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制造中心形成及变迁机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世界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国际社会发表评论称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或“世界工厂”后，国内外对中国“世界制造中心”问题研究突然增多，（注：2001年5月，日本通产省发表的《面对21世纪对外经济政策挑战》贸易白皮书第一次提出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随后世界各主要媒体及国内学术界对中国“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中心”等研究论述不断增多，但对“世界制造中心”的基础性研究不多。由于在国内外研究中存在有“世界工厂”和“世界制造中心”等不同称谓，所以本文第一部分在综述已有研究成果时基本保留原作者称谓，同时出现两种称谓，但以后本文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全部使用“世界制造中心”统一称谓。）但关于“世界制造中心”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一 国内外研究综述
目前，国际上对“世界工厂”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在对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中都会提到世界经济史上已形成的前三代“世界工厂”及其转移问题，只是史料性描述和个别原因的简单分析，对“世界工厂”的形成机理和转移动因的理论研究微乎其微。自从2001年5月日本政府的《面对21世纪对外经济政策挑战》贸易白皮书和《日本经济新闻》社论发表后，国内外对中国“世界工厂”问题研究突然增多，但在国际上多数研究是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为前提条件，并以此为平台分析中国“世界工厂”对世界和亚洲经济的影响，由于其前提条件存在严重不确定性，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而国内学术界对中国“世界工厂”的研究刚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驳国际上流行的中国世界工厂“威胁论”和中国经济“崩溃论”两种观点，所以大多数研究要兼顾问题的两个方面，即首先是否认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并认为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成为“世界工厂”，但同时又指出中国制造业能力和水平是不断提升的，具有成为“世界工厂”的条件和优势，中国经济并不会崩溃。在论证方法上主要是采用以近年来的经济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为主，结论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通过对这些结论的综合归纳可以发现，其最终结果是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随后的研究从分析“世界工厂”的内涵和标准入手，评判中国距离“世界工厂”的差距及中国的优势，研究态度渐入理性和客观、研究方法也渐趋科学、研究形式也多种多样，所以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也不断增强。从目前来看，国内外就这一问题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认为中国目前仍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世界工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如冯昭奎通过对中国与日本“世界工厂”形成的比较，认为目前中国距“世界工厂”仍有一定的差距，但也存在向“世界工厂”进发的优势，并指出中国的“世界工厂”化与日本的“产业空洞化”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两个不同侧面。（注：冯昭奎：《“世界工厂”变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7期，第22～27页。）成其谦通过对世界经济史上三次“世界工厂”形成及转移的分析，归纳了“世界工厂”的基本标准和内涵，同样认为中国目前仍不是“世界工厂”，但具有成为“世界工厂”的优势和条件，并得出了“世界制造中心”不一定是“世界科技中心”这一重要论点。（注：成其谦：《世界制造中心辨析》，载《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4期，第46～50页。）吕克勤在对“中国制造”和中国“世界工厂”两个基本概念进行分析基础上，认为“中国制造”只具有符号意义，“中国制造”并不等于“世界工厂”，他还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能否成为“世界工厂”是国际分工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一国战略选择的结果。其结论暗含着在当今国际经济分工新条件下，“世界工厂”形成和转移更多地决定于客观因素，而不是政府战略和政策的结果。（注：吕克勤：《“中国制造”与世界工厂》，载《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5期，第11～16页。）吕政根据英国、日本工业发展的历史，对“世界工厂”的内涵进行初步界定，并得出结论：“目前，中国只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和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如家电、IT产品配件）方面成为‘世界工厂’，而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方面还不具备‘世界工厂’的规模和水平”。（注：吕政：《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吗》，载《中国经贸导刊》，2002年第15期，第9～10页。）由于其对“世界工厂”内涵的界定是以特定历史时期的“世界工厂”特征为基础的，所以是静态的，不能反映当代特点，与当今国际经济分工和产业资本转移新形势有些不符。胡立君等人从实证角度研究认为中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并提出中国打造“世界工厂”的基本路径。（注：胡立君、陈静：《中国打造世界制造中心和路径依赖探讨》，载《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1期，第40～47页。）这一研究开创了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中国“世界工厂”问题新途径，但由于其对“世界工厂”归纳的五个基本假设前提并没有得到证实，有些前提假设与事实明显不符，其实证分析的前提条件是否成立就存在问题，所以其结论在可信性上也就存在很大问题。日本学者关志雄则从中日产品贸易的实证分析入手，以电子信息产品在美国市场竞争为例，认为中日产品生产分工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制造业虽然有较大发展，但加工制造业占有重要的比重，所以目前仍没有超出“雁行经济发展”模式，（注：关志雄：《从美国市场看“中国制造”实力》，载《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7-8月号，第5～12页。）这一研究结论隐含着最起码中国在电子信息产业上目前仍不是“世界工厂”这一结论。金兴健以静态的产量和技术指标为标准，建立了“世界工厂”的评判体系，并认为按产量标准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将成为一种必然，但仍无法改变以劳动力换取资本和技术的局面。（注：金兴健：《中国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吗？》，载《国际商务研究》，2002年第3期，第11～15页。）刘福垣认为“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中心”和现代制造业基地是世界制造业发展层次不同的空间布局，其结构和功能都没有可比性，“世界制造中心”呈多极化趋势，并且分析了不同地区制造业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不同路径。（注：刘福垣：《我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载《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第20～23页。）另一类研究认为：中国目前已成为或基本成为“世界工厂”。郭万达等人通过对工业化时代、信息时代“世界工厂”内涵和特征的分析，认为按现代“世界工厂”意义，中国已完全具备条件，并从产业层面、区域层面和“世界工厂”与其他产业（金融业、服务业、博览会展业等）关系进行论证。（注：郭万达、朱文晖：《中国制造——“世界工厂”正转向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刘昌黎认为在当代中国“世界工厂”与中国成为跨国公司“世界性生产基地”是同义语，并以此结论为平台，阐述了中国“世界工厂”的意义和下一步措施。（注：刘昌黎：《论中国“世界工厂”及其对策》，载《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10期，第43～50页。）这一研究是在降低“世界工厂”内涵标准基础上进行的，并没有说明中国“世界工厂”的实质。于蕾等人根据在国际分工中地位将“世界工厂”分为三种类型，并从国际分工角度研究中国“世界工厂”的类型和对策。（注：于蕾、沈桂龙：《“世界工厂”与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国际分工地位》，载《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第35～38页。）傅晓霞等人认为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优势是先进的技术，美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优势是先进的管理，而在当代国际经济分工新条件下中国具有成为“世界工厂”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这一研究指出了中国“世界工厂”与前三代“世界工厂”的不同，具有动态性。（注：傅晓霞、吴利学：《中国：第三个“世界工场”》，载《山东经济》，2002年第4期，第15～18页。）唐杰等人从工业化时代全球“世界制造业中心”的特征和变迁研究开始，总结出了促进“制造业中心”形成和变迁的基本要素和条件，并分析了信息化时代新一代“世界工厂”的新特点，认为中国已具备了成为新一代“世界工厂”的优势条件，但同时又指出与前三代相比，中国“世界工厂”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下降。（注：唐杰、蔡增正：《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性质及经济发展特征》，载《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第8～15页。）这一研究成果是目前国内关于中国“世界工厂”研究成果中较为客观和综合的。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世界制造中心”问题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仍有许多基础性工作要做。如“世界制造中心”的时代内涵和标准是什么？“世界制造中心”形成机理及转移动因是什么？“世界制造中心”的形成、转移的背景和环境是什么？“世界制造中心”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关系如何？“世界制造中心”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和作用变化等。其实，“世界制造中心”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与某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相联系的，是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是世界制造业在区域上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体现。但是世界制造中心绝不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它是特殊国家或地区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出现的特殊现象，世界制造中心的形成需要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区位环境。随着人类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世界各国都已经历或将要经历工业化进程，但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二 不同时代世界制造中心的形成条件及特征
由于世界制造中心是工业化的产物，与一国的工业化进程紧密联系，而不同时代产业革命的内容、支柱产业和国际分工方式又是不断变化的，这就决定了不同时代世界制造中心在形成中所面临的环境和具有的特征也各不相同。
从不同时代世界制造中心形成外部环境来说，英国第一代世界制造中心是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果，其产业资本的形成对外主要依靠对殖民地国家的武力掠夺和不平等的产品贸易，对内依靠对农民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剥夺等方式来实现的。美国第二代世界制造中心是世界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大量间接投资为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展和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产业资本，两次世界大战使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受到极大破坏，而惟独美国的工业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巩固了其第二代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日本第三代世界制造中心是其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结果，但与英国、美国的第一、第二代世界制造中心所面临的环境不同，日本的产业资本主要来自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西方国家的军事采购是日本工业制成品销售的主要渠道，日本没有原创性的基础科技成果，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日本的技术引进吸收战略采取宽容的态度，使日本避免了基础研究所需要的高昂的试错成本，以致日本在部分产业生产上居世界领先水平。
不同时代世界制造中心特征及形成条件比较表
资料来源：根据各代世界制造中心形成特点整理。
从不同时代世界制造中心的特征来说，英国第一代世界制造中心主要以纺织业、采矿业、冶炼业等传统产业为支柱产业，其中纺织业对其他工业具有领导权，正如当时的一句成语所证实：“the staple trade,the great staple trade of the Kingdom”，意思是“主要的工业，王国中的工业。”（注：［法］保尔·芒图著，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0页。）当时的英国集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等产品价值增值过程于一国之内，集世界制造中心、科技中心、贸易金融中心于一体。美国形成第二代世界制造中心地位时其主导产业为钢铁、造船、化工、汽车、电力设备等当时的新兴产业，也是集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等产品价值增值过程于一国之内，虽然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是国际经济分工的两种基本方式，但仍以完整的产品贸易为主参与国际分工。美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世界市场绝大份额，集世界制造中心、科技中心和贸易金融中心于一体。日本形成第三代世界制造中心地位时，其支柱产业为半导体、电子信息、家电、汽车等产业，但日本在这些产业的研发上并没有优势，其并不是世界科技中心，出现了世界制造中心与世界科技中心相分离的现象。
从上述分析可知，促进世界制造中心形成的因素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生性的要素，另一类是外生性的。若将世界制造中心作为目标函数F，则影响其形成的自变量有：要素市场规模f、产品消费市场规模p、产业资本k、国际分工方式d、科技实力s和区位优势l，函数表达式为：F=F(f,p,k,d,s,l)。在不同时代这些因素对世界制造中心形成的贡献是不同的，如在英国第一代世界制造中心形成中，必须要全部具备这些要素，即这些要素都是内生的，函数表达式为：
。在美国第二代世界制造中心形成中，各要素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表现为产业资本可以通过外部形成，各要素对世界制造中心形成贡献的函数表达式为：
。在日本第三代世界制造中心形成中，产业资本、科技实力和产品消费市场规模等因素都可以通过外部形成，各要素对世界制造中心形成贡献的函数表达式为：
。与世界经济史上已形成的三代世界制造中心相比，当今，新一代世界制造中心所面临的形势和具有的特点也不相同。表现为：国际分工由过去产业间、产业内完整的产品生产分工向产品内部部件生产、产品增值过程分工、产品生产环节分工和产品生产要素分工等复合分工方式发展，研发设计外包、生产制造外包、营销服务外包等分工现象将成为国际分工常态。随之变化的国际产业资本是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流动，去寻求、整合、组织更具有优势的生产要素资源，从事产品部件的生产加工，而不是追求对产品增值全过程的控制。这就意味着国际产业资本会更多地流入具有制造业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不是局限于发达国家内部，所以新一代世界制造中心将会在部分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形成。
三 世界制造中心形成及变迁的基本条件
世界制造中心是工业化时代特定国家特定阶段的产物，其形成也具有特定历史条件，是什么因素使世界制造中心在一个国家形成并促使其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国家的呢？当然对于每一代世界制造中心的转移都有许多不同的具体原因，但抽象和概括性地说，其基础因素可归纳为：市场规模(f，p)、产业资本(k)、科技革命(s)和国际分工方式(d)。
（一）市场规模
此处的市场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制造业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市场，二是指制造业所生产产品的消费市场。生产要素市场优势决定了制造业的生产优势。
在英国第一代世界制造中心形成中，欧洲许多国家熟练的技术工人不断涌向英国，为英国提供了大量的技术劳动力资源，英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附属国为英国的棉纺织、毛纺织业提供了大量廉价的生产原材料，加之英国当时优越的政治、区位环境，使英国成为以纺织、采矿、冶金业为支柱的第一代世界制造中心。同时，英国的庞大殖民地区域又是其最终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地，从而促进其生产能力的快速提升和工业产品的顺利出清。在美国第二代世界制造中心形成中，美国本身具有比英国更多的国内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使其制造业的起点优势就比英国高，另外美国国内市场需求规模也比英国大得多，所以，当时美国虽然没有英国那么多的殖民地，但有巨大的国内生产要素和消费市场。如在1815年到1914年的100年间，仅欧洲就有3500多万人移居美国，每次移民浪潮都伴随着大量资本和新技术的流动。从1900年起，美国利用外资一直占世界对外投资的50%以上，到1914年仍占43%。（注：高德步、王珏：《世界经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美国在第二代世界制造中心形成后，虽然其出口贸易增加了3倍以上，但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对外贸易仅占10%左右，大部分工业品仍在国内销售，国内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作用比外贸作用要大得多。（注：金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近代经济发展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日本是一个国内资源贫乏、国内产品需求市场较小的国家，但是日本的世界制造中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当时美国试图以日本作为其全球发展战略和控制共产主义蔓延的前哨阵地，进一步控制远东地区和亚洲，美国为日本提供了大量的可流动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等，加之当时日本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以形成了二战后日本的制造业优势。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将日本作为战备物资供应基地，在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不仅为日本工业制成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且进一步促进日本工业制造业向军事重工业方向发展，形成重工业优势。（注：程极明：《世纪经纬》，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
（二）产业资本
支撑工业制造业发展和世界制造中心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产业资本。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决定产业资本转移目的和途径，而产业资本转移是世界制造中心变迁的主要动因。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熟练劳动力是决定性生产要素，但随着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大机器的广泛应用和机器装备工业在工业化进程中作用的加强，产业资本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从世界制造中心转移的历程来看，也正是产业资本的转移带动了世界制造中心变迁。在英国第一代世界制造中心形成中，英国是通过枪炮和战舰从殖民地和附属国掠夺大量的金银财富，（注：高德步、王珏：《世界经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在金本位时代，这些金银财富直接由货币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投入到工业制造业中。第二次工业革命前，作为当时最发达工业国的英国将大量资金以间接投资方式流向美国，转化为美国的产业资本，从事机器制造、铁路修建等经济活动，弥补了美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资本的不足。（注：金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近代经济发展史》，第133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是资本十分稀缺的国家，但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大量的资金援助，使日本工业具备了起飞的初期资金条件。据统计，二战结束后的几年内，美国通过“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经济复兴基金”先后向日本提供了23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贷款。（注：程极明：《世纪经纬》，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
（三）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对世界制造中心的形成和变迁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每次科技革命都会推动新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始，科技创新是产业革命的助推器，同时产业革命的发展又促进科技革命的深化。在蒸汽机时代的英国世界制造中心形成过程中，在纺织、采矿、冶炼、机器制造等主导产业上多次发生重大技术创新，蒸汽力代替人力和自然力实现了产品生产动力供给上的革命，以机器制造代替手工操作为现代工业发展打下基础。在内燃机和电气化时代美国世界制造中心形成过程中，在电力、汽车、机电、化工、飞机、电子等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科技创新革命，特别是电力技术的发明使工作机和动力机完全分离，使工业制造业摆脱了对动力机的地理依赖，可以根据资源禀赋情况对制造业进行合理的区域分布，电力技术成为推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动力。在信息化时代日本世界制造中心形成过程中，虽然日本的原创性基础科学研究并没有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日本通过采取引进吸收战略，消化并提升了美国的科学技术并应用于民用工业，最终取得成功。
（四）国际分工方式
自从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真正的国际生产分工形成以来，国际生产分工方式经历了由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公司内分工、产品内分工和要素分工等不同阶段，分工方式的不同对世界制造中心的形成和转移也具有巨大促进作用。在英国、美国形成第一、第二代世界制造中心时代，发达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间垂直分工是主要的国际分工方式，这一分工方式决定了世界制造中心必然产生于工业发达国家。在日本形成世界制造中心过程中，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分工和公司内贸易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致使日本在电子信息和家电等部分产业上形成竞争优势，但因为在这一分工方式下制造业仍在发达国家内部，所以世界制造中心还是形成于工业国家。但在目前以产品生产过程中要素分工为主要方式的条件下，制造业的生产加工优势要素则集中于具有人力和资源比较优势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在新型国际分工方式下，世界制造中心将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四 世界制造中心的时代内涵
由于不同时代的世界制造中心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与地位各异，所以世界制造中心的内涵也具有时代性和动态性。无论是世界制造工厂还是世界制造中心，在经济学上既没有权威的定义，更没有衡量标准。吕政根据对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工业化过程考察，对世界制造中心的内涵给予了定义，（注：吕政：《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吗》，载《中国经贸导刊》，2002年第15期，第9～10页。）但他的定义只是以世界上已形成的前三代世界制造中心为基础，对其形成过程中制造业发展现象的定性描述，仍没有定量的标准。并且这一内涵界定是静态的，它掩盖了前三代世界制造中心形成和变迁中的动态变化因素，也忽视了目前工业化、信息化在不同国家进行交合转化时代，国际经济分工的新特点和制造业发展的新动向。原国家经贸委研究中心对世界制造中心内涵的界定（注：原国家经贸委研究中心：《开放导报》，2002年第5期，第11～15页。）有了明显的动态性和时代特征，认为比较优势是形成世界制造中心的重要因素，这对于发展中国家世界制造中心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在具体的量化指标中又包含有静态和机械成分。
世界制造中心是工业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所以对世界制造中心的界定也必须以动态趋势结合国际经济分工特点进行。严格按照世界经济史上前三代世界制造中心形成中的数据去量化、衡量当代世界制造中心标准就会掩盖世界制造中心的实质内涵，在当代国际经济分工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形势下，世界制造中心内涵可做如下界定：一是一国在国际制造业分工中具有制造和加工的比较优势。具体表现为：对产业间分工来说，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成熟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对产业内和产品分工来说，在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和营销服务等产品增值环节中，生产加工是最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二是作为世界制造中心，一国制造业必须面向世界市场，成为世界产品或配件生产重要基地，是世界制造业构成的重要部分。三是从数量上来说，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其生产能力和出口额占世界生产能力和出口额的比重居相对领先地位。从质上来说，所生产的产品能反映世界产品生产潮流和趋势，并且具备为生产此类产品所配套的基本条件。
五 世界制造中心的发展趋势
（一）世界制造中心将呈现多层次化、多极化
世界制造中心的多层次化表现为传统的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世界制造中心不仅具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而且其产品生产加工技术水平也居世界领先水平；而在国际产业分工细化条件下形成的新一代世界制造中心仅仅在产品生产加工过程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具有比较优势。所以，新一代世界制造中心与传统的世界制造中心在科技研发实力和制造业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世界制造中心的多极化表现为在国际产业分工新形势下，世界上有许多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都具有发展成为新一代世界制造中心的条件和趋势，即新一代世界制造中心可能同时产生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世界制造中心多极化还表现为在目前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等许多工业发达国家纷纷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世界制造业根据行业特征、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向不同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要素参与国际分工，随着国际制造业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和转移，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融入国际经济的机会，从理论上说新一代世界制造中心可能同时产生于世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即世界制造中心将呈现多极化。
但世界制造中心多极化并不否定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即世界制造中心必须是世界市场上某种或某些产品或配件的重要生产基地，并且代表世界产品生产潮流，其产品或配件的生产能力和出口量占世界市场比重要居领先地位。如在后工业化时代，电子信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比重要占制造业相当份额。
（二）世界制造中心“三位一体”相分离
许多研究都认为世界制造中心必须同时也是“世界科技中心”和“世界贸易中心”，其实这种观点也是来自对第一、第二代世界制造中心表象的简单归纳和推理，与当代国际分工发展趋势完全不相符的，再用这种标准来衡量新一代世界制造中心将是不合时宜的。
世界制造中心“三位一体”的分离是比较优势原理在工业制造业应用的必然结果，因为科技中心的优势在于产品的研发、设计、创新，在产品的生产制造阶段并没有比较优势。在信息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知识产品而不是物质产品的生产才是最终产品价值的主要构成，制造中心的地位与一国产业综合能力的相关关系明显弱化，发达的后工业化国家已不再图谋世界制造中心地位，而是通过发挥自身比较和竞争优势，以科技创新活动控制和管理世界制造中心，以获取比物质产品生产多得多的利润，所以对世界制造中心地位的放弃是发达工业国家产业发展战略调整和发挥比较优势的现实体现。同时，在信息化时代产品的贸易手段和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网络进行广告宣传、采购销售已成为最经济、快捷方便的贸易途径，贸易网络也由传统的现实走向虚拟，现实的贸易中心已逐步为采购销售网络替代，所以前三代世界制造中心形成中的贸易中心也不会再现。
（三）信息化时代世界制造中心地位弱化
在工业化时代，制造工业是代表最高科技水平的产业，制造业是支撑一国经济繁荣的支柱，制造业决定着国家的综合实力，世界制造中心在世界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它标志着一国的科技、制造和贸易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但在后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传统的物质制造业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逐步下降，制造中心地位与一国的产业能力和综合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明显弱化。具体表现为高科技产业取代工业制造业代表科技最高水平，知识产品而不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规模和效率决定产业规模和效率，物质产品的生产仅是最终产品生产的外在表象，知识产品的生产才是最终产品生产的实质，最终产品的价值决定于其所含知识产品价值的高低，所以是知识产品生产的高科技产业而不是物质产品生产的制造业决定整个制造业的竞争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正是通过将物质产品生产的制造业或制造过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将知识产品生产环节——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设计留置于国内，以科技创新来控制和管理生产制造，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对制造利润的更大占有。在信息化时代，世界制造中心所拥有的仅仅是产品的物质生产能力，比知识产品生产获得少得多的利润。但同时又必须认识到，对于大多数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大力发展物质产品的工业制造业，积极参与世界制造业的分工，提高制造业水平在目前是明智的选择，也是任何进行工业化国家所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对新一代世界制造中心的形成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一方面，它并不代表世界上先进工业化国家工业制造业水平或综合国力的下降，也不代表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造业水平全面超过工业发达国家，居世界领先地位。另一方面，新一代世界制造中心的形成是在世界经济分工和产业资本国际转移新形势下部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产物，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不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恩赐，当然发展中国家世界制造中心的形成也不会对发达国家构成威胁或冲击，相反会使世界经济分工更加有序，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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