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的分析与理解及其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句子论文,及其相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句子的分析与理解关涉到下列问题：1、句子分析的角度；2、句子分析的对象；3、句子分析的层面；4、句子的形式、意义和内容；5、句子理解的因素；6、句子分析的视角；7、句子分析的标目。这些问题错综而复杂。在讨论句子的分析与理解问题时必须予以全面而审慎的思考。
一、句子分析的角度
句子的实现既是语言要素连续性的选择过程，又是体现这一过程并使之定格化的产物。（参见赵建成文）
句子在言语交际中是最小的单位，它是事件的表述者。一个表述中的事件必然伴有事件的表述过程，有过程必然会有参与者。过程一般由动词或动词性短语来担任，参与者通常由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来充当。一个表述中的谓语动词对参与者（名词）在语义上必然有所选择，进入表述中的名词跟动词在句法上必须具有同现关系。C.J.Fillmore把动词对参与者的要求称之为“透视域”。参与者一旦进入某一个透视域，就会受到“透视约束”。任何一个谓词的每一个用法都有一个给定的透视域。“透视”(Perspective)就是把潜在的跟动词具有同现关系的若干参与者（名词）映现为句子的一种方法。（参见杨成凯）语言中的意义只是一个潜势系统，只有把这种潜势系统按照句法规则变为显势系统时才能成为句子，正是句子才能使得谓语动词跟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定格化。因此，人们分析定格化了的句子既可以从过程的角度研究说话人的编码过程，也可以从产物的角度研究听话人的解码过程。其语境、信息，大致如图所示：
说话人→编码（过程） 解码（产物）←听话人
研究编码与解码是两个相反的走向，其作业方法与目标也不尽相同：前者主要是探求生成句子的心理认知过程，分析认知因素，构建心理认知模式；后者主要是揭示体现这一过程的语言表达方法，分析语言因素，构建语言结构模式。但是，人们不论作何种研究，都必须从听话人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句子，任何研究都应该以此作为发端：只有听到说话人说了什么，才能知道说话人想说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说；只有理解了说话人的言辞，才能研究说话人的心理过程。唯有定格化了的句子才能成为研究句子的物质凭借，否则，一切便无从谈起，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二、句子分析的对象
在句子生成过程中，说话人的言辞，除了字面上的含义之外，常常“言有所为”，比如“今天星期六”，一般的含义是“星期五的第二天”，可是，对于实行五天半工作制的中国人来说，如果有人在上午12时说这句话，可能暗示：“下午不办公，可以回家了”；对于五天工作制的美国人来说，可能是指：“今天是休息的日子，应该到郊外去度周末”。同时，在交际过程中，人们的说话总是伴随着特定的声势体态，总是跟一定的语境相联。同样是“今天是星期六”这句话，如果说话时间是在下午5点，说话人又伴随着敲手表的手势，可能提醒对方：“别说了，快去接孩子吧”。可是，这些都不是句子本身的含义，只是一种暗示。非语言的意义在词典上是查不到。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声过即逝”，比如“你今天要回来”这句话，如果“回来”读原字调，意思是“你今天应该回到家里来”，句中“要”是“应该”、“回来”是“回到家里来”的意思；如果“回来”读；轻声，那就是“你今天把东西要回来”，句中的“要”是“讨”的意思，“回来”是趋向补语。所以，单就一个孤零零的句子是很难分辨清楚的。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句子通常都是些失去具体语境的句子，实际上，我们分析的对象多半是跟具体语境分离的，被净化了的抽象的句子。即使用上了现代的音像手段，恐怕也难以完全再现说话时的情境。
三、句子分析的层面
句子分析的目的是为了理解，而理解的基础则是说者，听者和解释者之间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共通性。
句子的分析可以在语言内层和语言外层两个层面上展开。如图Ⅱ所示：
语境包括语言内在语境和语言外在语境（详见5），均属于语言外层；语义层、形式层和实体层则属于语言内层。M.A.K.Halliday认为：“(1)语言是有层次的，至少包括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2)各个层次之间存在着“体现”(realization)的关系，即对“意义”的选择（语义层）体现于对“形式”的选择。(3)根据体现的观点，我们又可把语言看作一个多重代码系统，即由一个系统代入另一个系统，然后又代入另一个系统。(4)采用层次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对语言本质的了解扩展到语言的外部。因为语义层实际上是语言系统对语境即行为层或社会符号层的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语义层看作一个接面，连接词汇语法学和更高层面的符号学。（胡壮麟等，1989）如图Ⅱ所示，语义层这一接面，一边接连语境，一边接连词汇语法。诸层的关系是：语言外层影响或支配内层，按照图示，依次向右体现了连续性的选择过程，由一个系统代入另一个系统，用符号“”来标示，语境选择语义，语义选择词汇、语法，词汇、语法选择音系，音系选择口头可书面表达形式；语言的内层体现外层，近照图示，依次向左则是体现与被体现的关系：字音层体现音系层，音系层体现词汇、语法层，词汇、词法层又体现语义层，语义层则体现语境。从听话人的角度，人们可以根据听到的或者看到的符号来理解词汇和语法结构，理解语义和分析句子。不过，这是两个相反的走向，其作业方法和目标也不相同。一般地说，句子的分析。按照学科的分工，着重分析语言的内层，分析语言的外层也是为了理解语言的内层；不过，实践已表明，如果对语言的外层缺乏深刻的了解，要想真切的分析与理解句子几乎是不大可能的。
四、句子的形式、意义和内容
语言的内层与外层之间的关系是体现与被体现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句子的形式，意义和内容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层面上，它们的含义并不相同，常常造成理解上的差异。如图Ⅲ所示：
Saussure“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符号这个词在语言系统中，既可以是指词，也可以指词与词组成的句子乃至篇章。这样，句子的形式便是由若干个“能指”组成的“语音链”，而句子的意义则是由若干个“所指”组成的“意义链”。Saussure并没有讨论“内容”问题，因为，他认为“内容”并不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范围。Anatal在“形式”和“意义”之外，又加上了“内容”一项；不过，他认为“内容”并不是句子的一部分，它跟语言无关，但是，只有通过它才能理解直接现实，或者反映对直接现实的思想。显然，他的看法跟Saussure是一脉相承的。文炼认为“语言符号的能记是声音，所记是意义。它实际上是一种‘集’(set)，每一个语言符号都包括许多成员(members)。例如‘我’的声音是‘wo’，意义是自己，但并没有确指某一具体对象。在具体运用时。‘我’或者指张三，或者指李四，这里体现出符号的转化。就是说，原有的语言符号（声音和意义的结合）变成了能记，而所指的具体对象成为它的所记。这里的所记有人也称之为意义，为了与前者的意义相区别，可以称之为内容(content)。”换言之，他把句子分为两个层次：抽象句子的形式是声音（能记），“意义”是“所记”；具体句子的形式则是“能记”和“所记”的结合体，其所指的具体对象则是“所记”——“内容”。不过，他并不认为“内容”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句子分析一般也不分析句子的“内容”。我赞同文炼先生的看法。
可是，何谓内容呢？大家的看法不尽一致。邢公畹先生认为，所谓内容就是在句子中实体词的专化基础上形成的专化作用。他举的例子是：
刚才有一位你认识的姓张的来找你。
他说：“这时候所说的‘张’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专化’了，因为我认识的，有可能来找我的姓张的只有那么几个。如果说话的又接着说‘是个戴眼镜的。’要是戴眼镜儿的熟人中只一位姓张，那么这个“张”就达到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专化程度了。”我以为，从听话人的角度，由于话话人在“张”姓前面加了“你认识的、是个戴眼镜”这样的限定语，听话人有可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去缩小“姓张”的范围，可是“经验”并不能直接提供语言信息，各个人的经验也不具有可操作性。虽然经验有助于理解，但是它不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范畴，也不是句子分析与理解所要讨论的问题。
文炼先生认为“句子有两种：一种是语言的句子，或者叫做抽象的句子；一种是言语的句子，或者叫做具体的句子。抽象的句子……用在不同的场合，所指的客观对象可以各不相同。具体的句子则有所指称。这种指称意义有人称之为内容，从抽象句子角度看，句子是形式和意义（狭义的）的统一体，可以认为：‘全句意义之外不能再有所谓‘内容’。从具体句子的角度看，可以认为句子存在着形式(form)，意义(meaning)和内容(content)的‘三位一体’(trinity)。”我同意这些看法。我想补充的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内容”和“事物”看成是等价物。因为句子并不直接表现事物，而是通过概念作为中介来表达事物的。概念具有抽象性，它只能概括事物的本质属性。如“苹果”：“果实圆形、味甜、有的略酸、是普通的水平。”这个解说就舍弃了“红富士”、“国光”、“红玉”之间的非本质的差别。
所谓指称意义(denotative meaning)（或者叫内容），就其内涵来说，我以为，既可以指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现象。如：金、木、水、火、土，吴承恩、施耐安等；又可以是完全虚构的现象，如：妖、魔、鬼、怪、猪八戒，孙悟空等；也包括暗涵意义(conotative meaning)，即一个词或短语“中心”意义以外的附加意义，包括人们对该词或短语所怀有的感情或所持的态度以及由于社会文化背景、阶级、阶层、年龄、性别等的不同而产生的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参见leech,1981;Lyons 1927）比如，“龙”在封建社会是帝王的象征，皇帝把自己说成是“真龙天子”，把穿的袍子叫“龙袍”，睡的床叫“龙床”，住和地方叫“龙殿”，“龙”被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偶象；不过，其象征意义又可能因文化背景、阶级、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由于封建皇帝被推翻了，龙象征帝王在现代人的意识中也就不复存在。
所谓指称意义就其表达而言，我认为，还可以理解为语句跟现实的关联。一个抽象的句子如果跟具体的现实关联起来，这个句子就获得了表述性，即述谓性(Predication)。（参见卞觉非，1980）。句子表述性的表达，一方面靠句法手段，比如，问话：“他来了吗？”答话：“他来”，不行，一定得说：“他来了”。句中的“了”是使该句获得表述性的手段。另一方面，句子的表述性也靠语境来暗示。在抽象的句子中，比如“他是谁”中的“谁”，可能指“张三”“李四”，但在具体的语境中，“谁”既是“张三”就不可能同时指“李四”。当然，表达表述性的万能手段是语调，任何一个实词或短语，比如“书”、“在家”等，只要获得了一定的语调就可以成为句子：这是什么？——“书”。在哪儿？——“在家”。
五、句子理解的因素
句子的理解既关涉到句子内层因素，也关涉到句子外层因素。关于句子内层因素，国内研究得还不够充分，句法结构模式、语义结构模式和语用结构模式的构建工作尚在尝试之中，就目前的理解，句子内层因素似应包括下列这些如图Ⅳ所示：
在句子内层诸因素中，语法是核心，它是分析和理解一个句子所蕴涵的句法、语义和语用信息的基础，也是分析与理解句子的凭借，所有研究工作都必须从这儿开始。
句子外层因素是语境。语境的外延和内涵都不易确定，常常众说纷纭。我以为，语境至少应该包括下列因素。如图Ⅴ所示：
在句子外层诸因素中，一般地说，背景因素影响情景因素，情景因素影响语言和非语言因素。举例来说，如果你不了解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中庸和谐的哲学背景，你就不会深切理解墙上悬挂着的“和为贵”、“吃亏是福”、“难得糊涂”、“忍”那样的条幅；如果你不了解中国人的先整体后部分的心理定势，你就不大能理解从大到小的表达格式；如此等等，不仅影响句子的组织与表达，而且也会影响句子的理解。所以，从总体上说，句子的外层因素影响或支配句子的内层因素。必须说明的是，不论是句内因素还是句外因素，都跟句子的结构有关，因此，我们正可以利用并凭借句法结构来分析和揭示一个句子所蕴涵的句法、语义和语用信息，从事文化研究。
六、句子分析的视角
从语言方面去认识和解释现实是一个重要的视角。许多世纪以来，为了解释现实，语言学家提出了种种理论和方法，唯理、唯实，科学、经验，综合、分析，结构、功能、单维、多维，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时期，交替地各领风骚若干年。事实上，中国传统语法研究，比如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已经涉及到句法、语义和语用因素，只是不够系统而已，他把许多问题都放到意义这一黑箱里加以处理，因而概念常常含混不清。在现代科学昌明发达的今天，人们的兴趣已经不满足于分类研究和演进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效，并以此为出发点，试图在更高层次上，多视角、多层面地对语法问题作综合的考察，更深刻地揭示其中视律，构建结构模式，使之形式化，为现代化服务。且不说以M.A.K.Halliday为代表的现代功能学派正在作这方面的试验，就连现代形式主义代表人物N.Chomsky也把语义纳入语法研究的范围，提出“预设”、“焦点”等语用因素。我国不少语法学家卓有成效地从句法方面进行语法分析，比如，丁声树等著的《现代汉语法讲话》(1961)；有人把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比如，吕叔湘先生的新作《试论含有同[-N]两次出现前后呼应的句子的语义类型》(1992)，有的文章也涉足语用因素的分析。在此学术背景下，胡裕树、张斌先生(1981)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构想。在此后的一系列论文中，比较系统地讨论了句法、语义和语用的形式和意义以及相关问题，使得三个平面的理论更加丰满，更为精深。张斌教授后来则从心理认知的角度，发表了《语句的分析和理解》(1984)等论文，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句子的理解因素。他认为“理解因素的分析为探讨句子的理解过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各种理解因素在不同情况下所起的不同作用，正是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张斌先生的最终目的的似乎是想归纳理解策略的类型，试图建立起一套理解汉语心理认知模式。三个平面的讨论和句子理解因素的探讨两者虽然角度不完全相同，可是，在理论阐述方面张、胡二位先生却颇为合拍，相得益彰，实是殊途同归。几乎在同时，台湾汤庭池教授(1980)也注意到：“最广义的语法(grammar)则还可以包括有关语意(semantis)与语用(gragmatics)的一些规律。”他在《语言分析的目标与方法：兼谈语句、语意与语用的关系》(1980)等论文中曾对句中的语义和语用因素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我认为，在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平面的理论，这有助于多视角、多层面地理解一个句子所蕴涵的信息。在目前，崇尚构建结构模式、注重结构分析的时代，构拟句法结构模式、语义结构模式恐怕不会有多大困难，因为过去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是语用研究的时间还不算太长，以往只注意语用因素的分析，许多问题还在讨论之中，研究成果也不多，若要建立起一套语用结构模式，也许还有相当难度。即使将来三个平面的模式建立起来了，而且被实践证明确有成效，我想也应该注意分类研究，如句法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因为这有利于丰富和验证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式系统，而且这种单维分类分析也能实现各自有限的目标，同时又会使已经是建立起来的三个平面结构模式更加充实、丰满。我以为，综合的多维分析对于理解句子的内涵有很大的帮助，较之于单纯的句法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重大的突破、这将对今后的语法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对于语法研究三个平面所能达到的目标似乎也不能奢望过高，千万别以为“三个平面”的分析就能理解一个句子所蕴涵的全信息，这是极不现实的想法；因为，在一个句子中，不仅蕴涵着语言意义，而且繁富复杂的历史文化信息也蕴涵于其中，这决非“三个平面”分析就能完全奏效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分析所能达到的目标也是相对有限的，充其量也只能揭示一个语句所蕴涵的句法、语义和语用信息，对于语法研究而言，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可是这跟解释现实的目标仍然相距甚远。
七、分析句子的目标
分析句子的目标可以归结为二，一是理解句子；二是解释现实。所谓理解句子是指理解一个句子所蕴涵的句法、语义和语用信息，而不是具体的指称内容，更不是社会文化意义；但是理解了语言抽象的概括意义，也就找到了理解言语具体指称意义的钥匙，人们可以凭借这个来解释一句语句所负荷的社会文化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句子分析的目标是解释学(herneneutics)所要达到的目标的一部分，而且只是一小部分；因为，解释学是要理解和解释在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以及其他学科中的所有意义。意大利解释学理论研究者E.贝蒂认为：“人文科学中的理解应该具有相对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来自心灵的‘客观表现’。但由于客观表现（如文字）与接受者之间存在着距离，因而理解的客观性就不能完全实现。同时也由于心灵凝结于永恒的形式中并与作为‘他者’的其他主体相对而结成相互依存关系，这就使理解不只是了解文本字义，同时也要求文本的创作者与解释者彼此在理智、情感、道德诸层次互相融通。”（参见李幼蒸，1987）由于时代的变迁，人物的变动，文化的更迭，有些语言文字中所蕴涵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很难解释清楚的，不仅对历史典籍，比如《周易》中的封辞与爻辞有不同的解释，就是对当代的《毛泽东诗词》中的某些诗篇或者某个诗句也有不同的理解，这是因为，说者，听者和解释者由于教育、文化、经验的差异，即使对同一历史现象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历史是难以再现的，要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每个句子也实在不易，有时简直是不可相求的。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句子的语言的意义，如“门口蹲着一对石狮子”，却不一定都能确切了解它的文化含义：这什么在“门口”？为什么是“一对”？为什么是“狮子”而不是“老虎”？哪些人家的门口才配有“石狮子”？它的象征意义又是什么？始于何时？至于“狮子文化”更是绘画、雕刻、典章、建筑、民俗等学科探讨的热点之一。所有这些，除了个别专家之外，一般人是不加理会的，往往只满足于语言意义的了解，一般不去探根求源的。解释句子的意义跟揭示该句所蕴涵的文化内容是性质不同的两种作业，前者属于语言学的范畴，后者属于文化学的范畴，其作业目标与分析对象也不一样，就句子分析而言，在理论上则是为了构建心理认知模式和语法结构模式，包括句法结构模式、语义结构模式和语用结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