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国家（地区）的政府职能变革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政府职能论文,地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增长的初期，政府的功能主要是培育市场。但需要明确的是，“政府替代”所发育的市场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是垄断竞争的市场。这种市场发育进程的浓缩必须以扭曲市场的形成来实现。一旦通过经济增长完成或部分地实现了后发展经济的赶超目标，政府替代的功能就应弱化，实现由“强政府——弱市场”向“弱政府——强市场”的转换。当然，这里的转换是相对的过程，如果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来看，必然存在一个从“政府规范的社会经济发展”向“社会经济发展规范的政府”的历史转换。
这种历史的转换是必然的，但它必须在成熟的条件下才可以良性地进行。事实上，现阶段东亚国家（地区）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表现为：
第一，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断降低了依靠中央政府调动一切资源发展经济的必要性。并且，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的概念会趋向淡化，国境的功能趋向弱化，国家以外的组织和团体（包括联合国及其属下组织、欧盟等区域性组织，以及地方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日益成为世界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国家一直是国际社会的基本行为主体和构成单位的状况已经发生变化。“尽管国家仍旧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活跃者，它们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主权、职能和权力。”
第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证明，大型的中央控制的自上而下的企业已是明日黄花，其适于战前殖民主义时代，在冷战时期也有一定效果的政府扶持政策，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已不能适用。与国家企业以及政府扶持的财团不断走向衰退的情况不同，充满活力的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在东亚经济的发展中日益活跃。30多年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改变了亚洲的社会结构，这为东亚的政府职能转换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强烈的国家竞争带来的外部环境压力，一批批有知识、有主见的劳动大军的涌现及由此产生的民众素质的极大提高，透明度更高的国际环境的相互作用，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人民政治、社会和精神文化的需求都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了可行性。
为克服以往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的弊端，缩小社会和民众对政府的需求与政府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寻求在世界经济发展新形势下持续保持经济增长的新途径，东亚国家（地区）的政府面临着从三个方面转换职能与角色的重大任务。
首先，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近年来日本和韩国正有步骤地将中央权力向地方分散，这是一种在东亚具有普遍意义的改革。权力的分散有利于民间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而且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能够更为直接满足市民的政治和文化需求。权力下放能够使大众参与得到加强和补充，在有利于民众素质提高的同时又能够密切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权力的分散化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地方高度从属中央的权力结构有利于上下同心地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但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缺乏推动经济发展的热情和自主精神，地方政府职能边界不清，因而其不利于内部市场经济的发展。鉴于内需的扩大将成为今后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东亚可以通过逐步增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增大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使它们不断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地方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制定更加富有弹性和激励性的制度和政策，达到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市场需求的目的。增大地方权力的意义还在于对一国之内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的矫正。地方从以往集权官僚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向分权自治迈进，可以促使资金、物资和人才配置的均匀化，从而使经济能够沿着比较健康的轨道发展。
其次，从官方主导到民间主导。目前，政府制定详细的经济发展目标并由政府主持达到这一目标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由政府决定商业赢家的机制已经过时。现阶段有必要稀释经济生活中的政治因素，转变政府角色，树立民间企业是日后经济增长主轴的观念，有步骤地让位经济主权，由经济生活的主导者变为民营为主的自由市场的配置者。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曾经使韩国经济濒临崩溃。韩国经济界普遍认为，政府过度干预导致市场机制失灵和企业轻视经济效益是导致韩国在金融风暴面前不堪一击的根源。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政府决定转变职能，由经济发展的具体参与者，逐步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和协调者。政府减少了对企业经营和银行的直接干预，把重点放到规范市场竞争和依靠市场机制上。日本在公共投资领域，投资项目的建设、维护、管理及运营等方面，在可能的范围内，要基本上由民间担任；在项目的招标、实施程序上强化竞争政策，降低公共投资的成本，通过当地居民的参与来加速项目确定后的相关手续的办理速度。
最后，从经济片面发展型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型。实现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将脆弱的、腐败的、任人唯亲为基础的官僚机构转变为运作良好的机制。其次在淡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将经济领域主要出让给民间企业的同时，强化政府的非经济职能，这些职能包括提供国防、法律与秩序、财产所有权、宏观经济管理、公共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等纯粹的公共设施和机制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也包括对社会公平的促进。经济增长并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实现起码要求自由市场、民主程序和法治三者的结合。亚洲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以为现代化就是“经济挂帅”，而完全忽略了现代化是一个政治、经济、法治、文化、价值观的脱胎换骨的系统工程和漫长的历史进程。东亚国家（地区）的政府还必须意识到社会机制必须依靠来自底层的社会推动力而重构。
而在目前东亚的各种社团还不能担当起社会压力群体的重任，尚未改变凡事等待政府的习惯情况下，政府应该创造和提供有利于这些团体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