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视野中的转基因技术争论研究——以“转基因主粮事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基因论文,主粮论文,修辞学论文,为例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1)06-0096-06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争论成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持续关注的热点，并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研究进路，其中，SSK学者运用科学修辞学的方法对科学争论、科学文本等进行的社会学解读，是SSK流派在社会建构论领域的一大创新。本文尝试从科学修辞学视角，借鉴SSK的对称研究方法，对当前转基因的热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转基因主粮事件”中争论各方使用的修辞资源、论题和手段的分析，试图展现各方行动者之间的一种利益博弈过程。
一 转基因主粮事件始末
2009年8月，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抗虫水稻和一种植酸酶转基因玉米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后经媒体报道进入公众视野。先是《中国青年报》以“‘偷偷摸摸’转基因”为题质疑农业部颁发安全证书有暗箱操作之嫌；紧接着《中国经营报》又以“我国成首个批准主粮转基因种植国家”为题进一步报道了此事，这篇报道在网站得到广泛转载，文中对转基因作物的食用安全和是否拥有独立知识产权问题表示了极大的担忧。此后数天，转基因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最后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在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一方是10名院士联名上书政府，建议推进转基因产业化发展；另一方是百名学者致信人大，要求停止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生产。双方争论剑拔弩张，最后主粮之争竞登上“两会”，成为热门话题之一，会上亦有50多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两份提案，要求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缓行。到目前为止转基因水稻引发的舆论热浪好像还没有消停的迹象。
这次转基因风波，参与者之多，关注程度之密切，观点之分化，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究其原因，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且是附着在这种技术人造物之上各种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修辞的因素。争论中各方都力图寻找各种修辞资源、手段为自己辩护，这些辩护资源，无论是物还是人，都借辩护者之口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应用可能带来的巨大效益或潜在风险，在论辩中科学家或环保组织就成了这些资源的“代言人”。
二 转基因主粮事件中各方的修辞策略分析
作为说服的技巧，修辞学不同于科学意义上的知识。虽然修辞学在历史上曾遭到了科学的藐视，但它却“是一门相当迷人的学科，而且，当争论剧烈到开始变得具有科学的学术性和需要专门的技术手段时，这门学科甚至还变得相当重要”[1]49。下面本文借鉴SSK对科学争论展开的修辞学分析方法，从科学理论、学科身份、数据或实例、诉诸声誉和援引学科规范等方面来分析转基因主粮争论事件中各方使用的修辞策略。
(一)借用公认的科学理论作为修辞资源
在争论中，科学家和工程师要想让相关人员相信自己立场的合法性，以及对手立场的非法性。这就意味着要使自己的工作比对手更科学，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修辞资源就是公认的科学理论本身。
在转基因争论事件中，针对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安全问题，双方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支持方认为，从理论上讲，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没有本质区别，都是通过遗传信息的交流获得优良的性状，都是品种改良的重要手段，在原理和追求的目标等方面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在所交流的遗传信息内容上，转基因技术实际上更清楚、更明确。反对方则认为转基因技术是对“自然”生命形式的肆意篡改，违背了自然规律。从理论上讲，转基因进入食物链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是非自然的，虽然基因交流在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大都发生在同种或同属的物种之间。而跨种间的基因交流，在理论上讲是零概率事件。因此，反对方认为“科学家利用转基因技术研究出来的转基因作物则完全打破了自然界的物种屏障，他们忽视自然作物的生长规律和生态自我平衡的规律，是运用‘上帝之手’来干预自然”[2]134，他们认为这种任意篡改“自然”生命形式的行为在道德上是成问题的，在科学上也是违背生物进化规律的，人类的肆意妄为必将会在未来遭受大自然的惩罚。争论中援引已得到科学界公认的生物进化理论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这些公认的理论和规律就成为反对方打击对手的有力证据。
(二)利用学科身份作为修辞工具
在科学争论中，运用学科身份来反对对方也很重要。比如在此次转基因主粮事件中，把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问题从幕后推到台前、引起公众广泛热议，就是源于百名学者给人大“上书”反对主粮商业化的谏言行动。其中，这次“上书”的起草人是由国史学会副秘书长苏铁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和曾经给前总理朱镕基上书引发全国对“三农”关注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等人组成，而120多名签名反对的人里面很多都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而恰恰正是他们所属的学科身份很容易成为自然科学家攻击的靶子。比如知名的科学打假人士方舟子就这样评价这些反对的学者，“起草和签名的这些学者，绝大多数都是人文学者或者民族主义者，并不是什么科学家，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转基因。”[3]这里人文学者的学科身份就成为对方攻击的要害，好像在自然科学家看来，“完全由科学家使用的语汇构成的科学描述”[4]人文学者无法理解，他们的主张和观点只不过是一些外行人说的外行话，表达的激进主张而已。生物学家就可以说，转基因水稻或玉米涉及的是生物科学和农业生物技术等自然科学类的知识，对转基因感兴趣或有争议是他们生命科学的传统，这样一来，就可以据此来驳斥一些外行的激进主张。
长期以来，科研机构的成员一直认为，“由于自己拥有专业化的知识，所以应该在众多政府决策中发挥实质性的影响。”[5]而普通公众和其他非专业群体，因为知识的缺失使得他们对参与或协助政府作出好的或“正确的”科学决策无法胜任。上文提到的生物学出身的方舟子对百名学者的评价其实就暗含了这样一种看法。在这里，学科身份成为争论各方频频使用的修辞工具，其实质就是专业科学知识与市民知识在政府决策中谁更重要的问题。
这次主粮之争，公众最关注、最担心的就是转基因作物的安全问题，但他们却不知如何评价，还要仰仗科学专业知识作出解释和评价。因为一直以来公众理解的科学是理性的，是对自然客观规律的真实反映；而科学家是制造知识的，是科学的“代言人”，他们的思维应该是严密的，逻辑应该是严谨的，所以他们的言论也应该具有真理性，但对科学家们不一致的结论，应该相信谁的呢？这时，尊重谁的知识的问题就演变成了知识本身，哪种知识是真的？好的？正确的？哪种知识对决策更具权威？专家的专业知识有没有局限性？需不需要种植者、消费者、经营者、普通公众、非盈利组织等“外行”的地方性知识参与评价？毕竟转基因主粮的种植、经营和消费还要依赖这些群体的参与才能实现。
(三)使用数据或范例作为修辞技巧
在技术争论中，有些争论参与者更加依赖数据或范例来反驳对手。本来一些数据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只有那些使用数据的人，才会赋予数据以意义——作为证据。对于科学技术问题的争论，不同团体都倾向于使用相同的修辞学模式，即“任何一方都不使用共同科学框架中的正式的科学论证，这两方都使用非正式的磋商并试图列举事实以支持那些与他们的社会承诺相一致的结论。”[6]
在此次转基因事件中，对于转基因作物或食品是否存在安全问题，反对派和支持者都举出了一些来自国内外的数据或范例来反驳对方。反对方为佐证自己的观点，常常举出转基因生物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的多次媒体报道，如1998年的苏格兰“pusztai事件”；1999年的“斑蝶事件”；2000年加拿大的“超级杂草事件”；2001年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还有2003年中国“抗虫棉破坏环境事件”等等。虽然有些实验研究结果后来被证明证据不足，结论欠妥，但这些事件的出现，也表明转基因技术还存在许多未知的风险，而这些媒体的负面报道恰好成了反对者攻击对手的有力工具。
此外，还有反对方科学家引用享有盛誉的科学期刊《科学》或《自然》上的文章数据，力图说服读者或公众相信某个或某些事实。“2010年5月28日，美国著名刊物《科学》发表文章称，在中国北方一项长达10年的研究中发现，种植转基因棉花来杀死其主要害虫棉铃虫，却导致其次生害虫的大量爆发。”[7]一般说来，科学论文通常是对特定主张的论证，正如拉图尔所说“一个论证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或者它带来的同盟。引用是同盟的一个来源”[8]185。而依据权威期刊的著名声誉和权威数据为自己辩护是争论中常用的修辞手段，“从文章的外在层次走向内在部分并不是从权威的论据走向自然，因为这是从权威走向更多权威，从盟友和资源的数目走向更大的数目。”[1]81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反对者常常会在权威数据面前被孤立起来。
以往的许多研究表明争论方采用的证据大多是与地方性的文化和情境连在一起的。对于转基因作物该不该产业化，支持方同样运用大量数据或范例来游说决策者，认为现阶段中国的转基因作物应该产业化。一方面，他们举出翔实的证据和数据，证明转基因作物能给农民、企业和消费者带来巨大利益。比如：从1996年至2008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以来的前13年，转基因作物给全球种植的农民或农户就带来了519亿美元的经济收入，单2009年，仅转基因种子市场的全球价值就达105亿美元[9]。这些数据一放到全球的经济贸易情境中，这些无声的数字符号顿时就产生了积极的价值和意义，转基因技术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风险，如果中国放弃发展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和商业化，那就意味着在现代农业的国际竞争中放弃整个产业和市场，由此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将不可想象。
另一方面，支持方又以“中国大豆产业遭遇的危机”为例，来论证不发展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种种弊端。中国过去曾是大豆的起源国、生产国和出口大国，但是近年来却面临着不得不依靠进口大豆来满足国内需求的尴尬境地。中国自1996年开始就由大豆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在进口的大豆中，其中大部分为转基因大豆。1996年进口大豆111万吨[10]，以后连年快速增长，到2009年竟高达4255.2万吨[11]，进口量与1996年相比增加了38倍多。而且国内大豆加工业也已为跨国公司所主宰，外商投资企业为进口、加工主力，中国大豆产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洋豆伤农”、“黑土地告急！”、“豆业遭遇滑铁卢”、“谁能救赎中国大豆”以及“大豆振兴计划”等等话语里透露出来的是政府和农民的忧心和无奈。这些活生生的案例，不仅反映了中国大豆产业目前遭遇的困境与危机，还反映了中国人种植和食用传统“大豆”的浓浓情结，大豆在东北、在中国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粮食作物，它更是一种文化和一种对过去生活的美好回忆。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科学知识并不是单独建立在经验证据的基础上，而是一组包括证据在内的历史的文化元素的产物。”[12]支持方举出的这类证据，一旦与大豆在中国悠久的栽培史、丰富的饮食文化、多样的耕作传统和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的具体情境结合起来，就使这些数据和案例立即赢得了巨大的论证力量，历史、文化、耕作传统、生活方式和数据等这些非人的行动者就与支持者一同结盟，共同参与对己方立场的论证，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同盟，你是孤军奋战，还是缴械投降？
(四)诉诸权威的声誉作为修辞手段
为了赢得争论，常用的修辞策略就是求助于盟友，即通过诉诸著名科学机构、权威期刊、权威科学家或社会知名人士的声誉来为自己的观点增加说服力。因此，盟友出场的标记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它表明争论现在已经激烈到了足以产生技术性文件的地步。正如拉图尔所言“修辞的力量就在于使持异议者感到孤单”[1]73。
在此次转基因主粮事件中，媒体经常引用著名科学机构或知名人士的观点来引起辩论，支持方经常摆出首席科学家、院士等具有很高荣誉头衔阵营的观点，来表达对推广转基因商业化的立场。“这种向地位更高和为数众多的盟友求助的举动常被称为来自权威的论证。”[1]51如2010年两会前夕，10名院士联名上书政府，建议推进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他们认为，转基因技术具有抗病、抗虫，降低成本，减少环境污染以及培育良种等诸多优势，而且目前并无科学证据证明它不安全，只要科学评估、严格管理，转基因生物就可以放心使用或食用，这是我国部分院士的立场。而“院士”头衔与普通科学家相比，含金量是大不相同的。具有“院士”头衔的科学家在我国48万[13]28(截至2008年统计数据)的科技人员队伍中可谓凤毛麟角(2008年数据：我国两院院士共计1403人[13]23)，是站在科学界金字塔顶端的优秀人物，他们的声誉和信誉就是极好的科学权威的保证。支持方好像还嫌力度不够，就把也公开支持转基因技术发展的世界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院士——搬出来为己方摇旗呐喊。
支持方拉出“院士”、“国际著名科学家”等头衔的崇高声誉为自己助威。院士是一个国家科学界的精英群体阶层，你如果反对他们的观点，就得反对院士背后的一大群人或一大堆机构的观点。而院士的选出则需要经过提名候选、两轮学部评审、第三轮投票以及院主席团审议等程序才能评选成为院士。所以说，你如果反对一名“院士”的观点，就是反对“至少三位院士(或多家机构)+(第1轮)多名评审院士+(第2轮)多名评审院士+(第三轮)2/3投票院士+院主席团”等一大群本学科领域的院士们的立场，你如果反对10名院士呢？20名院士呢？他们的背后有更多的部门、机构、院士的立场需要你去说服、争辩，到头来你会发现，你反对的不再仅仅是1名、10名院士的意见，而是几十名、上百名乃至上千名一个强大的精英科学家群体的立场，假如我们愿意计算一下的话，它完全可以让一个人争取到2000个以上的名声赫赫的权威！对一名院士的观点你可以耸耸肩不去理会，但对他背后的这一大群人的观点你怎么可能耸耸肩就完了呢？当争论中的一方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求助于一系列新盟友支持他们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你将会感到势单力薄，不战而退。
反对方也诉诸自己阵营参与者的众多声誉来为己方呐喊助威。如：就在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的“百名学者”上书行动中，就有学者尖锐指出：转基因主粮是否推广，应该听取民众意见，不能任由少数专家和少数官员“悄悄”作决定。更有甚者，两会期间也有50多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两份提案，疾呼“目前还没有足够科学手段去评估其风险，应暂缓转基因水稻商品化”，这些提案的内容，跟百名学者的建议一致。还有社会名人郎咸平做客媒体讨论转基因水稻缘何起风波的话题，“学者”、“政协委员”、“社会名人”等荣誉头衔都在技术争论的过程中被搬出来用于支持己方的立场。但当反对者不再是像薛达元或郎咸平一个人，而是用一系列新盟友(一封给人大的信；120多名学者签名；两份反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提案；50多名政协委员联名签名；网络、电视等媒体)支持他们的立场，形势一下子倒转了过来。这时反对方的意见和建议就应当受到认真的对待，因为他不再是独自一人，可以说，有一个群体在与他做伴，正如拉图尔所言“此先生已经变成了众先生”[1]51。这种向地位更高和为数众多的盟友求助的举动常常被称为来自权威的论证。反对方如果仅仅依靠一名学者或一名政协委员的反对，将会显得势单力薄；而求助于50多名政协委员或者120多名专家学者等荣誉头衔集体“上书”，可能就会博得公众的关注或者对决策者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这时，“学者”、“政协委员”、“社会名人”等众多荣誉头衔，就是一种足够有力的修辞学，在争论中扮演着说服对手的修辞工具。
(五)援引科学行为规范作为修辞论题
在科学争论中，选用恰当的修辞论题也是科学说服常用的手段。修辞论题是在特定情境下可以使用的资源。比如，在学者普雷里看来，“像默顿式的规范之类的东西，就是作为整体的科学可以使用的论题：为了挑战一位科学家工作的合法性，你可以使用无私利性，去揭示科学之外的利益如何组建着科学判断。”[8]188围绕基因改良的争论非常具有公共性，科学干预常常会遭到人们在规范方面的强烈批评，因为唯利是图违背了科学的精神气质，尤其是与默顿所言的“无私利性”科学规范相冲突。
目前社会对转基因的指责，还在于人们对围绕转基因作物形成的一个庞大利益共同体的质疑，质疑的对象既包括某些跨国公司，也包括相当部分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那么，如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科学家到底有没有私利？在此次转基因事件中，转基因科学家的科研工作，涉及许多小团体或私人的利益，自己的研究成果申请专利，与国外公司合作，自己办公司等等。早在2004年，《南方周末》就以“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为题，披露了一些转基因科学家背后的种种利益。正像公众和一些媒体质疑的那样，转基因科学家及支持者与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应用及与其他团体的合作有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比如据绿色和平组织调查，某些著名的转基因科学家同时拥有多种身份，他既是转基因科学家，又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还是创世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和董事，而现在，他向自己置身其中的安委会申请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生产，这不由得使人起疑，对于转基因作物要不要商业化，这些涉及自身利益的科学家怎能保证他们的观点客观、公正？怎能保证他们的立场利益无涉？唯利是图是否违背了科学的精神气质？“学者上书”的公开信中，就表达了反对方的担忧，“我们对好多所谓农业专家已经不能信任，因为，转基因商品化牵涉到很多专家、学者的现实利益。”[14]
在这里，默顿的“无私利性”规范，就成了反对方使用的修辞资源，虽然默顿规范仅仅是一种科学社会的内部规范、精神规范，是一种难以用法律条文来规定的无形准则与清规戒律，是对科学家们的一种道德要求，不具有强制性，它是靠科学家的自律才能实现。但自默顿提出以来，已经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正如默顿所言“尽管科学的精神特质并没有被明文规定，但可以从科学家的道德共识中找到，这些共识体现在科学家的习惯、无数讨论科学精神的著述以及他们对违反精神特质表示的义愤之中。”[15]因此，科学家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如果研究的目标或行为违背这些规范，就会遭到社会或同行的道德谴责和批评。所以像默顿提出的“无私利性”等规范，就常常成为争论方使用的修辞工具。反对转基因商业化的人认为以生物学家和转基因技术专家为主的支持派的观点，因为涉及自身或小团体的利益，所以他们对转基因作物要不要商业化的判断就无法保证其“无私利性”，进而也就无法保证他们观点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像这种不能保证无私利性的立场、观点怎能让公众信服？怎能作为政府决策的依据呢？
三 结语
这次主粮事件由对技术的争论上升到对科学客观性、确定性的辩解，使我们相信：科学知识不仅仅是对科学过程的真实反映，同时还蕴涵着更深层次的利益、修辞等非理性因素；科学不仅是一项理性与证据并重的事业，还是一个竞争与协商共处的过程。“修辞”的参与者不只有人(权威人士、科学家、同盟者)，还有物(已获公认的理论、数据、声誉、图像、资料等)；修辞的场景不仅在实验室和会堂，还会在田间地头；修辞的受众不仅有专家、学者、官员，还有普通民众、消费者和环保人士。影响各方行动者博弈的因素也不只是理性和证据、还包括论辩和修辞。尽管这场主粮之争目前并没有得出谁对谁错的结果，但论战各方掀起的这场纷繁复杂、彼此敌对的争论却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提出、解释、提升和改造了我们对世界的信念和对科学的理解；同时因这场争论而推动的科学、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对话与磋商、互动与交流，可能对塑造转基因未来的研究方向、市场发展以及政策法规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这场运动的更大价值就在于争论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