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社会政治革命和国家学说的主要贡献——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阶级斗争论文,学说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2)03-0009-09
当我们考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社会政治革命和国家学说的贡献时，宜兼顾到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即既从理论上弄清他在阶级斗争、社会政治革命和国家学说方面如何向前发展了马列主义，为马列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什么新的理论财富，也从实践上把握他在运用这些理论时如何成功地负起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这两个方面是紧紧维系在一起的：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等理论是把马列主义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以指导中国革命夺得胜利时发展起来的，并因此而获得极为丰富的理论内容。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社会政治革命和国家学说方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贡献，主要地不在于他超越了马列主义的一般原则或突破其理论框架，而在于他巧妙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于社会相对落后、条件较为特殊的中国革命实际，在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论，这不仅使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获得独立、新生，并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为亚非拉广大地区一些与当时中国社会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民族国家的解放和独立运动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思想指南。
从当代世界的现实看，对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社会政治革命和国家学说的贡献从理论上加以深入的研究、全面评价和充分肯定是十分必要的。当然，本文所论述的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社会政治革命和国家学说的贡献，主要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因为当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起来后，在阶级斗争实践方面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毛泽东，却逐渐地走上了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绝对化的错误道路。
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块基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能使人类追求既久的社会主义理论变成科学，其关键是把它与阶级斗争理论联系起来，指出人类的彻底解放，不是靠富人、道德高尚者、社会统治者的善心和施舍，而是靠无产阶级及全体被压迫群众自己的反抗和奋斗，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政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以唯物史观为依据的。这一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1](P272)，而后来的资产者和无产者更是这样。人类社会阶级及阶级之间的斗争有其历史起源：当社会由野蛮时代跨进文明时代后，由社会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的发展后，随着贸易的扩大、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抵押制的产生，随着财富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而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的时候，于是“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剥削形式”[2](P176)的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虽然作出了独到的分析，但他们却持严谨的科学态度而不归功为己有。马克思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无论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的斗争，都不是他的功劳。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很久以前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他的新贡献只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P547)。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亦这样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1](P257)
正因为持有此种新见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毕生注重研究并参加和领导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阶级斗争，注重制定能从根本上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策略。他们启发无产阶级，灌之以自觉的阶级意识，使他们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认为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是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道路，故他们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组织共产党并在其领导下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夺得国家政权，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以使人类进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切着无产阶级在现实斗争中的每一个步骤。当1871年巴黎工人阶级起来革命，尝试建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时，马克思曾欣喜地指出，巴黎公社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3](P61)。总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烈渴望着人类停止“个体生存斗争”，以最终“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4](P757)，以“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4](P758)。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非常推崇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阶级斗争理论指出了一条从看来迷离浑浊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的指导性的历史线索。列宁终生以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己任，因此他更加注意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之间的联系。列宁强调：“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5](P139)就其内容而言，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形式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包括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经济斗争能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待遇和激发工人阶级的斗志，它只有配合和服从于政治斗争，才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政治斗争包含议会斗争，其最高形式是用暴力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夺得国家政权；思想斗争是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及其他种种错误的思想流派作坚决的斗争。从俄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列宁还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只是其继续。它不仅包括流血的、暴力的、军事的斗争，还包括不流血的、和平的、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因之，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产阶级的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即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5](P479)。这就是不仅要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还要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6](P11)等等。遗憾的是，列宁因为革命事业长期极度操劳而早逝。但列宁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为人类社会最终消灭阶级而斗争的榜样曾在全球光大开来。列宁主义这种光大的典型就是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主要地表现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革命形式，新中国之产生的精神上的助产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这一理论在被毛泽东成功地运用于艰难困苦的中国革命过程中时，深深地烙上了中国革命的印记，并且构成了毛泽东的社会政治学说中的一个核心理论观点。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大体分为表里相关的三个不同层次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策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这一理论的精神内核，阶级分析的方法是这一理论向“实物”形态转化过渡的中间环节，阶级斗争策略则是这一理论具体化为实践理性的表现形态。这种多层次的理论结构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
毛泽东思想的创始人毛泽东，是在中国近百年来积弱累辱的社会环境中、旧中国的统治者内外交困、社会极度动乱、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剧烈异常的势境中投身中国革命的，因而他首先注意研究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中国社会问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1941年秋的一次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对自己于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注意作了最好的说明。他说，自1920年第一次看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后，“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并没有涉及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所以他“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7](P22)。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直接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他把阶级斗争首先看作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看作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方法。这种观点在毛泽东的意识中是十分牢固的。他在1949年撰写的一篇文章里说：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8](P1487)。
由于阶级斗争是一种认识社会的方法，因此毛泽东每每注意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人的社会本质和阶级本质以及中国社会革命中所遇到的每一重大问题。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所以人性具体地表现为人的阶级性，因而对人的政治立场的分析首要的是作出阶级分析。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这些社会内部矛盾的变化和发展，而这些矛盾在阶级社会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为着政治斗争的需要，毛泽东曾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具体考察中国自古代封建社会至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自性质，以及各大社会阶级的兴衰、对抗和历史作用。他说，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构成社会的主要政治矛盾，大规模的农民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构成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阶级”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封建社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解体时“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而其中新产生的无产阶级更有着自己的特殊性：由于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直接经营企业，中国无产阶级最早的一部分是直接同买办资产阶级一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一部分人身受多重压迫，最富于革命性。为了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而划分出阶级阵线，毛泽东特别注意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阶级结构的多样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他全面比较分析了中国现存的众多社会阶级如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各种小资产阶级后，指出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自然经济占极大比重，所以中国社会阶级中的无产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极少数，农民阶级则人数众多，因而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呈现为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复杂的阶级结构、错综的阶级矛盾和尖锐的阶级斗争，使中国衍生了自近代以来的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等等。毛泽东还具体分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依次更迭的各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的政治性质：“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9](P631)现代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被压迫的广大农工阶级起来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眼光分析民族问题，是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认为，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对于某一个具体的民族国家，毛泽东总是将其政治集团与社会下层的绝大多数劳动群众区分开来，将其制订和推行政策的少数统治者与一般的执行者区别开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一贯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与此同时，毛泽东又主张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平等、互利、合作、和平共处，做到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因此，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在毛泽东那里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当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需要服从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时，毛泽东总是善于处置这些关系。例如，当日本侵略者大规模入侵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抉择的关头，毛泽东便置民族斗争于国内阶级斗争之上，认为国内阶级斗争应服从民族统一抗日战争这种国际间的阶级斗争形式，并因此缓和了国内阶级斗争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同时，毛泽东对入侵民族的日本也不忘作阶级分析，认为中国反抗日本的民族战争，其目的是要打败代表一小撮资本主义垄断财阀利益的日本军阀所发动的非正义的侵华战争，而广大的日本人民是受骗者和无罪者，因此当时在估计日本帝国主义者失败的条件中，毛泽东把日本国内的人民革命运动兴起等等也都考虑于内。尽管民族问题不仅仅是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但对民族问题的全面分析却离不开阶级分析的方法。
毛泽东在分析现实的阶级关系这种社会存在的同时，还非常注意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社会意识、社会精神文化。他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各种思想都会打上阶级的烙印。各个时代的思想家、理论家，都是一定社会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各种社会思想和理论以至文学艺术，都是为一定阶级斗争的需要服务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论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时，毛泽东更是清楚地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文化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半封建文化是反映半封建的政治和经济的东西，而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作为中国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9](P695)而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9](P698)。新文化的使命是要打败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这两个非常亲热的兄弟在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对中国社会精神文化予以具体的阶级分析，表明了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坚持了一贯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目的是明确敌我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确定阶级阵线，制订正确的阶级斗争策略，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就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现存的各阶级和各阶层，分析其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关系。他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就须以工业无产阶级做革命的领导力量，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做革命的朋友，去打倒“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这些革命的敌人，同时还应注意团结和提防那政治上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因为“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则是我们的朋友”[10](P9)。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就是在此阶级路线基础上逐渐演成和完善的，他认为在反帝反封建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执行的，共产党应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起来进行土地革命，与农民阶级结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并借助武装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以最后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本身不仅业已证明了毛泽东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深刻性、阶级分析方法的有效性和阶级斗争策略的正确性，也证明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巨大贡献。这种巨大贡献不是在基本理论方面提出更精辟的原理并加以完备的逻辑论证，而是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借助农民的力量，即把农民推向中国革命这一阶级斗争的舞台中心，灵活地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工农联盟的思想，而夺得了中国革命的空前胜利，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曾预料和没有充分涉及的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重大社会课题，在实践上为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开辟了新的前景，指明了新的方向。
社会政治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那里，其理论形态已经很完备。马克思认为，社会政治革命是一种历史周期性的重演。“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1](P32-33)马克思还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P456)，革命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他通过总结19世纪欧洲一些国家的革命尤其是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后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条件是组织自己的军队，以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1](P462)，从而告终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期望所有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共同夺得革命的全球性胜利。在具体策略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赖以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与农民结成同盟，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被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继承和发展是列宁在率领布尔什维克党着手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在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及社会改良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其政治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革命思想，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思想。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5](P127)“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5](P128)。在制定无产阶级暴力夺取政权的具体策略方面，列宁也同样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1905年俄国革命时，他就提出了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认为“保证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就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2](P639)。列宁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及爆发之后的世界政治形势，指出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并预见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产生革命危机，因此他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他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并根据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3](P554)的理论。
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认为革命不是人为的事变，革命的发生和成功首先依赖于客观革命形势的成熟，其次才是革命者的努力。革命条件成熟的标志是：统治阶级遇到危机已不能照旧统治，被压迫阶级困苦异常加剧已不愿照旧生活，群众性的革命行动发生。只有在此客观基础上，革命阶级才可发动足以打倒旧政府的强大的群众革命行动。列宁还非常关心落后国家的社会政治进步及它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他高度评价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认为弱小民族的反帝斗争是从后方打击帝国主义，动摇了其统治基础。列宁的这些思想又被以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继承和发挥了，并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发生的革命，尤其是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是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并循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的，因此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几乎全盘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在把这些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时又有创新而使之具有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毛泽东认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0](P18)鉴于中国的反动派或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鉴于敌人都不会自行消灭，所以应当组织起人民将反动派、将敌人打倒。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从社会发展观角度对社会革命问题作过明确的论述：“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10](P334)。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更多地是从社会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的这两大阶级的现实对抗关系中，和被侵略的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现实对抗关系中来把握革命的。从理论上说，中国革命在毛泽东那里是一个包含着双重内容的二位一体的任务：于内，需要组织起广大的农工大众完成推翻封建专制压迫的民主革命；于外，需要发动全体中国人民完成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由于国内的封建势力和国外的帝国主义势力往往勾结在一起，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就构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大政治任务和两个主要内容，并且需要一同着手解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烈。这既是毛泽东鼓动中国人民起来革命的一个著名思想，也是毛泽东理解革命发生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在1949年革命胜利前夕驳斥美国政府发言人艾奇逊把中国革命的发生归结于人口太多和受西方的影响时表露更明显。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古今中外的革命，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18世纪的美国“反英革命”、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蒙古革命发生的原因都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民反抗阶级压迫和剥削，或反抗民族侵略和殖民统治。至于“西方的影响”也不是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随同西方资本主义而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也只是促使了被殖民统治的中国人民的新觉悟，推动了中华民族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决反抗。中国人只是学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学得了俄罗斯革命的思想以后，才最终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打败仗”[8](P1515)。
由于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环境，毛泽东在谈论社会革命、中国革命时往往将其与革命战争维系在一起。他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9](P541)毛泽东赞成列宁(以及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当“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9](P479)。他认为战争是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毛泽东曾提出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思想。他在分析发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之后得出结论说，由于中国国内没有民主制度，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受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因此“在中国，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9](P543)。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9](P610)。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敌人过分强大，占据着大中城市，农村地区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等具体情况，指出了革命首先发生在农村，并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使革命力量不断获得发展，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以及一整套相关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并依靠革命先锋队共产党坚强地组织和领导全国革命人民开展了革命的人民战争，夺取了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的社会革命论中另一个伟大思想是对政治革命的形式作了具体分析。当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全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后，如何把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就立刻被提了出来。当时毛泽东认为，由于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这种有利条件形成的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决定了中国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时，不需要采用流血的暴力手段，而只需采用在人民政府指导下的“一化三改”这种和平方式，将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推引至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采用合作社和公私合营等经济协作形式把个体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纳入社会主义经济(国营的或集体的)轨道。毛泽东这种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的开创，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创举，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范例。这一历史创举的理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表明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方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是给人类带来新的希望的理论。因为这一理论不仅指出了国家的性质、职能和作用是什么，国家在历史上经历过何种形态和在不同民族地域具有何种不同外观，而且也分析了国家的起源、产生、发展和消亡，尤其研究了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把全人类从社会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与社会脱离的力量。国家是表示：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国家与原始社会氏族组织的不同之处，第一点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点是社会权力的设立。国家由军队及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法制机关等等组成，官吏掌握着社会权力和征税权并作为社会机关驾于社会之上。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是为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政治服务的，它使这个阶级在政治上也取得了统治的地位，因而获得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但国家的存在只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亡。那时，“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2](P174)。不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的消亡是在遥远将来的事情，是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决不是在现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资产阶级国家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能借助暴力革命，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最庞大的阶级压迫的机构，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的解放不借助暴力推翻这全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就不能达到目的。只有当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后，才会消灭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才会消灭作为国家的国家。只有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任何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现代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都消失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了，这时候国家就开始自行消亡。
列宁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并从理论上对其作了详尽的阐明和发挥。在《国家与革命》这一名著中，列宁不仅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如何说明国家的性质、职能，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而且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如何总结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具体提出无产阶级怎样打碎和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还特别阐述了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形态及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等等。列宁不仅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且在革命胜利后怎样为发展和完善这个国家，怎样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以防止他们变为“议会议员”作出了不懈努力。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治形式应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的最完全的民主，应杜绝官僚习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根据社会革命实践大大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并不仅仅意味着暴力，它还意味着比先前的劳动组织更高级的劳动组织。”[5](P830)“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惟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的基础。”[5](P835)
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理论于中国革命时，也向前发展了国家学说。毫无疑义，中国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体制，是中国社会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新最进步的政治形式。它一方面是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政治体制的借鉴，另一方面又是把握中国具体国情而进行的一种政治创造，是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国家理论于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过程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国家理论的全部理解。
为着指导中国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国家理论有较深入的研究。他多次研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及其他一些论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著作，并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有关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政治文献。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样，毛泽东在上述著作中认为“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8](P1476)。毛泽东充分肯定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与历史上一切只为少数剥削阶级服务的国家有本质区别，认为非为某一剥削阶级所独占的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就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以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也许是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性质的缘故，毛泽东特别看重国家机器中的军队这一组成部分。他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里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9](P547)
毛泽东最大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以马列主义国家学说为思想指南，严谨地阐明了中国革命将以建立何种国家制度为最后归宿。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人民曾建立过几种国家政权形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工农兵代表大会为表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战争时期以“三三制”为表征的“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即“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14](P1044)，革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14](P1057)、以共产党为主体的多党派的政治合作和协商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这几种国家政权形式的依次更替既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也表明中国革命人民在选择自己的社会政治形式时所走的历史必由之路。历史已经证明，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皇权专制统治，国家政权几经更迭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以及外国帝国主义利益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体，是断然不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而最终会被抛弃的政治形式，而只有真正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基础上的、通过广泛的民主的政治协商和合作的人民民主专政形式，才会在中国社会最终扎下稳固的根基。
从主体方面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学说，是毛泽东以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在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政治性质、世界政治形势发展的基础上，并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政治运动的历史经验的前提下，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摸索将在中国建立一种怎样的国家制度时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这一学说的创制可谓独具匠心。毛泽东认为，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特点决定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一种特殊的新式的民主革命，而区别于民族、民权、民生的旧式民主革命。这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地球的一角崩溃，苏联愿意扶助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这就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发生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已属于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尽管这种革命的社会性质是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但却是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所以它又恰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未来的道路。更由于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强大，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且已拥有强大的革命军队，足以摧毁一切旧的政治力量，因而中国最终可以避免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老路，可以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一个基马尔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也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相区别，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
从近代政治运动和政治思想的发展进程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运动是继20世纪上叶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旧民主主义运动之后的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它与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有直接的亲缘关系。因为孙中山在革命几经失败，在绝望之时把目光转而投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对自己的三民主义作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解释，这就造成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新基础，造成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新转机。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领袖毛泽东，正是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展示自己的政治天才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论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最终必须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时，曾多次引述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一段著名的话，并用来抨击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毛泽东认为“这是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并同一切违背和反对这个指示的任何人们和任何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护和发扬这个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13](P1056-1057)。纵览中华民族的历史，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理论，圆满地解决了中国自周秦以来的王道与霸道、德政与暴力的社会政治之争，它提供了一个在现实中实行真正民主的、以法律治理为主要特征的、全体人民都能够同心同德地努力创造美好的生活的新型政治体制的历史新开端。的确，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依托，以共产党为领导、几个革命阶级联合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已处于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上。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和改革，这种政治体制将把中国推引至政治更加民主和开明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这一高级阶段将更加充分地满足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和全体中国人民个性发展的需要。
从整体上看，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社会政治革命和国家等重要理论虽然各具有丰富的内容，但它们又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农阶级为主体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社会政治革命的理论基础，以新民主主义为表征的社会政治革命理论是在中国革命现实环境中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升华，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理论则是对前两理论的最高概括和总结，它为奋斗百十年来的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找到了政治上的最后归宿。诚然，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社会政治革命和国家的理论同样不是尽善尽美的(其若干缺陷或错误方面须另行研究)。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尽善尽美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创始人从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绝对真理，他们认为真理处于永恒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真理的发展既遵循一条内在的逻辑，也会打上时代的特殊历史标记。在野蛮的“血与火”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以及资本主义的最初发展阶段，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剧烈异常、社会处于剧烈变革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把目光投向社会阶级斗争、政治革命，注重国家首先具有阶级压迫机关的性质是理所当然的，因而这些思想精邃、规模宏伟的理论与时俱生也是必然的。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繁荣，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和提高，一方面使世界进入一个更加文明的历史时代，另一方面则又使世界面临着一个恐怖主义袭击的时代。充满矛盾的现实迫使人类不得不保持清醒的理智，对许多问题去进行重新思考，从而把目光转而投向世界和平发展、世界各民族的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等问题上来。因之，真理的另一面就会被更加充分地揭示出来：即在理解社会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同时，还应看到在一定条件下阶级之间的合作和互利；在理解社会政治革命的暴力革命形式的同时，还应看到社会政治革命的议会式道路或其他不流血的和平变革方式；在理解国家是一种暴力机关的同时，还应看到国家作为社会管理机关的作用。事实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很早就注意过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合作(例如为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时资产阶级能与工农阶级暂时联盟)，社会主义革命的非暴力形式如议会形式(例如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曾经认为美国等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暴力的社会管理性质(例如列宁曾设想用“计算和监督”“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而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5](P202)等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在这些理论问题上也是如此，他不仅注意和实践过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合作和联盟、社会革命的和平形式，尤其注意过国家的管理职能。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认为，人民民主专政除了压迫国内的反动阶级以外，还须防御外国可能的侵略和颠覆活动。“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5](P207)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我们对于社会阶级间的合作互利、社会政治革命的不流血形式和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等方面更需要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同时应该把这种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阶段斗争、社会政治革命和国家学说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当代世界的现实政治实践及其发展趋势表明，这种系统、深入的研究确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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