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文艺副刊在“京派”发展史上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派论文,大公报论文,副刊论文,发展史上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报纸的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有的甚至对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至关紧要的作用。例如北京的《晨报》，在“新月”派的历史上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正是由于徐志摩主编该报的副刊，使“新月”派的诗歌通过报纸这种大众传媒，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它的前任主编孙伏园的离职，导致了《语丝》周刊的创刊，是“语丝”派散文形成的一个重要契机。再如天津的《大公报》，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由吴宓主编，成为“学衡”派继《学衡》杂志的一个重要阵地；其后改由杨振声、沈从文接编，又成为“京派”形成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副刊。
《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十分独特，因为它涉及到“学衡”派和“京派”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文学流派，研究的意义将超出对这两个文学流派的讨论本身，具有超出文学之外的重要文化意义，对此当以专文讨论。本文将集中分析、讨论它与“京派”的关系。
一
“京派”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一系列不同性质的形成原因，在此不能作详细说明。但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1926年“新月”派文人南下到三十年代初该派文人北返北平，经过了分化、组合。以胡适为首的志在“议政”的知识分子创办了《独立评论》这样一个专门“议政”的杂志；而叶公超、闻一多等人则志在“学文”，组成了“学文”社并创办《学文》杂志。“学文”社的知识分子最后和前此创刊的《骆驼草》的成员互相融合，成为三十年代“京派”队伍和结构的主要班底〔1〕。
《骆驼草》以周作人为首，是二十年代后期那场著名的文人南下大逃亡行动中留在北平的一批知识分子。“学文”社是由“新月”派分化而来的一个小文学团体，与陈源、徐志摩等人同属于英美留学出身的知识分子圈子，和《骆驼草》成员的文化个性、旨趣有所不同，并且因为二十年代中期的那场著名的“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之间的论争，双方在三十年代初虽然同处北平并同在北大、清华等大学共事，但影响它们进一步交往的人事上的阴影仍然存在，因而在三十年代初，这两个团体之间并无交往，也看不到联合的趋势——虽然两者此时同受“左联”的批判和攻击。
真正促成《骆驼草》成员和“学文”社成员走到一起并最终成为构成“京派”的两支主要力量的，是杨振声、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杨振声和沈从文闻一多是1933年7 月结束在青岛大学的工作回到北平的。这可以看作1926年以后“新月”文人南下之后最后一批返回北平的重要成员。没有他们回到北平，叶公超、林徽因等1929年左右聚集到北平的知识分子，还构不成一个文学小团体，只不过是散兵游勇而已。
杨振声、沈从文回到北平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易人，原主编吴宓被辞绝，换成了他们二人。但实际上，杨振声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而是由沈从文一人操持。
也许是由于主编易人，《大公报》考虑到需要一批撰稿人，需要团结一批作者队伍，因而在沈从文主编该刊以后，基本上是每月一次由沈从文出面招集北平的文人聚餐，团结、联络作者，并征求办刊意见。沈从文为了广泛地取得北平著名文人的支持，每次招集聚餐，所请的文人并不拘于某一团体，也没有把副刊办成小团体（特别是由“新月”分化而来的那部分）的同人刊物的意思。于是，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朱自清等原来的《骆驼草》成员， 都是每次聚餐必请的常客。 沈从文是1933年9月开始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查周作人日记， 1933年9月10日记载：“（下午）四时往达子营三九（号）， 应沈（从文）君茶话之约，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作文事。”〔2〕从同年10 月开始，周作人的日记中，几乎每月都有出席《大公报》“文艺”副刊聚餐的记录。如10月22日，“午（和俞平伯）同往北海漪澜堂‘文副’之会，来者今甫、从文、废名、余上沅、朱孟实、振铎等共八人”； 〔3〕11月26日，“午往丰泽园应《大公（报）》‘文副’招，来者金甫、从文、平伯、佩弦、西谛、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妇等”。〔4 〕从11月以后，聚餐基本上都是在中南海的丰泽园。这种频繁的聚餐会，显然扩大了北平几个方面的成员的互相交往，促进了思想情感的交流，对于“京派”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前，虽然周作人与胡适、徐志摩等人自1926年“语丝”和“现代评论”之间论战后中断了交往已开始恢复，〔5〕但与在北平的其他“新月”派成员，都没有什么交往， 正是沈从文招集的聚餐会，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有了逐渐加深的交往和思想情感的沟通，甚至是消除了某种误解。
典型的例子还是沈从文。沈从文的批评文集《沫沫集》是1934 年4月出版的，其中《论冯文炳》一文，对周作人及其影响的俞平伯、废名等人，颇有直接的批评。沈从文在文章中论及废名（冯文炳）创作风格上的变化时说：
趣味的恶化，作者（按：废名）方向的转变，或者与作者在北平的长时间生活不无关系。在现时，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人散文揉杂文言文在文章中，努力使之在此等作品中趣味化，且从而非意识的或意识的感到写作的喜悦，这“趣味的相同”，使冯文炳君以废名笔名发表了他的新作，在我觉得是可惜的。这趣味将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而同时所谓地方性，因此一来亦完全失去，代替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6〕
这个批评是比较严厉的。从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这本文集出版时间来看，沈从文的这篇文章肯定是他1933年9月回到北平之前写的。 具体考证很繁琐，这里姑且从略。那么，我们可以从此文看出沈从文在回到北平之前周作人等人的批评的态度。但是，回到北平之后，沈从文对周作人等人从未发表过批评，并且有了同情的理解，或者说为之辩护。1934年，巴金从北平回到上海，发表了题为《沉落》的小说，“批评了周作人一类的知识分子”，〔7〕认为周作人、俞平伯、 废名等人的思想和文章都显示他们在追求个人趣味时的人生追求和态度的“沉落”。据巴金回忆：“（沈）从文读了《沉落》非常生气，写信来质问我：‘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8〕原因当然不是文学的创作问题， 而是对周作人等人的看法和态度问题，因为“周作人当时是《文艺》副刊的一位主要撰稿人，（沈）从文常常用尊敬的口气谈起他”；“从文认为我不理解周（作人）”。〔9〕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沈从文对周作人等的态度和看法，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其实，巴金小说中的批评，和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的批评并不根本的分歧。沈从文所谓的“趣味的恶化”，不仅是指文学创作上的审美追求，同时也和巴金一样，指人生态度和“趣味”。因为沈从文在那篇文章中，称周作人的“普遍趣味”，来自“那种绅士有闲心情”。〔10〕而我们知道，“绅士”在沈从文的批评文章中，一直是个特殊的贬义词，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自称为“乡下人”。〔11〕
并且，正如巴金所说，周作人一直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要撰稿人。1933年9月，沈从文刚刚接编该副刊， 周作人在第一期上就发表了《〈猪鹿狸〉》，是对日本作家早川孝太郎的《猪鹿狸》的书评。10月，周作人又在该刊第10期上发表了评清代李元《蠕范》的书评。
二
促进北平各方面的大学的文人、学者结成“京派”文学团体的直接事件，是1933年底沈从文在他主编的“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所引起的“京派”与“海派”的论争。〔12〕
沈从文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并未使用“京派”和“海派”这两个概念，当他的文章引起上海作家的反驳时，沈从文才明确站在“京派”作家的立场上批评“海派”，并且给“海派”一词作了明确的解释。这就是《论“海派”》一文。〔13〕从沈从文的文章来看，“海派”并非一个文学团体或流派，而是指上海文坛的不严肃的创作态度和商业化的文学风气，涉及到上海所有的不同性质的文学团体或流派。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这篇论文中，仍然没有使用“京派”一词，而是和他在此前后的有关文章一样，用“北方的作家”来代称北平的作家（以北平为中心，包括与北平文坛有联系的平津一带的作家）。“京派”这个概念是上海作家在反驳沈从文的文章中提出来的，和“海派”一词有所区别，上海作家文章中的“京派”是有明确的所指的，而非对北平作家的统称（或泛称），也不是指一种创作态度和文坛风气，而是有具体人物的。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是鲁迅在1934年初发表的著名文章《“京派”与“海派”》。〔14〕鲁迅和所有参加这场论战的作家各占一方（“京派”或“海派”）来立论不同，而是仿佛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以超然的态度对“京派”与“海派”各打五十大板，都持批判态度。他们著名结论是：“京派”“近官”，是“官的帮闲”；而“海派”“近商”，是“商的帮忙”。鲁迅对“海派”的批评，论点和沈从文一样，因为沈从文在《谈上海的刊物》一文中〔15〕，就是对上海文坛上的商业作风和习气的明确批判，是其《论“海派”》一文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但是，鲁迅对“京派”的批评，却令人奇怪，因为众所周知，“京派”作家并不“近官”，而是身在大学的典型的自由派作家，不依附任何政治团体与政党。其次，鲁迅在这篇文章所谓的“京派”，主要是指胡适等《独立评论》的成员。〔16〕直到1935年发表《“京派”和“海派”》，鲁迅才明确地以“京派”来指周作人等文人。〔17〕这样，鲁迅有意将“海派”一词外延和内涵缩小为指称“左联”以外的作家，相反，在使用“京派”这一概念时，却将外延和内涵扩大到包括以胡适为中心的《独立评论》杂志的那批并非文人、与文学关系不大的“议政”的学者。对此，只要我们阅读一下当年与鲁迅有直接交往的曹聚仁的文章，就可以进一步明白这一点。曹聚仁在《北平与上海》一文中说：
京派教授的领导者梁启超、胡适赶忙开国学书目，叫青年转向古书堆中去。近来以新考证、新考古学驰名的大教授已成京派重心了。京派教授对统治阶级说：“听你们做去罢，我们只管我们的学问。”京派教授的另一途，由教授而得名，办一个什么“评论”之类（按，此处暗指《独立评论》），有建议，有批评，有注解，时价相合，可以成交。是则统治阶级方爱护之不暇。〔18〕
曹聚仁论“京派”，和鲁迅一样，都是从政治态度与立场上着眼，并且是指“京派”文人以外的“教授”，虽然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废名、叶公超、沈从文以及年轻一辈如“汉园三诗人”（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人，有的也埋头“只管我们的学问”，但基本上是“只管我们的文学”的文人，而不是曹聚仁所谓的“非谈学问不可”的“京派教授”。〔19〕
但是，在其他上海方面的批评文章中，“京派”是文学范围的概念，是指身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学院中的文人（或称学者式的文人）。所指比鲁迅、曹聚仁文章中的这个概念要明确得多，范围也小得多，更符合当时这场论争在文坛上发生的性质。这是文学史常识，不必一一举例证实了。
这样，由于争论，北平的周作人、沈从文等作家便被统称为“京派”，并且共同面对“海派”作家的批评，特别是来自“左联”的激烈批判。在此之前，周作人等《骆驼草》成员，曾受到左翼作家的批评，“新月”派作家也曾受到左翼作家的批评（徐志摩去世后不久，《新月》从上海移到北平由叶公超主编，直至1933年6月停刊）， 被“左联”视为不同性质的文学团体。但自从1933年底引起的这场“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之后，这两个小的文学团体，就被视为一个大的文学集体，并且一同受到批判。也就是说，此后这些成份并不完全相同的学院中文人，将共同面对来自“海派”的批评或批判了。而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既挑起了引人注目的“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并除了自己的几篇批评“海派”的文章之外，还发表相当数量的这方面论争文章，使该刊无形中被视为“京派”的一个阵地，同时，沈从文又在该刊上大量发表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中心的北平学院中作家（包括刚从该校毕业的学生，如“汉园三诗人”）的作品，也使得这些作家被文坛上视为“京派”成员。虽然“京派”并无具体的组织形式，但因此被作为一个集体的“京派”，而事实上，包括我们这里讨论的这个原因在内，各种复杂因素的结果，北平的这些作家也确实“无形中形成一个小圈子”而存在。〔20〕直到1937年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京派”才有了真正的自己的同人刊物，并集体登场亮相。所以，朱光潜曾说：
他（按沈从文）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21〕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早在《文学杂志》创刊之前，1933年9 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开始，该年底由他引起的“京派”与“海派”论争，“京派”这个概念已出现，“京派”作为一个文学集体已开始形成。这也是上文的讨论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三
1934年的那场论争之后，《大公报》“文艺”副刊进一步扩大了“京派”的社会影响和文学创作的实绩。
下面，我们试图通过两件事，来说明这一点。
事先应当说明的是，这两件事都是由萧乾继沈从文之后接编该刊的期间内发生的。萧乾1935年6月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 早在毕业之前，他的作品就经沈从文之手发表在该刊之上了，并经沈从文的引荐、介绍，成为林徽因家中的那个“京派”著名沙龙——“太太的客厅”——的座上客。〔22〕萧乾接编该刊后，编辑方针仍然秉承沈从文的意图，是在沈从文的支持之下编辑该刊的，甚至每月一次的招集北平作家聚餐，也仍然由沈从文出面招集。最初，萧乾只负责编辑《大公报》的“小公园”专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沈从文才放心地将“文艺”副刊交给萧乾编辑，自己作为幕后参谋，帮助筹划。〔23〕萧乾的大学毕业论文是《书评研究》，〔24〕对书评的兴趣，使得萧乾大胆地在“文艺”副刊上开辟“书评”专栏，并将这个专栏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25〕我们所要讨论的与“京派”有关的第一件事，就是该刊的“书评”栏目的影响和意义。
在“书评”专栏持续发表书评文章的，首属署名刘西渭的李健吾。李健吾毕业于清华大学，三十年代初从法国留学回国，他的一篇论福楼拜的论文受到林徽因的称赏，因此与“京派”文人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1934年以后他任教于上海的暨南大学，仍然与“京派”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被视为“京派”成员。李健吾在“书评”专栏发表的书评文章，1936年结集题为《咀华集》出版，影响很大。〔26〕这些书评文章，除评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和《神·鬼·人》、评罗皑岚的《苦果》等三篇之外，其余的八篇文章，都是对“京派”作家的新作的评论。李健吾尤其表现出对“京派”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的巨大热情，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称赏，对他们的新作——大多是第一部作品集，一一品评。这些评论的作品是萧乾的小说集《篱下集》、卞之琳的诗集《鱼目集》、李广田的散文集《画廊集》、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等。虽然这些“京派”年轻作家已经以单篇作品受到文坛的注目和好评，但李健吾对他们第一本作品集的热情褒扬，无疑进一步扩大了他们在文坛上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健吾对卞之琳和何其芳的评论，引起了作者的反批评，特别是卞之琳，他和李健吾在“文艺”副刊上反复讨论，是当时很引人注目的。尽管李健吾的评论，总的是持肯定的态度，但卞之琳、何其芳还是对李健吾文章中个别论点持不同意见，毫不客气地撰文反驳。针对李健吾的文章中的“没有内容”的批评，卞之琳虽然有些恼火，进行了一番批驳之后，颇为负气地说：“总之，随便人家骂我的作品无用，不合时宜，颓废，我都不为自己申辩，惟有一个罪状我断然唾弃，就是——斩钉截铁的‘没有内容’。”〔27〕只是这种讨论，是在严肃认真的态度与气氛中进行的，虽有负气的成份，但并不伤和气，卞之琳和李健吾在讨论之后，仍然是好朋友，1936年卞之琳南下经过上海，还曾在李健吾家中小住。〔28〕李健吾的这种对“京派”作品评论的重点，使他仿佛成了“京派”文学成就的宣扬者，或者说是“发言人”，及时地向“京派”之外的文坛报道了“京派”的文学成就，并及时向文坛推荐“京派”年轻一代作家，在当时具有特殊的意义。
“书评”专栏并非专门评书，实际上也以相当的篇幅评论单篇作品。林徽因的短篇小说《九十九度中》发表在《学文》创刊号上，由于杂志发行量较小，因而虽然这篇作品在“京派”内部颇有影响，但外界并不一定知道这篇作品。李健吾在“书评”专栏里特意发表了一篇专评，满腔热诚地称赞这篇作品。李健吾说这是一篇“最富有现代性”的作品，“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29〕李健吾的分析还是指出了《九十九度中》的意识流的艺术特征，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这个术语；措辞不尽准确（这是李的评论文章的特征或通病），但所谓“现代性”的判断还是准确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书评”专栏开展了对曹禺新作《日出》的集体评论，分两期刊发了不同作者的十五篇评论文章。〔30〕作者中既有“京派”作家，又有茅盾、巴金、荒煤等左翼作家，一致公认《日出》是一部优秀作品。这次集体性的大规模的专评一篇作品的活动，不仅扩大了《日出》的社会影响，同时也扩大了“书评”专栏的社会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大公报》刊发“书评”文章，早在沈从文主编该刊时，已经开始，但确实是对“书评”特别重视的萧乾，进一步专门开辟专栏，把这种评论当作一种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并且，《大公报》“文艺”副刊也因此培养了“书评”作家。常风就是“京派”年轻作家中专写“书评”的批评家。到1937年为止，常风写了相当数量的“书评”文章，大都发表于该刊，并于四十年代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文集、同时也是专门的“书评”文集《弃馀集》。常风的“书评”，体现了明确的“京派”的文学立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评论虽然不象李健吾那样主要以“京派”作家的作品为评论对象，但是，常风明显表现出对“京派”作家作品的称赞，而对“海派”作家的作品，常常直言不讳地指出艺术上的缺点和不足。例如他对茅盾的《子夜》、《泡沫》等作品，基本上持否定的意见，认为艺术上是失败的。〔31〕对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常风也有严厉的批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常风认为巴金“完全受了他的热情的围困”，“忘记了小说并不是历史或传记”；并引述了巴金在《爱情三部曲》再版时所写的长篇“总序”中的自述写作和重读时“流出感动的眼泪的几段文字”，批评巴金忘记了“小说有它自己的生命——它是艺术”。〔32〕我们知道，在常风此文之前，李健吾也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过批评《爱情三部曲》的书评，观点和常风相近，受到了巴金的反驳；〔33〕在常风此文之后，朱光潜发表了《眼泪文学》一文，虽然不指名但却同样引述巴金关于自己流了眼泪的自述，给予批评，观点也和常风基本一致，同样受到巴金的反驳。〔34〕常风的这篇文章却没有引起巴金的反应，原因颇难推断；这篇文章亦未引起巴金研究者的注意。总之，常风的文章体现了他更重视文学的艺术性，并将此视为文学的首要原则。这也是“京派”的共同的文学观。
其次，1934年前后的“京派”与“海派”论争，“京派”作家除沈从文之外，几乎一致保持沉默。原因恐怕是在“京派”作家看来，沈从文批评意见是正确的，没有必要再卷入论争，表现出一副胜券在握的姿态，不屑置辩。〔35〕只有常风在一篇文章中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对“海派”持批判态度。在评张天翼的短篇小说集《反攻》时，肯定了张天翼的艺术成就，却认为“张天翼君即或有一时被称为‘海派’作家，他却‘别’有一副面目”，因而也就批评了“海派”。下面一段话，更明确地对“海派”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近年来北方文坛比较的消沉，南方文坛却有相当的昌旺。许多有名而热闹的争辩都发生于南方，北方的作家简直不曾过问。有些与文坛消息相辅而行的文坛相骂的文章，在北方的人有时就看不懂。讲到“幽默”文学和小品文，那更是南方正应景儿的玩艺儿。〔36〕
语调中有严厉的讽刺，措辞和内容都容易让人想到沈从文在批评“海派”时所说的话。所谓“南方文坛却有相当的昌旺”，不过是讽刺“海派”只是互相谩骂而不从事严肃的文学创作，或者只是“应景儿的玩艺儿”；所谓“北方文坛比较的消沉”，实则是说“京派”作家的严肃的创作态度和文坛上的纯正的风气。这显然是站在“京派”立场上对“海派”的批评，和沈从文完全一样。
我们所要讨论的有“京派”密切相关的另一件事，就是1936年底《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活动。
这次评奖活动，是《大公报》为纪念该报复刊十周年而举行的纪念活动，同时还有“《大公报》科学奖金”的评奖活动。〔37〕
我们先看文艺评奖委员会的组成。这次活动由于具体工作由萧乾负责，因而评奖活动会的构成成员，大部分是“京派”主要成员。共有十人组成：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凌叔华、沈从文。〔38〕也许考虑到评委要代表各地、各方面的意见，才有了叶圣陶、巴金、靳以三人。从这个名单显然可以看出，“京派”作家是评委会的主要力量。事实上，评选活动主要在北平进行，叶圣陶、巴金、靳以，以及李健吾、凌叔华只有书面意见，评奖结果是由在北平的“京派”作家反复讨论而产生的。据熟悉内情的卞之琳回忆说，正是由于林徽因的推荐和游说，何其芳的《画梦录》才获奖的。
评选结果是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曹禺的话剧《日出》和卢焚的小说集《谷》获奖。这三位作家都是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者公认的“京派”成员。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次评奖活动是“京派”作家主持的，并且是“京派”作家获奖的文艺活动。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这次纪念活动，萧乾还请林徽音编选了一本《大公报文艺丛刊1·小说选》。 因为都是从《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作品中选出的作品，所以“京派”作家的作品占入选的25位作家的30篇作品中的绝对多数。〔39〕
总之，1936年的《大公报》的上述文艺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京派”的社会影响，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京派”文学的部分成就（评奖只限于1936年发表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海的良友图书公司也进行了“文学奖金”的评奖活动。评委是蔡元培、郁达夫、叶圣陶、王统照、郑伯奇等人，与“京派”无关。评奖结果是左兵的《天下太平》和陈涉的《像样的人》两部小说获奖，也与“京派”无关。有意味的是，常风在1937年7月写了一篇书评，评《天下太平》。 针对良友的广告中宣传《天下太平》“是从许多应征文稿中最先也是最后被评判先生认为值得获奖的一部”，常风分析的结论是这部作品完全是失败的作品，十四五万字几乎“只留下个概念”，即“概念化”的失败之作。常风文章开头特意将《大公报》“文艺奖金”和良友图书公司的“文艺奖金”相提并论，认为是“今年我们出版界两件值得纪念的事”。〔40〕这样，常风显然是对良友图书公司“文艺奖金”评奖活动的一个讽刺，褒贬十分分明。
注释：
〔1〕参阅拙文《京派：备忘与断想》，载1995 年《文艺理论研究》第四期。
〔2〕〔3〕〔4〕《周作人日记》下册，P487，P508，P526， 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
〔5〕参阅周作人1929年8月30日致胡适的信，及同年9月4日胡适复周作人的信，俱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P538-539，P541-543，中华书局，1979年版。又，参阅周作人《悼志摩》，载1932年3 月《新月》第四卷第一期。
〔6〕〔10〕沈从文《沫沫集》，P6-7，P2，上海大东书店， 1934年4月版。
〔7〕〔8〕〔9〕巴金《怀念沈从文》， 引自《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P8， 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11〕参阅沈从文《水云》等文章，见《沈从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12〕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载1933年10月1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最早反驳此文的，是苏汶（杜衡）的《文人在上海》一文，载1933年12月《现代》第四卷第二期。从此，论战正式开始。
〔13〕载1934年1月10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14〕载1934年2月3日《申报》“自由谈”副刊。
〔15〕载1935年8月18日《大公报》“小公园”副刊。
〔16〕参阅拙文《鲁迅论“京派”“海派”》，载1997年《鲁迅研究月刊》第七期。
〔17〕载1935年5月5日《太白》第二卷第四期。
〔18〕〔19〕收入1935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曹聚仁散文集《笔端》。本文引自《曹聚仁杂文集》P50-51，P51，北京三联书店，1994 年版。
〔20〕〔39〕卞之琳《追忆邵洵美和一场文学小论争》，载1989年《新文学史料》第三期。
〔21〕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载1980年10月《花城》第五期。
〔22〕参阅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见《负笈剑桥》，P35-46，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版。
〔23〕〔25〕参阅萧乾《我当过文学保姆》，见《萧乾文学回忆录》，P67-92，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又，朱光潜1937年编《文学杂志》时，有意吸取《大公报》“文艺”副刊开展“书评”活动的经验，重视发表“书评”文章，并请当时专写“书评”的常风作为他的编辑助理。参阅常风《回忆朱光潜先生》一文，见《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4〕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26〕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是巴金主编的一套大型文学丛书中的唯一一本批评文集。其中的文章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时，影响很大，参阅卞之琳《追忆李健吾这匹“快马”》，载1990 年6月《新文学史料》第三期。
〔27〕卞之琳《关于〈鱼目集〉——致刘西渭先生》，载1936 年5月10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28〕参阅卞之琳《追忆李健吾这匹“快马”》，出处同注〔27〕。
〔29〕刘西渭（李健吾）《咀华集》，P66-67，花城出版社，1984年重印本。
〔30〕分别载1936年12月27日和1937年1月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31〕常风《茅盾〈泡沫〉》，见《逝水集》，P151-154，版本同注〔23〕。
〔32〕常风《巴金〈爱情三部曲〉》，引自《逝水集》P140，P144，版本同注〔23〕。
〔33〕刘西渭《〈爱情的三部曲〉》和巴金《〈爱情的三部曲〉作者自白》，均收入《咀华集》。
〔34〕朱光潜《眼泪文学》，载1937年1 月《大众知识》第一卷第七期；巴金的第一篇反驳文章《向朱光潜先生进一个忠告》，载1937年4月《中流》第三卷第三期。此后两人各有几篇互相争辩的文章发表， 此处不一一注明。
〔35〕1935年4 月鲁迅在《“京派”和“海派”》一文开头即说：“去年春天，京派大师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海派小丑也曾小小的回敬了几手，但不多久，就完了。”出处见注〔17〕。
〔36〕常风《张天翼〈反攻〉》，引自《逝水集》，P122，版本同注〔23〕。
〔37〕〔38 〕见1936年9月3 日上海版《大公报》所载的关于两项评奖的“启事”。
〔39〕参阅《大公报文艺丛刊1·小说选》，1936年8月，天津《大公报》社出版。
〔40〕常风《左兵〈天下太平〉》，引自《逝水集》，P172-173，版本同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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