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将军的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将军论文,贡献论文,历史论文,张学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28岁即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军阀，拥有奉军三十万。易帜后，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后荣升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其军事地位仅次于当时中国最大的军阀蒋介石。然而，声名显赫的戎马生涯仅仅八年，1936年12月12日，因为不甘心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为收复沦陷的东北故土，为民族大义，为实现联共抗日的目的，与杨虎城将军联合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行兵谏。12月25日又亲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从此，被国民党政府软禁而结束了一生的政治生涯。张将军的政治生涯尽管短暂，但在短短的几年内，却做出了一系列惊人之举，产生了旷古盖世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杰出的贡献。值此西安事变六十周年之际，笔者拟对张学良将军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作一简要回顾，以示人们对这位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千古功臣的深切怀念和无比崇高的敬意。
一、东北易帜，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1904年至1905年，日、俄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帝国主义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三省南部的特权，在东北横行霸道。
1928年6月20日，张学良子承父业，担任东北三省的保安司令，统治东北。此时，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压力都一齐向这个刚主政东北的年轻的统帅袭来：
首先，是来自日本的压力。日本有称霸世界之野心，侵占东北，进而侵占整个中国是其侵略计划之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所谓“满蒙”特殊权益的任何损害都是不能容忍的。如果易帜实现，中国归于统一，那么，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就会受到“损害”，其侵占东北进而侵占整个中国，乃至称霸世界的野心就难以实现。基于此，日本帝国主义对张学良进行威逼利诱，多次施加压力，一面声称：“张将军如果有雄心远志，在东北建立一番大事业，日本决意全力支持”，企图挟持东北独立。一面又威胁：如果张将军要归服国民党，俯首称臣，“大日本也决不会坐视”。[1]甚至在1928年8月8日，日本方面还派特命全权大使林权助对张学良提出严重警告：如不放弃易帜，日本政府决定以武力制止或将发生重大事件。极力威胁张学良将军，阻挠其改旗易帜。
其次，是来自国民党蒋介石的压力。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蒋、桂、冯、阎四大派军阀不断派人促使张学良改旗易帜，以实现全国统一，完成“北伐”，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再次，当时东北军内部对换旗与否也众说纷纭，意见无法统一。张作相、杨宇霆从本集团利益出发认为：换了旗就失去了主权，一切要听命于蒋介石的摆布，进退失据；不换旗，可以举足轻重战守自如，可以掌握主动权等等。
此时的张学良要么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继续走其父张作霖仰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成为“东北王”的老路；要么归服国民党，改旗易帜，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形势复杂而紧迫，何去何从，对这位年轻统帅来说不是一件易事，需要慎重选择。选择当否，不仅关系张学良本人和东北军，而且还影响到东北三省和全中国。经过再三权衡，他认识到：换旗与否关系东北前途，也关系东北大局，日本不愿意我们换旗，是要我们俯首听命于日本做一个傀儡，这等于出卖民族利益……我们不能这样做，“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全力对付日本。”[2]他虽然看出了“蒋介石企图以军事解决西北……以外交解决东北，是一个阴谋家。”[3]但还是从大局着眼，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压力，选择了“改旗易帜”这条有利于国家民族统一的道路，于1929年12月29日毅然通电全国，宣布归服国民党。使日本肢解东北，攫取“满蒙”的计划暂时破产。张学良将军的这种选择，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东北易帜实现了国内和平，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实现了全国统一，结束了民国以来南北分裂的混乱局面，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意愿的；东北易帜也维护了东北集团的利益，稳定和增强了张学良的权力和地位。从国际上看，东北易帜的历史意义更加突出。近代以来，在中日交往中，日本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中国妥协退让，屈辱不堪；在张作霖被日本谋害，关东军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干预的险恶环境下，张学良将军挺身而出，巧与日本帝国主义周旋，终于挫败了日本阻挠东北易帜，企图鲸吞东三省的卑鄙阴谋，赢得了中日外交斗争的胜利，为维护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二、开发西北，兴办教育，复兴民族
张学良将军不仅在军事上表现出卓越非凡的才能，而且对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兴趣和较深的造诣。在其主政期间，花费了相当一部分精力研究开发西北、兴办教育、复兴民族等重大问题，为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寻找出路，呕心沥血。张学良将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对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所遭受的痛苦与屈辱，他在苦苦思索：怎样才能打败帝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复兴民族？为此，他曾亲自到日本、意大利等国进行实地考察，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张学良认识到：复兴民族，振奋民族精神，要打败帝国主义，就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西北。而要在西北站住脚，就必须大力开发西北，并以此来达到复兴民族，振奋民族精神的目的。
为开发西北，复兴民族精神，张学良将军在驻防西北期间，四处奔走并在西北各处讲演，启发人们对开发西北之目的、意义的认识。1934年10月18日，他在甘肃省政府中山堂作了一次“怎样开发大西北”的重要讲话，他说：“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关头的今天，开发西北，必将能唤起民众重振民族精神，而这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4]在这里，张学良明确提出了他主张开发西北的目的是“重振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正是一个国家能否强盛的灵魂。重振民族精神，可通过在开发西北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张学良受美国西进政策成功的鼓舞，对开发西北充满信心，他说：“美国就是因为西进政策的成功而强盛起来的。美国能那样，难道中国就不能了吗？”[5]他将美国西进与我国开发西北的方方面面情况作了反复比较，得出“开发西北决不是难事，……比美国西进政策还要容易得多。因为美国人西进时，用了很大的力量先做披荆斩棘的工作……我们在西北文化上原比东南更先进，我们固有的文化在西北根深蒂固。所以，我们今日开发西北，与其说开发，不如说是复兴西北更恰当些。那么，明显的，复兴是比开发容易很多的”[6]。在这里，张学良看到我国西北较之美国西部地区所具有的优势及西北作为华夏文明之源，那沉积着的深层文化与不朽的文明，这一点正是张学良思想的伟大之处，这表明了他的民族自尊与自傲和蕴含着的民族责任感。由于历史的原因，张学良只是为开发西北绘制出了一幅蓝图，而没有能将其付诸实践，但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我国文化界掀起的西部文化热潮中，还处处闪现着张学良当年开发西北思想的影子。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开发建设西北不但成为重大课题早已被提上议事日程，而且开发建设西北已部分成为现实，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可见，张学良开发西北，复兴民族，振奋民族精神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学良将军清楚地意识到：复兴民族，振奋民族精神，必须提高国民素质，而国民素质的提高又是非教育莫属的，因此，张学良在主政东北期间，对教育事业是相当重视的。在东北他取消了中小学尊孔读经，增拨教育经费，发展中小学教育；还用自己的巨额私财（1928年6月27日《上海时报》说有1000万）扩建东北大学，充实设备并自兼校长；不惜用重金聘请当时国内外有名望的学者。培养出来的学生，特别是留学生中有很多成为其中层骨干，这些人对协助他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帮助他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重要作用。张学良通过兴办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培养人才来达到抵御日本侵略、复兴民族、振奋民族精神的目的，其思想是远见卓识的。
三、联共抗日，“大功于抗战事业”，[7]是“千古功臣”[8]
（一）促成西北“三位一体”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9月，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以十万兵力“围剿”只有七、八千人的陕甘红军，结果，东北军被陕北红军歼灭近三个师的主力。这给张学良及其官兵带来极大的震动。东北军在陕甘遭到沉重打击，力量显著削弱，致使士气低落，深感打内战“苦战无功，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9]东北军的惨败，使张学良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当初，张学良拥护蒋介石，是认为只有蒋才能帮他收复东北，报父仇雪国耻。但残酷的现实告诉他，继续打内战，东北军及他本人的前途不堪设想。摆脱内战，实现抗日以收复东北是他必须作出的选择。张学良将军决心与坚决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接触，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935年底，张学良寻找与共产党的联系，1936年4月9日，中共派周恩来在延安和张谈判，张决心联共抗日，并与红军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及组织抗日联军等达成协议。加之我党也取得了争取杨虎城的西北军联合抗日工作的成功。因此，1936年春，率先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东北军、西北军及红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战的局面。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作出了表率。为全国抗战奠定了基础。
（二）张学良是逼蒋抗日方针的倡导者
1936年3月3日，张学良在与我党代表李克农在洛川会谈中，对李克农关于抗日问题的分析极表同意。但对我党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作法，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不包括蒋介石将是极大的损失，应当尽力争取他。他问李克农：“为什么要反蒋抗日？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蒋介石在内呢？”[10]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张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领导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果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象在张家口对冯焕章先生一样。”[11]
当时，我党奉行“抗日反蒋”的政策，周恩来解释说：“蒋介石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压迫……充当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忠实走狗，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依靠群众力量粉碎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12]张提议说：“你们在外面逼，我们在里面劝，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13]
此后，我党进一步分析了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和国民党内部亲日派和亲英美派的分化情况，重新调整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放弃了反蒋口号，开始了逼蒋抗日的新政策。反蒋政策的放弃，是我党后来能够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和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前提。
（三）发动西安事变，“大功于抗战事业”
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后，又发动华北事变，妄图吞并中国。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只有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联共抗日，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于是，张学良为着民族利益不计私怨，毅然决定说服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张学良为说服蒋介石，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多次进行“苦谏”和“泣谏”。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14]无奈，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了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由于多方的促成，12月24日，蒋介石向张、杨表示停止内战，双方以联共抗日为基础达成“十条协议”。12月25日，在取得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担保的以联共抗日为基础的六条口头承诺后，为了维护蒋的“威信和尊严”，促使蒋对“所答应的条件”，“不至反悔”，[15]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不顾杨虎城、周恩来和东北军将领及家人的阻拦，毅然亲自陪送蒋返宁。从此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身陷囹圄长达半个多世纪，从个人命运看，确实是世人难以接受的悲剧。但从维护统一战线的全面看，张学良的捉蒋送蒋这一行动又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1.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粉碎了蒋介石第六次围剿红军的计划，保存了革命力量。
1936年10月，红军冲破国民党重重围击，历经道道险关，在陕北完成三大主力会师时，只剩下近三万左右军队。蒋介石就于是年12月，调集飞机70多架，集中30万大军，把陕甘红军包围，妄图一举歼灭。却“不料仓促之间祸起时腋……西安发生了张劫持统帅的双十二事变。此次事变，为我国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十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16]由国民党的官方文件记载看，西安事变打破了蒋介石第六次，在他看来也是最后一次“剿共”的布署。保存了革命力量。由此可见，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及陪蒋的功绩不同一般。
2.以个人之失，换来民族之得
12月24日，蒋介石答应中共和张、杨提出的要求，但承诺的六条还没兑现，由于事变采取了武装要求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主要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处于公开敌对地位，蒋返京后，还可能不兑现承诺的六条，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张送蒋返宁之举，自然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张学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亲自送蒋回宁，全部承担事变的责任，这一义举消除了国内外大多数人对捉蒋的种种误解和疑虑，有力地缓解了西安与南京的尖锐矛盾，避免了新的内战爆发。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对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举动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17]
张学良将军为挽救中华民族付出了惨重代价。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西安事变的发动、和平解决，扭转了中国的历史；张学良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还在明智地放蒋，这需要雄才大略。张学良以个人之失，换来了民族之得，不愧是位“千古功臣”。
注释：
[1]《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第29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从张、蒋政见分歧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南宁《学术论坛》1993年第3期，第88页。
[4]《复兴民族的意义》，见《张学良演讲集》。
[5]《美国西进政策的成功是我们开发建设西北的榜样》，见《张学良讲演集》。
[6]《美国西进政策的成功是我们开发建设西北的榜样》，见《张学良讲演集》。
[7]《周恩来选集》，第248页。
[8]《周恩来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9]陈诚1936年9月20日致蒋介石电。
[10]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51页。
[11]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56页。
[12]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56页。
[13]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56页。
[14]张驰：《少帅今昔》第197页。
[15]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32页。
[16]台湾、张其昀：国民党《党史概要》。
[17]《毛泽东同志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1937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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