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改革与革命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 1999)03-0057-08
从1840年英国的大炮轰开旧中国的大门开始，到1949年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为止，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近代中国历史实现了巨大的飞跃。
近代中国的109年是中华民族灾难沉重的109年，是志士仁人为寻找救国真理不断探索的109 年， 也是中国人民为反帝反封建奋斗不息的109年。在这个过程中， 自下而上的革命与自上而下的改革几乎交替进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社会革命，推动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
一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处在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之下。这个由满洲贵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封建王朝虽然也有过自己的“康乾盛世”，但在世界范围内却早已落后于时代潮流。在满清王朝建立之后不久，西方已开始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随后又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彻底摧毁了旧社会的基础，实现了社会的全面变革。“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 它将消灭以往自然形成的各个国家的孤立状态，消灭各民族原先闭关自守状态所赖以存在的生产方式，把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这种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最早是在英国确立起来的。
当英国资产阶级企图以廉价商品为重炮轰开中国大门时候，清王朝已从“康乾盛世”的鼎盛状态中跌落下来，进入了危机严重的衰世。中国社会在与西方文明接触的时候，仍在旧的体制中缓缓运行。这种体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以血缘关系与地缘组织相结合的宗族制度，儒家思想为这一体制提供了意识形态保障，科举取士制度为地方士绅提供了进入官僚体系的途径。这种旧体制经过长期运行已臻于完善，如无来自外力的强大冲击，这种体制很难发生变革。即便发生改朝换代，整个社会仍然还会在旧的体制下继续运作。
鸦片战争是来自西方世界的第一次强大冲击。“中国皇帝为了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鸦片——引者注），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2] 从鸦片战争开始，维护道义、反抗侵略的中国由于自己的孤立无依被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只能代表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陈腐世界”，而一意发财的西方列强则恰恰是最现代社会的代表者。道义与落后，赚钱与先进如此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悲剧的根源。为了结束这场悲剧，中国必须尽快从“陈腐世界”中走出来，改变落后状况，追赶世界潮流。
马克思指出：“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与外界完全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显然，鸦片战争不仅是近代中国悲剧的开端， 也是结束旧中国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状态的开端。从此，中国面临着两大历史课题，一是反抗侵略，维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力；二是打破封闭，学习先进，追赶世界潮流，实现国家富强。在这两大历史任务面前，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政治派别和各种政治倾向的人们都要做出自己的回答；历届中国政府的合法性都要受到它们的严格检验。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富强，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曾坚持不懈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中国军民曾向外国侵略者展开过一次又一次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曾同腐朽的卖国的反动统治者进行过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而作为中国合法代表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作过不同程度的抗争，进行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改革。所有这一切，形成了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合力。其中改革与革命则是最主要的动力。
改革与革命都是通过社会各种权力、利益和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实现新旧制度的转变，以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的进步。但是，两者所采取的方式却又大相径庭。改革是一种政府行为，是国家政权实体通过政策的调整兴利除弊，实现权力、利益和资源在社会各阶级、阶层、成员之间的分配与再分配，以达到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或一种制度自我完善的目的，改革一般来说是自上而下的、和平的。革命则是用暴力打碎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用暴力夺取国家政权以及伴随国家政权更迭而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秩序的巨大变化，这种类型的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因此政治权力的更替虽然是其最显著的标志，但它更是一场意义广泛的社会革命。与改革不同，革命更突出地表现为自下而上，表现为激进与暴力。在人类发展史上，改革与革命是相互关联的。在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改革与革命，往往互为因果。首先对现有体制或社会现状提出改革要求的，通常是一部分具有改革思想、维新倾向、务实精神的社会上层人士和知识精英。一旦这部分人的思想主张影响到了政府的决策，并促使政府采取一定程度的改革措施，改革就具有明显的政府行为，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过程。然而，对改革的倡导往往会激发起人们对改革寄以更多、更大、更高的奢望。这样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的分裂，造成政府对国家控制能力的松懈，并为主张推翻现行制度的革命者提供发展壮大的机遇。如此，改革就成为了革命的前奏。然而，革命是否会爆发，还取决于改革派、守旧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取决于旧制度对改革的适应能力。如果改革派的力量远远超过其它他两派的力量，旧制度又具有相当强的适应能力，那么改革即便是引发了革命，这种革命也仅是为争夺国家统治权力所触发的短暂政治斗争。随着政治秩序的恢复，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将有条不紊地进行，最终达到彻底变革旧制度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不仅是革命的前奏，也是革命的结果，改革承担起了社会革命应承担的任务。
如果保守派的力量十分强大，旧制度又缺乏应有的适应能力，改革就有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当改革既无力革除旧制度的弊端，又无力缓和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时，整个社会舆论将更趋向于革命，革命派的力量也日渐壮大。革命派号召广大民众起来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体制，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随时都将爆发。如是，革命就是改革受到壅塞时的溃决。这样，改革不仅导致革命的爆发，而且改革本身也成为了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社会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革命并不总能达到革命者预期的效果。旧制度的顽强抵抗也可能使革命遭到挫折，甚至是失败。但是，只要旧体制内的导致革命发生的因素没有被消除，只要改革运动仍步履艰难，困难重重，那么革命总会在适当的时候重新爆发，且通过再次或数次的革命最终推翻旧制度。与此同时，虽然革命在突破旧制度的顽强抵抗，为制度的变迁提供前提条件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摧毁一种制度和建立一种制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一种制度被打破后，建立并最终确立新的制度却是一项漫长而又艰巨的任务。由于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新制度自身还存在着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新制度的优越性无法充分体现出来，旧制度的各种残余因素还没有彻底根除。如此，新制度需要有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来完成。由此观之，旧制度中的改革引发了革命，而成功的革命又是新一轮改革的起点。
总之，在社会发生变革的关键时期，改革与革命往往互为因果；改革是革命的前奏，革命是改革的结果，同时也是新一轮改革的开始；改革与革命如此相互促进，导致新制度逐步取代旧制度。在这样一种关系链中，革命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往往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革命也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且它产生的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诸如革命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强大的破坏性。因此，有人主张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应尽力避免用革命的手段而希望通过和平渐进的改革来达到变革社会体制的目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属于最佳选择。但是，选择改革或革命并不是依靠人们的想象力，也不是取决于人们的好恶。各国经历改革与革命之路除取决于改革派的力量和旧制度的适应能力之外，它也与各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导致变革的各种因素和变革的内在动力等方面紧密相连。所以，改革与革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如果单凭情感的冲动，或为某种政治目的就以改革来否定革命，或以革命来否定改革，那都是对历史的歪曲。
中国近代的百年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和革命共同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共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二
鸦片战争，西方殖民者利用坚船利炮野蛮地打开了中国的门户，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被迫逐步地向世界开放。统治中国的满清王朝，除了要对付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更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国内危机。 19 世纪40年代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终于触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利用西方的基督教来反对孔孟之道，冲击着传统体制的重要精神支柱儒家思想和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此这场运动从一开始起就具有很强的革命性。然而，由于太平天国自身的缺陷特别是农民的局限，使它无法用新秩序来取代旧传统。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与满清王朝的斗争实际上已经蜕变为两个对立的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及自身的蜕变之下终于失败了，但是它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却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有组织、有纲领并以夺取全国政权为目标的农民起义，也是中国人运用西方的思想武器，反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改革中国传统制度的首次尝试。
当学习西方、“师夷制夷”已成为时代潮流并逐渐在先进中国人中形成共识时，19世纪60年代，面临着严重内忧外患局面的清政府，开始在被后人称为“洋务派”的开明务实的官僚支持下，推行以引进西方先进设备、技术兴办近代军用民用企业为中心内容、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自强新政”。在此后的30多年中，中国开始出现了新式企业、近代交通运输业、海军海防和近代意义的教育、科技事业。翻译西方书报和派遣留学生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进行。“自强新政”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社会改革，它引进了大机器生产和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促成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兴起，为中国的近代化开了先河。“自强新政”的不断深入还促使了社会思潮的转变和新价值观的产生，并孕育产生了早期维新思想。但是，洋务派坚持“中体西用”，试图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嫁接到中国传统体制之上，这种努力因甲午战争的惨败而受到挫折。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转折，清政府在战争中的失败以及接踵而来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促使自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维新思想，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维新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维新思潮的推动下，手中缺乏实权而又不愿做亡国之君、力图有所作为的年轻皇帝依靠维新派的支持，诏定国是，发起变法维新运动，进行自上而下的范围广泛的改革。光绪皇帝雪片一般的变法上谕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却又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在很短时间内庞杂的变法条令使人们眼花缭乱，连趋向改革的洋务派也大都意存观望，更增添了社会的一种恐慌情绪。当变法运动陷入到帝后党争的漩涡之后，又遭到守旧势力的拚死反对，其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戊戌变法的失败不仅使维新派遭到镇压，也使洋务派受到了打击，清政府进入了最反动的统治时期。守旧势力昧于世界大势，力图闭关自守，他们利用民众的反帝情绪，煽动盲目排外，以致酿成庚子国难。此后，守旧派代表人物从中央到地方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统治阶级内部的革新势力则取得了明显的地位和权力，成为清廷的重要支柱和继续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这样，曾经镇压戊戌变法的慈禧也不得不改弦更张，推行变法新政。新政所涉及的内容比“百日维新”远为广泛，是清政府推行的一场规模空前的改革运动。在这场改革运动中，获得的最大成就是废除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从而除去了传统体制的一个重要支柱，使新式教育在全国逐渐得到推广，新的教育体系得以确立，留学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这不仅进一步改革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传统体制遭到进一步瓦解，而且也使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其次是编练新军促使军队的近代化，但是清末编练新军的权力掌握在地方督抚手中，地方分离主义趋向因此有所加强。新军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不仅成为了革命的温床，而且也为以后的军阀政治开启了方便之门。清政府对近代工商业的政策也有了重大变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倡导和奖励近代实业的发展，从而在政府行为上根本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清政府还在司法、行政、外交、财政等方面实行了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904年日俄战争日方的胜利，以及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迫使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开始改革传统政治体制。立宪派借此契机，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国会请愿运动，企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与此同时，立宪派与清政府在立宪的步骤、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权限、国会召开时间等一系列问题上日益加深的分歧，造成了两者之间的严重对立，从而为以后立宪派倾向革命埋下了伏笔。立宪运动虽然得到了社会上相当程度的认同，但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对立宪所抱有的企望却完全不同：朝廷旨在消弭革命，皇位永固；地方督抚为了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地方士绅为的是使地方自治合法化。他们都以支持立宪为幌子，谋取私利。如此，一方面现代立宪政体无法建立起来，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体制的分裂将进一步加剧。
总之，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使政府组织具有了现代国家的雏形，它促进了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它是19世纪中期以来各种社会改革的延续与发展，但并不是结果。正如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所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4]自19世纪中期洋务派以“求强”“求富”为口号实行改革以来，虽然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两大艰巨任务——救亡和强国，清政府连一项也没有完成好。20世纪初的中国比19世纪中期的中国甚至国力更孱弱，民族危机更深重。这样，清政府的合法性自然会受到质疑。清政府改革的成就也为革命提供了必要的武器。通过改革，出现了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更多，对西方的了解也更深，传统的天朝上国的观念逐渐产生变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等的传入，也为社会的变革提供了各色各样的武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并逐渐发展着两大新兴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就为新的社会革命奠定了阶级基础。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出现，意味着一支全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是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社会改革以及西方影响不断扩大的产物。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这一时期最具革命精神和时代特色的纲领，并以其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而成为民主革命的伟大旗手。革命派在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动革命斗争上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其自身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陷。其一，革命派的基地大多集中在海外和通商口岸，与内地下层民众的联系较少，社会基础相当薄弱。其二，革命派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坚强的政治团体。除了反对满清政府外，革命派内部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此，当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派虽能很快担当起领导的职责，并为民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但却无力控制革命的进程，只能与前清官员、立宪派达成妥协，最后把权力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制的实验，随着宋教仁被谋杀而烟消云散。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不适应当时的中国国情，有关这一点孙中山和梁启超早已认识到了，孙中山在宪政实行之前设立了一个训政时期，梁启超认为在实行民主政治之前，要有一段时期的开明专制。问题在于由谁来领导两者之间的过渡，如何实现这种过渡。
袁世凯执政后企图以恢复帝制来解决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民国初年的政治实践证明：传统的君主制已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要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君主制如同建立议会民主制一样不符合国情，共和制就是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得以保存的。北洋政府挂着共和的招牌，肆意践踏共和制的原则。尽管还有少数人仍为共和主义理想而奋斗，然而共和主义的实质已在中国政坛上荡然无存，中国开始走向权威主义政治。
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统治中国达260 多年的满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帝制在革命中轰然坍塌，在悠久的文明古国里终于确立了共和制。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飞跃。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救亡与强国的理想远未实现。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共和制只是在表面意义上建立起来了。辛亥革命并不是一场彻底的、成功的革命，它只是对1901—1911年清末改革运动时期反映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斗争的一个总结。
三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有过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这一现象的出现虽然有一系列主客观因素，但它同样也是清末以来奖励和发展工商业政策所产生的结果。共和制、临时约法、国会这些辛亥革命的成果都得到了保存，然而现实政治又决非是人们所希望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屡次发动革命，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已使大部分国民党人丧失了往昔的革命精神。另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则期望通过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甚至组织好人政府来改革社会弊端使中国强大起来。然而这些努力也都归于破灭。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民党的改组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新的活力，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国共两党在新三民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实行党内合作，并联合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国民革命。这次革命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体制，对外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对内实现国家的统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国共两党的共同口号。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加强了与工人、农民的联系，调动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参加革命。共产党的力量也因此壮大起来，并组织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中国传统社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国民革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大革命。
国共两党的合作使北伐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然而，在这胜利的表象后面隐藏着两党的严重分歧。国共两党在利益上的严重对立，使两党从合作之初起对革命就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且两党在工农运动、革命的最终目的等方面都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国共两党的分裂致使国民革命半途而废，国共两党分道扬镳领导中国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从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农民革命，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革命，而国民党则转而实行更为保守的社会改革。
在革命者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实施了一套极为保守的社会政策。在政治上蒋介石以训政为名企图建立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权威主义统治。到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确立了自辛亥革命以来最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权力也在不断地膨胀。但当蒋介石企图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独裁权力时，他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特别是一些拥有武装的地方实力派，诸如李宗仁、阎锡山等，他们虽暂时还无力（特别是在中原大战后）向蒋介石的权力提出直接挑战，但也形成了潜在危险。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割据构成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心腹之患。再者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国民党政府表现得孱弱无能，这就使得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合法性愈来愈受到国人的怀疑。因此，蒋介石尽管对法西斯主义羡慕不已，刻意仿效，但中国毕竟与德意日不同，蒋介石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在经济方面国民政府实施了一些较有成效的改革措施，诸如金融改革、币制改革、税制改革以及关税自主等，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政策却又滋生了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并为它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国民党政府缺乏得力的措施对农业进行改造，农村中的社会结构和极端贫困落后的状况依然如故。为了平息社会上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蒋介石除了使用军事镇压外，还以秘密警察、新闻检查、保甲制度等来实行严密的政治控制。这样，中央集权的加强不可能依靠社会中的新生力量，蒋介石就只能捡起传统的武器，发动以传统价值理念为中心的“新生活运动”，企图以传统道德作为建立现代权威政权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对传统的社会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从而使国民政府走上了一条注定要失败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的探索，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当毛泽东等人在农村中建立红色政权时，这不仅意味着与蒋介石政权相对立的武装割据和新型政权的诞生，而且也意味着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的彻底变革。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他们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会，建立各级红色政权，彻底打破旧的宗族制度。他们还把革命精神灌输给农民，以取代传统落后的思想。一个新型的社会制度已呈雏形。经过革命思想洗礼的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了革命的主力军，以激进的革命荡涤一切旧制度。
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为拯救民族危亡而奋斗。在各方舆论广泛压力下，蒋介石曾一度被迫实行一些民主改革，如开放党禁，成立由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释放被捕的爱国人士，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等。但蒋介石很快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国统区内，加强独裁统治，实行特务政治；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大发国难财，民族工业奄奄一息，政治黑暗，腐败现象日甚一日。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则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景象，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军事上积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对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共产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人民军队和根据地都有巨大的发展，为以后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抗战结束后，在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政府被迫与中共签订了《双十协定》，一个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新局面即将来临。然而，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的方针，背信弃义，悍然发动内战。在这场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大决战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在经济上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在政治上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共产党的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广泛的响应和支持。而此时国统区则一片凋蔽，蒋介石政权在政治上强化个人独裁统治，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致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几乎完全崩溃。国统区内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此起彼伏；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也屡遭失败。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已是穷途末日了。
经过三年多艰苦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打败了国民党军队，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经过数不尽的艰难曲折，终于获得伟大的胜利。1949年10月1 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的建立是继辛亥革命之后又一次伟大的历史飞跃。它标志着自鸦片战争以来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的基本完成，从而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此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为建立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四
百余年来中国经历的改革与革命可谓风起云涌。从政治变迁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革命，正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和争取国家富强的两条主要途径，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革命无疑是应当着重加以考察和评述的，特别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实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两次飞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并使社会的发展有了新的更高的起点。作为史学工作者，对于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是应当充分揭示的。但同时，我们也应实事求是地叙述和评论从清政府到民国政府所进行的改革。相对而言，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是比较薄弱的。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南京政府，都已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政府，并且都是被后者赶下台的政府。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在谈及这些政府时，不免要在他们的前面冠以“卖国的”、“反动的”、“腐败的”字眼。然而，义愤不等于科学，失败的政府并不是毫无作为的政府。作为一种政权实体，它们在自己存在的历史时期，都曾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作过自己的努力，调整政策，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留下了一定的历史遗产。对于这些历史遗产，我们理应加以清理，考察其来龙去脉，辨别其是非曲直，评说其成败得失，以为后来致力于社会改革的人们提供经验教训。这当然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完成的。本文所做的只不过是想抛砖引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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