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及其以前舜帝传说新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早一批记载有舜帝传说的典籍，如《尧典》、《皋陶谟》、《大戴礼记》、《山海经》、《左传》、《国语》、《逸周书》等等，一般都认为成文于春秋或更晚，所以据目前较审慎的观点，舜帝传说的兴起时代，只宜确认为春秋以后。
但是，即便上述典籍成文于春秋以后，其中会不会有更早的传抄文字和改写材料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例如，竺可桢先生、胡厚宣先生等人早已证明《尧典》中的四仲中星至迟是商末以前的天象，而四方风名、出日、河宗等用语与甲骨文相合。再说，据上述典籍所载，春秋时代已有周王室和多个封国的众多历史名人都谈到了舜帝，显然有关舜帝的传说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了，绝不可能只是刚刚兴起，他们必定有其更早的所见所闻之根据。那么，春秋时代所盛传的舜帝传说，绝非空穴来风，应该在西周就有踪迹可寻。如果至今仍要坚持舜帝传说只可从春秋论起，就太过拘谨了，难免有“无头”之讥。
我们认为，通过分析孔子以前或同时期的人物的谈论，不难看出春秋时代和更早时代的舜帝传说情况。这么使用材料，应该无多大问题，因为典籍中的历史人物所讲述以往古事的言论和他们自身在当时的行事作为，性质是有区别的，不必过于受成文年代的束缚。关键在于其人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其言可以与其他材料相互印证，便可大致采信。下面，我们先选取人物时代比较明确的材料，依次排列出来，为减省篇幅，不全引原文，只说明出处、年代、人物和舜帝传说要点四项。
(1)《周语上·1》，周穆王时(-976—-922)，祭公谋父，后稷服事虞夏，不窋失官。
(2)《逸周书·史记解》，周穆王时(-976—-922)，左史戎夫，有虞氏以亡。
(3)《郑语·1》，郑桓公时(-806—-771)，周太史伯，虞夏商周，虞幕，伯翳佐舜。
(4)《左庄32》(-662)，周内史过，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5)《晋语5·1》，晋文公时(-636—-628)，臼季，舜殛鲧举禹。
(6)《左僖33》(-627)，臼季，舜殛鲧举禹。
(7)《鲁语上·9》，鲁文公时(-626—-609)，展禽，虞幕能帅颛顼，有虞氏报焉，有虞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商人褅舜而祖契，舜勤民事而野死。
(8)《左文18》(-609)，鲁太史克，舜举八恺、八元，流四凶，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虞书》，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
(9)《楚语上·1》，楚庄公时(-613—-591)，士亹，尧舜有元德，而有奸子丹朱、商均。
(10)《左成13》(-578)，晋吕相，虞夏商周之胤。
(11)《逸周书·太子晋解》，晋平公时(-557—-532)，太子晋、师旷，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远人，皆得己仁，此之谓天。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义治律，万物皆作，分均天财，万物熙熙，非舜而谁能？自太皞以下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
(12)《周语下·3》，周灵王22年(-550)，太子晋，昔在有虞，尧殛鲧于羽山。
(13)《晋语8·4》，鲁襄公时(-572—-542)，范宣子，其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周卑，晋继之，为范氏。
(14)《左襄25》(-548)，范宣子，虞阏父为周陶正，陈胡公娶大姬而封于陈。
(15)《左昭元》(-541)，赵孟，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姓邳，周有徐奄。
(16)《左昭3》(-539)，晏婴，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
(17)《左昭8》(-534)，史赵，陈为颛顼之族，虞幕、瞽瞍、舜、虞遂，乃至胡公。
(18)《左昭29》(-513)，晋蔡墨，董父扰畜龙以服事帝舜。
(19)《左哀元》(-494)，伍子胥，夏少康投奔虞思，妻以二姚而邑诸纶。
(20)《吴语·3》，吴王夫差时(-495—-476)，伍子胥，楚灵王筑章华台以象帝舜。
古代的舜帝传说，主要保存在三个方面：一是舜帝后裔所流传的姓氏宗谱；二是三代王室的祭祀和巫史学者的言谈记载；三是舜迹所至的当地民间故事和习俗。我们打算重点考察这三个方面的情况。分析了上面列举的20条材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看法：
(一)最早说到虞舜的人物是周穆王时的祭公谋父和左史戎夫，时间要早于孔子400来年。其后有周太史伯、周内史过、晋臼季、鲁展禽、鲁太史克，楚士亹、晋吕相、周太子晋、师旷、晋范宣子、齐晏婴、史赵、晋蔡墨、楚伍子胥等人，都是当时有德有识的真实人物。这就是说，至迟在西周早中期就已经有人谈到舜帝，而且其后谈说舜帝的人接连不断，一直到孔子、墨子以后。其中主要是周室朝廷中的人物和北方大国中的著名士大夫，但也有南方楚国人物。这些人都是忠贞仁德之人，绝不可能是他们编造散布了舜帝传说，只能认为他们是博学多识，引经据典，借已有的舜帝传说来评议时事。通常情况下，听闻者也应了解这些舜帝传说，所以并不需要多加解释。因此，舜帝传说应当早于西周穆王时代就产生了。这些例证材料，《古史辨》派肯定都很熟悉，但他们一来疑古太过，不信其中有相当大的可靠性，二是急于翻案立论，只取所需，不取其他，因而耸人听闻地断定舜帝传说是儒墨所编造，有失偏颇。
今天我们有了新的考古材料，这个问题就看得更清楚了。例如祭公谋父，是西周早中期赫赫有名的人物。1993年从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中出土了《缁衣》简，引有现存于《逸周书》中的《祭公》篇，应是西周时文字。祭国在今河南郑州东北，始封君是周公的儿子，在成王时建国。《左僖24》：“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祭公》篇中的祭公，是他的下一代谋父，自昭王时任职朝廷，穆王时地位更为重要，几次进谏有功。《祭公》篇记载的是谋父将死，穆王问以德行，所以《缁衣》称之为“顾命”，也就是遗言。“祭”字，郭店楚简作“彗”，李学勤先生认为是音近通假，从而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找到了祭公谋父，即宋代发现的厚趠方鼎，以及相联系的员卣、
鼎、
鼎等昭王时器。[1] (P335-338)那么祭公谋父其人的真实性已无可疑。
其实，祭公谋父说到虞舜的时间仍不是最早的。从胡公满受封于陈的事实看，舜帝传说应该在周武王以前就存在了。《左襄25》范宣子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这说明西周以前舜帝已被尊崇为神明，所以能福荫子孙。《逸周书·王会解》载：“天子南面立……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
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
笏。”看来，有虞氏后裔在西周王朝中甚有地位，服饰和站位享受特殊礼遇。周武王就是看在舜帝威名下将女儿嫁于胡公，同时也加强了胡公的势力，扩大了舜帝的影响。
据有的学者说，商汤建立商王朝之后，汤(设为商汤元年)得以封有虞氏帝舜之后(亦虞思之后)虞遂于陈。后来虞遂的一支裔继续受商封于陈，由于亲商为周武王所灭。周武王十二年(公元前1066年)，灭殷纣，封虞遂的另一支裔于周有功之臣，周之陶正遏父(又作阏父)之子妫满于陈，为胡公，始立陈国，都于宛丘西侧，这就是陈胡公所筑的最早的陈城。[2] (P137-138)这么说来，周武王封胡公于陈，又不过是沿袭商汤封虞遂的旧例，舜帝传说要提早到夏末商初了。《孟子·万章上》载：“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我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伊尹乐尧舜之道的说法，孟子说是听来的，似乎很像后来儒家的口气，但可以旁证商汤封虞遂于陈的说法，说明商代一直对舜帝心存尊敬。
夏代的材料极少，只有《左哀元》伍子胥谈到少康投奔有虞氏，虞思妻以二姚而邑诸纶，似乎是仿效尧赏识舜的做法一样。《史记·五帝本纪》曰：“禹践天下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史记·陈杞世家》又曰：“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司马迁关于夏禹时的说法，在春秋以前的材料中未见，但看来相当平允。《逸周书·史记解》曰“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闻。……乐专于君者，权专于臣；权专于臣，则刑专于民。君娱于乐，臣争于权，民尽于刑，有虞氏以亡。”所谓遂事，即往古之事，那么夏商之时，有虞氏曾经因失德而丧国，势力大为衰落。舜帝后裔大约在夏初之后不太顺利，封国或失或复，舜帝的传说恐怕受到影响，或兴或衰，详情暂不可知。
总之，根据舜裔世系的详略来看，舜帝传说很明显兴盛于周武王时代，但这绝不是舜帝传说的起源，此前还隐约可考。夏商时期的舜帝传说，可能有较大的起落，但不绝如缕，与舜帝后裔的势力盛衰成自然的正比关系。
(二)这些人物所提到的虞舜世系，自黄帝起，一直到胡公满娶大姬而封国于陈，经历虞夏商周，皆断续相属，隐约可考，显然有虞氏的族属应出自黄帝。现据这些人物的说法，整理为如下族系谱表：
黄帝…—颛顼…—虞幕…—瞽瞍—舜—商均…—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戏…—虞阏父—胡公满—陈氏、田氏
战国时田齐自认是黄帝之后裔，已有民国时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可以证明。徐中舒先生和丁山先生都对陈侯因
作了释文：“隹正六月，癸未，陈侯因曰，皇考孝武
公，龚哉！大慕克成，其惟因扬皇考，绍
高祖黄帝……”其中“高祖黄帝”四字，徐丁二先生的考释不约而同，已为定论。田齐之田氏来源于陈氏，陈氏本为妫氏，是舜帝后裔，这是古来公认的常识。这里，陈侯因即齐威王，《史记》作因齐，是字之误。[3] (P517-536)古人宗族观念极强，姓氏世代相传，祖先世系是古代立国和祭祀的根本，决不至于错认祖宗，所以田齐认黄帝为高祖是事实，也是可信的，早期古代典籍均无异说，与《鲁语上·9》、《礼记·祭法》等典籍的说法一致。
舜帝世系中，虞幕是个关键性的人物，舜帝的族属问题，主要由他而起。虞幕其人在《大戴札记·帝系》中未出现，但在《鲁语上·9》、《郑语·1》、《左昭8》中都已出现。据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引汉刘耽《吕梁碑》：“颛顼生幕，幕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乔牛，乔牛生瞽瞍。”[4] (P1035)这里，“颛顼生幕”一语以前未见，似乎是从《鲁语上·9》“虞幕能帅颛顼，有虞氏报焉”一语化出。《郑语·1》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这里肯定虞幕为有虞氏之祖，却没有提及虞幕来自何氏族。至《鲁语上·9》展禽则曰：“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刘俊男先生说：幕之于颛顼，犹杼之于禹，上甲微之于契，高圉、大王之于稷，皆祖先也。可见幕是颛顼之后，那么虞舜亦颛顼之后。[5] 这么理解很对。罗泌《路史·发挥五》有“论舜不出黄帝”说，所引《吕梁碑》与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所引不同，没有“颛顼生幕”一语。罗泌的观点，今人或从之，主要是不相信华夏族皆起源于黄帝的“一元论”古史观念，而接受《孟子·离娄下》“东夷之人”的说法。其实，孟子的意思是说舜帝“生始卒终，……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赵岐注》。”指的是籍贯而非世系来源。总之，春秋以前都认为虞幕是舜之祖先，他是颛顼之后，而颛顼又是黄帝之后，所有虞舜的后代皆自认黄帝为高祖，是有其来源的。
(三)这些人物所提到的舜帝，已是圣德明君的形象。第一，舜帝的事迹主要是举贤除恶。举贤指用禹和选拔八恺八元，除恶指殛鲧和放逐四凶。这些与《尧典》相合。《左文18》引用《虞书》，与今《尧典》词句相同，可证《尚书·尧典》成书在公元前608年之前。第二是歌颂舜德高尚，但比较笼统。《逸周书、太子晋解》载：“师旷见太子，……又称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则，由舜而下，其孰有广德？王子应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远人，皆得己仁，此之谓天。……师旷罄然。又称曰：温恭敦敏，方德不改，闻物□□，下学以起，尚登帝臣，乃参天子，自古谁能？王子应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义治律，万物皆作，分均天财，万物熙熙，非舜而谁能？”其中有的词语，如“如舜者天”、“温恭敦敏”、“穆穆”、“奉翼远人”等，与《尧典》和《论语》的用语和口气很是近似。这时候，太子晋行年十五，那么他必然从小即读过有关舜帝的文献，很可能就是《尧典》。师旷不相信他小小年纪就已富有辩才，所以才去考问他一些大道理。可惜太子晋过了三年就死了，只有18岁。《周语下·3》载，周灵王22年，即公元前540年，太子晋进谏时谈到“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亦与今《尧典》内容相合。那么太子晋读过《尧典》应是事实。第三，尧舜禹三者的关系，这些人没有明确提到“禅让”这种措辞，但更没有透出“逼篡”的迹象。《左文18》提到舜有大功二十，得到天下拥戴而为天子，这已符合尧舜禅让的前提之一。《楚语上·1》谈到尧有丹朱，舜有商均，皆是父有元德而有奸子，这已符合禅让帝位的前提之二。又上述例句中大家众口一词认为舜德高尚，这又排除了舜帝逼篡的可能。所以后来儒墨称誉的禅让说可能更符合古来传说的原貌。《竹书纪年》和《韩非子》提出的逼篡说，可能也有较古的来源，但看来只流传于法家起源地三晋一带，未必是其他各国的典籍都有此说。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提到的晋国臼季、吕相、范宣子、蔡墨等著名人物，都没有透露过逼篡说的意思，只是赞扬舜帝的功德。荀子反对祥让说，只是认为“禅让”的措辞失当，并没有主张逼篡说，而韩非子对逼篡说其实态度暧昧，摇摆不定。
其实《竹书纪年》的有些记载，未必全可信从。例如，《孟子·万章上》载：“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而《竹书纪年》则曰：“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两说不同，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呢？甲骨文有祭祀伊尹的卜辞，例如：
肜伊尹。(《菁华》11)
岁于伊尹二牢(《后》上22)
癸丑上，上甲岁，伊室。(《明续》513)
伊尹能配享上甲，有二牢之祭，可见其典礼之隆重，几乎比于先王。终商之世，总是以特祭待之。倘若伊尹如《竹书纪年》所说是一个篡位的叛逆，为太甲所杀，则商之后世子孙对伊尹决不会如此追念。可见《孟子》之说似较近情理。[6] (P202-203)顺便说一下，如今有不少学者总认为禅让说不如血淋淋的逼篡说真实，究其根源，是深受国外某种历史观念和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以为古人总是崇尚杀戮和暴力，不相信华夏先民自古以来具有热爱和平、讲信修睦、公利天下的品格。
(四)舜陵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存在，而且很可能就在九疑山。2004年，湖南宁远九疑山玉琯岩发掘出舜帝陵庙遗址，规模宏大，有3万平方米。据专家学者考察论证，时代可追溯到东汉以前，可以与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相印证。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明确标出舜帝陵庙在九疑山，时间不晚于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那么马王堆地图上的舜帝陵庙来源有没有更早的记载呢？我们认为，《吴语·3》所载就是一个确证。原文是：“吴王夫差既许越成，乃大戒师徒，将以伐齐。申胥进谏曰：‘昔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以不入。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韦昭注：阙，穿也。陂，壅也。舜葬九疑，其山体水旋其丘，故壅汉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今按，阙为石郭，指挖掘石室以为墓穴。陂汉，指筑堤坝于汉水以为湖池。陂，又可作波，即人工湖渠或水库。韦昭的说法应来自《山海经》。
《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郭注：山在今零陵营道县南，其山九溪相似，故云九疑，古者总名其为苍梧也。
《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郭注：即九疑山也。《礼记》亦曰，舜葬苍梧之野。
《海内东经》：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一曰东南西泽。郭注：环，绕也。今湘水出零陵营道县阳湖(朔)山，入江。洞庭，地穴也，在长沙巴陵。
马王堆地图上的舜陵，正画在九疑山的南面，旁注深水源。深水即今潇水，唐以前多称潇湘或湘水。深水从舜陵源流出，向南，再向西、西北、北流，正是西环舜陵，故韦昭曰：“舜葬九疑，其山体水旋其丘。”那么马王堆地图和《山海经》及《国语·吴语·3》韦昭注三者可以吻合。
据《史记·楚世家》，楚灵王七年(—534)，就章华台，下命内亡人实之。《楚语·5》载：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伍子胥之祖父伍举曾极力进谏。可见伍子胥所言不虚：“昔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以不入，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其臣箴谏者指其祖父伍举，以象帝舜的规制当为其所亲见亲闻，决不会是伍子胥为了劝谏吴王夫差修筑姑苏台而编造出来的。可以推定，楚灵王筑章华台时，一定是模仿苍梧之渊或深水西环舜陵的情况，就在汉水边筑堤坝而引出一渠水或一带湖水，使之环绕章华台，以达到营造舜陵景象的效果。也有人认为，所谓“象帝舜”是模拟九疑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舜陵之势。此山特点是“罗岩九峰，各导一溪，岫壑负岨，异岭同势”。如此，离湖畔可能亦有象征性的“九溪九峰”，而石郭墓室当在一座山峰峦上，就像舜陵在舜源峰上一样。[2] (P253-259)此说也有可取，但以舜陵在舜源峰则可商榷。可见，楚人对舜陵早就十分关注而且十分熟悉，马王堆地形图有可能出自楚人之手。
章华台为春秋时“天下第一台”，施工长达七年，台高十丈，基广十五丈(《水经注·沔水注》)。楚灵王筑此章华台，可能用以游乐、藏宝，也可作军事、观象之用，但为什么要像帝舜陵呢？我们认为，当时楚国已将九疑山视为仙乡神山，楚灵王除了想炫耀自己的功德威名如帝舜之外，大概还想登章华台以享受神灵之乐。屈原诗中多次描写了九疑山的神灵世界：
《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又，“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
《九章·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
《九歌·湘夫人》：“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可见，舜的英灵在楚国人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已成为居于九疑山的大神。[7] (P312-313)按理，楚人应有对舜陵的望祀或实地祭祀。顺便说一下，九疑山古称零陵，又作灵陵，正是由此而得名。灵陵，可能是楚人的称呼，如同巫山的得名一样。零，或作霝，而灵本作靈，从巫霝声。帝舜陵墓在九疑山核心区最高峰，寓帝舜英灵升天之意，这是古代许多部族的传统习俗。王充《论衡·偶会》曰：“象耕灵陵。”深水源至今仍称灵江，湘水源有灵渠，都可作旁证。
《辞源》曰：“章华台，春秋楚灵王造，在今湖北监利县西北。《左昭7》：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即此。参见宋沈括《梦溪笔谈·辩证二》，清俞正燮癸巳类稿二章华台考。”而1984年发掘的湖北潜江龙湾遗址，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约1000米，在遗址东南部已发现台基十余个，在其中之一的放鹰台基上发现宫殿基础一座。这是目前已发掘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东周台遗址。有的学者认为此即楚国著名的章华台。[8] (P515)按，今监利县在长江边，《吴语·3》明明说“陂汉”，则《辞源》所据乃旧说，非是。
总之，在楚灵王筑章华台之前，舜陵已在深水西环之九疑山中，与马王堆地图和《山海经》的记载相吻合，所以章华台才可能仿照其形制来施工。同时，也可证《山海经》成文应在此时之前。可见马王堆地形图上的帝舜陵庙确实有十分古老久远的来源，时代至迟在春秋晚期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