质和水量两方面构成,这两方面共同反映了地下水资源的综合环境状况,但以往的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并没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地下水作为一种资源,它的存在状态不仅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还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并且这些影响因素众多且极其复杂,使地下水系统的环境风险综合评价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模糊性的因素。因此,将水量和水质相结合的地下水系统环境风险评价不仅包容了地下水资源储存量、水质情况、超采程度及所引起的地质环境灾害等方面的具体内容,而且地下水系统环境风险的综合评价,实质上是一个多准则、多层次、多指标综合效果的系统评价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系统地研究总结了国内外地下水环境综合评价方法,分析了海河流域地下水系统的环境状况,探讨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影响因素和建立原则,详细论述了各指标值的规范化处理及其权重确定的理论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将水量与水质相结合,提出了海河流域地下水系统环境风险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根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特点,运用模糊数学理论,建立了地下水系统环境风险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并将该模型应用到海河流域典型区域山前平原的石家庄和唐山、中部平原的沧州和衡水、东部滨海平原的天津等地的地下水系统环境风险评价。典型区域的评价结果与相关资料显示的各区域地下水系统实际环境情况完全吻合,从而验证了指标体系选取的合理性,说明了本文所建立评价模型的可信性。并且,本文所提出的将水量与水质相结合的地下水系统环境风险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以及所建立了地下水系统环境风险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具有普遍意义,可为其它区域的地下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提供参考。
李绍飞[2]2006年在《区域水资源水环境综合评价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区域水资源水环境评价是现代水文学及水资源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水资源规划、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的基础工作,可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关水资源及水环境问题的决策依据。本文在分析国内外有关水资源水环境评价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水量与水质相结合,并参考国家地区的有关标准规范,深入地探讨了区域水资源水环境评价的基本方法及其适用条件,为科学地对区域水资源与水环境风险进行综合评价提供了依据。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归纳总结了水资源数量评价与质量评价的思路、方法、程序及有关标准。在此基础上,将水量与水质相结合,针对海河流域地下水资源、水环境现状,提出了较为科学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模糊综合评价法应用于五个典型区域的水资源水环境评价,得出了水质与水量相结合的有效评价结果。(2)根据突变评价法具有无需确定权重、计算简便的优点,提出了基于突变理论的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方法。还针对突变评价法存在评价结果得分值偏高的缺陷,还提出了得分变换方法加以解决,使得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合理,为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提供了新途径。(3)在深入分析洪灾风险评价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根据灾害学理论,从致灾因子、孕灾环境、承灾体属性、社会承灾能力四方面构建大黄浦洼洪灾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依据国家、地方有关规定和标准以及类似地区的洪灾风险问题研究,提出了洪灾风险评价等级和评价标准,为洪灾风险评估提供了客观依据。(4)根据BP神经网络方法可以减少了确定指标权重人为主观性的特点,提出了用于洪灾风险评价的BP神经网络洪灾评估模型,该模型在评价系统诸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不确知时,体现出了明显的优势。并把该模型应用到大黄浦洼蓄滞洪区内36个评价单元区域中,得出了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合的结论,从而验证了基于BP神经网络的洪灾风险综合评价的合理性,为区域洪灾风险的综合评价提供了新方法。
李绍飞, 冯平, 林超[3]2007年在《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与应用》文中提出本文结合海河流域地下水环境的具体情况,分别构建了地下水资源量评价指标体系和水质评价指标体系,并将其应用于天津、沧州、衡水、石家庄和唐山五个典型区域的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中,结果表明石家庄地区水质优良,地下水储存量较丰富;天津及唐山地区水质尚可,水资源存储量较差;沧州和衡水地区地下水质劣于一般程度,存储量较差,且超采现象很严重。这与相关资料显示的各区域地下水系统实际环境情况基本吻合,验证了所建立指标体系选取的合理性,可为其它区域的地下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提供参考。
李绍飞, 孙书洪, 王向余[4]2007年在《突变理论在海河流域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中的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介绍了突变理论基本原理及评价方法,根据海河流域地下水环境特征及几十年的演变过程,提出了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将其应用于流域内天津、沧州、衡水、石家庄和唐山等5个典型区域的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中。应用结果表明,该方法的评价结果与相关资料显示的各区域地下水环境实际情况基本吻合,与应用较成熟的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基本一致,并验证了突变理论方法用于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的可行性。相对于以往评价方法,突变理论评价法无需确定指标权重,减少人为主观因素,且计算简便,为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提供了新的方法。
艾矫燕, 蔡亚娟, 邓超冰, 吴宗书, 韦宗明[5]2015年在《流域环境风险评价研究进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分析流域环境风险内涵的基础上,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综述了国内外流域环境风险评价研究现状。指出目前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流域水质健康风险评价、流域生态风险评价、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突发事件和农业非点源污染的流域环境风险评价等方面,主要采用基于层次分析、突变理论或经验公式(数学模型)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并从复杂动态系统分析的角度提出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冯平, 李绍飞, 李建柱[6]2008年在《基于突变理论的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文中研究指明针对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涉及范围广、影响因子多的特点,建立了基于突变理论的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模型,并将其运用于海河流域的天津、沧州、衡水、石家庄和唐山等5个典型区域的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中。另外,还针对该方法评价结果得分值偏高的缺陷,提出了得分变换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实际应用结果表明:该方法的评价结果与应用较成熟的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基本一致,并与相关资料显示的各区域地下水系统实际环境情况基本吻合。从而验证了突变理论方法用于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的合理性,为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提供了新的途径。
李绍飞, 冯平, 李建柱[7]2006年在《海河流域地下水环境状况的风险评价》文中研究表明地下水环境风险分析是保护地下水环境、实现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结合海河流域地下水环境的具体情况,构建了地下水环境风险因素集,介绍了突变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海河流域天津、沧州、衡水、石家庄和唐山等五个典型区域地下水环境风险的统计分析中,得出了各区域地下水环境风险值．另外,针对突变评价法存在环境风险值偏高的缺陷,还提出了分值变换方法加以解决,使得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合理,为区域的地下水环境风险分析提供了新途径．
金晓文[8]2018年在《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40年的高速发展几乎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进程,短期高强度的发展节奏,使得生态环境承受了极高的压力负荷,其中地下水环境问题也日益集中凸显,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作为我国环境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技术手段。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全局性的、科学性的、统一性的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理论方法,系统而全面的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体系与技术方法仍有待进一步探索。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环境系统风险链的视角厘定了地下水环境风险内涵,建立了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体系,探讨了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体系的实现过程与技术方法,并以我国历史遗留重大环境风险源云南者海大渣堆为典型案例,开展了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应用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对地下水环境风险定义进行了厘清和重新表述。从环境风险的传递特征出发,将地下水环境风险表述为:由人类活动引起,或人类活动与自然过程共同作用造成的,以地下水为主要受体和传播载体,可能对多种相关环境要素产生潜在的链式危害,最终使人类社会及自然环境承受损失的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可能性及其后果。(2)基于新表述建立了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体系。该体系以地下水环境风险管理为目标导向,以环境水文地质条件为分析核心。运用风险链的系统思想,基于风险过程的模拟分析,通过污染荷载和模式识别,过程模拟和危害表征,减缓对策和效果验证等六个步骤,对地下水价值损失风险、地下水污染传递风险和地下水人体健康风险等叁大风险内容进行科学的识别、估计与管理。(3)探讨了适合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的技术方法。该方法基于过程模拟,利用信息清单表达污染荷载信息,通过风险模式识别建立一组或多组风险情景设置,以此构建地下水溶质运移模型并获取污染物质的时空分布数据(集),进而基于价值损失信息,表达地下水环境价值损失的程度,基于土壤、地表水和农作物风险表征参数,表达地下水环境污染传递的可能性,基于剂量-效应模型,表达地下水环境人体健康危害的可能性。并建立评判标准利用最低合理可行原则判断风险可接受水平。而后制定管理策略,利用技术筛选和方案比选确定实施方案并验证方案的实际控制效果。(4)基于所建立的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体系,对我国历史遗留重大环境风险源者海大渣堆开展了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案例应用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对大渣堆的污染荷载判别与风险模式识别表明:污染物通过淋滤液入渗的方式经过土壤持续进入地下水中,并向下游土壤、农作物和两侧溪沟传递污染物,可能产生地下水价值损失、污染传递和人体健康风险,但污染的空间深度受限。大渣堆下部深浅两层孔隙地下水之间存在相对连续稳定厚度在10-30 m、渗透系数小于1×10~-88 cm/s的坡残积粘土,构成了良好隔水层等同于天然防渗层并具有一定的吸附能力。现状监测结果表明,50年的堆存渣堆不仅已经污染了周边地下水环境,同时污染传递效应也已对周边土壤、地表水、底泥和农作物等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但深部地下水并未受到污染,土壤中的污染深度更是有限。(2)危害表征显示风险情景下大渣堆将持续造成地下水饮用价值损失,并将污染风险传递给土壤、地表水和农作物同时对饮用地下水的人体健康造成损害。计算结果表明:污染晕持续向下游扩散,最大迁移距离1574 m,最大污染面积81.56万m~2,饮用水井观测点在1300天时Zn浓度超标,最大浓度36.7 mg/L;地下水向土壤、地表水和农作物的风险传递表征值,分别在650天、1824天和1223天达到504.06 mg/kg、1.02 mg/L、100.5 mg/kg,超过500 mg/kg、1 mg/L、100 mg/kg的可接受标准限值;人体健康非致癌危害商在1133天时,超过1大于可接受水平。风险评判认为大渣堆的地下水环境风险属于合理可接受区。渣堆体量巨大将持续污染下游环境,必须采取控制措施。天然防渗层作为地质屏障切断了污染物向深部迁移的途径和可能性,污染物仅在第四系孔隙含水层中作近水平迁移且水量有限,利用水力截获等多种成熟技术在理论上可以控制大渣堆的污染。(3)提出了“控源、断径、截流”为基本原则的就地防控方案,在专业理论上证明了其有效性。该方案以顶部生态恢复工程实现控源,东侧和南侧垂直阻隔工程实现断径,南侧水力截获实现截流。模拟验算后的结果表明,50年模拟期内,渗滤液流出总量减小了-101.5 m~3/d,地下水捕获效率约为88.9%。污染晕最大迁移距离由原来的1574 m减少到165 m,面积由原来的约0.81 km~2减少到0.14 km~2,考虑约0.9 km~2的堆放面积后仅为0.05 km~2,污染整体上被有效控制在工程范围内。通过近一年的效果验证,证明了就地处置防控工程达到了预期目标。监测结果表明,渗滤液收集总量较工程施工前减少了4.1万m~3,拦截贡献率66.73%,东部帷幕工程外污染物浓度持续降低,特征因子Zn、Cd浓度最大降幅达100倍,南部帷幕工程内外监测点浓度相差500倍以上,下游民井点的Zn、Cd浓度下降了3-4倍。(5)案例应用研究验证了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体系的可行性。风险的评价过程成为了风险的认识过程,满足了全过程环境管理对风险信息的需求,支撑了环境保护目标的达成,该评价体系在重大污染源的选址规划、污染防治和综合处置等环境保护领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主要创新之处体现在:(1)从环境风险链角度明确了地下水环境风险的内涵,建立了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体系,提出了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的技术方法。(2)利用所建立的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体系,对我国历史遗留重大环境风险源者海大渣堆开展了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成果应用在处置方案设计、实施、验证的全过程中,破解了大渣堆的处置困局,同时验证了评价体系的可行性。本文的研究成果丰富了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理论体系与应用案例,为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和地下水环境领域的保护工作提供了技术参考。
李跃鹏[9]2017年在《污染河流对地下水水质影响及保护修复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地下水作为海河流域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供水量约占年度总供水量的67%。海河流域地下水污染在全国七大流域中最为严重,因此迫切需要对引发地下水污染问题的根源进行深入的研究。论文依托于“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选择该流域河南省境内水环境恶化最具代表性的河流——卫河,在野外取样调查与室内实验测试分析的基础上,应用水文地球化学方法、同位素的方法分析了卫河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质特征及相互转化关系及卫河沿岸河床土壤污染特征;采用静态吸附实验和土柱淋滤试验,探究河流水体中主要污染物(NH_4~+-N、NO_3-N、TN、COD)在河流渗滤系统中的迁移转化规律;在结合卫河地下水流数值模拟和河流-地下水流系统中典型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污染河流-地下水流系统的保护修复治理模式。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根据研究区水样氢氧同位素δD和δ~(18)O分布特征,应用流量过程分割法,分析研究区河流与地下水补排关系,研究表明:卫河地表水补给地下水,地下水受降水、蒸发、灌溉及河流地表水的影响。根据研究区水样水化学成分,应用Piper叁线图,Gibbs图、离子组分比例系数,揭示了卫河地表水各断面水化学类型均为SO_4·Cl-Na型,地下水水化学类型存在差异。地表水阳离子浓度Na~+>Ca~(2+)>Mg~(2+)>K~+,阴离子浓度SO_4~(2-)>Cl~->HCO_3~->NO_3~-,地表水成因类型为蒸发-浓缩型;地下水阳离子浓度Na~+>Ca~(2+)>Mg~(2+)>K~+,阴离子浓度HCO_3~->SO_4~(2-)>Cl~->NO_3~-,主要受溶滤作用及阳离子交替吸附作用的影响。(2)根据供试河床土壤NH_4~+-N的静态吸附实验表明:土壤对NH_4~+-N的吸附为非线性吸附,吸附热力学符合Langmuir吸附模型。供试河床土壤土柱实验表明:土壤对NH_4~+-N(浓度10mg/L)90min后达到动态吸附平衡;渗滤实验中土壤与NH_4~+-N先发生了离子交换作用,其后发生了有机氮的矿化作用,NO_3-N和NO_2-N的浓度随淋滤时间及土柱深度的变化发生硝化和反硝化作用,导致DO浓度降低、pH值略微升高。(3)采用GMS软件中的Borehole模块构建叁维地质结构模型、基于MODFLOW模块构建了研究区地下水水流模型,并根据不同的地下水埋深条件和河流两岸水力梯度条件,将河流线状污染源进行分段处理。结果表明:研究区浅层地下水流场的总趋势是沿着河流的流向从西南向东北方向流动,经模型识别验证,地下水流场与实测流场拟合较好。(4)应用Hydrus-2d软件构建了二维河流-地下水流溶质运移数值模型,模拟“叁氮”和COD的迁移转化规律;以包气带底部淋滤的污染物浓度作为饱和带溶质运移的输入边界。利用RT3D模块模拟饱和带氮素的迁移转化,以MT3DMS模块模拟饱和带COD的运移,进行饱和-非饱和带溶质运移的联合模拟。结果表明:随着河流入渗时间的增长,NH_4~+-N、NO_2-N、NO_3-N和COD进入含水层的浓度逐渐升高并趋于稳定,其稳定浓度则可作为饱和含水层溶质运移模型的上边界输入浓度,污染河流对地下水的影响范围在河流两岸200m的范围内。(5)将GMS软件中Borehole模块构建的叁维地质结构模型,与MODFLOW的地下水流模型相嵌套,模拟了研究区浅层地下水流场。在此基础上利用Hydrus-2d、MODFLOW、RT3D、MT3DMS模型,建立了饱和-非饱和带污染物联合模拟模型,模拟了河流-地下水流系统中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6)探讨了地下水埋深、河道防渗、河流污染程度等因素对河流-地下水流系统污染物迁移转化的影响,提出了污染河流的地下水保护修复模式。
张盼伟[10]2018年在《海河流域典型水体中PPCPs的环境行为及潜在风险研究》文中指出药物与个人护理品(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PPCPs)目前已经成为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非常紧密的新兴污染物。本研究选取在我国使用量较大的非抗生素类药物、抗生素(磺胺类、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喹诺酮类)抗菌剂及雌激素等为研究对象,揭示其在海河流域典型水体(白洋淀、官厅水库及其上游河流、北京城区水体、海河流域水源地及地下水)中的分布状况及环境行为,并对其潜在风险进行评价;填补官厅水库、海河流域水源地及典型城市地下水中PPCPs研究数据空白,为评估海河流域典型水体中PPCPs的污染状况及潜在风险提供数据和理论支持。基于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叁重四极杆质谱联用技术,本文建立了水和沉积物中PPCPs的检测方法。PPCPs在水中的检出限范围为0.2～2.0 ng/L,定量限范围为0.6～6.0 ng/L,回收率范围为73.8～112%。PPCPs在沉积物中的检出限范围为0.2～0.8 ng/g,定量限范围为0.6～2.5 ng/g,回收率范围为65.3～123.5%,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20%。应用建立和优化的PPCPs检测方法对白洋淀、官厅水库及北京城区河流表层水及沉积物、海河流域水源地及典型城市地下水中PPCPs分布状况、环境行为及潜在风险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选取的目标PPCPs化合物在白洋淀表层水、沉积物及孔隙水中都有检出,大部分PPCPs具有较高检出率。5种非抗生素类药物(对乙酰氨基酚、咖啡因、卡马西平、地尔硫卓、氟西汀)在白洋淀表层水、沉积物及孔隙水中平均浓度比磺胺类(磺胺嘧啶、磺胺甲恶唑、磺胺二甲嘧啶、甲氧苄啶)、四环素类(四环素、金霉素、强力霉素、土霉素)、大环内酯类(阿奇霉素、泰乐菌素、林可霉素、红霉素)及喹诺酮类(氧氟沙星)抗生素高。白洋淀不同水体介质中PPCPs含量组成为:在表层水中,非抗生素类(53.26%)>大环内酯类(25.39)>磺胺类(10.06%)>四环素类(7.64%)>喹诺酮类(3.64%);在沉积物中,非抗生素类(42.70%)>大环内酯类(25.43%)>四环素类(14.69%)>磺胺类(13.90%)>喹诺酮类(3.24%);在孔隙水中,大环内酯类(42.12%)>非抗生素类(34.80%)>磺胺类(11.71%)>四环素类(7.48%)>喹诺酮类(3.88%)。与国内外主要江河、湖泊水体中PPCPs污染状况相比,本研究中选取PPCPs的浓度处于中等污染水平。应用风险商值(Risk Quotients,RQ)模型对白洋淀及其支流表层水及沉积物中PPCPs的潜在风险进行评价,发现白洋淀表层水中PPCPs处于较低或中等风险水平;在白洋淀湖区沉积物,对乙酰氨基酚、磺胺嘧啶、甲氧苄啶、红霉素和泰乐菌素的风险商值大于1,对白洋淀底栖生物具有高风险;(2)首次对官厅水库及其上游河流水体中PPCPs进行研究,发现对乙酰氨基酚、咖啡因、金霉素和氧氟沙星在表层水中检出率为100%,对乙酰氨基酚和咖啡因在官厅水库及其上游河流沉积物中检出率为100%;氧氟沙星在官厅水库,卡马西平、四环素、金霉素在其上游河流沉积物中检出率为100%。对乙酰氨基酚和咖啡因为官厅水库及其上游河流中的优势污染物。对乙酰氨基酚在官厅水库及其上游河流表层水和沉积物中的浓度分别为155和302 ng/L、529和202 ng/g。咖啡因在官厅水库及其上游河流表层水和沉积物中的浓度分别为208和338 ng/L、1430和1020 ng/g。应用RQ风险评价模型对官厅水库及其上游河流表层水及沉积物中PPCPs的潜在风险进行评价,发现红霉素在官厅水库表层水中存在中等风险,在其上游河流表层水中存在高风险,其余化合物在表层水及沉积物具有低风险或无风险。在官厅水库及其上游河流沉积物中,许多PPCPs的RQ值大于1,对生态环境具有高风险。(3)选取多种PPCPs在北京城区河流及湖泊表层水中浓度范围分别为N.D.～655 ng/L和N.D.～252ng/L,沉积物中PPCPs浓度范围分别为N.D.～510.2ng/g和N.D.～161.8 ng/g。咖啡因为北京城区表层水中10种PPCPs优势污染物,对乙酰氨基酚和咖啡因为北京城区河流沉积物中10种PPCPs优势污染物。应用RQ风险评价模型对北京城区河流和湖泊表层水及沉积物中PPCPs残留对水生生态系统潜在风险进行评价,发现北京城区河流和湖泊表层水中PPCPs的RQ值均低于0.1,对河流水生生态系统具有低风险。对乙酰氨基酚、咖啡因、阿奇霉素、林可霉素、甲氧苄啶等对北京城区河流及湖泊底栖生物具有高风险;其余化合物对北京城区河流及湖泊沉积物底栖生物具有中等或低风险。(4)首次对海河流域水源地中PPCPs进行检测,发现有10种PPCPs的检出,不同水源地表层水中PPCPs含量差别较大。YCSK水中PPCPs含量最高,WKSK水中PPCPs含量最低。应用RQ风险评价模型对海河流域所有部颁水源地表层水中PPCPs进行风险评价,发现海河流域水源地表层水中选取的PPCPs除红霉素在YCSK、XHHSK、XFSK和XHSK中显示较低中等风险外,其余化合物均不存在生态风险。(5)首次对海河流域典型城市张家口和秦皇岛地区地下水中PPCPs进行检测,发现有10种PPCPs检出,其检出率范围为6.67～46.7%,金霉素在PPCPs中检出率和平均检出浓度最高,分别为46.7%和4.16 ng/L。将海河流域张家口市和秦皇岛市与松辽流域齐齐哈尔市地下水中PPCPs相比较,发现海河流域较松辽流域地下水中PPCPs含量较低;与世界其他地区地下水中PPCPs污染状况相比,张家口和秦皇岛地下水中PPCPs处于较低污染水平。
参考文献：
[1]. 海河流域地下水环境风险分析问题的研究[D]. 李绍飞. 天津大学. 2003
[2]. 区域水资源水环境综合评价方法研究[D]. 李绍飞. 天津大学. 2006
[3]. 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与应用[J]. 李绍飞, 冯平, 林超.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7
[4]. 突变理论在海河流域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中的应用[J]. 李绍飞, 孙书洪, 王向余. 水利学报. 2007
[5]. 流域环境风险评价研究进展[J]. 艾矫燕, 蔡亚娟, 邓超冰, 吴宗书, 韦宗明.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2015
[6]. 基于突变理论的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J]. 冯平, 李绍飞, 李建柱. 自然灾害学报. 2008
[7]. 海河流域地下水环境状况的风险评价[C]. 李绍飞, 冯平, 李建柱.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论文集（二）. 2006
[8]. 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体系研究[D]. 金晓文. 中国地质大学. 2018
[9]. 污染河流对地下水水质影响及保护修复模式研究[D]. 李跃鹏. 长安大学. 2017
[10]. 海河流域典型水体中PPCPs的环境行为及潜在风险研究[D]. 张盼伟.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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