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兴国调查》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路线论文,实事求是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进行的《兴国调查》，迄今已75周年了。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为我们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与工作方法。今天重温这篇调查报告，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和把握党的思想路线，是大有帮助的。
一
1930年10月间，毛泽东利用战斗间隙时间，通过八位刚参军的兴国籍战士，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他由点及面，先是调查了八个家庭的状况，然后对兴国县永丰区的旧有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土地分配、土地税以及苏维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次调查，“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
毛泽东在这篇调查的整理后记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很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1](P182—183) 这就从认识论上深刻总结了这时革命所经历的正确与错误的经验教训，实际上指明了党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开始冲破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坚持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探索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策略问题。正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为我们党确立了一条与教条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进行兴国调查之前，就在他的《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使用了“思想路线”这一概念，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深刻阐明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重要命题。毛泽东深刻揭露了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态度的唯心论的实质，指出这种“本本主义”的根本错误是割裂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远离中国国情，不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作周密的调查研究，“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不加分析地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指出：本本主义是一种脱离中国实际的主观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2](P91)。事实表明，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从抽象的原则出发，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这种思想方法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在这里，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克服教条主义的根本方法提了出来。他针对当时党内教条主义盛行的情况，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毛泽东深刻揭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真理。他强调：“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而，他提出：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他要求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2](P115)，从而使我们能够在斗争中开创新的局面。
从井冈山时期的宁冈、永新调查到开辟中央苏区时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所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其中就蕴涵了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确立并积极倡导的这条思想路线，有着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全面把握的。
二
把思想方法的问题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也就是说，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一条思想路线提了出来，这是毛泽东确立的这条思想路线的一大特点。
我们党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没有受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加上当时中国革命时机日益成熟，党成立后即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因此，同欧洲一些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情形有所不同，在中国党内不存在要不要革命和是否承认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同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占多数的特点相联系，使得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革命的问题凸显出来。
由于近代中国的社会特点和政治环境的特点，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大批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往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和革命要求，因而到党内寻求出路。“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太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的困难。”[3](P1108) 应该看到，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以发展成对抗状态。这是因为，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思想方法方面，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不从客观实际的全面的情况出发，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作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就是这种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态，在政治倾向方面，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也可以表现为悲观失望，表现为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在组织生活方面，则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党内这些思想上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总要按照他们的世界观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知道，党担负着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要实现这种领导作用的关键，就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因而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观察和判断客观事物是关系到路线能否正确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他们用那种主观的、片面的思想方法观察形势，决定政策，其结果必然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理论与实际相脱节，这就成为党内发生“左”的和右的错误的认识根源。所以，党内教条主义者虽然口头上、理论上也承认唯物论，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是违背唯物论的。他们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这种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毛泽东认为，党内的思想矛盾，主要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4](P372)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有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片面政策，成为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致使革命转入低潮，使党的队伍从6万人下降至1万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发生过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危害最烈。他们采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极端政策，其恶果是丧失了除陕北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30万降至几万人，使共产党由30万党员降至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这确是受到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惩罚”。由此可见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党造成的危害之烈。这正如在延安整风中高级干部取得的一个共识：要严格要求自己，力求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学习提高。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紧紧抓住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学风同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对立和斗争，积极在党内倡导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指出：“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现在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启蒙工作，许多干部中毒很深，需要做启蒙工作。”[5](P366—367) 为了“攻破”教条主义，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知识、理论的来源和发展，指出仅有书本知识而没有或尚少实践经验很难算得是完全的知识分子。他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3](P877)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他称“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3](P820) 这极大地提高了高级干部的认识，正如博古在整风运动中对主观主义的危害有了痛切的认识后所说：主观主义是认识上的唯心论，方法上的机械论，轻视中国革命本身的经验，而把马列主义的词句和苏联的经验当作教条搬用。毛泽东称这次以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为主要任务的思想启蒙运动为一场思想革命，是全党思想的一次大转变。这就从确立指导中国革命最基本的思想原则的高度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说：“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3](P813) 在这里，把解决学风问题、思想方法问题、工作态度问题，看作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无疑是符合我们党的实际、非常深刻而重要的命题。
三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包括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和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它构成了毛泽东确立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这是我们必须加以全面把握的又一个特点。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4](P374)。这表明，毛泽东是始终重视理论的，只是反对那种空洞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他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4](P374)。这正如他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P111—112) 他这时就把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称之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2](P116)。由此可见，把理论与实际、坚持与发展、学习与创造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毛泽东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的态度。
毛泽东是在党内主张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主要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同时也是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最热忱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他为了正确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毕生致力并倡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转入农村，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在远离中心城市的乡村，要找到马列书籍，真是难上加难。当年红军每打下一个地方，还要附带完成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帮助毛委员尽可能地搜集各种书报，包括马列文献。1929年11月，毛泽东曾专门针对红军第四军中“唯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紧进行教育”的问题，致信中共中央，除请求“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还“另请购书一批”，并恳切地提出：“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6](P26—27) 急切之情，可见一斑。毛泽东不但非常重视党员的理论学习，而且还积极引导他们掌握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同“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等一起列为“党内教育”的基本内容，就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思想。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和红军曾多次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中国革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也激发了毛泽东更加发愤研究马列著作，以更好地掌握指导中国革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932年4月，红军第二次打下福建漳州城，缴获了一批书籍，其中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如获至宝，废寝忘食地阅读。翌年，他先后送给彭德怀两本自己读过并加批注的列宁著作，第一本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上面写道：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第二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面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7](P76) 正是由于毛泽东不倦地倡导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提高了党和红军的思想理论水平，而且也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领导伟大的抗日战争并争取人民胜利的前途，为了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使全党对中国革命规律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毛泽东更加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要求把学习理论同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指出：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特别强调：“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4](P533) 正因为这样，他在中共七大上又一次强调了“应该重视理论”的问题，并明确提出要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阅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指出，这五本书，“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8](P417)。由此可见， 他始终是把党的理论建设看作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的基础工程，是加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在毛泽东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所谓的中国化就会步入歧途。同时他又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9](P707)。他尖锐地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上述两个方面的统一，就是毛泽东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也就是他所说的“矢”和“的”之关系。
四
把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这是毛泽东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又一个特点。
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2](P115) 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3](P789) 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警示。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他强调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2](P92)。他严肃指出：“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2](P109) 正因为这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来加以提倡。他诚挚地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3](P791—792)
事实上，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以能够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制定正确的策略，是同他始终以一种“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恭敬勤奋地向群众学习、向社会作调查紧密相关的。以他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例。应该说，紧密地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中求得真知，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一大特色，也是他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毛泽东领导的以攻打长沙为目标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遭到挫折后，他没有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决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耐心说服起义将士，作出了“向萍乡退却”的决策；在引兵井冈之前，又进行了“三湾改编”。前者，就是果断地摒弃了攻打中心城市长沙的原定计划，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转移。后者，则成为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这些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变，为长期坚持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根据地的选择上，正如毛泽东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2](P79)。于是，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根据地。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等方面也都坚持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工作路线，力求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拿土地革命来说，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当时提出“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彻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为了保证土地革命正确而健康地开展，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在宁冈、永新调查的基础上，科学地分析了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2](P68—69) 掌握这些情况，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当然，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反复过程，对毛泽东来说也同样如此。像他领导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是我们党的第一个土地法，指导了根据地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但这部土地法还不完善，比如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土地所有权只属政府而不属农民、禁止土地买卖等条例，还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这些缺陷，在后来《兴国土地法》中得到纠正。这正如毛泽东所说：“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10](P21—23)
毛泽东这种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堪称全党典范。把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世界（自然的和社会的）惟一正确的途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五
从毛泽东75年前的《兴国调查》中，可以透视出他所遵循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从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中，也可以看到他所从事的艰苦的调查研究的足迹。应当说，毛泽东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思想原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从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已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历史所证明，在今后更加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正如邓小平所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1](P345)
毛泽东曾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概括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这无疑是对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的深刻总结，而毛泽东思想正是这种“相结合”的产物和伟大成果。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党的七大的一大历史功绩。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毛泽东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把握它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其一，要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正确方向。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科学的阐述，他说：我们要“有的放矢”，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矢”去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3](P801) 这就为我们指明了，实事求是就是使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因而，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坚持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惟一正确的途径。毛泽东曾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12](P109) 中国革命和建设是一个广阔的实践舞台，在这样丰富的实践的基础上，一定会有理论创新，一定会写出新的著作。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和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轨迹都告诉我们，这种理论的创新，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是实践经验的结晶和升华，同时又经过实践的检验和证明。我们既不能只在书本上讨生活，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万古不变的教条”，那必然阻碍理论的发展；同时也不能脱离实际而在小房间里搞创新，靠几个秀才炒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两方面都有过深刻的教训。陈云曾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提醒对“拿笔杆子的，能写文章的人，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谨慎”[13](P296)。他特别强调：“要对抬轿子、吹喇叭和逆风恶浪袭来时随风倒的人保持警惕，这样的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人。”[14](P211) 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注意的。
其二，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七大在确定党的一切工作指针时，明确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其中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力气地包医百病”。“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3](P820) 其结果是“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3](P817) 所以，教条主义，是对理论、对典籍的一种完全错误的态度。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对我们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对待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影响已日益缩小，而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使得那种对西方的迷信，对待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正呈上升态势。应当看到，在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后国际上出现的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总体态势使得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有了很大的市场。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出现，使那些历史的短视者觉得需要另找出路，转而追求西方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这是一种并不奇怪的历史现象。但是，他们那种“言必称美国”，惟美为美，企图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消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用新自由主义来影响和误导我们的改革，这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腐蚀力和破坏力，是值得我们严加注意的。毛泽东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时，就提出“向外国学习”的方针，同时他又明确反对学习外国中的教条主义做法，要打倒奴隶思想和贾桂精神，要发扬民族自尊心，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毛泽东的这些警示，其现实意义仍然是巨大的。毫无疑义，反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已成为我们今天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三，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有认真学习、真正弄懂它，才能发挥它作为指导思想的作用，也才能在实践中发展它。毛泽东从我们党的状况出发，指出：“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他说：“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15](P260) 毛泽东不仅自己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著作，而且积极推动全党学习理论，他先后为党内学习理论开列过5本、12本和30本的阅读书目。他认为：“要学马克思主义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16](P197) 这就是说，只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提高全党的工作水平和思想政治水平，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倡导12本干部必读书时曾说：“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5](P216) 可谓语意恳切感人，殷切期望跃然纸上。毛泽东深知，如果不读马、列，不倡导读马、列，那对党来说是十分危险的。1970年8—9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会上出现林彪、陈伯达“称天才”的语录闹剧，欺骗了不少同志。毛泽东曾对此痛心地指出：“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17](P126)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17](P216) 他特别提出：“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当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17](P193) 永远记取这样的历史教训，切实加强理论学习，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