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摘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十月》第二期刊登了裴春芳辑校的《沈从文小说拾遗》，郑重指出《沈从文全集》第十卷里的《摘星录》，原是发表在香港《大风》半月刊第73至76期（1940年8月20日、9月5日、9月25日、10月5日分四次连载）上的《梦与现实》（署名李綦周）。此篇后以《新摘星录》之名，重刊于昆明《当代评论》第3卷第2至6期（1942年11月22日、29日、12月6日、13日、20日）；复以《摘星录》之名，重刊于桂林《新文学》第1卷第2期（1944年1月1日）。这三个版本可简称为香港本、昆明本和桂林本。《沈从文全集》第十卷里的《摘星录》采用的是桂林本，与香港本的文字不尽相同。而沈从文1941年6月20日、7月5日及7月20日分三次连载于香港《大风》半月刊第92至94期上的《摘星录》（署名李綦周），则为《沈从文全集》所失收，成了佚文。
这个重大的发现是近年来沈从文研究最可喜的收获，裴春芳挖掘史料的可贵精神着实令人钦敬。与《沈从文小说拾遗》一同发表的研究论文《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的爱欲内涵发微》（以下简称《证》文），写得很有才气，但作者对《摘星录》的探究和考证却颇有可商之处。早在裴春芳之前，已有人认为沈从文这一时期“小说的描写与叙述是完全实录的，故事有它原始状态下的真实”，① 《证》文则进而断言新发现的《摘星录》“是沈从文爱欲体验的记录”，而这一个“偶然”应该是“经常在文人雅集诗酒风流之际抚琴吹笛的张充和”，为了阐释这个重大发现，《证》文列举了许多“事实”，这些“事实”都不能成立。
一
《证》文说“香港本《摘星录》虽然文字精美雅致，但笔触实际上最为刻露，其中女主人公的生日亦是一个可以探究的重要信息”：
作品在叙述女主人公在半推半就中接受“客人”的疯狂爱欲之际，特意点出这位“女主人”的生日是七月十二日。按，张充和生于1914年。据傅汉思《我和沈从文的初次相识》透露，张充和生日应该是5月20日。查1914年农历闰五月二十，正是阳历7月12日。这一小说中的细节，与张充和的生日如此若合符契，看来绝非偶然，应该是有意为之的。”
因为《摘星录》“女主人”的生日是七月十二日，而张充和的生日是1914年农历闰五月二十，正是“阳历7月12日”，则作品作的“女主人”便是现实生活中的张充和，而“客人”就是沈从文。
这个“发现”只是《论》文作者的奇想，《证》文作者考证的“张充和的生日”，纯粹出自猜测。关于张充和的生日，至少有以下材料可以作证：
1.张允和写的《王觉悟闹学》② 一文说： “1920年的春天，小四妹才七岁，回到了苏州。”这“小四妹”就是张充和，间接说明她生于1913年。《王觉悟闹学》一文后注“1979年11月初稿，1995年10月二稿”。
2.张家有二种《家谱》，一是由张充和的弟弟张定和编的《家谱简编》，二是由张元和与张充和最先编写，经过家人审订，并由“充和敬署”的《乙酉正月肥西张公荫毂后裔谱简料汇编》（上册），现将《汇编》（上册）中有关张充和的文字抄录于下：
张充和，字季充，女，行四，1913年5月17日生，北京大学毕业，发表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多篇，曾在耶鲁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致力于中国书法和昆曲在海外推广60年，著有《张充和小楷》，同傅汉思共同将唐代孙过庭《书谱》和宋代姜夔《续书谱》合译成英文出版。
《汇编》（上册）书前有张金龄2001年2月15日写的《序言》，据此可知《汇编》（上册）大概是2001年或2002年印制的。张金龄在《序言》中谈到《汇编》的编写过程时说：“先是元和、充和曾在台、美编世系简表”，张充和在编“世系简表”时，是不会把自己的生日搞错的，可以认定张充和生于1913年5月17日。
3.2006年8月香港《镜报》月刊刊登的莫利亚写的《璞玉浑金 古色今香》，文中写道：张充和“1913年5月17日生于上海，属牛。”
4.张充和的大弟弟张宗和生于1914年5月18日。假如张充和的生日是1914年7月12日，那她比她的弟弟还晚50多天出生，这岂不成了天下奇闻。
以上四则材料都是在《证》文之前公开出版（印刷）的，并不难找，《证》文作者在“探究”时不依靠这些可靠的材料立论，令人匪夷所思。《证》文作者对傅汉思《我和沈从文的初次相识》的解读也有些想当然。作为一个“洋人”，傅汉思在写给双亲的信中会用中国的“农历”吗？再有傅汉思那封信在文章中只是部分引用，中间插有两个删节号，《证》文作者凭了傅汉思“1948·5·21”写给双亲信中的“昨晚充和过生日”一语，就认定张充和生日“应该是5月20日”，这就忽略了信中的删节号， “昨晚”未必一定就是发信的头一天，即便真的“应该是5月20日”，为保证“探究”的真实和可靠，也应该细细考辨这“5月20日”是否真的是“农历”，年份是否真的是“1914年”。即便张充和生日真的是“1914年农历闰五月二十”，则《证》文强调的“如此若合符契”、 “绝非偶然”、 “有意为之”的“疯狂爱欲”也值得怀疑。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实录”。 “小说”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硬碰硬地套上对应关系，这还是小说吗？
二
《证》文作者在对“生日”作了一番“探究”之后，又在小说“女主人”的“肤色”上寻找对号入座的根据，再度“肯定”小说中“女主人”就是张充和。
《证》文写道：
……特别是其肤色微带棕色的一个细节，更是若有深意，与抗战时期寓居重庆的文人对于张充和的描述，倒有几分接近。
近代诗坛大家汪辟疆有诗“此时幽事那复得，尽日闲情欲付谁？北体偶临张黑女，新词合和比红儿。”此处的“张黑女”字面上意指魏碑晚期作品《张黑女墓志铭》，又名《张玄墓志》，有遒厚精古、神妙兼备之称，实隐指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与张充和同时在重庆礼乐馆供职、且多所往还的卢冀野，曾以“绿腰长袖舞婆娑”之句勾勒出其软舞轻盈的繁姿曼态，他对张充和的性情容貌和身份，也有记录：“她们的父亲在苏州王废基办益乐女子中学……她用‘张玄’这名字进了北大中大系……‘张玄’就是‘张黑女’，她也许因为皮肤有一些黑，所以她袭了黑女之名”。
凡是见过张家四姊妹的人都知道，张家四姊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只有张兆和肤色黑，绰号“黑凤”、“黑牡丹”③，其余三姊妹肤色都很白，正是因为张兆和肤色特别，所以才有“张黑女”的雅号，说肤色黑的肯定是兆和。张充和1934年报考北大时改名“张旋”。关于改名，《合肥四姊妹》中是这么解释的：
（张充和）不想让别人从真名联想到姐姐兆和以及姐夫沈从文。因为当时沈从文已经是著名作家，招考的老师中很多人和沈从文相识，或者是读过他的作品，充和担心自己和沈从文的关系会让他们对她偏心。同时，这一举动也是充和的自我防护及保护家庭的措施，以防万一考试失败，不致让家人和自己蒙羞。她弟弟宗和有个朋友在宁夏当校长，这个人为“张旋”开了一张高中文凭。④
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张充和为了不让北大招考的老师知道她是沈从文的姨妹，改名张旋。《证》文作者把“张旋”误写为“张玄”，望文生义，把“玄”解读为“袭了黑女之名”，进而肯定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就是张充和，这真的是“自说自话”。
三
为了把沈从文“恋上自己的姨妹”的“爱欲”说得更真，《证》文作者把他们的“恋情”追踪到1930年代，《证》文中说：
《青岛诗存》中的《残诗》，核心意象是三十年前良夜晚会上那个“红白如花脸，绰约小腰身”的青春女子令人歆羡的轻歌曼舞中不停旋转的姿态。这个轻歌曼舞的女子最有可能是约三十年前在青岛昆曲界的曲会上一展歌喉舞姿的四妹张充和。或许就在那个时候，沈从文对她已经产生了暗恋之情。
先不说《青岛诗存》中《残诗》的写作背景及其内容， “约三十年前在青岛昆曲界的曲会上一展歌喉舞姿”的表述，就把时间就模糊化了。 “约三十年前”，到底是哪年呢？从沈虎雏编写的《沈从文年表简编》可以知道，沈从文1931年8月到青岛大学任国文系讲师，1933年8月辞去青岛大学的教职，应杨振声之邀到北平参加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工作。是年9月9日与张兆和在北平结婚后就住在北平，也就是说沈从文在青岛只住了整整二年，而张充和第一次到青岛参加曲会的时间是1936年暑期，是受大弟宗和之约去的，1937年暑期，张充和一个人又到过青岛⑤。张充和在青岛参加的所有曲会活动，沈从文都不可能在场，诗中描写的“轻歌曼舞”的女子绝对不会是张充和，这“暗恋之情”又从何说起？
《青岛诗存》中的《残诗》应写于1961年⑥。是年6月末到8月初，作协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养。在这期间，沈从文有可能看过当年流行的舞会，于是写了这首《残诗》。现将《残诗》后半部分抄录如下：
良夜有晚会，箫鼓发妙音，
红白如花脸，绰约小腰身，
青春发光泽，盛年诚可歆，
清歌复妙舞，旋转不暂停，
能……
认真读一读《残诗》，就不难发现沈从文写的是现代舞会。只有现代舞会，才会有“旋转不暂停”的“妙舞”。昆曲是高雅艺术，曲会中不会有《残诗》中写到的气氛。自称是“乡下人”的沈从文对当时流行的交谊舞很反感，于是写了这首带有讽刺意味的《残诗》，“红白如花脸，绰约小腰身”、“青春发光泽，盛年诚可歆”，都是嘲讽口吻，按说是不难领会的。
四
《证》文作者把沈从文“恋上自己的姨妹”的“爱欲”追踪到“青岛”时期之后，又放言高论：
……沈从文对张充和爱欲的炽烈化大概发生在1939年5、6月间。……1939年5月沈从文一家与张充和开始在呈贡杨家大院居住，1941年2月份之前，张充和离开昆明前往四川重庆，任职于教育都音教会下属的国立礼乐馆。张充和在昆明时期，常依托姐姐兆和居住，其独擅一时的昆曲演剧才能，已渐为昆明喜好拍曲之人所知，但流传不广，沈从文为之叹惋曰：“昆曲当行，应以张四小姐为首屈一指，惜知音者少，有英雄无用武之感。”至1940年夏，沈从文的恋情有变，张兆和此时拟携龙朱、虎雏二子离家赴昭通任中学教员一事，似亦与此有关。现存这一年的沈从文唯一一封信是《致张充和》，在信中沈说： “三姐到今天为止，还住在铁路饭店，说是月底可走，走到威宁，再坐三天轿子，方可到昭通。我因得送三姐上车，恐得在月初方能下乡”，此时张充和虽还住在呈贡杨家大院，可能因为忌讳和流言，沈从文的爱欲似有所冷却。而很可能经此变故之后，张充和即离开昆明，远赴重庆，事情遂告一段落。张充和后来在重庆开始另一阶段的人生传奇，沈从文则默默写下《摘星录》、《看虹录》、《绿魇》、《黑魇》等篇章，以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段感情作出深挚的祭悼。
这一大段文字中的“沈从文对张充和爱欲的炽烈化大概发生在1939年5、6月间”、“至1940年夏，沈从文的恋情有变，张兆和此时拟携龙朱、虎雏二子离家赴昭通任中学教员一事，似亦与此有关”、“可能因为忌讳和流言，沈从文的爱欲似有所冷却。而很可能经此变故之后，张充和即离开昆明，远赴重庆，事情遂告一段落”，等等，都很难坐实。
1939年5、6月间，居住在呈贡杨家大院的，除了沈从文一家及张充和，还有杨振声、卞之琳、孙福熙，以及“音教会”的同仁。因为张充和昆曲演剧才能“首屈一指”，一批曲友和票友常来杨家大院拍曲，杨家大院热闹一时。常言道“人多嘴杂”，假如真有什么“流言”，是包不住的。可迄今为止，除了这篇《证》文，并未见到相关的实据。张兆和应聘赴昭通任中学教员，那是生活所迫，是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困难，《证》文所说的“恋情有变”完全出自猜测。因交通受阻，张兆和的昭通之行未能成行，于1940年秋天到呈贡友仁难童学校教英文，沈从文也到该校上义务课；1941年秋，张兆和转到龙街的育侨中学教英文，沈从文也跟着去上义务课；1943年秋，张兆和到呈贡县中任教，沈从文也到这所中学教义务课， “妇唱夫随”，反倒是感情的见证。细读沈从文唯一一封《致张充和》的信，也真看不出有什么“变故”来。
至于张充和离开昆明去重庆，她自己在《合肥四姊妹》一书中说得很清楚，“是为教育部新建立的礼乐馆服务”，重庆政府给她的这份工作很对她的胃口，她还一再为在重庆生活得相当舒适、并与章士钊和沈尹默成了忘年交而庆幸。
熟悉张充和经历的人都知道她在沈从文家长住过三次：
第一次1933年9月至1934年夏考取北大之前。1933年9月来北平参加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礼后，就留下作报考北大的准备（在北大旁听），直到考上北大后才住到自己的公寓，这其间一直住在沈家。
第二次抗战后到昆明，先是同沈从文一家住在蔡锷旧居北门街的一个院子，后又住到呈贡县龙街（乡镇）的杨家大院，直至1940年去重庆为止。
第三次1947年2月至1948年年底，一同住在北平北大宿舍中老胡同。这是七八间的长条房子，张充和与傅汉思住在最西头有单门的一间，直到1948年年底赴美为止。
沈从文家其实就是张充和的“娘家”，张充和是从沈家“嫁”出去的。假如沈在青岛时对张充和“已经产生了暗恋之情”，昆明时期先有过“爱欲的炽烈化”，后“因为忌讳和流言”，沈从文对张充和的“爱欲似有所冷却”，张充和“经此变故”之后，“即离开昆明，远赴重庆”，那张充和在1947年2月至1948年年底这将近二年的时间里还能住到沈家吗？从相关文章看，沈家四姊妹关系相当好，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对沈从文尤为钦敬，沈逝世时他送的挽联是：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⑦
仅从这副挽联也能看出彼此的情谊。他们之间的关系实在容不得后人作更多的猜测。
五
《沈从文全集》在编选过程中，为减少重复删去的文字，编者均加注作了说明。《证》文作者为了寻找沈从文“爱欲”更多的证据，对《沈从文全集》的“删削内容”，妄加推断，列举的例证就是沈从文1962年4月11日《复张充和》。沈从文在这封信中写道：
新诗似在这里写几首下来，有意思还在长长的序跋，字太多，就不抄了。如有机会见到《中国文学》，还可看到一些。
……
限于纸面，和其他忌讳，可惜不能将序跋写上。有些地方似乎得有序跋才好懂！
这封信收在《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一卷。《沈从文全集》编者加了一条注：“此处删节信中抄录的一组旧体诗，均为《匡庐诗草》和《井冈山诗草》中作品，已编入全集第15卷。”就这条注，引起了《证》文作者的兴趣，认为“有必要对此信稍加分析”，《证》文中写道：
事实上沈从文这一时期所做的有序跋的诗，乃是《青岛诗草》中的《白玉兰花引》及《〈白玉兰花引〉跋》及《残诗》等诗文，它们才是沈从文《复张充和》所指的有序跋的诗，信中所谓“北京日来已开玉兰，中南海边杨柳如丝，公园中有玉兰花也极好……”绝不是随便叙说春景的，而是暗示风怀的。
《青岛诗存》中的《残诗》，核心意象是三十年前良夜晚会上那个“红白如花脸，绰约小腰身”的青春女子令人歆羡的轻歌曼舞中不停旋转的姿态。这个轻歌曼舞的女子最有可能是约三十年前在青岛昆曲界的曲会上一展歌喉舞姿的四妹张充和。或许就在那个时候，沈从文对她已经产生了暗恋之情。《白玉兰花引》和《〈白玉兰花引〉跋》则一诗一文，互文共述了沈从文三十年前在青岛白玉兰花下与一位美丽女子的“偶然”遇合。诗中有句云：
虹影星光或可证，
生命青春流转永不停。
曹植仿佛若有遇，
千载因之成洛神，
梦里红楼情倍深，
林薛犹近血缘亲。
此处的“星光”“虹影”恰可与《看虹录》和《摘星录》联系起来，作者似乎为后人暗示出一条隐微晦茫的小径。特别是“梦里红楼情倍深，林薛犹近血缘亲”一句，更具有强烈的暗示意义，暗示出诗人当年在两位“犹近血缘亲”的女性之间难于抉择的苦恼，所谓比“林薛”更近血缘亲的，不就是姐妹吗？而从性格上说，三小姐张兆和平实性近于薛，四小姐张充和飘忽情近于林。由于语言的有意含糊隐约，真幻兼有，加以诗文中的具体情事现今难以确考，但作者在遮掩之余又似乎想有所表露甚至给读者提示，如《白玉兰花引》的“跋二”云：
星光虹影，虽相去遥远，海市蜃楼，世难重遇。公园路上之玉兰，玉立亭亭，又堪合抱。此人间细小变故，哀乐，乘除，岁月淘洗，不仅并未失去固有香色，反而使生命时感润泽。正若爝火微光，始终并未消失。人之有情，亦复可悯！适发现此旧稿于乱稿之中，因略有增删，作为永玉大画卷题词。文字迷蒙，势难索解，略作题解，转近蛇足，亦无可奈何也。或人将说此时此世，风怀诗有市场？其实屈宋二曹，由古至今又何尝有“市场”？
这里的“风怀诗”就是一个提示。……沈从文自认他的《白玉兰花引》是“风怀诗”，其实也就是对读者的一个提示或者说暗示。
前面已经说过这《残诗》中“轻歌曼舞”的“青春女子”不可能是张充和，这里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匡庐诗草》和《井冈山诗草》这二组诗，都是一般性的诗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沈从文在信中所说的“有意思还在长长的序跋”，指的是诗作后面的“跋”，《匡庐诗草》中的《庐山含鄱口望鄱亭》、《庐山“花径”白居易作诗处》后面的确有较长的“跋”⑧，联想到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沈从文在寄往美国的信中“限于纸面，和其他忌讳”， “不能将序跋写上”，是可以理解的。1962年正是所谓的“冷战时代”，为收信人考虑，淡化信件内容的政治性，是那个时代常见的做法，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不难理解。
尤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沈从文1962年4月11日《复张充和》信中抄录的一组旧体诗，均为《匡庐诗草》和《井冈山诗草》中作品，并没有《证》文中所大谈特谈的《青岛诗存》中的《残诗》，《证》文作者对《残诗》作了曲解后，又把沈从文信中说到的“序跋”说成就是《白玉兰花引》和《〈白玉兰花引〉跋》。《白玉兰花引》原名为《白玉兰花引——书永玉木兰卷》，全诗共有103行，另有小注共约400多字；《〈白玉兰花引〉跋》共有四则，约3000字，仅这二项加起来就有4000多字，沈从文会在信中抄录这么多的文字吗？这似乎也可以说明《证》文作者从《白玉兰花引》摘录出来的诗句，在《复张充和》中是没有的。可《证》文作者恰恰就在这些原本就没有的“诗句”上发挥想象，在援引了“虹影星光或可证”， “梦里红楼情倍深，林薛犹近血缘亲”几句诗后得出如下的推论：沈从文“为后人暗示出一条隐微晦茫的小径”， “暗示出”沈从文“当年在两位‘犹近血缘亲’的女性之间难于抉择的苦恼，所谓比‘林薛’更近血缘亲的，不就是姐妹吗？而从性格上说，三小姐张兆和平实性近于薛，四小姐张充和飘忽情近于林”， “沈从文自认他的《白玉兰花引》是‘风怀诗’”，所有这些均属“无中生有”，是随心所欲的猜测。
岁月悠悠。沈从文和夫人张兆和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再怎么说他们，他们也不可能从地下爬出来与我们争执，正因为这样我们对逝者理应多一份尊重。傅汉思和夫人张充和都还健在，在论说他们的为人及品格时理应格外谨慎。前天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看到97岁高龄的张充和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书写院名的报道，称赞她写的大字“挥洒自如，不带半点烟火气”，请她题写院名的刘东教授受到感染，当场为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充和先生，见到你才使我想起中国文化之可爱！”⑨ 而《证》文让我们想起的又是什么呢？
2009年10月31日于北大畅春园寓宅
注释：
① 范智红：《“向虚空凝眸”——194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1998年吉首大学国际沈从文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引自《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吉首2002年12月，第888页。
② 张允和、张兆和等著：《浪花集》，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4月版。
③ 张允和：《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见张允和、张兆和等著《浪花集》。
④ 金安平著，凌云岚、杨早译：《合肥四姊妹》，三联书店2008年11月版，第296页。
⑤ 张宗和：《秋灯忆语（一）》，刊《音香港笔荟》2003年3月号。金安平著，凌云岚、杨早译《合肥四姊妹》（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版）第十三章“充和”中也有记载。
⑥ 《残诗》收入《沈从文全集》第十五卷，有注云“这篇残诗估计为1962年初夏作于青岛”。从沈虎雏编写的《沈从文年表简编》可以知道沈从文1962年初夏并未到过青岛。
⑦ 刊《光明日报》1988年5月29日第4版。
⑧ 详见《沈从文全集》第15卷，第293～294、242～243、244～245页。
⑨ 详见李潇潇、张飞岸：《宽正沉潜广大高明——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刊《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29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