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24年兰斯事件看路易六世的王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兰斯论文,王权论文,路易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07）04—O102—12
路易六世统治时期（1108—1137）是法国加强封建王权的开始，而1124年8月路易领兵挫败德国企图侵犯兰斯的事件①，则是路易伸张王权的转折点。据不完全了解，目前学界对于兰斯事件尚无专门研究。因此，依据苏热的《胖子路易传》、奥拉的埃克哈德的编年史等原始文献并结合现代学者的相关研究，笔者拟对这一事件进行初步考察，并从战争的角度来分析和说明路易六世王权的某些特征②。
一、缘起
1124年8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1106—1125年在位）欲侵犯法国兰斯地区。在此危急关头，法国国王路易六世组织军队抵抗，并最终迫使亨利五世退却，取得了一场不流血的胜利。那么，德国皇帝为何要领兵侵犯法国呢？
法国圣德尼修道院院长苏热（1081—1151）所著《胖子路易传》第28章③ 记载：“长期以来，皇帝亨利对国王路易的怨恨在不断滋长。因为，正是在路易的王国，在兰斯宗教会议上，教皇卡利克斯图斯将亨利开除出教会。因此，在教皇卡利克斯图斯死前，亨利用尽一切办法从洛林人、德意志人、巴伐利亚人、斯瓦比亚人，甚至从曾经攻打过自己的萨克森人那里纠集了一支军队。亨利佯称派遣他们去往另一方向。但是在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其女为亨利五世的皇后——的建议下，亨利发动了对路易的攻势。亨利计划给兰斯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将其摧毁，一如会议期间教皇给予他的打击一样。”[1](pp.218～219) 同时代的德国编年史家埃克哈德④ 则在其编年史中记载：“在确认和平之后，在完成了王国不同审判和足够的协商之后，尊贵的皇帝陛下命令那些被诱骗来到其宫廷的人们，他将效仿奥古斯都进行远征；表面上是讨伐萨克森人，实际上则是对付法国国王路易。他的岳父英国国王亨利无疑提供了帮助，努力占领诺曼底省以反对法国国王路易。”[3](p.262)
分析以上两份文献⑤ 即可看出，亨利五世侵犯法国是由于两个原因。
其一，亨利五世对法国与教皇联合对抗自己深怀怨恨，因而采取报复行动。
11世纪中叶之后，德国皇帝与教皇的关系可用“恶化”来形容。亨利四世（1056—1106年在位）曾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及其继任者长期作对，甚至扶植对抗教皇以反对罗马教皇。亨利五世的即位也没有缓解双方的矛盾。直到1111年亨利五世才由教皇帕斯卡尔二世在罗马加冕为皇帝，但他仍然重申皇帝对主教职务任命的权力，还以武力迫害或囚禁教皇。1117年亨利五世试图在罗马与其新婚妻子进行第二次加冕，但教皇帕斯卡尔二世逃离了罗马，亨利的加冕仪式只能由他人主持。次年1月21日帕斯卡尔二世在法国逝世。1119年1月24日加埃塔的约翰被选举为新教皇，3月10日正式授任，称格拉西乌斯二世，但当年即病死于法国。在此期间，德国另立对抗教皇格里高利八世（1118—1121年在位）。而罗马教廷则选举维埃纳大主教居伊为教皇，是为卡利克斯图斯二世（1119—1124年在位）[11](pp.281～282)，[42](p.247)。1119年10月，教皇来到法国兰斯举行宗教会议，在会上公开谴责德国皇帝，对其实行开除出教会的惩罚。在1122年的沃尔姆斯协议中，双方曾一度达成妥协，亨利五世放弃以指环和权杖任命高级教士的权力，保留以皇权饰物和权杖确认的权力[32](pp.129～130)；但是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妥协只是暂时的。
与德国关系恶化，导致教皇不得不在其他地方寻求支持者和合作力量，法国则是首选。尽管路易六世的父亲菲力普一世（1060—1108在位）因为停妻再娶而被教会处罚，但法国一直是教皇笼络和争取的对象，此时教皇更是将路易六世视为教会的保护者。法国不仅成为教皇的避难之所，而且成为教皇对德国口诛笔伐的重要阵地。在法国境内召开的几次重要宗教会议，矛头都是直指德国皇帝[6](pp.274～275)。而在这些事务中，路易六世表现出对教皇的尊敬和极大的宗教虔诚。他曾打算拜谒教皇格拉西乌斯二世，只是由于后者病逝才未能成行。卡利克斯图斯二世来到法国，他不仅隆重迎接，还在兰斯宗教会议上发言支持教皇。法国与教皇的友好关系，必然使路易国王与德国皇帝之间生出龃龉。
亨利五世的强权政策，是导致他与路易国王之间的龃龉升级为战争的重要原因。亨利五世尚武好战，据弗来辛的奥托记载：“皇帝亨利五世在战斗中精力旺盛，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他将整个帝国都臣服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所有居住在罗马世界的人们都屈辱地背负着服从的枷锁，而邻近的民族也因为害怕其权力而颤抖。”[8](pp.44～47) 这样一位强势人物，显然难以容忍在兰斯发生的敌对行为。1107年教皇帕斯卡尔二世访问法国时，亨利五世曾派特里尔大主教为首的使团来到法国夏隆，宣称德国反对任何绕过皇帝的教会神职人员的选举[1](pp.56～59)。苏热在其书中生气地指出，这些傲慢的德国人是来威胁法国的。也有学者认为，皇帝是企图在洛林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威信和统治[31](p.154)。这些说法不无道理。而从亨利五世的扩张战略来看，兰斯亦是其必须征服的战略要地。
兰斯大主教拉尔夫（Ralph Le Vert）的去世为亨利的入侵提供了某种契机。拉尔夫于1108年被教皇帕斯卡尔二世确认为兰斯大主教[9](p.183)，其职位也得到路易六世的承认[31](p.247)。1119年拉尔夫和其他主教们一起，协助教皇召开了著名的兰斯宗教会议[6](pp.254～255)。1124年7月23日拉尔夫去世。据法国学者瓦克考证，7月25日亨利五世即出发前往沃尔姆斯组织军队[1](pp.220～221注)。可见亨利五世是要利用拉尔夫去世这个机会发动入侵。据知，教会职务的任命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如提名、讨论、确认直到最后上任，这需要花费相当长时间；当选而未最后上任的主教、大主教在这段时间内往往被冠以“当选主教（大主教）”之名。拉尔夫死后，其继任者为雷吉纳尔德二世（Reginald II） [6](pp.358～359），按惯例他也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真正上任。因而皇帝入侵之时，兰斯并无在任大主教。或者说，皇帝是罔顾道义地、特意趁兰斯人居丧之机发动入侵的。另据英国历史逸闻叙述者瓦尔特·麦蒲的记述，皇帝入侵的原因和时机缘于他与法王路易的一次直接对抗。1124年路易六世与布卢瓦伯爵正处于战争状态。皇帝传唤路易，让他与其封臣讲和。对此路易六世的回答是：“呸！德国人。”[40](p.84)于是，皇帝召集军队要报复路易。
其二，亨利五世发动战争的另一缘由，出自其岳父、英国国王亨利一世（1100—1135年在位）的“建议”和“帮助”⑥。
英王亨利一世是征服者威廉的第三子。征服者威廉死后，继承王位的是其次子威廉·鲁弗斯（1087—1100）；其长子罗伯特因曾反叛父亲而被剥夺了王位继承权，只能继承诺曼底公爵爵位。1100年威廉·鲁弗斯意外死亡，亨利继位为王⑦；他不仅监禁其长兄罗伯特，而且剥夺了罗伯特的儿子威廉·克里托的继承权，为此威廉·克里托及其追随者起兵反对亨利。根据编年史记载：“这一切敌对行为都是由于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之子威廉的缘故。就是这个威廉与安茹伯爵富尔克的小女儿结了婚，因此法国国王和所有的伯爵，还有全体有势力的人物，都与他态度一致。他们说国王将他的兄长罗伯特关押在监是错误的，他又弄得罗伯特的儿子从诺曼底出走，这是不公正的。”[11](p.289)可见，法国卷入了英国王位继承之争，而且支持诺曼底公爵反对英国国王，这是亨利一世忌恨法国的根本原因。从路易六世即位之前、还是王子时起，直到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打打停停，难分胜负。
1110年⑧ 亨利一世将女儿玛蒂尔达嫁给德国的亨利五世，这标志着两大政治力量结盟。“这年春天之前，国王将女儿送往海外去与皇帝成婚，给她带去许多各式各样的财宝。”[11](p.273) 这桩婚姻对英德关系显然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许多场合两国往往共进退。1119年兰斯宗教会议上英国国王就站在德国一边，致使此后英国与教皇不断发生摩擦。例如，约克大主教瑟斯坦从教皇那里接受了教职，“这违背正道，又与坎特伯雷大主教管区相抵触，而且违反国王的意愿，因此国王拒绝他回英国”。以后在选举坎特伯雷大主教问题上，英国与教皇又有龃龉[11](p.282，pp.286～287)。1120年马蒂尔达的兄弟、王子威廉死于白船船难，这使事情变得更加微妙：马蒂尔达既是德国皇后，又是英国王位唯一的直系继承人。
从上述可知，对于亨利五世人侵法国一事，英王亨利一世不仅有充分理由提出“建议”，而且由于英德之间的紧密关系，他也有充分理由提供“帮助”；也许“帮助”一词更为准确，因为他采取了直接的军事行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这年亨利国王整年都在诺曼底，那是因为他与法王路易，与安茹伯爵，最主要的是与他自己的臣属之间敌意很深。”[11](pp.288～289) 从中透露的信息是，亨利一世与法王路易之间有很深的敌意和冲突；并且他一直都在诺曼底，征服了一些反叛的领主，占领了不少地方[6](pp.347～360)。留在诺曼底意欲何为？观望乎？集结军事力量乎？都有可能。或者亨利一世是在等待亨利五世的军事进攻开始。但他最终等来的却是德国军队的撤退。而亨利一世对此事的反应意味深长：他带兵直接进攻了路易六世的领地维克森。虽然后来他被当地人民所击败，失望而归[1](pp.230—231)；但这绝非是一次普通的英国军队对法国领地的进攻，而是一次有预谋的军事打击，与德国皇帝的军事行动遥相呼应。因此可以说，侵犯兰斯不是心血来潮的冲动，而是一次志在必得的英、德联合军事行动，是从东、西两面夹击法国。苏热对此有明确认识，他指出，法兰西同时“战胜了德国皇帝和英国国王（路易不在场）”[1](p.230)。
总之，兰斯事件的缘起不仅仅是德国与法国关系恶化，而且涉及当时欧洲最有势力的三个政治力量——英国、法国、德国，甚至还有教皇。
二、路易六世的军事集结
“国王路易从其亲密朋友处获知这一计划。于是，他英勇地召集尚未准备好的军队，并召唤贵族们以解释事态之发展。因为他经常被告知，也因为他亲身经历过，路易认识到圣德尼是特别的资助者，是依靠于上帝的王国的特别保护者。于是他带上祈祷文和礼物，急速赶往教堂，从内心深处恳求上帝，使其能够以其一贯的方式捍卫王国，保护人民，击退敌人。”[1](pp.218～221) 然后，路易六世高举从圣德尼祈求得来的王室旗帜，征召法国大小贵族前往兰斯抗敌。
那么，应征情形如何呢？前来应征的又是哪些力量？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考察路易六世军事集结的具体情形。
按照苏热的记载以及整理者瓦克的考证，路易的军队由八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兰斯和夏隆的军队6万人。第二部分，拉昂和苏瓦松的军队，不少于6万人；第三部分，奥尔良、埃当普、巴黎加上圣德尼的军队共1万人；第四部分，布卢瓦伯爵蒂博及其叔父特鲁瓦伯爵于格的军队，此外还有来自王室领地周边的男爵们，共约8000人；第五部分，勃艮第公爵和内维斯伯爵的军队约1万人；第六部分，维芒杜瓦伯爵拉奥尔以及圣康坦的军队约7000人；第七部分，蓬蒂约、亚眠和博韦的军队，人数不详；第八部分，佛兰德尔伯爵的军队约1万人。阿奎丹公爵、布列塔尼伯爵、安茹伯爵等因路途遥远而没有亲自前来，但愿意提供军事帮助。即使对第七部分军队人数忽略不计，应征军队总数也超过了16万人⑨。可见，对于路易的征召，法国各方面的反应是积极踊跃的。正是由于路易集结了如此庞大的军队，德国人才选择不战而退。“皇帝统领的人数并不多，因为德国人并没有准备与外国人作战。”[3](p.262)
路易六世胜利了。“人们能够将此战争行为看作卡佩王朝与帝国做斗争的第一次示威。”[52](p.306) 不仅如此，路易的胜利更体现为他能够集结起如此大规模的军队。
首先，从地理分布看，路易的军队构成已经超越了王室领地的狭小范围。12世纪初期的法国版图由大大小小的封建领地共同组成。尽管文献中有类似现代地理概念的“法兰西”或“高卢”等字眼出现，但真正意义的“法兰西”所指乃是卡佩王室的领地，即通常所说的“法兰西岛”。它是一块从南部奥尔良一直延伸到埃当普、巴黎，再到北部圣德尼的狭长领地，大致形成于王朝建立者于格·卡佩时期[40](p.18)、[28](p.7)，并在以后时有增减。这些领地是卡佩家族的食邑，也是其武装力量最主要的来源。但在1124年集结的军队中，不仅有来自王室领地，如巴黎、奥尔良、埃当普和圣德尼的军队，而且有“来自与国王领地毗邻地区”，如东部佛兰德尔、苏瓦松、博韦、布卢瓦、特鲁瓦、拉昂、亚眠、兰斯和夏隆，南部勃艮第、内维斯、维芒杜瓦和圣康坦的军队，甚至远离王室领地的安茹伯爵、布列塔尼伯爵和阿奎丹公爵，虽不能亲自前来，但也表示出惩罚入侵者的强烈愿望。因此，至少从地理范围看，这是法国北部大贵族第一次并肩站在卡佩国王身边[28](p.97)。
其次，从军队构成看，应征而来的不仅有世俗贵族武装，还有来自教会乃至城市的军事力量。苏热在记载中对大贵族的军队加以特别注明，例如佛兰德尔伯爵、维芒杜瓦伯爵、布卢瓦伯爵、特鲁瓦伯爵、勃艮第公爵、内维斯伯爵所统率的军队；国王则被安置于圣德尼所属部分当中；其他军队只给出地名，并未说明其真正归属的领主。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即其他军队并不特别归属某个世俗贵族，而是来自教会领地。根据法国历史学家佛提埃的研究，兰斯、拉昂、诺瓦庸、夏隆、朗热和勒皮伊等地区就属于卡佩家族所拥有的主教保护区（the patronage of the bishopric）[27](p.108)；而且早在10世纪末期，朗热，拉昂、夏隆、诺瓦庸、兰斯、博韦等地已经是享有伯爵权利的主教领地（Episcopal Principalities） [25](p.94)。因此，苏热所提到的兰斯、拉昂、夏隆等城市，应该属于教会控制的领地。此外，苏热在记载中用“王国显贵”（magnates of the realm）来指称参加1124年部署军队的宫廷会议的头面人物，笔者以为，除了世俗贵族，能配上这一称呼的只有教会贵族。
兰斯和圣德尼可作为教会力量的主要代表。兰斯大主教区属于法国王室保护领地。兰斯不仅是大主教教座所在地，也是法国国王加冕之城。当初克洛维皈依天主教就是兰斯大主教雷米吉乌斯的功劳。此后形成传统，几乎所有法国国王都在这里加冕[39](pp.193—251)⑩。所以兰斯城与卡佩王室有着传统的特殊关系。此次事件前后担任兰斯大主教的拉尔夫和雷吉纳尔德二世同样与王室关系密切。拉尔夫1108年被任命为兰斯大主教并得到路易六世的承认，在他任职期间召开了兰斯宗教会议，对德国皇帝施行惩罚；因此在法德关系紧张一事中，拉尔夫扮演着重要角色。拉尔夫死后继任的雷吉纳尔德二世维持了兰斯与王室的传统关系(11)。1129年他主持了王子菲力普加冕为国王的仪式，1131年10月25日他又为王子路易加冕[6](pp.390～391；pp.422～423)。
如果说兰斯是国王加冕之城，圣德尼则是王室埋骨之所，卡佩诸王多安葬于此。路易六世的父亲菲力普一世曾因自己死后不能安葬在圣德尼而甚感遗憾，他说：“我知道法兰西国王们安息之所是在圣德尼，但因为我深知自己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我不敢奢望将自己安葬在这位伟大圣徒的躯体旁边。”[6](pp.154～155) 圣德尼也是王室子弟接受教育的地方，路易六世年轻时就曾在这里学习。圣德尼还被看作王国的保护者，那里的圣徒遗物是王国的精神支柱。“路易认识到圣德尼………是依靠上帝的王国的特别保护者”，所以为抵抗来犯之敌，他从圣德尼的圣徒祭坛上取走了一面红色丝绸方形旗帜，据说这面旗帜是查理曼当初用过的(12)。而圣德尼的富有更使其成为王国的特别资助者。在这次抵抗德国人的战争中，路易六世在修道院宪章前承认，他是从圣德尼持有此维克森伯爵领地，且成为其旗帜肩负者，他臣服于修道院[26](p.139)。所以，根据上述意义，在1124年圣德尼乃是国家道义上的首都[14](p.39)。圣德尼修道院院长苏热不仅是事件的叙述者和记载者，更是事件的亲身参与者。作为国王的顾问，他对事件的进程发挥着重要作用。“1124年，一些人建议采取进攻战略，打算切断德国皇帝的军队以便‘毫不留情地屠杀他们，一如屠杀撒拉森人’，但苏热主张让亨利五世知难而退。当这一战略施行之时，正如苏热所期望的，它带给法国人一次战场上难以赢得的伟大的胜利。”[15](p.396)
苏热提供了军队所属地域的名称，但这不足以说清军队的具体成分。例如，兰斯、夏隆等既是城市名称，也是大主教、主教所在地；拉昂、博韦等既是城市公社，也是主教所在地；圣德尼、圣康坦等既是修道院所在地，也是城市名称。因此，这些地方的军队应征而来，除与当地教会贵族有紧密关系之外，还反映出城市本身与王室的关系。12世纪是法国城市自由运动开始的时期，自由城市作为政治实体而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也有其可能，例如拉昂（Laon，一译琅城）的城市公社运动。从诺根修道院院长吉伯特的自传中，可以了解拉昂公社运动的全过程。该城市控制在主教和城市贵族手中，国王则是城市的封君。出于敛财的目的，拉昂主教高德里等人同意城市建立公社，且得到国王路易的确认。但是1112年主教出尔反尔，导致民众暴动，主教本人被杀。国王随后镇压了暴动，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9](pp.157—200)；[31](p.247)。但公社斗争并未停止，直到1128年获得公社自治特许状。除了拉昂，路易六世时期还给其他城市颁发过特许状，例如博韦（1115年和1122年）、昂热·雷吉市（1119年）和埃当普（1123年）[48](pp.237—238)。因此，尽管“路易六世和路易七世缺乏系统利用公社打击敌人的观念”，但是“在不少领主或者国王本人看来，鼓励公社结盟的形成是作为防御贪婪、残忍的地方小封建主的有效手段。公社因此成为那些以权力来维持掠夺习惯的地区能够达成秩序和和平的基本因素”[41](pp.70—71；pp.60—63)。当然，城市公社不仅能够维持地方和平，也能够为路易抵抗德国入侵而派遣军队[41](p.56)。
再次，从王国各部分与国王的关系来看，既有亲密的支持者，也有关系相对疏远者，更有曾经的敌对者。亲密的支持者如佛兰德尔、勃艮第，可置而不论。单说关系疏远乃至敌对者。严格说来，法国西部和南部不属于北部文化区，那里的诸侯不来朝觐王室，甚至无视王室的存在。例如，阿奎丹公爵威廉九世（1086—1126）就是令法国王室十分头疼的人物之一，他不仅在路易即位时拒绝向国王行臣服礼，不履行其封臣义务长达数十年，还不时与卡佩家族兵戎相见[36](p.307)。再如，布列塔尼伯爵（1106—1148）也在卡佩时代长期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36](p300)。然而在1124年兰斯事件中，这两个领地尽管没有派兵前来，却表达了帮助抗敌的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法国王室的成功。
最能说明路易六世征召军队之成功的，是布卢瓦伯爵蒂博四世（1102—1152）及其叔父特鲁瓦伯爵于格率军前来。在当时的编年史中，蒂博被描述为王国中仅次于国王的人物[31](pp.49—50)；[36](p.302)。他是征服者威廉的外孙，是威廉之女阿德勒与布卢瓦伯爵斯蒂芬所生，因此英王亨利一世是他的舅父。当亨利一世的女儿马蒂尔达嫁给德国皇帝亨利五世后，蒂博与皇帝也成为表亲。而且，蒂博与路易六世长期为敌。1112年双方为争夺科贝尔伯爵城堡开战，蒂博因受伤而退出战场[30](pp.91—95)。1119年英法两国大战，蒂博跟随舅父亨利一世与国王路易对抗。就在1124年德国入侵前不久，蒂博还在与路易六世作战，皇帝亨利五世曾命令路易与蒂博讲和，遭其断然拒绝。然而，在亨利五世入侵兰斯之时，蒂博竟然抛弃前嫌，听从路易六世的召唤前来共同抵抗德国人。如果考虑到德国皇帝的行动与英国国王之间的一致性，则蒂博此举显然违背了其亲戚和以往的同盟者的利益。
总而言之，路易六世集结的军队中，不仅有王室领地所辖的大小领主、王室领地周边的大小领主，也有与王室相距遥远的大小贵族，以及教会所属修道院和教区，还有城市的力量，甚至还有曾与国王刀兵相见的人物。此次集结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为当时所少见。如果将此次集结放到卡佩王朝早期历史中来考察，则更能说明其成功与政治意义所在。
从于格·卡佩到菲力普一世，卡佩王朝早期的四位国王历来被看作王权孱弱的典型(13)。公元1000年左右，“自4世纪以来就最强大的西方统治者的继承者所控制的是一个从奥尔良伸展到桑利斯南北长约200公里，宽不足100公里的地区”[33](p.187)，因为“大多数的王室领地被赐予王室的封臣，国王不得不靠空缺的主教职位收益来增加自己的微薄收入，靠乞求修道院或者其他人的殷勤款待而生活……在虔诚者罗伯特时期，仅仅在法兰西岛附近的伯爵是国王的封臣，如布卢瓦伯爵或苏瓦松伯爵等人”[33](p.187)。即使在王室领地内部，国王也不能有效地实行管理和统治。因为公元1000年左右的社会变动，造成地方领主权在乡村兴起，王室领地上也兴起了以城堡为中心的新的地方领主的统治。这些独立且充满敌意的城堡主，成为事实上的地方统治者[49]；[20](p.129)；[23](p.46)。
而在王室领地之外，国王的影响极其有限，遑论有效控制。公元1000年左右的法国是个“马赛克王国”[22](p.103)，王室领地之外存在众多封建领地，大者如著名的诺曼底公国、佛兰德尔伯国、安茹伯国、阿奎丹公国、勃艮第公国、香槟伯国、布列塔尼伯国等，小者不计其数。国王对于封建贵族领地无权干涉，贵族们是自己领地的统治者，在领地上享有司法、行政、军事和经济等一切统治权利。虽然他们也对国王表示尊重，但更主要的是国王对他们统治权利的尊重。国王尊重贵族权利的结果是贵族们逐渐坐大，法国南部地区事实上已经不在王国的影响和控制范围之内。“南部王公从来就没有朝觐过王廷，王室档案中并不称他们为封臣（fideles），而是称为‘朋友’或‘我们统治的伙伴’。”[33](p.187)
如果将法兰西岛与诺曼底或其他大领地作一比较，那么无论人口、面积、经济收入还是文化方面，法兰西岛都不具有优势。以至小小的弗勒里的阿博院长（Abbot Abbo of Fleury，988—1004）竟敢这样宣称：在领地之内，“我比我们的领主法兰西国王更有权力”[21](p.198)。一个流行笑话是，国王质问：“谁让你成为贵族？”贵族们反问：“谁让你们成为国王？”显然不把国王放在眼里。
1108年路易六世即位时，王权孱弱的情形没有根本的改变。国王所控制的直接领地仍是以巴黎为中心的狭长地带，其实力远比不上诺曼底等大领地。三个主要的公爵领地（诺曼底、勃艮第和阿奎丹）反对新国王路易，甚至拒绝向其行臣服礼[34](p.159)。王室领地的情形比公元1000年更糟糕。城堡主以坚固的城堡为中心控制着领土和人民，不仅掠夺民众和教会，而且为争夺土地、人民和财物而相互杀伐，征战不已。菲力普一世曾抱怨说，这些城堡主破坏了国家的和平，耗尽了他一生的心血[1](pp.38—39)。另一则文献则说得更直接：“因为国王菲力普被年老和疾病折磨，所以听任王室权力衰落。而且王室司法太软弱，难以惩罚那些僭主们。”[6](pp.156—157)总之，正如有学者所说：“12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国王很少能够控制大王公；后者在得意之时更像国王的同盟者，而非臣民”；因为“王室领地不足以支持这个理论上的君主，它既不比合并为法国的那些封建领地广阔，也不比它们富裕。”[15](p.162，p.183)
因此，对比卡佩王朝早期国王以及路易自己早年的统治情形，1124年兰斯事件的成功令人瞩目。这一事件在法国历史上只是一个孤立的小插曲，但是对于路易六世的统治乃至法国政治史而言，它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对此，苏热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赞颂：“无论在现代还是在古代，法兰西从没有取得如此卓越的功绩。在法兰西战胜了德国皇帝和英国国王（路易不在场）的同一时刻，当王国所有部分的力量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它荣耀地证明了王国的力量。”[1](p.230) 的确，“对于12世纪中叶写作路易六世生平的圣德尼修道院院长苏热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1124年法兰克人以联合起来的方式挫败德国皇帝的入侵更能够显示法兰克人的荣耀了。”[44](p.279) 19世纪以来的学者们也基本认同苏热的看法。例如，米什莱认为，此事件堪与一个世纪后的布汶大捷（1214年）相比拟[38](p.214)。韦尔内则说：“这一事件说明了某些道理。它向世人显示，在关键时刻，一旦那些富裕而强势的王公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骑士军队（至于事例，则不仅有十字军的成功）团结起来支持国王，法国会是何等强大。而且，人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国家的一种心境的变化。在11世纪和12世纪初，统一的情感清晰可见，小实体开始让位于大王国的想象，国王也因其地位而逐渐名实相副。”[43](p.267)
总之，正如历史学家杜比所说：“1124年证明是一个转折点。”[26](p.139)
三、封建与国家：路易六世的王权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即1124年兰斯事件是路易六世王权伸张的最高点。在这次事件中，路易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了全体法兰克人的国王[43](p.266)。那么，1124年的军事集结为何能够实现呢？换言之，路易六世如何得以伸张其王权呢？
1124年集结是一次军事行为。依据封建原则，作为国家君主的国王的军事召集，对所有封臣都具有强制性。而且，在12世纪初的法国，王室领地上的所有领主以及王室领地之外的几乎所有大贵族都承认国王为自己的封君。例如，布卢瓦伯爵和沙特尔伯爵总是接受卡偑的最终宗主权，尽管他们也充分强调自己的“诸侯式”权力[30](pp.91～92)佛兰德尔伯爵，勃艮第公爵、维芒杜瓦伯爵、内维斯伯爵等大贵族都承认国王为自己的领主；遥远的阿奎丹公爵也认可自己是国王的直接封臣[1](p.240)；就连敌对的诺曼底公爵也是法国国王的封臣，即使他们并不履行义务；许多教会领地也往往是以封臣身份得自国王。因此，如果封建制度运行良好，那么当路易国王对贵族们发出这种封建的军事征召，作为国王的封臣，这些人有义务应征前来为国王作战。但是，封建原则并非生活实际。在实际中，路易的封臣在多次封建诉讼中并不听从他的传唤，也不执行他所裁决的判罚。这说明，即使在封建原则下，路易作为封君而进行召集和传唤，并非必然地取得成功。
如前所述，路易即位时，王室领地内的大小领主桀骜不驯，频频制造动荡和骚乱，甚至直接与国王对抗，威胁王室利益。例如，蒙勒里家族是王室领地上最不安分的城堡主势力[42](pp.169—189)，他们占据巴黎通往奥尔良的要津，蓄养大批鸡鸣狗盗之徒，甚至公然反叛。1105年路易带领军队征讨蒙勒里，镇压反叛之后，摧毁了该城堡。位于奥尔良北部的勒皮赛（Le Puiset）家族的于格为人狂妄，虽不敢公开反对国王，但经常劫掠穷人、弱者和教堂。路易六世于1111年、1112年和1118年三次围攻该城堡，最后擒获于格，摧毁其城堡。东北部的托马斯·德·马尔勒穷凶极恶，疯狂抢劫拉昂、兰斯和亚眠等地，甚至掳掠修女。1115年国王组织军队与其作战。最终攻占其城堡，废除其领主权。总之，“武士国王如路易六世者，几乎竭尽其一生来控制法兰西岛的小贵族”[15](p.162)。对王室领地之外的大贵族，路易六世也时常采取战争手段，例如与布卢瓦伯爵、奥佛涅伯爵等人的战争。正是通过这些战争，逐渐让王室领地及其周边的领主服从于国王的权威。所以说，1124年路易能够让大大小小的贵族及教会力量听从自己的召集，这种权威是国王在多次战争中“打出来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特雷尔所说：“法国君主权力的增强，开始于路易六世和路易七世时期展开的保护小封臣和弱小封君以对抗他们力量强大的邻居的行动。”[46](p.85)也就是说，国王的权威确立于封建战争的胜利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封建依附关系的原则之上。正是路易一生不间断的武力征服，即战争，使封建原则得以实现。在这里，战争与封建互为表里：因为封建纠纷而发动战争，又因为战争而恢复和确立封建原则。这就是路易六世战争的出发点和归宿。
但是，战争只是封君确立权威的一种极端手段，将路易的成功全部归之于战争以及战争背后的封建原则是不全面的。因为其一，路易六世的军事胜利主要是在王室领地内，他从未在真正意义上驯服王室领地之外的贵族，更不用说远离王室领地的大贵族。边远地区的贵族们应征前来抗敌，并非路易武力征服的结果。其二，如学者们所观察到的，12世纪封建关系远未达到系统化，换言之，封建等级制度尚处于初始阶段。即使有苏热等教会人士极力鼓吹封建等级金字塔上国王的绝对崇高地位，但这种地位的真正形成要到13世纪之后。
事实上，在封建关系之外，路易的成功还得益于许多其他关系，如亲属关系、家族关系乃至国家统治关系。
在1124年兰斯事件中，许多应征前来者与国王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例如勃艮第公爵、和平者于格二世（1102—1143）就与路易六世有直系亲属关系[25](pp.381—392)；从1002年起直到1361年，卡佩家族一直拥有勃艮第公爵爵位；于格二世在位41年，曾多次出兵为国王路易助战，如1100年对诺曼底的战斗以及对其他小封建领地的战斗。维芒杜瓦伯爵家族与卡佩家族有姻亲关系；菲力普一世的兄弟、路易六世的叔父于格娶该家族女继承人阿德莱德并承袭爵位（1080—1102），他死后其子拉奥尔继承为伯爵（1102—1152？）[27](p.7)，所以拉奥尔是路易六世的堂兄弟；同时他也是国王最亲密的顾问，曾任路易六世和路易七世的总管（seneschal，或viceroy）；路易六世多次征战都是在他的襄助下进行的[31](p.151)；[6](pp.446—447)。佛兰德尔伯爵也与卡佩王室有姻亲关系；佛兰德尔伯爵罗伯特一世将继女贝尔特嫁给法国国王菲力普一世，生下路易六世；后来长子罗伯特继承佛兰德尔伯爵位，是为罗伯特二世，其长女阿德勒嫁给丹麦国王卡努特四世，生下查理；因此罗伯特二世是路易六世的舅父，而继位者巴尔德温七世（1111—1119）是其舅表兄弟；1119年巴尔德温战死，来自丹麦的好人查理继承伯爵爵位（1119—1127），查理则是路易的姨表兄弟；正是由于有这样亲密的姻亲关系，在路易六世领导的多次战斗中，佛兰德尔人总是积极参加，两任佛兰德尔伯爵，即路易的舅父罗伯特二世和表兄弟巴尔德温七世均死于战场。
如上所述，在路易集结军队的成功中，确实有亲属关系、家族关系发挥着作用。布洛赫认为，封建依附关系是在家族亲属关系的削弱中壮大的[17](pp.215—245)。但事实上，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关系并没有完全取代家族亲属关系。现代社会史研究成果显示，家庭是中古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家庭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而家族以及家族关系则是家庭关系的扩大，是支配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看看大贵族家族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网，就可以明白家族关系对当时社会所发挥的巨大作用[53](pp.117—139)；[57](pp.1—16)。
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说，1124年的胜利属于路易六世个人的胜利，一些贵族是出于对国王的尊重与崇拜而前来应征的。尽管不断有人嘲笑路易的体形和个性，但在苏热等人看来，国王不仅平易近人，而且有坚韧的毅力，为了达到目的从不惧怕失败，在不断的挫折中总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因此，也可以将1124年的成功理解为君主人格魅力的胜利。这样的胜利显然具有非封建的特征。
更深入地考察就会发现，除了君主的人格魅力之外，贵族们对国王的崇拜还反映出中世纪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国王有着高贵的出身和纯净的血统；国王即位举行的加冕仪式和涂油礼体现了王位的神圣性；国王甚至具有祭司一般的行巫术能力，例如路易六世就能够治愈瘰疬病[9](p.259)；[18](pp.13～14) ——这一切使得国王在民众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形象和超自然的能力。而且，这种对国王神圣性的崇拜，反映的不仅是对某个国王的私人情感，而且是对国王这一抽象概念的情感和认知。用现代学者的话说，国王具有两个躯体，一个会死，而另一个不朽。在民众对国王的崇拜背后，有着深厚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
在民众眼中，国王是国家的代表，是政府、权威和秩序的代表。因此，民众对国王的崇拜，是一种非个人的、公共的政治情感，反映的是民众对公共秩序的追求与认同。在中世纪早期，民众饱受暴力和战乱之苦，因而对秩序有着强烈诉求。12世纪开始，曾经为人们所接受和执行的地方领主权力遭到普遍的质疑和反对，反抗的力量来自多方面：民众的不满、教会的抗衡、各级领主之间的争斗、王室或其他统治者对领主权力的侵蚀。此时，路易六世表现出的励精图治精神正好与民众对秩序的诉求相契合。他不满于贵族的叛逆和自大，更不满于王室权威衰微，于是他四处出击，镇压那些桀骜不驯的贵族。这种积极态度，反映出王权的复苏。国王不再是碌碌无为的傀儡，而是有着“长长的手臂”，其长度不仅可以覆盖王室领地，而且要伸展到所有法国人头上。在普遣的权力危机当中，国王路易以战争的方式完成了（至少是部分）人们对秩序和政府的诉求；并且部分地开始了负责任的政府管理，即权力的政治化过程[49]；[50]。苏热对于路易的战争的近乎病态的歌颂，不仅反映了民众对暴力和战乱的厌恶，更表达了对国王行为的赞许。在他看来，伸张王权的国王路易乃是人民、教会以及国家的保护者。
在秩序诉求的表达中，教会的声音最为响亮和清晰。教会是王室最重要的支持力量。路易与教会上层以及罗马教皇有着紧密甚至是亲近的私人关系。例如苏热，他不仅是路易儿时的同学，后来还被路易任命为圣德尼修道院院长，成为王室事务的重要顾问。路易称他为“可尊敬的院长……我们会议中的忠诚依靠者和亲密的顾问”[15](pp.390—391)。再如沙特尔主教伊沃，为了保卫国王的世俗授职权，他甚至不惜与教皇作对。但是，私人关系并不是路易赢得教会支持的首要原因。教会对国王的支持，首先是建立在对作为教会和国家保护者的国王的依赖之上，特别是依赖路易六世这样尚武的国王。在11、12世纪，法国社会动荡不宁，教会受到许多地方力量的侵犯，教会在各地的土地、教堂、修道院，甚至教士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巨大威胁，教会为此发起过“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休战”之类运动，然而收效甚微。路易六世则动用武力对付那些劫掠教堂的暴徒。例如，小贵族埃博斯与兰斯修道院发生冲突，国王派军队击败埃博斯，将其掠夺的教产归还教会。贵族洛恩与奥尔良教堂争夺城堡及领主权，路易以军队制服洛恩，将城堡及领主权归还奥尔良教堂。克莱蒙主教遭到地方诸侯攻击时求助于国王，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尽管开支很大，路易仍然组织军队制服了这个诸侯。如此这般，国王多次作为教会的保护者出兵作战。教会之所以全力支持他，原因正在于此。在1124年兰斯事件中，教会为国王提供了军事力量。教会本身当然没有军队，但各主教区所辖领地上的世俗武装往往可以由教会领主调遣，许多时候教会人士甚至主教也直接参加战争。然而，教会对国王最主要的支持还不在于提供武装力量，而在于舆论宣传。正是苏热这样的教会人士，极力鼓吹王权神圣、王权至上的理论[29](pp.49—76)，而且他们在宣传和鼓吹中，虽然也强调国王的封建宗主特征，但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原则的表达。为自身利益而寻求国王和国家权力保护的教会，并非封建权力的主张者，而是国家权力的主张者。
总之，从对国王的崇拜以及教会对国王的支持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封建关系，而是国家关系。尽管苏热本人对此并没有明白的认识，他甚至还强调封建等级阶梯；但正是在教会这里，国家关系得到了清楚的体现。在这里，国王的权威不只是作为封建宗主的个人性质的权威，而是作为全国民众共同的国王的公共性质的权威，这种权威甚至具有神圣的特征。教会所表达的国家以及国王观念，也不仅仅是封建宗主观念，而是具有普世特征的国王观念。
可见，战争并不总是与封建相伴随。1124年事件反映出不同于普通封建战争的特征，即它是“国家召唤”的对外战争[17](p.680)。在这一事件背后，既有民众对国王的崇拜，也有国家观念在其中发挥作用。甚至路易此前进行的诸多战争，也有一定的国家战争或日公众战争的意味；因为只有当战争成为公众的战争，国王才有可能召集全国的军队[25](p.288)。小杜塔伊说：“一个新时代正是自路易六世开始。尽管在狭小的直接领地内他甚至都受到那些强盗贵族的威胁，但他一生是在与那些人的战斗中度过的。此时，他们谈到的是高卢地区的法兰克国王。一个最显著的事例就是，他的封臣们团结在圣德尼的旗帜下来阻止皇帝亨利五世对边疆的侵犯。”[40](pp.376—377）
考察1124年兰斯事件，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封建王权问题的复杂性。在关于王权的诸多争论中，最关键的是探讨封建制度与王权之间的关系。一些人强调封建制度的离心作用，认为它导致权力分散；另一些人则强调封建制度有利于权力集中。二者都可以找到历史事实作为其支撑。但有些问题是二者都难以解释的：在离心力发挥强大作用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家和地区国王权威集中的历史事实；而在向心力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国王权威弱小的历史事实。这种矛盾现象的出现，既有封建制度在空间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也有时间的差异，但更多的是对封建制度理解或解释上的偏颇：人们只在封建制度到底是加强王权还是削弱王权上争论不休，而很少关注和追问，封建制度是在怎样的情形下促进王权，又在怎样的情形下起相反作用？英国强大的王权是在诺曼征服后建立起来的，诺曼人在西西里岛所建立的具有专制特征的王权显然得益于他们的军事成功，法国卡佩王朝的王权强化同样也是来自于路易六世、菲力普奥古斯都等国王在战场上的胜利。
事实证明，战争，尤其是成功的战争，是促进封建制度向有利于王权方向发展的有力工具。1124年兰斯事件也证明这一点。正是在12世纪上半叶的法国，路易六世向我们展示了战争对加强封建王权的积极作用。在封建与战争的关系上，存在一个通常被忽略的问题，即封建本来是为战争而设立的，前者只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我们可以观察到，封建制度下的王权衰落，大多是因为失去了战争目的；而只要作为制度的封建尚存，一旦有所作为的君主发动战争，封建就会成为推动王权发展的力量。一如蛮族之王，平时只是一个权力有限的民事调解官，但在战时则是手握生杀予夺大权而且不受限制的军事首领。一个封建的国王，平时只是最高的封建宗主，战时则是一位拥有相当权力的国王[56](pp.500—520)。但要注意的是，此时战争对封建王权的强化作用，似乎并不以削弱封建制度及其相关关系为代价，只不过封建关系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政治制度和政府管理之中[45]。正如斯特雷尔所说，当统治者开始努力加强和创造封建制度、或者与领主建立直接的封土关系、或者强制那些领主承认国王的封建宗主权以及封建官僚化之时，封建制度和封建关系就能够加强王权[46](pp.77—89)，封建王权本身也就开始出现转折。似乎可以这样说，在封建制度和封建原则下，王权的发展不是依靠封建所赋予的宗主权或者效忠义务，而是来自封建制度的军事义务：一个充分利用军事义务的国王能够将自己的封臣集结在一起，也能够体现其宗主特征，并且能够加强自己的力量。正因为如此，20世纪中后期以来，封建加强国王权威的观点颇为流行；近来更有学者强调，11世纪的封建关系是政治效忠解体的代理人，12世纪的封建关系成为围绕国王和大君主加强政治秩序的代理人[21](pp.58～59)。法国历史学家小杜塔伊杜撰的“封建君主制”，就是强调封建对君主制度的积极作用。不少学者确信，自路易六世开始法国王权逐渐走向强大，而且这种强大与封建制度的加强相伴随。美国学者比森甚至认为，菲力普二世是法国第一位封建君主，因为在他在位时期，真正意义上的成体系的封建等级金字塔才建立起来[51](pp.460—478)。
但是问题并不那么绝对。正如前文所讨论的，战争不仅带有封建特征，也呈现出国家色彩。当战争突破了封建的框架，就具有了更多的公共意义和作用。当国王以武力为民众谋求和平与秩序，以战争抵抗外敌入侵时，这样的战争就凸显出“民众国王”和“国家公共权威”的意味。通过战争，体现了国王作为和平维护者的功能，赢得了教会尤其是人民的支持，从而不仅使王权与教会的神圣性结合起来，更使国王的战争不再是私人行为，而是国家公共事务。因此，“封建有利于权威论”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中古时期的西欧，君主在封建制度下并不缺乏权威的事实，却忽略了封建之外的诸多因素，尤其是国家因素在君主权威确立中发挥的作用。换言之，封建与国家并不相悖，在作为封建私权存在的地方，同样有公权存在，封建私权并没有根除公共权威。因此，“王权”一词不仅具有封建私法的意义，更表现出国家公共权力的意义。在关注封建带来王权强大的同时，我们更要强调公法意义上的王权。私法意义上宗主权并不是王权的全部，公法意义上的王权也在得到加强。只不过，12世纪的人们对君主的封建权威与国王的国家权威二者并未做出清晰的区分，故而在1119年布雷穆勒战役中，在1124年兰斯事件中，甚至在1128年佛兰德尔谋杀案中，路易六世都表现出封建宗主和法兰西国王共存于一身的特征[1](pp.240—250)；[7]。
收稿日期：2006—11—28
注释：
① 使用“事件”一词而非“战役”，是因为战争并没有真正打起来。也有人使用“危机”一词。
② 关于路易六世王权更全面的论述，可参见拙作《“国王们都有长长的手臂”——法国路易六世时期的王权》，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③ 第28章标题为“国王路易以无比英勇的气概击退了皇帝亨利五世对法国试探性的入侵”。
④ 埃克哈德（Ekkehardt von Aura）是本笃会修士，大约出生于1050年，死于1125年之后。1108或者1113年成为奥拉修道院（monastery of Aura）院长。
⑤ 其他编年史对此事件亦有简略记载，但均未提及入侵的原因。参见参考文献[4](p.449)，[5](p.761)。
⑥ 苏热用的是“建议”（consilio）一词，而埃合德的用语是“帮助”（auxilium）
⑦ 威廉·鲁弗斯在一次狩猎中被飞矢射中而亡。人们怀疑这是阴谋，而且其弟亨利可能参与其中。亨利一世确买很有政治头脑，即使是作为敌对方的苏热也对其能力和品行表示过赞扬。
⑧ 现代学者对于成婚时间的认定有两个，一是1110年，与编年史记载一致；一是1114年，与编年史记载小同。有关于此，《德国历史文献》（MGH）中也有两个不同说法：比较可信的是1110年订婚，1114年完婚。
⑨ 苏热的记载和瓦克的考证显然都有夸大。现代学者认为，苏热习惯以60及其倍数来说明数量及规模。参见文后参考文献[2](p.203)。
⑩ 1026年，第一位在兰斯加冕的卡佩国王是亨利一世。除亨利四世是1594年在沙特尔加冕的之外，从1131年的路易七世到1825年的查理十世，其间所有国王都是在兰斯加冕的。
(11) 雷氏作为见证人出现在王室宪章中的时间是1125年10月4日。这一时间应该是正式的官方确认时间。
(12) 以后此旗帜被人们视为王室旗帜（oriflamme）。参见文后参考文献[13](p.273)。
(13) 近来有不少研究认为他们还是有所作为的，但此时法国中央权威的弱小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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