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穆斯林兄弟会
——以与政府间的关系为视角
李 光
(惠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内容摘要] 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部分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来到欧洲，开始在当地的阿拉伯留学生中建立相关组织。80年代之后，欧洲穆兄开始将重心放在欧洲，并很快成为欧洲最重要的伊斯兰组织之一，随着移民融合和反恐需求日益迫切，很多穆兄成为了政府的对话伙伴，但是由于其与欧洲国家政府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他们的合作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和困难。
[关键词] 穆斯林兄弟会；欧洲；政府
穆斯林兄弟会在欧洲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有一批埃及兄弟会的骨干成员因为受到纳赛尔政权的镇压而流亡到了欧洲，他们定居了下来，并开始在当地的阿拉伯留学生中传播他们的意识形态，最终形成了各类欧洲早期的穆兄组织。
一、对欧洲穆斯林兄弟会的界定
穆斯林兄弟会在其扩张过程中，不断的改变自身组织结构以适应不同地区的变化。在叙利亚，由于当局的镇压而转为地下运动；在约旦，它成为了公开的政党；在巴勒斯坦，它又变成了哈马斯；使穆斯林兄弟会演变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全球的意识形态运动，而不是一个结构有序、组织严密的国际组织，这导致了从技术上界定西方穆兄组织的困难。
混凝土的原料中含有很多的水分，并在混凝土不断凝聚的过程中，这些水分会被气化并发散掉，直到水分发散完后才算是混凝土凝固完成。在水分发散的过程中，如果水分发散的速度很快，会导致混凝土凝固出现干涸的现象，会更容易出现裂纹。
穆斯林兄弟会组织在欧洲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为了避免受到穆斯林兄弟会负面形象的影响，有意隐藏了它们与中东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的联系。所有的欧洲穆兄都是以宗教协会、学生联合会、慈善机构等称谓来命名的。比如德国的主要穆兄组织IGD的全称为德国伊斯兰社区；法国的穆兄组织则命名为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UOIF)；英国的穆兄组织名称为英国穆斯林协会(MAB)。所有的这组织都否认与穆斯林兄弟会有任何关系，强调自己是完全独立的组织。IGD的领导人易卜拉欣·法鲁克·扎伊特甚至因为有记者称他为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而起诉对方。(1)
洛伦佐·费蒂诺提出了界定西方穆斯林兄弟会的七个指标，分别为：1.组织的历史。即根据组织的历史渊源联系来判断；2.组织是否采用了兄弟会的组织方法。西方兄弟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广泛的次级组织，比如多数的兄弟会组织都会下设青年、妇女、教育等部门。此外在兄弟会组织中还广泛存在着称为“Paramosque”的结构，即将清真寺作为整个社区的中心，集礼拜、学习、研讨会、运动、俱乐部、图书馆、女性聚会等各种功能于一身；3.西方兄弟会注重翻译出版和传播经典泛伊斯兰作家的作品，在其所属的书店或清真寺往往会低价出售甚至免费赠送班纳、毛杜迪、库特布等人的作品；4.定期与其他兄弟会组织互动，近些年来欧洲的兄弟会通过世界穆斯林联盟、世界穆斯林青年论坛以及欧洲伊斯兰委员会等各类全球或全欧的组织活动，彼此形成了一些非正式的但又非常密切的联系；5.与海湾国家保持密切的经济来往，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的资金支持是欧洲穆兄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6.对全球穆斯林兄弟会精神领袖优素福·卡拉达维非正式的效忠。卡拉达维是当今穆斯林世界中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思想家，定居在卡塔尔，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天才的演说家和优秀的沟通者，其思想和主张在穆斯林世界广为流传；7.该组织是欧洲伊斯兰组织联盟(FIOE)的成员，FIOE成立于1989年，是欧洲各国穆斯林兄弟会的联盟组织，像德国的IGD、法国的UOIF以及英国的MAB都是其重要成员。(2) Lorenzo Vidino， The New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42-51.
但实际上判断一个伊斯兰组织是否属于穆兄组织并不一定要完全满足所有指标，有时候只要符合其中几个主要的特征也可以认为其属于穆兄组织。比如英国的伊斯兰促进会(Jamaica at-i-Islami)和德国的米里格瑞斯伊斯兰社区(IGMG)，这些组织尽管从历史渊源上与穆兄组织没有直接关联，其组织成员大都并非阿拉伯人，但其意识形态和组织方法都深受穆兄运动影响又常常与穆兄的核心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往往被看作穆兄组织或其姊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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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洲的主要穆斯林兄弟会组织
(一)德国
1958年，德国政府决定帮助在慕尼黑的穆斯林建立一座清真寺。当局设立了一个清真寺建设委员会来募集建设资金，由一名叫纳芒加尼的乌兹别克人负责。但当地的阿拉伯学生找到了当时定居在日内瓦的赛义德·拉马丹。拉马丹是穆兄创始人哈桑·阿尔班纳的女婿兼私人秘书，与沙特等海湾国家具有密切的联系。在海湾国家雄厚的财力支持下，他很快控制了清真寺建设委员会，并使慕尼黑伊斯兰中心成为了穆斯林兄弟会在欧洲控制的第一座清真寺。(3) 伊恩·约翰逊：《慕尼黑的清真寺》，岳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88—148页。 而该清真寺建设委员会在1982年改名为德国伊斯兰社区(IGD)，成为了早期欧洲穆斯林兄弟会的主要聚集点，后来担任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最高领袖的迈赫迪·阿克发在1984—1987年就住在慕尼黑并担任清真寺的首席伊玛目。(4) Guido Steinberg， “Germany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L MESBAR， http：//mesbar.org/germany-muslim-brotherhood/， accessed on 07-09-2018.
建立于1978年的亚琛伊斯兰中心是叙利亚穆兄的前负责人伊萨姆·阿塔创立的。尽管他也担任了慕尼黑清真寺委员会的荣誉会员，但这两个分支仍然是相互独立的，亚琛中心代表了叙利亚穆兄在德国的分支，一度被认为是叙利亚伊斯兰主义者反对阿萨德政权的欧洲指挥中心，1981年3月，该中心遭到了叙利亚特工的袭击，阿塔的妻子在袭击中身亡。(5) Guido Steinberg，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Germany，” p.151.
IGMG是土耳其米里格瑞斯运动在德国的组织，由于德国穆斯林多是土耳其裔，所以该组织在德国的影响力要比IGD大很多。米里格瑞斯与穆兄的意识形态非常接近，“事实上，这场运动可以被视为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土耳其分支”。(6) Lorenzo Vidino， The New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 p.154.因此IGMG与IGD关系非常密切，合作也很频繁。这点可以从其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中体现出来，IGD的领导人易卜拉欣·法鲁克·扎伊特娶了IGMG前领导人穆罕默德·萨布·埃尔巴坎的妹妹，也是米里格瑞斯运动创始人纳吉梅丁·埃尔巴坎的侄女萨巴哈·埃尔巴坎。(7) Guido Steinberg，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Germany，” p.151. 用米里格瑞斯秘书长奥古斯(Oguz Uciincii)的话来说，“我们认为我们是兄弟/姊妹型组织。我们一起密切合作……协调彼此的工作，IGD和米里格瑞斯的行政机构每年召开两次会议。”(8) Alison Pargeter，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he Burden of Tradition ， London: Saqi Books， 2010， p.154.
3.5.3 拔管方法 应备齐用物，并按照推荐的流程操作［8］。用物准备:包括一次性使用污物盘或弯盘、垃圾袋、注射器及手套。操作流程:①检查所使用导尿管的气囊容量;②将污物盘放在患者的两腿之间;③用注射器连接导尿管的活瓣并且吸出气囊的所有液体;④解开导尿管固定装置;⑤将导尿管放入污物盘，并用纸袋覆盖;⑥从床边撤除集尿袋;⑦记录拔管日期及患者第1次自行解尿的情况。
(二)英国
1970年成立的穆斯林福利屋(MWH)是为在英国的穆斯林学生提供住宿帮助，这些学生则通过为组织做文字宣传等兼职作为回报，MWH很快就成为了英国另一个关键的兄弟会的中心。(11) Brigitte Marechal，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urope :Roots and Discourse ， Leiden: Brill， 2008， p.60.
60年代之后，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促进会(JI)也在英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包括1962年的英国伊斯兰使命和1973成立的伊斯兰基金会。与德国的IGMG相似，英国的JI也与穆兄共享着同样的意识形态，由于英国的南亚裔穆斯林占多数，JI很快就成为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组织。JI与穆兄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MAB的创始人卡马尔·哈巴维这样说道：“如果有人(巴基斯坦人)来找我，说想加入兄弟会，我会说，去加入JI吧。”(10) Alison Pargeter，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he Burden of Tradition ， p.135.
英国最早的穆兄组织分别是成立于1961年的穆斯林学生协会(MSS)和第二年成立的伊斯兰学生社会联盟(FOSIS)，前者是以阿拉伯人为主，而后者则吸引了南亚人。(9) David Rich， “The Very Mode of Britain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cies of a Global Islamist Movement ， ed. by Barry Rubin，London： Palgrave Maemiuan， 2010， p.118.
最核心的穆兄组织则是由埃及人卡马尔·哈巴维于1997年建立的英国穆斯林协会(MAB)，因为该组织与开罗的埃及穆兄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被认为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穆兄组织。
(三)法国
穆兄组织在法国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最早是由印度的穆罕默德·哈米杜拉教授于1963年建立的法国伊斯兰学生协会(AEIF)，哈米杜拉当时是日内瓦伊斯兰中心的理事会成员，与拉马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到了1979年，AEIF中的一些激进的突尼斯学生离开了原组织，建立了法国伊斯兰组织(GIF)。到了1983年8月，这两个团体又合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UOIF)。(12) Alison Pargeter，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he Burden of Tradition ， p.137.
1.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统一符合儿童思维和认知发展特点。儿童主要以形象思维来观察世界。情境教学抓住儿童的这一思维特点，将“形真、情切、意远、理寓其中”融为一个整体，一以贯之，将知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让儿童真正理解，这符合儿童思维和认知的发展特点。[1]
(四)其他国家
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也有很多穆兄相关的组织，比如1961年，拉马丹在瑞士日内瓦建立了伊斯兰中心，而瑞士伊斯兰联盟(LMS)则建立于1992年。在比利时，有1988年成立的人道主义促进青年协会(AHPJ)和1993年成立的比利时阿克萨基金会(Al-Aqsa Humanitaire)。在欧盟所在地布鲁塞尔还有一个重要的穆兄组织：欧洲伊斯兰组织联盟(FIOE)，该组织成立于1982年，是由位于欧洲的29个成员组织组成的，包括IGD、UOIF、MAB在内的欧洲主要穆兄组织，都是其成员。意大利最突出的穆兄组织为成立于1990年的意大利伊斯兰社区与协会联盟(UCOII)，由米兰伊斯兰中心和意大利穆斯林学生联盟联合而成。(13) Brigitte Marechal，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urope :Roots and Discourse ， p.63.
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认识是否符合实际是一个重要问题。检验和判定某种认识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具有真理性，根本的而且唯一标准只能是实践。然而，在中国，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曾一度遭到歪曲，社会主义实践也一度遭受挫折。20世纪50、60年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照搬前苏联的模式，没有根据我们所处的具体时间、空间及具体条件而做出政策上的变化和调整，完全是主观主义的做法。实践证明，照抄、照搬和从主观出发是行不通的，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与欧洲各国政府间的关系
(一)早期的边缘化
1989年10月，在法国克雷伊的一所中学，三名穆斯林女生因为戴头巾被拒绝入学，当地的突尼斯协会的领导入介入进行了调解，最终与校方达成一致：校方同意这三名女生可以在课间时间的走廊里戴头巾，但在课堂上，她们需要脱下头巾。但UOIF的两位领导人阿卜杜拉·曼苏尔和穆赫塔尔·贾巴拉以公开前往学校访问的形式来宣传伊斯兰教的规定，即女性应当含蓄。在这次访问之后，这几名女孩撕毁了与校方先前达成的协议，要求在课堂佩戴头巾，她们再一次被学校拒绝。不久，巴黎的街道发就发生了穆斯林的示威游行。而11月21日，当时UOIF主席艾哈默德·贾巴拉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总理，宣布《古兰经》明确规定了戴头巾是所有妇女的义务。这个事件使得UOIF一跃而成为法国穆斯林社区的保卫者，在法国的穆斯林看来，UOIF的行动远胜过只是谴责和示威的巴黎清真寺，正如图瓦雷克所说的，头巾事件“意味着该组织获得的社会与媒体的知名度经历了非凡的增长”(25) Alison Pargeter，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he Burden of Tradition ， p.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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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重心向欧洲的转移
20世纪60—70年代伊斯兰世界的一系列变化导致了欧洲穆兄组织开始转型。首先，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使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失去了吸引力，伊斯兰复兴主义开始流行。其次，阿富汗对抗苏联圣战的胜利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都极大的鼓舞了欧洲的穆兄组织。再次，埃及萨达特政权开始对穆兄组织采取和解政策，温和派的穆兄组织得以在埃及公开活动。最后，在欧洲随着穆斯林劳工移民的数量日增和家庭团聚等政策的出台，大量的穆斯林开始在欧洲永久定居了下来。这些因素的变化使得西方的穆兄看到了欧洲事业的可能的前景。他们对穆斯林在西方的角色认知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1986年的UOIF会议上，费萨尔·阿尔·马拉维首先提出，西方国家应该被视为宣教之地(Dar al-dawa)，而传统的伊斯兰教义中战争之地(Dar al-harb)和伊斯兰之地(Dar al-Islam)之分已经不适应于欧洲了。(17) Alison Pargeter，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he Burden of Tradition ， p.141.在1989年的UOIF年度代表大会上，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谢赫·拉希德·加努希则宣称法国应该不在被视为盟约之地(Dar al-Ahd)，而应该被当作伊斯兰之地(Dar al-Islam)。到了1991年12月，当时的法国伊斯兰反应委员会(CORIF)确认了这个观点，因为在法国死去的穆斯林能够在专为穆斯林准备的墓地中安葬。(18) W.A.R.Shadid， P.Sj. van Koningsvel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Identities of Muslims in Non -Muslim States ， Leuven: Peeters Publishers， 1996， 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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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欧洲的目标和发展策略
对穆斯林兄弟会来说，西方尤其欧洲是一个矛盾的地方，一方面欧洲自由民主的环境保障了他们可以自由发展自己的组织和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但另一方面西方世俗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又被他们看作是堕落和邪恶的根源。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穆兄在欧洲发展的目标和其自身的学说往往又充满着各种矛盾，但是为了实现其在西方的发展，它又不得不采取各种策略。
首先，他们希望能维护欧洲穆斯林的虔诚。西方的穆斯林，大多来自于伊斯兰国家边远贫困地区，教育程度较低，对伊斯兰教也只是一知半解，因此在西方面临着被融合到西方社会的危险。而穆兄的核心意识形态就是以伊斯兰教的规则来重建穆斯林的生活，因此维护西方穆斯林社区的宗教虔诚对穆兄来讲就非常重要了。
穆兄的成功得益于他们强大的资源。他们能经常与西方的政治精英们接触，将自己表现为穆斯林社区的顶尖组织。他们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在公共媒体中具有很高的曝光率。此外，“大多数西方新兄弟会成员没有传统神职人员的背景，但是他们风度翩翩、受过高等教育、可以流利地使用西方语言，并在与西方人打交道的时候显示出渊博的知识，而且他们建立有固定的财政和组织手段。”(27) Lorenzo Vidino， The New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 p.81.与之相比，其他的伊斯兰组织尽管可能精通伊斯兰神学，但严重缺乏与西方社会打交道的手段。正如伊恩·约翰逊所说的，“从本质上说，官僚机构需要其他组织团体来对话。而大量无组织的穆斯林却不能与国家互动，因此不能成为对话伙伴。……而激进的边缘团体却能这样做。”(28) Ian Johnson， “CHRC Briefing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Europe .”
最后，他们希望能够垄断欧洲穆斯林社区与各国政府的沟通渠道，在政府的伊斯兰政策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不但包括国内的伊斯兰政策，甚至也包括影响欧洲国家在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的外交政策。
穆兄通过两个主要的策略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同是“80后”“90后”，同在象牙塔里工作生活，像甘相伟这样的年轻人却比同龄的大学生背负了更多东西，更早品尝了生活的艰辛。然而，他们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青春梦想。
第一，穆兄组织以穆斯林社区宗教保卫者的身份自居，利用宗教问题向欧洲政府当局发起挑战，既以激进的宗教保守主义姿态为其在穆斯林社区内部赢得影响力，又给政府以穆斯林社区民意代言人的印象。由于欧洲的穆斯林社区一直以来的分散状态和欧洲各国政府普遍对穆斯林社区缺乏了解，穆兄组织通过这种策略很快在欧洲主要国家中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第二，为了成为官方认可的对话伙伴，穆兄采取了极端实用主义和非常灵活的策略来发展与欧洲各国政府的关系。“不像萨拉菲派，它宣扬自我强加的隔离或建议信徒将自己隔离在一个精神隔都中以免受到欧洲异教徒的污染。而自从1989年以来新兴的穆斯林兄弟会却选择扎根在公民社会中。”(20) Gilles Kepel， The War for Muslim Minds :Islam and the West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53.欧洲穆兄利用自己强大的组织宣传能力和雄厚的财力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温和而理性的伊斯兰组织，加之穆兄成员较高的教育程度、流利的语言、得体的谈吐，让他们赢得了欧洲各国政治精英们的好感，“简而言之，他们看起来是完美的穆斯林领袖：聪明、善于辞令、信守约定。”(21) Ian Johnson， “CHRC Briefing: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Europe.” 他们也在公开场合强调着伊斯兰教的原则与西方自由民主的相容，比如UOIF的发言人塔里克·拉马丹就公开强调伊斯兰教认同公民、不同宗教和文明的共存、言论和组织自由、多元化、法等西方价值概念。甚至将伊斯兰教中的舒拉(协商)的概念等同于西方的民主原则。(22) Roel Meijer，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Political are exercise in Ambiguity，” http://www.clingendael.nl/sites/default/files/20120000_14_meijer_muslim_brotherhood_in_europe.pdf， accessed on July 27， 2017.
(四)在欧洲的崛起
从80年代末开始，欧洲的穆兄组织由一个个默默无闻的边缘化组织迅速崛起，很快就成为穆斯林社区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组织。并成为了欧洲各国政府心目中的穆斯林社区的典型代表。发生在1989年的英国拉什迪事件和法国头巾事件成为了欧洲穆兄组织迅速崛起的标志性事件。
1988年9月，英国著名出版巨头企鹅出版社出版了印度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写作的小说《撒旦诗篇》。在书中，拉什迪嘲笑了先知穆罕默德和穆斯林的信仰。这本书首先遭到印度的伊斯兰教徒的强烈反对，在马德拉斯的伊斯兰基金会的成员阻止了这本书在印度的出版，并要求他们的英国同事也采取行动。莱斯特伊斯兰基金会的主任马纳泽尔·阿赫桑和《国际冲突》的编辑罕什尔·法鲁基写信给各个清真寺、穆斯林组织和社区领袖谴责这本书，敦促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来迫使出版商撤回该书并进行正式道歉。收到积极的反馈后，法鲁基和阿赫桑召开了由20多个英国穆斯林组织参加的会议，形成了英国伊斯兰事务行动委员会(UKACIA)来协调他们的抗议。但企鹅出版社和大多数英国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UKACIA的领导人决定前往沙特阿拉伯寻求国际支持。在当年年底，伊斯兰会议组织和其成员国政府都被动员起来反对这本书的出版。但他们的要求遭到企鹅出版社和英国政府拒绝，于是1989年1月14日，穆斯林在布拉德福德组织了一个大型抗议活动并公开烧毁了《撒旦诗篇》。(23) Lorenzo Vidino， The New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 p.120.
拉什迪事件是英国穆斯林历史上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对英国穆斯林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一个穆斯林共同身份形成。“这是一个英国穆斯林历史开创性的时刻，”依纳亚特·邦拉瓦拉表示。“它给穆斯林带来了团结……《撒旦诗篇》将他们结合在了一起，帮助建立了一个英国穆斯林的身份。”(24) Lorenzo Vidino， The New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 p.121.为了应对英国穆斯林新的需求，1997年5月，第一个英国统一的穆斯林伞状组织穆斯林委员会(MCB)产生了，尽管它号称代表了全国各地250个穆斯林组织，但实际上是被JI控制的。
早期的穆兄组织是面向于欧洲的阿拉伯留学生等伊斯兰知识精英群体的，这些人大都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家庭经济较为富裕，本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因此80年代之前的欧洲穆兄团体大都建立在学生团体的基础之上，成员人数也比较少，但是他们素质较高、又有海湾国家的经济支持，因此其在欧洲各穆斯林中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在这一时期，由于遭到了镇压，很多穆兄骨干成员都以政治难民的身份流亡到了欧洲，欧洲国家宽松自由的环境让他们能够不受干扰地进行发展，穆兄组织开始的注意力主要都是放在伊斯兰世界着力于发展中东、北非、南亚等地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1.1一般资料针对重庆市某三甲医院呼吸内科2015年1月—2015年12月发生的跌倒不良事件11例,男性6例,女性5例,年龄在44-91岁之间,平均年龄71.9±10.99岁,文化程度主要为小学、中学。主要诊断为肺癌多次化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呼吸衰竭等。时间发生特点如表1。
这两个事件无疑使欧洲政府看到了穆兄组织所包含的巨大的动员能力，他们开始重视穆兄组织对穆斯林社区的影响力。长期以来欧洲政府对穆斯林社区的漠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这些移民没有形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组织，政府找不到可以与之打交道的谈判伙伴。穆斯林兄弟会组织极端务实的态度、强大的宣传组织能力和雄厚的资金支持都为它们能够成为政府的对话伙伴奠定了条件。
(五)欧洲政府对穆兄的看法
当穆兄组织开始成为西方政府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之后，是否与其接触以及如何接触就成为了欧洲各国政府急须解决的问题，因此西方政府不得不对穆兄组织的意识形态和其可能的表现进行评估，分析家们形成了对欧洲穆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不同的看法。
悲观主义者认为，穆兄组织对西方社会的友好态度只是一种精心设计的伪装，以此来取悦西方的政治精英，获得他们的信任。欧洲很多情报部门都发现了穆兄组织在对外和对内两种话语之间的差异。在于西方媒体面前，兄弟会领导人公开承认该组织致力于融合与民主，强调宗教间的对话与共存。然而在面对讲阿拉伯语、乌尔都语或土耳其语的同胞时候，他们又撕宣扬对西方文化的仇恨。一份2002年的比利时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报告这样描述了兄弟会在比利时的运作，“他们试图控制的宗教、社会和体育协会，将自己作为国家伊斯兰事务管理的特权对话者。……另一方面是通过主张穆斯林或伊斯兰教联盟是西方价值观的受害者来引发或维持紧张，从而引发了公立学校的穆斯林头巾事件。”(26) Steve Merley，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Belgium，” http://www.cie.ugent.be/documenten/moslimbroeders.pdf， accessed on July 27， 2017.
乐观主义者承认，穆兄组织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获得西方穆斯林社区的优势地位并且成为他们的官方代表。但他们认为，与萨拉菲派、苏菲派和瓦哈比派这些自我隔离的极端保守的宗教社团相比，穆兄组织无疑要更加容易接近，他们虽然代表了宗教保守的力量，但他们鼓励西方穆斯林社区的整合，这就为西方穆斯林积极参与到西方社会中提供了一个可能。此外，乐观主义者认为，穆兄的主张为年轻的穆斯林提供了一个积极方法，可以使他们将挫折和不满转移到合法政治表达中而不是暴力和极端主义中。政府应该利用穆兄组织对草根阶层的影响力来解决穆斯林青年的失业、犯罪、毒品、和极端主义问题。
在80年代之前，穆斯林兄弟会的存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政府的关注。比如德国的情报机关曾经在慕尼黑清真寺建立的第一年密切监督过它，但很快就失去了兴趣。一位资深外交官说道：“我们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即穆斯林兄弟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对德国无关紧要，这些是国内争吵。”(14) Guido Steinberg， “Germany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p.151. 在法国，直到1980年代末，UOIF还在法国的伊斯兰实体组织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当时伊斯兰组织中主流的是官方支持的有阿尔及利亚政府背景的巴黎清真寺。(15) Alison Pargeter，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he Burden of Tradition ， p.140.英国对穆兄等组织的态度是欧洲各国中最为宽容的，“英国政府的态度是，只要伊斯兰流亡者的焦点仍是自己的国家，并且他们不打算在英国引爆炸弹，他们就可以不受英国当局干扰而自由地进行自己的活动。”(16) David Rich， “The Very Mode of Britain Muslim Brotherhood，” p.120.
(六)接触与合作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几个方面的原因促使欧洲当局开始与穆兄组织接触。首先欧洲各国政府面临着本国穆斯林人口的整合问题，迫切需要在穆斯林社区中找到一个对话伙伴。其次由于穆斯林人口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在某些中心城市集中度很高，穆斯林选票甚至成为了左右政治选举的关键，这也使得一些政党主动寻求与穆斯林组织合作。此外，“9·11”事件之后，反恐成为了欧洲各国政府的头等大事，选择温和的伊斯兰组织作为对话伙伴合作来防止穆斯林社区的青年激进化就为了当局的现实选择。而穆兄组织这时则充分表现了其灵活性，适时地抓住了这一机会，把自己打造为一个既对穆斯林具有强大影响力又赞同穆斯林融合到西方社会的宗教社团。
其次，他们希望能够成为欧洲穆斯林社区的代言人。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伊斯兰教从来就没有形成一个能代表整个宗教力量的组织，对伊斯兰教的解释从来就存在着各种分歧，形成了不同的学派。西方穆斯林在宗教派别、民族属性和文化渊源上各不相同，因此总体上非常分散。虽然欧洲各国都有伊斯兰组织，如法国有阿尔及利亚官方背景的巴黎大清真寺、德国有土耳其官方背景的迪亚特等等，但这些都是所谓的“大使馆伊斯兰教”，往往代表了本国政府控制的伊斯兰教，是停滞而没有活力的，传播的是官方阉割过的宗教，对民众没有什么吸引力。(19) Ian Johnson， “CHRC Briefing: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Europe，” http://lantos.house.gov/HoR/CA12/Human+Rights+Caucus/Briefing+Testimonies/02-23-06+Testimony+of+Ian+Johnson+ Muslims +in+Europe.htm， accessed on July 27， 2017. 而兄弟会则希望能够以全球乌玛共同体的旗帜来团结欧洲所有的穆斯林，成为欧洲穆斯林社区的代言人。
在英国，从80年代开始，工党就开始试图拉拢穆斯林的选票了，而穆兄也试图让穆斯林投票给那些倾向伊斯兰的候选人。在1997年的选举中，这两者的合作表现得更加系统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当年UKACIA在全英的各个清真寺分发选举小册子，试图影响穆斯林的选票。结果在当年的选举中，工党获得了五分之四的穆斯林的选票。工党执政之后，MCB领导人定期与英国各级官员举行会谈，游说引进立法，举办宗教活动等等，在媒体眼中俨然成为了英国穆斯林的代言人。“总体而言，MCB被认为是国家代表性的、可靠的对话者，并垄断了穆斯林社区与政府的关系。”(29) Lorenzo Vidino， The New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 p.165.
尽管在2003年的反战示威中表现得非常激进，但MAB并没有放弃与英国政府的合作，2005年，MAB被授权接管了因与恐怖主义关联而声名狼藉的芬斯伯里公园清真寺。(30) Sophie Gilliat-Ray， Muslims in Britai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76.
在法国，在马格里布青年的骚乱和头巾争议等社会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与穆斯林社区进行对话，法国从1990年代初开始先后建立了法国伊斯兰反应委员会(CORIF)、法国穆斯林代表委员会(CRMF)等对话机构。到了1999年10月，法国政府开始组建法国伊斯兰信仰委员会(CFCM)，这是一个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咨询组织。2003年，在当时内政部长萨科齐的支持下，CFCM举行了第一次选举，代表穆兄的UOIF获得了全部42个席位中的13个，成为了CFCM中的重要成员。(31) Bronwyn Winter， Hijab &the Republic :Uncovering the French Headscarf Debate ，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24.而当时的萨科齐为了赢得2007年的总统选举，选择与UOIF进行合作，在2003年4月，他以一个政府部长的身份第一次前往由UOIF赞助的穆斯林年度聚会并在现场发表了演说。(32) John R. Bowen， Why the French Don ’t Like Headscarves :Islam ，the State and Public Space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01.
初检共获得文献2 550篇，阅读标题及摘要后初步排除文献2 403篇，得到147篇文献，排除综述及个案报道、未获得全文的研究等，最终纳入14 篇文献[3，5-6，10-20]，共计13 740例患者，其中试验组2 356例、对照组11 384例。文献筛选流程见图1，纳入研究基本信息见表1。
在荷兰，主要的穆兄组织为荷兰伊斯兰组织联盟(FION)，而其领导人雅希亚·布亚法已经成为了政府两个主要的穆斯林对话机构之一CGI的主席，而另外一个对话机构CMO也是受到德国米里格瑞斯运动强烈影响的，(33)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uncil， The World Almanac of Islamism : 2011， p.464.即代表穆斯林与荷兰政府对话的两个组织都是受到穆兄意识形态高度影响的。
而总部位于比利时的FIOE，与罗马教廷和欧盟议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它已经在梵蒂冈和欧盟的会议上代表了欧洲穆斯林。今天它在24个欧洲国家有分支机构，是唯一能够有效游说整个欧洲大陆的泛欧洲穆斯林组织。”(34) Ian Johnson， “The Brotherhood’s Westward Expansion，” Current Trends in Islamist Ideology ， Vol.6， 2008， p.71.
热水泡脚：用热水泡一下脚，然后拿酒精消毒过的刀片，将脚跟的硬皮和干皮一层层刮掉，直到露出软皮部分为止。将凡士林油纱布裹在脚跟上，再用绷带固定好。3天换两次油纱布，坚持一周后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
在1999年新国籍法出台之前，大部分的德国穆斯林都没有入籍，属于外籍劳工，因此德国政府是依赖于有土耳其政府背景的DITIB来对穆斯林社区进行管理的。直到“9·11”事件之后，德国情报部门才开始关注有穆兄组织背景的IGD及其姊妹组织IGMG。一位情报官员这样说道：“我们只是在‘9·11’后才醒来。……我们意识到IGD如何与国际穆兄联系的。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发现了它与欧洲伊斯兰组织联合会(FIOE)的联系 ……从那时起，对德国穆斯林兄弟会的兴趣不会再平息了。”(35) Guido Steinberg， “Germany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但德国宪法保卫局一直对穆兄组织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指责它们传播反犹主义思想、反对民主、强化穆斯林移民的伊斯兰身份，因此德国联邦和州政府对穆兄组织的看法非常负面，IGMG希望以公法法人身份获得宗教社团的请求也在大多数州被驳回。直到2006年9月，为了解决德国面临的穆斯林整合、激进化和教育等问题，德国内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建立了德国伊斯兰会议(DIK)，这是一个对话性质的会议，一年召开两次。DIK邀请了德国主要的穆斯林组织，如DITIB， VIKZ等等，IGD和IGMG则分别通过它们控制的Islamrat和Zentralrat两个组织参加了会议。DIK让德国政府能和穆兄组织之间第一次有了正面的接触。DIK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让德国穆斯林组织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实体，2007年3月，DITIB，VIKZ， Islamrat和Zentralrat一起形成了德国穆斯林合作委员会(KRM)。DITIB愿意与IGMG和IGD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2002年以来继承了埃尔巴坎遗产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土耳其的执政，“安卡拉意识形态的转变已经自然影响了DITIB，它的定位现在已经减少了激进的世俗主义了。有鉴于此，DITIB与MG的联盟也就不令人惊奇了”。(36) Lorenzo Vidino， The New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 p.165.
有组织犯罪译自英文“Organized Crime”，原本为犯罪学上的概念，即它是以犯罪活动的组织性特征为主要标准，从犯罪现象中划分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鉴于该种犯罪现象的快速发展和其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危害性，各国纷纷对其进行了法律规制，从而有组织犯罪也上升为一个法律概念。① 如美国制定了《联邦有组织犯罪控制法》、联合国制定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与此不同，其他一些国家的立法则并没有直接使用有组织犯罪的概念，而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规定了不同的有组织犯罪形态，如意大利的黑手党组织犯罪、日本的暴力团犯罪、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
(七)分歧与摩擦
在“9·11”事件刚刚发生之后的几年，基于团结穆斯林社区和防范恐怖主义这两个共同目标，欧洲政府与穆兄之间的合作关系较为紧密。但随后不久，由于双方价值观的冲突，他们之间的合作就出现了裂痕。
2005年“7·7”伦敦爆炸事件之后，英国政府委派了MCB对这一事件进行评估，并就该恐怖行动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但MCB最终发布的报告完全忽略了“7·7”爆炸案中几位英国穆斯林青年从事恐怖活动的动机，并将恐怖主义的主要原因归因“不平等问题、歧视、贫困和不一致的政府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报告遭到了大部分英国机构、媒体和智库的严厉批评，布莱尔政府也不能容忍MCB将其外交政策作为“7·7”恐怖袭击的主要原因的说法，认为MCB的分析是狡猾的和不诚实的。(37) Lorenzo Vidino， The New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 p.126.2006年10月份，国家社区和地方政府部长卢斯·凯利做了一场演讲，代表英国政府官方转变了对MCB的态度。凯利强调“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将支持哪些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组织，而不再支持哪些不支持我们的组织。……只有维护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才能防止恐怖极端分子让后代更激进。”(38) Lorenzo Vidino， The New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 p.126.2009年，当MCB的秘书长达乌德·阿卜杜拉博士签署了一项支持哈马斯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的声明之后，新任社区与地方政府部长哈泽尔·布利尔斯暂停了与MCB所有的交流一年。(39) Aydin Bayram， Sunni Muslim Religious Life in Britain ， Raleigh: Lulu Press， 2014， p.47.
英国的反恐战争也让MAB看到了崛起的机会，它以更加强硬的反战立场来来扩大自己的影响。2003年，它参加了停止战争联盟(STWC)，与极左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等左翼组织站在了一起，形成了团结联盟，并开始与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等更有权力的左派人士建立联系。(40) David Rich， “The Very Mode of Britain Muslim Brotherhood，” p.125.
在法国，为了维护自己与法国政府的关系，UOIF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激进了。2004年法国议会投票禁止公立学校中所有的宗教符号，伊斯兰头巾也包括在内。在这第二次头巾事件中，尽管UOIF领导鼓励街头示威，并向不愿遵守禁令的穆斯林女孩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41) Farhad Khosrokhctvar， “Muslim Brotherhood in France，” in Barry Rubin， e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cies of a Global Islamist Movement ， London： Palgrave Maemiuan， 2010， p.139.但其抗议却显得非常克制和低调。其领导人布雷兹说：“头巾禁令毕竟只是局限于公立学校，而穆斯林妇女仍然可以在公共场合穿戴。”(42) Pargeter Alison，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he Burden of Tradition ， p.148.UOIF的立场遭到了更为激进的组织的批判，它们指责UOIF为了获得政府的承认而变得保守，失去了在穆斯林青年中的合法性。布雷兹辩护说：“我们愿意为头巾而战斗，但不是在法国。”而在2005年的巴黎骚乱中，UOIF公开声明谴责骚乱：“对穆斯林……任何参与盲目打击私人或公共财产的行为或可能会威胁到他人声明的行为，都是严格禁止的。”(43) Farhad Khosrokhctvar， “Muslim Brotherhood in France，” p.139.
“开平”取“开通敉平”之义，指闭塞的地方开发通达，使时局安宁太平。据史料记载，后梁太祖开平年间（公元907—911年）钱元瓘率民工增建内城，又名子城，位于郡城正中部分，周围三里十五步，呈梯形，城上有四楼，即东楼、西楼、南楼（谯楼，现称鼓楼）、北楼。瓘在温州时，喜欢招纳文士，注重安抚民心，减免租税，兴修水利，开展海上交通，使温州有了一个安宁稳定的局面。“开平”之义与当时的时局恰好吻合，且也有兴修水利记载，故推测古闸就在五代后梁的开平年间修建，距今1100年。作为我国古代水则发展史第三阶段 “平字水则”的代表“永嘉水则”，其历史前溯了180多年。
尽管UOIF在尽量维护与政府的关系，但是法国政府在关键时候对它似乎失去了信心，2003年正当头巾辩论正在激烈的进行中的时候，法国内政部长萨科齐将国内的穆斯林组织甩了到了一边，前往埃及会见了爱资哈尔的坦塔维·谢赫并获得了宗教裁决，裁决强调如果被国家法律禁止，头巾就不再对穆斯林妇女具有义务性。(44) Pargeter Alison，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he Burden of Tradition ， p.148.就像MCB一样，UOIF陷入了政府的和其核心支持者之间的一个尴尬境地：为了在一个非宗教的社会赢得发言权，它不得不采取“思想开放”来取悦政府，而为了吸引更广泛的受众，它又不得不举起伊斯兰复兴的大旗。
而在其他欧洲国家，穆兄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也开始出现紧张。在德国，由于涉及与哈马斯组织有金融联系，2009年IGMG被DIK排除在外。(45) Ludger Pries and Zeynep Sezgin， eds.， Cross Border Migrant Organiza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New York: Springer， 2012， p.88.在荷兰， 2007年《电讯报》称FION领导人雅希亚·布亚法为穆兄成员，由于雅希亚·布亚法是政府整合的合作伙伴，一些议员要求整合部长艾拉·弗赫拉对此公开做出解释。(46) Lorenzo Vidino，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Evolution and Western Policies，” Developments in Radicalisation and Political Violence ，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sation and Political Violence， 2011.在比利时，其国会情报委会的报告指出，比利时阿克萨基金会与哈马斯有联系。(47) Steve Merley，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Belgium，” http://www.cie.ugent.be/documenten/moslimbroeders.pdf， accessed on July 27， 2017.
余 论
欧洲的穆斯林兄弟会从一个边缘化的穆斯林组织到成为欧洲多国政府的对话与合作伙伴，无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双方在合作和对话过程中出现的挫折和问题却是源于双方的根本价值观。
第一，欧洲穆兄与欧洲世俗政府在核心价值观上是根本矛盾的。尽管欧洲穆兄强调西方民主自由等概念与伊斯兰教的相容性，却对其作了伊斯兰式的解读。如穆兄的理论家加努希从伊斯兰舒拉的概念出发提出了“伊斯兰民主”，但仔细分析其概念，就会发现舒拉只是一小群未经选举的法学家针对伊斯兰教义的讨论协商，而不是涉及所有公民的政治参与。因此“表面上看来，西方人和新穆斯林兄弟会使用相同的词‘民主’，但他们的定义和解释有很大的不同”(48) Lorenzo Vidino，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 p.59.而且穆兄对西方概念的接受和使用是具有地域特点的，他们只在西方的环境下谈论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比如阿尔卡达维曾经明确说过脱离伊斯兰教者应该被处死，而西方兄弟会支持这种观点，但强调惩罚只适合于伊斯兰社会，而不是西方，因为西方不属于伊斯兰社会。(49) Lorenzo Vidino，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 p.61.又如MAB领导人哈巴维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应该接受治疗。但他同时又明确指出在西方的穆斯林没有权利对同性恋使用暴力，因为西方不是基于伊斯兰秩序的政府。(50) Lorenzo Vidino，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 p.67.由此可见西方穆兄从来没有偏离过伊斯兰教的核心理念，这些解释只不过为自己在西方的现实主义策略寻求宗教上的合法性。这使得西方的评论家们相信西方穆兄对西方价值观的接受只不过是骗取西方政府信任的一种策略，就像约翰逊所说的，“他们了解我们的政治体制，可以在我们都信仰的事情的基础上来向我们提出要求，如宗教自由和人权”(51) Ian Johnson，“CHRC Briefing: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Europe.”
第二，穆兄与暴力思想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穆兄因为反对暴力而被看作是一个温和的宗教运动，但从其历史和现实表现来看，其与现代伊斯兰的暴力圣战的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首先其暴力的概念就体现在其座右铭中：“真主是我们的目标，先知是我们的领袖，《古兰经》是我们的法律，圣战是我们的方式，死于安拉的道路是我们最高的希望。”(52) L S Lebl. “The EU，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Orbis ， Vol.57， No.1， 2014， p.109.其次，穆兄与现代伊斯兰暴力圣战意识形态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穆兄杰出的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是公认的暴力圣战思想的奠基人之一，其作品在伊斯兰世界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库特布本人在1966年被纳赛尔政府处决后，其兄弟穆罕默德·库特布前往沙特定居，以伊斯兰研究教授的身份来传播其兄长的理论和思想，奥萨玛·本·拉登就是他的一名学生。(53) Picket Winston and Mark Gardner， “The book and the swor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Europe，” http://www.axt.org.uk/HateMusic/Pickett%20%26%20Gardner.pdf， accessed on July 27， 2017. 此外基地组织的理论家穆斯塔法·赛特·迈锐姆以前就是叙利亚穆兄的成员；而被称为阿富汗圣战之父的谢赫·阿卜杜拉·阿赞在从事暴力圣战之前也是穆兄的成员，甚至911劫机者的穆罕默德·阿塔也来自一个与穆兄相关的家庭。(54) Alison Pargeter，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he Burden of Tradition ， p.177.再次，西方穆兄对暴力恐怖袭的态度也是非常暧昧的，尽管他们强烈谴责在西方国家发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但是对发生在以色列、伊拉克等地区针对平民恐怖袭击却看作是正义的。欧洲穆斯林兄弟会与哈马斯的特殊关系几乎是一个半公开的秘密，他们与圣战暴力组织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恐怖主义这种行为本身，而只在于恐怖主义针对的对象。因而莱斯利将穆兄看作通往圣战组织的传送带，受穆兄的意识形态影响的人群更容易受到圣战组织的招募。(55) L S Lebl， “Radical Islam in Europe，” Orbis ， Vol.54， No.1， 2010， p.52.
第三，欧洲的政治家们虽然与穆兄合作，但对其了解有限。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欧洲政治家们普遍对伊斯兰教的相关知识以及穆兄的背景知之甚少。2007年英国工党议员布莱恩·伊登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不知道基地组织是属于逊尼派还是什叶派，而保守党议员盖里·斯特里特也不知道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区别是什么。(56) Lorenzo Vidino，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Evolution and Western Policies.” 伊恩·约翰逊曾经采访过一名英国籍的欧洲议会的议员，她表示说FIOE是一个温和的组织，但是在她的家乡英国，MAB则是一个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在约翰逊指出MAB是FIOE创始成员之一时，“她惊呆了”。(57) Ian Johnson， “CHRC Briefing: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Europe.” 第二，政府的决策者们往往低估了欧洲穆斯林的多样性而高估了穆兄的代表性，将穆兄作为全体穆斯林代表，导致了对其他组织和世俗穆斯林的忽视，这种做法被丹麦政治家纳泽讽刺为“毛拉综合症”。(58) Lorenzo Vidino，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 p.104.穆斯林刊物《Q新闻》的编辑Fuad Nahdi这样说道：“在英国我们有56个穆斯林民族，它们说超过100种语言—任何人想要代表他人都是不公平的。为什么政府希望有一个穆斯林机构呢？”(59) Parveen Akhtar， British Muslim Politics :Examining Pakistani Biraderi Networks ，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81.实际上穆兄在欧洲穆斯林社区的代表性是令人怀疑的，在英国，根据2006年第四频道进行的调查显示，1000名英国穆斯林中，只有4%的人觉得他们可以被MCB代表，而由政策交流智库进行的一项类似调查得到的这个数字也仅为6%。(60) Lorenzo Vidino，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 p.127.第三，政策制定者们与穆兄组织合作往往是出于选票、社区管理、反恐等较为现实的考量，不太去考虑该组织的意识形态是否符合国家的主流价值观。而且在欧洲除了荷兰、德国等国家的安全机构能被授权处理威胁民主秩序和社会价值问题外，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情报机构关注点主要是放在防范恐怖袭击方面，因此也不能给决策者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欧洲各国政府与穆兄组织的合作基于族群融合和反恐需要，但是很明显这两点都与穆兄的自身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在族群融合方面，欧洲政府希望的是让伊斯兰教像新教、天主教或犹太教一样进入到精神领域，让穆斯林淡化自己的宗教身份，认同西方的文化价值，最终成为英国人、德国人或是法国人。而穆兄则是要强化穆斯林的宗教身份，维护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虔诚。而且与其他宗教不同，伊斯兰教不仅属于精神领域，而且更是一整套的生活规范，包括衣着、食物、婚姻、法律，这使得两者在族群融合上的目标完全相反。而在反恐的合作方面，欧洲政府希望能获得穆兄组织对其反恐政策的全面支持，并防范穆斯林社区激进主义思想的蔓延。但实际上穆兄尽管反对发生在欧洲国家内的恐怖暴力活动，却将恐怖主义的原因归结为政府的外交政策，希望以反恐为理由来影响政府的外交政策。而在防范社区激进主义方面则有证据显示他们自身就私下在社区里传播激进主义意识形态，比如英国BBC的纪录片中显示，几个MCB下属的清真寺里，几名教士就指责政府的反恐措施实际上是针对伊斯兰的战争。(61) Lorenzo Vidino，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 p.128.
尽管穆兄在欧洲穆斯林社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被其宣传所放大了，但也不能因此就低估穆兄可能拥有的潜力。虽然它对普通穆斯林的影响有限，但对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更大，其下属的欧洲人文科学研究所(IESH)培养的宗教人才遍布欧洲各国的清真寺，另一个下属的欧洲裁决与研究委员会(ECFR)则对穆斯林在西方环境下的宗教问题的裁决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因此欧洲各国政府不太可能完全拒绝与穆兄的合作与对话，但他们只能是政府的对话伙伴之一，不可能再垄断与政府的关系了。而且随着西方政府对穆斯林社区的了解和控制越来越深，也不太可能单独授予它们社区管理方面的权力了，就像费蒂诺所说的，双方之间最有可能的就是“接触而不授权”的关系。
[收稿日期] 2019-03-3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欧洲的伊斯兰组织与运动研究——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例”(编号：2015ZX043)。
[作者简介] 李光(1976-)，男，陕西彬县人，广东惠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Guido Steinberg，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Germany，” in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cies of a Global Islamist Movement ， ed. by Barry Rubi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1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 2019) 03-0079-11
(责任编辑：李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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