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批判与批判的经济学——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范式论文,金融危机论文,主流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范式危机是指经济学学科领域内部的人们基于经济实践对理论的冲击而不再接受或至少是部分拒绝原来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假设和定理等。倡导并践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并影响着全球经济，凸显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及其危机予以剖析的重要性。
自马歇尔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再未随时代变化而进行过整体的理论范式变迁，而是致力于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数理化手段对其进行维护和巩固，形成了一个貌似强大、不可动摇的经济学范式。在当代以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等为代表，执思想界之牛耳，成为“别无选择”(TINA，撒切尔夫人语)的支配性主流学说。国际金融危机对其理论逻辑进行了现实的严酷拷问，危机面前的苍白无力使其逻辑困惑与现实悖论暴露无遗，因此这场危机不仅是经济上的转折点，而且是我们思考经济学的转折点(Joseph Stiglitz，2009)。
一、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落体”：来自西方学者的批判
次贷危机伊始，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尔·罗德里克(2008)就曾指出，当前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经济学家的问题。随着危机的蔓延，Krugman(2009)认为，学术建筑的崩塌恰恰也意味着现实世界中市场的崩溃，其结果是严重的经济衰退。Stiglitz在《自由落体》(Freefall)中指出，不仅仅是经济出现了“自由落体”，经济学理论也在“自由落体”。
1.对“完美理性”、“有效市场假说”的批判。面对“女王的难题”，英国10位知名学者(Sheila C.Dow; Peter E.Earl; John Foster; Geoffrey C.Harcourt; Geoffrey M.Hodgson; J.Stanley Metcalfe; Paul Ormerod; Bridget Rosewell; Malcolm C.Sawyer; Andrew Tylecote)在2009年8月10日联合上书女王，指出危机未被预见的原因之一是“主流经济学家广泛宣传的广遭质疑的‘理性’和‘有效市场假说’”。
Stiglitz(2009)在回答“本轮危机的产生究竟是监管环节的玩忽职守，还是基础理论本身的缺陷”时，矛头直指“完美理性”：危机发生前后“业主、投资者、金融机构以及企业管理者方面表现出的显而易见的不合理”表明了这一假定很难与现实观察到的现象挂钩。危机中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智，金融家们的贪婪、普通投资者的盲目、监管者的懈怠、政府的失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危机让这一理论显现出了裂痕”。Krugman(2009)认为对于经济体制的浪漫化和纯净化使得大部分经济学家忽略了没有什么是永远对的。他们对人类理性的限度视而不见，从而导致经济体制遭受突然的、不可预料的冲击，所以“当涉及全人类都要面对的经济衰退和萧条问题时，经济学家们需要抛弃那些简洁而错误的‘人类理性、市场完美’假设，以使经济学至少有点靠谱。”
“有效市场假说”是芝加哥大学的Eugene Fama基于“理性投资者”提出的一个假说。①危机伊始，作为主流经济学的“灯光”(科林·里德，2009)，这一假说遭到了严厉批判。Krugman(2009)指出，整个经济学都被“有效市场假说”支配着，对于有效金融市场的盲目相信使得太多经济学家看不到史上最大金融泡沫的产生，有效市场理论也从一开始就在这个泡沫的膨胀中起到了可观作用。“华尔街一字不差地接受有效市场理论家的观点，而这些战略对如今席卷世界经济的灾难起了关键作用”。耶鲁大学行为金融学家Robert Hiller(2009)将“有效市场假说”称为“经济思想史上最惊人的错误”。乔治·绍罗什(2009)也认为，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总趋向于平衡，偏离是随机的。但是“有效市场假说不切实际。市场可能会出现失衡……市场存在着系统性风险。”
2.对“信息完全”的批判。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斯蒂格利茨指出，信息必须完全公开并不在旧有经济学理论的几项关键假设之中。在标准理论中，信息的重要性被忽略掉了。“市场中的经济行为很难与基础理论中描述的相符”，现实中即使只是很小一部分的信息不完整，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垄断的力量，破坏均衡竞争。而在市场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金融外部性问题②显得特别重要。事实证明了“金融市场的失灵对于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外部性影响非常大……金融体系在去做它该做的事情上的失败，其破坏性程度堪比大萧条时期各种宏观经济的失败。”日本著名的“美国式市场万能论”、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中谷岩(2009)在危机面前进行了深刻的理论自省，他在《资本主义为什么自灭——经济结构改革急先锋的忏悔》一书中指出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经济学假设市场参与者都拥有完全信息，但在现实世界，信息是不对称的，“信息被操纵，市场也就没有效率。”华尔街经济学家罗伯特·巴巴拉(2009)也认为金融衍生产品背后的经济模型的错误之一是支撑那些标准模型的是一种假设，即人们掌握充分信息，而且行为理性，但是他们未能认识到“金融市场会定期出现混乱状态”。
3.对经济数学模型的评判。作为“人类智力进步”(萨缪尔森)的产物，“主流”经济学在复杂精密的数学模型的武装下，以高雅、科学、时髦的框架结构展开，成为其取得学术霸权的重要工具。但是“在主导的经济模型中，没有任何事情能预示去年的经济大崩溃”(Krugman，2009)。精巧的模型在危机面前的完全失灵让其蒙羞。Sheila C.Dow(2009)等在给女王的上书中指出“经济学家的狭隘——只关注数学技术工具和构建无约束的形式实证模型——成了我们这个职业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正是这一不大关注现实世界的对数学技术的偏好，让许多经济学家偏离了至关重要的整体性观察的轨道。Stiglitz(2009)认为，普遍流行的经济学模型所倡导的政策恰恰策源了经济危机，危机显露了这些模型的缺陷，而且还不是小缺陷，因为很多错误实际上是反复出现的。
Krugman(2009)认为经济学领域误入歧途是由于经济学家误把那些美妙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学当作了真理，“经济学领域失败的最核心原因莫过于他们试图包罗万象、思维优雅，顺带炫耀他们数学才能的欲望。”之所以铸成如此大错，要害在于充满幻想的经济学家们“理想化地勾勒出一种理智个人与完美市场和谐共处的经济体制，并穿上了别致的方程式华服。”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Krugman以金融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惊人而优雅的理论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为例，该模型假设所有的投资者都理性地平衡了风险和收益，“如果你接受这个模型的前提条件，它会大有用途。”然而他们几乎从来都不去问这样一个看起来显而易见的问题：“资产价格在现实世界里的像盈利这样的基本问题中是否管用？……他们只考虑资产价格在资产价格给出的情况下是否合理。”结果这一需要“物理学家一般的计算能力”才能掌握的模型背后的逻辑就如同“通过证明两夸脱番茄酱恰好是一夸脱番茄酱价格的两倍，从而得出结论证明番茄酱市场是完全有效市场”(拉里·萨默斯，2009)一样荒唐。
二、“防护带”的自动收缩：“主流”经济学应对危机的方法论战略
Imre Lakatos认为就科学结构本身而言，“范式”包括“硬核”和“防护带”两部分：“硬核”(hard core)是不可动摇、无可辩驳的事实；辅助假设的“防护带”(protective held)则表示当理论假说被经验验证时可以向外延伸，而当遭到反驳时可以向内收缩的部分。它承受检验的压力，进行调整和再调整，或者完全替换，来保护硬核。③“主流”经济学最初由于其“防护带”要素与现实距离太远，在新生理论的冲击下不断收缩：充分竞争假设首先由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理论突破，“交易成本”则打破了现实世界无摩擦的假设。针对未来不确定性，经济学家试图用完全信息假设将其转化为确定性，即假设虽然未来不确定，但是经济主体通过理性预期，将原来不确定条件下的经济决策转化为通过一定概率进行选择的确定性决策，以此为新的“防护带”来应对未来不确定的现实冲击。鉴于这一假设仍然与现实严重摩擦，信息经济学以信息不对称作为新的假设前提，提出了“信息成本”概念，使其与现实进一步接近。但信息不对称仍然隐含着一个假设前提：只要经济主体愿意付出足够的信息成本就可以获得完全信息，从而把基于不确定性上的人的认知能力不足转化为信息成本约束。如是，通过不断收缩“防护带”来保护其“硬核”，“主流”经济学表面上摆脱了一次又一次的理论范式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自身范式转换的空间和生命力。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中，面对质疑和批评，主流经济学家在保持了短暂的“沉默和矜持”后，迅速站出来应战。面对克鲁格曼“为何如此离谱”的责难，美国金融协会副主席、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John H.Cochrane(2009)针锋相对地写就了《到底是经济学家们错了，还是保罗·克鲁格曼错了？》一文。面对克氏“承认经济是有缺陷和摩擦的”以及对经济参与者行为风险承担能力假设修改的建议，Cochrane(2009)坦承“宏观经济学家一直在把Kydland和Prescott 1982年的文章④当作永恒真理去崇拜。我们过去30年几乎一直在做的就是在模型中引入市场缺陷、摩擦和其他新的行为，特别是关于风险倾向的新模式，并定量地对结果模型进行数量上的比较。……我们实际上一直在做。”而对于克氏“误将美轮美奂的数学当作真理”的批判，Cochrane(2009)讥之为“卢德式”攻击，他首先以“除了数学没有更好的替代品”为“主流”经济学开脱，“问题不在于数学的滥用，恰在于没有足够的数学。数学在经济学中让逻辑更加直接，以确保逻辑关系中的‘那么’确实是由‘如果’推导出来的。”但他接下来话锋一转，承认了经济模型约束条件设定的随意性：“目前的挑战是，要减少这种经济学中的随意性成分、弄清楚真正背后的关系，实在是太困难了。使用我们现在使用的数学工具，摩擦实在是太难处理了。”可以看出，“主流”经济学再一次试图故伎重演——通过自动收缩部分“防护带”来应对危机带来的理论挑战。因此，从一个更深的层面审视，“主流”范式阵营内部大量的表面上有差异的经济理论实际上来源于在防护带内对非公理性假设的放松，但是所有放松的参照系或底线是其赖以产生的顶礼膜拜的硬核。
从一般意义上说，经济学理论作为一个整体理论系统需要不断接受经济实践的检验和修正，而主流经济学家的做法表明：在既定范式的支配下，只要既有的逻辑体系和方法论原则能够在一定经济分析工具的帮助下相对合理地解释现象，该范式就会得到认可和维护；即使经济分析的逻辑结论和现实经济经验并不相符，他们也不会怀疑范式本身是否出现了危机，而是通过修正自身对范式的认识和理解，将反常的经济现象勉强硬塞入既定范式所蕴含的逻辑空间中去，进而去巩固和维护旧范式，最终结果必然是导致范式的僵化和阻碍科学的进步。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危机的深层原因解析
1.先天哲学基础导向的“现象经济学”倾向。Peter Urbach(1996)指出：“经济学作为一种范式，最重要的恐怕要数边际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以及随之而来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西方经济学家从这个一般方法中选出一部分用以构造其独立范式，以边际效用为核心的主观效用价值理论在对传统生产成本价值论进行批判的同时，无意中也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并一直被沿用至今。这种范式的最大特点在于力图把经济理论奠基在主观意义上，运用主观心理范畴分析社会经济活动。如门格尔曾提出推广内省的心理分析来认识需求和价值等的重要性。马歇尔则从市场消费心理角度阐释人的欲望与市场消费趋向间的内在关系，其“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实质上是一个标准的心理感受问题。艾克纳将新古典理论概括为四个核心要素：(1)建立在假定效用函数上的一组无差异曲线，(2)建立在假定生产函数上的一组连续光滑的等产量线，(3)厂商的一组斜率为正的供给曲线，(4)投入要素的一组边际实物产量曲线，而这四组曲线无一例外都是一种先验的思想产物。
作为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具体学科，无论是哪种经济学流派、思想都有隐含或不隐含的哲学基础。哲学基础的不同，必然导致不一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而影响经济学范式的特点各异。以主观唯心为哲学基础的边际主义以人及其心理活动作为经济学范式的支撑点，虽然更“人性化”，其解释更接近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经济活动现象，但仅限于表面而非本质层面。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东西而已。”人的思想是现实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反映，人的行为心理其实是在长期经济活动中形成的，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而非原因。片面夸大人的主观心理对经济活动的决定作用，颠果为因，从根本上说无助于把握复杂经济现象背后的真实规律；从学科知识增长的角度看，则会使经济学的发展趋于僵化，越来越执著于在原有范式基础上进行更为规范性的描述，表现为越来越规范的经济学范式和越来越优美但和经验世界本质规律越来越远的模型，呈现出一种“现象经济学”的倾向。⑤也正因为此，在追究金融危机根源时，主流阵营的反思诸如“信息不透明和政府监管缺位”(梅拉梅德)、“投资者低估风险”(格林斯潘)、“银行犯了错误”(约翰·斯诺)等等，这些解释并不比杰文斯荒谬的“太阳黑子活动周期论”更高明。这种流于表面的分析看似偶然，实则完全符合其一贯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与其经济哲学基础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的逻辑联系。
2.单纬度的科学实证主义标准。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就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原则进行过预测主义和描述主义之争：前者关注于假说和其预测的检验；而后者既要求检验假说，也重视检验假设。从科学哲学角度看，这场争论是在科学主义语境内发生的，双方操持着理性科学主义的语言，表面上体现了证伪主义与证实主义的对立。实质上波普尔一直被逻辑实证主义者看作是一个用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的持不同意见的实证主义者，因此弗氏和萨氏本质上都属于实证主义者，争论只是基于对“证伪原则”及“实证原则”的不同解读。实际上二者都认为只有“科学命题”——可以进行逻辑实证检验的命题——才具有学术研究的合法性，所以尽管观点不同，但是双方却乐于分享共同的理论“硬核”——从个人效用函数出发的逻辑起点和最优美标准的“帕累托”原则，参照系则是自由市场制度。
按照其共同的逻辑，给定完备性和传递性的理性定理，附以连续性和凸性公理，即可获得稳定的偏好序，然后以偏好序的度量(事先设好的连续效用函数)为目标给定约束条件，于是整个选择就成了求解最优化的过程。如此公理化过程后，牛顿力学环境下孕育出来的经济学的演绎过程愈来愈“被自然科学化”。遗憾的是其标榜的科学主义标准无法在其中贯彻始终而不自相矛盾，这个充斥着形而上学的求解过程——典型地内含不可测量的概念或词项——所得的最优解即选择结果必然从开始就是决策者最偏好的，结果序实际上就是偏好序的体现。于是，其研究范式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作为演绎前提的公理性假设与科学主义标准相冲突；要改变公理性假设，则须将历史、认知变量内生化，从而违背其自然科学化的初衷——这种悖论在金融危机中得到了进一步地诠释、验证和展开，如个体理性选择和社会群体理性的缺失；“均衡状态”与金融市场的结构耗散；金融模型的共时性结构与资本市场的历时性结构；稳定性偏好、静态分析与经济金融体系的非平衡性和非线性、计量经济分析对稳态数据的依赖和危机下经济金融数据段的突变等等。
总的来看，科学哲学本身经历了从“实证原则”到“证伪主义”，再到“约定主义”、“历史主义”和“还原主义”等的不断转换，体现了一种文化转向的潮流，倾向于反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强调科学研究中方法论的多元化，认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实证主义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反观当代“主流”经济学却仍在坚持唯科学主义，尊崇的仍是老套的单维度科学实证主义标准。布坎南(1988)说：“假如我们围绕所谓的‘具有自然科学性’的经济学……打转……我们就会促进人类进入衰败过程。”“主流”经济学在其方法论最高原则上始终固守过时的极端实证主义标准，导致了经济学哲学层面的贫困化和意义维度的缺失。所谓弗氏和萨氏在预测标准和描述标准上的争论，以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观点看来，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是科学主义导致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深陷泥沼而不自知的体现。
3.数学演绎方法的形而上学。Robert Kuttnet(1987)说：“就方法而言，标准经济学高度抽象，倚重……数学和演绎，并不孜孜计较体制”。在封闭、静态的经济体系中，这种方法有助于对复杂的经济现实进行抽象把握，在假设条件下借助数学进行逻辑演绎进而得到结论，仅从理论体系建构本身而言，这种分析没有问题。但正如劳森等指出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开放、发展的复杂系统，并不具备实验室的封闭特征，为了分析方便而先验地把现实中事实上存在的、并对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轻易剔除掉，“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马克思)，由此得出的结论即使科学，也是一种“片面的科学”。这种方法的伪科学性在于它基本上不依附于除了从它本身的思想体系的内部逻辑中产生的原则以外的任何原则，在其理论视域中，“经济学家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任务”。⑥于是，经济学的演绎推理靠数学来证明，而数学证明则通过演绎来推理，偏离了科学关于确认产生被观察事件一般模式的深层结构和基本因果力量的目标，结果如马克思所说：“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⑦这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认为“进行抽象就是进行分析，越远离物体就是越接近物体和深入事物……世界上的事物只不过是(数量)逻辑范畴这种底布上的花彩”。⑧
“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形式逻辑的数理建模和基于计量实证的量化分析，擅长运用数学演绎方法把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变量，然后通过对这些变量的解释进而对社会经济的运行进行诠释，从而把经济理论所描述的简单化的理想世界同复杂的现实世界混淆起来，由此导致了历史性纬度、现实性纬度、复杂性纬度、人性纬度和批判理性纬度的缺失。也正因为此，“主流”阵营中几乎没有人能预测到(也不可能预测到)危机的到来，更可怕的是经济学家们不愿意看到市场经济发生灾难性故障的可能性(Krugman，2009)。因为“经济人的预期达到了魔力般的一致，经济人的决策得到了完美的协调”(宋小川，2010)。根据其苦心经营的数学模型，完美的市场经济制度会发生灾难性的危机无异于痴人说梦。次贷危机爆发之前，针对Robert Shiller等发出的房地产泡沫警告，“有效市场假说”之父Eugene Fama嗤之以鼻：“泡沫这个词快让我疯掉了。”Larry Summers更斥之为“误导”。话音刚落，金融海啸奔涌而来。
预测失败并非最糟的，毕竟“预言失误只是经济领域最不起眼的问题”(Krugman，2009)，糟糕的是当这种建立在对现实世界高度简化甚至异化的先验假定下的理论被用于改变世界时，一方面经济决策者由于知识的囿限，往往会根据理论结论本身去选择经济政策，从而导致理论之于实践的高昂的“适应误差成本”；⑨另一方面，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巩固现有理论范式的动机，经济学家也并不情愿帮助政策执行者分析现实的约束条件，而是极力推崇理论本身的价值，“毕竟胡佛研究所和华尔街的工作机会不容忽视”(Krugman，2009)。当其运用理论解释经济事实时，会有意无意地弱化抽象理论和具体操作的边界，醉心于将理论抬到普释性的高度。事实上，就在危机前不久主流阵营还在为塑造了“经济学的黄金时代”而欢呼雀跃：理论上，他们自认为解决了内部争端，经济学家观点达到了“广泛的一致”；实践上，新古典领袖罗伯特·卢卡斯(2003)宣布“防止经济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金融危机让其梦想破碎了，而在救市问题上，其错误愈发明显。卢卡斯将奥巴马的刺激政策斥为“伪劣经济学”，他的同僚约翰·科克伦说它们建立在没有说服力的“童话故事”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龙将这种漠视现实的狂妄和傲慢称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理智大厦的倒塌”，克鲁格曼则称之为“宏观经济学黑暗时代的产物”。
四、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转变
当经济学科内出现原来共同的信念、价值标准、假设和定理被怀疑，即产生范式危机的同时，往往也意味着出现了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契机。“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在于其致力于形式逻辑的日益精致化，却无法满足于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检验，因此，其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按照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分析和描述世界。
1.方法论范式的多元化改造：马克思、非主流与跨学科的视角。约翰·内维尔·凯恩斯(2001)说：“合理的方法既是抽象的，也是现实的；既是演绎的，也是归纳的；既是数学的，也是统计的；既是假说的，也是历史的。”极端科学主义方法论拒绝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知识、数量变化和不可逆性，它使经济学陷于无系统误差、无积累发展的均衡图式之中，不论是在预测还是在描述的意义上。后现代科学哲学强调“什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而经济学的结论归根结底应该是逻辑和历史的双重统一。“主流”经济学方法论范式转变的趋势是复古人文传统，同时结合其原有的演绎逻辑方法优势，使演绎和归纳的分析方法相结合，以及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在经济研究中导向于将经济系统和环境、认识主体和对象关系的内生化，重点去研究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
国际金融危机彰显了马克思经济学强大的逻辑穿透力、理论想象力和现实解释力，“掌握了马克思的方法论，无异于掌握了迄今为止仍然是最强有力的先进武器。”(方大左，2004)“主流”经济学方法论范式转变的出路之一是进行“马克思的改造”，在具体到抽象和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行程中，始终以现实社会为最大的公理性前提，一如马克思所说：“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⑩在认识的多样性规定辩证统一基础上逼近对混沌总体表象的理性再现，坚持现实事物运动决定理性思维发展变化而非理论假说决定现实事物的运动，未经社会实践检验的理论假说不能成为改造现实的标准，以现实来修正理论假说而非以理论假说来剪裁现实。“主流”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框架——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进行评估比较——作为一般的理论规范分析并无疑义。但要使经济理论转化为经济政策，上述过程则非一次完成即可，而需辨别逻辑结论的特殊性和一般性，到经验世界中检验和修正，通过修正，将上述分析过程多次重复分析，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认识过程，拓展其逻辑空间，最后才有可能得出相对一般性的结论来。
其次，一些非主流经济理论也因为对金融危机有所触及而备受瞩目，行为金融学家希勒是为数不多的成功预测危机的学者，行为经济学承认市场的“摩擦、冲突和欠缺”，“非理性过度行为”、“羊群行为”等在金融危机面前表现出了一定的解释力。“主流”经济学需要更多地借鉴和吸收其他非主流经济学，如行为经济学、适应性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动态学等差异化、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互相弥补并修正自身。此外，不仅要从经济学自身理论深化和逻辑扩展角度来把握经济学学科发展方向，而且要顺应历史时代的思潮变化与整体范式转换要求来探寻经济学变革的可能路径，同经济学知识系统之外的其他思想形态和知识形态的“主流”思想相吻合，特别要与当代主流化的哲学观及其方法论相适应。
2.寻求理论严密性和现实意义性之间的平衡：假设条件的现实还原。深入到理论假设层面来确立基本思想并展开逻辑叙述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应有之义。通过假设条件先把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简单化，在此基础上不断通过修正、还原假定前提，以使理论向现实世界步步逼近，从一般意义上讲符合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规律，是经济思维接近客观真理的有效途径。“主流”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对现实世界不加限制的高度简化和抽象，使理论建构染上浓重的空想色彩，整个理论体系“整洁、有说服力，但却是错误的”(Krugman，2009)。所以有必要赋以人文意义的现实性要素来充实其公理性假设，突出公理性假设的现实性、科学性和辩证性。
鉴于经验世界的复杂性和完全认识世界成本过高，经济学在进行逻辑推演的过程中所依据的逻辑前提应尽量接近现实的经验事实，而不是也不可能追求和经验世界完全一致的逻辑前提，以期寻求在理论的严密性和现实的意义性之间的折中。这就需要对“主流”经济学的部分假设进行还原。以理性经济人为例，这是一个为了分析问题而构建的工具性假设，通过抽掉不相关因素而力图形成一个可控制的分析环境。从现实性维度看，以现实人为基础概括而成的经济人经过了一个从描述性向分析性、从真实人向符号人的转化过程，这一公理性假设属于典型的以偏概全的片面型假设。这一教条表面来自斯密实则源自边沁的“发明”——从“效用原则”中虚构人的本性——在马克思看来其片面性来自边沁“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11)从历史性维度看，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具体到现实中，即人的经济行为本质上要受生产关系的制约。私有制、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特定阶段，在此条件下的“经济人”只是一个历史概念，因此“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12)所以该假设必须被严格限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其现实性上则须至少寓含如下命题：(1)利己和利他双重性；(2)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3)好(坏)制度会使其在增进社会利益(个人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实现(破坏)个人(社会)利益最大化。
3.数学模型的恰当使用：工具主义向分析工具的还原。数学上完美无瑕的征服力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重要霸权工具，数学方法的运用使经济学具备了高度的理论清晰度和逻辑严密性。正如Solow(1997)指出的：好的经济模型通过“关注一两个因果或条件因素而排除了所有其他因素，并且希望理解实体的一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在“主流”经济学数学工具主导的研究范式中，以“程式化事实”为研究对象，沉迷于科学的构建，通过形式完美而内涵空洞的数理推导去验证不完全的过去和预测完全的未来。由于其目标是建立普释性的逻辑理论，所以需要数学，而且不是数学多了，而是远远不够(Cochrane，2009)。于是，经济学无奈地被数学“强奸”了。霍奇逊说：“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应用数学的一部分，经济学的目标也已不再是去揭示经济世界的真实过程和结果，而是为了自身的兴趣去探索数学技巧。……经济学因此成了一种数学游戏……不再受到描述的充分性或者参照现实这些问题的限制”，工具主义泛滥的结果是经济模型的非实在论和反科学倾向。当然，经济学家从中而获益匪浅，“被卓越数学技巧武装的温文尔雅的经济学院教授们得以在华尔街一展身手，成为穿梭在金融市场的行家，赚着华尔街高额的薪水。”
马克思说：“如果我们抽掉构成某座房屋特性的一切……结果只剩下一个一般的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同纯粹的数量……打交道了。”(13)这种将抽象混同于分析的形而上学将现实中一切事物的偶然性都抽掉了，但是现实世界中的许多因素是难以量化且不可忽略的，一旦抽象掉，将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不可否认，客观存在是质、量的统一体，质量互变规律本身内含着量化的客观要求。但必须强调的是，数学只是研究量的一种分析工具而已。数学帮助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更准确和简捷，因此不应该排斥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关键是要处理好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免导致研究者对数学的过度迷恋而导致的语言损伤，最终彻底丧失对现实的解释力。所以，可能的趋向是谨慎而恰当地应用数学，还原其在经济学中辅助性分析工具的本来面目，使用具有恰接性和粘合力的数学语言来描绘可观察的经济行为，让形式化支持实用性，使工具化服从于思想性。
注释：
①所谓有效市场，即所有信息都能迅速传递到投资者和所有参与者并反映在现行资产价格上的市场。
②Pecuniary externalities，指金融行为中私人成本或私人收益向第三方溢出的外部经济效应。
③按照这一范式，“主流”经济学的硬核主要有：理性选择、稳定性偏好及均衡状态等。防护带包括：经济主体面临的市场环境是充分竞争；经济主体面临的世界是无摩擦的世界；经济主体拥有的信息是完全信息等。
④该文提出了流行的商业周期模型。
⑤从这一角度看，“主流”经济学数理化或工程技术化倾向是必然的。
⑥⑦⑧(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107、106、105页。
⑨危机中，美国家庭13兆美金财富蒸发殆尽，600万人失去了工作，大约600万的美国人失去了自己的房子。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11)(12)《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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