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专门杂志”与城市脉动的关系——以美国《纽约客》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纽约论文,为例论文,美国论文,关系论文,杂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杂志研究中，“专门”二字有着特殊的含义。20世纪杂志发展最令人瞩目的特征之一是趋向专门化的浪潮，与之相对应的是读者细分化的要求。这股浪潮最早兴起于20世纪初，六七十年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以特定读者为对象的专门化杂志，而自八九十年代以来，杂志这一特定的出版物，更是以达到特定的人口群体为目的。
总体上，“杂志是那种最能与社会、人口、经济及文化潮流合调的媒介”[1] (P159)，也是与现代城市地域、格局和脉动紧密相连的媒介。杂志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印刷媒介的技术发展，依赖于交通、邮政、读者对专业信息的需求、其他传媒形态的冲击等典型的城市要素。
本文拟以美国“现代专门杂志”中的第一批成功者之一——《纽约客》——为例，联系历史与当代，侧重几个方面探讨专门化杂志与城市脉动之间的关系。
纽约城市的迅速发展和空前繁荣始于19世纪初。1825年伊利运河的开通以及随后的铁路兴建，打通了纽约同中西部的联系，加快了这座现代大都市的进程。它不仅是商业、金融、贸易和工业的中心，也是文化、艺术、音乐和出版的集中地。这一城市囊括了众多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科研机构和艺术中心，美国三大广播电视公司、一些最有影响的报纸、以及《读者文摘》《时代》《新闻周刊》等一批顶级杂志都将总部设于此地。
1925年问世的《纽约客》，也是基于纽约发展的一本颇有特色的杂志。其创始人哈罗德·罗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星条旗报》的主编，该报随远征部队的足迹创刊于巴黎，是战时士兵新闻事业的典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复刊，又成为当时美国大兵的主要报纸。在《星条旗报》的编辑部里，著名记者富兰克林·P·亚当斯和亚历山大·伍尔科德协助罗斯的工作，也正是他们后来又在纽约帮助罗斯筹备《纽约客》。
创刊伊始，罗斯便将《纽约客》与纽约城市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一本以轻松讽刺的风格反映蓬勃兴旺的大都市文化的幽默期刊，罗斯本人将它明确地排除在普通城镇居民消遣读物的范围之外，并用“迪比克的老太太”的形象比喻来比照所谓“普通城镇居民”——迪比克是美国艾奥瓦州的一个小城市，又加上“老太太”的主词，明显地体现了与纽约这一现代都市之间的差异。
20世纪美国散文大家E·B·怀特成为《纽约客》的文字魂魄，他从创刊起就为《纽约客》写稿，1927年正式加盟，从事杂志编辑和专栏的撰写工作，直到1985年逝世。其文字清新、平易、文雅、幽默，得以将一种特殊的元素注入到《纽约客》之中，也在很多方面奠定了这本杂志在纽约文学界的地位。
在图片编辑与版面设计上，罗斯欣赏美术编辑雷亚·欧文，后者创作的漫画卡通人物尤斯塔斯·蒂里(Eustace Tilly)戴高礼帽、夹单片眼镜，是一个都市气息浓重、“目无一切的花花公子”。它出现在《纽约客》的创刊号上，后来成为这本杂志的重要象征和品牌标识。
欧文使卡通成为《纽约客》的一种独特的版面语言，其中透露出的冷嘲热讽构成了《纽约客》漫画的特色。这一特色与美国崇尚幽默的民族气质相辅相成，用杂志的漫画编辑罗伯特·曼考夫的话来说，就是：“幽默戳穿神话并解放我们”。
此外，围绕特定的宗旨和风格，一批批优秀的撰稿人、漫画家、摄影师、评论员、撰稿者构成《纽约客》业务力量的主体。他们代代相继，赋予《纽约客》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被概括为：“集跨时与及时，活力与沉思，严肃与趣味于一身”[2]。
《纽约客》诞生不久便成为一本成功的专门化杂志。“它把读者对象放在‘上层阶级，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有地位’的人，但是它的发行量并不大。与面向大众阶层的杂志如《读者文摘》、《星期六晚邮报》甚至《时代周刊》相比，《纽约客》是现代专门杂志中第一批成功者之一。通过吸引希望面对特定读者群的广告商，该杂志开创了分类化的趋势：目标是实际的，但仍是特定的读者。”[3] (P60)
另一份以纽约城市命名的著名杂志是《纽约》(New York)，它与《纽约客》仅一字之差，前身为早期廉价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副刊，也是一份典型的大都市杂志，但在读者对象上与《纽约客》有别，比如年轻的城市居民，内容大致是为纽约城市读者提供与生活有关的知识和常识，因此也更具有商业色彩。有评价说它在20世纪60年代“一年内销路就达15万份，其中25000份是在报摊上零售的，超过了自命不凡的《纽约客》”[4] (P495-496)。
纽约在早期殖民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深层次上为《纽约客》奠定了基础。美国杂志的诞生与殖民运动相伴随，费城、纽约、波士顿等是早期杂志的发源地。其中纽约位于大西洋沿岸的中部殖民地，吸引了众多有着不同民族特色和宗教背景的定居者，也发挥着促进各殖民地地区相互融合的作用。这样的人口基质，是《纽约客》作为专门杂志日后得到发展的重要储备力量。
《纽约客》(The New Yorker)有时又被译为《纽约人》，《纽约客》为其常用汉译名。其中含义发人深省：除少数土著人之外，大多数纽约人都是外来客，身为移民，有着天主教、路德教、贵格会教等不同宗教信仰的背景，双重要求应运而生：一方面，为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移居纽约，特别关注未来、变化和新生事物；另一方面，宗教和文化的印记、良好的教育背景又使他们期待和向往特殊的印刷文本。
大致而言，《纽约客》的读者对象是上层阶级、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有地位的人，是移民及其发展过程中的那些能够欣赏其幽默和深入报道的读者。
人们聚集在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激烈竞争，奋力拼搏，但是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纽约新型城市生态构筑了他们对于文化生活的急切渴望。“罗斯的志向是记录下来正在蓬勃兴旺的大都市文化，这包括令年轻人陶醉的爵士乐、百老汇歌舞剧等等，还有他那一伙人的玩笑。”[5]《纽约客》就以纽约为关注中心，反映这个城市的生活与情感，反映新兴市民对于文化品味与实用消费的双重需求，对于戏剧、电影、印刷品、博物馆等城市生活象征物的爱好，以及对于社会生活无穷变化的解读兴趣。
与美国大多数杂志的商业性质一样，《纽约客》也有明确的所有者、股东和明晰的产权关系。它曾与《幸福》《生活》等杂志一起，由美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风头一时的大报团——英格素尔报业公司——承办发行。80年代中期，有着悠久历史的出版集团纽豪斯公司以1.42亿美元收购了《纽约客》，完成了其经营所有权的易手。20世纪90年代，《纽约客》的经营模式有其特点：“《读者文摘》收入的大约54％来源于订阅，42％来源于广告，而只有4％来源于报摊的销售。另一方面，《大都市》收入7％来源于订阅，大约68％来源于广告，25％来源于单本销售，通常是在超市。《纽约客》显示了另外一种模式：其收入的72％来源于广告，23％来源于订阅者，而5％来源于单本销售。”[1] (P139)
然而，编辑方针、出版理念并非完全受制于商业控制。长期以来，《纽约客》奉行编辑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刻意与大都市的商业气息保持一定距离。在相当程度上，《纽约客》因置身于繁华都市而多了一份现代气氛，并体现出一种高雅文化与世俗生活之既结合、又抗衡的努力；纽约城市则因为有了《纽约客》这样的杂志，而增添了特别的雅致、韵味和清新，或多或少地冲淡了纽约的喧嚣、鼎沸、快节奏以及万花筒般的眩晕。
根据读者市场和内容，以及数据库《ULRIC' S期刊指南》对杂志主题的界定和分类，《纽约客》属于文学和时政评论类杂志。它从一份文学杂志开始，后在保持文学特色的同时，朝向“意见杂志”的方向发展，后者体现在介入公共事务、及时阐述深刻见解、引导社会思考等等方面。
罗斯手下原有一批充满激情的作家和漫画家，杂志辟有文学评论、原创小说和漫画等栏目，并奠定了《纽约客》独特的幽默风格。20世纪50年代初，罗斯的继任者肖恩上任，在其35年的任职中，承前启后，打造了《纽约客》延续至今的风格。也正是从50年代起，《纽约客》除继续偏重文学内容之外，还成为探讨社会问题的舆论阵地。1945年，《纽约客》的专题报道《广岛》产生了轰动效应；60年代初，著名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在《纽约客》发表揭示黑人悲惨境遇的小说，促进了反对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的兴起；其后，拉切尔·卡森在《纽约客》上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则是风靡至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先声。
关注社会问题，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严肃的社会意识和独到见解，是《纽约客》介入社会生活的表现。正是在此意义上，幽默大师巴克利评论道：“说到底，对美国政治有真知灼见的，其最深层的真相的保存者和讲述人是《纽约客》的漫画家们，而不是那些信口雌黄的电视谈话的名流、权威或舆论导向者。”[6]
纽约是一个移民城市，当初不少来到这里的欧洲移民属于中产阶级。它们代表着一类“新型公民”，也不乏保守色彩。他们“就是商界人士——交易人、批发商以及(后来的)制造商。……介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在商品的加工和销售中获取利润。这样做的结果，使生活水平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准，而在这一过程中积累的财富，不可避免地必然转化为权力。新崛起的中产阶级只有通过获取原来的世袭阶级的某些封建特权和权力，才能赢得社会的承认并产生影响”[4] (P16)。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在不同人的眼中，《纽约客》也具有不同程度的保守味道。
如果说，主要由于肖恩的作用，《纽约客》走上了关注严肃社会问题之途的话，那么与纽约“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联姻，则进一步促使《纽约客》发生了从“上层保守派刊物”的阴影下走出的转变。
在纽约，文化基地、文化产业与城市的关系不是一个例外，国际大都市的象征除了快节奏、时代感、信息畅通、万商云集、传媒发达等要素之外，还有整体上的文化空间集聚的明显特征，这种特征需要有不同类型的资源为其做支撑，需要一批非常优秀的机构及成果与之相匹配，后者在各个领域中都有其典型代表。例如，“地处纽约曼哈顿岛上的哥伦比亚大学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尽是充溢着大都市的喧哗和现代化的浮躁。”[7] (P55)
尤其是自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时代起，美国教育科研机构迅速发展，知识分子带着自己的刊物入主大学，或帮助大学与杂志建立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纽约客》这一所谓“上层保守派刊物”与自由派知识界达成的某种默契，正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纽约高档杂志群的成员包括《纽约书评》《星期六评论》《党派评论》等，它们被统称为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杂志，是将知识分子与社会连接起来的桥梁，《纽约客》逐渐汇入其中，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一)受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同化与渗透
盛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纽约文人”(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对《纽约客》等精英杂志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是一个自由派的学术群体，战后代表着美国文化思想的主流，是当代美国自由派思想界的主力军。70年代的一次关于全美知识分子精英人物的调查指出，“当代美国最能左右舆论的知识分子刊物中，直接由纽约文人控制或主编的便有五家，分别是《纽约书评》、《评论》、《异议》、《党派评论》和《公众利益》”[8] (P132)，《纽约客》的介入得益于社会潮流的进一步推动。
当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文化名人与学院派汇合，学术思想通过发达的大众传播直接影响社会。而“纽约文人”在实力和地理位置上占有优势，“他们凭借大学和舆论界的双重影响逼进权势中心。除去著书立说、收徒讲学外，还大力办刊，顾问于各种文化机构，又常常应邀参议朝廷，或赴白宫宴会。结果不仅联络带动《民族》、《新共和》等前左翼喉舌，形成自由派大一统舆论圈，就连《纽约客》《哈泼斯》《老爷》等上流保守派刊物也被他们渗透同化。”[8] (P143)
(二)小说出版的特殊环节
《纽约客》与其他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杂志共同构筑了小说出版的特殊生产基地。当代学者R·奥曼(Ohmann)曾对1960年至1975年之间的小说出版进行了研究，发现畅销书、严肃小说和经典作品往往是通过一个偏向某些大出版公司的过程被选上的，而少部分中产阶级成员与纽约的文学领导核心人士一起，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少数小说被遴选出来在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期刊，例如《纽约书评》、《纽约人(客)》、《星期六评论》和《党派评论》等上面进行评论。”[9] (P76)
相当程度上，刊登在这些杂志上的精英分子的著述，决定了哪些书将会引起激烈争论。此类杂志本身作为知识分子的传播手段，作为行使文化话语权的论坛，影响十分巨大。在《纽约客》等杂志上得到好评的图书，有可能成为经典之作；其中的一些书籍不仅得到好评，而且销量超过几十万册。[9] (P71-76)这样，通往文学经典著作的道路，往往要经过成为畅销书的关口，而《纽约客》等杂志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推广环节。
(三)与“新新闻主义”写作运动联系甚密
“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一词在普利策和赫斯特年代出现时，指的是新闻采集的一种全新方法；20世纪60年代它再次登场，一些身兼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双重身份的人，开始尝试一种后来被称之为“新式非虚构报告文学”，或曰“文学新闻”的形式。这类作品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一般说来，是指利用感知和采访技巧获取对某一事件的内部观点，而不是依靠一般采集信息提出老一套问题的手法。它还要求利用写小说的技巧，把重点放在写作风格和描写方面”[4] (P495)。
所谓“新新闻工作者”大部分是报社记者，他们把大量业余时间和工作时间用于向《纽约》《纽约客》等杂志出售文章。与普利策和赫斯特时代的情况不同的是，再次登场的“新新闻主义”所代表的写作运动没有扩大到报纸，也没有得到多数报纸主编的认可，而主要限于各种杂志和书籍之中。以《纽约客》为代表的杂志一度成为新闻工作者展示小说视野和魅力的园地，并因此帮助他们进入到对纽约社会生活深处的描述与揭示之中。
关于纽约等城市社会生活秘密的揭示，常被称之为“黑幕揭发”，例如，“早在1952年，《纽约人(客)》的莉莲·罗斯(Lilian Rose)就以小说形式撰写了关于一家电影公司的事实性报告文学《影片》”。这股思潮前承19世纪末的马克·吐温等新闻工作者以小说的视野和魅力来撰稿的传统，向后则引发了纽约和其他城市刊物对于“事实真相”的突破运动。如《费城》(Philadelphia)杂志在1970年揭露了赛珍珠(Pearl S·Buck)基金会的一桩丑闻，1972年又在其他媒介未做报道的情况下，调查了特拉华州港务局的管理问题。[4] (P4)
如上所述，《纽约客》代表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也有过从“上流保守刊物”到与纽约自由派思想家达成某种默契的变化。它以城市高档文化杂志的身份，走过了80年的辉煌历程。在第39届美国国家期刊奖中，《纽约客》获得最佳公众利益奖、最佳特稿奖和最佳随笔奖三项大奖。第40届美国国家期刊奖揭晓后，《纽约客》再次成为关注的中心：它一举囊括综合优秀奖、最佳报道奖、最佳公众利益奖、最佳点评奖和最佳人物作品奖五项大奖。
尽管如此，作为美国精英文化的标志，作为文学类和“意见”类刊物的代表，《纽约客》还是不断受到越来越尖锐的挑战。
20世纪50年代初，当肖恩继罗斯之后成为刊物的第二任主编时，强调了基本的写作原则，如：不容许虚构内容，不重新编排事实发生过程的先后顺序，不可以编造谈话的内容，等等。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顺应环境变化的一个反应。
如同怀特曾经写过的那样：罗斯是20年代的产物，那是一个喧闹的年代；而肖恩则是30年代的产物，是人们在纽约街头兜售苹果的凄惨岁月，他的成长环境与罗斯截然不同。《纽约客》在肖恩的年代保持了固有的文学成就，也变成了探讨严肃社会问题的舆论领袖。“幽默，在肖恩时代，已不再是《纽约客》惟一的标签了。一方面，因为那一代杰出的幽默作家E·B·怀特与詹姆斯·瑟伯都已老去，新一代则无法把握住他们的神韵；另一方面，肖恩个人比罗斯更具有严肃的社会意识。”[5]
当然，也一直有人认为，肖恩由于过度强调深入的新闻报道，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杂志内容的严肃枯燥；但一般的评价是：肖恩倡导的这股“美国生活方式中的道德力量”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一致，并有助于《纽约客》自身特色的形成和地位的确立；它成为后来历任编辑秉承的基本原则，肖恩本人则赢得了几代作家和读者的尊敬。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传媒公司顺应取消管制和私有化的趋势，实现了空前规模的组合与并购，围绕《纽约客》而进行的“严肃与通俗”的争论在新的意义上得以展开和激化。1985年，传媒大亨纽豪斯收购《纽约客》，意味着这本杂志将面临大改变和大改组。但肖恩拒绝任何原则上的妥协，他写在杂志上的、广为人知的话是这样：“《纽约客》的商业经营的所有权或可易手，但是《纽约客》的基本构想——《纽约客》的传统、《纽约客》的精神——从来不曾为任何人拥有过。它是不能被买卖的。它存在于许多作家、艺术家、编辑和编辑助理们的心底深处。他们为了文学、新闻、美学、道德原则的共同理想，而结合在一起工作。”[10]
1987年，随着肖恩的被解雇，《纽约客》更明显地进入了摇摆不定的时期。1992年10月蒂娜·布朗上任，开始进行大幅度的革新，杂志的广告大增，内容更为通俗化，也带来了发行量的增加。但是这一通过市场化的途径来加大杂志影响的做法招致了许多非议。作为一个美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阵地，《纽约客》的任何改变都会引起来自各个方面的关注与评说。
即便是布朗本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纽约客》的编辑方针。她网罗了一批普利策奖的得主为期刊撰文，并加强新闻性；她虽然改变了以往不登摄影作品的做法，但通过聘用有影响的专职摄影师，使读者能够欣赏到优秀的作品；在内容上，《纽约客》在偏向通俗的同时，也融入不少新闻性的深入报道。总体上，小说的数量有所减少，但地位仍然不可动摇。布朗曾发表声明说：“和论文、报道、评论与漫画一样，小说曾经是、也永远是《纽约客》身体和灵魂最重要的组成单元。”[11]
自上个世纪末，《纽约客》已经连年亏损，发行量跌至低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布朗突然辞去《纽约客》主编职务的消息。总部设在纽约的名报名刊将之作为重点，向全世界进行报道，并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纽约时报》将这一辞职事件放在了头版；《时代》周刊分析布朗的离任及其继任者——《纽约客》的作家大卫·雷姆尼克——的特点和风格，篇幅长达6页。被认为是“纽约文化界的象征”的《纽约客》本是一份有着沉稳特性的杂志，短短时间其主编几次易人，引起了人们对于它的未来发展方向的格外关注。
2005年是《纽约客》创刊80周年，各种各样的纪念文献仍然将它视为美国社会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视为纽约乃至美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象征。在此前后，许多事实也对这样的评价予以程度不一的衬托和佐证，如：
——2004年《纽约客》资深记者西摩·赫什关于美军伊拉克“虐俘事件”的报道，不仅又一次使《纽约客》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而且被认为是《纽约客》80年来坚持的知识分子道义与责任传统的继续。
——2005年10月25日，英国《观察家报》在对当代注重时尚的“都市美型男”和更加关心政治和理想的“都市粗犷男”进行比较时，列举的一些重要区别就包括：“都市美型男”注重于外表，而“都市粗犷男”更注重于内在；美型男喜欢阅读女性流行刊物，而粗犷男则经常捧着《经济学人》或是《纽约客》。
——2006年，电影《断背山》获得奥斯卡大奖，唤起了人们对《纽约客》的美好回忆：1997年，安妮·普罗克斯的短篇小说《断背山》首次刊登在《纽约客》上，后者因此次年获得全美期刊奖。近十年后，以之为原型改编的电影之所以能够获得奖项，除了艺术成就以外，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它所具有的“问题意识”，而所谓“问题意识”也正是《纽约客》的传统之一。
《纽约客》是否还能够成为当代纽约城市“喧嚣时代”的独特声音？在更广泛的背景下，作为一份老牌的文学类、时政评论类刊物的代表，与《生活》《读者文摘》等综合类杂志相比，与形形色色的消费类杂志相比，与方兴未艾的电子在线杂志相比，《纽约客》当何去何从？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对于同类杂志的未来发展方向，对于其他国际大都市与杂志文化之间的关系建构，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