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从政治家的角度解读毛泽东新闻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角度论文,思想论文,治家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新闻史上，尤其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毛泽东当数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奠基人和理论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他从青年到中年再到晚年，始终处在指导新闻宣传实践的第一线，并以此构建了一套丰富的新闻宣传理论，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建构了基本框架。长期以来，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新闻业界和学界，对毛泽东新闻思想进行了广泛地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认真地检索一下这些研究，便发现众多研究在逻辑上和视角上存在一定偏差，于是产生了寻找新研究视角的冲动。
一、“从政治家的角度解读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提出
1、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概述
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3年新华社对毛泽东新闻宣传方面的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汇总工作(新华社，1983；新华社，2000)，随后，又有学者对其新闻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谭一，1993；谭一，1999)，并开始从不同方面对毛泽东新闻思想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到九十年代，研究的范围渐渐走向广泛和开阔，并分别于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2003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前后两个时间段形成了研究的小高峰，取得了颇为丰富的成果。专著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毛泽东新闻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湖南省新闻学会编，1984)；《毛泽东新闻理论研究》，(康荫，傅俊卿，1986)；《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窦其文，1986)、《继承与创新——学习毛泽东新闻思想》(缪海稜，1991)；《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与应用》(刘星，1993)；《毛泽东新闻活动》(建国前部分)(谭一，1993)；《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山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1994)；《毛泽东新闻活动》(谭一，1999)；《毛泽东论新闻宣传》(新华通讯社，2000)；《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刘见初，2010)等；中国新闻通史及马克思新闻学研究专著中，也多有提及毛泽东新闻思想，如《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导论》(张昆，2006)，《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陈力丹，2003)等；相关学术论文也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始于80年代，并于1993、2003年前后形成研究小高峰，总体而言，以“毛泽东新闻思想”为题名，时间段为“1979－2011”进行模糊搜索，共得到141个结果，136篇期刊论文，5篇优秀硕士论文。
具体而言，大致可以将“毛泽东新闻思想”相关研究分为五类：第一，毛泽东新闻思想概论。目前为止，关于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的专著大致采用此类研究角度，即或介绍毛泽东一生的新闻活动，或将毛泽东新闻思想进行全面的总结概述，就期刊论文而言，此类研究多从一般新闻理论的角度出发，选择几个维度，依据这些维度对毛泽东新闻思想进行一一分析，如《海稜谈学习毛泽东新闻思想》、《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等。第二，选取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某个特点进行分析，此类的研究较为丰富，且兴起于近几年，主要涉及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新闻评论思想”、“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观”、“群众观”、“党报理论”、“党性原则”等，如《调查要深入头脑要冷静——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二》、《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实事求是观》等。第三，某个特定时段内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本类研究近几年来成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的新热点，主要集中在几个时间段：一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新闻实践与思想；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是抗日战争时期；四是解放战争时期。以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为大背景，结合毛泽东的新闻实践活动，探讨不同时期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特点及形成的原因，如《毛泽东早期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活动研究初探》、《论毛泽东土地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解放日报与抗战时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等。第四，毛泽东新闻思想与其他人物新闻思想的对比研究，此类研究的对比对象主要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当然也不乏梁启超、孙中山等在中国政治、新闻史上有着显赫地位的人物。在对比方法上多采用纵向手法，尤其是在党内领导人的对比过程中，往往着眼于领导人沿着马克思主要新闻理论的主线所进行的理论继承与发展。如《邓小平对毛泽东关于新闻舆论方向与原则思想的发展》、《江泽民对毛泽东、邓小平新闻舆论政治方向思想的发展》、《孙中山与毛泽东新闻思想之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等。第五，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当代启示及应用，这一点在众多论文中都有所提及，也不乏此方面的专论，如《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当代启示》一文从“毛泽东新闻思想中提炼出三个方面来论述其对当代新闻传播实践的启示：坚持群众路线，树立以人为本的受众观；继承辩证思想，实现传播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发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报道策略，构筑理性传播。”①又如《论毛泽东新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一文从“新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新闻写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和正确的舆论导向”、“重视新闻的宣传功能”、“强调新闻队伍素质的‘红’与‘专’”、“主张‘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反对党八股，倡导新文风”②等方面谈及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2、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存在的主要偏差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和分析发现，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仿佛渐渐的趋向成熟：就研究机构和人员而言，上至中央文献资料室、新华社等国家级单位，中承共产党新闻思想研究和中外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下至新闻学乃至非新闻学专业的普通学子；就研究内容而言，由相关新闻宣传论述的整理汇总到新闻思想专著的诞生，从面面俱到的全景式扫描到某一特点的深入探讨，从片面的溢美之词到较为客观的评价等等不一而足。但如果冷静下来分析，又不难发现，上述研究仍不乏问题，总结而言，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偏差，一是逻辑偏差，一是视角偏差：
(1)逻辑偏差
首先，对毛泽东本人的身份认同存在一定的逻辑偏差。上述大多研究成果在分析毛泽东新闻思想时，理所当然地将毛泽东默认为一位新闻工作者，将其套入普通新闻工作者的研究模式中展开论述，忽视了毛泽东既不是新闻工作者或新闻学者，也不是新闻工作的直接管理者，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政治家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从而也就理所当然地忽视了他对新闻媒体的认识只能是基于政治家出于执政党需要对新闻媒体进行利用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出发点。
这一偏差明显的体现在对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形成背景和原因分析的片面性上，如分析毛泽东提倡的生动活泼、新鲜有力、富有战斗性的文风时，大多数研究者多单纯地从新闻写作的相关理论出发加以原因分析，而忽视了其政治意义的存在，即只有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写作方式，才能让文化素质低下的普通民众读得懂报纸的内容，从而起到鼓动他们参与革命的作用；只有强调生动活泼、新鲜有力和战斗性，才能更明确的抨击党内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才能更有说服力地占有党内发言权；再如，毛泽东认为应该在报纸上大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多数分析将其简单的划入新闻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而忽略了其提出的政治目的，即通过公开批评，才能让大家明白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也才能更好地推行他的思想和主张；只有公开的自我批评，才能彻底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把全党思想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上的旗帜下”等。
其次，对毛泽东新闻思想形成过程的分析存在一定的逻辑偏差。许多研究成果在分析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时，多没有考虑该体系是如何经历萌芽、产生、发展、成熟等阶段的，而是简单地甚至是杂乱地将其默认为一个浑然天成的整体，并根据固定的新闻理论将其硬性的划分为几大部分，如将毛泽东新闻思想划分和归纳为：对报刊性质的界定、对党性的要求、对文风的要求、对新闻工作人员的要求、对新闻队伍的建设等几个方面，且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性分析。如《试论毛泽东的新闻思想》一文将毛泽东新闻思想划分为“报纸是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反映”、“报纸的作用：迅速、广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强调要政治家办报”、“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五个部分③；而《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则认为“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的完整结构。它类似于金字塔。位于塔顶的最高层次为毛泽东党报理论，位于底部的基础层次为毛泽东新闻业务观念，居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层次为毛泽东宣传谋略。”④《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简述》一文则从“新闻传播的真实性”、“新闻事业的阶级性”、“新闻宣传的政策性”、“新闻路线的群众性”、“新闻舆论的导向性”、“新闻批评的原则性”、“新闻人员的公仆性”、“新闻领导的重要性”⑤八个方面进行分析。这些研究文章完全忽视了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碰撞、互动、融合等成长逻辑过程，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2)视角偏差
研究视角上的偏差主要表现在单纯的以某些传播理论、新闻理论的相关概念来界定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基于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的标准来衡量毛泽东新闻思想，甚至生拉硬套的将毛泽东的某些新闻观点归入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的范畴，完全忽视了毛泽东出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需要等分析视角。如在《调查要深入头脑要冷静——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二》一文中，在论述毛泽东所说“记者的头脑要冷静”时指出，这句话时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记者必须坚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反映论；第二，记者必须学会“两分法”，坚持“两点论”；第三，记者必须养成思考、比较和分析的良好习惯。⑥《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实事求是观》一文，不仅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讲真话，宣传真理，这是毛泽东对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还将毛泽东实事求是观分解为“实事求是是取得人民信任的基础”、“新闻报导要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要全面正确地报道事情的真相”、“实事求是是对每个共产党员的要求”⑦四个方面。单纯从新闻采访写作、记者素质修养要求等理论方面对毛泽东别有用意的论述进行分析，严重窄化了他的新闻思想。
视角上的偏差必然带来研究内容上的偏差。在这种研究视角下，许多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在阅读有关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时，常会出现“似曾相识”的感觉。分析某一具体问题时，研究者多引用众所周知的材料作为立论的依据，而鲜有史料上的深挖和创新；同时对毛泽东新闻思想某一观点进行分析时，往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许多文章将主要笔墨和篇幅放在毛泽东新闻宣传思想中较为积极的部分，如“群众观”、“真实观”、“党报观”等的分析上，而对新闻适宜性、战斗性和“舆论一律”等内容则采取一笔带过或只字不提的淡化处理方式，从而造成了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上的片面性，这些研究者笔下展现出来的毛泽东新闻思想同毛泽东的初衷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差距，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毛泽东新闻思想并不是其原貌，至少不是其全貌。
3、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的新视角
基于上述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的文献梳理及研究偏差的分析，本文认为，单纯地将毛泽东作为新闻人，从一般新闻传播的视角解读其新闻思想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毛泽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工作者，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报人，所以不能从一般新闻传播者、更不能从新闻学者的视角解读他的新闻思想。毛泽东是政治家，是政治领袖，必须从政治家、政治领袖的视角解读，才能领略到其新闻思想的真谛。
毛泽东的一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自1893年出生到1976年去世，共83年。这83年恰是中国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83年，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战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三反”、“五反”运动，从“大跃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推翻三座大山，成为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各类社会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变迁，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而毛泽东不仅是这一切的见证者，更是最主要的参与者和众多重大事件的直接领导者和指挥者，在这一过程中，他从一个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农村孩子成长为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热血青年，从一个心存幻想的社会活动组织者到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革命者，最后成为主宰整个国家命运的最高领袖，可以说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作为政治家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并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从这一方面讲，他有足够的资格被称为职业政治家。
毛泽东不仅对政治斗争情有独钟，而且对政治有着独到的看法。在《论持久战》中，他援引德国军事家兼兵法学家克劳塞维兹(1780－1831)的话：“‘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自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行，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⑧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说：讽刺和批评都是需要的，但文艺家们必须知道，他们属于革命界限的哪一边，那些(像王实味)用他们的精力去刻画“无产阶级的所谓‘黑暗’”的人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革命队伍中的蠢虫”。他继续说，艺术的目的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家的“基本任务”是，成为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将自身融入到群众的生活中去，并赞美他们的革命斗争。⑨而在论及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权衡上，他曾说过：“政治是基本的，占第一位的”。⑩同时，在论及知识分子时，他认为：“要科学家破除迷信，对其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要由观点指挥材料，不要材料把观点淹没了。要学会用政治带业务……谈起来就是数目字，不谈政治，政治都没有，哪里有水平？政治与数字是官兵关系，政治是元帅。”(11)既然毛泽东如此定义政治及其地位，那么在逻辑上，他也必然会有这样一种默认：新闻宣传工作必须为政治斗争、革命斗争服务。而事实上，他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阐释过这种观点：如在《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一文中，开篇即说：“《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报社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因此，本部决定要红军和当地政府普遍地举办起来”(12)；再如《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中开宗明义说：“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13)等等相关论述不一而足。
因此，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从政治家视角出发，兼顾新闻、传播等相关理论，全方位的解读毛泽东新闻思想是还原其思想体系乃至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体系原貌的不二选择。
事实上，已经有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该视角上了，如吴廷俊教授的《“政治家办报”——研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新闻史的一个关键词》、吴廷俊、裴晓军的《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与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以及张雪娜的《毛泽东舆论战思想及实践》、贾奎林的《作为把关人的“政治家办报”——毛泽东新闻思想传播学阐述》、贾奎林的《政治与学术的对话——毛泽东新闻思想传播学概述》等，得出了许多颇为重要且不乏新意的结论。此类研究重点着眼于毛泽东新闻思想形成的特殊背景，以及毛泽东本人特殊的人格特征，从政治家的视角和情怀切入对毛泽东某一时期的新闻思想或某个新闻观点进行分析和研究，寻找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以当时的社会环境为背景依托，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产生、发展进行分析，挖掘历史背后的政治意图，开创了全新的研究视野。 但是此类研究尚未形成规模，也没有将毛泽东的整个新闻思想体系进行研究，而只是选取其中的某一部分深入分析，因此，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二、如何“从政治家的角度解读毛泽东新闻思想”
人物新闻思想研究大致应该包括思想演进过程、思想内容体系、思想形成原因和背景、思想的意义四个方面，因此，从政治家的角度解读毛泽东新闻思想，可以依循四个方面展开分析，即将毛泽东的从政进程分期作为梳理其新闻思想演变进程的主要依据，将毛泽东的政治意图作为提炼其新闻思想主要观点的核心出发点，将毛泽东身处的政治环境作为分析其新闻思想形成原因的主要背景，将政治追求作为评价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主要标准。
1、将毛泽东的从政进程分期作为梳理其新闻思想演变历程的主要依据
如前所说，毛泽东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政治打交道，他的从政之路大致经历了青年时期的最初涉政——获得一定政治知名度——获得军事政治领导权——获得党内意识形态领导权——确立党和国家最高领袖地位五个阶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依托不同的时代背景，面对不同的政治局势，他对新闻媒体的认识也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
从早期的“先事鼓吹”观、战时的“两杆并重”观、整风时期的“完全党报”观，到建国后的“舆论一律”论、“三条路线”论(1957年毛泽东指出，现在中国的新闻界有三条路线，一条是教条主义，一条是修正主义，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再到强调新闻要随最高领袖意志转的“政治家办报”观，可谓层层递进，其对新闻功能的认识也经历了从扩大宣传、制造舆论到教育群众、争取支持，到集体“喉舌”、再到阶级斗争的工具、再到一把手的“驯服工具”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因此，在梳理毛泽东新闻思想演进过程时，不应再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个一成不变的静态物，更不应该根据主观猜想和个人经验将其生硬的切割成几个部分，而应以其从政的五个阶段为划分依据，将该演进过程条分缕析的梳理清楚。
2、将毛泽东的政治意图作为提炼其新闻思想主要观点的核心出发点
既然将毛泽东的从政进程分期作为梳理其新闻思想演进进程的主要依据在逻辑上是可行的，那么在分析毛泽东新闻思想主要内容、提炼主要观点时应立足于哪里呢？将其简单的归入某个现存的新闻传播理论并展开论述是否合理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战乱纷飞、政治斗争激烈的年代，面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且革命的主力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毛泽东自始至终将新闻宣传工作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和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毛泽东的各种新闻思想都带上了明显的政治烙印，他曾这样强调报刊宣传与革命斗争的关系：“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14)而他的“群众观”也并不能算新闻传播理论中提及的真正意义上的“受众论”，而是出于这样的革命需求：“人民的觉悟是不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15)。类似地，他的“完全党报观”、“舆论一律”论、新闻的时宜性等都是出自对当时革命、政治斗争需要的考虑，他总是把“新闻”与“宣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将两者划上等号。
不仅如此，尽管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都是出于革命、政治斗争需要的考虑，但是这种需要又分为两种类型：一为对外争取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斗争，一为其自身在党内争取政治领导权的斗争。不同时期，随着时局的演变，斗争对象的不同，斗争方式也随之变化。如革命战争时期，对外斗争对象主要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支持者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党内斗争的对象则为“左、右倾”机会主义等，为此，毛泽东的新闻思想主要集中于对外揭露敌人的恶行，鼓动群众联合起来共同抗争，对内则加强对机会主义的批评；又如抗日战争时期，对外斗争对象主要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党内斗争的对象则是党内教条主义派别，其目的在于掌握全党的意识形态大权。毛泽东不仅继续坚持其“群众办报”观，发挥新闻宣传的鼓动、组织功能，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完全党报”观等等。因此，在分析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时，应该以其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意图为核心出发点。
3、将毛泽东身处的政治环境作为其新闻思想形成、发展的原因及局限性的主要背景
分析一个人的新闻思想却忽视对其生存环境和人格秉性的分析，在逻辑上和结构上都是有缺陷的。毛泽东生存的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全国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16)等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命运的大事接踵而至，应当说每一次革命都决定着历史的走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身为一个有政治追求、并通过努力最终掌握政治领导权的政治家，毛泽东新闻思想必然契合于这样复杂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政治背景。不可否认，过往的许多研究也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该方面的内容，但是多为象征性的一笔带过，或在论及毛泽东新闻思想局限性时作为为其开脱的理由。这样的论述是不够全面、不够客观、不够实事求是的。当时的政治环境决定了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政治特性，而毛泽东新闻思想为政治斗争需要服务的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其取得政治领导权的进程，也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因此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影响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对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工作的认识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在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手拿“笔杆子”，运用新闻媒体，配合“枪杆子”，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党和政府的主要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时，由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进行了错误的认识，导致他仍然坚持其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宣传思想，并对其进行变本加厉的发展和深化时，就产生了极大的局限性，坚持“阶级斗争工具”论、提出“舆论一律”论、“三条路线”论等主张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此，分析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背景必须依托于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
除此之外，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是因为其本人有着特殊的性格和秉性。少年时的倔强与叛逆，青年时养成的刻苦勤勉习惯和持之以恒、永不放弃的精神，同时也包括其对政治的热爱、对权力的追求，及对权术的迷恋，都无不影响着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在分析形成背景时，不能忽视这方面的原因。
4、将政治追求作为评价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主要标准
毛泽东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工作者，也不是直接的新闻传媒管理者，更不是职业报人和新闻学者，他是一位名才华横溢的卓有成就的职业政治家，虽然他一生十分关心新闻宣传工作，一直都与新闻宣传工作打交道，他与列宁一样，只是把新闻媒介作为手中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不将其作为一种事业，也不是期冀对新闻学作出理论贡献。因此，在评价其新闻思想的价值时，只分析其对于新闻和传播理论的贡献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是不切合实际的，必须将政治成就和政治理想的实现作为评价毛泽东新闻思想价值的主要标准。如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及“完全党报理论”的提出，除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党报观外，还应考虑其对毛泽东自身确立党内话语权的政治价值；又如，“政治家办报”的提出，除了考虑其党性原则的扩展外，还不得不考虑其对毛泽东党内唯一最高领导人地位的牢固确立和党媒独立性的最后丧失带来的(正负面的)政治价值。
三、从“政治家的角度解读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意义
从政治家角度出发解读毛泽东新闻思想，仅仅是为该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将该思想体系放置到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寻找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并分析其必然性和局限性，从而还原其真实面貌。从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现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体现的关系看，该视角的提出也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创新性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从现实关照讲，从政治家角度分析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的主要架构，及其指导下的新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和当代局限性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1、还原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真实面貌
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一步步产生、发展、演变起来的一个动态的有机体，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彰显着不同的特点：青年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新闻实践和新闻学术活动，如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为《新青年》、长沙《大公报》等报刊积极撰稿，后又主编《新时代》、《政治周刊》等，丰富的新闻实践活动不仅向世人展现了他卓越的写作能力和办报才能，而且为其在报界、教育界、经济界尤其是政界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度和知名度，成了他从政的正式开始；而其短暂的新闻专业知识学习，让他在学理上对办报流程及原则有了基本的了解，而这也是他自始至终重视新闻媒体、要求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的主要原因之一；政治上获得一定的知名度之后，毛泽东开始在政界大展拳脚，1927－1949年间，中国接连发生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次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而毛泽东的政途也依托着这三次战争一步步向前推进，面对复杂的形势，他的政治敌人在党外先后经历国民党——日本侵略者——国民党的变迁，在党内则是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敌对”势力，与之对应，他所理解的新闻媒体应该担负起对外反击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联合最广大的群众打击国民党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对内批判各种“错误路线”清除其影响的责任和任务，从而构建起了服务于构建中共政治地位合法性的“宣传观”和服务于确立党内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党报观”两个维度下的战时新闻思想；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内外政治局势发生了质的变化，毛泽东根据变化了的局势，重新划定了其政治敌人，即外部为企图颠覆共产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内部为可能侵犯其政治权力的“修正主义分子”势力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党内走资派”等，因此，他所理解的新闻媒体应该担负起“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把地球管起来”、维护党内纯洁性及其个人最高统治地位的任务，与此对应的新闻思想则集中表现在“不给阶级敌人言论自由”的“舆论一律”观、“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论、符合“追随最高领导人政治意愿”的“政治家办报”论和符合“个人崇拜”原则的“造神”宣传等三个维度。总而言之，毛泽东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对新闻媒体的认识和理解，他的新闻思想体系，自始至终都是为其政治理想服务的，其中有符合时代背景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当然也有不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局限性，甚至逆反性，这才是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的全面，任何片面的、割裂的、不完整的研究都是不尊重历史、不尊重事实的研究。毛泽东本人自始至终都强调的一个原则，那就是实事求是。因此，我们在研究毛泽东新闻思想时，不应该避重就轻，更不应该坚持一点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应本着事实求是的原则，依据毛泽东从政、主政经历，结合本人的性格特性、身份地位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还原事实。从政治家的角度对其新闻思想进行全方位的解读无意于进行理论上的宏大创新，更不想颠覆过往所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只想为该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一种更符合历史的视角、更符合事实的视角，同时也寻找、发现一些不为人知或不为人解的史料，为重构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
2、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史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的风风雨雨，伴随党的发展演变，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也经历了90年的变迁，毛泽东新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直接从苏俄那里“拿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毛泽东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一方面承袭马克思、尤其是列宁的新闻思想，一方面结合当时国内的政治斗争需要，形成了以“民族主义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土地革命思想”为主的宣传思想，以“自始至终的群众观、先发制人的舆论观、多角度的信息传播”为主要宣传手段的宣传观，以“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党的领导”和“指导、请示、报告、审查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党报思想，并以此为中国共产党日后的新闻宣传思想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调。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新闻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向苏联学习等政治运动，到1953年，最终在全国形成了以《人民日报》为首并以共产党机关报为核心的党营报刊体系，以新华社为主体的国家通讯网，以及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国营广播网(17)，过去党营、公营和私营并存的新闻体制为单一的公营(党营)新闻体制所替代，在中国大陆建立起了一个以执政党党报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系(18)。自始至终，毛泽东新闻思想在其中都起着绝对主导的地位，刘少奇等党的其他领导人曾经因为不满于这一思想体系而提出了更加符合历史现实的思想，如认为新华社还是“当老百姓好”，提倡新闻媒体应该为恢复生产建设、服务人民生活负责，并组织领导了1956年的新闻改革等，不仅没有产生影响，反而遭到批判；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新闻思想几乎就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全部，毛泽东的新闻思想一直被全党尊为主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对新闻媒体的任务、功能的认识，较之于毛泽东的提法虽然作了某些修改，但是涉及新闻媒体的性质、新闻体制等问题，则始终没变，甚至有所加强，尤其是新闻体制中依然保留着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
基于此，从政治家的角度出发，分析毛泽东新闻思想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分析其形成原因与现实意义，将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创新性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3、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及其实践的局限性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诚然，毛泽东新闻思想在战争、革命年代发挥了比“毛瑟枪”都重要的作用，不仅成功地组织了全国民众联合起来对付革命的敌人，也肃清了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发展，尤其是社会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带来的各种冲击，我国的新闻事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而过去旧的新闻体制越来越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大发展，呈现出各类问题：党报发展滞后，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党报内部结构僵化，失去发展活力，面临窘境；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仍然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权力腐败、社会黑暗事件等得不到有力的揭发，明确规定新闻传播事业在我国社会的地位、角色和职能，维护记者基本权利的新闻法始终没有出台等。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如何能够做到新闻和产业很好的统一起来，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何应对传播科技的发展、入世后境外媒体的挑战，在维护我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做大做强我国新闻媒体，从而在世界传播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等等一系列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党的新闻宣传思想有待于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尤其需要冲破原有的旧传统，实现体制上的改革和创新。
从政治家的角度出发，以“政治家为了某种政治利益，将新闻宣传工作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来解读毛泽东新闻思想，分析其历史必然性、特殊性和局限性，可以从侧面透析党的新闻思想的历史性、特殊性和局限性，并据此寻找到其之所以能在革命年代发挥鼓动群众、打击敌人、肃清党内错误势力等巨大作用，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弊端重重的根本原因所在，从而发现我国新闻制度的一些根本性缺陷，为当前我国新闻改革提供必要的参考。
注释：
①时红燕．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当代启示[J].东南传播，2008.(8)
②沈晓静．论毛泽东新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4)
③李平．试论毛泽东的新闻思想[J].美与生活，2003(2)
④张昆．论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J].毛泽东思想论坛(长沙)，1994(2)
⑤康荫．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简述[J].新闻知识，1993(12)
⑥张志新．调查要深入头脑要冷静——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二[J].采写编，2007(2)
⑦李东坡．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实事求是观[J].新闻界，2009(1)
⑧［英］菲利普·肖特，仝小秋．杨小兰．张爱茹译．毛泽东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62页
⑨同上，第312页
⑩同上，第380页
(11)［英］菲利普·肖特，仝小秋．杨小兰．张爱茹译．毛泽东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82页
(12)新华通讯社．毛泽东论新闻宣传[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13)同上
(14)转引自窦其文．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四卷，第1131页
(16)程曼丽．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探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3)
(17)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7页
(18)同上，第393页