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增长对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绩效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绩效论文,城市商业银行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模式采取了先在某些小区域开始一些政府支持的优惠政策，然后再扩展到其他相对落后的区域。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制度是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Ferri(2009)发现，在对浙江、湖北、四川的20家城商行的调查中，作为衡量银行绩效的指标如资产回报率(ROA)，所有者权益回报率(ROE)和不良贷款率(NPL)，在地方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最高，其次为发达的湖北省，在相对最差的四川省最低。这表明了中国地方经济的水平对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绩效有明显影响。沿着Ferri的研究发现，我们试着研究是否中国地方经济增长对银行的绩效有影响。据我所知，现存研究没有对此问题做出解决。本文之所以选择城市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地方经济增长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是因为对于一个典型的国有商业银行或股份制商业银行，我们只能取得其遍布全国的各个分行的合计财务和运营数据。这种合计指标无法反映该银行在某个地区的业绩。相反，城市商业银行的产生就是基于一个城市一个商业银行这一宗旨，所有的城市商业银行都是位于中心城市：省级或地级市。换句话说，所有城市商业银行都是地方性运营的。因此，所有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财务和运营数据都反映了它们的地方业绩，因此都可以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挂钩来分析。我们选取了典型的绩效评估的两个指标来探讨地方经济增长对城市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我们的实证分析结果如下：地方经济增长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绩效具有正相关性。而且，正相关性很显著。此外，在城市商业银行的绩效和财务运营变量之间没有明显的统计关系。
我们只研究了银行绩效和地方经济增长的两个现存的关系。反映地方银行业绩和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数据时研究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是我们研究最理想的对象，因为中国城市商业银行这种一个省级市或地级市一个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置为我们提供了最理想的研究条件。我们没有如Ferri(2009)一样使用财务运营指标来做这种更全面的城市商业银行的研究。除了Ferri(2009)，还有另外一篇论文陈述了银行绩效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那就是Lucchetti et al，2001)，认为意大利各省地方经济增长正面地依赖于服务于某个地方社区的银行平均成本有效性。我们的研究不同于Lucchetti et al。(2001)，首先是我们采用的是各个地方城市商业银行的总体效益，而不是把某一地域的所有分行的绩效做加权平均；其次，我们只研究每个省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商业银行，而摒弃了那些二三线的城市商业银行。
本文结构如下：在下一节里，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给出了中国城市商业银行这一行业发展的背景；第四部分提供了我们的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和实证方法，同时我们展示了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结果，即地方经济增长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绩效有正相关关系；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银行绩效的相关文献综述
在过去50多年中，银行效率问题研究一直受到关注。有关银行业效率低下的根源，早期的研究倾向于强调规模经济的影响，即考察单位成本能否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也倾向于强调范围经济的影响，即考察单位成本能否通过联合生产而降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经验研究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资产为1-50亿美元的中型银行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规模经济所要求的银行资产规模大幅度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规模经济显著的资产规模为100亿——250亿美元。关于范围经济，经验研究显示较小的范围无成本效率(Saunders，1999)。近来，有关效率的研究转到了生产效率问题上。生产效率由两部分组成：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技术效率指的是现有资源最优利用的能力，即在一定的投入水平下产出最大化或在给定的产出水平下投入最小化[1]。配置效率指的是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实现投入和产出最优组合(Lovell，1993)。在有关生产效率的研究方面，Leibenstein(1996)首先把X效率引入全面客观的因素分析中，如管理的改进和技术的应用，而不考虑大小(规模经济)和产品组合(范围经济)。在一组资料数据中，可以估计最佳业务边界或最差业务边界，最佳业务边界和某个公司实践之间的差幅反映了其X效率低下的程度[2]。
在欧美各国，众多关于金融机构有效性的文献都着重于机构绩效和市场结构、放松管制、并购和外国银行进入[3]。Berger、Humphrey(2005)、Berger和Mester(2006)提供了一个广泛的有价值的文献调查。与这些发达国家相反，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绩效研究主要集中于所有权结构、私有化及其对公司治理和绩效的影响[4]。发展中国家银行绩效的研究也存在着十分详尽的调查(Megginson和Netter，2002；Clarke et al，2005；Megginson，2005；Boubakri et al，2005)。因此，我们这里对这两类文献进行详细介绍。一个是研究金融机构绩效和地方经济增长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研究就类似于此，另一个是研究中国银行效率，因为其结果可能使我们对中国银行业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行业环境有更深入的了解[5]。虽然很多文献认为金融与经济增长相关，但是极少文献是针对银行业绩和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据我们了解，只有两篇Lucchetti et al，2001)的文章用动态面板的方法研究了意大利银行系统有效性和地方经济增长。他们基于一个区域的加权平均效率引进了区域效率概念，并且发现了银行效率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独立有效关系的存在。Ferri(2009)通过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的20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研究，发现东部发达区域的城市商业银行的绩效最好，相对经济落后区域的城市商业银行绩效最差。他得出结论认为地理和政策对城市商业银行绩效会有影响，而且认为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是改进中国银行业必须进行的改革。这两篇文章表明了银行业绩和地方经济增长之间，或者是银行效率对地方经济有正面影响，或者地方经济增长对银行效率有正面影响[8]。
关于中国银行绩效的文章寥寥无几。Chen et al.(2005)推论出中国的大型国有银行和小型银行比中型银行更有效率，技术效率主导资源配置效率，1995年的金融自由化提高了成本效率[6]。Yao et al.(2007)研究了中国加入WTO之前所有权结构和硬性预算约束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他们的实验结果是，非国有银行比国有银行效率更高，面临更硬性预算的银行比那些国家或地方政府出资的银行效率更高。[9]Berger et al.(2008)探讨了中国银行所有权对绩效的影响，他们对于所有权与绩效关系的研究结果与前面的研究一致。他们认为少数外国股东的存在可能会增加中国银行的效率。Jiang et al.(2009)调查了公司治理的变化对中国银行绩效的影响，推论外资收购和进行上市改革的银行绩效有所进步，而通过IPO私有化的只有一些短暂的效果。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这些研究都有如下共性：中国银行业的所有权结构很重要，渐进式改革和私有化会引起公司治理的变化；选择效应不能排除在中国银行业以外[7]。
三、中国银行业的背景
(一)中国银行体系
按照政策的渐进变化，中国银行体系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前，1979年至1990年代，以及1990年末期之后。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中国银行体系的特征是单一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这一阶段中，银行体系的特征是中国式银行转向现代商业银行。由于国有企业运营不佳，他们把银行债务作为运营资本，导致大量坏账的累积。在1994年，3个新成立的国有政策性银行(中国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借款给国有企业的业务正式接手。为了将银行现代化而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第一，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将不良贷款剥离，1998年，中央政府发行了2 700亿人民币的特殊债券，筹集的资金注入了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随后，这些资金转换为这几家银行的股权。1999年，1.4万亿元的不良贷款从四大国有银行转入新成立的私家资产管理公司。为了使银行准备好在股票交易所上市，从央行外汇储备开始了第二轮的资本注入。中国银行在2004年得到了225亿美元的资本注入，中国建设银行在2004年得到了225亿美元的资本注入，中国工商银行在2005年得到了150亿美元的资本注入。第二，吸引国外战略投资者并用标准的公司治理，将中国的银行改制为股份制企业。例如，2004年香港和上海银行集团购买了交通银行19.9%的股份。国外的战略投资者给银行提供的不仅仅是资本，还有外国独立董事，以及介绍国外管理技能和新的金融产品、提高运营效率、提高投资回报率。第三，将这些银行在国内外挂牌上市。这一措施的意图是给董事和管理层加以市场压力和外部监督。这一轮中第一个上市的，是2005年6月交通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总共筹集资金20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建设银行在2005年10月挂牌上市，筹集资金80亿美元。中国银行在2006年6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筹集资金112亿美元，在2007年7月在国内上海股票交易所筹集资金25亿美元。2006年10月，工商银行在上海和香港两个交易所同时挂牌，融得资金219亿美元，成为当时有史以来最大的IPO。经过一系列渐进的银行改革，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依然控制着中国银行体系中大约一半的资产、全部的负债和权益。我们可以推论，从资产、负债，所有权方面，五大国有银行仍然控制着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和银行体系相对集中。中国银行业板块共有近3900家注册银行机构，共拥有约193 000分行和2900万员工。
(二)中国城市商业银行
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是在1995年以后，当不良贷款威胁着1970年代成立的城市信用社时，中国人民银行对其进行改组而产生的。具体地说，2 194家位于城镇的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地方金融服务机构被注入地方财政资金，同时，他们被要求合并成为新型的股份制公司，即城市商业银行，要求城市商业银行从这些机构承担过来所有相关的不良贷款。典型的城市商业银行股东包括地方政府、城市集体企业、地方民营企业以及公民，但不允许个人成为新的股东。城市商业银行是秉承着一个城市一个商业银行的宗旨成立的。所有的城市商业银行都位于中心城市：省级或地级市。城市商业银行一直被要求在这些城市管辖区域运营，直到2007年，北京银行成功在上海股票交易所上市才打破这一规定。除了IPO上市策略，吸引国外战略投资人是改进公司治理和提升业绩的另一个重要策略。例如，2001年国际金融公司购买了西安商业银行2.4%的股份，2009年底，总计143个城市商业银行遍布全中国不同城市，城市商业银行在业务开发方面，仅次于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各类中国金融机构中名列第三，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权益、税前利润、不良贷款仅占所有中国银行的7%-8%。相比于五大国有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规模还是很小。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和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从Bankscope中选取了中国各个省份的代表性城市商业银行27家作为样本，年份是从2000～2009年。变量选取上我们以地方的GDP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以各个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和平均权益回报率(ROE)作为被解释变量。在计量方法上，运用了面板数据混合模型和个体随机和固定效应模型。我们将GDP增长率作为自变量，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和平均权益回报率作为因变量。GDP增长率对平均总资产回报率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应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GDP增长率对平均权益回报率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二)实证研究结果
1.GDP增长率对平均总资产回报率的回归
(1)先建立面板数据混合模型
从表1可看出，GDP增长率对平均总资产回报率有正向的影响，GDP增长率每变化一个单位，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变化0.679613个单位。
(2)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结果看出，GDP增长率对平均总资产回报率有正向的影响，GDP增长率每变化一个单位，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变化0.615627个单位(见表3)。
(3)为确定是选择混合模型还是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F检验(见表4)
由F检验可知，由于F统计量对应的P值为0.0000＜0.01，拒绝原假设(混合模型)，所以应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总体上看，GDP增长率对平均总资产回报率有正向的影响，GDP增长率每变化一个单位，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变化0.718169个单位，但每个地区GDP增长率对平均总资产回报率的截距项又有不同。
(4)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见表5、6)
(5)为确定是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选择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
因为Hausman统计量对应的P值>0.05(为0.5642)，所以接受原假设(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即应该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2.GDP增长率对平均权益回报率的回归
(1)先建立面板数据混合模型
从表7可看出，GDP增长率对平均权益回报率有正向的影响，GDP增长率每变化一个单位，平均权益回报率变化41.38296个单位。
(2)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结果看出，GDP增长率对平均权益回报率有正向的影响，GDP增长率每变化一个单位，平均权益回报率变化46.33809个单位(见表9)。
(3)为确定是选择混合模型还是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F检验(见表10)
由F检验可知，由于F统计量对应的P值为0.0000＜0.01，拒绝原假设(混合模型)，所以应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总体上看，GDP增长率对平均总资产回报率有正向的影响，GDP增长率每变化一个单位，平均权益回报率变化0.718169个单位，但每个地区GDP增长率对平均总资产回报率的截距项又有不同。
(4)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见表11、12)
(5)为确定是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选择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
因为Hausman统计量对应的P值＜0.05(为0.0466)，所以拒绝原假设(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即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五、结论
现存金融机构绩效和地方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很少，本文试图通过延续Ferri(2009)的研究来填补这个空白。中国商业银行是少数特别适合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对象，因为它就是以一个城市一个商业银行的形式开始设置的。这样便于将商业银行的绩效跟本地的经济发展相结合，再将不同区域的商业银行进行对比，来得出相应的结论。我们收集了包括27家银行的从2000年至2009年的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使用了面板数据混合模型和个体随机和固定效应模型对两者相关性进行了检验，得出了地方经济增长对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效率呈正方向影响的结论，而且其影响是巨大的。该结论可以解释为地方经济增长促进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效率提升，从而可以促进本地金融发展，再通过金融发展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虽然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通过计划经济逐渐转型到市场经济，已经赢得在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功，但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还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怎样在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改进和提升银行绩效，成为学者也是业界人士关注的问题。本文另一个目的是试图在这个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提供有用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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